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2月23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从北京传来，国务院郑重发布公告：准予石狮建市，行政区域包括石狮镇、蚶江镇、祥芝乡和永宁镇，总人口24万，面积159.59平方公里。

    一切依法处理我无意见

    出门小心不要踩到枪

    ——闽南歌曲《1990台湾人》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一提起20世纪80年代的石狮，马上会想起这里的小洋货，想起一件件物美价廉的服装，想起来自内地的形形色色的采购者们如同幽灵般穿梭往来在一条条青石板铺成的陋巷里。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石狮人给人们留下了会做生意的印象，甚至可以用“可怕”这两个字来形容，仿佛这里人人都是纯粹的经济动物，以挣钱为人生的第一职业，除此之外好像石狮人就不愿意再干什么了。

    这也难怪，当一个群体呼啸着纷纷跳进市场经济的波涛中的时候，人们所能看到的，只能是一个个冲浪好手的背影，人们所关注和想探究的，也更多的是这群人到底凭什么转动市场的魔方。

    但如果把市场经济的复兴看做是一场深远的社会变革的前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这场变革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随之而来的一场社会秩序的深层次变化远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也许是经济变化所顺带的结果，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中，石狮人同样没有甘于寂寞，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预演了一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奏戏，这一次虽然与生意无关，但石狮人依然投入得很认真，他们性格中的另一面也更充分地显露了出来。

    让我们先记住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1987年12月23日。在共和国的日记中，这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对小小的石狮来说，却将永远铭刻在他们的发展史册里，无论他们是何种心情，自己的命运从此将迎来新的转机。简单地说，他们的舞台更大了。

    1987年12月23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从北京传来，国务院郑重发布公告：准予石狮建市，行政区域包括石狮镇、蚶江镇、祥芝乡和永宁镇，总人口24万，面积159.59平方公里。

    几乎在同一时间，珠三角的另一个县级市东莞也迎来了一次新生。1988年1月7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东莞从县级市跃升为地级市，直接管辖30多个镇（街），当时的《南方日报》欣喜地这样评论：“从此东莞将更加自由和富有了。”10年前，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农业县最先燃起了“三来一补”的野火，大批香港资本蜂拥而入，而1988年后，急于拓展市场空间的台商资本又接踵而来，那个时候的东莞街头，到处贴满了十万火急的招工广告。

    东莞人把建制升格后的自己俗称为“直筒子市”。按照中国传统的行政区域架构，一般为省、市（地区）、县（区）、镇（乡）的四级地方行政架构，但东莞在由县升格为地级市后，没有县（区）这一级地方行政架构，而是由地级市直管镇，形成了东莞两级而非市（地级）、县（区）、镇（乡）的三级地方行政架构。这在我国的地方行政架构中显得极为特殊，颇有点特事特办的味道，也充分反映出当时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东莞的看重，从此东莞人民常常自豪地说东莞是广东省第三大城市。

    实际上，在1988年前后，中国掀起了一场行政区划改革的高潮，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地方撤县设市、撤地划市，这种变革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乡镇基层行政区划始终是变化最大、涉及范围最广泛的一级行政区划，但像东莞、石狮这样的破格“提拔”在当年还是屈指可数的。

    从理论上讲，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行政区划，或者说合理的行政区划总是随着经济区的发展而变化。1985年国务院批准东莞撤县建市，两年多之后又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东莞完成了一次行政级别上的撑竿跳。这一方面说明，东莞的经济快车不断呼唤着新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每一次行政区划的升格也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1988年的东莞一样，石狮也终于迎来了这一天。而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石狮人已经等了很久。

    在当时的侨联干部蔡世佳的记忆中，尽管他怀着满腔热情，恨不得让所有的华侨都来参与家乡建设，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碰壁。1980年3月，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福建日报》内参上，他反映由于厦门港的运输能力有限，已经严重影响了石狮镇承接来料加工的货物进出，港商常常因为货轮无法及时靠岸而感到头疼。另外，原来的来料加工厂房都是利用原有街道、大队的旧厂房，新建厂房的资金、土地和建筑材料都不知如何解决，镇里的一座工业大楼也因此迟迟不能开工。

    这或许是石狮镇历史上第一封公开“诉苦”的文章，而那个时候的蔡世佳不过是镇侨联的一名临时人员。多年以后，我们在办公室里见到已经光荣地从侨联主席任上退役下来的蔡世佳时，他仍不停地与华侨通电话，据说他办公室所在的大厦是他自己筹资建成的，没要政府一分钱，人们至今还亲切地叫他“蔡主席”。只要是与石狮发展有关的事情，他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可谓老当益壮。

