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见过的最棒的舞者就是“坎科冉”。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一个疯狂摇摆的橙子造型，和人等高，但没有人脸，浑身上下都是嗖嗖作响、层层叠叠的树叶。像纽约缤纷秋日里的一棵树，自己拔地而起，跑到街上来了。一大群小伙子跟在它后面，扬起红色的尘土，一大群女人手里拿着棕榈叶——我猜是他们的妈妈。女人们唱着歌跺着脚，棕榈叶在空中挥舞，半是走路半是跳舞。我被塞进出租车，一辆破旧的黄色奔驰，车身中央跑过一条绿色条纹。我和拉明挨着坐在后座，旁边还有谁的爷爷、给啼哭的宝宝喂奶的妇女、两个穿着制服的少女，还有一个学校里教《可兰经》的老师。拉明冷静地对待这人仰马翻的场面，他时刻不忘自己实习教师的身份，他的手像牧师一样交叠在膝头，扁平的长鼻子、宽大的鼻孔、忧郁泛黄的眼睛让他看起来总像一只休憩的大猫。汽车的立体音响里放着我妈那个岛上的雷鬼音乐，振聋发聩。但朝我们而来的队伍正以雷鬼音乐完全无法比拟的节奏跳舞。那么快，那么复杂，要想听懂，你不得不动动脑子，或观察舞者的身体是怎么表达的。否则你会误以为是持续的低音。你也许会误以为是头上的雷声。

    谁在敲鼓？我望出窗外，看见三个男人，他们用膝盖夹住乐器，像螃蟹一样走路，等他们跳到我们的车前面，整个舞会派对停住了前行的步伐，在道路中央扎了根，迫使我们停了车。比起检查站闷闷不乐、机关枪松垮垮挂在屁股上的娃娃脸士兵，这倒是新鲜。因为士兵停车时（一天里通常要有十来回），我们谁也不说话。可现在呢，出租车在聊天、口哨和笑声里炸开了锅，两个女学生往窗边挤，撬开破烂的把手，乘客车门大敞，除了喂奶的女人，所有人都一拥而出。

    “这是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我在问拉明，理论上他是我的导游，可他似乎都不记得我在，更不记得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去坐轮渡，渡河去市区，再去飞机场迎接艾米。现在那些都不重要了。只剩当下，只剩跳舞。我发现拉明是个舞者。我那天就发现了他的才华，那时艾米还没遇见他，还远未发掘他的舞者才华。他的每个扭胯、每个点头都看得出来。可我看不见橙子妖怪了，我和它之间隔了太多人，我只能听见它的声音：肯定是它在跺脚的声音，金属撞击金属的声音，还有划破长空、仿佛来自异次元的尖叫——女人们用歌舞回应它。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和周围跳舞的人摩肩接踵。我不停地问“这是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可是英语这门“官方语言”，这件只有我在场时才披上的又沉重又正经的外衣，即便如此也又烦腻又困难的语言，终被抛到地上，所有人都踩着它跳着舞，这第一个礼拜里，我不止一次地想象艾米迫不得已的适应，她抵达后会跟我一样发现“可行性研究”和你眼前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马路上和轮渡上的生活，乡村里和城市里的生活，被人群和五六种语言包围的生活，食物、面孔、大海、月亮和星辰中的生活。

    人们为了看得更清楚爬上了我们的汽车。我四下找拉明，发现他也在往引擎盖上爬。人群笑着、叫着、跑着四散开，我刚开始还以为谁在放鞭炮。一群女人往左边跑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了：“坎科冉”挥舞着两把和手臂一样长的大刀。“来啊！”拉明大喊着朝我伸出一只手，我攀住跳舞的他爬了上去，过程中紧紧抓住他的白衬衫，努力保持平衡。我俯视下面的群魔乱舞。我想：这是我一辈子都在寻找的快乐。

    我的正上方，有个老太太端正地坐在我们车顶上吃一袋花生，像伦敦劳德板球场里看了一天板球的牙买加女士。她发现了我，挥挥手：“早上好，你早上过得好吗？”和我在村子里随处可遇的、客气机械的打招呼方式如出一辙（无论我穿什么，无论我和谁在一起），现在，我将其理解为对我外来身份的致意——我是外来的，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一目了然。她微笑地看着呼呼旋转的大刀，看着小伙子们——他们彼此激将靠近跳舞的树，跟上它疯狂的动作，同时避开打转的刀锋，用自己窄瘦的身体模仿抽搐般的跺脚、扭动、蹲伏、高踢腿，以及大家韵律十足的欣快症，这症状从舞者传染到角角落落，传给了女人，传给了拉明，传给了我，传给了我视线范围内的所有人，我们身下的汽车摇摇摆摆。她指指“坎科冉”。“是个人在跳舞。”她解释说。

    为小伙儿而来的舞者。他把他们带到荒野——在那儿，他们要行割礼，被他们的文化所接纳，被告知有哪些规矩和限制，他们即将融入的世界中有哪些神圣的传统，哪些植物可以治疗这种或那种疾病，怎样使用它们。他是年幼和成熟之间的门槛，他驱魔辟邪，他是族人间秩序、公正和传承的担保人。他是向导，带领年轻人穿越从少年到青年、青黄不接的青春期；他自己也不过是个小年轻，名字不详，由老人秘密选定，身披树叶，涂满植物染料。可这些是我还在纽约时，在手机上查来的。我当时确实问过我的导游，这舞是什么意思，和当地的伊斯兰活动有什么异同，但音乐响着他听不见我的话。或者说不想听见。片刻之后，等“坎科冉”跳去了其他地方，我们都重新挤回到出租车内（又多了两个跳舞的年轻小伙，他们躺在我们的大腿上，跳得浑身是黏黏糊糊的汗），我又问了一次。可我感觉得到自己的问题让所有人都不高兴了，欣快症到此结束。拉明一本正经的无趣模样又回来了，他一和我打交道就是这副模样。“曼丁卡族的传统。”他说完就朝司机转回身去，其他乘客也再次又笑又闹，用我无法听懂的语言讨论我无法猜出的事情。我们接着往前开。我琢磨起姑娘们。谁来为姑娘们跳舞？如果不是“坎科冉”，那又是谁？她们的母亲？她们的（外）祖母？朋友？

    2

    特蕾西的时刻来临时，没人带她跨过门槛，没人给她建议，甚至没人告诉她这是她要跨过的门槛。可偏偏她的身体比其他人发育得早，于是她只好即兴发挥，自己做安排了。她的第一个念头是乱穿衣。她妈妈饱受责备（妈妈们常被责备），可我敢说她妈连一半都未目睹或了解。特蕾西去上学时，她还在睡觉；特蕾西回家时，她还没回。她终于找了份工作，我想她在什么地方的办公楼当清洁工，可我妈和其他母亲对她的工作不以为然，正如她们对她没工作也不以为然。之前她“影响不好”，现在她“永远不着家”。不知怎么的，她在或不在都不对，她们对特蕾西的评论呈现出悲剧意味，因为只有悲剧的主人公才会没有选择，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唯有无法逃避的宿命。按我妈的说法，再过几年特蕾西就会怀孕，然后因此辍学，于是“贫穷循环”的理论就圆满了，概率最大的终点是监狱。上梁不正下梁歪。当然，我家的上梁也不正，可我不知为何就有不同的命数：我不会是这样的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我妈确凿的态度让我担忧。如果她说对了，那她对他人生活的掌控就远超我迄今为止的想象了。但如果有人可以挑战宿命（像我妈这样），那当然特蕾西也可以喽？

    可种种迹象都不乐观。现在当特蕾西被要求在教室里脱掉外套时，她不再拒绝了，而是风骚味十足地执行命令：缓缓地拉开拉链，让她的胸部以最震撼的方式呈现在我们其他人面前——她上衣过小，包不住胸，凸显她的丰腴；我们其他人的这个部位还只有奶头和骨头。所有人都“知道”花五十便士就能“摸特蕾西的奶子”。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可所有的姑娘，无论黑皮肤、白皮肤还是棕皮肤，都联合起来排挤她。我们是好姑娘。我们不让别人摸我们还没发育的奶子，我们不再是三年级时的疯模样。现在我们有“男朋友”了，其他姑娘给我们选的，写到便笺纸上在课桌间传来传去，或者在没完没了、啰里吧嗦的电话里传来传去（“想知道谁喜欢你而且告诉所有人他喜欢你吗？”），一旦这些男朋友被正式分配好，我们就在沐浴在冬日稀薄阳光里的操场上和他们庄严地手拉手站在一起（通常比他们高一个头），直到无法避免的分手时刻来临（什么时候分手也是我们的朋友决定的），然后新一轮的便笺和电话又开始了。不和愿意接纳你的女人们拉帮结派，你就无法参与这个过程，特蕾西已经不剩女性朋友了，只有我，也只有这时候才会对我友好。课间休息时，她喜欢在男生们的足球围笼里消磨时间，有时骂他们，甚至抢了球不让他们玩，可更多时候是他们的同伙，他们戏弄我们，她就跟着笑，她从不和哪个男生配对，但在同学们的想象中，随便哪个男生都能搞定她。如果她透过栏杆看见我和莉莉玩，或和其他黑皮肤姑娘、棕皮肤姑娘跳双绳，她会大张旗鼓地转身和她的男性圈子聊天，和他们咬耳朵、大笑，仿佛她对我们穿没穿文胸、发没发育也有兴趣似的。有次，我雄赳赳地走过足球围笼，和我的新“男友”、警察的儿子保罗·巴伦手拉手，她停下自己的事，抓住笼子的栏杆，朝我笑笑。不是善意的笑，是深深挖苦的笑，仿佛在说：呵，这就是你现在的扮相？

    3

    等我们逃出“坎科冉”，通过一路上所有的检查点，等我们的出租车终于穿过集镇堵塞不堪、坑坑洼洼的街道开到轮渡码头，已经为时已晚，我们没时间了，我们沿着舷梯跑啊跑，却发现被另外一百来号人断了去路，眼睁睁看着生锈的、笨重的船头向水中推进。河水把这块长条形地块从半腰一切为二，机场在河的另一侧。我仰头看着轮渡嘈杂混乱的三层货物：妈妈和她们的婴儿、小学生、农民和工人、畜生、轿车、卡车、一袋袋粮食、专门卖给游客的小破烂、油桶、手提箱、家具。孩子们朝我们挥手。没人确切知道这是不是末班轮渡。我们等啊等。时间流逝，天空转为粉色。我想到了艾米，她在机场，不得不跟教育部长瞎扯淡，还想到了朱迪，她怒不可遏，埋着头一遍又一遍地打我电话，却接不通，但思来想去，我竟着急不起来。少安毋躁，听天由命，我心如止水，处境相同的其他这些人似乎也没有流露出不耐烦，至少我察觉不出。我连不上网，什么也做不了。我彻底失联了，多年以来的头一回。这平静的感觉，这置身于时间之外的感觉，意外却并不讨厌：我不知为何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倚在出租车的引擎盖上等着。其他人坐在各自的行李上，或爬上了油桶的盖子。一个老头子在半张大床架上休息，两个小姑娘叉腿跨坐在一个鸡笼上。时不时有拖斗车沿着舷梯缓缓挪动，把柴油的黑烟灌入我们的嗓子眼，揿着喇叭警示坐着或睡着挡道的人，可终究发现无路可走、无处可去，只好加入我们这场无头无尾的等待：我们一直眺望着水面搜索轮渡的影子，之后也会如此。日落时分我们的司机认输了。他开着出租车调了头，缓缓穿过人群，开走了。为了避开非要卖我手表的女人，我也挪了地儿，坐到了水边。可拉明很关心我，他一直很关心我，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待在候船室里，我卷在口袋里的脏兮兮、皱巴巴的纸钞只要花两张就能去，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自然不和我一起去，可他还是坚持认为我必须去，是的，候船室当然是我这样的人该去的地方。

    “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待在这儿等？”

    他朝我露出苦笑，他只会这一种笑。

    “我是没问题啦……可你呢？”

    外面还有四十度：一想到待在室内就恶心。我叫他和我一起坐下，我们的脚在水面上晃荡，脚后跟撞着砌在桥墩支柱上的一堆堆牡蛎尸体上。村里的其他小伙手机里都是舞曲，这样的时刻正好用来听，可拉明是个严肃的家伙，他只有BBC全球服务电台的节目，于是我们一人一只耳塞听了一段关于在加纳上大学要多少学费的故事。我们下面的海岸线上，光着上身、膀大肩宽的小伙们把铁了心的游客扛上肩膀，蹚过浪打浪的浅水区，送上色彩艳丽、一看就危险的窄船。我指了指个胖女人，她背上捆着个婴儿，被其中一个小伙举上肩头。她的大腿碾压着他大汗淋漓的脑袋。

    “我们为什么不那样干？我们二十分钟内就能到对岸！”

    “我是没问题啦。”拉明小声说，仿佛我们之间的每段对话都让他丢脸，不能被别人听见。“你不行。你应该去候船室。要等很久。”

