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狮究竟有没有文化，这似乎仍是一个尚未完全解答清楚的问题，如果你所理解的文化是指他们的生活习俗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现代生活方式，那么也许你会感到有些失望，但如果我们放大文化的范畴，将人类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的活动都视为文化，那么可以说，石狮不仅有着你所无法想象的民间文化，而且这些文化的威力还只是刚刚显现。

    清明不回家无祖

    年兜（春节）不回家无某（妻）

    ——闽南民间谚语

    2007年春，一部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电视系列专题片《大国崛起》风靡全国，这部片子并不是在黄金时间播出，但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情结”冲击着每一个国人的心胸。

    这部片子讲述的是500年来世界历史上9个老牌资本主义帝国的崛起之路，其中并不包括21世纪的中国，但人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复兴之路，虽然这场伟大的复兴还只是刚刚开始。

    通过对历史的重温，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崛起过程，而将涉及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等各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再一次来到了历史的起点。

    一个观点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由于历史上的落后，一个现代国家的建立必然要接纳先进国家的先进文化，但在精神层面却需要从传统中寻找资源，否则，难以想象未来的中国将建立在完全舶来的商业文明之上。

    因此，今天我们有必要用一种全新的、历史的眼光来回眸传统文化，寻找一条民族文化复兴的必经之路，而从这个角度来说，以石狮为代表的闽南文化或许能给世人带来更多的启迪。

    事实上，在岁月的长河中，真正的闽南文化一刻也不曾消失，它只不过一直在吸纳中发展壮大。每一个时代的嬗变都是在原有的根基上一次新的积淀，直到有人来重新发现与构建。

    在中华文明的版图上，历史中的文化土壤从来是多元的，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这本书中，首先按照地理环境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划分为六大板块，它们分别是：以沙漠草原为主的草原文化，以黄河、长江两条大河为代表的两大文化区，以东南沿海为主的海洋文化，以西域高原为代表的丝路文化，以多民族聚居为特征的西南高山文化。他的结论是：“中国的世界既封闭又开放，各地区之间似乎分隔，实际上又联合，就好像在中国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各个角落的演员们以各自的声音唱出多变的旋律，有牧人的胡笳、猎夫的号角、高地的芦笙、船夫竞渡的鼓声、田间低沉的中音、山上高亢的唱腔，有时夹杂着狂风暴雨与浪涛，有时则伴着江南的和风细雨或山地的松涛瀑布，诸音杂陈，最后却交织成为最复杂、最丰富的交响乐。”

    在许倬云的文化研究中，他似乎对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情有独钟，对这个板块文化的历史意义一再高度评价。他认为：“从长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水道成网，也多岩岸的汊港，于是自中古以来，城镇密布，人口众多，生活富足，成为中国经济重心，是中国的海道入口。中古的扬州、杭州、明州、泉州、广州，16世纪以后的澳门，以至于19世纪以后的港澳与那些近代的通商口岸，万里波涛，顺风相送，送出去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药材，也迎进来由南洋运来的宝货及近世以来的西洋舶来品……近代西潮，将中国文化带入现代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其影响巨大而深刻。中国走向世界，这一地区是历史空前重要的契入点，若与西北的出入口（丝路）相比，东南沿海地区毋宁是中国走向近代世界的联结面。”

    那么，顺着历史的目光，就让我们通过石狮这个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弹丸之地去做一次发现之旅吧。

    在所有描述闽商华侨的文字中，日本学者坂元宇一郎的一段论述至今仍让人难忘：“他们乐天，不拘于小事，是非常勤勉的；他们善于不断积累财富，以从事坚实的事业；他们富于进取精神，不愿受别人的支配，有在野党的精神，充满了不向权力谄媚的热血性格，他们具有非常的耐心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是非常可怕的商界对手；他们心地率直，有组织合作的习惯，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有安全感，事业的发展方法非常健全，他们是华侨的典型之一。”

    实际上，坂元宇一郎的这段描述不仅勾勒出了福建侨乡人民的性格特征，也是石狮人的典型写照。

    你也许很难想象，在石狮这块面积只有160平方公里的地方，竟然走出了近10位全国政协委员。这些人大多是东南亚地区赫赫有名的巨商，在解放前辗转异国谋生，而且没有一个是石狮人推荐的。他们从一穷二白开始，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阶层，每个人都演绎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我们无法一一讲述这些侨领的故事，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书写成一本厚厚的人生大书。在这里，我们只是想通过粗线条地还原他们极为特殊的成长轨迹，进而挖掘石狮人的文化基因。

    只有真正在异乡漂泊过的人才能体味到生活的艰辛。1937年，年仅13岁的蔡友玉从晋江东石镇乘船到厦门，然后搭上一艘货轮前往菲律宾马尼拉，从此开始了一段惊心动魄下南洋的里程。

    刚到菲律宾，蔡友玉顾不上旅途的疲惫，就在当地一家小杂货店做起了学徒。这个小伙计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一个月后，他用自己的汗水换来了人生的第一份工资，但令人意外的是，他马上把这笔钱寄回了家乡，并且为每个家庭成员都分配好了数额。一段时间后，蔡友玉逐渐掌握了一口流利的菲律宾语，还利用业余时间到附近的一所中西学校学习英语，同时初步明白了经商之道。

    按照常理，13岁正是一个人一生中青春意识开始萌动，身心快速走向成熟的时候。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为了生存，小友玉必须学会关于人生奋斗的一切要素。亚洲首富李嘉诚曾在一次演讲中列出了自己认为成功缺一不可的素质：坚毅、勇气、有志、有识、有恒、有为、诚恳、可靠、有礼、宽容、公平、正义、洞察、智慧、尊重、正直、和善大方。这位华裔港商对于成功的心得其实是每一位事业有成的华侨都具备的品质，而且大多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有关。

