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年没再见到特蕾西。那是个热得不合时令的五月傍晚，那晚我和丹尼尔·克莱默约会了，第一次约会。他一个季度来这座城市一次，是艾米眼前的红人，因为人长得帅，所以没被她和其他定期咨询的会计人员、经济顾问和版权律师混为一谈，她在心里赏赐了他一些东西：比如记住了名字，比如“大好人”和“纽约式的幽默感”这样的特点，比如记住了他一星半点的生平细节。老家是昆士兰州的。念的是史岱文森高中。打网球。我想让见面的安排尽可能不要上纲上线，于是提议说我们去索霍区，然后“看情况再定”，可艾米想让我们先到房子里喝一杯。这种随意的、亲密的邀约并不常见，可克莱默受邀时既不惊讶也不戒备。赏赐给我俩的二十分钟里，谁也没客套。他欣赏艺术品，但不过火，艾米学舌于卖她艺术品的商家告诉她的那套话时，他都礼貌地倾听，很快，我们摆脱了艾米，摆脱了那栋压抑的豪宅，上乘的香槟让我俩的脚下有点儿飘，我们跳下房子背面的楼梯，走上布朗普顿路，走入亲密的温暖夜晚，又闷又潮，风雨将近。他想长途跋涉到城里，我们有点儿想看看克尔钟影院有什么好看的，可我不是游客，我是个风华正茂、脚踩恨天高的女人。我正打算找出租车，他却为了“找乐子”跳下路缘石拦下一辆经过的三轮车。
“她收集了不少非洲艺术品嘛。”我们爬进豹纹座椅时，他这样说道。他就是随口说说而已，可我也没个客户的样子，直接打断他的话：“呵呵，我不太清楚你说的‘非洲艺术’是什么意思。”
他被我的口气惊到了，但勉强挤出个漫不经心的笑容。他仰仗艾米生意上的关照，打狗也得看主人。
“你看见的，”我的口气更适合用在演讲厅，“多数其实出自奥古斯塔·萨维奇之手。所以是哈勒姆。她最早到纽约的时候就住在哈勒姆——我说的是艾米。当然，通常是艺术她都非常支持。”
克莱默一脸的无聊。我自己都觉得无聊。我俩再没说话，直到人力车停在了沙夫茨伯里大街和希腊街的交叉口。在路缘石边减速停下后，我们吃惊地发现拉车的是个孟加拉小伙——那一刻之前，我们全然忘记了他也独立存在的事实，可他无疑拉着我们走了这么远，此时从他的座椅上转过头来，一脸的汗，上气不接下气，几乎没法解释这种苦力每分钟收多少钱。电影院没有我们想看的。神经紧张，天气闷热，衣服湿黏，我们朝皮卡迪利广场晃去，也不知道要去哪家酒吧，或者是不是该吃一顿，两人都已认定今晚算是黄了，目不斜视，每走几步就能看见剧院的巨大节目单。走了一阵，我在其中一张节目单前再也迈不开步子。节目演的是音乐剧《演艺船》，照片拍的是“黑人大合唱”：头巾，卷起的裤脚，围裙和工作裙，但一切都以高雅、精致、“真实”的形式展现，没有一丝一毫暗示保姆嬷嬷或大叔老黑的意味。离镜头最近的女孩嘴巴大张，唱着歌，一条手臂抓着笤帚高高举过头顶，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动感的欢脱”——是特蕾西。克莱默走到我身后，越过我肩头打量着。我手指特蕾西的朝天鼻，就像特蕾西自己曾在电视屏幕上指着舞者的脸。
“我认识她！”
“噢，然后呢？”
“我跟她很熟。”
他从烟盒里轻轻抖出一根烟，点燃，上下打量着剧院。
“呃……你想看看吗？”
“可你不喜欢音乐剧吧？严肃的人都不喜欢。”
他耸耸肩。“我人在伦敦，这里有表演。你在伦敦不就是看表演的吗？去瞧瞧？”
他把烟递给我，推开沉重的门，朝售票室去了。突然间罗曼蒂克、机缘巧合的感觉全来了，我脑洞大开地构思出一个少女气十足的故事，在未来的某天，我会将这个故事讲给特蕾西听（她在某个可悲的十八线剧院的后台拉上一双破旧的渔网袜），告诉她我意识到遇见真爱的那一刻，我撞见真正幸福的那一刻，恰巧是我偶然发现她的那一刻，那会儿她在《演艺船》的大合唱里演了个卑微的小角色，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
克莱默拿着两张票出来了，是第二排的好位子。我给自己买了一大袋巧克力代替晚餐，我很少吃这种巧克力，艾米觉得这种事情不仅造成严重的营养问题，还明显表明意志薄弱。克莱默买了两大塑料杯的劣质红酒和节目单。我从头翻到尾却找不到特蕾西的名字。按演员表的字母排序找不到她，我开始担心我是不是患什么妄想症了，或是尴尬地认错了人。我来回翻找，脑门上渗出了汗——我的模样肯定像疯子。“你还好吗？”克莱默问。我几乎又翻到节目单的尾页了，这时克莱默用一根手指按住一页，不让我翻过去。
“可这不就是你认识的妹子吗？”
我又看了一眼：没错。她把她听着稀松平常、粗俗野蛮的姓氏（我认识她以来所知道的姓氏）改成了法国范儿的勒罗伊，我觉得挺荒唐的。她的名字也改了：现在叫翠西。图片中，她的头发笔直光滑。我大声笑了出来。
克莱默好奇地看着我。
“你们是好朋友？”
“我跟她很熟。我是说，我大概有八年没见过她了。”
克莱默皱起眉头：“瞧，在男人的世界里，这种叫‘曾经的朋友’，或者更明白点：‘陌生人’。”
乐队开始演奏了。我看着特蕾西的简历，疯狂地解析文字，在剧场的灯光黯淡下来之前，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仿佛眼前的文字暗藏玄机：它的意义高深得多，需要解码，将会揭示关于特蕾西和其现有生活方式的重要线索：
翠西·勒罗伊
合唱/达荷美舞者
参演剧目：
《红男绿女》（惠灵顿剧院）；《花开蝶满枝》（英国巡回演出）；《油脂》（英国巡回演出）；《名扬四海》（苏格兰国家剧院）；安妮塔，《西区故事》（工作室）
如果这就是她的生平，那也未免叫人失望。它少了其他简历都有的全方位成就：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提到她在哪接受的“培训”，我理解为她没能毕业。除了《红男绿女》，再也没有其他伦敦西区秋季演出的作品，只有那些听着都凄凉的“巡回演出”。我脑子里浮现的是逼仄的教堂大厅和吵吵嚷嚷的学校、废弃电影院舞台上门可罗雀的日场演出、无足轻重的地方戏剧节。可如果说有让我高兴的地方，那么让我不爽的地方也一样多：对于在剧院里阅读这份简历的观众或演员表里的演员来说，翠西·勒罗伊的简历居然可以跟其他人的经历相提并论了。翠西·勒罗伊跟这些人有什么关系？跟节目表里她旁边的姑娘有什么关系？这姑娘叫艾米莉·沃尔夫普拉特，有着长长的简历，毕业于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她不像我，不会知道我的朋友站在这个舞台上，或者说在随便什么情境下在随便哪个舞台上演随便哪个角色在统计学上是多么小的概率，她也许还会缺根筋地认为她自己（艾米莉·沃尔夫普拉特）是特蕾西真正的朋友，只是因为她每天晚上都看到她，只因为她们一起跳舞，可实际上她一点儿也不了解特蕾西，一点儿不知道她从哪儿来，或她付出了多少代价才走到这一步。我把注意力投向特蕾西的履历照片。唉，我不得不承认：她已化茧成蝶。她的鼻子不再饱含愤怒，她已经成长，我总在她脸上捕捉到的残酷神情被她光芒四射的百老汇式的微笑掩盖了，页面上的每个演员都这么笑。叫我惊讶的并非她的性感美丽——她早在少女时就已拥有这些特质。叫我惊讶的是她的优雅高贵。她的秀兰·邓波儿式的酒窝消失了，一起消失的还有她小时候具有挑逗意味的丰满。我很难凭着从前的了解和记忆，想象她的声音从这个有着俏皮鼻子、顺滑秀发、浅浅雀斑的女人口中唱出。我低头朝她微笑。翠西·勒罗伊，你此刻在假扮谁？