    我看着沙滩上的小伙把他的乘客放下到座位上，他连大腿都已湿透。比起拉明和我说话的痛苦，他搬动这件货物的痛苦似乎更轻一点。

    天色将暗，拉明挤入人群问东问西：他摇身变成了另一个拉明，全然不似和我一起时少言寡句、小声低语，而成了真正的拉明，严肃正经，受人尊敬，风趣幽默，口若悬河，仿佛认识所有人，无论我们走到哪，漂亮的年轻人都会热情友好地跟他打招呼。他管他们叫“老相识”，意思是他们一起在村里长大，或者他们念书时在同一个班，或者他们在师范学院时在同一级。这是个小国家：到处都有老相识。在市场上卖我们腰果的姑娘是他的老相识，机场的警卫员也是他的老相识。有时候老相识正巧是在检查站拦下我们的年轻警察或军官，真也巧了去了，紧张感消散了，他们放下了枪，从乘客车窗里伸进头来，愉快叙旧。老相识会给你个好价钱，会以更快的速度售票，会放你通行。现在又来了个老相识：轮渡票务室里一个胸脯丰满、穿着我看不懂的混搭风的姑娘——当地的很多姑娘都那么穿，我作为早到了足足一个礼拜的资深游客，很期待带艾米看看。紧身低腰的铆钉牛仔裤，露出蕾丝胸罩的彩色边缘、不足以遮体的背心，鲜红色的头巾不紧不松地围在脸周围，用闪亮的粉色别针固定住。我看着拉明用他会的其中一门当地方言和这个姑娘聊了很久，我真是纳闷，我们只想知道“还会有轮渡吗？什么时候来？”而已，可两人似乎为什么争论起来。海湾的另一头传来一声喇叭声，我看见水中有巨大的阴影向我们靠近。我跑向拉明，抓住他的胳膊肘。

    “是它吗？拉明，是它吗？”

    喋喋不休的姑娘打住了，扭头看着我。她看得出我不是老相识。她审视我专门买来在她的国家穿的低调实用的衣服：橄榄色的工装裤，皱巴巴的长袖亚麻衬衫，前男友的旧匡威鞋，还有一条我一戴起来就觉得又傻又别扭的黑色头巾——所以现在我把它缠在脖子上了。

    “那是一艘集装箱船，”她带着毫不掩饰的同情说，“你们错过了末班轮渡。”

    拉明觉得窄船要价太高，经过激烈争论，我们还是掏了钱。虎背熊腰的小伙刚把我放下来坐好，周围就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十来个年轻人，船体框架上能坐的地方都坐满了，把我们原本专用的水上出租车变成了公共船只。但上了岸，我的网络恢复了，我们得知艾米决定在一间沙滩旅馆住下，明天再启程去村子。虎背熊腰的小伙很高兴：我们又付了他一次钱，也因此让几个当地孩子成了行，原路返回。上了岸，我们终于坐上一辆破烂的小型巴士去了村子。一天坐两趟船、打两次车，这让拉明无法忍受，即使返程是我付的钱，即使他们开的价钱（这价钱让拉明直摇头叹气）还不够我在百老汇买一瓶水喝。另一个小伙挤不进来了，所以拉明坐在车顶，我的旅友们聊天、睡觉、祷告、吃饭、喂奶、朝司机大喊要在我看来鸟不拉屎的交叉路口下车时，我都能听见拉明在车顶上、在我脑袋上打出节奏，两个小时的车程里，这是我唯一能懂的语言。我们抵达村子时已过十点。我在当地的一户人家留宿，之前从未这么晚还在宅子外，也从没意识到周围竟有那么黑，拉明信心满怀地穿过黑暗，仿佛灯火通明一样。我跟在他身后小步疾跑，穿过许多我看都看不见的逼仄多沙、满地垃圾的小路，跑过每家每户用空心煤渣砖搭建的一层楼建筑的瓦楞铁皮屋顶，直到我们来到艾尔·卡洛家。他家不比其他人家更好或更高，但门前有一片开阔的荒地，起码一百个穿着校服的孩子（我们来这儿要重建的就是这所学校）挤在一棵芒果树的树冠下。他们等了六个小时了，要跳舞给一个叫艾米的女人看：现在拉明得解释，这位女士今天为什么没来。可拉明说完后，酋长似乎想让他从头再解释一遍。我等着两个肢体语言丰富的男人讨论完这事儿，而孩子们愈发百无聊赖、心烦意乱，最后有个女人收起此刻不会再用于表演的鼓，告诉孩子们起立，打发他们三三两两地跑回家。我端起我的手机。手机的光线照在酋长身上。我想他不是艾米想象中高大的非洲酋长的模样。个头矮小，面如土色，满脸皱纹，没有牙齿，穿着破烂的曼联队T恤、田径短裤和用电工胶布粘起来的耐克室内拖鞋。另一头，酋长要听说自己在纽约我们所有人眼里是个大人物，该有多惊讶！首当其冲的是米丽安的一封电邮（邮件标题是：礼节），里面罗列了米丽安认为客人去村子拜访时理应献给酋长的礼物，以表敬意。朱迪看着看着忍不住大吼起来，把她的手机凑到了我眼前：“这是在搞笑？”

    我念了念清单：

    阅读用放大镜

    扑热息痛

    阿司匹林

    电池

    沐浴露

    牙膏

    消毒药膏

    “应该不是……米丽安不是开玩笑的人。”

    朱迪对着她的手机屏笑得欢：“好吧，我觉得我们搞得定。”

    没多少东西能让朱迪快活，可那张清单做到了。艾米还要快活，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但凡有钱的好心人拜访我们位于哈得孙谷或华盛顿广场的别墅，艾米就会假正经地复述这张清单，然后问所有在场的人是不是连想都想不到，所有人都会承认说他们根本想不到，所有人都因“根本想不到”而一副动容宽慰的模样——这被视为纯洁的象征，酋长的纯洁，他们自己的纯洁。

    “可翻译太有挑战性了。”某个这样的夜晚，一个来自硅谷的年轻人评论道（他俯在餐桌上，脸对着餐桌中央的装饰烛台，光从下面打上来，仿佛真知灼见让他的脸自带背景光）：“我说的是两个世界之间的翻译。就像在基岩里穿行。”桌边的所有人都点头称是，后来我发现艾米天衣无缝地将晚宴上的这句话添到了酋长如今声名大噪的清单后面，仿佛这话出自她本人之口。

    “他说什么？”我轻轻问拉明。我等腻味了。我放下了手机。

    拉明一只手轻轻搭在酋长肩头，可老人依旧对着一团漆黑不停地发表激昂的演说。

    “酋长说，”拉明轻语，“这里的事情很难办。”

    第二天早上我和拉明去了学校，我在校长办公室给手机充了电，这是村子里唯一的电源插座，电来自太阳能发电机，是几年前一家意大利慈善机构付的钱。中午时分网络信号又神奇地恢复了。我翻看了五十条信息，确定自己单独行事的日子还有两天，接下来我得回去坐轮渡接艾米：她此时在市里的一家旅馆“休养生息”。起初这突如其来的独处时间让我受宠若惊，我居然想出了这样那样的计划。我跟拉明说我想去有名的叛乱奴隶监狱，两小时的路程，还说我想亲眼看看轮船启航的海岸——它们载着名为“人类”的货物，先驶去我母亲的岛屿，再驶往南北美洲和英国，带着糖和棉花折返，这种三角贸易引发了无数后果，也造就了我。可就在两周前，我还当着我妈和米丽安的面充满鄙视地管这一趟叫“流落他乡的旅游”。现在我告诉拉明，我要坐小型巴士去曾经买卖我祖先的奴隶交易市场，不用他陪着。拉明面带微笑，看似答应，可实际上老在阻挠我实现类似的计划，阻挠我试图实现的交往（无论是私人交往还是经济交往），阻挠我理解这个语言不通的村子，阻挠我理解老人，阻挠我理解孩子，只要我一问问题、一提要求，他就端出忧心忡忡的笑容和他最喜欢的咬耳朵式的解释：“这里的事情很难办。”他不允许我走到灌木丛里去，不允许我自己捡腰果，不允许我帮忙做饭或洗自己的衣服。我突然明白了，他把我当成孩子一样的对象，要戴上儿童手套，只能知道分级筛滤后的真相。然后我意识到村子里的每个人也同样这么认为。当祖母们利用强健的腰腿力量蹲着用公碗吃饭，徒手抓起米饭、北梭鱼肉或茄子时，他们给我拿来一把塑料椅子、一副刀叉，因为他们觉得我弱爆了，这个姿势可吃不消——他们想的没错。我把整整一升水倒进马桶冲走一只恼人的蟑螂时，和我住一起的十几个年轻姑娘谁也没跟我提她们那天走了多少路才弄来这一升水。我一个人开溜去集市给我妈买了一块有红有紫的布料时，拉明露出他忧心忡忡的微笑，可没告诉我他当老师的年薪已经有好几成被我花在了一块布料上。

    第一个礼拜到了尾声，我才知道有人刚伺候完我的早餐，就开始准备我的晚餐了。可当我企图接近主妇和姑娘们蹲在尘土里剥壳、切丁、捣泥、腌制的院子角落时，她们笑话我了，让我继续闲待着，坐在昏暗房间的塑料椅子上看我从美国带来的报纸（这份已经皱皱巴巴的报纸和周遭格格不入，滑稽得很），所以我一直没机会知道，他们没有微波炉也没有电，到底是怎么做出我不想吃的微波炉薯条，怎么做出他们烧给自己吃的、我看着更有食欲的一大碗一大碗的米饭。准备食材不是我的活儿，洗碗也不是，取水也不是，拔洋葱也不是，甚至喂羊喂鸡也不是。我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是处。就连人们把婴儿递给我抱抱也带着嘲讽，看见我抱娃的样子就笑话。是啊，他们时时刻刻小心翼翼，保护我远离真相。他们以前见过我这样的人。他们知道我们接受真相的能力有多差。

    接艾米的前一晚，我很早就被宣礼和兴奋异常的公鸡吵醒了，酷热还没开始，我摸黑穿了衣服，一个人离开宅子去找拉明，和我住一起的一小帮女人孩子都没跟着——拉明坚决不让我这么干。我想告诉他我今天打算去奴隶交易市场旧址，无论他喜不喜欢，反正我要去。破晓时分，我发现很多光着脚、好打听的孩子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早上好，您的早晨过得好吗？”），我时不时停下来跟擦肩而过的几十个妇女报拉明的大名——她们已经去公共农场干活了。她们点头为我指路，我穿过矮树丛，走过条条小径，绕过两侧被十二英尺高的橘色白蚁巢吞噬、只剩下半座的翠绿色混凝土清真寺，路过所有那些尘土飞扬的前院——这个点，闷闷不乐、衣不蔽体的少女们正在扫地，她们停下手里的活儿，倚在笤帚上看我通过。我的目光所及之处，女人都在干活：带娃、挖土、扛货、喂畜、打扫、拖物、擦洗、盖房、维修。我一个男人也没看见，直到最终找到位于村子外围、农场前面的拉明家的宅子。就算用当地的标准来衡量，它也算阴暗潮湿的：没有前门，只有一条床单，没有木质长椅，只有一把塑料椅子，没有地板，只有泥地，还有一个马口铁的水桶——他肯定刚用它洗漱完毕，因为他跪在它旁边，一身的水，只穿一条足球短裤。他身后空心煤渣砖砌出的墙上，我能看到用红色颜料草草涂鸦出来的曼联队队徽。光着膀子、身材颀长、浑身肌肉，年轻的皮肤光彩照人——毫无瑕疵。我站在他旁边黯然失色，简直算不上有色人种！他让我想起特蕾西，想起儿时她好多次把自己的手臂贴在我手臂旁，一次次地确认她的肤色要比我浅那么一丁点儿（她骄傲自诩），以防一过夏天或冬天情况就有别于她上次确认的结果。我不敢告诉她，但凡有大太阳的日子我就会躺在我家的阳台上，我巴望的事情恰是她惧怕的：更深的肤色，更黑，这样我的雀斑就看不出了，我就能跟我妈一样有深深的棕黑色皮肤。可拉明呢，和村子里的大多数人一样比我黑好多倍，正如我妈比我黑好多倍一样，看着他，我顿时觉得他的美和周遭的一切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如果只用一个词，可以用“超现实”来形容。他扭头看见我站着俯视他。他一脸受伤的表情——我没有遵守默认的契约。他致歉离开，站在一席破帘的那头——这破帘将这个压抑的空间隔成了名义上的两间。可我依然看得见他，他正穿上印有Calvin Klein字母标记的纯白衬衫，白色的斜纹棉布裤和白色的凉拖，我无法想象这身行头是怎么保持白净的，我每天都身处红色的尘土里。他的父亲和叔伯们多数时候穿带帽长袍，他众多年龄尚小的堂表兄弟、同胞姐妹跑来跑去穿着的都是随处可见的老旧足球衫和破烂的粗棉布裤子，光着脚，可拉明却穿着西式的白色服装，几乎我每次看见他，他都戴着巨大的、饰有锆石的银腕表，腕表的指针一到十点零四分就会卡住。周日全村集合开会时，他穿了主教领的棕褐色西装坐在我身边，像联合国代表似的朝我耳朵里小声说话，讨论的内容他只翻译他想翻译的。村子里所有的年轻男教师都这样打扮，传统的主教领西装或斜纹棉布裤配衬衫，戴大大的手表，背瘦瘦的黑包，他们的翻盖手机和大屏安卓手机总拿在手里，就算坏了也拿在手里。从旧时的街坊四邻我就知道有这种人生态度，它有代表意义，在村子里就是穿衣打扮大有讲究：我是正经的、现代的年轻人。我是祖国的未来。在他们旁边我常觉得荒唐。跟他们的宿命感相比，我仿佛是不经意来到这个世界的，穿着皱巴巴的橄榄绿工装裤和脏兮兮的匡威鞋，随身背着破烂的帆布包，从没想过我代表的是什么。