    或许蔡友玉们的生存环境更为独特，初到异国，语言不通，要想生存必须先学会适应与忍耐，而且菲律宾历史上曾一度“排华”，直到今天那儿仍涌动着“排华”势力的暗流。在当地，华人被认为“东方的犹太人”，超过100万的华侨掌握了当地一半以上的经济命脉，他们都承受过环境的巨大压力，小小年纪便外出谋生是一种不幸。但幸运的是，他们的人生早早就开始了。

    如果你想真正了解福建人，就必须了解他们由来已久的移民传统，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福建的私渡行为仍屡禁不绝。自古以来，福建沿海居民就有海外通商和出海谋生的传统。鸦片战争后，福州港作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成为殖民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到20世纪20年代，从这里出发的航线已延伸到日本、朝鲜、海参崴、东南亚乃至澳大利亚等地，遍布全球的福建籍移民链逐渐成形，那些早年偷渡成功的人在亲友和邻居中的示范效应使得移民潮从来不曾停息。

    尽管改革开放后的福建人不再去东南亚，而是更多选择了美国、日本等国家，但他们的精神一脉相承。他们都必须以生命做赌注来启动自己的人生，没有冒险精神就将一事无成，而且必须以乡情彼此依靠，同时都具备压不垮、累不死的革命精神，这一点是其他文化板块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华侨都能有荣归故里的机会，不知有多少热血男儿的生命悄悄熄灭在奋斗的旅程中。在石狮一直流传着一座古塔的故事，当地人称其为姑嫂塔，作为古时候的灯塔，它一方面说明石狮具有深厚的海洋文化，早在唐代这里就曾“风樯鳞集，舟楫如云”，但通过后人附着于这座塔的另一个故事，我们可以对这里的侨乡文化进行一次全方位的解读。

    民间传说往往是破解地域文化的一把钥匙，但一般的民间传说往往是以喜剧结尾，而姑嫂塔的故事却讲述了一段凄凉悱恻的人生悲剧。它没有牛郎织女的浪漫，也没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蝶”，反而是如此的贴近真实。直到今天，这段悲剧仍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很久以前，丈夫为了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到浩浩烟波的另一头去闯世界，离家多年杳无音信。妻子带着小姑子照料全家人的生活，姑嫂俩一有空就登上宝盖山顶眺望大海，希望有一天能亲眼看到丈夫（哥哥）回来的身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垒石为塔，以寄相思。终于有一天，丈夫带着自己所有的收获回来了，但就在已经望得到家乡的地方，一个浪头打过来，小船瞬间沉没在波涛里。丈夫最终没有回来，姑嫂俩悲痛欲绝，舍身跳崖。

    今天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故事首先是以离别开始的。在过去，横渡海峡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祖祖辈辈葬身大海者不可胜数。而当经历了九死一生到达目的地之后，又意味着苦难的开始，水土不服、疾病缠身、高强度的劳动、举目无亲、赤手空拳、成功概率极低。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残酷的生存环境，一个优秀民族的坚韧与潜能才得以爆发出来，结局有时并不重要。

    那么，这些游子们将如何在异国谋生呢？他们往往从社会最底层做起，面对苦难只能选择前进，因为没有退路。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学会包容，正是因为走出去，他们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开阔心胸和眼界的同时，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必须要和平相处。他们曾经无数次遭遇过当地人的白眼，遭遇过各种优越民族的歧视，因此他们也深深了解，只有真正融入异乡的主流社会，才能站得住脚。而一旦他们成功之后，又怎能不对一切后继者抱以宽容的心态呢？

    这种包容文化在八闽大地上一直没有中断过。在泉州开元寺至今仍挂着一副让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但后来有人解读说应该是“满街都是生人”，也颇有几分道理。

    正如人们常说的：“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让今天的泉州人感到自豪的是，历史曾在这里演绎过一个繁华帝国的盛世景象，仅就宗教遗址而言，这里就几乎汇聚了自中世纪起世界上所有有影响的宗教，全世界的商人到这里淘金，同时也把他们的精神家园安置在了异国的土地上。这里不仅有基督教的礼拜堂，有伊斯兰教的清净寺，有印度教的神庙，有摩尼教的偶像崇拜，有中原佛教的庄严宝刹，甚至连穆罕默德的嫡传弟子都安葬在泉州。还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斯里兰卡在20世纪90年代派人到泉州寻找王子后裔的下落，而且居然有了结果。

    一个帝国的强盛不仅在泉州哺育了一段灿烂的文明，同时也潜移默化地传承了海纳百川的气度。历史的戏剧性在于，闽南人本来就是一代代中原移民南下的结晶，而20世纪上半叶的他们又大举穿越海洋到东南亚谋生，因此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最富有流动性的一个群体，是最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冒险家。同时，也是最懂得什么叫有容乃大、什么叫精诚团结的一群人。

    让我们再回到姑嫂塔的故事中来，这个故事的结尾并没有出现奇迹，无论是葬身大海的丈夫还是舍身跳崖的姑嫂都没有化作理想中的吉祥物，也没有出现神灵的佑护，既没有演变成《孔雀东南飞》中的连理枝，更没有窦娥冤式的六月飞雪，有的只是茫茫无尽的波涛依旧汹涌。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个故事的结局过于凄凉，但它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靠自己。现实总是比人们想象的要残酷，一切取决于个人的信念与力量。

    其实姑嫂塔的故事还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为什么已经成功的丈夫要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故土，也许只是为了看一眼亲人，为什么他不在异乡享受荣华富贵，要冒着一切收获都可能顷刻间付之东流的危险？这显然不是一种可以用商业眼光计量的理性公式，此时的商人突然变成了温柔的情感动物。

    在与石狮人的接触中，他们会常常以华侨而自豪，或许在他们看来，人生中没有什么比回馈乡梓更让人幸福的事情了。在他们男子汉式的谈吐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责任感”这个熟悉的字眼儿。

    正是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责任感，丈夫才会冒险回家，而如果要理解这种实实在在的责任感，我们还要再一次打开视野，回溯闽南人的血脉之根，去讲述一个古老民族繁衍生息的故事。

