传统意义上的联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形成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的协议。更多情况下，联盟意味着弱国为努力自保而寻求与强国的联合，比如公元前5世纪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18世纪时，处于相对均势的欧洲国家会结成临时的联盟，以扩张领土削弱邻国，或者利用小国削弱敌对国家。从另一个视角看，这种模式正符合传统的联盟的定义。北约与这些历史上的联盟模式又有哪些区别呢？
波鸿大学的古斯塔夫·施密特（Gustav Schmidt）是一位知名的北约学者，他把对北约的解读比作庸人自扰。[304]这个联盟是美国控制欧洲的工具？还是用来解决欧洲自相残杀的战争的？抑或是主要用来对付苏联扩张的？再或者是以上因素的综合，还是另有原因？本章不仅要探究这一联盟的起源，还将梳理其历经三代的演变历程。
大西洋联盟的缘起
尽管对北约起源的解释尚存争议，但是要论证其为何为“新型”联盟，则要容易得多。美国此前只建立过一个卷入纷争的联盟，即18世纪刚建国时与法国结盟对抗英国。这是一个典型的权宜之计，革命战争一结束，双方就互不相干了。由于双方都不满意，该联盟在1800年就解散了。结果就是加深了美国对旧世界的不信任感，直到150年后才消除。
尽管二战的经历减弱了美国不卷入欧洲的传统，但战争中形成的所谓英美联盟只是两国文官领导人和两国军方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它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而唯一留下来的影响是杜鲁门政府意识到欧洲遭受战火蹂躏的困境，它需要美国的介入，这在一战后是没有的。旧世界有屈服于共产主义颠覆与统治的危险，这是导致美国改变对外部世界认识的主要诱因。尤其令美国新国际主义者不安的是，苏联在联合国处处阻碍议案的通过，而联合国正是美国在二战时所信奉的世界和平的寄托与希望。
但是，共产主义的扩张还不足以发起一个守望相助的联盟。为了能让美国人的世界观有一个巨变，欧洲人只得同意打破经济壁垒以实现集体或个体的自卫，而这种壁垒曾导致之前的数次战争。杜鲁门主义是一项单边的承诺，用以帮助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更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提供的巨额经济援助旨在帮助建立一个更统一更繁荣的欧洲共同体。这个对外援助项目蕴含着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气质，在过去，这种气质曾是高尚的美国与罪恶的欧洲的区别所在。
这些新的承诺改变了美国，美国从冷漠处世的典型变得愿意积极造福他者，这些国家正奋力从战争创伤中复原，并抵挡极具攻击性的共产主义的恫吓。从军事和经济援助来看，美国的使命不仅是保护这些国家免受共产主义的颠覆或苏联的进攻，而且要通过整合一个统一的欧洲来改变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结果不仅是要改变欧洲的面貌，还要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提供政治上的盟友和经济上的市场。
美国介入欧洲事务的动作过于犹豫，以至于无法减缓一直困扰西欧的不安全感。英国和法国领导人觉得，只要共产主义的威胁仍在，无论美国提供多少援助，欧洲都无法复原。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援助：他们相信，只有美国与欧洲结盟，才能解决苏联及其共产主义盟国还有焦躁不安的德国造成的问题。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和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开始为此做铺垫。在1948年3月，英法与低地国家通过《布鲁塞尔条约》结成了西方联盟（Western Union），这体现了美国要求作为前提的原则，即自助和团结。
两位部长将《布鲁塞尔条约》建立的西方联盟视作美国一直寻求的欧洲团结的诚意表达。但作为回报，他们想要美国加入他们的联盟，以保证西方的安全——防止苏联的扩张，防止共产主义对西方内部的颠覆，防止德国的再次侵略。总之，只有把美国拉进守望相助的欧洲联盟，才能缓解他们的担心，才可以实现欧洲的经济复苏。
1948年美国付出了很多。美国同意迅速摒弃旧有传统，接受了在联合国的领导地位，向抵御共产主义的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而没有要求任何回报，一战后的美国也是这样做的。接下来就是通过一个防御性的联盟介入欧洲，为建立这个联盟，白热化和常常带有情绪化的谈判足足持续了一年。经过这些酝酿，联盟诞生了，只是不是西欧人所乐见的形式。
与欧洲结盟过程中的障碍反应在北约这一名字当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想领导一个大西洋组织，而不是一个西欧组织。诸如加拿大和冰岛等成员国，由于其地理位置而十分重要。美国孤立主义者，虽然已经不居主流，但他们仍然表达了对任何结盟形式的不满，无论以什么样的名称。当然其中一支重要的新生支持力量就是以前的孤立主义者，他们转而信奉联合国的原则，对可能危害联合国的军事联盟十分提防。“联盟”这个名字容易让人反感，因为这在过去是刺激战争的因素。尤其反对与欧洲结盟的是美国军方，他们担心对联盟做出的承诺，会让欧洲人把有限的库存挥霍一空，还会要求美国向其提供超出自身资源能力的保护。
在两位国务院高官的煽动和说服下，人们明白，倡导与西欧国家的安全条约需要双方领导人的技巧。这两位高官分别是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约翰· D. 西克森（John D. Hickerson）和西欧司司长西奥多·C. 阿喀琉斯（Theodore C. Achilles）。1947年12月，与苏联人谈判的失败，再加上1948年2月，共产党人在布拉格发动政变，苏联人对挪威也发出了新的威胁，这都呼吁一个和平时期的军事联盟——即便这种纠缠不清的联盟“比华盛顿时代的原始含义更加糟糕”， [305]阿喀琉斯如此疾呼。
美国人观念中的联盟与均势政治联系在一起，而联合国则致力于消除这种政治模式。但是，看起来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北约成为《联合国宪章》指导下的区域性组织，其成员国的意图就需要向安理会汇报了，而苏联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北约声称其目的在于巩固联合国，而此后苏联投出的否决票却在妨碍联合国，美苏的不和有损联合国的信誉。要绕过这一困境，要么无视这些不相容的要素，要么像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Warren Austin）说的，“当联合国建立的时候，古老的均势理论就沮丧地退场了。联合国家的人民的事业……正式地引入了权力优势这一要素后，古老的均势理论就淡出了。”[306]
