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俩面对面坐着，气氛很亲昵，如果你能不去想几百万人正在围观。之前，他俩一同在他别有风味的家里闲逛，看看他的收藏、他花哨的艺术品、他骇人的镀金家具，聊聊这说说那，其间他还为她唱了一段，表演了他的几个招牌舞步。可我们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她也终于要开口问了，就连在公寓里瞎溜达、自称毫无兴趣的我妈也停下来和我一起在电视机前坐等下文。我伸手取来遥控器，调大了音量。她说，好了，迈克尔，接下来我们聊聊你身上最具话题的事情吧，我想是这个：你的肤色和你更年轻时显然不一样了，所以我认为这事引发了很多猜测和争议，你到底有没有或正在……？

    他目光低垂，开始了辩解。我妈一个字也不信，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一点也听不见他俩在说什么，只剩下我妈舌战电视机。所以我是节奏的奴隶，他说着笑了，可他看起来手足无措，拼命想转换话题，奥普拉[1]没拦着他，对话又继续往别的方向去了。我妈走出房间。过了一会儿，我自己也觉得无趣了，关了电视。

    我十八岁。那年之后我妈和我再也没有生活在一起，我们有了新的身份，已经不知该如何再与彼此相处：同一屋檐下的两个成年女人。我们还是母亲和女儿吗？朋友？姐妹？室友？我们有不同的日程，不太见到对方，可我担心自己住得太久不受欢迎，像一场持续太久的演出惹人烦。大多数日子里我去图书馆复习功课，她每天上午在问题青少年中心当志愿者，晚上则在黑女人和亚洲女人的救助营。我不是说她对这份工作不上心或做得不好，但关键是如果你恰好在竞选地方议员，这两段经历都能让你的简历大放异彩。我从没见过她那么忙。她在街坊邻里仿佛有了分身术，参与所有事务，所有人都认为离婚很适合她，她越活越年轻：我有时害怕有朝一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变成同样的年纪。如今，在她选区的街道上常有人走过来“因你母亲为我们做的一切”而感谢我，或者让我问问她，她知不知道怎样为初来乍到的索马里孩子开办放学后的俱乐部，或当地什么地方适合开办提高骑自行车水平的课程。她还没被选上，还没，可我们这儿的人已经成了她的拥趸。

    她的竞选亮点之一是要将公租房的旧自行车棚改造为“社区会场”，这让她跟路易那帮人起了冲突——自行车棚他们已占为己用。我妈后来告诉我，他派了两个小年轻到她的住处威胁她，可她“认识他们的妈”，毫不畏惧，他们怏怏走了。我相信。我帮她把自行车棚刷成了鲜艳的黄色，跟着她一家家走访当地企业，收集闲置的可堆叠式座椅。入场费是一英镑，包含了一些基本茶点，角落里的基尔伯恩书店在搁板桌上售卖相关话题的书籍。四月，它开张了。每周五六点，演讲人受我妈邀请现身，全是当地各式各样的怪咖：大白话诗人、政治活跃分子、药品顾问；一个不受认可的学究——他写了几本书自己出版，写的是历史上被镇压的反叛；一个盛气凌人的尼日利亚商人——他给我们讲“黑色抱负”；一个文静的圭亚那护士——她对牛油树脂无比狂热。也邀请了很多爱尔兰人来演讲，以示对人口急剧减少的当地土著的敬意，可我妈对其他部族的斗争充耳不闻，倒是毫不犹豫就大力引介鬼头鬼脑的匪徒（“凡是为自由而战，都是高尚之战！”）——这些家伙在后墙上挂三色旗，演讲结束了就把爱尔兰共和军的募捐箱传来传去。在我看来历史久远、脱离现状的主题（以色列十二支派、昆塔·金特[2]的故事、和古埃及有关的内容）是最受欢迎的，这时候我通常被遣往教堂问执事讨额外的椅子。可一旦演讲的主题涉及我们日常生活中更为写实的一面（当地的犯罪、吸毒、青少年怀孕、学业失败），那么他们能指望的就只有寥寥几个牙买加老妇了，她们无论什么主题都来听，纯粹是来喝茶吃饼干的。可我哪样也逃不了，我都得伺候着，哪怕是端着一英尺高的一堆便笺纸走进房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便笺是用橡皮筋捆起来的，按什么组织整理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言辞激昂地说进化论的种族主义谬误在于胆敢把神圣的非洲人比作微贱俗气的猴子，可其实他作为神圣的非洲人，是圣光的子孙，是天使的后裔——金字塔证明天使是存在的，究竟怎么证明的我忘了。有时我妈会讲话：那些个晚上呀，房间里坐都坐不下呢。她的主题是“自尊”，各种形式的“自尊”。我们要记住，我们是美丽的、聪明的、能干的，我们是国王和王后，我们拥有历史，拥有文化，拥有自己，可她越是刻意让房间里充满“光”，最终笼罩在我们身上的阴影的形状和大小就越发清晰。

    有一天她建议我去演讲。也许年轻人更容易触动年轻人。我想她是真的不明白，她自己的演讲虽然拥趸众多，但并不能阻止姑娘们怀孕、小伙们吸大麻、辍学或抢劫。她给了我一些话题备选，所有话题我都一无所知，我如实说了，结果激怒了她：“你的问题就是你从来不懂斗争！”我们吵得旷日持久。她抨击我选“软绵绵的”学科，投“烂泥扶不上墙的”大学，在她眼里我“胸无大志”，抨击我遗传了家里另一条线的基因。我夺门而出。在主干道上徘徊片刻，抽抽烟，最后还是认命去了我爸家。梅西早就不在了，再也没有这么一个人了，他再次独居，看起来颇受打击，比以往更悲苦。他的工作仍然始于每日拂晓前，这对他来说成了新问题：他不知如何消磨下午。作为天生的家庭主夫，没了家庭他茫然失措，我怀疑他的其他孩子——他的白种孩子们，有没有来看过他。我没问过，太尴尬了问不出口。我恐惧的不再是我父母对我发号施令，而是他们也会直面各自心底的恐惧、忧郁和悔恨。在我爸身上，我已经看得太多。他以前喜欢跟我讲，他总是同情送信路上遇见的那些人，穿着室内拖鞋的老家伙们，从下午的节目看到晚上的节目，几乎没有社交，百无聊赖，可他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有次我拜访时朗伯舅舅也来了，他俩短暂的嘘寒问暖后便陷入被老婆抛弃的中年男人抑郁偏执的情绪里，偏偏朗伯舅舅忘带慰藉品大麻了，于是情况更糟。电视开着，他俩整个下午都坐在电视前一言不发，像两个快要溺水的人抓住了同一块浮木。我在旁边收拾屋子。

    有时我觉得向我爸发发我妈的牢骚是能一起吐吐槽、解解闷的话题，可这个方案永远都行不通，因为我严重低估了他对她的爱意和崇拜。我跟他说起会场，说起我被迫发言时，他说：“啊，好呀，听起来是很有意思的项目。为整个社区谋福利。”他一脸伤感。从马路对面把椅子搬运过来，调整麦克风，让听众们安静以便我妈登场，就算是现在，要能做这些他该有多高兴！

    2

    公租房附近出现了一叠海报——不是影印的，每一张都是手绘的，宣传名为“舞蹈历史”的座谈。和所有公共场合的通知一样，很快就有人以猥琐但颇具创造力的方式使它们失去了本来面目：一幅涂鸦引发回应，然后这个回应又引发下个回应。我正在特蕾西家公租房的通道里忙着张贴，突然感到肩头有一双手短促有力地捏了我一把，我转过身来看见了她。她看着海报，但什么也没提。她伸手摘下我的新眼镜，戴到她自己脸上，朝竖在布告栏旁边一块弯曲变形的镜子里的自己大笑。她递给我一根烟，我丢了，她又笑；看见我穿着从我妈衣柜里偷来的平底破凉鞋，她又笑。我就像她在抽屉里翻出来的老黄历，让她回想起自己人生中更天真傻气的时期。我们一同穿过院子，坐在她家公租房后面的草地边缘，面朝圣克里斯托弗教堂。她冲门的方向点点头说：“可那不是真正的舞蹈。我现在完全在另一个层次了。”我毫不怀疑。我问她复习得怎么样了，才知道在她那种学校并没有考试，考试在十五岁就都考完了。我还戴着枷锁，她却自由了！现在成败都在“毕业歌舞汇演”一举，“多数大牌经纪人都会来”，她勉为其难地邀请了我（“我试着帮你问问看”），最优秀的舞者在这里接受挑选，找到代理人，开始为伦敦西区的秋季演出或区域性的巡回剧团试镜。她沾沾自喜。我觉得她变得更能吹了，尤其是说到她爸的时候。他在老家金斯顿为她建造大房子，她不久就要和他搬过去住了，金斯顿只是去纽约的跳板，她在纽约会有机会登上百老汇的舞台，那儿的人才真正懂得欣赏舞者，不似这里。她如是说。是啊，她会在纽约工作，但住在牙买加，和路易一起生活在阳光下，最终摆脱“这个狗日的国家”（我记得她这样形容）——仿佛她一开始生活在这里就是一场意外。