    拉明又跪下，默默地继续他今天的第一场祷告——也被我打断了。听他轻声说着阿拉伯语，我不禁好奇他的祷告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等着。我环顾四周艾米想要“减少”的贫困。贫困就是我目之所及，我问出口的全是孩子们才会问的问题。这是什么？发生什么了？同样的心态让我在抵达的头一天就去了校长办公室，我大汗淋漓地坐在他热得快要熔化的铁皮屋顶下疯狂地联网，尽管我大可在之前半年里的任何时候在纽约就用“谷歌”查好想了解的内容——快得多，也舒服得多。在这儿可费了大劲。网页载入一半就崩溃了，太阳能发电机供的电时多时少，有时彻底断电。上个网花了一个多小时。当我关注的两笔钱款终于出现在相邻的视窗中时，我只能坐着久久地傻眼。相形之下，还是艾米更有钱。如此这般，一整个国家的GDP还抵不上一个人的产出，就像俄罗斯套娃被塞进了另一个套娃。

    4

    小学的最后一个六月，特蕾西爸爸“出来”了，我们头一次见了面。他站在公共草地上，抬头看着我们笑。文雅、时髦，有种充满动感的欢脱，却又莫名地古典、端庄，有种“宝洋哥”的气质。他站成芭蕾五位脚[1]，两腿分开，穿着电光蓝的短夹克和白色紧身牛仔裤，背上有一条中国龙。浓密、潇洒的胡子，老式非洲头，不留渐层，不修鬓角，不做飞机头。特蕾西高兴得要命，她冲向阳台，仿佛要把她爸拉上来，朝他喊来啊，上这儿来啊，爸爸，上来，可他冲我们眨眨眼说：“我有更好的主意，我们去主干道吧。”我们跑下去，每人拉住他的一只手。

    我一眼就注意到他有舞者的形体，举手投足也像舞者，有节奏感，有力却不失轻盈，所以我们仨不是沿着主干道“走”，而是优雅地漫步。所有人都看着我们，我们在阳光下高视阔步，好几个人停下手里的活儿，从马路对面、从理发店上面龌龊的窗户里、从酒吧门口跟我们打招呼——跟路易打招呼。我们去赌马投注站的路上，一个不顾炎热戴着平顶帽、穿着羊毛厚背心的加勒比老绅士站到我们跟前挡住了路，问道：“搭（她）们是你女儿？”路易举起我们的手，仿佛我俩是职业拳击手。“不，”他松开我的手，“只有这个是。”特蕾西容光焕发。“我听搭（她）们说你蹲了舌（十）三个月，”老男人咯咯笑着说，“好运气，好运气的路易。”他用胳膊肘拱了拱他匀称的腰身——他腰上系着细细的金腰带，像个超级英雄。可路易觉得受了侮辱，他后退一步（流畅的深屈膝），发出响亮的咂嘴声。他纠正他的前科：还不到七个月呢。

    老男人抽出夹在胳肢窝下的报纸，展开，翻到某一页给路易看，路易研究了一番，弯下腰来给我们看。他要我们闭上眼，手指想往哪儿戳就往哪儿戳，等我俩睁开眼，每人的指尖下都有一匹马，我仍记得我那匹马的名字——“理论测试”，因为五分钟后路易穿过赌场门跑回来，把我从地上一抱而起，抛向天空。五英镑博了一百五十英镑。我们改道去了伍沃尔斯超市，他说我俩想要什么就买什么。特蕾西停在了面向我们这样的儿童录像专区（乡村喜剧、动作片、星际冒险），我抛下她继续前行，猫着腰凑在一个钢丝大箱前，它叫“打折箱”，专门面向没钱挑三拣四的人。里面总有不少音乐片，没人想要，就连老娘们也不要，我兴高采烈地翻了个遍，这时我听见在现代音乐专区迈不开步子的特蕾西问路易：“那我们能买几张？”路易说四张，但我们得快一点了，他肚子饿。我抓了四张音乐片，幸福得不知所措：

    《阿里巴巴进城》

    《百老汇旋律1936》

    《摇摆时光》

    《好天气》

    特蕾西买的片子里我只记得《回到未来》了，比我的四张加起来还贵。她将它紧紧贴在胸口，只在递给收银员的一刹那松了手，然后像饿虎扑食一样迅速夺回。

    我们到了餐馆，坐了靠窗最好的位置。路易给我们演示怎么好玩地吃“巨无霸”：先一层层拆开，把炸薯条插在每块汉堡牛肉饼的上面和下面，然后又全部组装起来。

    “那你回来和我们一起住喽？”特蕾西问道。

    “唔。还不知道。她怎么说的？”

    特蕾西把猪鼻子朝天一拱：“别管她怎么说。”

    她的两只小手攥得紧紧的。

    “别不把你妈放在眼里。她有她自己的问题。”

    他又去柜台买奶昔。他回来时心事重重，毫无预热就开始跟我们说牢里的事，你在里面时，会发现和生活在街区里的感觉可不一样，不，不一样，很不一样，因为你在里面时人人都知道最好跟同类在一起，就是这么回事，“人以群分”，几乎没有混杂交往的情况，不像住公寓，不是因为狱警或别的人要你这么做，就是这么回事，同一个肤色的在一起，甚至同一种深浅的在一起，他一边解释一边撩起袖管指着自己的手臂，于是跟我一样黑皮肤的家伙们，嗳，我们待在这里，总是抱团（他在塑料贴面的台子上划了一条线），像你俩一样棕色皮肤的待在这里，巴基斯坦人待在别的地方，印度人待在别的地方。白人也得细分：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英格兰人里有些是英国国家党[2]成员，有些人挺正常。问题是，人人都跟同类在一起，很自然。值得思考。

    我们坐着啧啧地吸奶昔，思考。

    他继续道，你学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你认识到谁才是黑人真正的主。不是这个蓝眼睛、长头发、叫耶稣的人——不是！让我闷（问）你们：为什么我到这儿前连他的事情或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查查看。你学了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因为这些人什么也不告诉你，不告诉你非洲的国王，不告诉你埃及的王后，不告诉你穆罕默德，他们全都瞒着你，他们隐藏我们的整个历史，让我们以为自己一无是处，让我们以为自己在金字塔的底端，这才是他们的计划，可真相是我们造了他妈的金字塔！噢，他们够坏的，可总有一天，有朝一日，天从人愿，白人的日子会到头的。路易把特蕾西抱上大腿轻轻摇晃，仿佛她是个小得多的孩子，然后操纵木偶似的从下方牵起她的胳膊，让她看起来像在和着音乐跳舞——安在监控探头之间的喇叭里播放的音乐。你还跳舞吗？他也就是随口问问，我知道他对答案并不特别有兴趣，可特蕾西一逮着机会就不放，不管多小的机会，此刻她兴奋、急切、事无巨细地给她爸讲她那年和前一年获得的所有舞蹈奖牌，讲伊莎贝尔小姐如何评价她足尖站立的姿势，讲别人怎么议论她的才华，讲她马上要参加戏剧学校的试演——这个话题我已经听厌了。特蕾西有信心拿下的那种戏剧学校，我妈不让我去，就算我拿全额奖学金也不让我去。我妈和我为这事打仗也不是一两天了，从我听说特蕾西拿到试演机会时就开始了。想想我不得不去普通院校，可特蕾西可以整天跳舞！

    你瞧，瞧我，路易突然听烦了他女儿的话，说瞧我，我不需要去舞蹈学校，其实我以前可是舞王！这个姑娘从她爹地那儿继承了一切。相信我：我什么动作都做得漂亮！闷闷（问问）你妈！以前还靠这挣了点钱的。你看着不自信！

    为证明观点，增强我们的自信，他滑下凳子踢起一条腿，甩头，扭肩，旋转，急刹，最后用足尖站立。坐在我们对面那桌的一群姑娘吹口哨喝彩，看着他我觉得我现在明白为什么特蕾西会把她爸爸和迈克尔·杰克逊相提并论了，严格来说，我不觉得她是个骗子，或者说至少我觉得谎言中也有大实话。他们有着同样的遗传。如果说路易跳舞没迈克尔那么有名，嗳，在特蕾西眼里，这只是细枝末节之事（时乖命蹇罢了），此时此刻，回想起他的舞姿并写成文字，我认为她一点没错。

    后来我们决定端着大杯奶昔走回主干道，路易又停下来和几个朋友说话（或也许只是了解他、害怕他的人），其中包括一个年纪轻轻、单手吊在“三轮车”剧院外面脚手架上的爱尔兰建筑工人，他的脸因为在日光下作业过多而晒得通红。他向下伸出手，跟路易握手：“哎呀，这不是西印度群岛的花花公子嘛！”他在重建“三轮车”剧院的屋顶，路易很震惊，他头一回听说几个月前骇人的大火。他问小伙儿重建要花多少钱，问他和莫兰手下的其他人一小时能拿多少钱，问他们用什么水泥材料，问谁是批发商，我扭头看特蕾西，她满心骄傲地目睹了路易的另一种可能：值得尊重的年轻企业家，对数字敏感，对员工关心，把女儿带去工作地点，还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我真希望她每天的日子都如此。

    我没想过我们小小的外出会有什么后果，可我还没回威尔斯登大道就有人跟我妈打小报告，说我和谁去了哪儿。我进门时她抓住我，把奶昔从我手中一把打落，砸在对面的墙上，很红，很厚，有意想不到的戏剧效果——后来还住在那栋房子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和草莓奶昔的隐约污迹和平共处。她开始咆哮。我以为自己在干什么？我以为自己和谁在一起？我无视她所有的反问，再次问她为什么我不能和特蕾西一样参加试演。“只有傻瓜才会放弃教育，”我妈说，然后我说，“好吧，那我就是傻瓜。”我想把一摞碟片藏在身后绕开她去自己的房间，可她挡住我的去路，于是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不是她，从来不想成为她这样的人，告诉她我不喜欢她的书、她的衣服、她的想法、她的一切，我想跳舞，过自己的人生。我爸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我指着他，想表达如果换成我爸管我，他会允许我去试演，因为他相信我，就像特蕾西爸爸也相信她。我妈叹了口气。“他当然会让你去，”她说，“他不操心——他知道你永远融入不了那个圈子。”

    “老天爷。”我爸咕哝道，可他无法直视我，我心头一痛，知道我妈的话没有错。

    “这世上有分量的事情，”她解释说，“是写下来的事情。可这玩意是好是坏，”——她指指我的身体——“没分量，在这个文化里没分量，在这些人里没分量，所以你费半天劲就是根据他们的规则玩他们的游戏，如果你要玩下去，我保证你到头来就是大材小用。生一堆孩子，一步也离不开这几条街，跟这些个生不如死的小姑娘没两样。”

    “你才生不如死。”我说。

    这句话是我的救命稻草，就像孩子抓住离手最近的东西。它对我妈的杀伤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张口结舌，所有的沉着和美丽都离她而去。她开始哭。我们站在我房间的门槛上，我妈垂着头。我爸已经撤退，只剩下我俩。过了好一阵子她才说得出话来。她凶悍地小声告诉我，不许再往前一步。可她话一出口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她这是在打脸，我这辈子终于能远离她一步、很多步的时刻到来了，我快要十二岁了，我差不多跟她一样高了，我可以跳着舞跳出她的生活，所以她从神坛上下来是迟早的事，而我们僵持之时，这事儿已经发生。我什么也没说，绕开她，走进房间砰地摔上了门。

    5

    《阿里巴巴进城》是一部奇妙的影片。它和《康州美国佬大闹亚瑟王朝》[3]是一个路子，埃迪·坎特[4]在其中扮演艾尔·巴布森，一个彻头彻尾的笨蛋，有次在好莱坞的《天方夜谭》剧组当临时演员。一开始他就睡着了，梦见自己穿越到了九世纪的阿拉伯。有一场戏让我印象极为深刻，我想给特蕾西看，可她很难逮着，她不给我打电话，我往她家打电话时她妈总是过一会儿再跟我说她不在家。我知道她有正当理由，她忙着准备戏剧学校的试演（布思先生好心答应帮助她），大多数工作日的下午她都在教堂的大厅里排练。可我还没准备好眼睁睁看她步入新生活。我想了很多法子伏击她：教堂的门是打开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布思先生给她钢琴伴奏，她一旦发现我在盯梢就会摆摆手（一个忙碌成熟的女人不耐烦的打招呼方式），可她一次也没出来跟我说话。青春期前的少女说不清道不明的逻辑让我觉得问题出在我的身体上。埋伏在门口的我仍是高高瘦瘦、胸部平平的孩子；而在阳光下跳舞的特蕾西已经有点女人味道了。她怎么还会对我感兴趣的内容感兴趣呢？

    “没，没听说过。再问一遍它叫什么名字？”

    “我才告诉过你。《阿里巴巴进城》。”

    有次在她排练快结束时，我大着胆子走进了教堂。她正坐在塑料椅子里脱下踢踏舞鞋，而布思先生还在属于自己的角落摆弄一支曲子（《情不自禁爱上他》），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爵士风，一会儿雷格泰姆风[5]。

    “我忙着呢。”

    “你可以现在就来。”

    “我现在忙着呢。”

    布思先生把乐谱塞进包里，悠悠地走过来。特蕾西的鼻子冲着天，嗅到了赞美的气息。

    “哇，真了不起。”他说。

    “跳得好吗，说真的？”

    “了不起。如梦如幻。”

    他微微一笑，轻拍她的肩头，幸福的红晕掠过她的脸颊。我爸每天都这么称赞我，不管我做了什么，可特蕾西想必很少听到，因为听完这句话她心情大好，那一刻对我的态度也大为改观。布思先生缓缓走出教堂时，她笑着把舞蹈背包甩过肩膀说：“咱们走吧。”

