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时的石狮人来说，1984~1985年的确是一个黄金岁月的开始，凡是有些生意头脑的人都通过各种办法一夜致富，一种无法遏制的激情没日没夜地燃烧着这个不过巴掌大的小镇。

    献出咱的一切

    付出咱的心血

    天下一定是咱的

    ——闽南歌曲《天下一定是咱的》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属于青春的记忆，每个青春都曾蕴涵过所有的激情，一个城市和区域也是如此。

    回首1978年到1984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浪潮的撼天啸声，石狮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闽南小镇无疑走过了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青春岁月。这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正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所言：“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生活的使命。”

    有谁能够想到，在不过短短5年的时间里，石狮人就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复活，那些昔日百无聊赖或是只能在夹缝中用指甲攫取财富的人们，用自己的双手证明了一个时代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此把自身的命运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复兴紧紧连接在一起，即使这种行为常常表现为一种本能，但同时也注定了，日后他们的每一次飞跃与徘徊，也将与时代同步。

    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当地企业家曾在自己事业最火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石狮有什么？一没有资源，二没有交通，最宝贵的只有人。”此时的他，或许已预感到了激情过后的某种危机。

    显然，当时能听懂这句话的人并不多。进入1984年后的石狮还没有时间理性地思索未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既然春天已无可置疑地来了，那么同时也意味着，一场没有预约的夏天也要降临了。

    与小镇石狮一样，进入1984年后的中国突然被一种热烈而骚动的气氛所感染，仿佛北方漫天飞舞的柳絮，所有人都置身于这个令人多少有些头晕目眩的季节，在这种气氛的鼓舞下，人们的节奏都加快了。

    “你下海了吗？”这是当时人们见面时最常用的问候语，当得到肯定的答案时，彼此都会会心地相视一笑，与其说这是一种试探，不如说是一种兄弟般的鼓励。那个时候，“谁谁又下海了”的话题几乎成为北方每一个家庭的谈话焦点，仿佛日夜浇灌着每一个普通人心胸的甜浆。

    这一年6月，一股浩浩荡荡的创业大军杀向一个共同的地方：海南岛！无数有志青年以及再也耐不住寂寞的知识分子都仿佛受到了时代的感召，以不亚于当年的年轻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心情拥挤在南下的一列列火车里，前方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每个人都恨不得插上翅膀，人们脑海里只有一个词：“淘金”。似乎谁最先能赶到海南岛，就意味着谁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先行一步的石狮人用不着去那个热得发烫的小岛，就已经尝到了这股甜浆的味道。在很多石狮人的记忆中，一定对20世纪80年代位于广州的石狮一条街留有印象，与当时中国大批神通广大的倒爷一样，一些石狮人开始奔赴广州。他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珠江边的一条潮湿、阴暗、充满着咸腥味的小街上，操着谁也听不懂的闽南话兴奋地大叫着，他们把从家乡带来的刚刚做好的衣服在广州市场上卖掉，转身又把广州的货物拿回家乡的市场上去卖。这支特殊的队伍或许是日后石狮人跑全国的先行者，与那些倒爷不同的是，他们手里没有批条，没有任何背景资源，他们有的，只是对于财富的渴望，以及为一笔货物可以几天几夜不合眼的吃苦精神。很多年后，有更多的石狮人继续奋战在广州，他们所经营的仍然是家乡的服装和一切与服装有关的配件，也正是他们把“石狮”这两个字眼儿一次次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方传播。

    这群人无一不是热爱家乡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时无刻不渴望亲近家乡的每一寸土地，但现实又使他们明白，没有今天的付出，衣锦还乡的好梦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或许他们一次次从返乡的华侨祖辈身上感受到了这种激励，唯一不同的是，这一回他们不用再下南洋了。