    然而，没过几天我就在肯特镇看到路易了，状况和特蕾西说的完全不同。我在巴士的上层车厢里，看见他在街上，胳膊里挽着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嘻哈女孩”的类型，戴着大大的金字塔形状的金耳环，浑身上下的链子，头发涂了油，固定成刘海弯弯的鸡冠头。两人笑着相互逗乐，时不时亲个嘴儿。她推着婴儿车，里面的娃约莫两岁，手里还牵着个七八岁的。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些孩子是谁的？”而是“路易在肯特镇干什么？他为什么走在肯特镇大道上，他又不住那儿？”我的脑路真的没法超过一英里的半径。等他俩出了视线，我才开始细想特蕾西为他的缺席撒的谎或吹的牛，甚至不去猜测他其实是不是一直近在咫尺——她还很小时就不再为此哭鼻子了。学校音乐会没有他，生日没有他，演出没有他，运动会没有他，就连家里吃饭也没有他，因为照她的说法，他在南基尔伯恩照料他病个没完没了的母亲，或给迈克尔·杰克逊伴舞，或远在千里之外的牙买加建造特蕾西梦寐以求的房子。可绿化带边缘一边倒的那场对话让我确信，我们再也聊不起亲密的话题了。回家后，我告诉我妈我看见了什么。她正手忙脚乱地做饭，这通常是她一天中倍感压力的时刻，她烦我，语速莫名得快，火气莫名得大。我无法理解，我知道她讨厌路易，可她为什么护着他？摔锅扔壶，激动地为牙买加辩护，不是当今的牙买加，而是十九世纪、十八世纪甚至更早的牙买加（今天的肯特镇像毫不相干似的一字不提），跟我说饲养员和牲畜，跟我说把孩子从母亲怀里夺走，跨越几个世纪翻来覆去、循环往返地说，她家族中很多男人都是缺位的，包括她自己的生父，他们都是鬼魂一般的存在，从来无法近看或细看。我在她的咆哮中后退，直至后背抵上温热的烤箱门。我不知道怎么化解惆怅失落。一百五十年！你知道一百五十年对于人类家庭而言有多长吗？她将手指按得咔嗒作响，我想起了给孩子们的舞蹈打节拍的伊莎贝尔小姐。那么长，她说。

    一周后有人在老自行车棚里放了火，车棚烧成了一个炭黑盒子，就发生在我要讲演的前一晚。我们跟着消防员转了一圈。塑料椅子本来靠墙堆叠，现在烧化了融在一起，臭不可闻。我如释重负，这仿佛是上帝的神来之笔，不过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自己人作案的嫌疑更大，而且路易那帮家伙很快就重新收回了他们的地盘。火灾后的那天，我妈和我一起外出时，一些好意的人穿过马路来表达他们的同情，或试图让她聊聊对此事的看法，可她噘嘴盯着他们，仿佛他们说了粗话或问了隐私。我想，暴力让她愤怒，因为这超出了她深爱的语言的范围，她真的没什么可回应的。尽管她挺有革命范儿，但我觉得她在真正的革命里不会派上什么用场，只要演讲和会议结束后真正的暴力立马上演，她就没用了。她不太相信暴力，仿佛暴力太过愚蠢，因而就不会成真一样。我（只从朗伯舅舅那儿）得知，她自己的童年就充满了暴力，精神和肉体的暴力，可她基本只称其为“那些荒唐的事”，或有时是“那些荒唐的人”，因为当她上升到精神生活的时候，一切不属于精神生活的事情在她眼里都不复存在。路易这个人，无论作为社会学现象、政治症状，还是历史案例，抑或只是一个在她自己也同样尝尽苦头的贫穷郊区长大的单独个体——我妈认识的人，我觉得她私下里还挺理解的人，那个我妈对付得了的路易。可她脸上一副“遭人弃绝”的表情：消防员把她领到车棚远远的一角，把纵火点指给她看，纵火者是她认识的人，是她试图讲道理的人，可此人无视这些，用暴力手段毁掉了她倾心打造的事物——这表情我终身难忘。路易甚至不需要亲自动手，教唆别人去做也不需要隐瞒。相反，他倒是希望别人知道：这是在炫耀力量。起初我觉得这把火烧毁了我妈的基本认知。可几个礼拜后她重新集结力量，说服牧师让她把社区会场搬到了教堂的里屋。这场意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她竞选的助推器：这恰恰直观贴切地印证了她常挂在嘴上的、她竞选活动的噱头——“都市虚无主义”。没过多久，她成了我们当地的议员。从此，她人生的第二篇章——政治篇章拉开帷幕，我肯定她将此视为人生的真正开篇。

    3

    校舍在雨季建成了，在十月份。为了庆祝，他们打算在新场地举办一场活动，是半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地。我们不在筹划之列（村子的行动委员会筹划的），艾米直到活动当天上午才到。可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两周，逐渐对后勤、音响系统、观众人数以及所有人（孩子和大人、酋长、拉明、哈瓦和她所有的朋友）都坚信总统要亲自出席这件事深感忧虑。谣言的源头难以确定。所有人都是从其他人那儿听来的，得不到更进一步的信息，唯有眨眼和微笑，总之他们认为我们“美国人”是总统来访的幕后大佬。“你问我他来不来？”哈瓦笑着说，“可你自己不就知道？”谣言和活动规模彼此助长：一开始当地三所幼儿园要参与游行，然后变成五所，然后是十五所。起初只有总统要来，后来塞内加尔、多哥和贝宁的领导人也要来，所以妈妈们的“鼓圈”又加入了五六个弹奏长颈科拉琴的江湖艺人和一支警察军乐队。我们开始听说，其他几个村子正组团坐公交车前来，塞内加尔的一个著名DJ要在正式活动后表演。在这喧嚣筹划之下涌动的是别的声音：怀疑和憎恨的低声咕哝，我一开始还听不到，但费尔南多一下子就听出来了。因为没人知道艾米这行人给萨拉昆达[3]的银行到底汇了多少款，所以没人有数拉明自己拿了多少，也没人说得清他后来去酋长家时往信封里塞了多少，他在我们的女财务法荼家又留了多少，最后剩下的才到了村子委员会自己的保险箱。没人直截了当地指责他人。可所有的对话，无论怎么起的头，结束时似乎都在这个问题上打转，通常在谚语一样的结构里七绕八弯，比方说“从萨拉昆达到这里可远着呐”或“这双手，然后这双手，然后又一双手。那么多手！这么多手碰过，谁会干干净净？”费恩（我现在也这么叫他）受不了我们全方位的无能：他从没跟纽约傻子这般傻的人共事过，我们只会惹麻烦，对流程或实地情况毫无概念。他自己也成了一台谚语生成机器：“洪涝时，水到处流，你什么都不用想。干旱时，如果你想要水，它路线上的每一英寸都要仔细引导才好。”但他强迫症一般的忧虑（他自称“注重细节”）不再叫我讨厌了：我每天都犯太多的错，现在知道他才是行家。我不再能无视我们之间真正的区别，远不止于他出色的教育背景（他的博士学历），甚至他的专业经验。那是注意力。他倾听，他关注。他的大脑更开放。每天我不情不愿地绕着村子散步时看见费恩（我纯粹是为了运动运动，逃避哈瓦使人感到幽闭恐怖的宅子），他都忙着和或老或少、或贫或富的男男女女细致讨论，蹲在吃饭的他们旁边，跟着驴拉的小车慢跑，和市场摊位旁的老汉坐下来喝阿塔雅酒，他总在倾听、学习、询问细节，不亲耳听见决不武断下结论。我将此和自己的作风比较了一番。尽可能待在我潮湿的房间里，只要还受得了就不和任何人说话，借头灯的光阅读关于这个地区的书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买奴隶的荷兰人、卖奴隶的当地酋长和很多不着边际、我压根伤害不了的抽象概念有股子想行凶的愠怒，实际上却极为幼稚。