“开始喽！”帷幕分开时，克莱默说。他的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捏成拳，幼稚地摆在下巴下，扮了个鬼脸：我兴奋得很呐。
舞台左侧是一棵南美红栎，垂挂着寄生藤，赏心悦目。舞台右侧呈现的是密西西比河上的一个市镇。舞台中央是停泊在海港的“棉花盛开号”演艺船。特蕾西拿着笤帚从红栎背后现身，和其他四个女人一起最先登场，在她后面上场的是拿着各式锄头和铁锹的男人。乐团演奏了曲子开头的几个小节。我一下就听出来是什么歌了（重要的合唱曲目），却不知为何顿时就恐慌起来，这感觉持续了好一阵，直到音乐唤醒了记忆。我看到整首歌曲印在陈旧的乐谱上，也记起自己初见它时的感受。这一刻，令儿时的我颇感震惊的歌词从我嘴里冒出，与乐队的序曲完美合拍，我记起了密西西比河，在那儿，“黑鬼”都得工作，白人可不用，我抓住扶手，冲动地快要从座位上站起来——就像梦中的场景。我想在特蕾西开口之前就阻止她，但等我有这个想法时已经为时过晚。相较于我知道的歌词版本，我听出换了些新词，当然换了——已经好多好多年没人唱过原来的歌词了。“我们都在这里工作……我们都在这里工作……”[1]
我陷回座位里。我看着特蕾西又这样又那样地熟练操纵她的笤帚，赋予了它生命，使它化身为舞台上的另一个大活人，就像阿斯泰尔在《皇家婚礼》中用帽架耍的小花招一样。有那么一刻，她与海报上的形象完美吻合，笤帚飞扬，手臂张开，动感的欢脱。我想永远将她定格在那个姿势。
真正的明星登台了，戏开演了。特蕾西在背景里清扫一间杂货店前的台阶。她的右边是主角朱莉·拉弗恩和深爱着她的丈夫史蒂夫，两人是歌舞演员，在“棉花盛开号”上一起工作，彼此相爱。然而，没过多久——就在幕间休息前，朱莉·拉弗恩遭人揭发：她其实是朱莉·多西耶，不是她一直以来假装的白种女人，而是个悲剧的黑白混血儿，她“瞒过”、骗过了所有人，包括自己的丈夫在内，可真相大白的日子还是来了。因此这对夫妇受到入狱的威胁，因为他们的婚姻违反异族禁婚法，是非法的。史蒂夫割破了朱莉的手掌，喝了她的血：“一滴血规则”[2]——他们现在都是黑鬼了。这场好笑的情节剧演到中途，我在昏暗的光线中查阅了饰演朱莉的演员的简历。她有希腊人的姓氏，肤色不比克莱默的深。
幕间休息时我喝了很多，喝得太快，没完没了地跟克莱默说话。我倚着吧台，挡住了别人去找酒吧工作人员的路，手到处乱挥，大叫大嚷着说选角不公平，说给我这种演员的角色太少，就算这样的角色真的存在，你也拿不到，他们总把机会给白人姑娘，就连一个悲催的黑白混血儿也显然不适合演悲催的黑白混血儿，即使到了今天……
“你这样的演员？”
“什么？”
“你刚才说：我这样的演员。”
“没啊，我没说。”
“有，你说了。”
“我的意思是：那个角色应该给特蕾西。”
“你才说她不会唱歌。从已经演的部分看，显然是个唱歌的角色嘛。”
“她唱得挺好！”
“天呐，你朝我吼什么？”
我们沉默地看完了下半场，就和上半场时无异，但这一次的沉默有了新的感官，多了相互鄙视的冷漠。我渴望离开那里。大段大段的表演过去了，却没有特蕾西的影子，我没了兴致。只有到了尾声，合唱团才再次出现，这一次是作为“达荷美舞者”，作为来自达荷美王国的非洲人，假装在一八九三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演出。我看见特蕾西在女人围成的圈子里（男人在对面，有他们自己的圈子）挥着手臂，猫着腰，用瞎编乱造的非洲语言唱着歌，而男人们用跺脚和敲击长矛的方式回应：古嘎，呼果，布嘎，古吧！我不禁想起我妈，想起她怎么讲达荷美的故事：国王们的光辉历史；用作货币的玛瑙贝的形状和手感；亚马孙族女战士，她们擒拿战俘作为王国的奴隶，或切下敌人的首级举在手中。别的孩子听大人讲《小红帽》和《金发姑娘与三只熊》，我听的是“黑人斯巴达”——抵抗法国入侵至最后一刻的高贵的达荷美王国。可我没法把这些记忆和此时此刻台上台下上演的闹剧对应起来，因为我周围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接下来要演的是什么，我看得出他们觉得自己在看什么羞耻的黑脸杂剧表演，巴望着赶紧结束才好。在舞台上也一样，世界博览会上的“观众”也被达荷美舞者们搞得连连后退，虽说不是出于羞耻感，而是出于自身的害怕，害怕这些舞者没准和他们的族人一样危险凶猛，害怕他们的长矛不是道具，而是武器。我扭头看着克莱默；他一脸的不是滋味。我又扭头看着特蕾西。众人的不适让她乐在其中，正如她儿时一样。她挥舞长矛、咆哮，与同伴一起朝着博览会上胆战心惊的观众行进，等观众们逃下舞台，她与同伴一起笑了。只剩下自己后，达荷美舞者们松了一口气：他们歌唱自己多么高兴，多么劳累，看见白人回去了真高兴，“达荷美秀”真是让他们累坏了，累惨了。
现在观众（真正的观众）弄明白怎么回事了。他们明白了，这戏是故意在逗趣、讽刺，这些都是美国舞者，不是非洲舞者——是呀，他们终于明白自己被戏弄了一番。这些人根本不是达荷美人！原来他们只是好老黑，就是从纽约市A街来的！克莱默咯咯笑起来，音乐切换成了雷格泰姆乐，我感觉自己的脚在身下蠢蠢欲动，试图在长毛绒红毯上回应前上方的硬木舞台上特蕾西表演的软底鞋踢踏舞。我很熟悉这些舞步，任何舞者都会熟悉，我多想在上面跟她一起跳。我困在二〇〇五年的伦敦，特蕾西在一八九三年的芝加哥，还有此前一百年的达荷美，还有人们曾那样跳舞的任何时空。我嫉妒得哭了。
演出结束了，我走出女厕的长队，克莱默还没发现我，我就看见他了，他站在大厅里，胳膊上挂着我的外套，一脸的无聊和愤怒。外面开始大雨如注。
“好了，我要走了。”他说着把外套递给我，眼睛都没看着我。“你肯定想和你的‘朋友’道一声好。”
他立起衣领，伞也没有就走入可怕的雨夜，仍然气鼓鼓的。被晾在一边——没有什么比这更伤男人的心。但我却对他刮目相看：他讨厌我显然超越了他害怕我对他的老板打小报告。等他出了视野，我就绕到剧院的一侧，发现和你在旧电影中看见的场面没什么两样：门上写着“后台区”，不多不少的一群人不顾风雨等着演员出来，手里攥着小小的签名本和笔。
没有伞，我面朝外、背贴墙，一块狭窄的雨篷勉强为我挡雨。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不知道该怎么接近她，我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看见一辆车停到了小巷里，开车的是特蕾西妈妈。她还是老样子：透过一道道雨痕的挡风玻璃，我能看见她耳朵上戴着同样的锡制耳环，三下巴，大背头，嘴里叼着一根烟。我立刻面向墙壁，在她停车的间隙溜走了。我沿着沙夫茨伯里大道狂奔，浑身湿透，回想着我在车后座里看到的东西：两个绑着安全带、在睡觉的幼童。我不禁想，这（而非其他）是否就是一眼就能看完特蕾西简历的原因。
2
你想相信：钱不是万能的，有钱跨越不了的界限。彩虹厅里身着白色西装的拉明便是反例。但他实际上还没弄到签证，暂时还没。他有新护照，有归国日期。一到该离开的日子，我和费恩会陪他回村里，接着待一个礼拜，完成要提交给基金董事会的年度报告。之后费恩会留下，我会飞往伦敦，见见孩子们，他们一个季度见见各自父亲的时候负责在旁照看。朱迪就是这么通知的。然后一起在纽约待一个月。
