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讲述石狮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故事仍然让人觉得有些困难，因为它所折射的，几乎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片段。当1992年后的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亢奋之时，每一个弄潮儿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染，石狮人似乎看见了一个更加令他们血脉贲张的舞台，或许，这一次他们真的走得有些远了。

    人生路程像海漾

    波浪阵阵滚未停

    命运随时会改变

    我的心肝真坚定

    ——闽南歌曲《奋斗的歌手》

    直到今天，讲述石狮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故事仍然让人觉得有些困难，因为它所折射的，几乎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片段。

    曾几何时，当中国的大多数地区还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的时候，这个闽南小镇已经率先上路了，从先行者的意义上来说，尽管各种争议从来不曾中断，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赢来了时代的掌声。

    又曾几何时，一群普普通通的农民为了战胜贫困，昂首走向时代的舞台，他们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迅速改变了家乡的面貌，几乎没有哪一个弹丸之地曾经绽放过如此的奇光异彩。

    但同样也似乎是受命运的驱使，当这个小城拥抱世界的时候，世界也以越来越强的魔力吸引着他们，召唤着他们。人们又迎来了一个机会频生的大时代，这一次他们又站在了时代的前台。

    不过这一次不同的是，任何一个传奇都无法脱离孕育它的土壤，任何一场变革都充满了戏剧性的矛盾和冲突，正如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在考察中国历史时曾经所说的那样：“我们所考察的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崩溃和重构、革命和进化、征服和发展的循环交替。”

    当1992年后的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亢奋之时，每一个弄潮儿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染，石狮人似乎看见了一个更加令他们血脉贲张的舞台，或许，这一次他们真的走得有些远了。

    到1993年，中国已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家，人们不再为姓“资”姓“社”而苦恼。

    一位决定下海的北方作家这样宣言：“中国的文化人只有参与了经济生活才能干预经济生活……我们应该相信自己是强有力的，我们的手腕将会粗壮起来，我们要把中国的市场骑在胯下，在上面展开优美的‘托马斯全旋’。”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呐喊，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心声。

    这一年元旦，《人民日报》在新年献词里写道：“在中国，1992年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人以自己的成就而自豪，我们的目光永远向前。”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弥漫着整个世界。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中，一共掀起过三次全民经商热潮：第一次是1984年，“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社会最流行的民间语录；第二次是1987年，在沿海一带，搞“第二职业”成为时尚，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国有企业职工，没人对本职工作感兴趣，大家都热衷于用公家的设备赚取外快；第三次则爆发于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1993年，这一次的势头远比前两次猛烈得多，其对中国的深层次影响直到今天仍随处可见。

    伴随着乐观情绪的突然暴涨，传统的游戏规则再一次被无可置疑地颠覆，很多人发现了新的财富路径，资本的冲动开始抬头，人们普遍渴望抓住机遇完成下一次奇迹，一个利益驱动的年代到来了。

    此时的石狮人与全国人民一样，如同亲眼见证原子裂变蘑菇云升起，沉浸在创业激情之中，他们频繁地穿梭于全国各地，在像辛勤的蜜蜂一样到处采蜜的时候，也无时无刻不酝酿着明天的梦想。作为时代的榜样，那个时候中国大概不知道石狮的人不多，当石狮人带着空前的自信奔赴一个个渴望投资的广大内地时，所到之处无不铺满鲜花，迎接他们的，无不是羡慕和赞赏的目光。

    世界突然打开了，有些人已经不甘于在面积只有160平方公里的石狮经营事业，而另一方面，随着民间资本的快速积累，当时的石狮确实已无法容纳下企业的快速扩张。也许是受时代的刺激，在一个到处涌动着商机的年代里，石狮人以闪电般的速度在全国布局，如同他们当年带着服装一次次走向各个城市展销一样，但这次带去的不仅是服装，更是已经鼓起来了的腰包。