    每天我最喜欢的时分是傍晚，我会走去费恩的住处，在他粉色的房子里简单吃个饭——给我们做饭的就是在学校里掌勺的同一批姑娘。一个盛满米饭的简单锡碗，有时埋着个青番茄或茄子，有时有很多新鲜蔬菜，上面盖一条瘦小却美味的鱼，费恩会大方地让我先扯肉。“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我们头一次这样吃、两只手伸在同一个碗里时，他这样对我说，“他们好像决定让我们当一家人了。”我们上次来访后，发电机就坏了，可因为我们是唯一的使用者，费恩将其视为“优先级低的事情”（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将其视为“优先级高的事情”），拒绝花一天的时间去城里买新的。所以，现在太阳一下山，我们就绑上小小的头灯，戴上后调整角度，确保不会晃着彼此的眼，然后聊到晚上。和他在一起很有意思。他脑子灵、心肠软、心思细。和哈瓦一样，他不是会沮丧的人，可他是靠“仔细端详”而不是“转移视线”做到的，什么问题出现，他就检查每个符合逻辑的步骤，于是这个问题便占据了他所有尚可调用的大脑空间。派对前的几晚，我们坐着在想格兰奇、朱迪和其他人马上要来了，我们在这儿的平静生活要结束了，他开始跟我讲学校遇到的新问题：六个孩子已经翘课两个礼拜了。这六人之间并无关联。可校长告诉他，他们的缺席恰恰都是从费恩和我回到村子的那天开始的。

    “从我们回来的那天起？”

    “是啊！我想：可这也太奇怪了，为什么呢？一开始我到处问。所有人都说：‘噢，我们不知道。可能没啥大不了的。有时候孩子们得在家干活。’我回去找校长讨了他们的名单。然后我在全村上下奔走，一个一个找到他们家。不容易呀。没有地址，你得跟着直觉走。可我找到了所有人。‘哦，她病了，’或者‘哦，他去城里找他表哥玩了。’我感觉大家都在撒谎。我今天又看了名单，觉得这些名字很眼熟。我回头去翻我的文件，找到了这张小额借款的名单——你记得吗？这事儿是格兰奇独自干的。他是个好男人，他读了一本讲小额贷款的书……总之，我看了看这张名单，发现正是这六个家庭！这些母亲恰好就是格兰奇给了三十美元资助她们打理市场摊位的人。一模一样。于是我想：这三十美元的资助款和这些辍学的孩子们有什么关系呢？现在问题清楚了：不管格兰奇制订了什么样的还款计划，他们的母亲都无法偿还，她们认为钱会一文一文地从她们孩子的学费里扣除，那孩子们岂不丢脸！她们看到我们‘美国人’回村子了，于是她们想：最好让这些孩子待在家里！想法很聪明，也说得通了。”

    “可怜的格兰奇。他会失望的。他本是好意。”

    “不，不，不……问题很好解决。对我来说就是个值得追查到底的有趣案例。或者说不追查到底。我觉得小额贷款是个好想法，本身不坏。可我们也许要改改还款计划。”

    透过一扇被风吹破的窗，我看见月光下一辆丛林出租车在唯一一条好路上隆隆地开。就算这个时间点，孩子们也挂在车上，三个年轻小伙趴在车顶，用自身体重把一张床垫压在身下。荒唐怪诞、不着边际的感觉如浪潮般袭来——我躺在沉睡的哈瓦旁边、公鸡在墙的另一侧疯狂打鸣的凌晨时分，我常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这里三十美元，那里三十美元……”

    “什么？”费恩欢快地问，他经常抓不住话里的意思。我抬头看见他的脸，对这个小小的新问题，他展现出无比的乐观和兴趣。我恼了。我只想砸烂它。

    “不，我是说……瞧，你去城里，去这儿周围所有的村子，你就能看见这些和平护卫队的孩子、项目宣传人、非政府组织，所有这些好心的白人忙着操心几棵树——就像你们都看不见森林似的！”

    “现在轮到你说谚语了。”

    我站起身来，急切地在角落那堆供给品里翻找液化气炉和茶壶。

    “在你们的家乡，在你们的国家，你们不会接受这些……微额贷款的方案——为什么我们这儿要接受？”

    “‘我们’？”费恩问完就开始笑。“等等，等等。”他来到我和煤气罐搏斗的地方，弯腰帮我把它接上小煤气炉——我发着脾气怎么也接不上。我们的脸贴得很近。“‘这些好心的白人。’你对种族考虑得太多了——有人告诉过你吗？可等等：在你眼里我算白人？”我被这个问题惊到了，笑了场。费恩后退一步：“呦，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在巴西我们不把自己当白人，你懂的。至少我家的人不那么想。可你在笑呀——意思是对，你觉得我是？”

    “噢，费恩……”这儿除了我俩还有谁？我挪开照亮他一脸关切表情的头灯，他的肤色毕竟也没比我浅多少。“我怎么想又有什么关系，对吧？”

    “噢，不，有关系。”他回到座位上说，尽管头顶的灯泡什么用也没有，可我觉得我看见他脸红了。我专注于寻找一对精致小巧的绿色摩洛哥玻璃杯。他有次跟我说，他出门都随身带着它们，这番坦白是少数几次我听到费恩承认什么能让自己开心和宽慰。

    “可我没生气，没有，这一切都很有趣。”说完他坐回椅子里，像书房里的教授那样伸开双腿。“我们在这儿干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努力，我们会留下什么东西，等等。当然这些都要去考虑。一步一步。这房子就是个好例子。”他把手伸向左侧，拍了拍墙上裸露在外的一团电线。“也许他们给房东付钱了，也许他不知道我们住在里面。谁知道？可现在我们住在里面了，村子里的所有人都看见我们住在里面了，所以现在他们知道房子其实不属于任何人，或者说政府一拍脑袋想给谁就给谁。那么，等我们走了，等新学校建成运营而我们也不太来或者完全不来了，又会怎样呢？也许几个家庭会搬进来住，也许它会变成公共地盘。也许。我猜它会被一砖一瓦地拆掉。”他摘下眼镜，用T恤褶边拭了拭。“是啊，一开始有人会拿走电线，然后是床单被单，再是砖瓦，但最后每一块石头都会用到别的地方去。我打赌会这样……我可能说错了，我们拭目以待。我不像这些人这么有创造力。没人比穷人更有创造力，不管是哪儿的穷人。你穷的时候，每一步都得想清楚。有钱就另当别论了。有钱你就什么也不想了。”

    “我可不觉得穷成这样有什么创造力可言。一个孩子也养不起的时候生了十个，我可不觉得有创造力。”

    费恩戴回眼镜，朝我苦笑。

    “孩子们也许是一笔财富。”他说。

    我们沉默了一阵。我想起（我真的不愿想起）那辆亮红色的遥控汽车，我从纽约买的，送给宅子里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男孩，可我没想到电池的问题：有时有钱买电池，大多数时间没钱，于是玩具车的命运就是束之高阁——我注意到哈瓦的客厅里就留着一个书架，摆满了各种好看却根本没用的东西，都是无知的访客买的。和玩具车做伴的，还有几个没电的收音机、威斯康星州一家图书馆送的《圣经》和一个破相框里的总统照片。

    “我就是这样看待我的工作的，”水壶鸣响时费恩坚定地说，“我和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点很清楚。可如果她兴头过了，我在这儿……”

    “等她兴头过了……”

    “我的工作就是确保总有点儿有用的东西切切实实地留了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不管她什么时候离开。”

    “我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

    “做到什么？”

    “当你能看到海洋的时候却要和一滴滴的海水较劲。”

    “又一条谚语！你说你讨厌谚语，可瞧瞧你已经染上这儿的习惯了！”

    “我们是要沏茶还是怎么的？”

    “其实挺简单。”他边说边把黑色液体倒入我的玻璃杯。“我敬仰看得到海洋的人。我的大脑已经没法儿那样运作了。也许跟你一样年轻的时候是，可现在不是。”

    我已经说不清我们是在谈论整个世界，还是非洲大陆，或者只是就事论事地在说这个村子，又或者只是在聊艾米。尽管我们善意满怀、谚语不断，可似乎一想到艾米脑子里便稀里糊涂。

    因为大多数日子里都是五点钟就被公鸡和祷告声闹醒，所以我养成了十点钟或再晚一点睡回笼觉的习惯，去学校的时候正赶上第二节课或第三节课。可艾米抵达的那天，我决定改过自新，趁好日子还没被搅和从头到尾观察一整天。八点钟就出现在清真寺外，我吓着了自己，也吓着了哈瓦、拉明和费恩。我知道他们每天早上撇下我在清真寺碰头，一起走去学校。清晨的美是另一场意外：它让我回忆起最初在美国的经历。在纽约，我第一次知道光的种种可能性，透过窗帘的缝隙闯进来，把路人、人行道和建筑物化为金色的图像或黑色的剪影——取决于他/它们和太阳的相对位置。但清真寺前的光可不一样（在这光里，他们像对待当地的英雄一样跟我打招呼，因为我只比同一屋檐下的大多数女人和孩子晚起了三小时），它嗡嗡嘤嘤，将你包裹在它的温度里，它是浓稠的、活泼的，挟着花粉、昆虫和鸟儿，因为没有高于一层楼的房屋妨碍它的路径，它倾囊而出、普降福祉，明亮得豁然开朗。