    那个镜头就在电影的开头处。一群男人坐在沙地上，表情消沉沮丧。苏丹告诉艾尔，这些都是搞音乐的非洲人，无人理解，因为他们说一种没人懂的语言。可艾尔想跟他们交流，他试了个遍：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甚至意第绪语。完全没用。然后他灵光一闪。嘿嘀嘿嘀嘿嘀嘿！凯比·卡洛威的吆喝，然后非洲人听出来了，蹦起来回应：嚯嘀嚯嘀嚯嘀嚯！坎特当场摇身一变成了黑人，用软木炭把脸涂黑，只留下咕溜溜的眼睛和伸缩自如的嘴巴。

    “这是什么？我不想看这个！”

    “不是这里。等着，特蕾西，求你了。等着。”

    我从她手中拿过遥控器，叫她坐回长靠椅上。此刻艾尔对着非洲人歌唱，歌词仿佛摇摆了时光，嗖地到了很久很久以后，到了这些非洲人脱胎换骨的时代，到了一千年以后的未来，他们可以在名为“哈勒姆”的地方掀起让世界舞动的节拍。听闻这个消息，满心欢喜的音乐家们站起身来，在市镇广场高高的平台上又唱又跳。苏丹的妻子和她的顾问团从露台上往下看，阿拉伯人从街上往上看。演阿拉伯人的是好莱坞的阿拉伯人，白皮肤，穿着阿拉丁式的服装。演非洲人的是美国黑人，缠着腰带，插着羽毛，戴着稀奇古怪的头饰，他们用原始乐器演奏，滑稽地模仿他们未来的转世——“棉花俱乐部”：用真正的骨头做的长号，用掏空的树枝做的单簧管，诸如此类。坎特，还真是名副其实的乐队领唱[6]，脖子里挂个口哨，一吹就结束独奏或命令演员下台。到了大合唱的阶段，他告诉他们摇摆乐要一直继续，谁也阻止不了，他们必须挑好舞伴，然后跳舞。然后坎特吹起口哨，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是个姑娘——来了一个姑娘。我让特蕾西尽可能地贴近屏幕，我想让她清楚地明白我的意思。我瞥了一眼：我看见她惊讶地合不上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这样，随后我知道她明白我的意思了。哦，鼻子不一样，这姑娘的鼻子很正常，平平的，也不像特蕾西目光凶狠。可心形的脸庞，可爱的胖乎乎的面颊，结实的身体和修长的四肢，这些都和特蕾西一样。外形如此相似，可她的舞完全不像特蕾西。她一边跳，手一边摆出推手推车的动作，她的腿前后翻飞，她是踢踏舞者，不是走火入魔的技术工人。她还很有意思：用脚指头走路或突然定格在怪模怪样、滑稽好笑的姿势，重心在一条腿上，手臂在空中挥舞，活像名贵汽车引擎盖上的装饰。服饰和其他人并无二致（草裙、羽毛），可没人能阻挡她的光芒。

    大结局时这姑娘重回舞台，加入了那些打扮成非洲人模样的美国人，还有坎特，所有人一动不动地站成一排，身体前倾四十五度。他们是从未来回来的：一年后，我们都看见迈克尔·杰克逊在音乐录影带里做了同样的动作，于是纷纷模仿。那支音乐录影带首发后的几周里，我、特蕾西和其他很多孩子都试图在操场上模仿这个动作，可就是做不到，没人做得到，我们都脸朝地摔得直挺挺的。当时我还不知道机关在哪。现在我知道了。在录像里，迈克尔用了金属丝，几年后，他想在舞台现场表演时取得同样的效果，他穿了“抗引力”鞋，鞋跟处有个孔，孔和舞台上的短桩啮合，他参与了这项发明，拥有专利。

    《阿里巴巴进城》中的非洲人是把自己的鞋子钉在了地板上。

    6

    在艾米下榻的酒店，我们加入了SUV车队。第一次出门就是全员出动的阵势：她的孩子们也去，还有他们的保姆埃斯特尔，当然还有朱迪，加上另外三个助理，一个负责公关的姑娘，格兰奇，一个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法国建筑师，国际发展部的一个女追星族，《滚石》杂志的记者兼摄影师，一个叫费尔南多·卡拉皮查诺的男人——我们的项目经理。我看着身穿白色亚麻制服、汗流浃背的服务生把大包小包扛上后备厢，把所有人扶上座位，我不禁想他们是哪个村子来的。我本指望和艾米一辆车，给她汇报下我这周侦察后值得一说的东西，可当艾米看见了拉明，她的眼睛瞪圆了，她对他说“你好”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应该跟我一辆车”。我被指派到第二辆车，和卡拉皮查诺一起。他和我得一起消磨时间了，艾米这样告诉我们，“理理细节”。

    开回村子的这段路可谓异乎寻常。我原来做好思想准备要碰上的困难现在都不见了，就像在梦里，做梦的人头脑清醒，能操纵周围的一切。没有检查站，居然没了，没有坑坑洼洼、让我们陷在坑里寸步难行的道路，让人无精打采、喘不过气的炎热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空调下完美的二十一度室温和我手中的冰镇水。我们的车队（还包括坐满政府官员的一对吉普和一队警车）在道路上迅速前行，路边，似乎时而有人把人清走，时而有人把人拉来（排列着挥舞旗子的孩子，活像舞台布景），我们莫名其妙地绕了远路，穿过实现了电气化的旅游区，接着是一连串偏远的飞地，我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尚未竣工的大房子，钢筋外露，挣扎着从城堡般的围墙后耸立起来。受这番不真实的情景所影响，我到处都能看到我妈的脸，在沿街跑的年轻姑娘脸上，在市场上卖鱼的老妇脸上，还有一次在挂在小型巴士车身侧面的一个年轻男人的脸上。我们抵达渡口时空无一人，我们和车队包了场。我不知道拉明心里怎么想。

    我跟卡拉皮查诺不怎么熟，之前说过一次话，我还出了丑。那是在去多哥的飞机上，六个月前，那时多哥还在候选名单上，艾米还没因采访中暗示政府“对其人民无所作为”而冒犯那个小国家。“它什么样？”我望着舷窗外，身体凑近他，我得承认，我指的是“非洲”。

    “我没去过。”他头也没回冷冷地说。

    “可你实际上住在这里——我看过你的简历。”

    “没去过。塞内加尔、利比里亚、科特迪瓦、苏丹、埃塞俄比亚，去过——多哥，从没去过。”

    “噢，好吧，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转过头，涨红了脸问道：“如果我们飞的是欧洲，而你想知道法国什么样，我跟你描述德国管用吗？”

    这时我试着补救，聊聊家常，可他忙着对付一大捆文件，我在上面瞧见了我看不懂的图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组组数据。我为他略感遗憾，和我们这群无知的人在一起，他远远地离开了自己能施展拳脚的范围。我知道他四十六岁，有博士文凭，是个在培经济学家，有国际发展领域的背景，还知道他和米丽安一样曾为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效力多年：最初就是她向我们推荐的他。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运作援助项目，援助东非和西非没有电视的遥远村落，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挺有意思（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他真的不太清楚艾米是什么来头，只模糊地知道她在他年轻时就大红大紫了。如今他得整天和她待在一起，还因此附带上别的人，比如玛丽–贝丝——艾米傻乎乎的第二助理，她的全部工作就是听艾米口述、把邮件发给别人，然后把回复的内容念出来。或者是一脸正色的劳拉，她是第三助理，专管艾米的肌肉疼痛、化妆和营养，相信人类登月不过是一场表演。他每天早晨得听朱迪念星座占卜，并据此安排她当天的活动。在艾米疯狂的世界里，我算是离“同盟”二字最为接近的存在了，可我们一说话就不知怎么会走岔，他理解世界的方式与我格格不入，感觉就像他生活在平行空间里，我丝毫不怀疑其存在，可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借用他最喜欢的话。艾米对图表也同样一窍不通，可她喜欢他，因为他是巴西人，长得帅，有浓密的黑色卷发，戴漂亮的金边眼镜，让他看起来像个在电影里扮演经济学家的演员。但显然从一开始就有麻烦等着他们。艾米传达想法的方式依赖于共同的理解（对艾米自身的理解，对她“传奇人生”的理解），而她嘴里的“费尔”，对来龙去脉一无所知。在梳理细节方面他是高手：建筑规划、政府谈判、土地契约——所有各种各样的现实考量。可一到和艾米面对面谈项目的时候（对她而言这事儿基本上只关乎个人、关乎情感），他就一头雾水了。

    “可她说‘咱要给它光芒四射的气质’，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把眼镜往帅气的鼻梁上推了推，仔细看着自己密密麻麻的笔记——我料想这是在和艾米一起飞行的八小时中尽职记录她嘴里冒出来的每一句胡言乱语的成果。他把纸举到眼前，仿佛盯着看就能看得懂似的。

    “可能我误会了？学校怎么就能和‘光芒四射’搭上边？”

    “不，不，她指的是她的一张专辑：《光芒万丈》。1997年的？她觉得这是她最‘正能量’的专辑，所以歌词是……呃，差不多是这样的：嘿，姑娘们，追梦吧，什么什么的，你们很坚强，什么什么的，永不放弃。大致如此？所以她的意思是：我希望这是所励志的女校。”

    他一脸茫然。

    “可为什么不直说？”

    我轻拍他的肩头：“费尔南多，别担心——会好的。”

    “我该听听这张专辑吗？”

    “说实话，我觉得没啥帮助。”

    前面的那辆车里，我能看见艾米从乘客座位上伸出手悬在车门上，高兴地回应路人每一次兴奋的挥手、口哨或尖叫——我能肯定的是，这些反应不是因为看见艾米本人，而是看见这个亮瞎眼的SUV车队滚滚驶过每两百人中才有不到一人拥有汽车的穷乡僻壤。在村子里，我经常出于好奇霸占年轻教师的手机，插上我自己的耳塞，听他们循环播放的三十来首歌，有的是连同歌曲信息免费下载的，其他曲子（尤其是喜爱的曲子）是他们花了宝贵的积分才下载下来的。嘻哈乐、节奏蓝调、索卡乐、雷鬼乐、雷格乐、格莱姆乐、黑暗电子乐、强节奏爵士乐——你能从一段段手机铃声里听到流散世界各地的一整张光辉的音乐版图，可鲜有白人艺术家，从没艾米的歌。此时我看着她面带微笑朝好多士兵抛媚眼，这些士兵卸下了常规工作，漫无目的地站在道路两边，枪立在身旁，目送我们通过。但凡听见哪儿有音乐，但凡看见哪儿有孩子跳舞，艾米就会鼓掌唤起他们的关注，然后坐在座椅上尽全力模仿他们的动作。路边鸡飞狗跳的场面像有人打开了西洋镜，里面装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戏剧，只叫我不胜其烦——女人们奶孩子，抱孩子，和孩子说话，亲孩子，打孩子；男人们聊天，打架，吃饭，工作，祈祷；牲畜就剩一口气，脖子淌着血在大街上游荡；小伙们奔跑，走路，跳舞，小便，拉屎；姑娘们说悄悄话，大笑，皱眉头，坐着，睡觉——但这一切都让艾米乐在其中，她整个身体探出窗外，我还以为她要一头栽入她心爱的基岩[7]呢。可那时最叫她开心的莫过于狂野的人群。她的保险公司插手阻止之前，她经常玩“人群冲浪”[8]，在机场或酒店大堂突然被人围住也不犯怵，可我就吓得不行。顺便说一句，我透过有色玻璃能看见的唯一事物[9]并没有使她惊讶或惊慌，我俩共处的几分钟时间里，我们站在舷梯上看着车队驶上阴森森、空荡荡的轮渡，看着她的孩子们开开心心地跑上铸铁台阶、跑上上层甲板，我就这么提了几句，她朝我转过身，嗓门高了八度：“我的祖宗，如果你在这儿一看见他妈的穷样就吓尿，这趟差可够你受的。你在非洲！”

    就像我问她外面为什么有光而她说“因为现在是白天！”一样理所当然。

    7

    我们只知道她的名字，我们在演员表里找到的。洁妮·里冈恩。我们不知道她是哪里人，不知道她活着还是死了，不知道她有没有演过其他电影，我们有的只是《阿里巴巴进城》里的这四分钟——好吧，是我有。如果特蕾西想看，她就得来我家，她确实时不时地过来，像对着一汪水顾影自怜的纳西索斯[10]。我知道她要不了多久就能学会整套动作（除了45度前倾不可能学得会），可我不打算把录像给她带回家，我有更好的主意，我知道我有砝码。而我也开始到处发现里冈恩的身影——她在我看过很多的电影中担任点儿小角色。她演过安·米勒[11]的女仆，跟一头小哈巴狗较劲，演过悲惨的黑白混血儿，死在凯比·卡洛威的怀中，还演过另一个女仆，帮贝蒂·赫顿[12]更衣。这些发现间隔时日较长，有时长达数月，成了我给特蕾西打电话的借口，就算有时她妈妈接的电话，她也会毫不迟疑、不找借口立马过来。她几乎贴在电视机屏幕上，随时准备指一指或这或那的动作或表情，洁妮脸上掠过的某种情绪，某个舞步的某种变化，她都用敏锐的洞察力诠释她看到的一切——我觉得我缺乏这种能力，当时觉得它是特蕾西的专属。她的洞察力的天赋似乎只存在于这里，在我家的客厅里、在我的电视机前找到了发泄口和表达方式，这不是老师看得见的，也不是考个试能发觉或注意到的，而这番记忆也许是其唯一真实的见证和记录了。