    这个时候的石狮人与温州人非常相似，他们已习惯于走出家门，一次次磨炼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北方的人都还记得这样一幅景象：一群精瘦的南方人携家带口来到自己的城市，他们做着一切最卑微的行当：补鞋、钉鞋、弹棉花，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人们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怎样度过北方夏天一个个酷热难耐的夜晚，也不知道他们怎样熬过冬天一个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只记得无论何时，他们都满面热情地招呼着每一个光顾自己的客人。谁也不会想到，后来这群人不仅把自己的足迹踏遍了中华大地几乎每一个有人烟的地方，而且还漂洋过海到了欧洲、美洲，以至于出国旅游的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碰到自己的同胞。

    但也许有一点不同，石狮人似乎比温州人更恋家，他们的每一次外出都是为了最终的回归，他们在旅途漂泊中一次次回眸那片割舍不断的故土，无时不捕捉着来自家乡的每一条消息。从这一点上说，家对于石狮人来说似乎始终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也决定了，无论石狮人的事业做到哪里，都与家乡的起落浮沉联结在一切，与家乡同呼吸、共命运仿佛是他们一种根深蒂固的选择。

    这种挥之不去的情感日后也将为他们带来一次次成长的烦恼。从这个意义上说，石狮人并不是真正的行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家乡都是他们事业的根基，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或许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

    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发生了一件日后记载于中国企业发展史册的大事，这件事看起来与石狮无关，但从另一个方面却恰恰说明了石狮发展的必然。

    在这一天的《福建日报》上，全文刊登了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的联名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他们在这封公开信中说道：“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利是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些厂长、经理所要的权利，不过是企业的人事权、自主发工资、奖金以及按照市场规律的自主经营权。

    这封公开信出台的真实过程是，当这封信摆上了省委书记项南的办公桌后，这位一向支持改革的急先锋马上批转给《福建日报》，还提笔替报社写好了“编者按”，随后福建省委组织部研究后明确表态“不当新婆婆，坚决搞改革，支持松绑放权。”一周后，《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头条显著位置，报道了福建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也配发了相关的“编者按”。于是，一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改革潮流形成了。

    就在福建省的厂长经理们汇聚福州为自己的企业发展准备上演一场请求松绑的好戏的时候，石狮人却丝毫没有这样的烦恼，他们只是嫌发展的速度不够快，财富积累得太慢，自己的能力还不够强。

    值得骄傲的是，石狮的民营企业发展从来就没有花过国家财政一分钱，它们都是彻头彻尾的野生动物，那些经济学家们所反复论证的企业特征从一出生时就具备了，它们从来就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如果那个时候的人们要想真正研究怎么搞活国有企业的话，不妨都到闽南这块地方来走一走，虽然在有些人看来，这里还只是小打小闹，还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有人后来把当时的中国企业分为三种动物：国有企业是圈养动物，乡镇企业是放养动物，民营企业是野生动物。在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世界里，野生动物生存所经受的考验最大，但同时生存能力最强，最有活力。与当时的珠三角一样，闽南的水土无疑是野生动物最适宜的牧场。

    让我们通过1984年的一篇新华社报道回到那个时候的石狮，当时这位记者不无兴奋地写道：“走进石狮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宽阔的街道两旁，矗立着高大的华侨大厦、商业大楼、职工宿舍和医院、影剧院等建筑物，一幢新楼挨着一幢新楼。分布在镇子周围的是羊毛衫厂、工艺美术厂、竹编厂、电子器械厂、布鞋厂、机械厂……宽敞的厂房，先进的机器设备，工人们紧张而愉快的劳动神情，一再使人感到这里的生活在沸腾。”

    “经济发展带来了地方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为搞好市镇建设创造了条件。近年来，石狮镇上拨款130多万元兴建自来水厂，使全镇有了足够的淡水；铺砌了新路面，解决了行路难和行车难的问题。全镇4000多名待业青年得到了安置，居民住房不断增多，仅去年，新建房屋面积就达6.3万平方米。”