    很多年后，人们谈起这段石狮人到外地投资的往事时仍有几分莫名复杂的心情。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行为是石狮发展的必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无可厚非，也符合资本天生的流动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敢于到外面捞世界的勇士们大多是石狮的第一代明星企业家，当他们信心满满地冲向一个个陌生而又火热的高地时，就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时代紧紧拴在了一起。

    今天我们已没有必要回避一个事实：石狮的第一代企业家们都或多或少进军过地产，有幸运者，也有因此而困顿者。但如果你了解1993年中国的地产狂潮，就无法过多地责怪他们的冲动。

    这场狂潮首先从“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开始，随后蔓延整个珠三角地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海南岛又躁动起来，高峰时期，这座总人数不过160多万的海岛上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平均每80个人一家房地产公司。不仅如此，由于当时没有限制金融机构投资地产的政策，大量的机构投资如出笼的猛虎般扑向地产，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很多刚刚辞职下海的公务人员都义无反顾地来到海南淘金，一夜之间，地产的魔方迅速转动起来。

    财富的传奇在每一块昔日无人问津的土地上上演。1992年，海南全省房地产投资达87亿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一半，仅海口一地的房地产开发面积就达800万平方米，地价由1991年的十几万元/亩飙升至六百多万元/亩；同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83％，另一个热点城市三亚也达到了73.6％，海南全省财政收入的40％来源于房地产业；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统计，19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猛涨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达到7500元/平方米的顶峰。短短3年，增长超过4倍。

    在与海南隔海相望的广西北海市，房地产开发的猛烈程度也毫不逊色。这座原本只有10万人的小城冒出了1000多家房地产公司，全国各地驻扎在北海的“炒家”达50余万人，以至于1993年来视察的朱镕基副总理忍不住提醒当地政府：“北海不同于上海……北海建设要量力而行。”

    实际上，这场疯狂的财富游戏并不只局限在当年的海南、北海、惠州这些“重灾区”，更重要的是，它开始颠覆人们的致富理念，刺激了人们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整合方式完成以前所不敢想象的原始积累。在北海的每一个夜晚，人们躺在沙滩上兴奋地狂饮着啤酒，交换着梦想，直到天亮时分。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这种狂欢的情绪迅速传递到了石狮，就在越来越多的冒险家们来到石狮搞地产开发的时候，看着家乡一个个商业项目的崛起，一片片住宅的封顶，石狮人自己也耐不住要去征服外面的世界了，从此他们的生意经中多了一个充满诱惑的名字——房地产。

    那个时候的中国给人的感觉是到处都在盖房子，于是我们看到，在福建的厦门、福州、莆田等地，到处都有石狮人的身影。有人甚至把投资的触角伸向遥远的祖国边陲地区，在云南刚刚兴起的一个叫瑞丽的边贸口岸，至今仍流传着石狮人的故事，而那些地方也正期盼着他们的到来。

    在《石狮市志》1992年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12月9~14日，我市经济考察团一行50多人对南平市、武夷山市、建瓯县进行考察，共同探讨‘山海协作’新路子，并与武夷山市签订210亩土地转让合同，用于兴建石狮工业园和发展商贸，共签订6个建设项目，投资总额8642万美元，协议外资8393万美元。”就在半个月前，石狮与武夷山市刚刚结为友好城市。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石狮正顶着市场经济的光环，广受各地欢迎，而且有足够的资本。

    但也许是生不逢时，这些流动的资本很快遇到了宏观调控的寒流，这一切都与房地产的特殊性有关。

    回顾中国30年产业经济的发展史，房地产历来是一个争议不断的行业。一方面，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加速，城市化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房地产是举足轻重的支柱性行业。但另一方面，房地产的关联性极为广泛，一个行业的火暴可以直接带动宏观经济景气的提升，所以我们每每看到，当一个景气周期来临时，房地产往往是反应最灵敏的晴雨表，与此同时，它所拉动的各个行业的投资热潮也无以复加，直到整个经济的天平发生严重失衡。