在过去的十年里，每逢我们在纽约城，我的根据地总是保姆房，在一楼，离厨房有点距离，不过偶尔他们也会随口聊起要不要给我找个独立的空间（某处的酒店、出租房），但从来都没有下文，很快就忘了这茬。可这回，我人还没到，公寓就已经租好了，西十街上的两居室，有高高的天花板、壁炉，整个二楼都是由漂亮的褐砂石建成。爱玛·拉扎露丝曾一度在这里生活：我窗下的一块蓝色铭牌上纪念着她那些渴望自由呼吸的蜷缩身躯[3]。我在窗前看见的是盛开的粉红色山茱萸。我误将这一切视为待遇升级。然后拉明出现了，我这才明白我被扫地出门是为了让他搬进去。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朱迪在杰伊生日派对后的那天早晨质问我。毫无预兆，她就透过手机朝我大吼大叫起来，当时我正在美世街，想跟酒品杂货摊上的老兄说，我的青汁里就不要加苹果了。“你和费尔南多吵架了吗？因为我们现在没法让他住在房子里——旅馆没地方给他住了。我们租下了一整栋旅馆，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小情侣们想要隐私。我们打算让他在你的公寓里待几个星期，本来都说定了——现在他突然抵触起来。”
“唉，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没人跟我说起过。朱迪，你甚至没跟我提过费恩要来纽约！”
朱迪不耐烦了：“瞧，这是艾米要我搞定的事情。她要在这里陪拉明，她不想别人知道……这事儿很微妙，可我得搞定。”
“你现在也得负责搞定我和谁住吗？”
“噢，亲爱的，我很抱歉——你掏房租吗？”
终于在电话里把她打发后，我给费恩打了电话。他在出租车里，车在“西侧高速公路”的什么位置。我能听见游船靠岸的雾角声。
“最好是我找别的地方。是，要好一点。今天下午我看的地方是……”我听见他郁闷地翻阅纸张的声音。“嗯，没关系的。中城区的什么地方。”
“费恩，你不熟悉纽约，你不会想交房租的，相信我。住过来吧。你要不住，我太对不住你了。我白天晚上都会在艾米那里，她的演出还有两个礼拜，我们会忙得焦头烂额。我向你保证，你很难看见我。”
他关了车窗，河边的风没再往里面灌。这段沉默有种亲昵感，却无济于事。
“可我想看见你。”
“噢，费恩……求求你住下来吧！”
那晚，他存在的唯一的迹象就是厨房里的一个空咖啡杯和一个高高的帆布背包，学生休学一年时用的那种背包，斜靠在他空房间的门框上。费恩只背了这一个包爬上了渡轮的台阶，他的简单、节俭里蕴含着某种崇高的东西，我曾十分向往，但在这里，格林威治村，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只背一个写有名字的帆布背包，只叫我觉得悲哀、古怪。我知道他二十四岁时便独自一人徒步穿越利比里亚（那是对格雷厄姆·格林[4]的致敬），可现在我能想到的唯有：兄弟，这座城市将把你生吞活剥。我写了张口吻愉快、不带感情色彩的便条以示欢迎，塞在他背包的背带里，上床睡觉。
我几乎见不到他，这点真是没说错：我每天早晨八点就要出现在艾米家（她每天五点醒，在地下室锻炼两小时，然后冥想一小时），这个点费恩总还在睡懒觉，或者假装睡懒觉。艾米的别墅里，满屋子都是疯狂的策划、排练、焦躁情绪：新的表演选址在规模中等的场地，她要现场演唱，和乐队配合，这种事她好几年没干过了。为了远离怒火、崩溃、争论，我尽可能待在办公室，少去排练场。可我看得出他们在搞什么西非主题。房子里，有人送来一套阿通庞鼓、一把长颈科拉琴、一条条的肯特布，阳光明媚的周二上午又送来一个舞蹈团，十二人，都是布鲁克林的非洲人，他们被带去地下室的工作间，晚饭后才现身。他们很年轻，大多是第二代塞内加尔移民，拉明被他们迷住了：他问他们姓什么，父母来自哪个村庄，追查和他们的家族或家乡任何可能的关联。艾米黏着拉明：你再也没法单独跟她交谈了，他一直杵在那里。可他还是以前的拉明吗？在她的步入式衣帽间里，他依然保持每天祈祷五次的习惯，显然是面向麦加。她觉得把这事儿告诉我很能刺激我，也很好玩。就个人而言，我很想相信他能保持本色，很想相信他这方面还未遭到她的染指，可有时我真的认不出他了。一天下午，我端了一托盘的椰子汁到工作室，发现他穿着白衫白裤在演示我在“坎科冉”成人礼上看见过的一个舞步，其中结合了侧踩、曳步和弯腰的动作。艾米和其他姑娘认真看着他，重复这个舞步。她们只穿着露脐短上衣和弹力紧身裤，出着汗，紧贴拉明，紧贴彼此，他的每个动作都成为传递在五具躯体之间的一个波浪。可真正让我大跌眼镜的是他从托盘中掳走一瓶椰子汁，一句谢谢也没有，一点示意也没有——你会以为他这辈子每天都从女服务员摇摇晃晃的托盘里拿取饮料。也许，奢华是最容易穿过的基岩。也许，没有什么比金钱更容易习惯。不过有时候我发现他神神叨叨，像被什么给附身了。他回国前的一阵，我晃悠到餐厅时发现他还在早餐桌边跟格兰奇说话，格兰奇困乏得很，好像已经在那儿待了很久。我坐到他俩旁边。拉明的目光停滞在格兰奇的光头和对面的墙壁之间。他又开始悄声说话了，内容叫人费解，音调毫无起伏，像在念咒：“……现在，我们的女人们在右手边的苗床种洋葱，然后在左手边的苗床种豌豆，如果豌豆的灌溉方式不对头，那等她们要犁地的时候——从现在开始算大概两周——她们就会遇到麻烦，叶子上会有一块橙黄色的小卷，如果有小卷了，那就是染上枯萎病了，她们得把已播的种子挖出来，重新在苗床里播种，我希望她们一定记得铺一层肥沃的土壤，土壤是我们从上游搞来的，你瞧，等男人们大约一周后去上游，等我们到那里搞到肥沃的土壤……”
“嗯—嗯，”格兰奇时不时地说，“嗯—嗯。”
费恩偶尔在我们的生活中现身：在董事会会议上，或是艾米要他出席处理与学校有关的实际问题时露个面。他总是一脸沉痛，我俩一有目光接触他就退避三分，无论走到哪都在公告他悲惨的状态，像漫画里的人头顶一团乌云。在艾米和董事会其他成员面前，他新提供的消息是悲观的，说总统最近针对国家中的外国势力发表了激进言论。我以前从没听过他如此说话，如此宿命论，这不是他真正的性格，我知道我才是他拐弯抹角地批评的真正目标。
那天下午在公寓，我没像往常那样躲在房间里，而是在走廊跟他正面相迎。他刚跑步回来，大汗淋漓，弯腰撑在膝盖上，上气不接下气，浓密眉毛下的眼睛朝上望着我。我摆事实讲道理。他没说话，但似乎都听进去了。没了眼镜，他的眼睛看起来很大，像动画片里小宝宝的眼睛。等我讲完，他直起腰往后仰，双手推着后腰。
“好吧，如果我叫你难堪了，我道歉。你是对的：这不专业。”
“费恩，我们难道做不了朋友？”
“当然行。可你还想让我说：‘我很开心我们是朋友’？”
“我不希望你不开心。”
“可这又不是你的音乐剧。事实就是我很难过。我想要得到，我想要你，我求而不得，现在很难过。我想会过去的，可现在我还很难过。我可以难过一下吗？嗯？好了。现在我要洗澡了。”
当时，我很难理解那样说话的人。我觉得陌生，就像陌生的想法——我受的教育不是如此。这样的男人，完全缴械投降的类型，会从我这样的女人身上期待怎样的回应呢？