1949年7月，《北大西洋公约》在美国参议院以82票对12票获得两党通过。加拿大全体一致批准了该条约。葡萄牙国民议会以80票对3票通过该条约；三个否决票是为了抗议将法西斯西班牙排除在联盟之外。尽管法国议会经过了一番争吵抗议，但仍以389票对195票通过了条约。
盟友们对条约的唯一不满源自美国强加的条款，但它们偏偏又无法反对。受批评最多的是条约第五条，它避开了当成员国受到进攻时的自动回击，而这是欧洲人最想要的。西方联盟的成员国希望条约第四条能有明确的措辞，承诺“向受攻击的一方竭尽所能地提供所有的军事和其他援助”。但是，它们几乎无法从美国得到这样的承诺，每个成员国“将单独或与其他成员国一道，立即采取认为必要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力的形式，援助受攻击的一方或几方”。这些条款无法保证实施快速的回应，甚至军事回应也无法实现。美国国会坚持宪法赋予的宣战权，只能让美国总统以总司令的身份做出私人的保证表示将尊重做出的承诺，这才安抚了这些紧张的小盟友。
这些欧洲盟友还面临其他的问题，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核心成员并不欢迎新增的成员。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意大利和葡萄牙都有军事需求，这会降低分配给初创成员国的份额。法国想要一个50年的联盟，但不得不接受20年的条约有效期，而且，只有法国同美国一道敦促意大利的加入。所有的成员，包括美国，都对葡萄牙这个法西斯国家加入一个民主国家联盟存有疑惧。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最终的协议都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尽管有些也很笨拙。要控制格陵兰和亚速尔群岛，丹麦和葡萄牙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两地是美国援助其他盟国的跳板。在法国人看来，意大利可以制衡北欧国家的影响，在北约中建立法属阿尔及利亚机构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尊重这位暴躁的盟友。
经历了18个月的酝酿和筹备之后，在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一个不同以往的联盟诞生了。尽管上述要素在大多数联盟中也隐约可见，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防御性的协议，旨在给予西方联盟以安全感，以便激励其经济复苏，保卫其领土，同时为欧洲内部关系的改组奠定基础，尤其是梳理与复兴后的联邦德国的关系。苏联愿意承认北约的防御性质，部分原因在于一位英国间谍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向克里姆林宫提供了情报，而北约的情报系统对此人一无所知。如果北约属于美国帝国主义范畴，那么就如挪威历史学家吉尔·隆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评价的那样，北约是个应邀而来的帝国。[307]
欧洲人需要从不情愿的美国人那里得到承诺，他们得到了。
第一代：1949～1968年
朝鲜战争之前
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要求雅典在抵御波斯的斗争中领导提洛联盟。之后，希腊的联盟变成了一个独裁体制，强大的雅典把自己的盟友变成了卫星国。这可能也会成为大西洋联盟的命运。尽管占据主导的美国同意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来决策，但同时在第一年它就要求行动要反映出其盟友的劣势地位。
军事援助项目的运作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早在在北约条文获得全体成员批准通过之前，西方联盟中的大国就对条约的第三条表示出了担忧。条约第五条尽管有其不足，但仍承诺会保卫遭到侵略的受害者。条约第三条是关于援助——军事援助的问题，这是各国都想为本国军方争取的。尽管杜鲁门政府意识到提供援助的重要性，盟友却出于权利意识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这导致了这一问题被搁置。美国参议院厉声抗议，并强迫政府把援助计划推迟到条约生效之后再启动。
因此，直到条约被批准之后，美国才正式提出了军事援助项目的建议。预估的预算公开之后，激起了共和党人以及焦虑不安的民主党人的暴怒。最终政府主流观点认为，没有这些援助，防御欧洲的承诺就无从实现。在北约的军事规划到位之前，欧洲的现役部队迫切需要配备美国的军事装备。但是，直到1949年10月底，改名后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案》才得以通过，而且附上了一些附加说明，欧洲人虽不乐意，却不得不接受。9月份，苏联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加剧了欧洲人过去几年里的不安全感，其中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当时参议院和政府没有得到这个消息，该法案可能就不会通过。
很明显，在自助的口号下，西欧国家实际上是在等待美国的武器装备它们的武库，它们并非一心为公。不出所料，美国国会扣留了10亿美元援助项目中的十分之一，直到北约防务委员会同意了一项防务观念，展示了欧洲方面的诚意。即便是有了这样一个附加说明，法案得到国会的通过仍是费了一番周折。最主要的批评意见是，在军事防务上的过度开支会干扰正在进行的马歇尔计划，损害经济复兴的效果。
然而，受援国家不但没有对《共同防御援助法案》表示感激，反而一肚子的牢骚，其中最无足轻重的就是援助速度太慢。而最严重的是援助有各种附加条件，首先就是所谓的战略概念。接受了这个“概念”就是接受了一种安排，即在战争中，欧洲人将提供地面部队，充当炮灰的角色；而美国和英国则提供战略和战术的空中支援。另外，美国的战略是基于一种短期的规划，把欧洲部队疏散到位于英格兰和直布罗陀的基地。大陆欧洲有可能在等待解放的进程中再次体验二战的伤痛，这简直是难以想象和无法忍受的。
1949年秋天，北大西洋委员会在纽约开会，盟友们以平等地位参会，但这也无法驱散大家对强势伙伴拥有优先权的疑虑。至少从纸面上看，大西洋联盟迅速向前推进，在委员会之下建立起一系列附属机构，以处理联盟的财务、军事生产和区域性规划等方面的事务。三大盟国霸占着军事委员会常设小组，它们主要从事文案工作，没有明确的目标，相互之间也没有多少协作，但无论如何这多多少少增加了一些相对平等的气氛。