    “你们管那些鸟叫什么？”我问拉明，“红嘴的小白鸟？它们真漂亮。”

    拉明扭回过头，眉头一皱。

    “那些？它们就是鸟啊，没什么特别的。你觉得它们好看？在塞内加尔我们有比这好看得多的鸟。”

    哈瓦笑了：“拉明，你的口气像尼日利亚人！‘你喜欢那条河？我们在拉各斯有漂亮得多的河。’”

    拉明的脸皱了皱，掩饰不住惭愧的笑意，“我们有差不多的鸟但更大，只是在说事实嘛。更壮观。”哈瓦双手插在细腰上，颇有风情地瞟了拉明一眼：我看他很享受。我真该早点就看到。他定是爱着她。谁不爱她？我喜欢这个想法，觉得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我巴不得告诉艾米，她打错算盘了。

    “嗳，你现在听着像个美国人。”哈瓦宣布。她向外望着她的村子。“我认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美，感谢上帝。这里和我认识的每个地方一样美。”然而话才说了一秒，另一种情绪就浮上她漂亮的脸蛋，我顺着她目光的方向看见一个年轻小伙站在联合国淡井水项目旁，一边洗手洗到胳膊肘，一边同样若有所思地朝我们这边张望。很明显这两个人之间有某种挑衅的意味。我们走近后，我发现他属于我之前就到处见过的类型——他们坐轮渡，他们沿着公路走，他们常在城里出没但很少在村里现身。他胡子拉碴，白色头巾松垮垮地缠在脑袋上，背上背着个酒椰叶纤维做的包，裤子的长度很怪异，在脚踝以上几英寸的地方。哈瓦跑向前去跟他打招呼时，我问拉明他是谁。

    “是她的表哥穆沙。”拉明恢复了他往常咬耳朵的习惯，不过此刻多了点酸溜溜看不顺眼的味道。“在这儿撞见他真是倒霉。你可别招惹他。他从前流浪，现在是马沙拉，他自家人看见他都头大，你可别招惹。”可我们走到哈瓦和她表哥那里时，拉明一脸敬意甚至有点儿尴尬地跟他打了招呼，我注意到哈瓦也有点敬畏之情（仿佛他是老长辈，而不是半大小子），想起自己的头巾已经滑到了脖子处，现在她重新戴好，盖住所有头发。哈瓦礼貌地用英语把我介绍给穆沙。我俩点头互打招呼。他努力绷住某种表情——仁慈镇定的表情，像从更文明的国度来参观访问的国王。“你好吗，哈瓦？”他含糊地问。这种问题她平时就能说个没完，现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紧张兮兮地语无伦次起来：她很好，祖母们很好，好几个侄子和侄女很好，美国人来这儿了，因为那啥，学校明天下午要开门了，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DJ卡里要来表演——他还记得那次在沙滩上跟着卡里的音乐跳舞吗？哦，老天爷，太有意思了！——河上游的人，塞内加尔的人，各个地方的人，都要来，因为这是一件美妙的事，姑娘们的新学校，因为教育是很重要的事，尤其对姑娘们而言。最后这部分是说给我听的，我微微一笑以示赞同。穆沙全程点头，我觉得有点儿焦虑的样子，可现在哈瓦终于说完了，他略一侧身，比起他表妹更像是朝着我，用英语说：“真遗憾我去不了。音乐和舞蹈是撒旦。像这儿做的很多事情一样，那是阿度——习俗，不是宗教。在这个国家，我们跳着跳着一辈子就过去了。什么事都是跳舞的借口。总之，我今天要坐库汝去塞内加尔了。”他低头看看他脚上款式简单的皮拖鞋，仿佛在检查它们是不是准备好出发前行了。“我去那儿达瓦，邀请召唤人们信教的意思。”

    听到这儿拉明笑了，讽刺意味十足的那种笑，哈瓦的表哥用沃洛夫语激烈反击（或者也许是曼丁卡语），拉明又反击回去，穆沙反击回来，而我就站在原地，没人给我翻译，我一脸尴尬愚蠢的苦笑。

    “穆沙，我们在家很想你！”哈瓦突然满怀深情地用英语大声说，还拥抱了她表哥瘦骨嶙峋的左臂，那架势仿佛她敢抱的是他的人一样，而他又是不住点头，但没回应。我想他可能要拂袖而去了（在我看来，他和拉明交锋成这样，真的该有人离场了），可我们竟一路同行向学校走去。穆沙双手背在身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声音低沉、平静、悦耳，我听着像在上课，哈瓦听得毕恭毕敬，可拉明不断插嘴，力度和声音都越来越大，完全不是他平时说话的风格。和我一起时，他会等我说完每个句子，回答前会有足够长的留白——我将这些留白视为对话的墓地，传递给他的任何尴尬、不快都在这里埋葬。动怒的、对抗式的拉明是我所陌生的，我觉得他似乎不想让我看见他争吵的样子。我稍稍加快了步伐，等我甩开他们所有人好几码回头看看他们在干什么时，我看见他们也停下了动作。穆沙抓住了拉明的手腕：他正指着自己坏掉的大表，郑重其事地说着什么。拉明一把抽回自己的胳膊，似乎在怄气，穆沙笑了，仿佛这一切都大快人心，或者说至少是必要的。他不顾两人之间明显的分歧，和拉明握手，接受哈瓦再次拥抱他的一条胳膊，远远地冲我点头，从来时的路回去了。

    “穆沙，穆沙，穆沙……”哈瓦走近我时摇着头说，“现在穆沙觉得什么都是纳弗斯——什么都是诱惑——我们就是诱惑。这感觉太奇怪了，我们是老相识，我们总一起玩，他就像我的亲哥哥。我们家里人都爱他，他也爱我们，可他不能留下。现在他觉得我们太老掉牙了。他想当新潮的人。他想生活在城里：只有他，一个老婆，两个孩子和上帝。他也没错：如果你是个和家人住在一起还活得挺有疯劲的年轻人，没法儿很纯粹。我也想活得有疯劲——噢，我就是忍不住想，可也许等我年纪再大点儿的时候吧，”她边说边好奇地望着自己的身体，就像他的表哥望着自己的拖鞋，仿佛它们是别人的，“也许等我年纪再大点儿，就会更聪明。我们等着瞧。”

    她半笑不笑地琢磨着现在的哈瓦和未来的哈瓦，可拉明发话了。

    “那个疯子跟每个人都说：‘别这样祷告，要那样祷告，双臂交叉合在胸前，不要放在身体两侧！’在他自己家，他管别人叫斯拉科巴——他批评他的亲奶奶！可到底有什么意思，‘老伊斯兰教徒’，‘新伊斯兰教徒’？我们是同族人！他跟她说：‘不，你不该搞大型的取名典礼，低调点就好，不要有音乐，不要有舞蹈”——可穆沙的奶奶是塞内加尔来的，和我一样——有宝宝出生，我们就跳舞！’”

    “上个月，”哈瓦接话，我做好迎接长篇大论的心理准备了，“我的表姐法荼生了头胎玛玛杜，你真该看看那天的场面，我们请了五个乐手，到处跳舞，食物太丰盛了——噢！我吃不下了，其实我都吃撑了，还有跳舞，我的表姐法荼看她哥哥跳舞跳得像……”

    “穆沙现在结婚了，”拉明插嘴，“他结的什么婚？那儿几乎没人，没食物——你的奶奶在哭，成天哭！”

    “这是真的……我们的奶奶喜欢烧饭。”

    “‘别戴护身符，别去……’我们称之为玛拉保茨——其实我不去的。”他说着出于什么原因伸出右手做出转动的动作。“我可能和我爸有点儿不一样，和他爸也不一样，可我会告诉长辈该做什么吗？穆沙告诉他的亲奶奶她不能去？”

    拉明是对我说的，尽管我不知道玛拉保茨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我还是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

    “她们一直都去的……”哈瓦告诉我，“我们的奶奶。我的奶奶给了我这个。”她抬起手腕，我对挂着小护身符的漂亮银镯赞不绝口。

    “请告诉我，哪里说尊重你的长辈就是犯罪了？”拉明质问，“你拿不出证据。他现在想把他的新生儿子带去‘现代’医院，而不是丛林。那是他的选择。可那孩子凭什么就不能有出生典礼？穆沙这次又要伤他奶奶的心，我保证。可我会听一个连阿拉伯语都不懂的贫民窟的家伙说三道四？阿度，撒旦——这是他唯一知道的阿拉伯语！他去的是天主教教会学校！穆罕默德言行录的每一条我都背得出，每一条。不，不。”