    有一件事她没能注意到，而我也不想告诉她：我爸妈分道扬镳了。我妈说后，我这才知道。他们还住在同一间公寓，睡在同一个房间。他们还能去哪儿？请得起律师、有新地方住的人才配真正地离婚。我妈的料理能力也是问题。我们三人都知道离婚的是父亲，可我爸毫无疑问走不了。没有他，我摔倒了谁帮我包扎膝盖？谁记得我该何时服药？谁淡定地梳掉我头发里的虱卵？我做噩梦时谁来安慰我？谁来清洗第二天早上臭烘烘、黄澄澄的床单？我不是说我妈不爱我，可她不是囿于家庭的人：她的生活在她的幻想里。所有母亲的基本技能——时间管理的技能，她不具备。她用书页衡量时间。对她而言，半小时意味着读十页，或者十四页，取决于字体大小，若你这样理解时间，你就没时间做其他事情了，没时间去公园或买冰激凌，没时间哄孩子睡觉，没时间听你流着眼泪叙述噩梦。不行，我爸不能走。

    一天早晨我刷牙时，我妈走进浴室，坐在黄绿色的澡盆边缘，委婉地勾勒了新的安排。起初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似乎用了很久才说明白她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她说了儿童心理学的理论，说了“非洲有些地方”的孩子不由父母带大，而由“村落”抚养，还有其他我听不懂或不关心的东西，可最后她将我搂入怀，紧紧拥抱着我说：“你的父亲和我——我们打算像兄弟姐妹一样生活下去。”我还记得我当时觉得这是听过的最变态的事情了：我要变成没爹没娘的孩子了，而我的爹娘要变成兄弟姐妹了。我爸最初的反应肯定也和我一样，因为这事发生后的好几天家里都硝烟弥漫，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我睡觉不得不用两个枕头压住耳朵。可等他最后明白她是来真的，她不会改变想法时，他抑郁了。他开始整个周末都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妈仍然坐在厨房的高脚凳上忙着做作业、拿学位。我一个人去上舞蹈课。下午茶要么和他喝，要么和她喝，再也不是两个一起。

    我妈宣布散伙后，我爸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决定：他回到了邮递员的岗位上。他花了十年的时间才爬到邮政派发部经理的位置，可他万念俱灰时读了奥威尔的《上来透口气》，这部小说让他相信自己最好还是从事“诚实劳动”（他自己的话），然后用剩下的空暇时间“接受他从没接受过的教育”，而不是做枯燥无味、占用他所有时间的文职工作。我妈通常赞赏这种不切实际、品德高尚的举动，我觉得他宣布换岗与此不无关系。可如果他的计划是破镜重圆，那显然没奏效：他再次回到凌晨三点起床、下午一点回家的生活，经常招摇地读从我妈书架上偷来的几本社会学课本，可尽管我妈会必恭必敬地问问他早晨工作的情况，偶尔也会问问他读书的事情，可她没有再次爱上他。一阵子后他俩索性不和对方说话了。家里的气氛变了。以前，我总得在他俩没完没了的争吵中逮住可遇不可求的间隙才插得上话。现在，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不受打断地跟他们中任何一人说话，可已经太迟了。在城市度过的转瞬即逝的童年中，他们不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我真的不再在乎我父母怎么评价我。唯有我朋友的看法才重要，此时比以往更重要，我怀疑她是察觉到了这点，于是愈发地若即若离。

    8

    后来有人说我是艾米的坏朋友，一直都是，说我就会等机会伤害她，甚至毁掉她。也许她信了。但把她从梦里唤醒是好朋友才会做的事。起初我以为压根不需要我出马，以为村子本身就会唤醒她，因为在那种地方保持做梦的状态似乎是不可能的，保持超然的状态似乎也不可能。我错了。位于村子北端的郊野，除了通往塞内加尔的路，还立着浅红色、两层楼的大砖房（方圆几英里独此一栋），虽遭废弃，但除了门窗基本竣工了。拉明告诉我，当地有个年轻人在阿姆斯特丹当的哥，曾经挺有钱，他汇款盖的房子，但后来时乖运蹇，资金突然就断了。现在这房子空置一年了，会作为我们的“大本营”焕发新生。我们抵达时太阳正落山，旅游部长高兴地向我们展示在每个房间天花板上发光的裸灯泡。“你们每次来访，”他告诉我们，“情况只会越来越好。”村子盼电灯盼了很长时间（从二十多年前政变时就开始巴望了），可艾米没花几天时间就成功说服相关当局连了一台发电机到这栋空壳房子，我们所有的手机都能用插座充电，装修队给装上了有机玻璃窗户，安上了耐用的中密度纤维板门，每个人都有床睡，甚至还有了炉灶。孩子们欢天喜地（这像在露营），对艾米而言，她按计划在这儿过的两晚是功德无量的探险。我听见她对《滚石》的记者说体察“真实的民情民生”有多么重要，第二天早晨，除了正经的要拍照记录的活动（破土仪式、女学生跳舞），记者还拍了很多艾米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的照片：吃公碗里的东西，用她室内自行车训练练就的肌肉和妇女们一起轻松蹲坐，或和一群年轻小伙一起攀爬腰果树以展示她的矫捷身手。午饭后她换上橄榄绿的工装裤，我们和国际发展部的女人一起走访村子——此女的工作是指出哪里是“极度贫困的区域”。我们看见爬满钩虫的马桶，看见一所只建了一半、被人遗忘的诊所，看见很多不通风的瓦楞铁皮屋顶的房间，里面一张床上要睡十个孩子。之后我们走访了公共绿地（见证“自给农业的局限性”），可我们走进去时适逢太阳投下迷人的长影，土豆葱葱茏茏，树木藤萝摇曳，蓊蓊郁郁之景，美不胜收。或老或少的女人，像乌托邦里的模样，穿着五颜六色的宽松外套，从地里拔除野草，边工作边聊天，隔着一排排豌豆或辣椒喊话，笑彼此说的笑话。发现我们靠近后，她们直起身来擦脸上的汗，戴头巾的用头巾擦，没头巾的用手擦。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今天过得好吗？”

    “噢，我知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艾米对之前胆敢一把搂住她细腰的老妇说，“你们女人家得在这儿外面好好聊个天。没有男人。哎呀，我能想象你们聊什么。”

    国际发展部的女人笑个没完。我觉得我想不出她们会聊什么。我浑身上下哪怕是最简单的想法在这儿也付诸不了行动。比方说，此时此地在我身边的并非“我的大家族”、“我的黑女人同胞”。这儿没有这样的分类。这儿只有塞雷女人、沃洛夫女人、曼丁卡女人、塞拉胡利女人、弗拉女人和乔拉女人——有人勉为其难地告诉我，我只在基本的面部构造方面长得像最后这个种族：一样的长鼻子，一样的颧骨。从我现在站的地方能听见从绿色的清真寺那方方的水泥宣礼塔传来的祷告声，声音高过树木，高过这座村子，村里，蒙脸和不蒙脸的女人是姐妹，是手足，是朋友，是母女，或者早晨蒙脸下午不蒙脸，不蒙脸只因有老朋友来访，有男有女，其中一个主动要给她们编头发。在这儿，庆祝圣诞的热情可谓惊人，所有信徒都是“兄弟姐妹”，而我这个无神论者，不是任何人的敌人，不，根本就是该好好同情和保护的人（和我同处一室的姑娘这么向我解释的），仿佛你是一头牛犊，牛妈妈生产时丢了性命。

    现在我看着姑娘们在井边排好队，往她们巨大的塑料桶里装满水，然后把桶举到头顶，长途跋涉回村子里去。其中有几个是我过去一周以来所住的宅子里的。我的房东哈瓦的双胞胎表姐，还有她的三个亲姐妹。我朝她们几个微笑招手。她们点头回应。

    “是啊，我们经常不敢相信这儿的妇女和姑娘要干多少活儿，”国际发展部的女人顺着我的视线轻声说，“她们做家务，你懂的，可还要做所有的农活，你也会看到，在学校和集市工作的也大多是女人。妥妥的女性力量。”

    她弯腰摸摸茄子的茎，艾米趁机转向我，伸出舌头摆出个斗鸡眼。国际发展部的女人直起身，看着姑娘们的队伍越排越长。

    “当然，她们中很多人应该去上学，可不幸的是她们的母亲需要她们在这儿。然后你就会想到我们刚才看见的年轻小伙儿们，他们懒洋洋地躺在绑在腰果树上的吊床里。”

    “教育是解决我们的姑娘和妇女发展问题的办法。”拉明突然说，我觉得他经受过国际发展部代表数不清的讲座洗礼后，口气里带着些微的伤感疲惫。“教育，教育，教育。”

    艾米给了他一个耀眼的微笑。

    “我们来这儿就为此事。”她说。

    这天所有的活动，艾米都让拉明待在身边，她误将他喜欢说悄悄话的习惯当作两人关系不一般，没过多久她也开始在他耳畔低语了，像个女学生一样跟他调情。我想，多危险呐，在无处不在的记者面前，可我们没机会独处，我没法义正辞严地跟她说这个。我只好看着可怜的卡拉皮查诺不得不把她从拉明身边拉回到必要却琐碎的任务中——签合同、和部长见面、商榷学校费用、可持续发展、课程、教师薪水，每次她都极力忍着不表现出不耐烦。他五六次地将艾米和我们其他人拦在原地，让我们站在太阳下一边受罪一边听又一个政府官员发表又一通演讲——关于合作和互敬，尤其是终生制的总统想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传达的敬意，艾米“对我们亲爱的总统显然很尊敬”，对此唯一正确的回应不该是尊敬吗？每次演讲都和前面的基本一样，仿佛城里有个“原始文本”，所有这些部长非得引用不可。我们缓缓地向学校进发，速度不能超过摄影师（他在我们前面倒退着小跑），一位部长再次揿了揿卡拉皮查诺的手，卡拉皮查诺在艾米的视线范围之外轻轻劝阻他，可这位部长不听劝阻，岿然不动地把住校门，挡住入口开始发表演讲，艾米猛地掉转身来。

    “瞧，费恩，我不想表现得跟个傻逼一样，可我现在真的很想集中精神。你让我集中不了精神。天很热，我们都很热，我们这次没有大把的时间，我真的很介意。所以我觉得演讲可以停一停了。我想我们都知道自己在哪儿，我们都感受到了欢迎，我们都感受到了相互尊重或其他什么玩意儿。现在我要集中精神。今天不再安排演讲了——好吗？”

    卡拉皮查诺有点儿无奈地垂头看着自己的纸夹笔记板，有一瞬间我还以为他要发飙。部长在他旁边泰然自若地站着，他听不懂艾米的话，还在等继续演讲的信号。

    “参观学校的时间到了。”卡拉皮查诺头也没抬地说，绕过部长推开了大门。

    保姆埃斯特尔在里头等我们，还有孩子们，他们跑过满是沙土的巨大校园（校园空荡荡的，只有两个耷拉着、没了网的球门）和前来的任何孩子击掌，很高兴在这么多同龄人中脱了缰。杰伊当时八岁，卡拉六岁，他们长这么大接受的都是家庭式教育。我们短暂的参观途中经过六间又大又热、色彩明快的教室时，他们许许多多孩子气的问题倾巢而出，他们的问题和我的问题并无不同，但他们问出口时不加修饰、不作考虑，保姆一直努力让他们安静闭嘴，但管不住。我希望我可以接着问下去。为什么校长有两个老婆，为什么有的姑娘戴头巾而有的不戴，为什么书本都是又破又旧的，为什么他们在家不说英语可他们在学校要学，为什么老师们在黑板上拼的单词是错的，如果新学校是女孩上的那么男孩去哪儿呢？

    9

    步入我自己的青春期后，大多数周六我都陪着我妈参加或这或那的抗议活动，反对南非，反对政府，反对核弹，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削减开支，反对撤销银行管制，或者支持教师联盟、大伦敦市政会或爱尔兰共和军。考虑到我们对手的性质，我无法理解这些活动意义何在。多数日子我都能在电视上看见她（一本正经的手提包，一本正经的头发，牢不可破，坚不可摧），上周六早晨，她和她的亲信成功组织起了游行，从特拉法尔加广场一路游到她家黑得发亮的前门，无论多少人，她总能面不改色心不跳。我还记得我们一年前曾为保留大伦敦市政会游行过，走了感觉有好几天（我妈走在前面，我在她后面半英里的位置跟“红色的肯”[13]深聊），我头顶举着一块标语牌，过一阵举不动了就扛在肩上，像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拖着它过了白厅，直到最后我们坐车回家，一头瘫倒在沙发里，打开电视，得知大伦敦市政会就在当天早些时候被废除了。就这样她还是跟我说“没时间跳舞”，或者换个说法，“现在不是跳舞的时候”，仿佛是历史性时刻不让我跳舞似的。我有“责任”，因为我“才智超群”——最近学校有个年轻的代课老师证实了这点，他让我们班把“在家阅读的随便什么书”带去学校。有很多时候，我们学生能知道我们的老师单纯得要命，这次只是其中之一。春天，他们给我们发种子，让我们“种在自家花园里”，或者在暑假结束后让我们写一篇关于“你去哪儿度假”的文章。我倒没受刺激：我去过布赖顿，很多次，也曾坐酒宴游轮去法国，还喜欢在窗口的花坛里种花。可浑身发臭、嘴边有流脓溃疡、每个礼拜都鼻青眼肿的吉卜赛姑娘呢？或者年龄太大、肤色太深，不适合收养、一直被寄养家庭推来推去的双胞胎呢？湿疹男生又会如何？某个夏夜，特蕾西和我透过皇后公园的栏杆看见他一个人在长凳上睡得很熟。代课老师才是最单纯的。我仍记得这一次带给我的惊讶：为数不少的孩子带的是《广播电台》或《电视时代》。