这些徒劳无用的实践对各盟国而言并不重要。它们主要抱怨的是，美国对军事援助所要求的各类回报。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设立双边协议，规定受援国必须接受美国的核查，以保证装备得到合理的使用。这些条款与北约倡导的团结精神相矛盾。在盟国看来，援助应具有互惠性，但是要让强加的核查小组到各国首都去监督援助的使用，它们有点难以接受。这些顾问小组令盟国感到羞辱，也觉得它们越过界了。挪威人十分好奇，为什么这个军事代表团比整个挪威外交部的规模还大。法国坚持要从双边协议的文本中删除“顾问”一词。而英国则拒绝给核查小组成员以完全的外交地位。
面对国会对援助提出的要求，杜鲁门政府在执行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但是它可以修改一些条件来安抚盟国的敏感情绪，当然杜鲁门政府也这么做了。最基本的，军事人员不穿制服。更重要的是，政府还对一些极重要的安全问题做了调整。1950年3月，在欧洲人的施压之下，军事委员会采取了一项中期援助项目，将北约的保护范围拓展到莱茵河地区。但仍然是众口难调，荷兰认为这项修改会让尼德兰处于分裂。但对美国而言，这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所有盟国都意识到美国在莱茵河以东的军事存在已经超出了新防务计划的范围。
美国还做出了一些让步，最终促成驻军协议能够在北约共同体内部得以通过。其意义在于，当美国驻盟国的军队在非执行任务期间犯罪时，应服从当地法律，而非美国的军事法庭。相对应的，在美国服役的北约军事人员也应遵守美国的法律。这意味着美国的海外士兵将不受美国宪法的保护，面对这种要求，国会迟迟不能通过，直到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了干预这一提议才得以通过。北约成立之初一年内的诸多事件确立了美国在联盟中的主导地位，但美国自身也采取了一定的限制和约束措施，从而将欧洲人的不满降到了最低。
朝鲜战争的影响
大多数分析家容易忽视朝鲜战争之前的大西洋联盟的历史，正是这段历史创建了北约这一组织。事实上，2009年1月在英格兰出席北约会议的与会者几乎都记不起1950年1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联盟出台了第一项战略概念。朝鲜冲突对这个联盟的影响如此之大，它几乎抹掉了北约前一年的历史记忆。当然这也并非难以想象。这场战争凸显了联盟内部两个紧密联系的重大问题，但在前一年这些问题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建立欧洲针对苏联扩张的防御体系的紧迫性；将西德纳入北约的防御体系。
1950年6月，当朝鲜战争爆发时，欧洲的第一反应就是惊恐。欧洲人担心，美国在亚洲的传统利益会盖过它在欧洲的利益，美国在处理亚洲危机的时候会丢下欧洲听天由命。但欧洲人处于过度的惊慌当中，因为美国领导人本能地认为，这场战争一定程度上是苏联在这个分裂的国家试探美国的决心。正如克里姆林宫是朝鲜战争的幕后主使，它同样也可能策划东德对西德的突袭。
为了安抚北约盟国，美国加大了军事援助，并大大扩建了美国的军事体系。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出于对苏联核武器进展的担忧，就曾启动了一项计划，拨出预算500亿美元，超出了总统之前150亿美元的预算上限，以快速建设美国的防务。新的危机感让人们觉得，与侵略成性的苏联的对抗提前到来了，因而朝鲜战争前的预算上限很快被突破。
美国建设北约而非抛弃北约的意图安抚了欧洲，而美国提出的新要求再次让欧洲伙伴苦恼不已。其中一项需求就是增加欧洲自身的防务预算，即使这可能危及马歇尔计划所取得的成就。1950年秋冬之际，美国在一次首脑峰会上强加给盟友的压力，让局势更加纷乱。当美国人准备向欧洲派出更多军队以保证其承诺时，他们要求欧洲盟友也采取同样的行动。这意味着动用联邦德国的资源，甚至是接纳改造后的联邦德国进入北约，向盟国提供它们自己缺乏的人力资源。
在亚洲的危机之前，德国（联邦德国）从未出现在北约的公开辩论中。在美国参议院的军事讨论和闭门会议中，人们对德国在二战期间所作所为的记忆是如此切近、如此鲜明，以至于即便是动用联邦德国的资源的提议都难以通过，更不用说让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了。但是，1950年之后，在如何应对苏联威胁的问题上，联邦德国成了讨论的核心。
没有一个盟友欢迎联邦德国加入到它们中间，法国尤其反对联邦德国在北约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法国认为，联邦德国潜在的军事复兴会比当前的苏联威胁更加严重，在1948年关于北大西洋公约谈判的过程中，法国就亮明了这一观点。然而，法国的极力反对压不过美国的意见。法国能做的就是费尽心机地希望推迟这一天的到来，并争取确保美国的援助。
法国政界和盟国们一样警惕苏联的挑战。鉴于法德之间刚建立起了煤钢共同体，法国刻意试图表明，只要把联邦德国军队完全置于北约的指挥下，而且不让其拥有自己的国防军，法国就支持一体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是到1952年时，法国已经征得盟国支持，同意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和自身的管理机构，显然它走的是一条美国一直以来所支持的欧洲一体化的道路。
法国明确支持将西德纳入西方，以推进欧洲一体化，作为交换，法国希望美国也做出表示，向欧洲派出更多的部队，在北约内部建立新的机构，以遏制苏联的侵略。法国的一系列努力获得成功，尽管对于法国承诺保证西德会对北约的安全做出贡献，美国仍心存怀疑。毕竟，美国的承诺是即刻兑现的，而法国的承诺则是将来才兑现的。
在北大西洋委员会接下来的两次峰会上，美国就兑现了承诺。第一个是在1950年12月布鲁塞尔新机构的成立。朝鲜战争之前，北约的最大特点就是拥有一系列低效的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峰会上，这些委员会被新的军事机构代替了，即设在巴黎的“联合欧洲”（Allied Powers Europe），由欧洲最高联合指挥官艾森豪威尔指挥。在其之下，建立了北欧、中欧和南欧的地区指挥部。英国人不仅反对将北约的部分机构撤出伦敦，还反对英国人没能谋得大西洋最高联合指挥部新设的职位。指挥部不在南安普顿，而是在弗吉尼亚的诺福克。作为安抚，英国接受了对英吉利海峡的指挥。
第二个峰会是在1952年2月的里斯本峰会，此时北约向外拓展，包含了希腊和土耳其，囊括了西欧的东南侧翼。它还进一步决定建立一支包括50个师的地面部队，海空军也做同样的增长。此外，北约将在巴黎建立起一个与联合欧洲平行的文职机构，以协调该组织的政治活动。其第一任领导人是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的至交好友，英国将军、伊斯梅公爵（Lord Ismay）莱昂内尔·黑斯廷斯（Lionel Hastings）。同时还建立起一套机制，使文职的欧洲领导人可以担任秘书长的职务，让美国将军担任最高司令的职务。
