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城乡一体化道路，直到今天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003年，石狮正式将“把整个市当做一个城来规划”的说法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或许我们通过石狮的故事可以找到答案。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历史性的变迁离不开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你是针

    我是线

    针线永远黏相偎

    人讲补衫

    针针也著线

    ——闽南歌曲《针线情》

    在所有困扰中国通往现代化的命题中，最复杂、最有争议，也是最艰巨的命题大概非“城乡一体化”莫属了。

    这个梦想由来已久。早在1898年，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出版了《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第一次提出要“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他在序言中说：“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缺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了二者的缺点……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在描述了城乡一体化的前景和内涵之后，霍华德还特意提出了“人民何去何从”的问题。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rnford）1946年为这本书再版写序时对霍华德的城乡一体化思想大加赞扬，说“霍华德把乡村和城市的改进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处理，大大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又明确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他主张建立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有可能使全部居民在任何地方都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生活的益处。

    到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历史的原因，随着城乡二元格局的诸多矛盾不断显现，城乡一体化的思潮开始涌动，但中国到底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城乡一体化道路，直到今天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正如列宁所说，一个成功的实践胜过一千打纲领，或许我们通过石狮的故事可以找到答案。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历史性的变迁离不开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如果你来到今天的石狮乡村，一定会看到这样一幅宁静而祥和的景象：这里没有你想象中的杂乱，整洁的街道，但并不太宽，在婆娑绿树的掩映下，一幢幢富有闽南民俗风味的小楼随处可见，细微处点缀着各种精美的雕塑。村子里看起来人不多，老人们悠闲地躺在树荫下的藤椅上打盹，孩子们放学后欢快地在体育场上跑来跑去，偶尔会看见有人在村口的游泳池里嬉水。

    恍惚之间，你会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你所看到的乡村，既保留着传统的气息，又散发着文明的馨香。如果你再多走几步，就会看到村子里的家族祠堂整修一新，院前一尘不染，学校和图书馆往往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这时候的大多数老人也许正在老年活动中心打发时间，日暮时分也不见年轻人回来，他们或者在城里呼朋唤友，或者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忙着挣钱。

    如果你要和村里年轻的书记拉家常，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奉陪；而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大多挂着一张本村的建设规划图，仔细一看，不仅连每一条小路和绿化形式都画得清清楚楚，而且还有清晰的功能划分，有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公共活动区等等，这些规划大多出自专业人士之手，但同时凝聚了当地村民的集体智慧。在一个村子里，我们还看到了专门为三峡移民修建的小楼。

    到了晚上，老人和女人们坐在灯下休闲；城里的孩子们经常会回来看看，有时候也带朋友来，大家坐在二楼的宽敞露台上边喝茶边欣赏夜色，树上的小鸟会不请自来，清风吹来，芳香扑鼻。

    假如时光倒流到20年前，你看到的也许又是另外一幅景象：村子里没有一条像样的小路，到处是乱哄哄的猪圈，臭气熏天，污水横流，即使有的侨眷人家盖起了漂亮的楼房，也不得不矗立在极不和谐的环境中，所有的村庄总共没有几所小学，最穷的人家的孩子连裤子都没得穿。

    而到2007年，石狮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3%，农民人均收入突破万元，位居全省第一（当年福建省农民人均纯收入5467元，石狮比全省的平均水平多了近1倍），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让我们不妨先从2002年的初夏说起，实际上，就在闽派服装在空前的竞争压力下突围之际，新一届政府也正在推进一场重振城市雄风的变革，而这场变革首先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

    走在今天的石狮，我们时常可以隐约感觉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这片涌动的热土上，始终活跃着三支强大的力量：一支是高效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他们的所思所想在于“如何经营环境”，最大限度地挖掘城市的潜力；一支是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野生动物”，他们是市场经济的产儿；另一支则是无以计数的民众，他们往往是文化的先导。一旦三种力量在某一个时段内聚合到一起，形成“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的优势互补，势必爆发出难以估量的效果。可以说，三股力量谁也离不开谁，谁都离不开脚下的这方水土。