我没去演出，无法面对它。我不想和费恩一起站在露天看台上，边感受他的憎恨，边观摩我俩都已看过的舞蹈彩排升级为狂欢模式。我跟艾米说我会去的，也真的打算去，可眼见着就八点了，我仍穿着室内运动衫，躺在床上支起半个身体，笔记本电脑摆在我腹股沟的位置，然后九点了，然后十点了。我绝对得去，我的大脑不断向我重复这个事实，而我也表示同意，可我的身体却定了格，坚如磐石。是啊，我必须去，这显而易见，可我哪也没去的事实也显而易见。我上了视频网站，点点这个舞者，点点那个舞者：上楼的“宝洋哥”、弹钢琴的哈罗德和法雅兄弟、穿着窸窣作响的草裙的洁妮·里冈恩、“摩城25周年演唱会”上的迈克尔·杰克逊。通常我最后总会点进杰克逊的这段视频，不过这次他在舞台上施展“月球漫步”时，我真正的关注点并非观众欣喜若狂的尖叫，甚至不是他梦幻般流畅的舞步，而是他的裤子居然那么短。然而“出席”这个选项似乎没有消失或完全关闭，直到我从漫无目的的浏览中抬起头来，发现已经十一点四十五了，这意味着现在是木已成舟的过去时态了：我没去。搜索艾米，搜索场地，搜索布鲁克林舞蹈团，搜索图像，搜索美联社，搜索博客。起初只是出于负罪感，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我可以重现“在场”的经历（一次一百四十个字符，图像归图像，博客文章归博客文章），到了凌晨一点，已经没有人能比我更“在场”了。我比任何一个实际到场的人都更“在场”，因为他们受制于一个位置、一个视角，受制于一个时间轴，而我可以在任何时间观察那个房间的任何位置，采用各种各样的视角，进行比照信息的伟大工程。至此我就可以停下了，已经足够我清早把晚上的见闻绘声绘色地汇报给艾米了，可我停不下来。我的强迫症犯了。第一时间观察争论的形成和聚结，围观发酵的舆论：公认的亮点或雷点，其含义和潜台词或被接受或被否认。侮辱和笑话、八卦和谣言、各种梗、修饰、滤镜，五花八门的批评在这儿撒了欢，远不在艾米的可控范围内。这周早些时候，我看见艾米、杰伊和卡拉试装时（他们打扮成加纳少数民族部落阿散蒂贵族的模样），就迟疑地提出过“借鉴”是否合适的问题。朱迪忍不住发牢骚，艾米先看看我，再低头看看自己鬼魅般苍白的小身板藏匿在颜色如此花哨的布料中，对我说她是一名艺术家，艺术家有权利热爱、触摸和使用事物，因为艺术不算“借鉴”，那不是艺术的目的——艺术的目的是爱。我问她有没有可能既爱着某物又别去招惹它时，她一脸惊奇地看着我，把孩子们搂入怀中，问我：你爱过吗？
可现在我觉得受到了庇护：被虚拟世界包围。不，我不想停止。我不断刷新、刷新，等待新的国家一觉醒来看到这些图片，形成他们自己的观点或享用已经发表的观点。凌晨，我听到前门吱地一响，费恩跌跌撞撞进了屋，肯定是从正式派对后的“第二趴”回来。我没动。等我看见“特蕾西·里冈恩”这个小号和“说真相者”这个签名档时，肯定差不多已经凌晨四点了，当时我正滚动浏览新发表的观点，听着山茱萸中鸟儿的唧唧喳喳。隐形眼镜在我的眼睛里已经干涩，眨眼都痛，看什么都模糊。我点了鼠标。她发的照片我之前已经看过几百回了——艾米、伴舞、拉明、孩子们，排成一行站在舞台前面，穿的是试装时我见过的阿丁克拉布：鲜艳的钴蓝料子上印有黑色三角形图案，每个三角形里都有一只眼睛。特蕾西截下了这个图形，放大许多倍裁剪后就只看得见三角形和眼睛了，而在这个图形的下面，她写了一句话：眼熟吗？
3
我们跟拉明一道返航的，没和艾米一起，她在巴黎接受法国政府授予什么勋章，所以我们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取道主机场，进入满是归国儿女的到达大厅。男人们穿着时尚的厚棉布牛仔裤、有印花图案和券商领的挺括衬衫、名牌带帽上衣、皮夹克、最新款的运动鞋。女人们也一样，铆足了劲要尽善尽美。发型做得很美，新涂的指甲。与我们不同，他们对这大厅熟门熟路，马上招来了搬运工，把巨大的箱子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要小心点（虽说每个箱包都已裹上一层层的塑料膜），然后领着这些热得冒汗、不胜其烦的年轻行李搬运工穿过人群通往出口，还时不时地扭头指手画脚，就像登山者指挥他们的夏尔巴人[5]。走这里！走这里！智能手机高举过头，标示路线。在这样的环境下看拉明，我意识到他的旅行装备肯定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尽管艾米在过去一个月里给了他无数衣服、戒指、项链和鞋子，但他的穿着和他离境时一样。同样旧旧的白衬衫，斜纹棉布裤，一双简单的皮凉鞋，脚跟处已经走成了黑色，磨得薄薄的。这让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些我不理解的东西——也许有很多。
我们打了辆出租车，我和拉明一起坐在后座。车子有三块窗玻璃是破的，车厢底部有个洞，我能看见下面驶过的路。费恩坐在前面，旁边是司机：他的新策略是随时随地跟我保持足够距离。飞机上，他埋头阅读书和期刊；在机场，他完全没有多余动作，推着手推车，排队等候。他从不表现出刻薄，从不说伤人心的话，但实际上跟我划清了楚河汉界。
“想停车吃饭吗？”这时他看着后视镜问我，“还是能再等会儿？”
我真想当个电力满满、不介意跳过午餐的人，费恩就经常不吃，仿效村里最贫困家庭的做法在下午晚些时候只吃一顿。可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吃饭会发飙。我们开了四十分钟的车，在所谓“美国学院学会”对面的路边咖啡馆停了下来。咖啡馆的窗户上有闩条，招牌上一半的字母都不见了。咖啡馆里，菜单上画着亮闪闪的“配薯条”的美式风味餐，拉明一边大声念价格，一边严肃地摇着头，仿佛遭遇了大不敬、大冒犯，经过与女服务员长时间的沟通，三盘鸡肉炒饭以讨价还价后的“本地”价格上了餐桌。
我们一言不发、埋头苦吃之际，突然听见从咖啡馆后面传来低沉的一嗓子：“我的哥们拉明！小兄弟！我是巴希尔啊！在这儿呐！”
费恩挥挥手。拉明一动没动：他早就发现这个叫巴希尔的家伙了，反倒一直祈祷别被认出来。我转身看见一个男人独自坐在最后一张桌子边上，靠近柜台，光线昏暗，周围就他一个客人。他像橄榄球运动员一样虎背熊腰、肌肉发达，穿着藏青色的条纹西装，戴着领带和领带夹，光脚踩着一双懒汉鞋，手腕上绕着一根粗粗的金链子。西装绷出了他肌肉的线条。他一脸的汗。
“他不是我兄弟。他是我的老相识。村子里的人。”
“可你不打算……”
巴希尔已经过来了。靠近了点，我看见他戴着又有听筒又有麦克风的耳机，和艾米在舞台上用的差不多，他怀里搂着一台手提电脑、一台平板电脑和一个相当大的手机。
“得找个地儿把这些玩意搁一搁才好！”可他在我们旁边坐下时还抱在怀里不放。“拉明！小兄弟！好久不见！”
拉明冲着午餐点点头。费恩和我自我介绍后收到了他的握手礼，有力、痛苦、湿哒哒的。
“我和他一起长大的，老兄！农村生活！”巴希尔擒住拉明的脑袋，来了个汗涔涔的挟头动作。“可那会子我得去城里，宝贝儿，懂我的意思吗？我在追逐金钱，宝贝儿！和大银行合作。告诉我钱在哪！真真儿的大城市！可我内心深处还是个农村小男孩。”他亲了拉明一口，放开了他。
“你说话像美国人。”我说，但那只是他丰富的声音挂毯中的一个线头而已。还有很多不同的电影和广告，很多嘻哈乐，《埃斯梅拉达》和《事过境迁》，BBC新闻，CNN，半岛电视台，以及你在这座城市随处（每辆出租车、每个市场摊位、每个美发师那里）都听得到的雷鬼乐里的什么东西。此时，我们头顶上的小扬声器里在播叶乐曼[6]的一段老歌。