    这位记者还注意到了石狮社会生活的其他变化：“如今在石狮镇再也看不到昔日脏乱差的情景了！现在，大街两旁，白玉兰、天竺葵、月季、石榴，一盆盆鲜花盛开，香气四溢。摆放科技、文学通俗读物的书摊，代替了过去的地摊。在宽仁街文化活动中心里，学习室内摆满了报纸、杂志和普及读物，一些青少年正在聚精会神地伏案阅读；在娱乐室，老人们则津津有味地下象棋、打桥牌。活动中心的同志说：过去这里封建迷信活动猖獗，这两年建起文化活动场所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像宽仁街这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全镇共有五个。文化活动中心有阅览室、游艺室，还定期举办歌咏会、科技交流会等。丰富的文化生活，改变了一些人赌博、打架的歪风恶习。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三代都互不往来的邻居，现在握手言欢了。”

    事实上，不仅是石狮，当时整个晋江的人们都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创业激情中，各种名目的乡镇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和合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十几岁的孩子都学会了在大人们的厂子里打工，几乎家家户户都动起了跑供销的脑筋，好一派“男女老少齐上阵、全体总动员”的热闹景象。

    此时就在距离石狮不远的龙湖，已经悄悄形成了纺织服装、五金拉链和塑料玩具的三大产业集群。

    有人从南方带回一批布料，马上分给村里的家家户户，于是能干活的几乎都加入了致富的队伍，老太太缝纽扣，女人们踩起缝纫机，孩子们打下手，都忙得不亦乐乎。有人瞅准村里的一块地就毫不犹豫地盘下来盖起了厂房，村子里没有一个成熟的纺织工人，他们就到江苏等地去大批“挖”，他们不仅学习别人的先进办厂经验，而且连人带布料都一起引了回来。

    在之后的90年代迅速崛起的晋江陈埭镇，遍地开花的小作坊把村庄变成了一台台24小时不停歇的机器，人们都开始打起了皮鞋的主意，可以想象，当所有人的智慧都围绕一个普通产品运转的时候，又有什么难题解决不了呢？虽然那个时候这里的人们还不会想到这个小镇有朝一日会成为中国的制鞋之都。

    曾有经济学家把这种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形象地称为“小狗经济”，按照他的理解，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用市场交易关系替代企业内部管理关系，产品的零部件由垄断性内配转化为竞争性外配。

    简单地说，几只小狗之所以能吞掉一匹大斑马，关键就靠明确的分工与合作。整个过程应该是这样一种场景：第一只小狗一上去就咬住斑马的鼻子，无论斑马怎么撞它，它都死死地不放；第二只小狗一上去就咬住斑马的尾巴，无论斑马怎么踢它，它照样死死地不放；斑马前后都无比疼痛，已经丧失了自卫能力，第三只小狗则开始咬斑马的腿，咬了很久，斑马已经站立不住了，猛地倒下，三只小狗便开始置斑马于死地。如果三只狗都东咬一下，西咬一下，是很难制服大斑马的。正因为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再加上绝不动摇，才产生了分工的优势，产生了合作的能量。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种新鲜的理论。早在200多年前，一个叫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英国人就注意到了市场经济的分工现象。他认为，劳动分工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手段，劳工分工可以使自己负责的流程更加的熟练，能够增进自己的技能，劳工分工还能减少工作者在工作时候的流程转换，这样可以减少换工作流程所损失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劳工分工使自己负责的流程简化，能方便掌握，而且工作集中在一种特定的事物上能够方便大机器生产的进入，有利于工业化的发展，并带动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他看来，一切阻碍这种劳动分工的制度都应该取消。

    亚当·斯密后来被人们尊奉为“自由企业的守护神”，他在自己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这样论述：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

    或许晋江、温州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初期发展更接近市场经济的原意。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尽管看起来自由企业始终生活在一种动荡不安的市场环境中，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其最贴近市场运转的法则，它们的生命力也似乎无穷无尽，真正的市场奇迹也往往在它们这里诞生。