    其实，2002年就是这样一个精彩时段的开始。当时的形势并不容乐观，以晋江为代表的周边地区正在迅速崛起，企业正处在新一轮的调整期，“今后的石狮如何奋进”，成为政府首先思考的命题。

    审时度势之后，政府首先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长达3个月的重振雄风大讨论，明确提出重塑两个品牌：一个是福建省综合改革试验区，另一个是中国服装名城。8月10日，市委三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隆重召开，最基层的村长、村书记全体出席，正是以这次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全体总动员的会议为起点，石狮人开始了世纪之初的一次历史性跨越，影响至今。

    随着“四市三海”战略（工业立市、商贸兴市、旅游旺市、科技强市；爱海、用海、养海）的提出，石狮的经济实力快速增长，财政收入三年翻了一番，服装产业获得新生，仅中国名牌就有38家，其他省级著名商标有近170家。随着一个个大型工业项目的开工，石狮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港口的能量日益显现，也由此为政府推进城乡一体化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以至于在2006~2008年这最近的连续三年内，政府每年从财政投入5000万元专门用于扶持重点村的建设。

    实际上，这场城乡一体化的变革并不是一夜之间得来的事情，政府的努力一直贯穿了建市以来的整整20年。

    1992年春节的一天，石狮有名的“穷棒子村”祥芝镇前厝村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市长带领五套班子和经济局、土地局、工商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到此现场办公，但眼前的景象却令所有人终生难忘：28户人家100多号人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全村没有一所完整的房子，没有医疗站，也没有一家食杂店，蚊虫飞舞，草蛇横行。新中国成立以来，全村没有出过一个大中专生，初中毕业都算是文化人了，去年刚娶进5个女人，其中两个弱智、一个盲人、一个跛子。

    这个例子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极端，毕竟不是每个村子都这样，但它却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的国情。

    曾几何时，“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成了人们评价中国现实的一句口头禅。每到春运时节，所有公路、铁路、水路、机场都汇聚成了人流的海洋，仅2007年持续40天的春运期间，全国旅客流量就达到22.54亿人次，几乎相当于整个国人都在两个地点之间往返了一趟。而在这波涛汹涌的人流中，主力军依然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兄弟，他们背负着大包小包奔向每一个终点，然后又在短暂的团聚之后赶回自己工作和生活的起点，即使这样，每年仍有大量农民不得不滞留他乡。

    与其说这些农民是为了生存而走进城市，不如说他们是因为向往美好的城市生活而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巨大的城乡人口落差和经济落差如同头顶的悬河一般始终让决策者们难以入睡，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只能任由这道悬河自发地在民间奔流。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历来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我们不难想象：令人生畏的交通，破败的家园，年轻人成不了家，没有自来水，点着煤油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年时揭不开锅，一家人坐在炕上嗷嗷待哺，很多人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日子。

    更令人担忧的是，贫穷往往压弯了人们的脊梁，枯竭了情感，麻木了心灵，一种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每天都在上演，这就是为什么西部的很多贫困县争戴“扶贫县”的帽子，甚至以吃救济粮为荣。因此，作为政府来说，当然有扶贫的责任与义务，但更重要的是重新点燃人们对生活的激情。

    前厝村的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难堪，他们外出时都不愿说自己来自哪里。就在他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石狮政府当场采取了六条措施：一、把对前厝的扶贫问题摆上市、镇的议事日程；二、由经济局来规划，包括山、田、水、电、路、果林和企业；三、立即组织生产，这里有石头、沙子，先补助5万元，并由市财政拨2万元买碎石机；四、春节后医疗部门进村送医送药，定时义诊；五、儿童一律免费上学，办夜校扫盲；六、原来的村子地势低洼，不适合居住，迁村。还有一个细节是，很快前厝村办起了制衣厂，但政府只是借给他们5万元钱，而不是送。

    前厝村的故事其实只是石狮政府扶贫的一段插曲，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在一开始扶贫时理念的火花。