    1993年的地产狂潮让后来的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泡沫经济”，一块地皮在数个买家之间辗转，地价成倍翻番，当财富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增长时，往往也意味着危机的到来。

    不仅是地产，1993年的中国到处弥漫着开发区飞扬的尘土，为了吸引外资，各地纷纷建起开发区，在工业用地上推出优惠政策，但由于规划失控，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改革开放以来史无前例的“圈地运动”。1991年，全国共有开发区117个，到1992年8月，这个数字已经猛增到1951个，而到1993年10月，各类开发区竟达8700多个。在全国已批准的1.5万平方公里的开发区里，如果全部做到水、电供应和道路的平整，需投资约45亿元人民币，远远超出国力负荷。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当时的石狮究竟有多少企业涉足地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但凡是有一定实力的服装企业都不会拒绝来自地产的诱惑，虽然结局跟它们所想象的完全相反。

    与“泡沫经济”一样，这一年的6月也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宏观调控”。随着一纸《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的通知，地产行业的狂欢节突然结束了，时间的钟摆戛然停止在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夏天。由于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当全中国无以数计的淘金者和数以万亿计的资金像蝗虫一样扑向以海南、惠州、北海为代表的东南大地时，没有人想到击鼓传花的游戏会有中断的一天，然而事实坚硬得令人寒心，一个美丽的童话结束了。

    据当时的统计，1995～1996年海南有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同年的北海，一座3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留下了130多栋、共计120多万平方米的烂尾楼，还有大片闲置土地。

    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宏观调控，尽管事发突然，但其实酝酿已久。1992年后，中国经济的万马奔腾逐渐失控，固定资产投资超速增长，金融秩序紊乱，货币投放加大，通货膨胀苗头初现，如果政府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后果将不堪设想。英国《经济学人》在1992年底的年终稿中警告说：“1993年的某一个时候，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势头，上一次是在1988年，中国几乎着了火。”但这种声音如同朱镕基副总理在北海考察时的提醒一样，没人听得进去。

    邓小平曾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我不懂经济，但我知道有一个人懂，那就是朱镕基。”

    从1993年开始，人们很快就体验到了朱镕基在经济治理上雷厉风行的强势风格，并以其理性而著称于世。

    地产狂欢的大幕猝然拉下，不仅是石狮投资地产的企业受到冲击，中国其他地区也几乎无一幸免，一位海南地产的“炒家”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绿的，看着天上往下掉钱，有谁还拔得动腿呢？”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在当时的珠海有一家著名的民营公司——巨人集团，这家企业本来以高科技产品起步，中央领导每每到珠海考察必来巨人，但就在1992年，也许是有感于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巨人决定造一栋大厦，一开始打算盖38层，可下半年一位领导前来视察时说为什么不再盖高一点？于是，这栋大厦从设计中的38层变成了54层，再后来听说广州正计划盖一幢63层的全国最高楼，于是巨人大厦又变成了70层，结果跟这座理想大厦一起崩塌的是这家曾经风云一时的明星企业。在这家企业最困难的时候，由于宏观环境的变化，最终“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连巨人集团这样的民营企业都在劫难逃，更何况石狮的一线服装企业！

    有趣的是，我们在已经泛黄的《泉州日报》上看到一则旧闻：这篇题为《看石狮，谈经济》的文章称石狮为“沙滩上的花园”，“初到或未到的人，总认为石狮可爱，石狮有的是遍地黄金。可是住了两三个月后，这个观念就渐渐地改变了。”相反，文章指出石狮“并不是一个农业区”，也“看不到现代化的工厂建立”，“石狮的商业，仅仅是为了消费繁荣，并非正常的商业，而是畸形的消费场所”，文章的结论是“土地的贫乏，工业的萎缩及商业的畸形，严重地威胁了石狮人民的生活……”让人难以想象，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竟然是1937年3月6日。

    半个世纪后，石狮人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彻底颠覆了前人对石狮的偏见，这里不仅到处有工厂，而且市场空前的繁荣，但就在1992年后的那个夏天，有些石狮人确实把自己的梦想建立在了沙滩上。