    从蔡世佳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石狮虽然地方不大，但关注的目光却不曾少过，无论是遍布东南亚的海外华侨，还是后来走出石狮到全国各地发展的精英们，他们的感情始终与家乡难以割舍，一旦家乡有风吹草动，这些游子们就会马上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显示出特有的力量。

    可以想象，在当时不会有多少人认真对待一个镇侨联干部所反映的问题，于是在第二年，蔡世佳又壮着胆子给省委书记项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一年多来，我们接触了不少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他们都愿意引进外资和侨资，为国家和家乡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但现实却是，有些事层层请示还得不到解决，有些事牵涉到有关部门又不能协调。我们建议省、市、县有个全力机构，专门决定对外经济活动的事。”此信一发，福建省委立刻批转办公厅印发地市书记座谈会进行讨论，并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但轰动归轰动，那个时候的石狮火候还不够。

    直到1984年，石狮人才第一次明确流露出了埋藏已久的心声。这个时候的石狮人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小镇即将进入火暴的前夜，一批土生土长的企业家们逐渐把石狮搅得风生水起。

    这年7月，上海《文汇报》知名记者施宣圆、包廉明夫妇在蔡世佳的陪同下来到石狮参观。作为晋江人，施宣圆对这块土地并不陌生，多年来他一直为家乡的文化传播笔耕不辍，但这一次他的笔却要承担更重要的使命，经过几个相关人士的密谋，施宣圆随即写了一篇题目为《关于建设石狮的几点意见和建议》的文章，并马上发表在当月11日的《福建日报》内参上。

    在这份内参中，施宣圆这样论证道：近几年来石狮镇的面貌虽有很大的变化，但发展步伐还不大，原因有几：第一，“侨”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除了来料加工外，在石狮很少听到有什么“特殊”和“灵活”的措施，结果，侨乡得不到侨资、侨技；第二，石狮镇的建设问题一直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如人员的编制与配备，资金的投放和使用等基本与公社一样，有的投资比农村还低。最后，这篇文章试探着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为了充分发挥侨乡优势，利用石狮作为侨乡的有利条件，迅速发展侨乡经济，我们建议：第一，是否可把石狮作为晋江县的一个经济特区或经济开发区？第二，是否可提高石狮镇的地位，直接隶属晋江地区和省领导？

    这显然是一封经过精心策划的“松绑”呼吁书，石狮的理由看起来合情合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无奈。

    在这篇尽可能短小精悍的文章中，石狮人有意透露了这样一些令自己时感尴尬的信息，譬如：香港新鸿基集团曾有意在石狮筹建华侨新村，但由于有人担心便宜了外商而得不到批准，结果新鸿基马上掉转枪头去上海搞起了开发；还有港商想在石狮搞汽车驾驶员培训，但还是有人担心国内驾驶员过剩，如果他们外出打工会影响国家声誉，因此无法批准；甚至连几家港商想到石狮合建电影院、开设彩色照相和进口汽车经营客运、合资生产经营录音带，都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搁浅。总之，这篇文章有点像是在不停地发牢骚，但给人的感觉已经很克制了。

    出乎所有当事人意料的是，这份不过千把字的内参竟然引起了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高度关注。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中，项南与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后来都被人们认为是当时政府官员中锐意改革的先锋人物。1980年秋天，年过花甲的项南来到福建主政，他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政策令福建很快焕然一新，他不仅一贯鼎力支持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而且一直为闽南一带的乡镇企业加油打气。他曾经公开表态：“福建2500万人究竟怎么才能很快富起来？农业、工业都不能很快见效，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发展社队企业上，大搞多种经营。社队企业是我们希望之所在。”后来他又在有人质疑改革的方向时说，“社队企业究竟是上还是下？我说是上，要坚决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亲！”事实上，正是因为项南的雷厉风行，福建的民营经济才在80年代初一路愈演愈烈。

    晋江是当时福建乡镇经济发展最迅猛的一个区域，这使得项南在这块土地上也倾注了一番心血。

    1980年刚刚来到福建的项南很快就到晋江考察，并特意要到石狮亲眼看一看这个传说中的“小香港”究竟是什么模样。应该说，石狮给项南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那个时候的石狮镇小得几乎一眼可以望尽，没走几步，项南就说话了：“什么‘小香港’，我看是报上乱吹，石狮穷、脏、乱！”这句话至今仍保留在很多石狮人的记忆中，但当时的他们却无法用任何一个事实来声辩。