    首先，政府财政向贫困乡村倾斜，虽然不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其意义无异于雪中送炭；其次，从规划入手根本改变整个乡村的功能布局，而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简单地修修补补；其三，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让扶起来的群众以后自己走路；其四，着眼于长远发展，提高村民素质。应该说，这种系统解决问题的理念直到今天仍是其他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之道。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比较系统地阐述过中国乡村社会的运行体系。他发现农业和游牧业或工业不同，农业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农民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如何打破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封闭而隔膜的格局，恰是城市化的应有之义。1988年，迎来建市的石狮从原有的2平方公里突然扩大到160平方公里。可以想象，一边是人声鼎沸的城市中心，而另一边则是广大的落后乡村，一面要改善城市的基础环境，另一面又必然要考虑乡村的快速发展。因此，对于刚刚成立的政府班子来说，首先要进行的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城市总体发展规划中，石狮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了“以城带乡，以富帮贫，城乡一体，共同富裕”的思想。可以说，石狮建市之初，就是探索城乡一体化滥觞之时。

    那么究竟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呢？石狮政府首先体现出了超前的规划意识和大局观，他们开始着眼于整个160平方公里进行全面规划，提出“三星拱月”的基本格局，“三星”是指沿海三镇，“月亮”是指原有的城市中心。事后证明，这种城乡一体化的规划思想直接关系到石狮未来20年的发展。直到20年后，国家才正式颁布《城乡规划法》，把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贯彻到规划中来。

    在规划中，沿海的每个镇都有自己的特色：蚶江镇以发展服装、电子、海运为主，近码头一带建成10平方公里的港口小城；祥芝镇以发展纺织、制造业、渔业、水产加工业为主，近码头一带建成18平方公里的港口小城；永宁镇以发展旅游、娱乐、房地产和高新技术为主，建设一个10平方公里的滨海小城。虽然后来各镇事实上的产业发展与规划有所不同，但这种规划其实已经打破了城乡的藩篱，随着基础设施的推进，每个镇都感到了城市的魅力。

    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规划对区域发展的战略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只有城市规划，很少把乡村纳入规划的范畴，这种局限性严重制约了乡村的经济发展，以至于城乡二元格局愈演愈烈。客观地说，建市后的石狮面积并不大，发展空间有限，但石狮人却善于把劣势变优势，“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这种理念也为他们后来提出“把整个市当做一个城来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石狮正式将“把整个市当做一个城来规划”的说法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而且在概念规划中首次提出“城乡一元发展”的理念，应该说，这种升华与建市之初的“三星拱月”是一脉相承的。它的历史意义在于，随着石狮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石狮人的眼里，城乡的概念分野已经悄悄消失了，一场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在经过了15年的推进之后正迎来新的篇章。

    那么，为什么石狮可以在福建乃至整个中国率先探索出一条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呢？这一切当然与政府的运筹帷幄有关。1993年，三条从市中心通往沿海各镇的大通道直接促进了石狮城镇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与石狮人坚定不移地以发展经济为主要方向有关，做到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频合拍。难以想象，如果石狮的经济发展缓慢，又怎能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梦想？

    人们可能不会想到，在石狮这座休闲服装名城里竟有全省唯一的一个海运专业村，这里的村民曾经世代以捕鱼为生。早在1985年，人们已经意识到海洋资源逐渐匮乏，于是他们开始转战海上运输业。到今天，这里的村民几乎个个都参与到造船、跑运输的行当中来，成为石狮最富裕的乡村之一。一个船长的月薪就可达3万多元，轮机长达2万多元，船上的职员普遍月收入在万元以上，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船东，足迹遍布辽宁丹东至东南沿海一线。

    石湖村人曾经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这里75%的居民是回民，其先祖可以追溯到穆罕穆德二世。早在1000多年前，一群善于经商的阿拉伯人来到泉州扎根，海洋运输贸易是他们的老本行。渐渐的，他们开始把中国视为生活和经商的乐土，大约300多年前，其中的一个郭氏家族从泉州惠安县迁入当时的蚶江镇石湖村，改革开放后，他们迎来了历史上的又一个春天。