    这是我从拉明嘴里听到过的最长、最持久、最激昂的话，连他自己也震惊了，缓了缓用屁股口袋里叠好的白色手帕擦擦额头上的汗水。

    “我说，人和人总是不一样的……”哈瓦刚起了个头，拉明再次打断她：“然后他对我说”——拉明指指自己的破手表——“‘这辈子和永恒相比啥也不是，你的这辈子只是子夜前的半秒钟。我可不是为这半秒活着，我是为之后的永恒。’可他以为他祷告时双臂合在胸前就比我强？不。我对他说：‘我读阿拉伯文学，穆沙，你读吗？’相信我，穆沙是个迷茫的家伙。”

    “拉明……”哈瓦说，“我觉得你有点儿不公平，穆沙只想发动圣战而已，这没什么错……”

    我的表情肯定很惊愕：哈瓦指着我的鼻子，噗嗤一下笑出来。

    “瞧瞧她！噢，老天爷！她以为我的表哥想去持枪杀人，哦不，太有意思了，马沙拉连支牙刷都没有，别说枪了——哈哈哈！”

    拉明没觉得那么好笑，他指着自己的胸口，又轻声说起来：“不再玩雷鬼乐，不再在贫民窟瞎混，不再抽大麻。她是这个意思。穆沙以前满头脏辫——你知道什么是脏辫吧？好，长到这里的脏辫！可现在他发动精神圣战了，走心。她是这个意思。”

    “希望我也那么纯粹！”哈瓦宣布完轻柔叹息，“噢，噢……纯粹多好——也许吧！”

    “呵，当然是啦，”拉明皱眉说，“我们每天都想执行圣战，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倾尽所能。可你没必要剪裤腿，没必要侮辱你的奶奶。穆沙穿得像个印度人。我们这里不需要外国阿訇——我们自己有！”

    我们到学校大门了。哈瓦整了整因为走路歪掉的长裙，直到它重新贴合她的臀部。

    “他的裤子为什么是那样？”

    “哦，你说短？”哈瓦木然地问，她总能让我觉得自己在问最浅显的问题。“因为这样他的脚就不会受到地狱的火刑！”

    那晚朗朗的夜空下，我帮着费恩和一个当地志愿者团队摆好三百张椅子，椅子上支起白色遮篷，旗子升上遮篷杆，墙上写好“欢迎你，艾米”。艾米本人、朱迪、格兰奇和负责公关的姑娘都在班珠尔的酒店睡觉，旅途让他们疲惫不堪，也或许是一想到粉色的房子就疲惫不堪，谁知道呢。周围，人人都在谈论总统。我们一遍遍忍受同样的玩笑：我们知道什么，或自称不知道什么，或我们两人之间谁知道得更多。没人提到艾米。我想不明白的是，在疯狂的造谣和辟谣之中，他们到底是盼望总统来还是害怕总统来？我们把折叠椅的锡制椅腿插入沙子中时，费恩解释道，这和你听说暴风雨要来是一个道理。就算害怕，你还是满腹好奇地想瞧瞧。

    4

    一大早，我和我爸在国王十字车站踩着最后的期限去参观一所大学。我们方才错过了火车，倒不是因为迟到，而是因为车票价格是我之前估摸着告诉我爸的两倍，在争论接下来如何是好的这段时间（我们一个人先走，另一个待会儿走；还是两个人都不走；还是两个人错开高峰高价时段换个下午再来），火车撇下我们从站台开走了。我们还在公告板前暴躁地朝对方吼，突然发现特蕾西走出地铁，从自动扶梯上来。好家伙！一尘不染的白色牛仔裤，高跟小短靴，拉链一路拉到下巴的黑色紧身皮夹克：看起来像穿着防弹衣。我爸的情绪好转了。他像空中交通管制员给飞机发信号一样举起双臂。我看着特蕾西走向我们时一本正经到古里古怪的程度，可我爸全然无感，像昔日一样拥抱她，没察觉她靠近他时身体的僵直或她胳膊的生硬。他放开她，问候她的父母，问她的夏天过得如何。特蕾西给了一连串冷淡的回答，在我听来全是虚伪的客套话。我看见他的脸阴下来。并不完全因为她说的内容，而是因为她说话的方式——那是一种崭新的风格，似乎和他自以为了解的风趣大胆的野丫头相去甚远。完全是不同的姑娘了，来自不同的街坊，不同的世界。“那个疯地方教你什么了，”他问，“演讲课？”“是啊。”特蕾西一本正经地说，鼻子朝着天，显然她想赶紧结束这个话题，可我爸从来不会察言观色，就是不放过她。他不断逗她，为了抵御他的戏弄，特蕾西开始一一描述她在夏季的演唱课和击剑课、交际舞课和戏剧课上培养的诸多技能，这些技能在邻里街坊没什么用，但对于要在“伦敦西区秋季演出舞台”上表演的人来说很有必要。我好奇她怎么支付所有这些课的学费，但没问。她跟我东拉西扯时，我爸站在一旁盯着她看，然后突然插嘴了。“可你是开玩笑的吧，对吗，特蕾西？住嘴吧——这里只有我们而已！没必要跟我们吹牛逼。我们对你知根知底，从你这么高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你了，你没必要在我们面前装得高人一等！”可特蕾西激动起来，用这滑稽的新调调说话，语速越来越快——她大概觉得这会让我爸刮目相看，而不是排斥，她控制不好这调调，每隔一句就会不自然地拐去我们共同的过去，然后又磕磕碰碰地转向她神秘的现在，我爸终于彻底失控，朝她咯咯笑起来，就在国王十字车站的中央，当着高峰时段所有那些通勤者的面。他没有恶意，他就是觉得好笑，可我看出她受到了伤害。但好在特蕾西出了名的臭脾气没爆发，那一刻没有。十八岁的她已经深谙年长女性酝酿怒火、保存怒火以备后用的艺术。她礼貌地说要离开，说她得去上课了。

    七月，伊莎贝尔小姐给我妈打了电话，问特蕾西和我愿不愿意当她夏末演出的志愿者。我深感荣幸：我们还是孩子时，毕业生在我们眼里简直是神，大长腿，无拘无束，一边朝彼此咯咯笑一边交头接耳说着青春期流行的话题，接过奖券，摇彩抽奖，送上零食，颁发奖项。可国王十字车站那个痛苦的早晨还历历在目。我知道伊莎贝尔小姐对我俩友谊的看法还停留在从前，可我不忍心毁掉她的印象。我通过我妈应下了这事，然后等着听特蕾西的消息。第二天伊莎贝尔小姐又打电话来了：特蕾西也同意了。可我俩都没给对方打电话，也没打算联络。我直到音乐会那天早上才见到她，我决定做那个大度一点的人，去她家找她。我按了两次门铃。漫长到不可思议的等待后，路易开了门。我惊着了：我们似乎都把对方吓了一跳。他擦擦八字须上的汗水，生硬地问我想干什么。我还没开口就听见特蕾西用一种滑稽的声音（我差点儿就认不出来）朝她爸喊，要让我进去，路易点头放我通行，但他却往反方向径直出了门，走上了过道。我看着他匆匆下了楼梯，穿过草坪消失了。我回头进了公寓，可特蕾西不在门厅，也不在客厅，也不在厨房：我有种她前脚刚走、我后脚就到的感觉。我在浴室找到了她。要我说她刚哭过，可我不敢打包票。我说了你好。这一刻她迅速朝下看看自己，看我也在看的地方，整整她的露脐装，直到它完全盖住她的胸罩。

    我们又走出去，下了楼梯。我说不出话，可特蕾西从来不会舌头打结，极端情况下也不会。现在她用轻松喜感的语调聊她在试镜时要面对的“苗条的小婊子们”，聊她要学的新舞步，聊扩及舞台之外的发声法。她语速很快，说个没完，确保我找不到缝隙或停顿问她问题，就这样她让我俩安安全全地走出了公租房，到了教堂门口，我们在那儿遇见了伊莎贝尔小姐。她给了我们钥匙，给我们看怎么锁钱箱，锁好之后放哪里，演出前后怎么开关教堂门，以及其他琐碎的操作性事务。我们四下走动时，伊莎贝尔小姐对特蕾西的新生活、她已经拿到的学校里的小角色和她希望有朝一日拿到的学校外的大角色问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中流露着美好和天真。我看得出特蕾西想当伊莎贝尔脑海中的姑娘：她的生活有条不紊、勇往直前，她的眼前唯有目标，清楚明亮的目标，没有什么挡住去路。她扮演着这个姑娘的角色，行走在我们少女时代熟悉的场所，追忆往昔，记住缩短元音的发音，双手背在身后，像游客徜徉在博物馆，观赏有着苦痛历史的展品——对所见之物没有依恋的那种游客。我们来到教堂后院时，孩子们正排队领取果汁和饼干，她们齐刷刷用无比崇拜的眼神看着特蕾西。她的头发梳成舞者的小圆髻，“菠萝工作室”的包挂在她的肩膀，她走路时脚尖朝外，她是十年前我俩的梦想——那时我俩自己还是排队取果汁的小姑娘。没人给我太多的关注，就连孩子也看得出我已经不是舞者了。被这些小小的崇拜者拥簇，特蕾西似乎很高兴。在他们眼里，她漂亮成熟，才华出众得让人嫉妒，自由自在。我以同样的视角代入后，就容易说服自己之前是想多了。