但是，欧洲内部没法讨价还价。法国不愿将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提案提交到国民议会，除非它得到更多的保证，尤其是英国要保证联邦德国将在共同体内受到足够的制约。这一直拖到艾森豪威尔新政府在华盛顿上台，这个政府深受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影响。杜勒斯是北约的热心支持者，但他更同情的是联邦德国，而非法国的担忧。1954年8月，欧洲防务共同体成立两年半之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同意在技术上将条约提交国民议会。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共产党人，还有戴高乐派，后者对于法国军队被吸收进欧洲防务共同体表示沮丧，总之，法国人担心在新的共同体内，德国人的数量将赶超法国。最终结果是欧洲恼怒不堪，西德忐忑不安，特别是美国还愤怒不已，甚至到了要讨论建立美德联盟，排除法国的地步。
1954年8月份的危机在英国的干预下总算是过去了，1954年秋，英国在伦敦和巴黎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项目，通过扩大布鲁塞尔条约（现在称西欧联盟）的方式，让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在西欧联盟中，英国和意大利也将结成伙伴关系。事后孟戴斯—弗朗斯宣称，伦敦和巴黎的协议使得联邦德国在1955年加入了北约，但这是源自法国的主意，只不过在1954年夏天的时候，由于美国的敌意，法国的想法无法得到认同。这一想法是，联邦德国可以成为正式的盟国，但不能拥有独立的军队，无权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955年，联邦德国加入了北约，有了它的军事实力，北约在与苏联打交道的时候，就多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自信。由于斯大林死后，苏联一度出现混乱，所以对大西洋联盟而言，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个相对宽松的时期。斯大林的接班人尼基塔·K. 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上台后似乎开启了与西方缓和的道路。但在北约内部，分裂逐渐浮现，最明显的就是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当时美国同对手苏联站在一边，谴责英法对埃及的入侵。而冷战的重大导火索德国分裂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成了北约内部以及北约与华约集团之间矛盾的根源。
人造卫星效应
赫鲁晓夫上台标志着东西方关系的相对平静，但这平静期突然止于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可以环绕地球的人造地球卫星，它引起了人们对洲际核导弹的恐慌，因为这可以打到美国本土。此后的十年里，北约和苏联集团的冲突变得更加激烈，大有从冷战变成热战之势，尤其是围绕柏林问题。在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期间，苏联变得十分好战，这引起了美国及其盟国不同的反应。
艾森豪威尔政府出于对美国欧洲防务承诺声誉的担忧，逐渐采取步骤安抚自己的北约伙伴。首要的步骤就是加速美国自身在空间技术上的进步，太空人、宇航员项目紧接着上马。但是，政府无法使忧虑的民众相信事实上苏联并没有在“导弹差距”上取得优势，这也直接促成了1960年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的上台。具体来讲，美国安抚盟国的方式包括，试图在欧洲建立核武库，在英国、意大利和与苏联接壤的土耳其部署中程核导弹。与新部署在美国潜艇上的北极星导弹相比，这些导弹的政治意义更加明显。
美国最激进的措施是建立多边部队，旨在给予欧洲人，尤其是西德人，独立的核力量。这一计划酝酿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后一年——组建一支特混地面部队，由欧洲最高联合指挥官劳里斯·诺斯塔德（Lauris Norstad）将军指挥；到肯尼迪政府时期，该计划发展成为建立一支海军力量，装备北极星导弹，吸收北约欧洲盟国的参谋人员。但是，到1964年，欧洲独立核力量的设想流产了，部分原因在于该计划只得到西德人的支持，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这一想法自身的滑稽性，欧洲人要花钱购买核武器，但拥有权属于美国。
当北约内部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苏联加大了施压力度，建立起了柏林墙，在东德通向西德的110英里长的线路上不断骚扰西方国家的补给和装备运输。最关键的一次是，苏联试图逼迫北约平民承认，一旦进入柏林东部占领区，就要服从东德的管控，但没能如愿。1961年10月，苏联和美国的坦克在东西德接壤处的检查点陷入僵持，冲突在最后一刻才得以避免。
与紧张兮兮的盟国相比，肯尼迪政府的反应则强硬得多。尽管没有尝试摧毁柏林墙，但美国军队增加了对欧洲的承诺，洲际弹道导弹以极快的速度建设，以至于欧洲人觉得又有一场大战要在他们的土地上打响了。美苏对抗的结果不是战争，而是苏联的退却。1964年，苏联与东德达成了单独的条约，没有美国的参与，也没有提到西柏林，柏林危机结束。
苏联人没能将西方人赶出柏林，北约似乎处于上方。与此相似的是， 1962年，苏联没能在古巴部署战略核导弹，也符合了北约的利益。表面上看，两次危机反映了盟国老大的实力，但同时也揭露出美苏军事力量上的有限性。赫鲁晓夫从古巴撤走了进攻性导弹，而美国也从土耳其撤走了导弹，尽管它不承认这是交易。赫鲁晓夫在古巴退却了，在柏林又无法胁迫西方，而此后他的继任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政权则准备接受联邦德国的存在，尤其是1969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采取了新东方政策，寻求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与东德进行接触。
20世纪60年代，北约在与华沙集团的互动中取得了成功，却由于联盟内部的危机而受到损害，这一危机的严重后果堪比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在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总统的领导下，法国向美国主导的北约发起了一次严重的挑战。1966年，他迫使北约撤走了在法国的所有基地，这一行动不仅赶走了北约在巴黎附近枫丹白露的所有指挥部，也让法国脱离了北约的军事构架。戴高乐的行动没有导致联盟的解散。事实上，戴高乐撤出北约军事系统的行动也是有限度的。但是，戴高乐的行动改变了北约内部的政治态势。法国不但没有参与古巴危机和柏林危机，也没有参与北约的主要委员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西方之间的缓和。