    我带的是我收藏的舞者传记，书厚厚的，封面上是七十年代采用柔焦摄影法的人像，拍的是巨星们的晚年（她们穿着丝绸睡衣，戴着领巾，披着粉色的鸵鸟毛斗篷），光看页数，他们就决定我的未来值得“讨论一下”。我妈一早就来开会，还没到上课时间，有人跟她说，她有时逗我读的那些书是我才智超群的证明，说这种“有天赋的”孩子可以参加一个考试，如果过了，就能读给奖学金的好学校——不，不，不，不用报名费，别担心，我指的是“文法学校”[14]，完全是另一码事，不用钱，不用，不用，请别担心。我瞥了一眼我妈，她完全不动声色。老师不顾我们的沉默解释道，是因为阅读年纪，你看她的阅读年纪真的很超前。老师打量了一番我妈（不带文胸的背心和牛仔裤，蜡染布的头巾，一副非洲形状的巨大耳环），问父亲来不来。父亲在工作，我妈说。哦，老师边说边转向我，你父亲做什么工作的，亲爱的，他是家里的读书人吗，或者……？父亲是邮差，我妈说。母亲是读书人。如今很正常，老师红着脸看着笔记说，很正常，我们真的不建议参加私立学校的入学考试。我的意思是，奖学金有是有，但没必要让这些孩子们失落……但我们最近新来的布拉德韦尔小姐认为也许……呃……她认为以你女儿的情况，有可能……

    我们默默走回家，没什么好讨论的了。我们已经参观过我秋天就要升学的又吵又大的综合学校，把它推销给我的前提是：在这个由满是鞋痕的过道、简易教室和临时厕所构成的拥挤不堪的学校里，得有一个“舞蹈室”。我认识的所有人（除了特蕾西）都是这个归宿，这叫我很欣慰：随大流的安全感。可我妈让我很意外。在公租房的院子里，她在楼梯口拦住了我，要我参加那个考试，努力通过。周末不许跳舞，任何娱乐都暂停，她说，她从没有过我这样的机会，在像我现在的年纪，她自己的老师只建议她一分钟阅读四十个字，就像其他黑人姑娘一样。

    我觉得自己在一列火车上，驶向我的同类们在青春期通常前往的地方，可突然间有什么不一样了。有人要我在想都没想过的、远得多的车站下车。我想起我爸，他还没上车多久就被推下了火车。想起了特蕾西，她决绝地跳了车，就因为她宁可走路，也不喜欢有人告诉她应该哪站下车或者她只能乘多远。嗳，是不是挺有骨气？是不是有点儿抗争的意思在里头，至少有点儿挑战的意思吧？然后是我在我妈膝头听到的所有耸人听闻的历史实例，才华横溢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的女人们的故事（我妈的故事里都是女人），如果她们有自由，能跑得比火车还快，可她们生不逢时，生不逢地，所有的车站都关了门，从没进站的机会。我生在英格兰，生在新时代，难道不比她们更自由？更不用说我有浅得多的肤色，挺得多的鼻子，小得多的跟黑人的本质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性。什么能阻止我继续前行？可七月里一个闷热的日子，当我在非正常上课时间（这个时间点在学校真是不正常）坐在自己学校的礼堂里，打开那些试卷，从头到尾看完我妈希望我“用双手抓牢”的机会时，巨大的愠怒席卷了我，我不想坐上他们的火车，于是我这里写几字那里涂几笔，跳过数学和科学题，罪大恶极地挂了科。

    10

    几个礼拜后，特蕾西进了戏剧学校。她妈只好按响了我妈的门铃，进我们公寓跟我们讲了这事。她把特蕾西像盾牌一样插在她身前，拖泥带水地进了门厅，不愿意坐下，也不愿意喝茶。她以前从没迈进过门槛。“评委说他们从没见过她这么独树一帜的……”——特蕾西的母亲突然打住，忿忿地看着自己的女儿，然后特蕾西就说出了那个陌生的词汇——“独树一帜的编舞，独一无二。就是那么新颖。从没见过！我一直跟她说，她得是旁边姑娘的两倍那么好才能有出息，”她说着把特蕾西搂入她的大胸，“现在她做到了。”她有一份试演现场的录像要给我们，我妈落落大方地收下了。我在她卧室的一堆书下面找到了它，在一个夜晚独自观看。曲子是《阿里巴巴进城》中的《一直摇摆》，每个动作，每个眼神，每个点头，都是洁妮·里冈恩。

    那年秋天，新学校的第一个学期，我发现没了朋友的我是一具没有鲜明轮廓的肉体。从这个群体游走到那个群体、不受欢迎、不受鄙视、不受包容、总想避免冲突的那种姑娘。我觉得自己存在感很低。有一阵子，有两个高一级的女生觉得我对自己高人一等的肤色、长长的鼻子和雀斑有优越感，于是欺负我，偷我的钱，在公交上骚扰我，可欺负总得有某种反抗才带劲，哪怕只有眼泪也行，可我什么也没有，她们没过多久就觉得没劲，随便我去了。在那所学校度过的大多数日子，我都不记得了。尽管日子是过着，但我身体里的倔强从不接受它，它不过是我每天必须忍受的地方，忍受到我重获自由。比起自己的处境，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去想象特蕾西的学校教育。比方说，我记得她入校后没多久曾对我说过，弗雷德·阿斯泰尔去世时，她的学校举办了一场纪念会，安排一些学生用舞蹈的方式致敬。戴着高顶礼帽、身穿燕尾服、打扮成“宝洋哥”模样的特蕾西让全场为之倾倒。我知道我从没亲眼目睹，可时至今日我仍感觉我仿佛曾亲身经历。

    十三岁，十四岁，十五岁，艰难的青春期——那些个年头我真不太见到她。她的新生活吞噬了她。我爸最终搬出房子时，我步入青春期时，她都不在身边。我不知道她有否失贞、何时失贞，不知道她第一次伤心欲绝是为了谁。每次我在街上看到她，她似乎都过得春风得意。帅气逼人、样貌成熟的小年轻搂着她，通常是高个子，留着轮廓鲜明的渐层发型，我回想起这时的她与其说在走路，倒不如说是蹦跳而过，她容光焕发，头发紧紧地向上挽出舞者的小圆髻，穿着荧光色的紧身裤和露脐装，但也眼睛红肿，显然嗑了药。兴奋带感，魅力四射，性感爆棚，时时充满了夏天的能量，哪怕是在冰冷彻骨的二月。她是真的如此——抛开我嫉妒心理的中肯评价。遇见这样的她总是一场“存在休克”，就像在现实生活中看见了从故事书里走出来的人，我会想尽办法缩短面对面的时间，有时她还没走到我跟前我就过马路，或者跳上公交，或者声称着急去哪里。即使稍后从我妈和邻居那儿听说她日子不好过，越来越频繁地惹麻烦，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我看她的生活可以打满分，也许丧失思考能力是嫉妒的副作用。在我心里，她的叛逆期已经过了。她是个舞者了：她找到了她的族群。而我呢，被青春期搞得措手不及，还在教室后面哼着格什温的曲子，朋友圈已在我身边形成、固化，标准是肤色、阶级、金钱、邮编、国籍、音乐、毒品、政治、体育、抱负、语言、性征……在那大型的听音乐抢座位游戏中，某天我转过身来却发现没有我的座位了。我茫然失落，成了哥特族——这是无处可去的人的最终归宿。哥特族已经是个小群体了，而我加入的是最古怪的分支——只有五个孩子的小团体。一个内翻足的罗马尼亚人，另一个是日本人。黑皮肤的哥特族很少见，可也不是没有：我见过几个在卡姆登附近晃荡，如今可着劲儿模仿他们，脸抹成鬼一样的白，嘴涂成血一样的红，发型惊悚，有些地方喷成紫色。我买了一双马丁靴，贴上了涂着修正液的无政府主义标志。我十四岁：世界是苦海。我爱上了日本朋友，他爱着我们圈子里脆弱的金发姑娘——她满胳膊的伤疤，像一只弃在雨中遍体鳞伤的猫，无力爱上任何人。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整天混在一起。我讨厌音乐，也没法跳舞（只在摇滚乐现场群魔乱舞，或醉醺醺地摇来晃去），可我喜欢它政治上的冷漠让我妈嫌恶，喜欢我野蛮的新造型激发了我爸强烈的“母爱”，他现在没完没了地担心我，我体重狂掉时他还想喂我吃饭。每周里一大半的日子我都翘课：开往学校的公交车也到卡姆登水闸。我们坐在牵道上喝苹果酒、抽烟，马丁靴在运河上荡啊荡，讨论我们认识的所有人有多么矫情，随口聊着聊着一整天就过去了。我言辞激烈地抨击我妈、老邻居、儿时的一切，尤其是特蕾西。我强迫我的新朋友听我恶狠狠地讲述我们交往历史中的每个细枝末节，一路追溯到我们相遇的第一天，走过教堂院子的那一天。扯淡一下午后，我会乘公交踏上归途，路过我没能考上的文法学校，在学校外的某个站点下车——正巧也在我爸新搬的单身公寓外，我能欢欢喜喜地回到往昔，吃他的甜点，沉湎于旧日秘密的欢愉：在《火树银花》里，朱迪·嘉兰[15]假装成祖鲁族人跳着步态舞。

    11

    我们的第二次拜访是在四个月后，雨季。航班延误，我们天黑后才到，等我们抵达了粉红房子，我怎么都觉得那个地方奇怪、伤感、空虚，怎么都觉得自己走进了某人未酬的壮志。大雨如注地打在出租车车顶。我问费尔南多他介不介意我回哈瓦的宅子看看。

    “我没意见。我有很多事要处理。”

    “你没问题？我是说，你一个人？”

    他笑了：“我还在糟糕得多的地方一个人待过。”

    在标示村子入口的脱皮的大广告牌处，我们兵分两路。走了二十码地，我浑身湿透，推开哈瓦家宅子的铝门——一个装着半桶沙子的油桶顶着门，但门和往常一样没上锁。里面几乎认不出来了。四个月前，院子里曾有耙得平平整整的红土，有祖母、堂表亲戚、侄子、侄女、姐妹和很多婴儿，坐成圈，坐到迟暮，现在谁也没在，只有一个泥坑，我一下脚就泥水四溅地陷了下去，丢了一只鞋。我弯腰捡鞋时听到了笑声。我抬头一看，发现有人在水泥凉台上看我呢。哈瓦和她的几个闺蜜正把镀锡盘子从饭桌端回收纳它们的地方。

    “喔—喔，”哈瓦大喊，一看见我就笑了：我邋里邋遢，此刻胳膊下夹着个大箱子，轮子在泥地里拖不动了。“瞧瞧风把谁吹来了！”

    我本没打算再和哈瓦待在一起，没提前通知她，可她也好，宅子里的其他人也好，对我的来访并无惊讶之色，尽管第一次拜访时我算不得非常成功或受欢迎的房客，可我还是受到了家人般的欢迎。我和好几个祖母握了手，哈瓦和我拥抱了下，说说我们多么想念彼此。我解释说，这次来的只有费尔南多和我，艾米在纽约灌唱片，说来这儿更仔细地看看老学校有什么改观，新学校有哪里值得改进。我被邀请跟哈瓦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待在小客厅里，白色的太阳能灯下它暗沉沉的，倒是每个姑娘的手机屏幕把它照得更亮。我们朝彼此微笑，姑娘们，哈瓦，我。她们礼貌地询问我妈和我爸身体好不好，再次对我没有兄弟姐妹这件事表达震惊之情，又询问了艾米和她的孩子们身体好不好，然后是卡拉皮查诺和朱迪的身体，但最关切的还要数格兰奇的身体。格兰奇的健康才是她们真正关心的，因为第一次来访时格兰奇备受欢迎，远比艾米或我们其他人受欢迎。对我们是好奇，对他是爱。哈瓦喜欢、艾米鄙视、我从没听过的拙劣的节奏蓝调歌曲，格兰奇全知道，他穿了她最爱的运动鞋，在学校的妈妈们一手操办的围坐成圈的击鼓欢迎会上，他毫不推托就进了圈，掸掸肩膀，表演了机械舞、甩舞和月球漫步舞，而我却畏缩在座位上忙着拍照。“那个格兰奇！”哈瓦说道，对格兰奇的兴奋回忆让她快活得摇头晃脑，相比之下眼前的我真是令人提不起劲来。“跳得多疯！所有的小伙都在问：‘这些是新的舞步吗？’还记得不，你们的艾米对我们说：‘不，这些都是老掉牙的舞步！’你还记得吗？可他这次没和你们一起来？太遗憾了。噢，格兰奇多有意思呀！”房间里的女人笑起来，然后摇着头叹了口气，沉默再度降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打搅了这场联欢、这场八卦的欢乐时光，片刻的尴尬沉默后，她们用沃洛夫语接着聊上了。我不想去漆黑的卧室，坐回沙发，任凭对话内容冲刷，任凭衣服在我身上风干。我身旁的哈瓦掌了局，我只能知道故事讲了两小时的量，从喜不自禁的到伤感悲恸的到惹罪招愆的，但不至于过了头惹了怒。笑声和叹气声是我的向导，还有她手机里的照片——如果我问起，她会在轶事趣闻的当中挥挥手机，敷衍了事地用英语解释一下。我猜她是遇到了恋爱问题（班珠尔的一个年轻警察，她很少有见面机会），还有她满心期待的宏伟计划，等雨季结束就去沙滩，来场家庭聚会，那个警察会受邀出席。她给我看了去年家庭聚会的照片：一张涵盖了至少一百个人的全景照片。我在第一排找到了她，注意到她没戴头巾，戴的是一顶柔顺的假发，中分披肩的发型。