    历史告诉我们，西晋永嘉之乱发生后，中原汉族不断南迁入闽，闽南人就是其中一支，而到了唐宋时期南迁更是到达了顶峰。唐末黄淮流域战乱不已，中原民众无法安居，大批民众在闽南扎根，完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内地移民史。在今天的闽南大地上，随处可以看到中原文化的烙印，泉州有江称之为“晋江”，有桥称之为“洛阳桥”，如果用他们的方言朗诵唐诗，可以丝毫不差地押韵。

    翻开石狮的市志，我们知道：早在隋唐时，先有魏姓数户人家居于狮山，逐渐形成村落；五代时期又有郭姓人家迁居于此；后在唐武德元年，有高氏从泉州迁入今天的石狮永宁镇；南宋时蔡氏、龚氏、董氏等相继落户。渐渐的，石狮从一片海边的荒芜之地变成了一座人烟稠密的小镇。实际上，一个个中原姓氏的涌入也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带到了闽南乃至整个福建。

    千百年来，这些文化因子不仅没有湮灭，反而得以完整地保留。走进今天的石狮乡村，在他们民居正厅的门楣上到处可以看到“洛阳衍派”、“延陵衍派”等字眼儿；走进他们的家里，你首先可以看到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供奉着的佛教偶像，耳畔传来阵阵唱颂佛经的音乐，在房间的墙壁上，一定挂着先祖的遗像，并且写明已经沿袭到了第几代，而就在家门口的不远处，也一定都有宗族的祠堂。

    在今天的中国，你很难找到像闽南这样有如此众多民间节日的地方。直到今天，他们不仅保留着各种关于鬼神的传统活动，每到清明、端午，无论兄弟姐妹身处何方，都会回到家乡吃团圆饭。由于姓氏的不同，每个家族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节日，名目繁多，以至于竟然天天有人过节。

    我们曾亲历了一场胡氏为祖先过生日的夜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竟然确信自己知道祖先舜帝确切的诞辰。当天晚上，礼花照亮夜空，村子里所有胡氏人家都大摆宴席，村前树起了贴满祝贺语的气球拱门，宗氏祠堂重新点亮了灯火，一张张写满捐款人名字的大红纸挂在不远处的墙壁上，各种民间艺术组织也有了自己的舞台，而为了让老人们开心，他们还特意请来晋江的戏班子上演高甲戏。

    这种亲近远祖的热烈气氛在北方已经很难看到。来到这里，你不禁有一种走入时光隧道，重返家园的感觉。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揭示这样一种奇妙的文化现象：闽南应该是这样一块土壤，它以自身为支点聚焦了两个巨大无比的文化扇面，一面是博大精深的中原文明，另一面则是广阔无边的海洋文明。由于历史的风云际会，这两种不同特质的文明在闽南相遇、交融、彼此相互撞击，相互磨合，历经千百年的沉淀与淘洗，最终形成了闽南人所特有的文化生态，有了方兴未艾的闽南学。

    海洋文明给闽南人带来了成熟的商业意识，培养了他们勇猛异常的冒险精神；而中原文明则赋予了他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滋育着他们的精神家园，给他们带来一次次心灵上的莫大慰藉。

    因此，那些最传统与最现代的，最保守与最开放的文明元素都活生生地存留在闽南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多少年来，他们顽强地保留着几乎是原生态的民风民俗，同时也一股脑儿地接受了海洋文明的洗礼，一旦把这两种文明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未来便不可想象。

    在此，我们更想强调的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未来的区域竞争不仅是经济的竞争，更是文化板块的竞争。或许，闽南人凭借自身特有的文化积淀将扮演一次更重要的角色，会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要真正焕发这块“文化琥珀”的能量，还有待更多有识之士的发掘与传扬。

    也许是出于中国人对文化的自负，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人来到石狮，当他们看到这里热火朝天的小商品市场时，常常会在惊羡之余，又给石狮戴上一顶“文化沙漠”的帽子，然后扬长而去。

    其实，这种烦恼不仅属于石狮，只要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和城市，往往都会遭遇这样的评价，连深圳也不例外。深圳这座新兴的移民城市80年代曾经因为著名作家余秋雨在这里买了一套房子而备感激动，好像终于找到了自己不是“文化沙漠”的证据，一时还成为大新闻。

    尽管这顶帽子并不光荣，但石狮人似乎并没有为此作过多的争辩，何况他们的确正忙着赚钱呢。

    仔细思量，这顶“帽子”扣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石狮没文化的例子比比皆是：改革开放前，这里只有一个人出过一本书，即使是后来，也不过两三个人出过几本书而已，“文化无用论”盛行一时。当逐渐富裕起来的石狮人猛然意识到自己教育贫困的时候，尽管他们有华侨捐助可以盖起崭新的学校，但却发现本地的师资都跑到香港去了，因此他们不得不用高待遇来吸引外地的师资，可谓捉襟见肘。

    如果客观地看待这种历史现象，我们也不难解释：当一个地方的人们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又哪里有力气来鼓弄文化？如果一夜就可以挖到“第一桶金”，有谁还会再抱着书本死读？

    在大城市的人看来，当时的石狮人的确没文化。他们说不好普通话，整天穿着拖鞋满城乱跑，大声说话，大碗喝酒，放着好好的斑马线不走，偏要以最快的速度走捷径，他们满脑子生意经，谈起钱来手舞足蹈，而且保留着很多落后的封建习俗，可以说是迷信过头，哪里有现代文明可言？

    我们曾遇到这样一位身家不菲的农民老板，如果不经人介绍，你可能会把他等同于街上的盲流，他只会写“同意”和自己的大名；在卡拉OK狂吼的时候，他只会唱一首老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在朋友中最轰动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穿上了皮鞋。他50多岁开始创业，用10多年的时间靠一把剪刀剪出了一家颇具知名度的五金公司，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当你问他打算干多久的时候，他会不假思索地说：“干到闭眼睛！”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没念过书，只要是厂里工人的孩子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凡家境困难者他都全力资助，其他村子的孩子也不例外（他所在的村子已经普遍富裕，没有上不起大学的孩子），只要有朋友提出请求，他也会慷慨解囊。