    一位石狮的企业家后来在谈起这段往事时选择了沉默，我们不知道他今天是否仍感到遗憾，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可以肯定，大多数企业还会作出同样的选择，毕竟当时的中国企业普遍都处于突如其来的亢奋期，昨天的辉煌以及随之而来的自信挥之不去，因此，每个人都将付出成长的代价。

    回首中国民营企业30年的起落浮沉，总给人一种云谲波诡、欲说还休的感觉，或许是一种宿命，他们生逢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但事实的另一面是，很多先行一步的企业都倒在了半路。

    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回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企业家命运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个曾经激情万丈的年代。

    在1984年，很多日后的著名公司纷纷选择了创业。如果把这一年看做是中国公司元年的话，那么从1992年开始，已经积蓄了一定实力的中国企业很快将显露出资本的冲动，如同一个孩子在还没有走稳之前就已经梦想着飞奔，这一次它们同样是与时俱进，但也同样是有些身不由己。

    与突然升温的地产一样，1992年的中国经济同时在股票市场上井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此前一度冷清的大厅突然被挤得水泄不通，上证指数5天之内就从5月20日的616点飙升到1420点，而在一个露天广场上，股民们席地而坐，关注着每隔5分钟就播报一次的股票行情，沸声震天。

    在邓小平刚刚视察过的深圳，人们对于股市的热情更是可怕。8月7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公告，将发售新股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发售工作将在两天后开始。公告一出，雪片般的身份证立刻淹没了当地邮局，两天内约有150万人涌向只有60万常住人口的深圳。可谁知原定销售两天的抽签表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发售完毕，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苦候两天两夜却两手空空，怒火迅速在深圳蔓延，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商店被砸，警车被烧，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并拉来了高压水炮。一个意外的结果是，这起猝然爆发的恶性事件却直接催生了中国证监会。

    但另一个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是，股市的爆棚同时也让管理层看到了前所未有的融资能力，正值国有企业无路可走之时，于是有人提出：“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是搞活和增强国有企业实力的战略选择。”也正是这一年，一个国人从未听说过的新名词——“资本运营”迅速走红。

    有意思的是，这个新名词的诞生与石狮还颇有几分亲缘关系，它的首创者就是泉州籍的新加坡商人黄鸿年。

    这位石狮人的老乡不可不谓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来的也正是时候。此时的国有企业正急切地等待资金输血，都盼望着通过实力雄厚的外资来扭转经营机制。此前的黄鸿年一直在香港和新加坡从事资本活动，被人称为“金手指”。这位“金手指”来到中国马上成立了一家中策公司，意为“配合中国改革开放策略”，随后他从山西到杭州开始了一连串针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收购，实际上，黄鸿年瞄准的并不是已没有多少剩余价值的国有企业，而是些优秀的“种子选手”。

    中策旋风很快在黄鸿年的老家泉州掀起高潮，这一次他与政府签订协议，一揽子收购了泉州的全部37家国有企业。1992年8月，中策公司与泉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合资成立泉州中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方以37家国有工业企业的全部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作价投入，占股40％，中策公司出资2.4亿元占股60％。中侨公司拥有大量土地储备，其后的地产经营前景十分可观。随后，黄鸿年又一口气收购了大连的101家国有企业，至此，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组建成了庞大的企业帝国。

    到今天为止，中策现象仍然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史上的一道奇观，当时被一些有识之士广为称颂。有经济学家高呼：“中策现象是国有企业重组的有效模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时代产物……我们可以利用中策熟悉国外企业上市的原则和渠道把一些国有企业经过重整后，转换为国际性的企业，陆续在国外上市，更多地吸引国外资金来投入国内企业发展。”

    也许是受了同乡大哥的影响，石狮人这个时候也开始动起了资本运营的脑筋，一些企业纷纷加入了一家名叫名流的公司，并把目光指向了事关泉州发展的一座大桥，但其命运却与中策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你进入今天的泉州，可以通过两座桥，一座是不需要收费的泉州大桥，另一座是需要收费的刺桐大桥，而对于这需要收费的后一座大桥，当年参与的石狮企业家已不愿意再谈往事。