    我穿过房间，沉浸在回忆里，然后到了布思先生那里。他依然坐在他破烂的琴凳上，略老了些，但在我眼里还是老模样，弹着不合时令的曲子：《让自己过个美好的小圣诞》。于是天衣无缝的默契就上演了：他弹我和，没有讨论，没有排练——就因为太不可思议，有人讨厌音乐剧（我说我喜欢音乐剧的时候就有人这么告诉我）。他了解谱子，我知道歌词。我歌唱忠实的朋友。特蕾西朝我这里扭头微笑，伤感却深情的微笑，或仅仅是因为载着回忆而深情。我看见了她七岁、八岁、九岁、十岁时的模样，少女，小女人。所有这些版本的特蕾西跨越教堂大堂的岁月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打算做什么？这个问题我们都已经知道答案。什么也不做。

    5

    比起学校开学，这更像宣布终结旧的政体。一队身着深蓝色制服的年轻士兵站在中央，手里端着黄铜乐器，汗如雨下。那里没有树荫，他们已经在原地站了一个小时。我坐在距离他们一百码远的遮篷下，身边是上游地区的头头脑脑、一些国内外媒体，格兰奇和朱迪，但没有总统，没有艾米，艾米还没来。费恩会把她带来，等万事俱备、一切就绪后：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拉明和哈瓦都不算“头头脑脑”，被放逐到离我们很远的犄角旮旯了，因为座次排位是没的商量的。每隔十五分钟左右，朱迪，有时是格兰奇，有时是我，会建议有人真的应该给那些可怜巴巴的军乐队战士送点水，可我们都没去送，也没其他人去送。与此同时，幼儿园的队伍进场了，每所学校都穿着特色鲜明的撞色制服、围裙、衬衫和短裤（橙配灰，或紫配黄），领头的是三五成群的女人，他们的老师，千方百计地施展魅力。康库吉安凯塔亚幼儿园的老师穿的是红色紧身T恤、带水钻口袋的黑色牛仔裤，头发精心编成辫子。图杰冉幼儿园的老师穿戴的是搭配好的红橙两色的宽松长袍和头巾，脚踩同款的白色坡跟凉鞋。每个队伍的走法都和下个队伍不同，但队伍内部却保持高度一致，跟“至高无上”乐队[4]似的。她们进入大门，神气活现地穿过院子，孩子们板着脸尾随着，仿佛听不到我们都在欢呼，等他们抵达指定地点，两个女人便面无笑容地展开手工缝制的旗子，旗上有学校名字，她们就那么举旗站着待命，重心从左胯换到右胯，从右胯换到左胯。我从没在同一个地方见过那么多美得丧心病狂的女人。我也打扮了（哈瓦态度坚决地跟我说，我常穿的卡其布和皱巴巴的亚麻布不行），我从房东那儿借了件黄白相间的长款上衣，可对我来说实在太小了，后背扣不上，只好在肩上“不经意地”甩一条宽宽的红围巾，遮在豁口处，尽管气温至少有三十八九度。

    最终，我们坐了将近两小时后，该在院子里的都在院子里了，艾米在推推搡搡的拥趸的包围中，由费恩带到了她位于中心的位置。照相机闪光灯一通乱闪。她扭头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拉明呢？”我都没机会回她的话：喇叭吹响了，重头戏要上演了，我坐回椅子里，纳闷自己在前两个礼拜里那么笃定的一切是不是全误会了。因为现在穿着各种服饰的孩子列队进入广场，他们全都七八岁光景，打扮成了非洲各国首脑的模样。他们穿的是蜡染布、大喜吉装、尼赫鲁领和狩猎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随从，随从由穿戴成警卫人员模样的其他孩子扮演：黑西装加墨镜，对着假对讲机哇啦哇啦。很多小首脑的旁边还有小小的夫人，晃荡着小小的手提包，可利比里亚小姐形单影只，“南非”身后则跟着三位胳膊挽胳膊的夫人。瞧瞧这群观众，你会觉得他们这辈子谁也没见过更搞笑的场面，艾米也觉得滑稽，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伸手抱抱塞内加尔总统或捏捏科特迪瓦总统的脸颊。首脑们招摇地走过万念俱灰、汗如雨下的士兵身边，然后走到了我们的座位前，又是挥手又是摆出造型供记者拍照，但板着脸不说话。接着乐队不再鼓号宣天，开始演奏震耳欲聋的铜管乐版国歌。我们的椅子震起来。我转身看见两辆大车隆隆驶入满是沙子的院子：第一辆是四个月前我们坐过的那种SUV，第二辆是如假包换的警用吉普，浑身装甲，好像一辆坦克。村子里一百来个男童女娃和小子丫头在这些车旁边和后面跑，有时是前面，但他们总危险地靠近车轮，欢呼雀跃。第一辆车的天窗里站着总统本人的八岁翻版，穿着白色的宽长袍和白色的库非帽，手里握着手杖。活灵活现：他和总统一般黑，长着一样的青蛙脸。他旁边站着个八岁的漂亮女郎，肤色跟我差不多，戴着假发，穿着紧身红裙，向人群一把把扔着玩具币。车边跟着的是数量更多的小警卫，戴着太阳镜，扛着小枪，枪对着孩子们，可有些孩子欢天喜地张开双臂，向小警卫的枪口露出小胸膛。两个成人穿着同款警卫装，只是手里没枪，反正我看不见，跑在车边用最新款的摄像机拍下这一切。殿后的警用吉普里，扛着玩具枪的小警察和端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真警察挤在一起。小警察和大警察都枪口朝天，这下孩子们很高兴，跑在后面试图爬上吉普车的后背，沾沾权力的光。坐在我周围的成年人一会儿微笑欢呼（照相机转过来对着他们时），一会儿惊恐呼号（每次车子快要撵上奔跑的孩子时），快要精神分裂了。“玩儿滚蛋去，”我听见一个真警察对总贴在他右车轴讨糖吃的小子大喊，“否则我们从你身上碾过去了！”

    车子终于停了，微型总统下了车，走到讲坛作简短发言，麦克风的回音叫我一个字也没听见。其他人也听不见，不过我们都笑了，一讲完就鼓掌。我想，就算总统亲自来，恐怕效果也不会有什么区别。权力的演示就该如此。随后艾米上去了，说了几句，亲了亲小伙，拿了他的手杖朝热烈欢呼的人群挥了几下。学校宣布开学。

    如果说正式典礼的后面接了一场不相干的派对，倒不如说正式典礼就地解散，被派对取代。那些没受邀参加典礼的人现在全拥入场地，摆得整齐划一的殖民地风格的座位安排打乱了，所有人都是想坐哪儿就坐哪儿。漂亮的女教师们把班里的孩子招呼到阴凉处铺开午饭，午饭是从基尔伯恩集市上也买得到的那种格子呢大购物袋（漂洋过海、全球通用的勤俭标志）中的密封大罐头里掏出来的，还热乎着。场地的最北角，传说中的音响系统开工了。但凡能摆脱大人或压根儿没大人陪同的孩子都在那儿跳舞。我听着像牙买加的味道，“激昂雷鬼乐”的一种，鉴于我似乎在突如其来的场景转换中和所有人都走散了，于是就晃悠过去看跳舞。有两个路子的舞。主流风格是对他们母亲的揶揄模仿：屈膝，驼背，撅屁股，边踩节点跺脚边看着自己的脚丫子。可时不时地（尤其当他们发现我在围观时），他们的舞步穿过嘻哈和雷鬼、越过亚特兰大和金斯顿跳转到其他时空，我更熟悉的时空。我看见了抽搐舞、机械舞、鬼步舞和贴身舞。一个自鸣得意、不超过十岁的俊朗小子知道些特别猥琐的动作，突然就来一下，这样周围的姑娘们就能时不时作惊愕状，尖叫，跑到树后躲着，再悄悄回来看他做更多的猥琐动作。他眼睛看着我。他不断指我，盖过音乐声大喊着什么，我听不大出：“跳舞？太糟了！跳舞？跳舞！太糟了！”我走近一步，笑着摇头示意不跳，但他看得出我是在犹豫。“啊，找到你了。”哈瓦从我身后说，挽上我的胳膊带我回到派对上。