    变革首先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1985年，一位年轻的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当起了村支部书记，看着不远处石狮镇的热火朝天，一种油然而生的责任感驱使他开始思考起家乡的明天。现状不容乐观，全村就那么数十艘小木船，每一次出海回来的收获都在意料之中，而且村民还有吃“大锅饭”的毛病。当时全村共有4个生产队，每个队70来人，每次出海小船上都挤满了人，照此下去谁都过不好，那么有没有一种既不靠土地，同时也不污染环境的生存方式呢？

    第二年，这位村支书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措，将全村所有的木船分产到户，每个村民折价资产2700元，当时很多人对他的做法不理解，时有姓“资”姓“社”的质疑声传来，而且由于船少人多，不够分，村民们也常有牢骚，没钱没船怎么办？于是他又发动大家筹钱集资，同时开始组织人手改造船只，就这样，石湖村在一个人的带动下开始了从渔业到运输业的转型。

    其后的发展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村民们的生产积极性一旦被调动起来，人们就开始想方设法致富了，有人自己琢磨造船修船，有人买来钢制的旧船，有人跑到浙江的造船基地下订单。小木船被彻底淘汰了，神气十足的农民在新船上安上了各种现代化设备，有的已经用上了全球定位系统。2005年，这个村子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艘万吨钢制船，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不仅如此，村子里全民皆兵，家家户户齐上阵，从保养、配货、修船到造船，所有产业配套基本齐全。1978年，全村的渔业资产不过30万元，到了2008年已经突破了30亿元。

    当我们在石狮船东协会见到这位当年的老支书时，谈起过去他仍不禁流露出几分自豪的神情。20年来，每一艘新船都改变着家乡人的生活质量，他们的活动范围在中国沿海无处不在，而且还正在琢磨着搞国际租赁业务，要让他们的万吨船跑向世界，成为海洋世界的公民。

    同样在宝盖镇铺锦村，一群土生土长的农民在自家的门口办起了一个个小五金工厂，生活似乎给他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一件件各式各样的服饰配件被送往全国各地，有人坐镇家乡指挥生产，更多的人奔波于广州、杭州、成都、上海、北京等城市的专业市场搞推销，在珠三角的中山、虎门等地，他们设立的服装辅料经销店达两三百家，销量占当地市场的一多半，甚至在欧美、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地区到处都能看到“铺锦货”，产品所到之处就意味着一群石狮人的崛起。

    石湖村和铺锦村的例子只是石狮城乡一体化的一个缩影。实际上，这里的每一个村庄在过去20年里都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灵秀镇的彭田村，就聚集了国内知名休闲服装品牌近10家，它们的变迁说明了一个道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这一点石狮人又走在了前面。

    在今天的“中国运动休闲服装名镇”灵秀镇，由于相对接近城市中心，一个中心商务区正拔地而起，全镇有“中国驰名商标”企业21家，“中国名牌产品”企业1家，“中国出口名牌”企业1家，“国家免检产品”企业10家，福建省著名商标、名牌产品70多家，品牌总数占全市的半壁江山；在被誉为“中国服装服饰辅料名镇”的宝盖镇，300多家服饰辅料企业生产的服饰配件、电脑绣花、电脑织唛、商标、拉链、衬布、纽扣和印刷包装等远销国内及东南亚、欧美等世界各地；在“中国西裤名镇”蚶江镇，这里不仅有发达的服装产业，而且作为石狮发展成为工贸旅游港口城市的桥头堡，在港口的带动下，一个现代化的滨海小城已初具雏形；在祥芝镇，两万多从事渔业的村民已经发展出了较为完善的渔业产业链，水产品加工大大缩小了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在鸿山和锦尚这两个镇，它们支撑起了石狮服装的原材料产业，到处可看到规模较大的服装面料企业、染整企业，一批龙头企业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上市。

    我们可以发现，每个镇都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在这些充满活力的产业小镇的护卫下，石狮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快速发展。我们相信，随着一个个周边镇的逐渐成熟，终有一天石狮将真正实现“一座城”的梦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导入产业经济也是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必由之路。