    刺桐大桥曾经在全国引起轰动，它不仅让国人第一次了解了BOT模式，更重要的，它是中国首例由民营企业完全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方式建设的一个项目，同时也是福建省政府重点建设项目和泉州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之一。按照泉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刺桐大桥经营期限为30年（含建设期），期满后全部无偿移交给国家。而所谓BOT投资方式，是指政府在一定期限内通过特许协议将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和管理权让渡给项目投资人，当特许期届满后投资人将该基础设施无偿地移交给政府的一种投融资方式。由于这种方式为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开辟了渠道，很多民营企业对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都跃跃欲试，但事实远比理论上的解释要复杂得多。

    为了彻底解决泉州人“过桥难”的问题，名流公司与泉州政府合资成立“泉州刺桐大桥开发有限公司”，其中名流公司占公司60％的股份，政府资金占40％，总投资2.5亿元，大桥全长1530米、宽27米、双向6车道，设计日通车量为2.5万辆，是当时福建最大的公路桥梁之一。1995年5月18日，这座大桥在泉州人民期盼的目光中开始动工，第二年底就正式投入运营。

    但其后却一波三折。1997年底，泉州至厦门高速公路通车，由于刺桐大桥与高速公路相距仅300米且有空闲的连接匝道，刺桐大桥公司为此提出了连接方案，并已先期投资700多万元。而在此期间，泉州市开始投资1.3亿元修建一条横向的牛山连接线，将高速公路与324国道贯通，然后贯通与324国道相连的泉州大桥。为解决“出路”问题，1999年，刺桐大桥公司转而投资4800多万元启动“324国道复线”工程，这一方案得到了省市有关部门的批准。2000年底，当地在媒体上征集2001年为民办实事方案时，打通刺桐大桥连接线成为市民呼吁最强烈的项目之一。

    戏剧性的是，就在刺桐大桥连接线打通之时，名流公司却发现已经完工的牛山连接线预留给复线工程的桥洞比原先设计的偏移了20米，而且是一个斜向的桥洞，汽车经过大桥时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段被接成了一条反S形的危险路段，这段接口被当地群众戏称为“水蛇腰”。每当驾车开过刺桐大桥连接线的这段“水蛇腰”时，人们都要打起精神来完成一段惊险的旅程。更雪上加霜的是，到2002年，泉州大桥完成了回收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使命，正式取消收费，从此中国第一个由民营企业以BOT模式发起建设的大型项目——刺桐大桥陷入危机。

    对一些当年参与刺桐大桥项目建设的石狮企业来说，这座大桥带给他们的心理影响至今也没有“合龙”。

    或许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生存史的真实写照。30年来，我们常常看到，在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国际资本博弈的舞台上，每当他们的足迹开始跨进事关重大利益的敏感领域，等待他们的结局往往是黯然收场，虽然他们有足够的经营头脑，也有办法筹来资金，但却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成功与失败的分野常常出现在某一个不确定的瞬间，那一刻，他们接近梦想的距离看起来是那么近，但就像一个落水的人无力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梦想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从这个意义上说，名流公司当然无法跟长袖善舞的黄鸿年相比，后者的中策公司背景极其复杂，除了他本人控股的30.5%之外，李嘉诚的和黄公司、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及美国摩根士丹利等大证券商也是重要股东。显然，虽然前者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名流。

    实际上，就在石狮的民营资本企图进入传统投资的“禁区”之时，还有很多鲜活的力量同样在四处捕捉着商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企业正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青春期：保健品企业一飞冲天、气势如虹，一连串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营销手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支撑民族工业脊梁的中国品牌用凶猛无比的价格战在本土与外资公司展开空前的肉搏战，直到打得“洋鬼子”们头晕目眩，无力招架；渐渐的，一个让国有大型企业向“世界500强”冲刺的梦想成为政府和学界的共识。