    很多年后，有人开始反思石狮为什么缺少大企业、大品牌，但这种反思的悖论在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土壤注定了这里将是中小企业的天堂，自生自灭似乎是它们唯一的生存结局，它们从市场中走来，同时市场也给了它们源源不断的动力。实际上，无论何时何地，中小企业都是真正支撑产业经济的主力军，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家叫阿里巴巴的网络公司，靠着为中国数不清的中小企业提供商业信息服务，在2007年上市后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企业。

    对石狮这样的地方来说，或许自由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守护神，日后它们也将一次次从市场中磨炼羽翼，汲取力量。当然，它们也将一次次品尝市场的风云变幻所带来的辛酸苦辣。

    至此我们可以说，即使在今天，石狮也是一座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催生出来的城市。

    “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广泛流行的一句民间语录。种种迹象表明，当改革开放跨越了第5个年头，随着中国再一次确定了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人们对改革的激情正与日俱增，大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气概。

    1984年在中国的企业发展史上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今天的人们将其热情地称为“公司元年”。

    在山东青岛，一个叫张瑞敏的年轻厂长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后来他所建立的海尔集团一度成了中国家电行业的巨无霸；在北京中关村，柳传志决定每天不再无聊地靠读书看报打发时间，在单位一间20平方米的传达室里，一个日后走进千家万户的电脑跨国企业——联想就这样诞生了；在深圳，一个叫王石的年轻人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后来进军房地产的这家公司居然成了中国最有人气的发展商，自己还成了业界的第一形象代言人；在浙江杭州，一个叫宗庆后的中学校办工厂经理开始琢磨一种被自己认为是“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儿童营养品，20年后他的小厂成长为中国最大的饮料企业；同样在广东三水，李经纬受可口可乐的启发，开发出了一种叫“健力宝”的饮料，没过几年，这种饮料就风靡了整个中国；而就在旁边的顺德，一个只有小学4年学历的人用最简单的工具凿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他给自己的冰箱起了个名字叫“容声”。

    几乎在同一时间，晋江一带的很多企业纷纷在1984~1985年间进入纺织服装领域，只不过与前者一样的是，当时的它们还不敢想象自己的未来，而这些企业中的佼佼者，日后都将成为行业的领跑者。

    1984年的一天，石狮出现了一家被人们认为是生产旅游纪念品的小作坊，一个在当地一家制鞋厂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员召集了19个亲戚兄弟，利用4万元资本开始生产人造革凉鞋和拖鞋，尽管一双只能卖几元钱，但他们仍干得很起劲。在这群浓眉大眼的年轻人中间，有一个叫林和平的年轻人最用功，此前的他每天只是在街上靠卖鱼为生，一天能赚20元就兴奋不已，但此时的他却有了自己的阵地。尽管每天在牛毛毡厂房里被蚊虫叮咬得无法入睡，但他仍然像吃了蜜一样。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年轻人，日后会把这个小作坊发展成为名震全国的制鞋企业——“富贵鸟”，而且把自己的企业形象雕塑树立在了石狮最繁华的闹市中心。

    在晋江安海镇，一个叫许连捷的年轻人刚刚遇到一位手拿着一叠来自香港的卫生巾设备说明书的朋友，听完产品介绍后，许连捷觉得机会来了，出人意料的是，他放弃了已经熟悉了很久的服装加工，从此一头扎进了妇女卫生用品这个在当时还无人敢试的行当，从此一个叫“恒安”的名字在中国大地诞生了。20多年后，这家企业不仅成了中国最大的妇幼卫生用品制造商，而且成了国内最大的生活用纸原纸生产厂，即使在世界同行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而比许连捷更早的是，这个时候的宋太平已经在胸罩上火了一把，他的合伙人已经拿着“爱花”牌胸罩来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在遭到不假思索的拒绝之后，他大声承诺，如果两个月销不出去愿意承担商场的一切损失。他心里有底，自己的产品不仅用料新颖而且价格便宜，当他两个月后再次来到上海听到有女顾客问“爱花”牌胸罩到货了没有的时候，禁不住笑了。