气氛的缓和让小国有机会参与核事务的磋商。作为回报，它们愿意正式接受美国的灵活反应战略，在这一战略设想中，核武器是最后的选择。当然某些人对此并不完全满意，因为他们希望美国能立即回应苏联的任何挑衅，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怀疑美欧团结的人已经被边缘化了。北约大多数盟国的主要思潮反映在1967年的哈默报告（Harmel Report）中，该报告以比利时外交部长的名字命名，强调缓和、缓解紧张局势，此外也强调了防务。欧洲的声音没能盖得过美国，但是它呼吁在联盟内部以及北约和华约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
越南战争损害了美国在欧洲的权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与欧洲人一道改变与东方的关系。1968年，华约干预并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派共产党政权，这一事件暂时阻滞了东西缓和的进程，但是，当盟国认识到苏联人并没有攻击北约领土的意图，这一事件导致的紧张态势也逐渐平息。
第二代：1969～1990年
缓和的起伏：1969～1978年
与最初的20年相比，北约这段时期的历史相对比较平静。开始时，人们信心满满，因为华约和北约都接受和欢迎缓和的进程。这一进程以苏联解体、华约消失而告终，以冷战的结束而结束。但在这一过程中，曾有一段时间再次呈现了冷战的内涵——20世纪70年代，苏联重新开始军备建设，北约盟国也因此要求美国给予更多的保证。欧洲盟国一直怀疑，两个超级大国会牺牲欧洲的利益做交易，这加剧了欧洲盟国的这种需求。相较大国而言，北约中的小国更倾向于把华约国家视作维持欧洲和平的合法伙伴。这种观念催生出一种欧洲认同，它开始于1950年的舒曼计划，并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而发展。
这种双方心存好感的时期很短暂，持续不超过5年。当北约和华约都向对方伸手示好的时候，各自联盟中的两个大佬在追求缓和上的目标却十分迥异。两个超级大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共识，即核战争是不能接受的，谈谈停停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就证明了这一点。但除此之外，双方看待“相互均衡裁军谈判”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视角都不一样。尼克松政府欢迎前者，强调“均衡”，将其视作削减苏联军队优势的机会，而苏联人则加以搪塞，拖延谈判以便离间欧洲人。但是，苏联也渴望推进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此作为控制东欧的合法化手段。通过1975年的《赫尔辛基条约》，它们成功达成了这一目标。
在两大集团相对良好的关系之下，北约盟国的不满情绪在逐渐增长。部分原因是它们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在损害弱小盟国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实际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核心是限制战略武器对任一超级大国的打击能力，但是，欧洲人看到一种隐性因素，即美国人有意损害他们的安全。尽管美国人声称，只有洲际弹道导弹才算是战略类的，但苏联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苏联人认为能够从国外或从西欧打击本土的任何武器，都应被视为战略武器。美国人似乎对这种分歧心不在焉。
同样重要的是，搅乱北约内部和谐的还有欧洲盟国感觉美国没有给予它们应得的重视。自从1958年的《罗马条约》建立起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欧洲认同就不断发展、扩散，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国务卿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时期造就过单边政策，卡特政府曾将美国政策重心从东西方对抗转向亚非国家的福祉，这都增加了欧洲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负面看法。
北约的欧洲伙伴与美国的距离越来越大。欧洲反对越南战争已经预示着这种疏远，但这些盟国反对美国处理1973年埃以战争的方式则使得这一形势进一步恶化了。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视其为对波斯湾石油供应安全的潜在威胁，欧洲盟国却不愿将其视作对北约的威胁。相反，它们将其视作共产主义阵营的内部事务。欧洲人认为，此事应给予谴责，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它是一个超级大国担心可能失去一个相邻的附庸国从而做出的条件反射。
双轨：1979～1984年
西欧人的不满到1977年达到顶点，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谴责卡特推迟部署中子弹，这种武器旨在毁掉敌方的坦克和军队，而不会释放出毁灭其他财物的辐射。他认为，面对苏联快速的军备建设，美国在防御上显得很脆弱，这都归咎于卡特的夸夸其谈。针对美国决策中相互矛盾的现象，施密特表达了盟国的沮丧心情。
国务卿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的人权路数与国家安全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强硬反苏姿态也发生了冲突，后者包含了一种反德的立场。但是，欧洲人自己也在发出自相矛盾的信号。中子弹被共产党人称作资本主义杀人越货的终极武器，欧洲人想要得到中子弹，却又不同意在他们的领土上部署。
欧洲更担心的是，苏联人在核武器上已经取得了重大优势，美国却似乎不愿意挑战苏联的这种优势。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甚至当缓和成为西方主流思潮的时候，苏联都在稳步建设自己的军事机器，到1977年，苏联开始部署SS—20中程导弹，目标瞄向西欧的城市。该武器携带三枚弹头，能够在几分钟内发射。尽管卡特政府注意到这种致命的武装力量，但在战略武器谈判的过程中，主要精力却是保证这些导弹不能改为洲际导弹，而不是寻求禁止使用这种导弹。美国对SS—20导弹的明显漠视，增加了北约欧洲盟国对跨大西洋伙伴可靠性的疑虑。