“确实，确实……”他若有所思地将他的大方头支在自己的拳头上。“你知道，我还真没去过美国，还没呢。事情很多。忙得很。说话，说话，得跟上技术，不能脱节。瞧瞧这姑娘：她正拨我的号，宝贝儿，没日没夜，没夜没日！”他朝我晃了一下平板电脑上的图像，是个美女，有光亮的编发和涂成深紫色的醒目嘴唇。我看着像广告图。“这些大城市的姑娘呀，她们太疯狂！哦，小兄弟，我想找个上游的姑娘，我想漂漂亮亮地成家。可这些姑娘根本不想成家！她们疯了！话说你几岁了？”
我告诉了他。
“没生孩子？婚都没结？没？好吧！好吧，好吧……我懂的，姐们，我懂的：独立小姐，对吧？你们有你们的路子，好吧。可在我们眼里，没娃的女人就像不结果的树。像一棵”——他从座椅上半抬起肌肉发达的臀部，呈蹲式，伸出胳膊模仿大的枝杈，伸出手指模仿小的分枝——“不结果的树。”他又坐回椅子上，收回手，握成拳。“不结果。”他又念叨了一次。
好几个礼拜以来，费恩第一次朝我在的方向挤出半个笑来。
“我觉得他在说你像一棵树……”
“是的，费恩，我听懂了，谢谢你。”
巴希尔发现了我的翻盖手机，我的私人手机。他拿起来，在手掌上翻了个个儿，一脸浮夸的惊奇之色。他的手实在太大了，手机看着就像儿童玩具。
“这不是你的吧？没开玩笑？这是你的？他们在伦敦用的就是这个？哈哈哈。噢我的神呐，还不如我们这儿潮呢！噢我的神！有趣，有趣。我真是没想到呐。全球化，对吧？奇怪的时代，奇怪的时代！”
“你说你在哪个银行工作？”费恩问。
“哦，我有很多活儿，老兄。发展，发展。这儿的地，那儿的地。建筑。可我为这里的银行工作，是的，贸易，贸易。你懂的，兄弟！政府有时候让日子不好过。但告诉我钱在哪，对吧？你喜欢蕾哈娜？你知道她？她有她的财路！光明会，对吧？过着梦里的日子，宝贝儿。”
“我们现在得去搭轮渡了。”拉明小声说。
“嗯嗯，我想我最近业务很多，复杂的业务，老兄，得有动作，有动作，有动作。”他还配上了动作，手指在他的三个设备上“动作”，仿佛随时准备将三者之一投入性命攸关的事情中。我注意到笔记本电脑的屏幕是黑的，好几个地方都碎了。“瞧，有些人每天都得干农活，给花生剥壳，对吧？可我得有我的动作。就在这儿实现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潮着呢。你听说过吗？是啊，老兄！可潮了！可在这个国家，我们有我们的老观念，对吧？这儿的很多人都他妈的落后于时代。这些人需要一点儿时间，对吧？去接受新观念。”他的手指在空中画出一个矩形：“未来。去接受它。可听着：你？随时！我喜欢你的脸，兄弟，挺漂亮，清清爽爽、白白净净的。我可以来伦敦，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业务！哦，你不搞业务？慈善？非政府组织？传教士？我喜欢传教士，兄弟！我有个好朋友，他老家在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叫米克。我们成天混在一起。米克很酷，兄弟，他真的很酷，他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可我们当然都是上帝的孩子啦，当然……”
“他们来这儿做教育工作，帮助我们的姑娘。”拉明说着转身背对着我们，试图引起服务生的注意。
“噢，当然，我听说过那儿的变化。厉害。厉害。对村子有好处，对吧？发展。”
“我们希望如此。”费恩说。
“可小兄弟：有你的好处吗？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小兄弟高风亮节不要钱？他是关心下辈子的人。我可不是：我想要这辈子！哈哈哈哈。钱，钱，源源滚来。这可是大实话。噢兄弟，噢兄弟……”
拉明起身：“再见，巴希尔。”
“这么严肃，这位小兄弟。可他爱我。你们也会爱我的。我的神呐，你要三十三岁了，姑娘！我们该谈谈！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要过自己的生活，对吧？下次，在伦敦，姑娘，在大城市，咱俩聊聊！”
走回车上的这段路，我听见费恩暗自咯咯笑，被这段插曲逗得不行。
“这就是人们说的‘有个性’。”他说，等我们走到待命的出租车那儿转身准备上车时，我们发现“有个性”的巴希尔站在门口，耳朵里依然塞着耳机，搂着他各式各样的高科技货朝我们挥手。站直了看，他的西装尤为古怪，脚踝处裤腿太短，就像个穿着细条纹衣服的马沙拉。
“巴希尔三个月前丢了饭碗，”我们上车时，拉明轻轻地说，“他每天都在那家咖啡馆。”
没错，这场旅行从一开始就不对头。相比以前光鲜的状态，我放不下也甩不掉哪里要出岔子的感觉，总觉得彻头彻尾误会了什么。首当其冲的就是哈瓦。她打开宅子的门时戴着新围巾，黑的，盖住了她的脑袋和半个身体，穿着毫无形状的长衬衫——我们在集市上看见时她总不忘嘲笑一番的那种。她和以往一样紧拥我，对费恩只会点点头，似乎看见他来还有点恼火。我们在院子里站了一阵，哈瓦礼貌却叫人烦躁地东拉西扯，但没有哪句话是对费恩说的。我盼着有人提起晚饭的事，但我很快就明白，费恩走之前是不会有晚餐的。最后他还算识趣：他累了，要回粉色房子去了。门一关上，哈瓦就变回了从前的模样，抓我的手，吻我的脸，还大喊：“噢，姐姐，好消息，我要结婚了！”我抱抱她，但感到熟悉的笑容凝固在我的脸上——在伦敦和纽约，听见类似的消息我也摆出同样的笑容。我也体会到同样强烈的背叛感。竟会有如此感觉，我自惭形秽，可就是控制不了，我的心向她关闭了一部分。她抓起我的手，带我进了屋子。
要聊的有很多。他叫巴卡里，他是“台布利厄”，穆沙的朋友，她不会撒谎说他长得很帅，因为其实他恰恰相反，她希望我马上明白这一点，掏出手机作为证据。
“瞧见没？他长得像牛蛙！老实说，我希望他别在眼睛上涂那黑色的玩意儿，别往胡须上用散沫花染剂……他有时候甚至围腰布！我的奶奶们觉得他像个化了妆的女人！但她们肯定错了，因为先知自己也画黑眼睑，对预防眼睛感染有好处，而且真的有太多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得学。唉，我的奶奶们白天哭，晚上哭，晚上哭，白天哭！可巴卡里又善良又耐心。他说没人会永远哭泣，你觉得说得有道理不？”
哈瓦的双胞胎侄女们端来了我们的晚饭：米饭给哈瓦，烤薯条给我。我恍恍惚惚地听哈瓦讲她最近去毛里塔尼亚马斯图（旅行传教）的趣事，毛里塔尼亚是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了，她在讲座中途经常睡着（“正在讲课的人，你是看不见的，因为他不能看我们，所以他隔着帘子和我们说话，我们女人都坐在地板上，讲座很长，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睡觉”），她想在她的背心内侧缝一个口袋，这样就能藏好手机，在更为无聊的诵经环节偷偷给她的巴卡里发短信。但她总用一些听着很虔诚的词汇来给这些故事作总结：“重要的是，我对新姐妹的爱。”“不是我可以开口问的。”“它握在主的手中。”