    在晋江英林小镇的一条小街上，一家老牌裁缝铺子悄悄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柒”牌，之所以命名为“柒”，暗指洪家的七兄弟，而当时创办企业的其实只是老四、老六和老七，后来这家企业几乎成了当地家族企业的代名词，4年之后就成为中国最早生产西服的名牌企业。更有意思的是，这家的二哥日后又与香港资本合资创办了福建劲霸时装有限公司，年近50的洪家老二同样出手不凡，另辟蹊径主攻休闲夹克市场，与自己的亲兄弟联袂上演了一场中国服装的大戏。

    也是在同一年，蔡友扁开始在石狮街头的一个小店里搞起了牛仔裤生产，一个叫“闽狮”的品牌即将叫响。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随后的1985年，晋江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假药案。1985年6月16日，犹如一个晴空霹雳，《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爆炸性的新闻报道《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这篇报道对晋江制售假药的情况和原因进行了披露，称当地假药工厂生产100多种假药，总数10万多箱，销售额达3500多万元，参与制售假药者1000多人，此外还伪造卫生行政部门的药品审批文号105个，私自印刷税务发票。此文一出，一时举国沸腾，晋江顿时成了“骗子”的代名词，以至于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外出经商都只说自己是泉州人，而不敢提“晋江”二字。在这场打假风暴中，省委书记项南受到牵累，黯然卸职。这个时间同时也是当地企业大规模诞生的幼年期，但假药案看起来却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些企业的发展壮大，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企业的生产意识。更难能可贵的是，就在全国谈晋江色变的最糟糕的时候，它们却自发地萌生了最早的品牌意识，正如1987年曾经爆发在杭州武林广场的当众焚烧温州鞋一样，温州人汲取教训后走上了品牌化的道路，而晋江人也迅速走出了假药案的阴影。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晋江人至今仍记忆犹新。但有意思的是，就在当年假药制造企业最多的陈埭镇，同样也是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方，日后竟以制造名牌休闲运动鞋称雄全国，当地的几家大企业几乎垄断了中央电视台第五套体育频道的所有广告，以至于有人将其戏称为“晋江频道”。

    在逆境中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似乎是民营企业的本能。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但凡存活的民营企业无不是具有极强环境适应能力的种子选手，这一点对晋江以及石狮来说毫无例外。

    就在人们对晋江货避之唯恐不及的1985年，石狮的企业家们却逆势而上，第一次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曾经有这样一位企业家，他立志用国产闽江牌缝纫机、国产布料和中国人的双手生产时装。经过反复揣摩，他创造性地推出了一种叫“全家福”的系列套装，共有男女成年时装、独生子女时装各1套，一年分春夏秋冬4套，每季有4种款式，每种款式又分大中小3种号码，共计48种。为了一举消除当时人们对晋江货的负面印象，他特意花了4万元人民币找来福建省歌舞团组织起时装表演队，并在北京海淀区影剧院进行了首场演出，当模特们身着200多种“全家福”时装款款登台，一时轰动京城，赞誉惊羡之声不绝于耳，北京的报纸纷纷叫好：《好样的晋江人，好样的晋江货》、《时装编年史留下一页》，而且还这样充满激情地写道：“目睹顾客争相购买晋江货，不因为那里出了假药而冷落晋江石狮商品，看来人民还是公正的。”

    不仅如此，他还规定每月厂里必须设计18种款式，3天出样，5天投产，7天后就能有上千件批发。

    透过这位企业家的影子，我们可以看出石狮人的鲜明特点：他们不仅精于仿造，而且几乎是整个晋江地区最早具有产品设计意识、品牌意识和策划营销意识的人，尤其表现在营销方面。他们第一个请来模特队进行产品展示，第一个请港台明星做形象代言人，第一个走向全国经销，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而这一连串的第一，都与他们最早接触和感受海外市场息息相关。