    也许是从省委书记的严厉批评中听出了弦外之音，石狮人马上不失时机地大吐苦水：解放到现在最高的建筑是兵营，最多的建筑是地洞炮台，再说侨汇不算地方财政，能不穷吗？说我们脏，30年来县里又拨了多少城镇基建费，就够整几条街道，盖几个厕所，自己镇的财政又无权留成。当然更要乱了，我们这里没有公安、没有警察、没有海关，也没有完整的工商管理嘛！

    石狮人的回答反倒将了省委书记一军。或许今天我们可以替石狮作另一番回答：石狮其实不穷，而是藏富于民；之所以脏，是因为人潮汹涌，根本来不及收拾；而所谓的乱呢，就是因为乱才有活力。

    不过，石狮的“穷、脏、乱”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而且看起来越来越乱，但就是在这一派让外人看不懂的混乱中，石狮时刻吸附着外界的各种能量，孕育着一个小镇的明天。

    但另一方面，石狮人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机会。进入80年代中期，石狮的经济开始爆发式增长，“全国人民跑石狮”的势头加速，各种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已经淹没了这个小镇，政府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很多中央领导也慕名而来，政府接待得不亦乐乎。1986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乔石到石狮考察。这一次石狮人终于提出了酝酿已久的建制升格问题，而且胃口还不小，要按照经济区的规模把石狮、蚶江、祥芝、永宁、龙湖、金井、深沪、沙塘等8个乡镇都划为石狮市，尽管在场有人提出异议，但乔石在听完晋江县领导的汇报后当即表态：“你们打个报告，国务院开会时，我投赞成票。”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石狮早已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虽然在建制上还只是一个乡镇，但已显露出一座服装城的气势，一批名牌应运而生，这些都是当时的石狮人耳熟能详的名字：爱花牌胸罩、全家福时装、爱乐斯、卡斯西裤，闽狮牛仔裤、斯特兰牛仔等，从童装到羽绒服、夹克、连衣裙、妇女内衣内裤一应俱全，全镇多半居民都从事服装行业。有人充满激情地赋诗一首描绘当时的石狮：“盖地铺天万式装，有街无处不经商，客来四海皆惊异，货去神州尽道‘洋’！”

    这首后来在石狮几乎家喻户晓的诗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小镇风貌，而且多年以后，每一个来到石狮的人仍觉得很贴切，它就像一个预言，宣告了石狮即将迎来的建制升格。

    直到今天，石狮人谈起建市的这一段往事仍不无兴奋，有人这样说：只有国运兴，家运才能兴，家运兴，个人运才能兴，对于石狮来说，建市就意味着我们从此有了一个大家庭，谁都可以说说家里事了。

    虽然事情的结局并不像石狮人想象的那样完美，由于考虑到晋江县的发展，最后只把石狮、蚶江、祥芝、永宁四个乡镇划为石狮市，但它的历史意义却影响至今，而且这四个乡镇都不是等闲之辈——石狮镇是闽南服装产业最活跃的市场中心、加工制造中心；日后的蚶江将成为泉州湾港区条件最好、最有发展潜力的中心枢纽，成为石狮走向世界的桥梁与门户；祥芝是泉州地区海洋及民营航运产业发展最快的镇；而永宁则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支撑着整座城市，早在明朝洪武二十年，为防倭寇，朝廷就在永宁设卫，下辖福全（晋江）、崇武（惠安）、中左（厦门）、金门、高浦（同安）5个千户所，当时的永宁卫与天津卫、威海卫、松门卫并列沿海最重要的边防重镇之一。

    从一轮孤月到三星拱月，石狮人整整用了10年时间。也许迄今为止，石狮仍然是共和国版图上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县级市，但重要的是，此时的石狮镇终于挣脱了原来的一亩二分地，同时也创了一项纪录：中国第一个破格从乡镇直接升级到县级市。它的意义更在于，从此石狮变成了一座港口城市，一座环境宜人的半岛城市，从单一依靠服装产业的小镇变成了一座可以发展多种产业的城市，而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对石狮到底意味着什么，直到今天仍值得人们去思考。

    在此，我们无法用今天的目光去考量当时的石狮，那个时候的整个中国还没有认识到城市化的内涵，人们还不知道怎样用现代的眼光去规划一座城市，这一天的真正到来，已经是20年后的事情了。