“总之，”又来了两个年轻姑娘给我们端来马口铁杯子，里面泡的是甜到发腻的“立顿”，这时她说，“重要的是赞美主，把杜亚（世俗）抛在身后。我跟你说，在这个宅子里，你听到的一切都属于杜亚。谁去了集市，谁有了新手表，谁‘走后门’，谁有钱，谁没钱，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可你旅行时，给人们带去先知的真理时，完全没时间管这些杜亚。”
我纳闷如果说这儿的生活让她如此厌恶，她为什么还在这个宅子里。
“呃，巴卡里人倒挺好的，就是穷。一有机会我们就结婚搬家，但目前他住在马加斯（伊斯兰大学），离主近；我住在这里，离鸡鸭山羊近。可我们能省下很多钱，因为我们的婚礼会办得很小很小，小得像老鼠的婚礼，只有穆沙和他老婆会参加，不奏乐、不跳舞、不宴请，我甚至不需要买新裙子。”她故作轻松地对我说。我突然一阵难过，因为假如说我只了解哈瓦的一点，那便是她有多喜欢婚礼、婚礼礼服、婚礼宴会和婚礼派对。
“所以说，你瞧，肯定会省下很多钱的。”她说着把手叠放在膝盖上，正式宣告这个想法告一段落，我没有反驳她。但我看得出她还有话，看得出她不用过脑就能脱口而出的话像在冒热气的蒸锅上跳舞的盖子，我要做的只是耐心地坐着，等待她煮沸。我还没提问，她就开始聊她的未婚夫了，先是试探性的，后面越说越起劲。说起这个巴卡里，似乎是他的细腻敏感深得她心。他很无聊，长得又丑，可他感性。
“怎么就无聊了？”
“噢，我不该说‘无聊’，我的意思是，你该看看他和穆沙在一起的样子，两人一整天都在听这些神圣的磁带，它们是很神圣的磁带，穆沙现在努力多学一点阿拉伯语，我也在学，学了能更好地欣赏磁带，反正现在我觉得它们还挺无聊的，可巴卡里听磁带的时候会流眼泪！他流着眼泪抱住穆沙！有时我去集市都回来了，他俩竟还抱在一起哭！我从没见过无家可归的家伙哭鼻子！除非有人偷他的毒品！不，不，巴卡里很感性。这其实关乎人心。起初我想：我妈是个有学识的女人，她教了我不少阿拉伯语，论伊玛尼（信仰）我会学得比他快，可我完全错了！因为重要的不是你读了什么，而是你感知到了什么。在我和巴卡里一样满心都是伊玛尼之前，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觉得感性的男人会是个好丈夫，你觉得呢？可我们的马沙拉——我不该那么称呼，‘台布利厄’才是正确的说法——对老婆可好着呢！我以前都不知道。我奶奶老说：他们半大不大，他们疯疯癫癫，别跟这些娘们唧唧的男人说话，他们连个工作都没有。噢天呐，她每天都在哭。可她不懂，她太老套了。巴卡里常说，‘穆罕默德言行录里有一条是这么说的：最优秀的男人会帮助他的妻儿，对他们仁慈。’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呢，如果我们去修行，去马斯图，为了避免别的男人在集市上看见我们，我们的男人会亲自去集市，替我们采购，他们买蔬菜。我刚听到这话时笑了，我想：这不可能是真的，可这千真万确！我爷爷甚至不知道集市在哪！我想把这些解释给奶奶们听，可她们都是老思维。她们整天哭，就因为他是个马沙拉——我的意思是‘台布利厄’。要我看，她们是偷偷嫉妒。噢，我真想现在就离开这里。我和姐妹们一起真开心！我们一起祈祷。我们一起走路。吃完午饭，我们中得有人领头祷告，你懂的，其中一个姐妹对我说：‘你来领头！’所以我成了当天的伊玛目（领拜人），你知道吗？可我并不害臊。很多姐妹都害羞，她们说：‘我不是说话的料，’但通过这次旅行我真的发现自己不是会害羞的人。大家都听我说话——哦！后面甚至还有人问我问题。你能相信吗？”
“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意外。”
“我的题目是六大基本点。是关于人该怎么吃饭的？其实现在我没在遵守，因为你在这里，但下次我肯定会记在心里的。”
有罪的想法一个接一个：她凑过来耳语，脸上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
“昨天我去了学校的电视室，我们看了《埃斯梅拉达》。我不该笑的，”她说完突然停下来，“可你尤其知道我多喜欢《埃斯梅拉达》，我相信你也认为没人能够一下子摆脱所有的杜亚。”她低头看着自己走了样的裙子。“还有到头来我的衣服也得换，不只是裙子，是从头到脚的一切。可我的姐妹们都觉得开头很难，因为你会很热，别人会盯着你看，他们在街上管你叫忍者或奥萨马[7]。可我记得你第一次来这儿时对我说的话：‘谁在乎别人想什么呀？’这个想法挥之不去，因为我的回报是会升入天堂，天堂里没人会管我叫忍者，因为那些家伙肯定是受火刑的命。我仍然喜欢我的克里斯·布朗，我就是喜欢，就连巴卡里也仍然喜欢马利[8]的曲子，我知道是因为我有一天听见他唱了一首。可我们会一起学习，我们还年轻。我之前说过，我们旅行时巴卡里替我打理了所有的家务事，他替我去集市，就算别人笑话他，他也照样如此。他替我洗衣服。我对我奶奶们说：四十年来，我的爷爷有帮你们谁洗过哪怕一只袜子吗？”
“可是哈瓦，你为什么不能在集市上被男人看见？”
她一脸提不起劲：我又问了最没劲的问题。
“男人看着不是他们老婆的女人时，撒旦就伺机潜入，使他们浑身罪恶。撒旦无处不在！可你是不是连这都不知道？”
我实在听不下去，找了个借口开溜。可我唯一能去或者说知道在黑暗中怎么去的地方就是粉红房子。打老远我就看见所有的灯都熄了，等走到大门口，我发现大门歪挂在一个破烂的铰链上。
“你在吗？我能进来吗？”
“我的门一直开着。”费恩在黑暗中用圆润低沉的声调回答，我俩同时笑起来。我进了门，他给我沏了茶，我把哈瓦那里听来的消息学舌了一遍。
费恩听着我叨叨叨，他的脑袋不断后仰、后仰，直到他的头灯射在了天花板上。
“我得说，我倒也没觉得奇怪，”他听完后说，“她在宅子里就像狗一样工作。她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猜她是急着想要自己的生活，和任何活泼聪明的年轻人一样。她那个年纪，你就不想离开你爹妈的房子？”
“我在她那个年纪时想要的是自由！”
“你觉得她在毛里塔尼亚旅行传教，比起现在被关在家里，自由反而少了吗？”他用凉鞋在塑料地板上积起的一层红土中划出道子。“真有趣。真是有趣的观点。”
“呵，你在激怒我。”
“没，我从来没有那个意思。”他低头看着自己在地板上画的图案。“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比起自由，人更想要的是意义，”他语速缓慢地说，“我是这个意思。至少，这是我的经验。”
如果继续说下去，我们肯定得吵架，所以我换了个话题，给他吃我从哈瓦房间里顺手牵羊的饼干。我记得我的iPod里保存了点儿播客节目，于是我俩一人一只耳机，相安无事地坐在一起，边啃饼干边听它讲述美国生活，他们的小剧情和小确幸，他们的乐趣和烦恼以及悲喜交集的顿悟，直到我该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哈瓦，哈瓦很快就要结婚了，随之而来的还有生子，我想要跟谁聊聊，分担我的失落感。我穿好衣服去找拉明。我在校园里找到了他，他在芒果树下温习教案。但失落不是他听说哈瓦这则消息后的反应，或者说不是他的第一反应——他的反应是心碎。还没到早上九点，我就让别人的心碎成了渣子。