    “发型可不一样。”我说，哈瓦笑了，手伸向头巾，揭开，露出四英寸长、编成脏辫的真发。

    “可它长得真慢呀！”

    我好一阵子才反应过来：哈瓦是村子里相对少见的人，她是中产阶级的女儿。她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两人我都没见过，她父亲现在在米兰工作了，是个停车管理员，她母亲生活在城市里，仍在大学任教。用村子里人的话来说，她父亲“走了后门”，带着哈瓦的哥哥穿越撒哈拉沙漠到了利比亚，然后终于冒险偷渡到了意属兰佩杜萨岛。两年后，已经娶了意大利人的他又把哈瓦的另一个哥哥接了过去，可这都是六年前的事了，如果说哈瓦还在等着把她也接过去，那么如此令人骄傲的事情她显然不想告诉我。父亲寄回家里的钱让宅子显得有点奢华，在村里是难得一见的：一辆拖拉机，一大片私人地产，一个抽水马桶（尽管没有任何排水配套），一台电视机（尽管是坏的）。这个宅子里住着哈瓦过世祖父的四个妻子，以及他的大家族以变化莫测的组合诞下的儿女、孙子孙女、曾孙曾孙女。永远说不上来这些孩子的父母是谁：只有祖母们是固定的，她们几个把婴儿和蹒跚学步的孩童传过去递过来，也传给哈瓦。尽管哈瓦年纪很轻，可我常觉得她是大家族的首脑，或者说至少是心脏吧。她是谁都喜欢的那种人。聪明伶俐，蓝黑色滚圆的脸，像迪士尼的人物一样鲜明的特点，非常漂亮的长睫毛，丰满前突的上唇有种鸭子似的可爱感觉。找乐子的、找笑料的，或纯粹就想被调戏捉弄个一两小时的人都知道来哈瓦这儿，而她也正好对所有人都有兴趣，想听所有的消息，不管多么平常多么无聊（“你刚才去集市了？噢，快告诉我！那儿有谁？卖鱼的在吗？”）。她会是任何地方任何小村落的至宝。她和我不同，一点儿瞧不上乡村生活的意思也没有：她喜欢鸡毛蒜皮、说长道短、日复一日、四世同堂。她喜欢所有人的事就是她的事，自己的事也是所有人的事。哈瓦有个邻居每天都来，她的恋爱问题比哈瓦自己的要麻烦得多（她爱上了父母不让嫁的对象），她执着哈瓦的手边说边哭，经常不到凌晨一点不走，可我注意到，她走时经常挂着笑。我不禁想了想自己有没有为朋友提供过类似的服务。关于这场恋爱问题，我想了解得更多一点，可翻译让哈瓦烦透了，她不耐烦的翻译把两小时的谈话浓缩成只言片语（“嗯，她说他很帅，人又和气，可他们永远不能结婚。我太难过了！我告诉你我今晚睡不着了！可是咱来说说：你到现在连一丁点儿的沃洛夫语也没学？”）有时，哈瓦的客人一来就发现我坐在黑漆漆的角落里，他们就面露难色、转身离开，因为谁都知道哈瓦代表着轻松愉快，只要她在就能化苦恼为安慰，可没过多久大家都知道了，从英格兰来的访客只带来了沉重和悲痛。所有不快的问题，我觉得我问的时候都要拿支笔在手里：减少贫困，学校物资匮乏，或哈瓦自己生活中显而易见的难处，现在还加上了雨季带来的麻烦、蚊子、任其发展的疟疾带来的威胁——这一切驱逐了我们的客人，严重考验了哈瓦的耐心。政治话题她不感兴趣（除非涉及什么秘密，就发生在周围，跟她认识的人直接相关），她也不喜欢宗教或文化这种太累人的话题。和大家一样，她做祷告，也去清真寺，可我发现她没有正经的宗教兴趣。她这种姑娘这辈子想要的只有一件事：开开心心。我清楚地记得我学生时代就认识那种类型的人，我总不能理解那类姑娘（现在也不能），我想哈瓦也同样不能理解我。我每晚都睡在她旁边，睡在地上我们靠在一起的床垫上，感谢她浏览消息和图片时她的三星手机发出的蓝色光芒，这有时会持续到凌晨，她看着有感的照片或笑或叹气，驱散了黑暗，也免得没话找话。可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暴跳如雷或极度沮丧，也许是因为每天有太多的事能触发我类似的情绪，我发现自己变态般地想要激发她同样的情绪。有天晚上我们并肩躺在一起，她再次回味起格兰奇多有意思，多酷多快活，于是我问她，对总统承诺要把这个国家里发现的同性恋统统斩首的事情怎么看。她嘬嘬嘴，接着浏览手机：“那家伙成天胡言乱语。反正我们这儿也没这号人。”她没把我的问题和格兰奇联系在一起，可我那晚睡觉时羞愧难当，我居然若无其事就粉碎了格兰奇回到这儿的可能性，为了——什么？原则吗？我知道格兰奇多喜欢这里，甚至胜于巴黎，也远胜于伦敦，也知道他来这里尽管真的性命堪忧但还是喜欢这个地方。我们聊过很多次，录唱片的时间也就不那么无聊了：一起坐在小房间里，透过玻璃朝艾米微笑，从来不听她唱歌。这些是我和格兰奇之间最有实质性内容的对话，仿佛村子让我们看见了彼此间不曾知道的关联。我眼里是匮乏、不公、穷困，格兰奇眼里是简单朴素、远离物质、天下大同——和他的故乡美国截然相反。我看见的是一夫多妻、厌恶女性、没有母亲的孩子（我妈在岛上的童年就是如此，只不过影响更大，成了习俗），他记住的是无电梯的六层楼楼房、跟沮丧的单亲妈妈同住的一室户小公寓房、孤独寂寞、食品券、生无可恋、他前门外面危险的街道，还跟我说假如不是一个女人将他拉扯大、而是十五个，那该有多快乐的时候，他眼里饱含情真意切的泪水。

    有一回院子里正巧只有哈瓦和我，她在帮我编辫子，我再次挑头说了点沉重的事情，抓住此刻亲密的机会向她询问我听到的一个谣言，说的是村子里的一个女人消失了，显然是被警方抓走了，她年轻的儿子最近参与了策反。没人知道她在哪，没人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去年有个姑娘来这儿了，她叫林赛，”哈瓦说，仿佛没听见我说什么，“那会子艾米和你还没来，她是和平护卫队的人——她是美国人，有趣极了！我们玩二十一点，我们玩梅花杰克。你玩牌吗？我告诉你，她真是有趣，伙计！”她叹了口气，笑笑，拉紧我的头发。我放弃了。哈瓦自己喜欢的话题是节奏蓝调巨星克里斯·布朗，可对他我几乎聊不出什么，手机里只有他一首歌（“那首歌非常、非常、非常老，”她告诉我），但她知道他的一切，包括他的所有动向。一天早上，她还没去学校，我看见她耳朵里塞着耳机在院子里跳舞。她穿着造型普通但极其紧身的实习教师的行头：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莱卡长裙，黄色的头巾，黄色的凉拖，黄色的手表，还有细条纹的修身背心，背后拉得特别紧，以衬托她的细腰和大胸。她从快速舞步的自我欣赏中抬起头，见到我就笑了：“别告诉我的学生啊！”

    那次考察中，卡拉皮查诺和我每天都去学校参观哈瓦和拉明的教室，做好记录。卡拉皮查诺关注的是学校运营的方方面面，我要交差的范围就窄多了：我先去拉明的班级，再去哈瓦的班级，按艾米的吩咐寻找“最棒最聪明的学生”。拉明教的是数学课，这就简单了：我只要记下能做对题目的姑娘们的名字。每次都等着拉明确认孩子们写在黑板上的答案是正确的，就是我干的活儿。说实话，基本加减以外的内容都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眼看着拉明十岁的学生都能比我更快地做乘法、算我压根琢磨不出来的长除法。我握着笔就感觉手心在出汗。就像时间旅行一样。我穿越到自己的数学教室，旧日熟悉的羞耻感再度袭来，而我儿时自欺欺人的习惯也还在：拉明经过时，我用手盖住自己的答案，答案一在黑板上公布，我总能蛊惑自己，我离正确答案很近了，要不是因为这里或那里的小疏漏，要不是因为教室里太热，要不是因为我一看见数字就无端犯怵……

    离开拉明的教室，前往哈瓦的综合课，这让我如释重负。我打算在那里寻找特蕾西这样的学生：最聪明的、最机灵的、最任性的、最厌世的、最麻烦的姑娘，她们如炬的目光穿透政府规定的英语句子（没有活力的句子，没有内容或意义的句子），哈瓦费力地用粉笔抄写到黑板上，然后又费力地翻译回沃洛夫语解释。我本以为每个班级里只找得到寥寥几个特蕾西，但没多久就发现，在那些炎热的教室里，特蕾西这样的孩子比比皆是。有的姑娘的校服破得要命，差不多可以叫做破布了，还有的姑娘脚上或眼上有流脓的创口，我每天早晨看见她们把学费交到老师手中时，很多人连几枚硬币都交不出。可她们仍没放弃，这许许多多的特蕾西们。她们不满足于对着哈瓦哼哼这几行字——只几年前，哈瓦自己肯定也是坐在这样的座位上，哼哼着同样的几行字，像现在一样对她的课本深信不疑。看着求知之火无人点燃，当然很容易就绝望了。可每当对话从毫无意义的英语桎梏中解放出来，重回本地语言，我便能再次看到火焰，看到清晰的智慧火花——像穿透灭火网罩的火焰，像世界上所有课堂中的智慧一样自然：顶嘴、俏皮话、争论。哈瓦倒霉的职责便是平息这一切，平息所有的询问和好奇，把课堂重新拖回到手里政府规定的课本上，在黑板上用断头的粉笔写下壶在火上烧或汤匙在碗里这样的句子，让他们复述，然后让他们一字不差地抄写下来，包括哈瓦自己时不时会犯的错误。这痛苦的过程，我观察了好几天后发现一个问题：她从来都是在提供好现成答案或刚刚复述过的情况下测试他们写句子的能力。一个格外炎热的下午，我觉得我得亲自揭开谜底。我让哈瓦坐在我原本坐的一张破凳子上，然后我站到班级前面，叫他们在课本上写壶在火上烧。他们抬头望着空荡荡的黑板，然后望着哈瓦求助，等她翻译。我不让她说话。漫长的两分钟过后，孩子们一脸茫然地盯着他们烂了一半、用旧包装纸补了又补的练习本。然后我绕场一周，把收来的本子给哈瓦看。我有点儿喜欢干这种事。四十个姑娘里有三个写对了英语句子。剩下的写了一两个单词，几乎所有的男生连字母都写不出，只有隐约像英语元音和辅音的记号——像字母但又不是字母。哈瓦对每本册子都点点头，面无表情，等我结束后，她站起来继续上课。

    午餐下课铃响起后，我跑过院子去找卡拉皮查诺，他正坐在芒果树下往便笺纸上写东西。我兴冲冲、急吼吼地告诉他早上发生的所有事，以及我得出的意味深长的结论：想想看，假如我的老师用汉语授课，可我其他地方哪儿都用不上汉语，也听不到汉语，父母也不说汉语，我的进步会有多慢……

    卡拉皮查诺放下笔盯着我。

    “我明白了。你觉得你达到了什么目的？”

    起初我以为他没理解我的意思，所以又从头开始讲，可他打断了我，一只脚跺在沙子里。

    “你做的无非就是羞辱老师。在她的全班学生面前。”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脸已经涨得通红。他摘下眼镜对我怒目而视，玉树临风，连说话都有分量，仿佛美貌就是正义。

    “可是……这是……我的意思是，我没说这是能力问题，这是‘结构问题’，你自己也常这么说的，我是说，也许我们可以有英语课，当然没问题，可我们要用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来教，然后他们就能……你懂的，我是说他们就能在家做英语考卷，作为家庭作业之类的。”

    费尔南多苦笑一声，用葡萄牙语骂了街。

    “家庭作业！你去过他们的家吗？你在他们的书架上看到过书？或者说看到过书架？书桌？”他起身咆哮，“你以为这些孩子回家后干什么？学习？你觉得他们有时间学习？”

    他没逼近我，但我发觉自己在后退，直到撞上芒果树干。

    “你来这儿干什么的？你对这种工作有经验吗？这是成年人的工作！你表现得像个十几岁的。可你不是十几岁的，对不对？你是不是该长大了？”

    我瞬间哭了起来。什么地方传来了铃声。我听见了费尔南多带着同情的叹息，一瞬间，我竟幻想他会来抱抱我。手捂着头，我听见几百个孩子又笑又叫地冲出教室，穿过院子跑去下一节课的教室，随后又听见卡拉皮查诺一脚踢在凳腿上，凳子翻了，他穿过院子走回教室。