    但无论如何，1987年12月23日是新石狮的生日，一个活泼健康的婴儿在这一天呱呱坠地。

    一位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听说消息后兴奋地难以自制，逢人便说：“以前我们是个大农村，以后要变成城市了，我们都是城里人了，我的孩子也是城里人了，要吃国家的粮食了！”有人听到后马上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建市以后要养公务员呀，花的可都是我们的钱！”于是两个人立刻争吵起来，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见多识广的后者表示担忧，但此刻他的心里也是甜蜜的。而那位耿直的农民则讲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从此石狮即将踏上从农村到城市化的一段征程，虽然这几乎还是一场从零开始的征程，但毕竟开始了。

    1987年12月23日，所有石狮人都度过了一个兴奋的不眠之夜，这一夜他们都像个孩子一样憧憬着明天，是的，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份变了更让人激动的事情呢？

    接下来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见证这突然扩容的24万新石狮人如何来应对一座城市的新生，要知道就在前一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戏剧性的是，尽管很多人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选举，但这些昨天的农民即将亲眼见证一场共和国历史上也许是第一次的市领导竞争上岗，他们将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第一任市长的推荐选拔之中。事实证明，他们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善泳者，而且似乎比谁都更关心自己的家园，一旦他们盯准了一件事，总要闹得不同凡响。

    在所有石狮人的记忆中，建市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开始，虽然他们不会注意到一块石狮市建市筹备领导小组的牌子已经悄悄挂出，但很快，他们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这一回共产党会派来什么样的干部呢？我们石狮外人搞不懂的，当然要石狮人自己来当了！”

    很快，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出来了。1988年7月1日，一份《关于推荐选拔石狮市市长的公告》公之于众，这封公告后来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引入了政府官员的任用制度中。消息马上在石狮波浪式地传开，“要选市长了！”

    人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觉得新鲜，因为在他们的记忆中，干部从来都是上面派来的，谁来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虽然他们还搞不懂这种破天荒的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但都有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这件事情一定不一般，一定有什么自己可以使上劲儿的地方，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他们有事干了。

    就在人们兴奋不已地做着各种猜测的时候，在政府的组织下，一批民意代表已经冒了出来。他们放下手中的锄头，或者再也顾不上打理工厂，开始聚向一个共同的地方，因为他们都已经意识到：行使权利的时候到了。可以说，那段时间每一颗石狮人的心都随着事情的发展而跳动。

    与此同时，外界的目光也高度关注着这场即将到来的选举，香港《文汇报》、《成报》、《大公报》、《明报》、菲律宾《商报》等媒体都纷纷跟踪报道，遍布东南亚的每一位华侨都急切地打听着消息。当年8月3日的香港《文汇报》这样记载：闽南石狮首任市长由民主推荐、公开竞争、择优选拔产生。这在内地尚属一种试验性创举。这7名角逐者学历都在大专以上，年龄最大的51岁，最小的39岁。角逐者在施政演说中都表示要充分发挥石狮的侨乡优势和与台湾的亲缘关系，大胆探索，超前改革，使前来石狮投资的侨商、台商、港商、外商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和机会。参加会议的归侨属代表、乡镇企业代表、机关公务人员及各界人士纷纷就所关心的问题向演说者提问，让其当场答辩，并对竞争者的水平、能力和改革开放意识进行投票。

    事实上，这场选举所带给石狮的影响远比媒体的报道要热烈得多。在公告发出后到正式进行选举的一个月时间里，每一个石狮人都怀着忐忑不安而又莫名兴奋的心情谈论着这件大事，有人还特意跑到城隍庙里烧香拜菩萨，请菩萨保佑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当选；也有人反复问自己：该不会看走眼吧，石狮的市长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他到底懂不懂呀？但也有人踌躇满志地准备挺胸而出，他已经准备好了一连串的问题，只等着检验一下各路候选人的“货色”了。

    这注定将是一个难忘的夏天。在那个没有电视转播、没有报纸（直到建市5年后的1993年，石狮人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份报纸《石狮消息报》）的年代里，人们靠四处打听和口头滚动传播着事态发展的最新消息，每一个细微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灵敏者的耳朵，然后迅速在所有人中传播开来。他们常常为了对某一个候选人的评判而争执得面红耳赤，又会因为意见相同而彼此惺惺相惜。

    等待着那些候选人的就是这样一群人，很快他们就将亲身体验到这群人的进攻性和挑剔能力。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一个阵容空前庞大的候选人代表团形成了。据当时的统计，报名参加市长竞选的有15人，报名参加副市长竞选的达51人。其中，毛遂自荐者24人，群众联名举荐者9人，组织团体推荐33人。报名的66人中，在泉州任职者48人，外地任职者18人。其中共有9名女性。报名的66人中，55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15人获高、中、初级职称；58人为中共党员，2人为民主党派人士，6人为无党派人士。这些人中，既有省直属机关处科级干部，也有基层县乡级领导；有大、中专学校教师，也有科研单位领导；有归侨子女，也有妇女干部。