1979年，北约的外长和防长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这大大缓解了北约内部的紧张，此次会议同意对苏联采取双轨行动。缓和仍是欧洲人的主要关切，也仍是目标，但防务是当务之急。其实，这是对1967年哈默报告的再次确认，只是对缓和不再那么乐观了。欧洲人坚持，华盛顿应承诺在欧洲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导弹以对抗SS—20导弹，最终，欧洲人得以如愿。
美国的军事体系从未将SS—20导弹视作北约与华约战略平衡的威胁。五角大楼认为，一旦事态严重，它有部署在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在公海上的、装备了北极星导弹的潜艇，而部署在欧洲基地的导弹则显得多余了。但是，美国的承诺展现了它与欧洲具有共同的关切，也证明了一点，即与苏联进行的双边战略武器谈判不会阻止相关导弹的部署。
讽刺的是，双轨行动的决定没有缓解，而是增加了西方以及苏联两大阵营内部的紧张。部分原因在于导弹部署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准备，因为要经过各国政府的批准。这种拖延给了和平主义者机会，他们在苏联的蛊惑下，吵吵嚷嚷地反对部署导弹。他们认为，这会成为一种挑衅行为，只会让本国与苏联的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尽管有各种反对，但英国和联邦德国还是选举上台了赞成部署导弹的领导人。同时，美国也选举了一位对苏强势的新总统。如此一来欧洲又开始担心卡特时代过于消极，而里根时代又过于强势了。
为了缓和自己好战的形象，里根总统保持并扩大了与苏联人的谈判，以推进和平进程。实际上，他的助手们不仅仅是要通过战略武器谈判来削减战略武器（如《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甚至建议苏联销毁所有的中程导弹，作为回报，美国将不再部署新的导弹。表面上看，这种补偿可以让北约盟国满意。但这种提议无论对苏联，还是对北约盟国而言，都是不可能的。这个把戏是期待苏联拿已经部署的导弹，与美国尚未部署的导弹做交易。
里根政府一方面乐此不疲地在核武器问题上佯做交易，另一方面，总统本人则痴迷于让核武器变得过时。他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或称“星球大战”计划源自这样一种设想：携带高能电子的、50英尺长的弹头，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可以毁掉任何来袭的弹道导弹。所以，他认为，如果能成功，这项技术不仅能使美国免于洲际导弹的突袭，还能避免任何核战争。他的信条中含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认为该计划不仅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也将为全人类谋利。
核武器谈判的反对者们曾挖苦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认为谈判代价高昂、耗时，而且难以预料，但战略防御计划则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像以前一样，欧洲盟国关心的是，它们被排除在双边协议之外，而且即便实现无核世界，苏联仍在地面部队上占据优势。既然谈判中充满矛盾，僵局占据主导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1979年双轨项目下的承诺，当巡航导弹最终部署的时候，苏联威胁退出在日内瓦的谈判。
20世纪80年代早期，北约遇到了麻烦，内部北约盟国开始质疑里根对西欧的防务，外部则是因为苏联毫不妥协。欧洲人仍然十分担心敌人会从德国的福尔达沟，或者从意大利的戈里齐亚沟发起进攻。但是，到1985年，苏联发生了剧变。苏联的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被迫改变了对北约的政策，因为苏联在军事力量上是第一世界国家，但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则是接近第三世界国家。戈尔巴乔夫很快便着手公开化的计划，让国家接触新观念，尤其是新思维，以期重塑苏联的经济。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与美国的国防资源相比，苏联处于弱势。此外，与他的那些暮气沉沉的前辈们不同，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似乎与里根总统志同道合。两位领导人都觉得需要阻止核战争导致的相互摧毁的后果。
北约与冷战的终结
戈尔巴乔夫与美国重修旧好的最初措施，没能缓解欧洲人对SS—20导弹以及对苏联地面部队造成的威胁的担忧。但是，1986年，戈尔巴乔夫同意了里根提出的对全欧洲军事活动进行强制核查，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都无权拒绝现场核查的提议。这让欧洲人感到振奋。
这些措施为两国领导人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会晤奠定了心理基础。在会晤中，戈尔巴乔夫建议双方都终止所有的核武项目，而不再是仅仅围绕降低核战争问题进行零敲碎打的争论。里根同意了大部分提议。这一事件震惊了欧洲人，因为这带来了联盟解散的阴影，美国也不仅会放弃中程导弹，而且还会放弃所有核武器。尽管被放弃的武器当中包括SS—20导弹，但欧洲也会失去核威慑，如此一来，则无法抗衡苏联的常规军力。
这些担心都是毫无根据的。接下来的两年里，苏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诚意，美国热情地给予回应，北约盟国则半信半疑。首先是1987年达成的《中导条约》（INF），它不仅是削减了欧洲的武器数量，而且适时设置了一项机制以强制各方遵守协议。看来，戈尔巴乔夫的动议是想把防务与缓和联系起来，这是他一直渴望的。而此时，喋喋不休的欧洲人仍然怀疑，美国是否是通过牺牲欧洲的利益来与敌对的超级大国做交易，削减地面部队很可能是苏联的计谋，想要把美国挤出欧洲。
实际上，1988年，戈尔巴乔夫宣布单方面削减武装力量，这也促成两年后北约和华约双方达成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这一条约对它们来说曾是多么遥不可及——双方曾在日内瓦围绕“相互均衡裁军谈判”进行了长达15年毫无结果的谈判。