    当整个社会都充斥着雄心和激情的时候，石狮也跟着这股狂潮掀起了第一次多元化、集团化的浪潮。可以看出，石狮人对于环境的敏感度堪称一流，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知道外界的消息，而一旦他们认为自己必须要干些什么的时候，也一定会放胆一试，甚至不愿意多想后路。

    稍微熟悉一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安徽有个“傻子瓜子”，当地一个叫年广久的目不识丁的农民，由于炒得一手好瓜子，并且在1979年雇了12个工人，从而引起中国理论界的巨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经典理论，雇工到了8个就是剥削，那么年广久算不算剥削分子？”其实在石狮，也曾经有这样一个炒瓜子能手，不过他的成功是在80年代。

    也许今天的石狮人还会记得当地曾经有一个瓜子品牌——阿里山。这种瓜子曾经是中国同类产品中数一数二的品牌，很多人以为是台湾产的，但我们更感兴趣的却是其老板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番经历。当他在福建莆田看到制鞋生意火暴时，就赶忙买了10台绣花机办起了工厂，为鞋面绣花，也制作商标；随后他到四川又与某军区三产合资办瓜子厂，而且从甘肃买原料，在成都生产；再后来他又在四川办起了电脑绣花厂，接着他又投资山东某县级市宾馆，同时搞起了地产开发。

    往事如烟，今天我们已无法知道这位“瓜子大王”身在何方，又在干些什么。

    透过他的背影，我们却能看到一个典型的闽商形象，他们信息灵通，常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善于捕捉任何稍纵即逝的商机，有时候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已有的收获，而是像只灵猫一样时刻打探着外面的世界。我们无法确认这种商业基因究竟从何而来，却也无法否认，这也是他们的成功要素之一。

    如果你进一步了解石狮，今天你会惊奇地发现，但凡是后来那些在中国火起来的行当，几乎没有石狮人不曾尝试过的，而且一度做得不错，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俨然也是合理，或许只是太早了一步。

    多元化和集团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常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一个集体向前冲锋的年代里，很少有人会思考这个关系到企业长远发展的生死命题。石狮的土地上也曾出现过一股集团化的浪潮，这个时候的他们都有一个宏伟的蓝图，创办之初也曾引来世人的强烈兴趣。当他们一次次站在聚光灯下，蓝图也被一次次悄悄放大，似乎他们赶上了一个仅凭梦想就能征服世界的时代。

    1996年，日本管理学者大前研一来到中国考察，当他看到遍地是多元化的浪潮时不禁有几分担忧地说：“我认为中国人有些急躁，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中国的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做出卓越的成绩。但专注是赚钱的唯一途径，可口可乐专心做可乐，成为世界消费品领域的领先者；丰田专注于做汽车，成为日本利润最为丰厚的公司。进入一个行业，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但在那个时候，这种声音未免显得过于保守。

    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是，就在90年代中期石狮人开始阔步奔向外面的世界时，也有人保持着几分冷静。在一次讨论服装企业的发展方向时，有人曾经小心翼翼地提出，石狮还是应该先把服装城搞起来，但他的想法马上遭到其他人的反对，理由是：“现在外面到处是机会，我们怎么能还待在家里？”接着，反对者说出了一个时髦的概念：“我们要资本输出。”这在当时听起来确实是一个无法辩驳的理由，两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答案要在几年之后才水落石出。

    不知为何，在讲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石狮时，脑海里常常会强烈地浮现出“草根”这两个字眼儿，这原本是一个来自美国19世纪淘金时代的词汇，但用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却别有一番意味。

    所谓草根，大抵是指那些原本不在主流视野之内的基层力量，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但我们更想说的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草根也是一种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因为一无所有，他们常常会爆发出令人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同样也是因为一无所有，他们又往往不得不承受每一次社会变革所赋予自己的所有压力与重量，他们有足够的激情去燃烧，但有时又几乎是宿命般地随风而去，就这样一次次让梦想升起，又一次次在打拼中随时面临希望的破灭。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轮回，他们常常发起社会经济秩序的每一次突破，却又不得不默默咽下无言的苦果。