    一位石狮的朋友曾讲过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有个在广州打拼的老板，一天由于违章被当地的警察拦住，其实他只要在罚单上签个字就可以走人，但他却硬要把自己的驾照塞给人家，热情得连警察都摸不着头脑。他们哪里知道，这个老板之所以如此执著，是因为他在罚单上写不好自己的名字。

    与其说这些故事是发生在石狮老板身上的小插曲，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但我们在石狮又常常可以遇到一股强大的暖流，很多人对文化人抱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不管对方是否货真价实，他们都会敞开胸怀跟你聊天。如果谈得来，他们不会因为你不做生意而疏远你，反而想加倍地接近你，甚至要跟你成为一生的朋友。在他们眼里，我们分明看到了一颗回归文化的赤子之心。

    我们常常思考，为什么善于经商的石狮人对文化始终保留着这份朴素和真挚的情感，是因为自己没赶上好时代，没有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还是在商海里越来越感到文化的价值，抑或是在他们血液里一直流淌着热爱文化的基因，只不过生不逢时，没有亲近文化的机会与可能？

    如果要说明石狮人对文化的感情，我们或许该从一个人的故事讲起。在石狮，人们说起文化时总会提到“蔡友谋”这个名字，似乎这个名字是证明石狮有文化的一面旗帜，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要想找到蔡友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家坐落在当地市中心一条繁华大街背后宛若迷宫般的小巷里。当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这位年已六旬但仍很精壮的汉子正一边抽着烟，一边拾掇着自己的案头文字。与一般的文化人不同，他爽朗的笑声透着豪气，好像见到了久违的朋友。

    蔡友谋的经历颇为传奇，从小家境贫寒的他迫于生计，种过地，当过打石匠、泥水工、建筑公司的工程队长，练就了一身好体格。在他的家里常常可以遇见身怀绝技的民间武林人士以及各路饱经风霜如今已事业有成的英雄好汉。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好交朋友的性情中人。

    与许多石狮人一样，蔡友谋的人生在改革开放之初迎来了真正的春天，他曾经开过两家制衣厂和一家歌舞厅，生意红火。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还在一条人流攒动的小街上开过一家旅馆，应该说他具备所有石狮人都有的商业意识，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他也许会是一个成功的老板，生活得有滋有味。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他的性情，在江湖上他依然富有号召力，如果有年轻人求助，只要合情合理，他一定出手相助，无论在哪里有朋友遇到麻烦，他一出面事情总能悄无声息地摆平。

    命运的转折往往发生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有一天，正忙着做生意的蔡友谋突然听到有人说石狮是“文化沙漠”，这话不听则已，听罢倒勾起了这个汉子的一腔怒火，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心潮澎湃的他脑海里马上浮现出要办读书社的想法。就这样，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小老板开始了一段颇有几分理想主义色彩的百味人生。

    一切都仿佛是为了洗刷石狮的“耻辱”，读书社的名字叫“绿洲”，它的成立特意选了一个好日子：1992年8月8日，绿洲读书社在一家大酒店举行了隆重的开张仪式。蔡友谋特地剃须刮脸，西装革履，并且登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在阵阵掌声中，他被推举为社长，随后他把这些年搜来的所有藏书捐给读书社，而且扬言要建设一座“绿洲文化城”，给世人一个说法。今天蔡友谋回忆说：“其实当年在成立大会演讲时紧张得直发抖，话都快说不齐了。”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我们问蔡友谋今天是否对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时，他笑着说他自己是被逼出来的，其实是一篇文章改变了他的人生。就在读书社成立后不久，一位《泉州晚报》的记者到石狮来采新闻，听到蔡友谋的故事后，马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小老板的情怀》的人物报道，从此多家媒体知道了蔡友谋这个名字，甚至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样的京城大报都将其作为石狮有文化的典型。一夜之间，蔡友谋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到此他也只能往前冲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从此成了石狮建市后的一个文化符号，各种不虞之誉接踵而来。

    石狮人的性格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执拗与倔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总是不肯轻易改变目标。

    可以想象，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人要想折腾文化将会遇到多大的障碍，要知道那还是个文化人都纷纷下海的时代呢。但后来的发展证明，蔡友谋不仅通过自学掌握了熟练的文字水平，而且对很多事物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还成了地地道道的民间出版家，这些年来从他的手中，一本本关于石狮人和闽南文化的小书生产出来，他自己写、编、校，成了一把好手。更让蔡友谋感到欣慰的是，今天的绿洲读书社已在全市有30多个分社，社员上万人，可谓桃李满天下。

    如果用商业的眼光来衡量，蔡友谋算不上是一个成功的文化人，他所从事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亏本。他出版的书是典型的小众读物，几乎没有销量，实际上他也从来不卖，大多送人，不仅送到乡村，还送给当地驻防的解放军们，恨不得凡是有求知欲望的人都人手一本。他似乎并不在意一本书能卖多少钱，印刷出炉之时也就是大规模赠送开始之日，为了省钱，他常常绕道香港出版，因为那里的书号很便宜，不过这些香港出版的书籍无法在国内销售。

    这几乎是一个人的战争，虽然绿洲读书社的大旗仍然高高飘扬，而且已经遍地开花，但蔡友谋有时深夜时分坐在灯下也会感到几分孤独。老朋友似乎越来越少了，曾经高朋满座的家里不再总是那么热闹，他也会想想关于经济效益的问题，以及怎样才能在国内搞一个便宜点的丛书书号，如何把这些年积淀下来的书让更多的人看到，如何把绿洲读书社真正做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文化品牌。

    尽管不时有一份油然而生的苍凉之感，但蔡友谋的脚步却没有停顿。让他快意的是，仍然经常有人会找上门来请他写书、出书，就在不久前，他发现了一个地处福建偏远山区的小女孩儿的文字，那是一种清纯而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心灵倾诉，他决心专门为她结集出版，一圆这个孩子的文学梦。汶川地震后，他又想到出版一本名叫《力量》的诗集，送给石狮那些热情捐款的人们。