    实际上，就在这些小镇与整座城市的经济增长比翼齐飞的时候，那些相对发展较慢的村落也正在苏醒过来。

    从21世纪初开始，石狮政府就开始按照“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整体推进”的原则，对中心城市规划区内的镇村和“城中村”实行整村连片改造，一步到位，其他镇以整治村容村貌为重点，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然后，每年每镇确定1~2个有条件的重点村，全市十几个村同时启动整改，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涌现出来。同时，认真落实市镇村三级5∶2∶3的比例筹措资金，发动民间各界资金投入，激发农村发展的内在活力，营造新农村建设的浓厚氛围。

    当我们来到这一个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井然有序。给人印象最深的，不仅是这些村子都有优美并极具人性的生活环境，而且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政府并没有“一刀切”。

    从2001年开始，永宁镇郭坑村在政府的推动下，村民开始改造自己的家园，拆旧翻新，拆墙留路，拆厕绿化。几年来，村里投入1000多万元用于改旧建新、道路硬化、地下铺设排水管道，市里的公交车还在村里设立了两个站台，投资100多万元兴建的村民活动中心或者欢声笑语，或者有人在静静地看书，老年学校每月开课两次，经常有群众晚会在这里演出。

    在前埔村，原汁原味的闽南民居仿佛让人回到了童年，在亲近乡土的同时又能感到现代经济的活力，昔日的猪圈变成了长满茂盛植物的绿地，先前弯弯曲曲的小路被人们精心地取直，但那些属于传统记忆的场所都被精心地保留了下来。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地无三尺平，下雨成泥泞”的小村。可以看出，这里的人们似乎对生活意境有着自己的追求，每一处精心雕琢的地方又显得那么自然，每一个参观者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发端于乡土文明的审美情趣。

    不过让前埔人最骄傲的还是村口的标准厂房，他们看准了市区工业用地日益紧张所带来的机会，村支书带领群众以股份制的方式将村民手中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开始了“筑巢引凤”的工程。随着一座座标准化厂房的落成，不断有企业找上门来，没几年工夫，就有将近30家企业在此落户，总投资近10亿元，130多个村民都在厂子里有了合适的工作，家庭主妇闲来无事，也去厂里领些剪线头、串珠带的活计，每天坐在家里轻轻松松赚个几十元，小日子越来越红火。

    村支书告诉我们，随着企业的入驻，外来打工人员越来越多，很多人家都把空闲出来的楼层整理成客房，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家庭收入，另一方面也为打工者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两全其美。不仅如此，村里又专门集资建起外来人口大厦，30套单元房出租，底楼留下12个店面用来发展商业和服务业，仅此一项每年就能给村里带来近20万元的收入，第三产业也发展起来了。

    像前埔村这样的故事在石狮并不少见，很多村民都与外来人口同住一处，每当逢年过节主人家大摆宴席时，都会邀请这些外来户共坐一席，如果你不听口音，会以为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乡里乡亲。但城里的年轻人也遇到了烦恼，老人们说什么也不愿意到城里住，而且很多从城里退休的干部也回村建起了越来越漂亮的房子，并且抱定在这里安享晚年的想法，好像人生才刚刚开始。

    如果没有经济的富裕、环境的变化，很难想象乡村对城里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在这场变迁的背后，感人的故事很多：曾经有一个村子，因为政府要修的一条公路会惊动祖坟，村民联名上书要求手下留情，但政府还是想办法做通了思想工作，最后村民甚至同意把村庙挪出公路边搬到更安静的地方；还有一个村子，为了改善环境集约用地，专程回来的华侨带头挖开祖坟将先祖的骨殖当场火化，素来迷信传统的村民们竟然也跟着做起来，然后把骨灰小心翼翼地摆进村里集中建好的祠堂；有的村领导为了激发村民参与建新村的积极性，一次次带领村民到外地的先进村参观，当人们看到新村建设确实给生活带来了实惠时，也禁不住梦想起自己的家园来。