    在石狮，像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一位叫王星源的中年人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同时创下了两个响当当的西服、西裤牌子——“帝都”和“恒盛”。他的故事说起来有点儿曲折，而且与其说他是个企业家，还不如说是个地地道道的书画爱好者。或许喜欢艺术的人多少都有些执拗，他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在工商部门工作，因为同情小商小贩而经常受到领导的数落。于是他一气之下砸掉了“铁饭碗”，后来又跑到香港打工挣钱，有了些积累后，他又跑回家乡搞了个小塑料厂，没过多久就亏得一塌糊涂，于是他又借钱做起了服装，在妻子的帮助下，这次他终于成功了。

    事业有了起色之后，他很快又回到绘画中，把厂子交给了两个孩子。没想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孩子们不仅顺利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而且在设计和品牌方面出手更为凌厉，很快就将“帝都”和“恒盛”这两个牌子在外地市场打响，直到今天，“帝都”牌西裤仍势头强劲。

    今天的人们在谈论家族企业时常常会随口说起这种企业在组织结构上的种种局限性，但很容易忽略一点：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一个品牌的成功显然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当时的创业者在开拓事业之初忙于经营，常常顾不上孩子的教育，但下一代却往往由于从小就生活在这种氛围之中，不经意间接受了市场经济的耳濡目染。他们或许在连鼻涕都还没有擦干净的年龄就已经知道了一件服装的制造流程，他们会经常听到大人们谈生意经，这种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渐渐融入他们幼小的心灵。或许大人们没有想到，正是这种非刻意的言传身教，最后使孩子们在成人后很快释放出自身的能量，于是我们也看到，石狮企业家们的下一代每每会在市场中制造出自己的声响。

    1984年盛夏，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召开，自1952年以来，中国第一次派出了由353人组成的庞大体育代表团，正当中国的体育健儿们在赛场上奋勇地争金夺银的时候，石狮人也在自己的家乡展开了更为激烈的竞赛，不过他们不是为了争夺金牌，而是都在为自己的第一桶金而战。

    这注定是一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竞赛，也将是一场每个人都会倾尽全力的竞争，当各种版本的财富故事每天都在身边上演，又有谁还能坐在家里，不一头扎进淘金大军的潮流中去呢？

    或许对当时的石狮人来说，1984~1985年的确是一个黄金岁月的开始，凡是有些生意头脑的人都通过各种办法一夜致富，一种无法遏制的激情没日没夜地燃烧着这个不过巴掌大的小镇。

    一夜之间，小镇上的旅馆火了。看着每天形形色色前来石狮的“朝圣”者，有人马上想到开旅馆，这几乎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只要收拾收拾屋子，摆两张床，然后挂个招牌，剩下的事情就是数钞票了。尽管条件极其简陋，天南海北的住客们还是不以蚊虫的叮咬为意，因为在他们眼里，每跑一趟石狮这个“小香港”就意味着一次数额可观的钱财入账，难怪有人把当时的石狮赞美为“商贾的麦加”，这个“麦加”不断刺激着他们的只有一个理由：看起来满街都是洋货，而且便宜得要命。

    街上的餐馆也火了，什么“新疆风味”、“正宗川菜”、“朝鲜冷面”、“广州烧烤”应有尽有，这种热闹景象恐怕只有当时的广州夜市可堪媲美，来自四面八方的食客们围坐在拥挤不堪的小巷里。或许对那个时候的石狮来说，人们突然发现一天的时间拉长了，在石狮人为来自内地的人们普及着什么叫“夜生活”的同时，也悄悄把他们刚刚从石狮市场上赚来的钱回流到自己的腰包。