“可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哈瓦！”
他努力控制脸上的表情。
“有时姑娘们会说她们要嫁给谁，可她们没嫁。很寻常。以前还有个警察……”他的声音越来越轻。
“抱歉，拉明。我知道你对她的感受。”
拉明不自然地笑笑，继续看教案。
“哦没有啦，你误会了，我们像兄妹。一直如此。我对我们的朋友艾米这样说：这是我的妹妹。如果你问起来，她会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啦，我只是为哈瓦的家人感到遗憾。他们会伤心。”
学校铃响了。我一上午都在参观教室，第一次体会到我们不在时费恩在这里取得的成就：既在艾米“身边”工作又排除她的干涉。学校办公室里有她送来的所有新电脑，有更为稳定的网络，从搜索历史我看得出教师至今只用它们做两件事：玩脸书；把总统的姓名输入“谷歌”。每个教室都散布着（在我看来）神秘的3D逻辑题和你可以在上面下棋的手持设备。但这些并不是让我心生敬意的创新。在主楼后面，费恩用艾米的一部分钱在院子里搭了个花园——我不记得他在董事会会议上提起过，这儿种着各式各样的作物，他解释说，种的人都有份，其效果之一就是在第一堂课结束后，一半的孩子不会消失去帮他们的母亲干农活，而是待在学校照料他们的幼苗。我听说费恩听取了家长教师联谊会中母亲们的建议，邀请了当地伊斯兰宗教机构里的几名老师到我们的学校来，给他们一个教室教阿拉伯语和经书研究，直接付他们一小笔费用，从而防止了另一大波学生在午间消失或占用每天下午的时间为这些伊斯兰宗教机构的老师做家务活儿——他们以前就这么干，代替学费。我在新建的艺术教室里待了一小时，小女孩儿们坐在桌边把颜料混在一起印手印玩，而艾米原来设想他们都用上的电脑呢——费恩现在说实话了，在运往村子的路上就不见了，没什么意外的，毕竟一台电脑就抵得过两位教师的年薪呢。总而言之，“光芒四射女子学校”并不像我在纽约和伦敦在艾米的餐桌旁听说的那么闪耀，那么新潮，那么史无前例地孕育未来。当地人叫它“新兴学校”，许多有趣的小事每天都在发生，会拿到每周结束时的村会上商榷辩论，从而有进一步的调适和变动，我感觉艾米知道或听说的都很少，但费恩是密切关注的，听所有人说推心置腹的话，写一页页的笔记。这是一所运作良好的学校，虽说建校花的是艾米的钱，但管理上不受她操控，无论我在其诞生中扮演了什么小角色，我都感觉到自己的那份自豪，村里其他的小成员也一样。我享受着这份温暖的成就感，从学校花园走回校长办公室，就在这时，我看见拉明和哈瓦在芒果树下争吵，两人站得很近。
“我不听你的说教。”我走近时听到她这么说，她发现了我，转身重复了一遍观点：“我不听他的说教。他要我在这里留守到最后一个。不。”
距离我们三十码的校长办公室那儿，一群八卦的教师刚吃完午饭，站在门口的阴凉处边用盛满水的白铁壶洗手边看他们拌嘴。
“咱们现在不谈了。”拉明意识到围观群众的存在，小声说道。可火力全开的哈瓦拦也拦不住。
“你走了该有一个月了吧？你知道这一个月里多少人离开这儿了？去找阿布杜拉耶呀。你可看不到他了。艾哈迈德和哈基姆？我的侄子约瑟夫？他十七岁。走了！我的叔叔戈弗雷，没人看见过他了。现在我照顾他的孩子。他走了！他不想留在这儿，烂在这儿。走了后门——他们所有人。”
“走后门是发疯，”拉明咕哝着说，可接下来他又给自己壮胆，“马沙拉也是发疯。”
哈瓦朝他逼近一步：他缩回去了。我想，除了爱她，他还有点怕她。我能理解，我自己也有点怕她。
“我九月份去教师学院的时候，”她边说边用手指头戳他的胸口，“你还会在这里吗，拉明？还是说你要去别的地方了？你还会在这里吗？”拉明望着我，一脸的惊恐和心虚。哈瓦只当他是承认了：“不，我想你不会留在这里。”
拉明轻轻的声音里浮现出连哄带骗的腔调。
“为什么不去找你爸帮忙？他帮你哥搞定了签证。你只要开口，他一样也能帮你搞定。不是没可能。”
我自己也有好多次想问这个问题，可从没开口问过哈瓦——她似乎不想谈起她的父亲。现在，看到她一脸的义愤填膺，我很庆幸我没问。当一拳头结结实实落在拉明身上时，那群教师像围观拳击比赛一样连声尖叫。
“我和他之间没有爱，你应该知道的。他有了新老婆，要过新日子。有的人只认钱，有的人面对不喜欢的人也笑得出来，只要有利可图。可我不像你们。”她说，“你们”这个代词落在拉明和我之间的某个位置，然后她转身离去，长裙的下摆摩擦着沙子发出沙沙声。
那天下午我让拉明陪我去巴拉。他说是说好，可看上去一副羞愧难当的模样。打车的一路上我们都一言不发，坐渡轮时也如此。我需要换点钱，可等我们来到墙上的小洞口前（窗板的后面，男人坐在高凳上数着用橡皮筋捆着的一大堆一大堆的脏票子），他甩下我自己走了。拉明以前从没把我一个人丢下过，甚至我最希望他走的时候都没有过，现在我发现自己想到这事儿就恐慌。
“可我上哪儿跟你碰头？你要去哪儿？”
“我自己有点小事要跑个腿，但我就在周围，很近，就在轮渡附近。没事的，给我打电话就是了。我要四十分钟。”
我都没机会抗议，他就跑开了。我不相信他要跑个腿的说辞：他只想摆脱我一阵子。可我光换个钱就换了整整两分钟。我先在市场里转悠，后来为了避开招揽生意的，我绕过渡轮到了一个军事碉堡旧址，以前曾是博物馆，现在废弃了，可你仍然可以爬上它的城墙看看河流，看看整个城镇是以怎样令人恼火的方式建成的：它无视河流的存在背水而建，防备着河水一副匍匐的态势，仿佛对岸、大海和跳跃的海豚这些美景叫人讨厌，或供过于求了，或只是携带了太多痛苦的记忆。我又爬下去在渡轮附近徘徊，可我还有二十分钟要消磨，所以我去了可以上网的咖啡馆。平常的场景是这样的：一个个的小伙戴着耳机说“我爱你”或“是呀，我的宝贝姑娘”，而屏幕上呢，年纪不一的白种女人在挥手吹吻，几乎总是英国女人（从她们的家居内饰判断得出），当我站在桌前，为十五分钟的服务支付二十五个达拉西[9]时，我能看见她们齐刷刷地从玻璃砖淋浴房里出来，或在吧台上吃早餐，或绕着假山散步，或懒洋洋地躺在暖房的摇椅里，或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手里拿着手机或笔记本电脑。这些都没什么不寻常的，我见过很多次了，可在这个特别的午后，当我把钱放在桌上时，一个疯癫癫、胡言乱语的男人冲入这里，在电脑间穿插而行，手里挥着长长的雕花手杖，咖啡馆老板停下了收钱的活儿围着终端机追他。疯子相貌堂堂、身形高大，像马赛人，赤着脚，穿着绣了金线的传统大喜吉装，可就是又破又脏，他骇人的头发上盖了一顶明尼苏达高尔夫球场的棒球帽。他轻拍年轻人的肩膀，一侧一次，像国王封爵，直到老板从他手里夺过手杖揍他。挨揍的时候他操着优雅到滑稽的英语口音说个不停，叫我想起了好些个年前“老白”的口音。“好心的先生，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们这些傻瓜里有人知道我是谁吗？你们这些可怜的、可怜的傻瓜？你们竟然不认识我？”
我把钱留在柜台上，出门在阳光下等轮渡。
4