    一棵树下，拉明、格兰奇、我们的老师和一些孩子聚在一起，都在从锥形小塑料袋里吸冰橙或冰水。我从卖水的姑娘那儿拿了一袋，哈瓦示范怎么用牙齿撕开一角，把液体嘬出来。我吸完后看着手中皱巴巴的塑料袋，它像个瘪了的避孕套，我意识到除了地上没有别的地方好扔，也意识到这些锥形饮料肯定就是所有那些变形塑料袋的来源——我看见它们遍布每条街道、树杈、垃圾场，每丛灌木都像开了花。我把它放入口袋，推迟它不可避免的命运，在格兰奇和朱迪中间挑了个座位——这两人正吵得热火朝天。

    “我可没那样说，”朱迪嘶嘶有声，“我说的是：‘我从没见过那样的事。’”她喘了口气嗞嗞地嘬着她的冰棒。“我他妈的就没见过。”

    “是啊，嗳，他们可能从没见过我们耍的疯。圣帕特里克节。我是说，圣帕特里克节是个什么鬼？”

    “格兰奇，我是澳洲人——基本算是佛教徒。圣帕特里克节跟我可没半毛钱关系。”

    “我想说的是：我爱我们的总统……”

    “哈！说你自己就行了！”

    “……这些人凭什么就不能尊敬爱戴他们自己的首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说三道四……”

    “没人喜欢他。”坐在格兰奇对面的一个目光犀利的年轻女人说道。她的宽松长袍拉到了腰间，右胸奶着个娃，现在她又把娃换到了左胸。她长得标致伶俐，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眼里有种沧桑，是我在大学老朋友眼中看到的神色。在漫长尴尬的午后，她们带着无趣的娃和更无趣的老公跟我见面。没有姑娘家的那份如梦如幻了。

    “所有的都是年轻女人。”她一边压低嗓门说话，一边从娃脑袋下抽出一只手，摆摆手驱散人群。“可男人呢？男孩，是有——可年轻男人呢？没有。这儿没人喜欢他，也没人喜欢他做的事。能跑路的都跑路了。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她说着把在我们旁边跳舞的几个快要步入青春期的男孩专门挑出来一指，就像她有本事让他们消失似的。她咂咂嘴，跟我妈一模一样。“相信我，我要能跑路也会跑路！”

    我肯定格兰奇和我一样，本以为这个女人不说英语或者听不懂他和朱迪有口音的英语。现在他听见她说一个字就点头，几乎不用她开口就已经在点头了。听得见谈话内容的所有人（拉明、哈瓦、我们学校的几个年轻老师，还有我不认识的其他人）悄悄议论，吹起口哨，但谁也没接口说什么。标致的年轻女人在椅子上挺直后背，接受突如其来的膜拜。

    “如果他们爱他，”她这下完全不压着嗓门了，可我也注意到，她一次也没提他的大名，“他们难道不该在这儿和我们一起，而不是把性命丢进水里？”她低头调整了一下奶头的位置，我在想她口中的这个“他们”是否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有名字，有声音，和她怀中嗷嗷待哺的婴儿有关系。

    “走后门是发疯。”哈瓦小声说。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斗争，”格兰奇说（跟哈瓦那天早上跟我说的话如出一辙），“美国有严峻的斗争。为了我们的人，黑人。所以说来这儿跟你们在一起，有益于我们的灵魂。”他说得很慢，从容不迫，还摸了摸他的“灵魂”——他胸肌的正中央。他就像要哭出来似的。我的第一反应是别过脸，给他留点隐私，可哈瓦却直视他的脸，握住他的手说，“瞧瞧格兰奇多懂我们”——他回捏她的手——“不仅用脑子，还用心！”对我赤裸裸的谴责。激昂的年轻女人点点头，我们等她再说点什么，似乎只有她能赋予这段插曲以最终意义，可她的娃奶完了，她的演说结束了。她拉起黄色的宽松长袍，起身给他拍饱嗝。

    “我们的艾米姐姐能在这儿和我们一起，真是太妙了。”哈瓦的一个朋友说。她是个名叫以斯帖的快活丫头，我注意到她一冷场就受不了。“全世界都知道她的名字！可她现在是我们的一员了。我们得给她起个村里的名字。”

    “嗯。”我说。我在看刚才说话的那个黄衣女人。现在她朝跳舞的人慢悠悠走过去，后背挺得笔直。我真想跟着她再聊几句。

    “她现在在这儿吗？我们的姐妹艾米？”

    “什么？噢，不在……我想她得去录几个采访什么的。”

    “哦，太妙了。她知道Jay–Z[5]，她知道蕾哈娜[6]和碧昂丝[7]。”

    “嗯。”

    “她还知道迈克尔·杰克逊？”

    “嗯。”

    “你觉得她也是光明会的吗？或者她熟悉光明会？”

    我还能分辨出黄衣女人，在那么多人中也很醒目，直到她走到树和厕所间的后面，我再也看不见她了。

    “我不觉得……说实话，以斯帖，我不觉得真有那玩意儿。”

    “噢好吧。”以斯帖口气平静得仿佛在说她喜欢巧克力而我说我不喜欢。“我们这儿觉得真有，因为它真的很厉害。我们听到很多传闻。”

    “它是真的，”哈瓦附和道，“可相信我，互联网上的东西你不能全信！比方说，我表妹给我看一个白种男人的照片，美国的，他有四个男人那么大，胖得要命！我说：‘你太傻了，这不是真照片，得了吧！这不可能，没人能长成这样。’这些孩子头脑发昏。他们看见什么就相信什么！”

    等我们回到住处，外面的天已经黑了，星光灿烂。我挽着拉明和哈瓦的胳膊，想逗逗他俩。

    “不，不，不，就算我管她叫娇妻，”拉明抗议，“就算她管我喊老公，我俩也真的只是老相识。”

    “调情鬼，调情鬼，调情鬼，”哈瓦用调情的口吻说，“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我边问边用脚踹开门。

    “当然就这样了。”拉明说。

    宅子里很多小不点还没睡，欣喜若狂地跑向哈瓦，哈瓦见到他们也欢天喜地。我跟四个祖母握了手，这是老规矩，就像第一次见面那样，她们每个都凑过身子想跟我说点什么重要的事，或者更确切地说，真的在告诉我重要的事，可我偏偏听不懂，然后当事情说不清了（经常如此），她们就轻轻拽着我的宽松长袍，拉我到走廊的尽头。

    “噢！”哈瓦说着抱着一个侄子走了过来，“可我的哥哥来了！”

    他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哥哥，我看着和哈瓦长得不太像，没她的姿色，没她的风华。他面相和善严肃，和她一样是圆脸，却有双下巴，戴时髦的眼镜，衣着风格平平，他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他肯定在美国待过。他站在凉台里喝一大杯“立顿”，两个胳膊肘撑在水泥墙边上。我绕过柱子跟他握手。他热情地和我握手，可脑袋后缩、半笑不笑，仿佛握手这个动作是种讽刺。这让我想起一个人——我妈。

    “我知道你住在这儿的宅子里。”他说，朝我们周围安静干活的人点点头，朝哈瓦怀里尖叫的侄子点点头——她现在把他放到院子里了。“可农村生活如何？你得先适应环境才能好好欣赏它，我认为。”

    我没回答问题，而反过来问他在哪儿学来那么标准的英语。他礼节性地笑笑，但镜片后的眼神强硬起来。

    “这儿。这是个英语国家。”

    哈瓦不知道怎么化解这尴尬，捂嘴嘿嘿笑。

    “我很享受，”我脸红了，“哈瓦一直对我很好。”

    “吃的也喜欢？”

    “真的很好吃。”

    “吃的很简单。”他拍拍他滚圆的肚皮，把空碗递给了路过的一个姑娘。“但有时候简单的比复杂的更有味道。”

    “嗯，说得没错。”

    “所以：说来话去就是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

    “要我说，适应这种乡下村子的生活是要一阵子的。就算是我，也要适应一阵子，我毕竟是在这儿出生的。”

    正好有人递给我一碗吃的，尽管我刚吃过，可我觉得在哈瓦哥哥面前的所做所为都是一种考验，于是接了过来。

    “可你不能那样吃，”他小题大做，看见我想把碗搁在墙上，又说：“我们坐下吧。”