    市场的魔盒一旦打开，各种行业如同乍迸的礼花都瞬间释放出自己的流彩。就在这时，一个日后对石狮来说必不可少的产业诞生了，那个时候整个中国还没有听说过“物流”这两个字眼儿，人们都将其亲切地称为“联运”。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个横竖不过十几条街的小镇上，挤满了20多家通往全国各地的联运站，就是在这些光线黑暗的小屋里，一车车货物从这里打包而后运往全国。

    实际上，石狮搞联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一没有铁路，二没有海运，只有一条通往周边的破破烂烂的公路，但石狮人还是想尽办法打通各种关节，再一次显示了整合资源的能力，每天有四五百辆客运汽车不停地将远道而来的客人们送进送出。一位来到石狮的西方记者曾经这样写道：“当我看到连小弄堂的墙壁都挂满出售的衣服，当我走一小段路就有一块‘开往广州、开往上海、开往沈阳’这样的牌子，当我看到很多人家把靠街的小楼辟为饭店旅馆时，我知道石狮看起来很小，蕴藏的力量却很大，石狮的民间经济很活跃！”可以想象，连理性的西方记者都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石狮感到不可思议，更何况趋之若鹜的国人呢？

    很多年后的今天，石狮依然没有铁路，很多联运站仍然分散在城市的各个不起眼的角落，但它们的触角早已伸向全国各地的每一个角落，甚至通往俄罗斯、东欧等地区，一位做物流的企业家饱含深情地这样说：“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不管外面的市场竞争多么激烈，我们都将是石狮经济的守护者。”

    到1985年，服装业已经逐渐跃升为石狮的第一支柱产业，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一把剪刀的照样裁减，开始雄心勃勃地做自有品牌，石狮镇被当时的省乡镇企业局授予优质产品称号的品牌占全省服装名牌总数的一半以上，年产服装达7000万件（套），个体摊点达3188户、从业7000多人，每4个居民中就有1人从事服装行业。尽管那个时候的人们还不可能意识到品牌的真正内涵，但至少他们已经知道，每一件服装都有自己的灵魂，都承载着创业者的理想与激情。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石狮已经显露出引领时尚潮流的趋势，虽然它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就在爆发假药案的晋江陈埭镇，群众集资举办的联合企业和家庭工业占全镇企业90%以上，村村办工厂、户户出产品。全镇以制鞋为主，已经形成了鞋帽皮革、针织服装、塑料制品、五金机械、食品罐头等5个行业，产品1000多种，远销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欧美、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难以想象，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都成了产品开发迷，他们不仅第一时间把国外最流行的新鲜小商品仿制过来，而且开动脑筋开始了最早的发明创造。

    当时几乎没有晋江人想不出来的玩意儿。凭借敏锐的市场感觉和一流的行动能力，他们像变戏法一样点化着一个个刚刚出炉的小商品，从小小的免钉粘贴塑料挂钩到尼龙旅行袋，从声控塑料玩具汽车、飞机到玩具翻斗车，从孩子们喜欢的立体画图板到袖珍直尺、从多功能文具盒到贴墙纸，从紫菜到陶瓷，无奇不有，无所不包。随后他们又裹挟着这些宝贝发起了对市场的冲击。直到今天，很多人回忆起那段时间脸上仍浮现出一丝快乐和满足的微笑。

    民间财富正以空前的速度积累，据当时的统计，到1986年5月，石狮全镇储蓄额已突破亿元，人均储蓄1200多元，为全省人均储蓄额的7倍。而实际上，石狮人早已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产中去了。

    有一个简单的数字最能说明石狮当时的火暴程度，高峰时每天进出这里的商家和购买者达3万人以上，当一个地方每天的外来人口都要超过当地的所有居民人口时，我们也就可以想象，当时的石狮是如何特殊了。当内地的人们纷至沓来之际，他们会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就像进入了一个以冒险和刺激为主题的人造公园，耳畔到处传来叫喊声、摩托声以及家家门口的发电机的嘶鸣声，但这种混乱的背后似乎又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指挥，人们又似乎都是按着统一的节奏在跳舞，显然，这是一场谁也不曾遭遇过的狂欢舞会。