    通过石狮政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径，我们首先看到了石狮人的务实精神，他们不搞大跃进，不搞形式主义，而是把每一分钱都真正落实到改变村民生活的基本要素中来，同时量力而行，有重点地循序渐进。随着典型村的变化，不断有社会资金介入，取得了事半功倍的共振效应。除此之外我们更感觉到政府对乡村的质朴感情，他们在涉及移风易俗的事情上非常小心，总是尽力为村民想好具体的解决办法，从每一个细节上让村民感到原有的生活气息并未改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以及一切在村里说话算数的权威人士，让他们的视野与思维逐渐与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对接，市里的工作人员经常下到村里与干部们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坐在规划图前对每一个细部作最合理的推敲，一起与村民们憧憬并亲手改造着未来。

    我们在政府公务大厦的新农村建设办公室里常常遇不到访谈对象，也许是出于同样出身农民的情感，他们不是在乡村，就是在前往乡村的路上。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我们只看见不知是谁将一张张自己拍摄的新农村照片贴在墙上，有幽静的林间小路、热闹的休闲广场、中西合璧的民居、漂亮的路灯、各种依势修建的公共休闲设施和雕塑小品，还有夕阳下渔村的滨海廊道。

    看到这些随意捕捉的乡村瞬间，此时的我们不用亲临其境也已经知道，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这些照片所讲述的，其实是30万石狮人数十年如一日追求共同富裕的心路历程。

    无论从哪一种角度来说，做一个石狮的农民都是幸福的，他们不用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也不用忍受大城市的嘈杂与喧闹，他们可以在家门口就业，老人们可以顺心地打发时光，孩子们从此都拥有美好的童年。实际上，人们的心态之所以如此平和，一切又都与他们所享受的市民待遇有关。

    1998年，石狮城乡开始实施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规定城市“低保”对象每人每月200元，农村每人每月100元，到2004年，石狮彻底拉平城乡差距，都是200元，2006年达到250元，2008年至300元，为全省最高水平。

    在2004年出台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暂行规定》中，不论城乡，“低保”人员在本市范围内就读中小学免交学费，减免杂费；在本市各卫生院、医院就医时，免交挂号费和护理费，床位费减免50%，手术费减免30%；电力部门还对保障对象每月减免10千瓦时电的标准费用。

    与此同时，政府把温暖送往每一个弱势群体。2004年，市政府拨款60万元启动“残疾人安居工程”，在3年之内帮助30户无房或住在危房的残疾人解决了住房问题；市残联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残疾人工作站，给残疾人发放法律援助卡，为他们无偿提供法律援助，并设立了30个“爱心书报亭”，帮助解决就业，又与市慈善总会联合出资170万元，为93名小儿麻痹、脑瘫痪者安装肢体矫形器，上百名青年志愿者与重度残疾人结对帮扶，提供经常性上门服务。

    同样是在这一年初，石狮在全国率先探索“全民医保”，之后不久，“全民医保”在全市推行。按照多方筹集全民医保基金的原则，实行参保人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每人每年缴费40元，个人只需出20元，其他由市镇两级政府承担。保险期间，按比例逐级递增报销补偿，总费用在1万元以上的，可报销70%，一次性报销补偿最高可达2万元，对于学生和幼儿，最高可报销6万元，住院费用在100~1000元可报销50%，3万元以上的则可报销总额的90%。

    紧接着的2004年12月，石狮又开始探索农村医保模式，全市5个试点村共1.1万多人享受“大病统筹”，2005年9月1日起试点扩大到9个乡镇55个村，近10万农民，农民每年只交10元钱，一次最高可获得5万元人民币的赔付补偿，相当于福建省省级医保的最高保额。仅2006年，市财政投入1300多万元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保人数达26.4万人，覆盖全市本地户籍人口。

    在多管齐下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同时，石狮政府还非常注重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一是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加大教育经费向农村倾斜的力度，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杂费，包括外来务工子女，农村教师每人每月增加200元补贴；改善中心小学办学条件，并且要求教师晋升中高级职称必须具有两年以上镇村学校任教经历，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二是大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2006年投入2500万元建设疾病控制中心，安排7500万元用于农村公共卫生建设，投入500万元完善沿海各镇卫生院，实行乡村医生每人每月60元补贴；实施市级医疗机构对口帮扶农村基层卫生院建设制度，要求卫技人员晋升中高级职称必须具有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服务一年以上的经验；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体系，2007年又安排了7500多万元用于垃圾中转站等农村公共卫生建设；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镇村文化设施和文体活动场所建设，构建农村文化服务网络，丰富农村文体文化生活，做到村村有图书馆，村村有老年活动中心。