    8月1日，人们对这一天的到来显然已经等不及了。有教师说：“谁能拿出措施制止石狮教育的滑坡现象，我就拥护谁！”一位工厂主说：“谁能把石狮建成一个法制社会，我就选谁，千万别把‘人治’这一封建恶习带到新政府中来。”还有人拦住记者让他带话给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告诉他未来的石狮应该那样、那样办。更有人依然跑到庙里抽签卜卦，问问天意如何。

    此前经过泉州市委的资格审查，由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复审后，已确定了初选人名单，其中市长初选人7名、副市长初选人25名，在这32人中，将产生市长1名、副市长3名。

    一切严格按事先设计好的程序紧张地进行着，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谁会当选石狮的第一任市长。

    第一轮由候选人现场抽签确定次序，然后每人发表30分钟的施政演说，接下来由评议代表提问，最后评议代表当场投票，按票数多寡决出前3名进入第二轮竞争。第二轮的角逐则在两天之后进行，首先是候选人随机抽取问题，按题回答；其次还是代表们自由提问；最后代表们投票决定市长的第一任人选。在随后的8月4日至8日，以同样的角逐程序，从25个候选人中产生3位副市长，已任命的新市长将参加选拔副市长的全过程，并可以提出候选副市长的要求。

    与其说这是一场竞选，不如说是一场一个人与一群人面对面的交锋，尽管两方都带着足够的诚意，但一旦进入代表们自由提问阶段，会场上还是充满了看不见的火药味，仿佛是一场思维的攻防战，一个个突如其来而不无刁钻的问题蜂拥而来，候选人稍不留神就可能功亏一篑。

    尽管很多候选人此前都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反复演讲的练习，但一开始站在台上时还未免显得有些紧张。一位省里来的候选人谦虚地说：“我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的，我的劣势在于对石狮不了解。”显然，话还没说完就已经意味着他没有机会了，台下代表们也不用浪费自己的“炮弹”了。

    美国著名教育家卡耐基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成功15%取决于知识和技术，85%取决于人类工程——发表自己意见的能力和激发他人热忱的能力。”而这后两种能力，恰恰是这时候的石狮人最想看到的。

    候选人刚刚结束施政演说，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五花八门的“炮弹”就瞬间劈头盖脸而来：

    “请问，石狮经济的突破口是什么，你将如何组织实施？”提问的人大概是一位民间战略家。

    “你将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这个提问者显然是一位关心民主政治的人，倒也很理性。

    有的问题则显得有些肆无忌惮：“你怕不怕丢乌纱帽？”“如果你当市长，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不用说，发问者是一位刚刚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他像打量商场的对手一样审视着台上的每一个人。

    在所有市长候选人中，抗打击能力最强的是一位来自不远处的永春县县委书记刘成业，他此前只来过石狮两次，而且劣势在于他不是本地人，这一点似乎不太符合很多石狮人心目中的标准，连刘成业自己也没有必胜的把握，“选上了，很高兴，但也有点怕，毕竟人生地不熟。”

    当听到是否有好处的问题时，刘成业当即回答：“我两手空空，但可以给你政策，优惠政策可以给你带来好处。”台下人对这样的回答表示满意，算是过了第一关。“如果你当选市长，敢不敢请我当顾问？”刘成业回答：“如果我荣任市长，不但可以请你当顾问，还要请石狮其他许多企业家当顾问。我认为石狮人民、石狮华侨聪明能干，率先进入商品经济领域，包括你在内个个都是我的顾问。”

    然而考验还只是刚开始，有人又抛来一个不无刁钻的问题，或者说干脆就是一个“圈套”：“如果你当选市长，敢不敢面向全国选美女到石狮办桑拿浴？”刘成业回答道：“凡是对社会有利、对人民身心健康有益的事，我都会支持！”

    更有人事先已经对刘成业的“家底”作了一番调查，突然问：“你是永春县委书记，据说侨务工作做得很好，那么请问，为什么永春侨联主席跑到香港去了？”刘成业笑着说：“我们的侨务统战工作做得有成绩，但比起晋江、石狮还差一大截，还要学习。另外要说明的是，永春侨联主席是退休后按手续办理去香港定居的，因为他的妻子在香港嘛。”

    但人们更关心的还是石狮，“如果你当选市长，第一件事要办什么？”这一次刘成业回答得更有底气：“就在我站在这里发表施政演说的时候就多次停电，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电力建设！”