    对蔡友谋来说，真正的快乐还是在书中，他不停地在各种报刊中剪下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文字。每当有好朋友来看望时，他仍旧会抱出几本刚刚出版的新书，顺着他的手指，他会愉快地告诉你书背后一个个更为精彩的故事，好像一切都自己亲眼见证过一样。实际上，他已经成了外人进入石狮文化的一道门户，如果你想多知道一些当地的掌故，他随口会说出一溜。

    当我们问起这些书如何赚钱时，他也会有些犯踌躇，但马上又像个孩子似的开心地说：“你可不要小瞧我，我还是很有些办法的。”也许蔡友谋就是在这样的满足与甜蜜中维系着梦想。这个美好的梦想，十几年前曾经因为一时的激愤而诞生，又随着绿洲读书社的长大而绿树成荫，滋润了不知多少年轻人的心灵。他的每一个默默耕耘的夜晚都没有白费，每一滴汗水都没有白流，尽管看不到什么令人心动的经济效益，但他经手的每一张白纸黑字都将给世人留下深深的印记。

    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友谋并不孤独，而且是幸福的。他的儿子已经读上了博士，生活也并不拮据，年幼的小外孙常常会跑到书桌前捣乱，虽然他现在的酒量已大不如当年，但气色依然红润。

    有意思的是，多年对文化的苦心经营也没能改变他的性格，他还是容易激动，对于看不惯的人仍然是毫不留情。一次记者来采访他，蔡友谋看到来者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只说了一句“蔡友谋不在，我只是伙计”之后转身就走，把记者在板凳上足足晾了两个小时。虽然已不再年轻，但为朋友他依然可以两肋插刀，若有敢于无理取闹者，他还是会攥紧了拳头。

    与蔡友谋一样，石狮人办教育的精神同样执著，尽管这块土地上曾经走出过4个院士，但一直到建市前，石狮都是晋江地区数得上的教育贫困镇。新中国成立初年，这里只有一所中学；“文革”时期，原先华侨捐建的学校纷纷改名，学生们只读《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改革开放之初，几乎所有的老师手里都有一张出国申请表，学生们无心上课，整天只想跟着大人赚钱。

    在石狮的老教育局长的记忆中，20年前石狮的几所中学规模都不大，校舍都是危房，有的学校干脆就是石板房，学生也睡石板，开学时没有老师来上课并不是新闻。1990年的中考正赶上下大雨，校舍一角塌方，老师一边抢修，学生一边冒雨坚持答卷，大家手忙脚乱，慌作一团。

    然而20年后，如同他们全体总动员搞服装一样，石狮人发起的教育反击战已初见成效。你很难想象，这里的民办学校一片片崛起，这些学校背后大多凝聚着华侨的心血。中学已发展到近20所，小学80多所，大专院校4所，每当驱车路过这些学校的时候，石狮人都会骄傲地讲述一番。

    今天的他们不再为师资发愁，外地老师已经占到总量的30%。更重要的是，这些年人们尊师重教的观念已经恢复，为了办好一所学校，政府可以划拨寸土寸金的土地，华侨可以不计工本地投入，而且他们在教育中一方面显出民办的活力，另一方面注意导入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当地的中英文实验中学，一走进校门就可以看到拱手而立的孔子塑像，每逢孔子诞辰还会举办盛大的祭孔活动，校长亲手撰写祭文，老师们则为孩子们编制国学教材，每天早课和下午上课前都要朗诵一段先贤的经典。在一家叫做“自然门”的民办武术学校，一个汉子硬是用20年的时间，把一间简陋的油毛毡房变成了一所正规教制、拥有数千名学生的基础教育学校。

    在此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为什么一个被人们称为“文化沙漠”的弹丸之地会在短短20年里成功打了翻身仗？除了政府在教育体制方面的敢于创新，除了中国民办教育的蓬勃发展，这一切似乎都与华侨的情感有关。

    华侨历来就有办教育的传统，曾经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就是典型的例子。

    陈嘉庚祖籍福建同安县，1874年出生于厦门集美，父亲是新加坡富商。21岁的时候，陈嘉庚就在新加坡办了一所私立小学；1912年，满怀报国之志的他回到祖国，斥资兴办集美小学，其后又办起了航海学校、水产学校、商科学校、农林学校以及国学专门学校，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海边小村改造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教育中心。陈嘉庚不但是在集美办学，而且还扶持闽南地区的一大批乡村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在新加坡也带头创办或参与创办了大量的华文小学、中学和中等专科学校，甚至南洋大学创办时，也得到过陈嘉庚的支持和赞助。最为世人称道的是，陈嘉庚于1919年倾其所有筹办厦门大学，一时名流汇聚，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阵地。

    陈嘉庚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作为华侨办教育的先行者，他带动了大批华侨的回乡兴教之风，后有李嘉诚创办汕头大学。这些壮举都在无形中刺激了拥有数十万华侨资源的石狮，华侨们前赴后继地回到石狮，彻底改变了一座闽南小城的教育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石狮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华侨。

    就像蔡友谋一直坚持抽南洋兄弟公司生产的“双喜”牌香烟一样，石狮人与华侨的情感水乳交融，或者说尽管远隔千里，但他们从来都是一个未曾分割的整体，这种剪不断的亲情无时无刻不诉说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渊源，而且在未来将如一坛老酒一样，继续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

    在石狮的教育发展史上，也有这样一位陈嘉庚式的老华侨。虽然今天我们已无法亲眼目睹这位硕硕长者的风采，但他的故事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广为流传，他对于教育的情怀至今仍激励着石狮人的办学事业。在他的祖居老屋里至今仍挂着一副当年他随手书写的对联：“落叶随风下残阳荡水归，小屋依碧涧寒衫白云肥”，作为两位“石狮功勋”之一，无人不景仰郑声党。