    正如一位台湾慈善家所说：“一个人有再大的权力，有再多的财富，有再高的智慧，假若没有学会关怀别人，爱别人，那他的生命就没有意义！”走在石狮的乡村，我们常常感到在每一个数据的背后，似乎都蕴藏着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使我们有些困惑的是，这里的人们常常被外界视为精明的生意人，但如果你真的到石狮走一走，又能随时触摸到一颗颗滚烫的大爱之心。

    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石狮与全国人民一样彻夜难眠，人们马上行动起来，这样的细节数不胜数：一位农民老板打开电视24小时关注灾情，他马上给在成都做服装配件生意的女婿打电话，让他火速捐款50万元；就在朋友笑着问他自己捐了多少的时候，不服气的他第二天又跑到镇里交了10万元；在蚶江镇石湖村，不知是谁在菜市场放了个不起眼的募捐箱，没有任何宣传，那些留守在家里的女人们买菜的时候随手就会塞进些钱，到第二天上午竟然就募捐到了近10万元；而在城里，政府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年轻人放下生意来“夺标”，尽管今年的生意不如往年，他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捐出5万、10万，有的人甚至借钱捐款。更具戏剧性的是，这个时候突然冒出很多自称是来自地震灾区的求职者，企业也照单全收。

    在地震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各种民间慈善组织人士忙得不亦乐乎，政府公务员的口袋被一次次掏空，听说在晋江还有这样一位农民企业家，他似乎是信不过组织，自己提着满满的钱箱亲赴灾区，然后一家一户作调查统计，确认每个家庭的损失，当场把现钞送到灾民的手中才算彻底放心。

    目睹此情此景，我们不由地对闽南这块大地再一次肃然起敬，我们不禁这样思索：为什么这里的人们会对远隔千里之外的另一块土地寄予如此浓重的亲情，为什么这些拼命挣钱的老板在捐助面前都显得毫不吝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和精神让人们的情绪瞬间沸腾？

    1988年的那个夏天，政府向全体石狮人承诺了“以城带乡，共同富裕”的梦想，其后历届政府又前赴后继，进一步提出“城乡一元化”的发展理念，很多年过去了，城市还是那个城市，乡村还是那个乡村，但二者却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今天的任何一个石狮人在说起新农村的变化时，都会像背口诀一样说道：“我们村村通公路，村村有自来水，村村通网络，村村有老年活动中心，村村有图书馆，人人有医疗保险，我们还有老人院，马上就要剪彩了……”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执政党在十七大时对13亿中国人的庄严宣告，也是几代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令人欣慰的是，我们通过石狮似乎看到了和谐社会其实并不遥远，当一个国家真正崛起时，也就是它的人民的幸福之日。

    我们更感到，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或许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所真正带来的，乃是一个民族传统情感的回归，所有曾经被扭曲和抛弃的美德与价值观都将一一复苏，一旦这些文化因素再次以群体的方式复活，那么这个民族的复兴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地曾经闪烁过三个人的身影：一个叫晏阳初的学者率领一批有志之士及其家属来到河北定县农村安家落户，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为主，以带动整个乡村建设；一个毅然从北大辞职的教授梁漱溟来到山东邹平县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取乡村的发达，即“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并达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联合，以期改造中国；同样在重庆北碚，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提出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打响了一场乡村现代化的实验。

    遗憾的是，在那个山河破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里，他们的思想与实践固然可以激起一时的火花，但结局却只能是昙花一现。80多年过后，或许我们可以告慰这些先贤们的在天之灵，今日之中国已不复当年景象，这里的人民已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个人都有了主宰命运的机会与可能，倘若他们的灵魂能够来到祖国的东南一隅到此一游的话，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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