    话音未落，台下一片掌声，石狮人感觉自己遇到了“对手”，按照他们的性格，就是喜欢同样有血性的人。

    很多年后，石狮人还记得刘成业在接受“拷问”时最漂亮的一次回答。一位民主党派人士问道：“人家都说石狮是个大染缸，很多干部红的进去，黑的出来，我们石狮人最怕干部不能廉洁，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刘成业干净利落地说：“我两袖清风而来，也将两袖清风而去！”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刘成业这个“外地人”已经赢了，人们已经不在乎他到底了解石狮多少。8月3日下午3点，评议代表开始投票，在145张有效票中，刘成业以89票当选石狮第一任市长。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地道的石狮人吴德厚在第二轮竞选市长失利后，又马上加入副市长的角逐，凭借良好的竞技状态以及败不气馁的精神，他最终成为石狮第一任主管经济的副市长。

    就在石狮人过了把“选举瘾”的时候，这个夏天的福建媒体也一刻不停地关注着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试验。《福建日报》几位年轻记者细心地发现了其中的“漏洞”，他们这样评价道：“然而，这毕竟是一场试验，试验就难免不够完善。比如原来订下的100张民意测验票，后来又加上50张，而且这50张票多是由泉州市委、市府各部门的领导所执，在一些群众中造成了一个‘官意’太浓的印象。另外，说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可是对报名者又多有限制。有的同志称得上是石狮的‘活字典’，群众推荐参与竞争，却因为不是国家干部而过不了资格审查这一关。”看到这篇报道后，泉州市委、市府、福建省委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还专门作了总结。

    可以看出，当时的媒体对一个县公开选举主要领导人抱有极大的热情，同时也将这次严格意义上的推荐选拔涂上了“竞选市长”的理想化色彩，但在当时，这种善意的误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更值得人们记忆的是，1993年11月30日，一位年仅28岁的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在职女博士周真平经过同样的程序，成为全国首例公开选拔的党外女副市长，全国近百家媒体予以报道。《人民日报》在当时的一篇报道中特意提到：“这一次公开选拔女副市长比前番政府班子公开竞争更进一步，完完全全脱离了‘组织推荐’这一传统惯例，在人选问题上做到真正面向社会，凡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或许是石狮人深感自己的教育贫困，周真平在竞选演说中的一番话打动了人们，于是，在福建的政治舞台上，又多了一位年轻姑娘的传奇。

    一个至今仍让人有些感到迷惑不解的事情是，为什么石狮这个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地方会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或许正是因为石狮独特的经济结构，才使得有关方面决定在制度层面进行尝试。1988年8月17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召开第52次常务会议，专题审议石狮市对外开放的有关政策。省长王兆国主持会议，明确表示支持石狮作为全省的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赋予石狮市政府以省直辖市一级的经济权限，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农业开发、土地开发、税收、外汇调剂、金融和人员出入境方面，甚至超过了当时沿海开放区的优惠政策。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16项政策大多都没有落实，但石狮人还是一度自豪地称石狮为“民办特区”。

    建制升格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在选举市领导之前的5月20日~6月5日，石狮就组织了全国最早的一次公务员考试招录，而且面向全国，只要是年龄45周岁以下、文化程度高中以上的党政群机关干部及企事业在职干部都可参与。

    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公务员公开考试招录到公开选拔市长，再到90年代初的竞选女副市长，石狮这个改革开放的产儿似乎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坚持着某种默契，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或者改变很多人对石狮的一种误解：石狮从来就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石狮，经济的自由发展为人们意识形态的进步无形中提供了一种合法性的基础。

    另一方面，对石狮来说，脱胎于市场经济并一以贯之的改革精神将是一笔不可忽略的无形财富。多少年来，这种精神已经融合到每一个石狮人的血液里，流淌在石狮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可能的角落。正如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在他的经典著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说：“一个自由民族的习惯就是他们自由的一部分。”石狮人的民主意识，也与他们正在实践中的颇富自由精神的市场经济一起萌芽、生长，虽然在很多时候，他们关心政治是从关心经济开始的，是为生存而开始的。从这一点来说，石狮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价值直到今天还有待人们去发现。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88年是一个难以概括而又不无微妙的年头。一方面，此前3年的高速增长让中国经济的高速列车再次驶入经济周期的敏感地带，一个“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内地”的开放大格局已初步形成；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带着某种焦虑，试图在制度层面寻求进一步突破。

    在企业界，盛行一时的国有企业承包制渐露疲态，一些乡镇企业的先行者开始尝试产权更清晰的改革。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企业利益共同体”的新概念，随后他进行了一场“花钱买不管”的革命；在北京，有人写出了第一份系统阐述中国股票市场的建设性文本。