    郑声党1914年出生于石狮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乡村，14岁远赴菲律宾谋生，半个世纪后他带着家人回到祖国。在今天石狮人的记忆中，他最卓著的功勋莫过于对家乡教育的无私投入。为了办好教育，他不仅成立了家族教育基金会，而且通过各种办法设立专款补贴教师生活。就在他捐助的第三中学破土动工之际，由于涉及农民动迁问题，一些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前来阻挠，甚至用大粪泼了这位老人一身，家人知道后都纷纷劝他放弃办学的念头，但郑声党却全然不以为意：“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才会做出这种事，我办学的目的就是要开发民智！”

    在当年学校成立的大会上，郑声党说过这样一段掷地有声的话：“中国为我祖国，石狮为我故乡，水源木本，爱国爱乡，乃我海外赤子之天赋……或曰：‘办教育唯有投入，无经济之效益。’此言差矣。教育乃知识、文明、进步、发达、振兴之摇篮。无教育乃无知、愚昧、粗俗、落后、衰微之渊薮。金钱有价，人才无价。学校苟能培养出华罗庚、爱因斯坦，岂能以金钱计……反观我乡梓，教育仍落后，校舍尚不足，偌多孩童，入学维艰，安得校舍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乃梦寐之所求。为乡梓教育竭尽微薄之诚，倾一生之所积，兴办学校，乃平生之所愿……我年事已高，切盼有生之年，目睹祖国教育事业兴旺发达。教不严，师之惰。愿老师们负起教育之重担，愿同学们勤奋学习，磨砺成才，大展振兴中华之宏图！”

    时至今日，斯人已去，言犹在耳。或许只有真正在异国漂泊过的人，只有曾经遭受过外夷一次次白眼欺凌的人才能从心底迸发出如此黏稠的恋国之情，才会如此渴望祖国扬眉吐气的一天早日到来。

    在郑声党的身后，今天的石狮人已经把家乡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教育之城，一座充满生机的希望之城。

    就在不久前一个赤日炎炎的下午，在当地人的大力引荐下，我们来到了目前石狮的最高学府——闽南理工学院。这座占地逾千亩的民办大学坐落于当地宝盖山下的龙肝凤髓之地，依山傍湖，别有一番情致，学校道路正在平整，图书馆已经落成，一座座刚刚建好的教学楼正等待着学子们的到来。

    但我们更感兴趣的，却是这所大学背后的故事，它的创办者没有文化，只有一腔热血，而且曾经是一个打石匠。在宝盖山的一侧，至今仍留有他当年的手笔，在那些沟沟岭岭上他度过了整整16个春秋。谈起开山取石的往事，他仍流露出不无遗憾之情，但欣慰的是，后来他在山的两侧亲手办起了两所大专院校。我们第一时间见到他的时候，这位学校的董事长许景期正从燥热的工地上赶来，脖子晒得通红，衣服上布满灰尘，还没说几句话，又一转身赶回工地了。

    一直到采访结束，我们再也没有见过许景期的身影。戏剧性的是，接待我们的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的名字也与石头有关，叫迟岩。此前他曾在专业领域颇有建树，而且在厦门集美大学有着一份令人羡慕的生活，他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学术的天地里自由翱翔。正是从两人在一次省政协会议上的偶遇开始，上演了一段石狮教育事业的新篇章。

    那么这个在东北大地上长大的书生校长是如何被石狮人“俘虏”的呢？两人在政协会议上认识后，迟岩并没有把对方的邀请放在心上，但终于有一天架不住许景期的一再邀请，刚好自己买了辆小车，于是打算携妻来看一看。实际上，从厦门出发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踏上了人生的又一段里程，当许景期开着奔驰在高速路口迎接他的时候，就注定了他的一去不复返。

    在石狮的短短几天里，迟岩受到了一个农民企业家发自内心的最高礼遇，同样性格豪爽的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接过了对方递来的橄榄枝，那个时候的他还无法想象创办一所民办学校的艰辛。

    从此迟岩必须与这位农民企业家一起经受各种风雨，种种情况都是他以前在体制中所不曾遭遇过的。尽管由于教育管理体制不顺，民办学校做事往往要比公办学校多付出几倍的努力，但君子一诺，驷马难追，迟岩还是从心底里敬重许景期这位老大哥，决心共同把学校办好。

    或许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中都有坚硬的一面，日常工作中难免碰撞，毕竟他们是两个来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迟岩笑说自己是学校里唯一敢跟董事长顶牛的人，也是性情使然。

    但迟岩还是随意回忆起了记忆中最深刻的几件小事：一次建设学校需要爆破，当许景期得知工程队开价3000元，这位身价上亿的老板毫不犹豫地亲自涉险完成了爆破；还有一次，由于建设的需要，必须确认校园中水库的面积，许景期自己拿着把尺子徒步测量，得出的结果居然与仪器测量差之毫厘；更有一次，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投入学校的资产必须划拨集体所有，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许景期这些年辛辛苦苦积累的上亿资产就不再属于他自己，而他却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总之，学校的每一个建设环节，许景期都要亲自把关。事实上，自从他把自己经营的所有公司卖掉投入教育的那一刻起，许景期就已经不再是个纯粹的老板了。

    也许正是石狮人所特有的精神力量时刻感动和支撑着一个校长的信心，既然一个打石匠可以打出一所高等学府，那么一个同样认真的知识分子，又有什么不可以付出的呢？作为石狮第一位大学校长，迟岩的人生已经被这块土地悄悄包容，而他的名字也将在这块土地上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

    石狮究竟有没有文化，这似乎仍是一个尚未完全解答清楚的问题，如果你所理解的文化是指他们的生活习俗，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现代生活方式，那么也许你会感到有些失望。但如果我们放大文化的范畴，将人类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的活动都视为文化，那么可以说，石狮不仅有着你所无法想象的民间文化，而且这些文化的威力还只是刚刚显现。