    这里我们所要讲述的，是一段90年代中期曾经发生在石狮的往事，之所以说它是往事，是因为你在今天的石狮已经看不到此事给人们带来过什么影响，如果你一定要追问，他们只会淡淡一笑，告诉你：“其实，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是受害者。”没有牢骚，没有怨言，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在此我们不想对这件事进行过多理论上的探讨，因为直到今天，这个来自民间的幽灵依然困惑着很多人，在所有缠绕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命题中，关于地下钱庄的故事仍然没有清晰的答案。

    由于民营经济异常活跃，民间资金充裕，改革开放以来石狮一共发起过两轮金融创新，但由于金融主体行为不规范，金融监管无力，两次创新都不幸流产，极大地挫伤了当地经济的元气。

    第一次创新发生在石狮建市不久的1988年，也就是当地人所熟知的“标会”，最终导致很多人倾家荡产。“标会”的兴起可谓是空穴来风，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在石狮的支行才刚刚成立，而石狮原有的几个农村信用社刚从晋江县分离出来，还没来得及大量开展金融业务。这一年石狮金融机构贷款总量仅为1.92亿元，而此时石狮的民营企业早已是满天繁星了。就这样，一种古老的民间信贷交易方式瞬间复活了。

    石狮的“标会”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在温州的“抬会”非常相似。在当时的温州，“抬会”一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融资信贷，但很快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的尝试，再是大胆的扩展，在滚滚而来的金钱与永远无法填满的欲望之间，一种新的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始了。

    事实上，在石狮的“标会”兴起之前，曾有人专门到温州考察学习，但结局却与温州截然相反。

    这场金钱游戏的奥秘在于不断发展新会员。按照温州人曾经最流行的办法：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起，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从第13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则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滚动循环，一个会期为100个月。可以看出，这种类似传销的金融游戏从一开始就注定崩盘。

    但温州的“抬会风暴”却更为血腥，当资金链终于出现断裂后，在1987年的短短3个月里，全市就有63人自杀，200多会主潜逃，近1000多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负债累累，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因为小孩儿随时有可能被讨债的人当做人质抓走——乡民们纷纷到县城游行要求政府帮助讨债。更有甚者，几个会主经受了严刑拷打，被折磨几天几夜后导致死亡。

    据资料显示，到1989年，石狮“标会”已达2000多家，到1991年7月1日，“标会”会主和会员达7000多人，债务总额6.3亿多元，债权5.85亿多元，是当时金融机构贷款的3倍。而且由于同行是冤家，各个会主之间互挖墙脚，形成了盘根错节的“三角债”。虽然其规模远逊于温州，但数千会员们的心情与温州人同样焦虑，一场情绪的爆发难以避免。

    为了制止这场即将爆发的危机，石狮政府于1989年10月20日专门召开会议决定对“标会”进行严厉打击。一周之后，2000多个会主在一两天之内相继宣布倒会，接下来的情形似乎更像是一场和平谈判。政府一边组织会主学习班，普及最基本的法律常识，一边召集会员面对面清账，能够还清的当场结算，能还一半的就打欠条，同时，耐心地把每一笔“三角债”搞清楚。

    令人惊异的是，虽然有的会员一夜之间血本无归，但人们却表现出了出奇的平静，这个时候他们似乎更相信政府，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他们始终没有把丧失财富的沮丧化为不可遏制的愤怒，也许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他们更相信明天，无论昨天发生过什么，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然而，“标会”的故事并未结束，到1992年，石狮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开始兴旺起来。从1992年到1994年，石狮共有7家城市信用社相继成立，到1997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已发展到30多家。这两种金融组织都是在国有商业银行不经意间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反映出当地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现实中的金融体系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据不完全统计，仅存款一项，全国农村基金会1991年为99.9亿元，1992年为165亿元，1994年跃升到454亿元，到了1996年则达到1083亿元，事态发展终于超过了管理层的预料。