    1988年，一位大洋彼岸的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继6年前那本轰动一时的著作《大趋势》之后再次出版了畅销书《2000年十大趋势》。在这本新书中，约翰·奈斯比特预言，今后的世界经济将是全球连接，经济全球化并不是指160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越来越兴盛，而是全世界将变成单一市场、单一经济体系。在这本书的第六章中，奈斯比特论述了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他指出随着太平洋地区的崛起，东亚将成为21世纪的巨人。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未来学家还关注到了石狮这个弹丸之地，并特意写道：“福建省厦门北面的沿海城市石狮镇有3万居民，基本上都有电视机和电冰箱，厦门的私营经济产量占工业产量的40%，在石狮则占82%。”

    为什么一个针尖大的地方会引起约翰·奈斯比特的注意？或许在他看来，石狮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正预示着社会主义国家走往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向。后来有学者云：石狮提前10年进入了市场经济。

    其实，这句话对石狮的真正意义在于，既然石狮是中国最早突破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冰山探险队，那么在前进过程中也将注定承受其他人所无法体会的艰辛和幸福。但当1992年后整个中国都开始向市场经济万舟竞发的时候，石狮也将第一时间碰撞到转型期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在石狮人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提前10年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试验之后，随着一个激情时代的渐渐远去，他们也将注定要迎接一个理性时代所应有的挑战与考验。

    但1988年的石狮终归是沸腾的，这个小镇正在享受从未有过的荣光，人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目光中，狮子一旦出笼回归原野，一阵血脉喷薄的征伐之后，似乎又在有意无意地探寻着新的归宿。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旅菲老华侨悄悄回了趟家乡，在亲眼目睹了家乡不可思议的变化之后，又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以“石狮人”的名字在海外华文版的《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这样写道：“石狮正在成为国际上各物备齐的‘小香港’，蜚声遐迩，一时国内各省商民群众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一睹‘小香港’风貌，以代替香港去不得的思恋，也顺手采购洋货作营利。石狮这个从名不见经传的‘大名’竟然异香奇馥，勾蜂引蝶。”随后他笔锋一转，继续说道，“曾与一位有关人士攀谈研究，据云当时石狮的行政区是一个镇，其权力亦仅能及其镇范围之内，一般走私货物都是来自石狮东南海面的其他地方，石狮虽身不靠海滨，实际已成侨乡中心，是侨乡经济、金融和交通的吐纳口，一个镇的权力、事权已无法统帅整个侨乡……”

    这位老华侨无意中道出了当年所有石狮人的心声，但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由于权力有限而失之管理。经过10年的打拼，此时人们所说的石狮早已不是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的小镇，它的吸引力早已超越了自身所能承受的极限。更重要的是，以石狮的市场为核心，周边晋南乃至整个晋江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无法分割的经济板块，石狮不仅是这个板块的核心，也是当时闽南的经济核心。这一点或许出乎很多石狮人的意料，也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所普遍无法察觉到的。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石狮在整个板块中的特殊性开始显露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当时所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命运，也是周边地区的梦想。而20年后，石狮也将再一次面临关于这个命题的抉择。

    无论如何，1988年石狮面临的现实是，就像一个疯长的孩子，传统的行政区划已经包不住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已与行政区划的棋盘每每碰撞，这个小镇能率先突破这个棋盘吗？

    但恐怕令石狮人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他们突破了这个棋盘，势将触及到一个更宏大的命题，那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的原野上石狮可以鼓足劲儿地横冲直撞，但当他们以另一种姿态跃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国家视野之时，石狮这匹“小马”还能拉得动“大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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