    事实上，21世纪的文化早已不是尘封在故纸堆里的文化，散发在空气中的每一个文化因子都有可能焕发出惊人的活力，只不过我们缺少发现与整合的眼光与手段。就在不久前，一部好莱坞卡通大片《功夫熊猫》让年轻人爆笑不断。伴随着阵阵掌声，人们恍然发现，从憨态可掬的国宝熊猫到学武的一招一式，从影片的每一个角色到故事发生的场景，从每一句台词到其想表达的人生哲理，无一不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但美国人却把这些元素整合起来大赚了一笔票房。

    《功夫熊猫》的启示在于：中国并不缺少文化资源，而且拥有的每样几乎都是绝活，但我们的文化产业却乏善可陈。仅就民间文化而言，谁能复苏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谁就有可能引导时代的潮流。

    “莫谓楹联小技，尺幅中包罗万有。”在石狮的蚶江镇，这里的男女老幼皆擅猜谜，甚至到了着魔的程度。公共集会要对谜，进城办事要对谜，孩子出生要对谜，下田干活要对谜，新婚洞房也要对谜，而且各种灯谜活动全是民间筹办，不要政府一分钱。一年一度的侨乡灯谜大会从来都人山人海，成为台湾乃至东南亚谜友的一件盛事。更有人将楹联的研究上升到理论高度，一个叫胡毅雄的才子在政策研究之余痴迷其间，对如何进一步发扬民间楹联文化颇有心得。

    闽南人多尚武，由于历史的原因需要保家卫国，民风强悍。走在石狮的大街上，你有可能遇到很多藏在民间的武术爱好者，左一个铁砂掌，右一个五祖拳。今天的年轻人小时候大多有习武的经历，为了拜师学艺，他们可以软磨硬泡几天几夜打动师父，武术甚至成为他们教育的启蒙。早在康熙年间，小小的石狮就有30多家武馆，新中国成立后，石狮人又把武术精神发挥到了体育场上，到今天，每个村至少都拥有一个篮球场，很多老板都有每天下午必打一场篮球的习惯。

    有位美国学者曾经下过这样的结论：“中国的音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而中国最古老的音乐是南音。”据考证南音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堪称“国之瑰宝”。在石狮如今活跃着大批民间南音乐团，上至80多岁的老人，下至刚刚上学的孩童，都能吹奏出古朴典雅的乐声。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吴彦造刚刚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被誉为“南音之魂”。

    石狮的民间书画更是高潮迭起，今天你刚成立个书画社，明天我就发起个书画协会，你争我夺，不亦乐乎。当地有一个叫郑伯洋的爱好者，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酷爱字画金石，其创办的“石狮书画社”成了一道风景。他先后多次筹办全国书画展览，而且积极参与组建摄影协会、诗词学会、闽海印社、文学协会，其书印作品被海外多家博物馆收藏，俨然已成了文化大家。

    1988年，一个叫吴清辉的年轻人从石狮来到西子湖畔的西泠印社，怀里揣着自己用5年时间写成的《中国篆刻学》。当杭州的篆刻名家听到他指出大家邓散木先生的《篆刻学》有若干失误之处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经过整整一个月的阅读书稿和一次次论文答辩式的考问，次年他的《中国篆刻学》得以出版，成为当时国内最权威、最完整的一部篆刻学专著。

    同样是在这一年，一个从小吃不上饭，不得不到晋江马戏团谋生的小孩儿，在经过了10多年的残酷学习之后，由于马戏团效益不好，难以维持生计，他悄悄回到石狮办起了一个家庭舞狮队。哪里有婚丧嫁娶，哪里有新店开业，他就为了几个钱去给人家助兴。可令人没想到的是，10多年后，这个叫蔡奕品的名字竟然成了威震一方的“北狮王”，频频受邀参加各种国际大赛，在世界的舞台上尽显风流。

    1994年，一位来自大西北的汉子余光仁风尘仆仆地来到石狮。在此之前，石狮只有一份不起眼的《石狮消息报》，随后在他的手中，一份颇具规模的《石狮日报》成为当地的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即使是京城的报业大腕打开这份报纸时都能感受到其从内容到视野上所流露出的大报气象。不知从何时起，余光仁又迷上了收藏，经常以藏会友，出于文化人的敏感，他又把一份《收藏快报》在全国折腾得风生水起，成为全国藏友每周必看的首选报纸，引得台湾收藏界对石狮刮目相看，而且他还邀请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到闽南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寻宝活动。就在报社的一角，还建起了东方收藏馆，成为所有到石狮的名流必来一游的文化景观。

    在石狮的公共场所，以及迄今为止出版的所有关于石狮的书籍中，如果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摄影者多是同一个人——蔡宏义。他数十年如一日端着相机记录下家乡变化的每一个瞬间，他甚至会在每年的同一个时刻站在同一个地方，捕捉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至今仍乐此不疲。

    在石狮文化馆，我们看到这里的当家人李国宏收集了当地很多各具特色的石刻狮子，密密麻麻地摊了一地。如果你让他讲述石狮的掌故，没有几个小时别想休息，滔滔不绝的演讲会把你渐渐淹没在亦真亦幻的历史云雾中，让你觉得坐在面前的，仿佛是一头会讲话的文化狮子。

    如果要一一罗列这些活跃在石狮民间的文化奇人，那么我们可能要另外再写一本《百科全书》了。我们只是强烈的预感到，一个地域的文化振兴离不开这些热爱分子的投入与闹腾，一旦他们结合了市场的魔方，将有可能从根本上重塑一座城市的文化气质。可以想象，如果这些文化能人都纷纷上台表演，那么今后的石狮在世人的眼里将不仅仅是一座休闲服装名城，而会变成好戏连台的文化都会。实际上，对于石狮人来说，并不需要太多的苦心经营，只要拿出几道像样的“大菜”就够了。