但是，1987年，北约的军官比欧洲的平民更关心《中导条约》的后续影响。他们从未充分关注到周围变化的积极含义，他们关注的是，用更为精密的导弹代替正在逐步被废弃的“长矛”（Lance）短程导弹。这发生在1989年，正是苏联帝国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1989年9月，也就是柏林墙倒塌的几周前，北约的未来领导人们在布鲁塞尔开会，确定将“长矛”短程导弹的现代化问题作为北约最迫切的要务。一位来自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的西德将军在被问及他是如何看待自己正从事的德国统一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几乎不可能”。听众则被逗乐了。
苏联的脆弱不仅让戈尔巴乔夫震惊，也让北约惊诧不已。随着二战胜利者与东西德之间的“2＋4”谈判和两德统一的推进，北约盟国对此感到满意，因为它们更倾向于接受一个统一的德国留在联盟内部，而不是一个处在联盟之外的中立的德国。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这一逻辑，但是苏联要遵守这一约定，就需要北约将军队逐步撤出德国的哨岗，四年后北约监督的德国军队才能驻扎东德，北约还需要保证核武器不会存放在民主德国。北约没能遵守承诺，导致了俄国的不满，从而在21世纪继续干扰着两者间的关系。
支持里根的分析家赞扬里根总统采取大规模的军备建设，从而迫使苏联总统重新评估自己的政策选项。另外，里根与虚心的戈尔巴乔夫的接触访问也再次证明里根在苏联解体中的关键作用。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倡导苏联改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意味着他将在未来的冷战史中青史留名，他的改革暴露了苏联体制的弱点，随后他也接受了这一行动的后果。无论如何，在冷战结束进程中，对个人作用的夸大将可能弱化北约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包括北约维护团结对抗苏联帝国，同时也包括在冷战后期，以西方的名义施加压力谋求缓和。
第三代：1991年至今
欧洲的新使命
北约成功熬死了华约和苏联，被盛赞为体现了这种“新型军事”联盟的优越性。北约的与众不同之处不是它可以利用的技术技巧；苏联的军事及其科学天才丝毫不逊色于北约的专家。所以，它的成功在于能够维持协商一致的精神，正如它在1949年所承诺的那样。更重要的是，美国愿意与盟国求同存异。美国可以使用的权力总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正如法国是一位多疑而又常常闹不愉快的伙伴，它能够把美国军队逐出自己的领土，却仍然可以留存在联盟内部，这也证明北约是具有弹性的。
1991年，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失败后，苏联随后解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北约是否失去了存在的政治理由。如果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是北约的唯一目的，那么答案就一目了然。但实际并非如此。从建立之时起，北约就不仅仅是一个军事联盟。它宣称的目标是，在没有苏联否决权的障碍下，帮助联合国实现其目标。“联盟”的理念都是带有军事含义的，美国必须克服这一概念本身带来的障碍。大西洋两侧对北约共同的长远期待是，它可以消除以前导致战争的那些障碍。联邦德国和法国在北约内部实现了最终的和解，这也展示了北约的这种志向。美国促成了一个新的欧洲，它在冷战中不断成熟，但是对于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将会给跨大西洋共同体带来哪些问题，美国仍心里没底。
在1991年的罗马峰会上，北约确立了自己在冷战后的主要目的就是危机管理。北约之外的国家经常爆发危机，北约可以依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作为潜在的维和者处理危机。实际上，这一直都是该联盟的一项功能。1991年，北约找到了脱胎于欧洲共同体的欧盟这一志同道合的帮手，但是这一组织有时又是令人泄气的竞争者。欧盟的期望是实现欧洲的统一，这一点得到美国原则上的支持，即便在实践上并非一贯如此。另外，欧盟将与北约一起对影响双方利益的危机进行干预，通常也与联合国的机构相配合。
第三代北约历史的最大的特征是，它涉及四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前面提到的危机管理、联盟扩大以消除《雅尔塔协定》造成的欧洲分裂、与新的俄罗斯的不稳定的关系，以及与联合国复杂的成功和解。北约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南斯拉夫解体。从北约对冷战的严格定义来看，该国属于“区域外”国家，但是，对北约的两个成员国——意大利和希腊而言，以及对北约的另一个未来成员国——匈牙利而言，它又是个邻国，所以北约盟国对它命运的关注就成了一种合法关切。南斯拉夫前成员国之间的内战也可能扩散到北约盟国的领土上。
在美国人看来，具有民族主义野心的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引发的南斯拉夫解体，主要是一个欧洲问题，最好应该由欧洲人处理，而不是由这个跨大西洋组织来处理。既然德国可以在1991年向欧盟盟友施压，要它们承认德国两个传统的经济势力范围——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独立，那么这就越发显得恰当了。正如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所言，“这场争斗与我们的利益无关”。[308]
贝克言之过早了，因为一旦欧盟的维和努力失败，美国和北约不仅与战争的结果利害攸关，而且也将陷入这场冲突当中。欧洲人倾向于把这次冲突看作是一场内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积极开展公正的援助。欧盟内部那些提供人手向巴尔干派遣维和小组的人，与参与联合国保护部队的是同一拨人。但是，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欧盟，都没有军事能力来实施联合国决议，只有北约具有这种能力。
1992年，北约利用自己的空中覆盖能力，强行设立一个“禁飞区”，这导致了联合国和北约就北约对联合国权威的服从程度展开了拉锯战。这一争议令人想起了北约的初创年代，当时北约对《联合国宪章》的至高地位阳奉阴违，并不遵守区域性组织的条款。随着北约在1994年轰炸波黑塞族阵地，并于1995年在萨拉热窝大规模屠杀之后再次进行了轰炸，北约与联合国的关系恶化了，波黑战争也恶化了。
1995年的《代顿协议》，至少解决了波黑的中期安排问题，这展示了北约优越于联合国的地位。同时，它再次激起了北约与联合国的紧张关系，也激起了北约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拒绝向联合国保护部队派出自己的部队，这引起了英法的怨恨，随着美国在代顿垄断了议程，英法觉得自己被排挤了。但是，四年后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省对穆斯林实施民族清洗，跨大西洋国家再次团结起来，这使得北约可以再次运用武力。与1995年的行动不同，北约这次围绕科索沃的行动独立于联合国权威之外，这激起了一些盟友的不安，也导致了俄罗斯的愤怒。俄罗斯是塞尔维亚的传统盟友，它在20世纪90年代的衰弱使得它不得不接受塞尔维亚的失败结局。