    1998年，石狮的农村合作基金会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城市信用社的资金大量贷给股东，而且大量资金用于投机。借款人亏本后，部分资金无法回收，由于不良资产过多，城市信用社发生挤兑现象。随着存款余额的迅速下降，可贷款余额却并未同步降低，到2003年5月末，各项存款余额仅为0.35亿元，而贷款余额仍高达10.8亿元，至此预示着这次金融创新以失败告终。

    不过，城市信用社的倒闭却给石狮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按照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一刀切”的做法，要求政府先贷款承担起城市信用社的所有债务，由于没有用金融手段化解风险，财政就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承担了7.9亿元的本金债务，分13年还，利随本清，年利率2.25%。

    一份200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这样分析说：“对于民间金融与当地政府参与的金融创新，一直存在着重审批、轻管理的问题。人民银行现在的情况是，在商业金融机构寻求获利机会时，懵懵懂懂地看，不能及早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出现问题时，又慌慌张张地打，没有灵活有效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当地人民银行缺乏主动监管民间创新的积极性，只要没有发生问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旦产生问题，为迅速解决问题往往删繁就简，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结果不仅不能化解金融风险，反而尽可能地放大了金融风险。在处理石狮城市信用社危机的过程中，人民银行的办法不是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利用金融手段处理危机并尽可能减少损失，而是要求当地政府直接承担所有债务担保了事。这样，本来可能可以避免的巨额损失没有避免。”

    事实上，后来的石狮政府一直没有放弃讨债，并为此成立了专门的讨债机构，但结果不得而知。

    至此，我们看到石狮两次创新未果的民间资本冲动，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自发地衍生于民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来自体制之外的创新的流产无法避免，至今仍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悬念。

    但我们更感兴趣的却是石狮人的应对方式，1998年10月农村合作基金会第一次发生挤兑以后，也有人显得慌张，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后来中央强制清理后，石狮政府每周都召开一次关于处理农村合作基金会“后遗症”的专题会议，所有当事镇的领导每周与群众进行一次对话，详细通报处理的进展程度，做到公开、公平、透明，并一再承诺所有清偿的资金优先保证外来打工人员。

    直到今天，很多石狮人的家里还存留着当年清理“标会”时留下的白条，金额不等，他们在收拾家当的时候还会不经意地翻出来，但在那一瞬间，他们的脑海里只是闪过一两个历史的片段，然后报以不由自主的一笑。

    或许我们从石狮人应对金融风波的心态中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中国人忍受苦难的能力。

    对于一个历史上饱受各种磨难的民族来说，人们早已具备了一种难以想象的韧性，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人们的脸上还是会闪现出微笑，这个民族是一个会笑的民族，无论有多少愁苦，也能够用笑把它冲淡。因此，一个会笑的民族也终将是不会失败的，他们的心情始终乐观，尽管有时候真的是在用笑来支撑着的。

    在我们探访石狮的过程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当事人似乎不愿意讲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也许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命运转折来得有些突然，我们可依稀看到，一批小城名流渐行渐远，逐渐消失在当地人的视野中，也有人觉得自己的激情换来的却是冷冰冰的现实，有人曾经受到财富和感情的双重打击。但同时我们也发现，那些曾经消失的人其实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在某一个陌生的地方继续着自己的事业和人生。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依然年轻，脸庞丝毫没有历尽沧桑的倦意，他们的步伐依然匆匆，笑声依旧有力。

    或许这正是这座小城的魅力，正是因为曾经澎湃的激情，又遭遇过一时的失落，人们悄悄回归了理性，当世界看起来不再那么令人着迷的时候，有人已经收拾好行囊准备再一次出发了。

    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打倒自己，就不可能真正倒下！”90年代中后期，石狮度过了一段同样不平凡的岁月，然而不久之后，越来越多的石狮人又不约而同地奔赴在路上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