    这一年在经济领域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件事情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再一次来到中国，一向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弗里德曼对中国经济颇为自信地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他极力主张中央政府放开价格管制，并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在四川考察时，弗里德曼对四川省长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子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省长请教说：“教授先生，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纠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耸耸肩，没有回答。事后，一位同行的经济学家发表文章说：“我是有答案的，但我当时没有说，我的答案是，把所有老鼠的尾巴都一同砍掉事情就解决了。”于是，一场最终全面失控的“物价闯关”拉开了序幕。

    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1988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专门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综合研究和协调工作，一个叫“小政府、大社会”的新概念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相映成趣的是，刚刚建市的石狮几乎与千里之外的新建省海南在同一时间接生了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管婴儿”，二者的改革动机如出一辙，结局也非常相似，也都注定留下同样的遗憾。

    先从海南的改革说起。就在1987年8月，中央决定将海南从广东省里划分出来单独建省，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年轻研究员廖逊被请到海南设计“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案。

    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最初只是一个行政体制的简单构想。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普遍感到政府通盘覆盖、社会被挤到边角不是个好办法，政府再强有力，也并非万能，难以满足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多重需要，必须充分发挥社会本身的自主功能。而如果这种功能充分发挥了，对提高执政者的执政能力确实很有帮助，政府的管理会更省力，更集中，也更有效。

    海南试验的超前性在于：他们一方面在1988年的一次党代会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提出以“市场经济”为主；另一方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一是大幅度精减省级行政机构，二是取消地区一级行政机构设置，全省党政机构一下子由原海南行政区的118个减少到38个，只相当于内地省级机构的1/3，整个省级机构行政官员比原行政区还减少1700人。

    举例来说，当时的海南借鉴了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办法，将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合为一体，设“贸工厅”，类似于日本的通产省、英国的贸工部、法国的工贸部。又仿效联邦德国的经济合作部，将外来投资和对外投资合并到一个“经济合作厅”统管。“文体厅”则使用了“大文化”的概念，将对文化、广播、新闻、出版、体育、电影、电视事业的管理统成一个“超级大厅”。还有一个创举是，海南不设地区一级政府，由省直接管县，这在全国各省、自治区中至今还是“独一份”。

    在进行“小政府”改造的同时，海南政府试图构建“大社会”。据当时海南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位重要参与者迟福林回忆，当时他牵头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事业单位除有15％划为行政性事业机构外，其他全部分类推向社会。对社会团体实行“三自原则”，除了工、青、妇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逐步实行领导人自选、活动自组、经费自筹。但此事引起不小震动，有些事业单位负责人到省领导家里去告状，说是端了他们的饭碗，扬言要组织游行，省委、省政府反复做工作才平息下来。

    石狮的试验一点不比海南落后，建市之初的石狮党委系列只设市委办和党务工作部两个部门，政府系列只有市政府办公室、经济局、国土建设局、教科文卫局、侨台外事局、内务局、人事监察局、财政局、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局等11个工作机构，平均比当时的一般县机构精简了2/3，五套班子的领导人数也少了一半多。一时间，作为“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前来取经采风者络绎不绝。

    更令人们称奇的是，一个小小的石狮经济局对应的其他平行县的局（委）就有22个，而对应的省级委（厅、局）有34个，一个教科文卫局则包办了平行县的科委、卫生局、文化局、体委等4个机构。

    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倒金字塔”结构，对应的上级机构大如斗，而下面的机构却小如线。于是，就在石狮人频频介绍自身的改革经验之时，一连串的烦恼也无法避免地接踵而来。

    一位石狮粮食公司的领导到上级开会要求调拨粮食，很多人并不知道此前的石狮已经把粮食、商业、物资、旅游、二轻等经济行业性部门的管理职能收归新成立的经济局，然后取消这些部门，分别成立了相应的经济实体公司，并允许其下属企业吸引内外资成立股份公司，由其自主经营，参与市场竞争。还没等他介绍清楚自己的身份和来意时，上级的人就不耐烦地说：你们是企业部门，跟我们无关，回去吧。于是，这位领导只好赶忙回来叫人补刻了一个粮食局的公章。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为解决与上级对口问题，石狮市当时曾专门刻有计委、物资、粮食、旅游、土地等九个部门公章妥为保管，以备不时之需，遇到什么事情就取出相应的公章盖上。即使这样，公务人员仍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疲于接待，而且成绩有限，因为上级评各种先进的时候还是轮不上自己，原因很简单：主体不清。