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管理与北约东扩同步进行，尤其是北约吸收了大批前华约的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是第一批，将北约成员国数量增加到19个。到2009年，北约成员国数量上升到28个，包括了原苏联主导地区的所有国家，以及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此，北约通过一系列联合委员会试图把俄罗斯变成关键伙伴的努力没能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叶利钦总统当政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容忍北约扩张到自己的疆界边上，到21世纪的时候北约扩张到之前曾属于苏联的巴尔干国家。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凭借石油收入复兴之后，准备随时随地挑战北约，因此大西洋两侧的国家要通过统一欧洲来消除雅尔塔的污点，其结果可想而知。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待着加入北约，俄罗斯也将是北约和美国持久的麻烦。
冷战后俄罗斯的地位日益重要，但相对于欧盟与北约平起平坐的进程，俄罗斯对北约发展造成的挑战要小很多。1994年，在布鲁塞尔的一次重要峰会上，美国为缓解盟国间的分歧，提出建立联合特遣部队（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的概念，允许北约的欧洲盟国在未涉及全体国家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北约的资源。此努力没能阻止欧盟在2002年庆祝建立快速反应部队的计划落实，而北约也同时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次年，联合特遣部队的概念以“柏林＋”的名义被重新提及，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关系。
走向区域之外？
2001年，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对北约形成了严峻考验。最初，“9·11”悲剧把所有盟国团结了起来，因为根据第五条的规定，对某一成员国的攻击北约是可以采取行动的，即使1949年时的目标是保护一个欧洲盟国，而非美国自身。2001年底，小布什政府在打击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的政策上与盟国产生了分歧，毁掉了这一空前团结。美国把萨达姆·侯赛因等同于阿富汗的伊斯兰主义者，入侵伊拉克并罢黜了这位独裁者，这加剧了大西洋联盟内的紧张关系。法国和德国激烈反对小布什的单边行动。两个盟国都大张旗鼓地拒绝参与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即便联合国授权这次行动。2003年春，北约貌似走到了解体的边缘。
到2003年夏天，美国部队深陷伊拉克泥潭，入侵导致的这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引起了对美国战略的反思。美国政府认识到自己需要盟友了，并且转而向联合国和北约求助。联合国的维和机构首先做出反应，而且比北约更加积极，后者只是提供了象征性的援助。
不同的是，在阿富汗，北约变成了联合国的全面伙伴。从一开始，联合国就给予了这次行动支持，2003年把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Security Force）交由北约掌控。而美国对此做出的贡献仍然远远大于它的欧洲盟友，这些盟友都在美国指挥官的指挥下行动。部分盟国的政府和公众坚持要让本国部队在危险区域之外执行任务，这使得联盟内部的关系依然紧张。此外，所有向阿富汗出兵的北约国家，包括美国，都不断要求撤出部队，或者大规模削减驻军，以便实施各国不同的战略。
奥巴马政府决定，到2014年终结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这反映了所有盟国都期望阿富汗政府能够自力更生的愿望。相类似的是，2011年，美军撤出伊拉克，结束了这项长达十年的行动，这项行动检验了大西洋联盟的生命力。2011年，北约干预了利比亚反对卡扎菲政权的起义，这表明，区域外的冲突仍是未来的挑战。
结论
大西洋联盟内部的冲突与其历史一样悠久。混乱是它一贯的状态。但它虽有内部嫌隙却能一直留存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对成员国仍有深远意义。迄今没有一个国家退出北约，尽管《北大西洋公约》的第13条规定了退出机制。相反，法国，这个历史上最难相处的伙伴，在缺席了45年之后，重新加入了北约的军事机构。在当今的众多国际组织中，只有北约既有军事能力，又有广泛的军事合作经验，能够作为最成功的维和者为世界服务。
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和北约围绕最高权威的竞争，可以依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解决。苏联的否决权问题激发了北约的创立，但这一问题已经消失了，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联合国宪章》第47条曾专门授权军事参谋团针对破坏和平的行为开展行动，北约可以在将来代替执行这种功能，这并非不可思议之举。2008年9月，联合国和北约的秘书长首次发表了一项意味深长的联合宣言，宣布将开展秘书处级别的合作。[309]
这项声明燃起了希望，即北约和联合国可以在将来更有效地为世界和平与安全服务。在2012年的峰会上，北约在其日程中提出了联盟的全球化议题，由此，它便开始了一些重新反思，包括自身区域性组织的定位以及如何配合联合国运用自身军事力量等。
在北约存在的历史上，几乎年年都有关于北约解散的预测，但北约对此都嗤之以鼻。北约的历史表明那种认为北约从一个新型军事联盟演变成跨国政治一体化的代理人的观点需要重新反思。实际上，这两者间的区别具有误导性。国家间的政治一体化一直都是北约的目标，北约的军事力量是达成这一目标的一项手段。北约在历史上的地位源于它作为独一无二的军事联盟所发挥的作用，而这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其他联盟无法企及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