    这里我们要再一次强调石狮人对文化的炽热情感，这种酝酿已久的情感常常在某一个时刻呈现出火山喷发般的景象。

    2004年的一个仲夏之夜，石狮人民广播电台要举办一场听友见面会，原定听众只有3000人，结果消息一发布，见面会还没开始，浩浩荡荡的听友大军就从四面八方开始集聚，有的甚至从厦门、泉州赶来，以至于当地政府不得不出于治安考虑临时取消活动。就连石狮人自己都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广播频道原来蕴涵着如此之大的能量。

    在石狮所有的文化资源中，目前最具拉动效应和品牌价值的恐怕要数一年一度的“海上泼水节”了。

    每逢端午佳节中午大海开始涨潮的时候，石狮蚶江镇的海面上就开始躁动起来。数十条渔船从四面八方驶向古渡口，随着阵阵锣鼓的催进，船与船之间开始发动攻击，邻船上的男女老幼纷纷抄起水桶、舀勺、戽斗互相奋力泼水。这简直是一场和平年代的海上混战，没有指挥，没有指定的游戏规则，在马达声、欢笑声、叫喊声和泼水声中，人们都仿佛回到了随心所欲的童年，瞬间就进入了忘我的状态，其情形不禁让人想起西班牙一年一度吸引无数游客的奔牛节。

    只要继续了解就会知道，这种民间自发的泼水节已经度过了200多个春秋。根据当地史料记载，海上泼水节是蚶江和台湾鹿港对渡的历史产物，古渡蚶江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明清发展成泉州总港口，与对面的台湾鹿港小镇一直保持着贸易往来。每到端午，两地人民身披盛装，同舟竞渡泼水，其乐融融，久而久之，成为见证两岸人民血脉相连的民俗活动。

    1988年端午，蚶江镇群众自发地组织规模盛大的海上狂欢节，以纪念与鹿港对渡205周年，台湾彰化县和美林镇的乡民闻风而动，突破种种人为的障碍劈波斩浪而来，一时间龙舟狂驰，喊声震天。2007年，福建省文化厅、泉州文化局、石狮政府联合举办首届闽台对度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从此政府与民间联动，一个民间自发的传统活动吸引了全国媒体的目光。

    任何人都无法割断血脉的渊源，直到今天，一水之隔的宝岛台湾仍生活着30多万石狮人。

    或许早在远古时代，祖先们的足迹就注定了闽南与台湾的不解之缘。1999年，石狮祥芝镇发现了距今两万年左右的古人类骨骼化石，中科院院士贾兰坡将其命名为“海峡人”。考古学家得出，“海峡人”在台湾海峡成陆时期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他们利用石质工具和骨质工具猎获食草动物，还要与食肉动物进行殊死斗争，不断克服种种艰难困苦，赢得生存与发展。他们可以自由地往来于福建和台湾之间，远古时期的福建山地和沿海已经是早期人类活跃的地盘。

    史料告诉我们，17世纪后泉州向台湾的大规模移民曾有过三次高潮：明天启年间，盘踞在台湾的海盗集团首领、泉州人郑芝龙招其家乡晋江、南安3000余人去台湾开荒居住，成为郑芝龙建立私家武装的基础；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以厦门为抗清基地的明延平郡王郑成功为建立后方基地，趁此机会率海军舰队攻打台湾，将盘踞在台湾的荷兰红毛驱逐出台湾，后郑成功在此设立州县，招募泉州等沿海不肯降清的民众20万人去台湾屯垦，甚至郑成功的原配董夫人就是石狮人；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取消海禁，泉州人去台湾定居者逐渐多起来。据1946年统计：台湾有170万泉州人，因台湾以泉州人居多，所以泉州人讲的闽南话成为台湾通用方言。

    实际上，无论是今天的石狮人到台湾去探亲，还是台湾人到石狮来寻根，彼此都没有任何疏离之感。同样的祖先崇拜，同样的生活风俗，同样的宗教信仰，不过是互换了个场景而已。

    宋人王令有诗云：“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在人们的喧闹声中，斜阳渐渐染红了海面，对渡的人们意犹未尽，久久不肯离去，仿佛在期待着什么。我们不禁突然想到这样的话：总有一种目光让人泪流满面，总有一种思念让人肝肠寸断，总有一种联结让人怦然心动。我们仿佛在瞬间听到了一种历史的回响，这种回响是一场属于两岸人民共同的记忆，与其说这是一个端午佳节的下午，不如说是一个重温亲情的季节，更是同一个群落从心底里发出的一声悠长的呼唤。

    其实这只是一个开始，小至石狮，中至泉州，大至整个福建，可以说都正处在文化狂欢的前夜。这里不仅保留着大量中原文化的遗产，不仅有着曾经绚烂于世界的海洋文化，更蕴涵着一个古老民族的迁移史，这些文化的气度与内涵将丝毫不逊色于中国任何一个文化板块。

    在此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个民间活动会演变成为一座城市的盛大节日？只是一个短暂的下午，石狮却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正是因为这个独具特色的活动，外面的人们才会以极大的热情不请自来。难道他们仅仅是来做一次简单的采风，只是为了来感受一个地域的民风民俗？

    即使真的是这样，我们又可以从中悟出什么道理？在这个所有城市都不择手段地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年代里，为什么海上泼水节能够脱颖而出，难道仅仅是因为迎合了两岸关系复苏的春天？

    或许我们可以把海上泼水节的兴起看做是闽南文化复兴的一个信号。它似乎在告诉人们，在闽南的大地上，不仅活跃着令人生畏的商帮，不仅有独树一帜的服装产业，还有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尚在沉睡之中。一个国家和民族开始有意识地复兴文化，当这一历史性时刻来临之时，当一块神秘的文化土壤终于向世人揭开面纱之时，未来的我们又将看到怎样的景观呢？

    但有一点确信无疑的是，中华民族在经历了30年的经济崛起之后，文化复兴的春天必将无可阻挡。当人们一次次回归传统文化去探索与发现的时候，甚至连整个西方都到中国来汲取灵感的时候，任何不可思议的奇遇都有可能发生，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为这一天的到来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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