    拉明和哈瓦继续倚着墙，我们则坐在一对微微摇晃的手工凳子上。不用再暴露在院子里每个人的眼皮子底下后，哈瓦的哥哥放松下来。他告诉我，他曾在城里一所好学校读书，就在他父亲任教的大学旁，在校期间他申请了堪萨斯州一所私立的贵格会学校，他们每年向非洲学生提供十个奖学金名额，他是其中之一。几千号人打了申请，可他入围了，他们喜欢他的论文，尽管时间久远，他现在几乎记不得写了什么。他在波士顿读研究生，读的经济学，后来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罗切斯特和博尔德生活过，这些城市我和艾米都去过，我对哪个都无感，可现在倒想听听它们的故事，也许是因为村子里的一天对我来说漫长如一年——时间严重变慢了，就连哈瓦哥哥黄褐色的宽松长裤和红色的高尔夫T恤也能激发我这背井离乡之人又怀旧又欢喜的情绪。他在算不上我故乡的地方度过的时光，我问得很详细，拉明和哈瓦就站在我们旁边，却被隔绝在对话之外。

    “可你为什么非得离开？”我问他，我本不想用那么哀怨的口气。他狡黠地看着我。

    “谁也没逼我走。我可以留下来的。我回来为我的国家效力。我想回来。我在财政部工作。”

    “噢，公务员。”

    “对。可在他眼里我们的财政部就像他自己的钱箱子……你是个年轻聪明的女人。我肯定你也许有所耳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口香糖，剥银箔剥了很久。“你懂的，我说‘为我的国家效力’，我指的是所有人，不是一个人。你会明白，现在我们束手无策。可不会永远这样。我爱我的国家。等时机来了，至少我能在这里见证。”

    “巴布，现在你终于在这儿了！”哈瓦一边抗议一边把胳膊绕在她哥哥的脖颈上。“我想跟你聊聊这个院子里的好戏——别念叨城市了！”

    哥哥和妹妹亲密地把脑袋抵在一起。

    “妹妹，我不怀疑这儿的情况更复杂——等等，我想先为关心这个问题的客人解答。你瞧，我的最后一站是纽约。你是从纽约来的，我理解得对吧？”

    我说是：这样更简单。

    “那你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美国的阶级是怎么回事。说实话我真是受不了。我到纽约的时候已经受够了。当然我们这儿也分三六九等——但没有歧视。”

    “歧视？”

    “这样吧，我们来瞧瞧……你住的这所宅子？你和我们的家人住在一起。唔，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这个例子足够说明问题了。也许在你看来他们活得很简单，他们是乡下的村民。可我们最早是福罗斯，贵族，从我奶奶那边传下来的。你见到的有些人——譬如说校长，他是尼亚马洛斯，他的族人是工匠——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铁匠、皮革工人……再举个例子，拉明，你的家人是加利，对吧？”

    一种极为窘迫的表情掠过拉明的脸。他用最微小的幅度点点头，然后抬头移开了目光，看着巨大的满月即将塞入芒果树，像硬币即将塞入投币口。

    “音乐家、讲故事的人、江湖艺人，”哈瓦的哥哥说着做出弹拨乐器的动作，“另外，有些人是炅戈。我们村里很多人是炅戈的后人。”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奴隶的后人。”他微笑着上下打量我。“但我想表达的是，这儿的人依然能说：‘当然啦，炅戈跟我不是一类人，可我不会瞧不起他们。’在老天爷的眼皮子底下，我们虽有不同可享有基本的平等。在纽约，我看到草根阶层受到的待遇是我无法想象的。彻头彻尾的歧视。他们在上菜，可人们甚至不跟他们发生眼神交流。你信或不信，有时我自己也受到那样的对待。”

    “当穷人有那么多不同的路子。”哈瓦突然间小声道出了醍醐灌顶的话。她正忙着收拾地上的一堆鱼骨头。

    “富人也是。”我说。哈瓦的哥哥淡然一笑，认同了。

    6

    演出后的清早，门铃响了，太早了，比邮差还早。是伊莎贝尔小姐，她忧心如焚。钱箱不见了，里面有将近三百英镑，没有破门而入的迹象。有人深更半夜开锁进去了。我妈穿着晨袍坐在沙发的边缘，对着清晨的光线揉揉眼。我在过道里偷听，她们一开始就认定我是无辜的。她们讨论的是拿特蕾西怎么办。过了一会儿她们把我召过去问了问题，我如实招来：我们在十一点半上的锁，把所有的椅子堆放整齐，之后特蕾西和我各回各家。我以为她把钥匙挂回去了，当然也有可能她揣自己兜里了。听我说话时，我妈和伊莎贝尔小姐向我转过身来，可她们兴趣不大，面无表情，我刚说完她俩就扭过头继续讨论了。我听得越久就越惶恐。就算我明白，理智地说特蕾西肯定以什么方式参与了，可我觉得她俩不容置疑认定特蕾西有罪、我无辜的态度中有种令人厌恶的忘乎所以。我听了听她们的揣测。伊莎贝尔小姐认为肯定是路易偷走了钥匙。我妈也断言钥匙是给了他。两人都没考虑报警，当时倒也没觉得奇怪。“生在那样的家庭……”伊莎贝尔小姐说着接过一张纸巾轻拭眼泪。“等她进了中心，”我妈让她放宽心，“我会和她谈谈。”这是我头一次听说特蕾西要去问题青少年中心，我妈在里面当志愿者的那个，此刻她抬头看见了我，一脸的惊愕。她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可她避开我的目光，自然地开始解释，说“嗑药那件事之后”她自然就为特蕾西安排了免费咨询，说她没告诉我是因为这事儿是“机密”。她甚至没告诉特蕾西妈妈。现在我觉得这些都算不上不合情理，可当时我觉得到处都是我妈的阴谋、操纵，企图控制我的生活和我朋友们的生活。我大发脾气，逃去了卧室。

    此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伊莎贝尔小姐脑子一热就上门找特蕾西妈妈谈话，她差不多是被赶出来的，回到我家公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脸比平时更红了。我妈再次叫她坐下，自己去沏茶了，可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听见大敞的前门砰然一响：特蕾西妈妈火气还没消，穿过马路，上了楼梯，登堂入室，然后滔滔不绝地反驳指控，不堪入耳，骂的是布思先生。声音大得我隔着天花板都听见了。我跑下楼梯却和她撞个正着，她霸住门口，神情嚣张，满眼鄙视——鄙视我。“你和你狗日的老娘，”她说，“你们总以为自己比我们强，总以为你他妈的很牛逼，可结果证明你不是呀，对不对？牛的是我家的特蕾西，你们所有人都他妈的眼红，除非我死，你们这群人别想妨碍她，大好的前景等着她，你们别以为诋毁得了她，你们谁都别想。”

    没有哪个大人跟我那样说过话，那种鄙视我的口气。照她的说法，我试图摧毁特蕾西的生活，我妈也是，伊莎贝尔小姐和布思先生也是，公租房里乱七八糟的其他人也是，舞蹈课上嫉妒的妈妈们也是。我哭着又跑上楼梯，她大叫：“你他妈的想哭就哭死好了，亲爱的！”我在楼上听见前门砰地关上了，之后几个小时里什么动静也没有。晚饭前，我妈来我房间问了一连串的敏感问题（我们之间唯一一次打开天窗谈论性的话题），我竭尽所能地表达清楚：布思先生从没对我或特蕾西下过手，据我所知也从未染指过其他人。

    然而没用：那个礼拜快结束时，他被迫放弃了在伊莎贝尔小姐的舞蹈课上弹钢琴的工作。我不知道他后来过得如何，是继续在这个街坊生活，还是搬了家，还是去世了，还是被谣言击垮。我想起我妈的第六感（“那姑娘遇到严重的问题了！”），我现在觉得她一如既往的正确，觉得如果我们在合适的时候以更谨慎的方式问特蕾西恰当的问题，我们也许能听到真话。然而时机掌握得不好，我们把她和她妈逼入了死角，两人不出所料都炸了毛，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这件事里倒霉的就是可怜的老布思先生了。于是我们接近了真相，很接近，却又不完全是。

    注释

    [1]奥普拉：指奥普拉·温弗莉（Oprah Winfrey，1954— ），美国演员、制片人，脱口秀名嘴。

    [2]昆塔·金特（Kunta Kinte）：美国作家阿历克斯·哈里的历史小说《根》里的人物。

    [3]萨拉昆达：冈比亚的最大城市，位于首都班珠尔的西南方。

    [4]“至高无上”乐队（The Supremes）：20世纪60年代美国流行乐坛盛极一时的女子组合，服饰和妆容的同步性很高。

    [5]Jay–Z：原名肖恩·科里·卡特（Shawn Corey Carter，1969— ），美国嘻哈歌手、唱片制作人、企业家。

    [6]蕾哈娜：指罗比恩·蕾哈娜·芬缇（Robyn Rihanna Fenty，1988— ），在美国发展的巴巴多斯籍女歌手、演员、模特，传说是光明会成员。

    [7]碧昂丝：指碧昂丝·吉赛尔·诺斯（Beyoncé Giselle Knowles，1981— ），美国流行音乐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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