    到省里开会也成了问题，上头指定某某局开会，可石狮却没有这个局，只好派个人去取文件。有时候尽管局名对上了，但又因为级别不对应，本该去个局长的可石狮只有这个部门的科长，这在上级看来就是对工作不认真，甚至有点不可理喻。由于一年到头会议不断，仅一个经济局就要对应泉州20多个部门，对应省里30多个部门，最后实在分身乏术，就干脆派部车去拉文件，有时候一次拉回一车。

    就在石狮几乎每天都体验着改革者的尴尬之时，另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先锋海南省也面临着同样的烦恼。那个时候的海南经济基础薄弱，得跟国家“要饭吃”，北京来的部长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海南要健全机构。言下之意，要不然我给了钱干了活算谁的呀？你文化体育都在一个厅里，体委说我拨给你的钱是拿去搞体育的，你凭什么用它去搞文化？文化部说我拨给你的钱是拿去搞文化的，你凭什么用它去搞体育呀？你没有一个专门的厅，我拨了钱放心吗？

    实际上，到实行机构改革的第二年，石狮就已经有些吃不消了。根据上级加强党的领导的要求，石狮党委系列工作部门增至5个，政府部门增加3个，将原人事监察局分拆为人事局和监察局，另增设司法局和安全局。在随后的十几年间，石狮的这场机构改革一直艰难地踯躅不前。

    到1991年，党群系列增加共青团等部门，政府系列将司法局和监察局合并为司法监察局，但将审计局和外经委从经济局分离出来，将教育局从教科文卫局分离出来，使部门总数达到17个。到1996年，石狮市出台25个职能部门的“三定”（定职能、定内设机构、定编制）方案。此后的1997年、1998年和2002年，三次改革中又新组建9个行政机构。伴随着机构日益庞大，人员也在膨胀。

    “机构膨胀得很厉害，建市时官员数量是100来人，现在是400多人，党校培训时都坐不下。”2004年时，一位石狮官员对记者苦笑着说。后来有位泉州领导说了句公道话：“当时石狮有些措施是过渡性的，有些是理论上讲得通的，但在大的体制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是不好坚持的。比如，石狮曾一直坚持市委书记兼任政府市长，直到2006年政府换届时才由市委副书记出任政府市长。在其他市委书记都不兼任市长的背景下，石狮这样做只能把一把手累死。”

    海南省后来在总结自己的行政体制改革经验时说出以下几条教训：第一，一些市县不按省委政府要求进行机构改革，超编设置机构，连进人都管不住，机构改革又怎能不陷入“缩减——膨胀——再缩减——再膨胀”的怪圈呢？第二，精减机构不仅是“减人”，关键是“增效”，提高执行力。第三，“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没有错，但没有组织好大社会，又怎么可能有小政府呢？

    或许与海南不同的一点是，石狮的民间力量非常强大，各种群众组织异常活跃。正是基于此，石狮才更加坚定了机构改革的信心，按照当时的理念：坚决把不该管、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通通下放和转移出去，政府只做那些社会做不了、企业做不了、群众做不了而应由政府来做的事。

    但事实证明，“下动上不动，越改越被动”，随后的石狮人都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行动，一个面积不过16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20多万的县级市，要想孤军深入根本是不可能的。后来有人评价说，石狮的这场改革是一场失败的试验，但它同时提供了一个标本，供以后的改革做借鉴。它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整个社会制度还没有足够成熟之前，任何改革都注定是一场无言的结局。

    令人欣慰的是，石狮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2007年12月，中共十七大在北京隆重召开，在这次被海外媒体称为“决定21世纪前半段中国的方向”的会议上，中央不仅明确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指出“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公民意识”、“表达权”等一系列新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上。随后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是：2008年3月，两会代表们坐在一起审议酝酿已久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一个人们关注已久的新名词——“大部制改革”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历史仿佛完成了一次轮回，但毕竟已时过境迁。20年后的这个春天，当世人都在等待着“大部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时，不知此时的石狮人作何感想，不知有多少人还能记起，就在20年前的那个夏天，一个中国新生的县级市与刚刚建省的海南一样，上演了一场令它们至今仍刻骨铭心的“破冰之旅”，每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石狮人都或多或少地成为这次旅途中的一员。

    曾几何时，一场“小政府、大社会”的试验为石狮再造了空前的品牌影响，也鼓舞着石狮人继续奋勇前行，但现实的逻辑又最终使他们发现自己无法承受这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忘记这一段历史：在闽南一个叫石狮的地方，一群顽强而执著的人，曾经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几乎所有的激情，为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贡献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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