    12

    我青春期的尾声正逢仲冬——当哥特族的完美时节：你终于和周遭的萧条同步，就像那只不会走的钟，一天也能准个两回。我在去我爸家的路上，巴士门前的雪堆得太高，门已经打不开，我只好戴着黑色的皮手套用力推开，一脚踩入积雪。钢片包头的黑色马丁靴、层层叠叠的黑色运动衫和黑色牛仔裤、几乎从来不洗的鸟巢状非洲头的污浊热气，保护我抵御严寒。我成了完美适应环境的动物。我按响我爸的门铃：一个小姑娘开了门。大概二十岁的样子。她的头发是很基本的编法，脸是甜美的泪珠形，无瑕的皮肤亮得像茄子皮。她面露惧色，局促一笑，转身叫我爸，但口音重得都听不出是喊他的名字。她消失后，我爸出来了，我在场的这段时间里她就没再从他的卧室里出来。我们穿过破烂失修的公共过道，走过卷了边的壁纸、生了锈的邮箱、肮脏不堪的地毯，他像个传教士一般有点儿害羞地透露自己的慷慨善举，轻轻向我解释说他是在国王十字车站发现这个姑娘的。“她赤着脚！她无处可去，没有家。你瞧，她是从塞内加尔来的。她叫梅西。你来之前应该打个电话。”

    我像往常一样吃了饭，看了部老电影（《青草地上》），我该走了，我们俩谁都没再提梅西的事，我看见他回头看自己的卧室门，可梅西没再现身，过了一会儿我便离开了。我没告诉我妈，也没告诉学校里的谁。我觉得唯一能理解的人就是特蕾西，可我好几个月没见到她了。

    我注意到其他人都会经历青春期的“失控”、“脱轨”，可不管他们心里藏着什么小九九，他们都能在悲伤或痛苦中发泄，我却没有这样的时候。相反，像个决定采用新健身训练法的运动员，我自觉自愿地决定要脱轨。可没人把我当回事，尤其是我妈，因为她觉得我是个靠谱的少女。生活在这里的其他母亲在大街上拦下她（她们经常如此），让她给儿女的任性出谋划策的时候，她会饱含同情地听她们讲，自己却全无顾虑，有时会一只手搭在我肩上说几句来结束对话：“嗳，我们很幸运，我们没有那样的问题，还没有。”这种印象牢牢铆在她心头，她就是看不到我尝试偏离这种印象的所有行为：她喜欢当乖乖女的我，且对此深信不疑。她难道不对？我并不真的像我的新朋友，没有特别自虐或冲动的倾向。我藏着（用不上的）避孕套，畏惧针头，太怕见血，连想想给自己一刀都做不到，还没到不能自理的地步就不敢再喝酒，饮食健康，泡吧到十二点一刻会偷偷开溜，或耍个心机退场，这样我就能见我妈，她规定每周五晚上十二点半在卡姆登宫的后门准时接我。我会坐进她的车，牢骚满腹地抱怨这个规定，可心里总是暗自为有这样的规定而高兴。我们救下特蕾西的夜晚就是那样一个卡姆登宫的夜晚。通常，我的那圈朋友去看独立乐队表演消遣晚上的时候，我还能忍受，可这次我们出于什么原因去看了硬核乐队表演，吉他速弹快要震破大喇叭，狂暴的噪音，一时间我意识到自己撑不到半夜了——尽管我和我妈曾为了这事儿打过仗。十一点半左右我说我要去洗手间，跌跌撞撞地穿过那个曾经是音乐厅的老剧院，在一楼无人的包厢里找了个位置，准备用我藏在黑色风衣口袋里的一小瓶便宜的伏特加一醉方休。原本的椅子已被连根拔走，我跪在褴褛的天鹅绒上，朝下看着舞台前群魔乱舞的区域。我很可能是此地此刻唯一知道卓别林曾在这里表演过的人，还有格蕾西·菲尔兹[16]，更别提还有久被人遗忘的马戏表演、家庭剧、女踢踏舞者、杂技演员、黑脸杂剧演员，想到此，我有点伤感，又觉得心满意足。我朝下看着所有那些身着黑衣、相互撞击、不满现实的城郊白人孩子，想象在他们的位置换上“巧克力色的浣熊”乔治·亨利·艾略特[17]，从头到脚一袭白衣，歌唱银色的月亮。我听见身后传来沙沙声：一个小伙走进了我的包厢。是个白人小伙，皮包骨头，不比我年纪大，一看就知道嗑了什么药，坑坑洼洼的痤疮，染的黑发耷拉在他弹坑一样的额头上。可他的眼睛是漂亮的蓝色。我们有着一样的后天设定：我们穿着一样的制服，黑色牛仔裤，黑色T恤，黑色运动衫，黑色皮靴。我觉得我俩甚至没说话。他凑上前来，我面向他，已经跪下，手伸向他的拉链。我们尽量少脱衣服，躺在满是烟头的地毯上，腹股沟相接了差不多一分钟，而身体的其他部位分开，各自包裹在层层黑衣中。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不计前因后果的性爱，无关性爱观，也无关需要时间慢慢培养的性幻想。在弄清“什么进了哪儿”这个层面上，包厢里发生的一切都是试探性的、实验性的、技巧性的。我以前从没看过黄色影片。那会子还没有我这样的人。

    要哥特族接吻好像不那么对劲，所以我们像小吸血鬼一样轻咬对方的脖颈。事后他坐起来，用比我想的更优雅的声音说：“可我们没戴套。”他也是第一次吗？我告诉他没关系，声音大概也同样让他吃惊。然后我问他讨根烟，他给我的是一撮烟草、一张Rizla卷烟纸和一块方方的厚纸板。我们说好一起下楼去酒吧弄一杯“蛇之吻”[18]，可楼梯上涌上一群人来，我们就走丢了，突然间我亟需空气和空间，我转头走向出口处，走入卡姆登的午夜。所有人都半清醒地从酒吧里涌出，行色匆匆，他们穿着破烂的牛仔裤、方格衫或层层叠叠的黑衣，有人围着圈坐在地上唱歌弹吉他，有人被甲告知去路的那头见乙，乙有甲说的那种药。我顿时感觉神清志醒、孤单落寞，希望我妈能出现。我加入了地上一圈看着像我同类的陌生人，卷好了那根烟。

    从坐的地方我能从小街看到爵士咖啡馆，惊讶地发现它的门口站着一群截然不同的人，他们不是出来，而是进去，毫无醉意，因为这批人喜欢跳舞，让身体动起来可不能喝醉。他们浑身上下都没有扯破的地方，没有撕裂的地方，没有修正液乱涂的地方，一切都光鲜靓丽，女人耀眼夺目，没人坐在地上，相反，力气都花在让顾客“远离地面”上头了：男人的运动鞋有两英寸的气垫底，女人的鞋跟有两倍那么高。我好奇他们在排什么队。也许头上戴花的棕色皮肤姑娘要为他们献歌。我正想着走过去亲眼瞧瞧，可就在这时我意识到莫宁顿新月地铁站口外面发生了骚乱，一男一女出了什么问题，两人在对吼，男人把女人高高抵在墙上，他冲她大喊，手卡住她的喉咙。坐我旁边的小伙们无动于衷，看起来不怎么关心，他们继续弹吉他或卷他们的大麻香烟。行动起来的是两个姑娘（一个一脸凶相的光头姑娘，还有一个可能是她的女伴），我随她俩起身，虽没像她们一样大叫但迅速紧随其后。然而靠近后，形势却变得难以捉摸了，我们搞不清“受害者”到底是在受害还是受助：我们看见她的腿在身下晃荡，那男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卡住她不让她倒下。我们都放慢了步伐。光头姑娘没那么激动了，倒是关切起来，同时我意识到那不是个女人，而是个姑娘，而且我还认识她：特蕾西。我向她跑去。她认出我来，却说不出话，只是伸出手来凄然一笑。她的鼻子在流血，两个鼻孔都是。我闻到一股恶臭，低头看见了呕吐物，她身前满是，地上也有一摊。男人松手后退。我走上前去扶住她，叫她的名字——特蕾西，特蕾西，特蕾西，可她的眼球翻回了脑壳里，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我胳膊上。这里是卡姆登，每个路过的醉鬼和瘾君子都能给她找到理由：劣质迷幻药、脱水、酒精中毒，或者刚嗑过“快球”[19]。你得扶她站着，或把她放倒，或给她点儿水，或赶紧回去让她透透气，我开始惊惶失措，就在这时，一个响彻云霄、发号施令的声音从路的那头穿透这片喧嚣，呼唤特蕾西和我的名字。凌晨十二点半，我妈驾着她那辆小小的雪铁龙2CV，如约停在卡姆登宫前。我朝她挥手，车又朝前晃了晃，停在我们旁边。面对如此彪悍能干的成年人，其他人都散开了，我妈甚至没停下问问在我看来很有必要的问题。她把我俩分开，让特蕾西平躺在后座上，用几本严肃书垫起她的脑袋（她总带着它们，哪怕是半夜），载着我们径直开往圣玛丽医院。我真想跟特蕾西聊聊我在包厢里的历险，聊聊我总算真正地豁出去了一回。我们开上了埃奇韦尔路：她突然醒过来，坐直了。可当我妈心平气和地跟她解释发生了什么、我们要去哪儿时，特蕾西控诉我俩绑架她、企图控制她，说我们从她还是孩子时起就一直企图控制她，说我们总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才是对她最好的、什么才是对大家最好的，说我们甚至企图把她从她亲生父母身边偷走！她越是怒火冲天，我妈越是冷淡镇定，等我们开进了急诊部的停车场，她在后座上伸长了脖子，难抑愤怒地朝我们脖颈上吐痰。我妈没被激怒，也没转移注意力。她让我架起我朋友的左侧，她架起右侧，我们半拽半强迫地把特蕾西架到了候诊室，她在候诊室居然变得百依百顺，对护士轻轻说了“快球”，鼻孔上垫着几张纸巾一直等到医生过来。我妈和她一起进去的。十五分钟后她出来了（我说的是我妈），她说特蕾西要住一晚上，说她要洗胃，说她（指特蕾西）迷迷糊糊地对累坏了的值夜班的印度医生说了不少露骨的话。她才十五岁。“那姑娘遇到严重的问题了！”我妈咕哝着咂咂嘴，弯腰在桌子上代她父母签了字。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己无伤大雅的酒醉就不值得劳烦我妈了。发现我外套里的伏特加酒瓶后，我妈掏了出来，没跟我商量就扔进了医院本该用来装医疗废物的垃圾桶里。出医院的路上正好有个残疾人厕所，那一刻，厕所门大敞着，我在墙上的长镜子里看见了自己。我看见自己邋遢的黑漆漆的制服和滑稽的灰扑扑的脸——当然，我以前就见过，可没在医院一览无遗的照明下见过，此刻它不再是一个女孩的脸，此刻回眼瞪我的是一个女人。跟在我四面黑墙的房间那黯淡的紫色灯泡下看见的效果截然不同。我迈过了这道门槛：我再也不当哥特族了。

    注释

    [1]芭蕾五位脚：芭蕾五种基本脚位之一，两脚紧贴在一起，一脚的后跟紧挨另一只脚的脚尖，前脚完全遮住后脚。

    [2]英国国家党：英国最知名的极右翼政党，反移民、反伊斯兰教徒、反多元文化，被认为是英国的纳粹党。

    [3]《康州美国佬大闹亚瑟王朝》：美国作家马克·吐温1889年的长篇小说，讲述19世纪美国人汉克·摩根穿越时空在中世纪英国经历的政治浮沉故事，可谓“穿越文”鼻祖。

    [4]埃迪·坎特（Eddie Cantor，1892—1964）：美国喜剧演员，因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以及活力充沛的搞笑、歌唱和舞蹈而闻名。

    [5]雷格泰姆风：早期爵士乐风格，盛行于一战前后。

    [6]坎特（Cantor）：在英文中有乐队领唱的意思。

    [7]基岩：应该是呼应P167艾米喜欢拾人牙慧这件事：“我说的是两个世界之间的翻译。就像在基岩里穿行。”

    [8]“人群冲浪”：指的是把人举起来，在人群头顶上方接力传递。

    [9]透过有色玻璃能看见的唯一事物：指的应该是贫穷。

    [10]纳西索斯（Narcissus）：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爱上自己在水中的倒影难以自拔，最终赴水求欢溺水而亡，死后化为水仙花。

    [11]安·米勒（Ann Miller，1923—2004）：美国女演员，20世纪40年代因舞蹈天赋走红，代表作有《西行的年轻女人》、《寻欢作乐》等。

    [12]贝蒂·赫顿（Betty Hutton，1921—2007）：美国女演员，曾主演1952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戏中之王》。

    [13]“红色的肯”：指的是2000年当选伦敦市长的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1945— ），因左派立场得此绰号。

    [14]文法学校：英国的中等教育实行多轨制，中学可以分成文法中学、技术中学、现代中学和综合中学四种类型。文法学校的目标是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可以理解为英国的公办重点中学。

    [15]朱迪·嘉兰（Judy Garland，1922—1969）：美国女演员及歌唱家。

    [16]格蕾西·菲尔兹（Gracie Fields，1898—1979）：英国女演员、编剧。

    [17]乔治·亨利·艾略特（G.H. Elliott，1882—1962）：英国音乐厅歌舞演员，绰号“巧克力色的浣熊”。

    [18]“蛇之吻”：淡啤和苹果酒调合后的一种酒，好入口、易上头，英国很多酒吧拒绝销售。

    [19]“快球”：掺吗啡的可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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