我回到伦敦后和我妈一起吃了饭，她在楼下的“安德鲁·埃德蒙兹”饭店订了座位（“我请客”），可墨绿色的墙壁叫我压抑，其他食客鬼鬼祟祟的目光也让我不解。她撬开我死死抓住手机的右手说：“瞧瞧这。瞧瞧她对你做了什么。指甲脱落，手指出血。”我纳闷我妈什么时候开始在索霍区吃饭的，为什么她看着那么瘦，米丽安又在哪里。如果有认真思考的时间，也许我考虑所有这些问题时应该更深入一点儿，可那晚我妈说个没完，用餐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滔滔不绝地谈论伦敦的“旧城改造”（非但对我讲，也对附近桌边的人讲），从司空见惯的对当代的牢骚抱怨一路演变成一场即兴的历史课。主菜端上来时，我们已经讲到十八世纪初期了。我们就餐（一个后座议员和一个流行歌手的私人助理一起吃牡蛎）的这排联排别墅曾是细木工、窗框工匠、砌砖工和木匠的住所，他们所有人支付的月租金，即使算上通货膨胀的因素，还不够我放入口中的一只牡蛎。“劳动人民，”她一边解释一边把一只苏格兰牡蛎滑进喉咙，“还有激进分子、印度人、犹太人、逃跑的加勒比奴隶。小册子作者和煽动家。罗伯特·韦德伯恩[10]！‘黑鸟’[11]。这也是他们的根据地，就在威斯敏斯特的鼻子下面……现在这儿可没那种事情了——有时候我倒挺希望有的。给我们所有人团结的理由！或奋进的方向！或打倒的目标也行啊。”她朝她脑袋旁边三百多年历史的木质壁板伸出手，伤感地抚摸了一下。“实际上，我的大多数同事甚至记不起来什么是真正的左派，相信我，他们是不想记起来。哦，以前这儿可是真正的温床……”她就这样继续着，像往常一样没完没了，但火力全开、扣人心弦（附近的食客凑过身来蹭听），没有哪句话是冲着我来的，她所有尖锐的棱角都已锉平。空的牡蛎壳被收走了。我习惯性地开始剥指甲根部的外皮。我思忖，只要她大谈过去，那她就不会过问我的现在和将来，不会过问我什么时候不给艾米打工或生孩子，每次见她，避开在这两件事上受到攻击已成为我的首要任务。可她没问艾米，也没问我的任何事。我想：她终于到达了中心，她“掌权”了。是的，即使她喜欢将自己标榜为“党内棘刺”，实际上她终于成了万事的中心，这就有区别了。她现在已经拥有生活中最渴望、最需要的东西：尊重。也许对她来说，我怎么过自己的日子已经无关紧要了。她不必再把我的生活或她养育我的方式看作对她评头论足的工具。虽然我注意到她没有喝酒，但我也将其归因于我妈的形象升级：成熟、清醒、自信，不再处于守势，按她自己的标准获得了成功。
因为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接下来的事情叫我措手不及。她关上话匣，一手托着脑袋说：“亲爱的，我有事儿要找你帮忙。”
她说这话时脸部肌肉抽搐了一下。我做好思想准备，她有一场好戏要演了。现在回想起来，这副扭曲的表情很可能是对真切的生理疼痛做出了诚实的、无意识的反应。
“我本想自己对付的，”她说，“不麻烦你，我知道你很忙，可我不知道到了这个节骨眼，还有谁可以帮我的忙。”
“是的——好了，帮什么忙？”
我正忙着刮掉猪扒上的脂肪。等我终于抬眼看着我妈的脸，她和以往见面时一样倦容满面。
“是你的朋友——特蕾西。”
我放下了餐具。
“哦，说起来有点好笑，可我收到了这封电子邮件，口气挺和气……发送到我接待选民的邮箱。我好几年没见过她了……可我想：噢，特蕾西！是她孩子的事，大儿子——他被学校开除了，她觉得不公平，她想要我帮忙，你瞧，所以我回信了，一开始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这样的信我一直收得到。但到了现在，你懂吧，我不禁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在下套？”
“妈，你在说什么？”
“我确实觉得她发送的电子邮件的数量多得有点离奇，可是……唉，你知道的，她没工作，这很明显，我真不知道她有没有工作过，她还住在那栋要命的公寓里……光这点就够让你受不了的。她肯定有大把的时间——她发了很多电邮，一天两三封。她认为学校不公，驱逐黑人学生。我还真去打听了，可在这件事情上，唉……学校认为他们理由充分，我也不好再插手。我给她回了信，她怒了，发了些怒气冲冲的电邮，我以为事情就好结束了，可惜——还只是开始。”
她焦虑地抓她头巾后面，我注意到她脖子顶部的皮肤已经抓破了。
“可是妈，特蕾西写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回呢？”我抓住桌沿说，“我早该告诉你的，她精神不稳定。我知道好几年了！”
“好啦，首先她是我的选民，我一直给我的选民回信的。她换了名字，你知道的吧，等我发觉她就是你那个特蕾西时，她的电邮就已经变得非常……奇怪，非常怪异。”
“这事儿有多久了？”
“大概六个月了。”
“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亲爱的，”她说着耸耸肩，“我哪来的机会啊？”
她瘦了很多，巨大的头颅在天鹅般的脖颈上看起来摇摇欲坠，这前所未有的脆弱暗示凡人的时间在所有人身上都奏效，她也不例外，这比老一套的指责我当女儿的对她不管不顾要有力得多。我伸出一只手覆在她的手上。
“怎么奇怪了？”
“我真的不想在这儿聊这个。我转发几封电邮给你看。”
“妈，别卖关子。你给我讲讲大概就行。”
“都是侮辱的话，”她说，泪水在她眼中泛起，“我难过了好一阵子了，我现在能收到很多，有时候一天就十几封，我知道把它们当真有点傻，可它们搅得我心烦意乱。”
“你为什么不交给米丽安处理呢？她负责处理你的信件，对吧？”
她把手抽回，换上后座议员的表情，露出紧巴巴、惨兮兮的笑脸，对付针对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问题倒是蛮合适的，但在餐桌上就叫人心里发毛了。
“嗯，你迟早会发觉的：我们已经分手了。我还住在西德茅斯路的公寓里。我显然得留在社区里，我再也找不到那样的房子了，至少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所以我请她搬出去了。当然啦，严格说来这是她的公寓，但她很体谅我，你知道米丽安的。总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俩没伤和气，没公开。就是这样。”
“哦，妈……我很难过。真的。”
“没必要，没必要。有些人没法应付有点儿权力的女人，就是这么回事。我以前遇到过，以后也还会遇到，我肯定。看看拉吉！”她说，我过了好一阵子才反应过来这是“知名活动家”的真名，其实我根本就是忘了。“我刚写完书他就跟个傻姑娘跑了！他写不完书难不成是我的错喽？”
不，我叫她放心，拉吉写不完那本关于西印度群岛“苦力”的书不是她的错——他都写了二十年了；我妈写玛丽·西戈尔[12]的书，从落笔到成书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是的，“知名活动家”要怪只能怪自己。
“男人太可笑了。可结果女人也一样。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件好事吧……有阵子我真的觉得她想插手……唉，她满脑子都是‘我们’在西非的商业行为、人权问题等等——我的意思是，她老鼓励我在下议院提问，都是些我没什么资格发表意见的领域。到头来，虽然有点滑稽，但我觉得她的真实意图是要离间我和你……”还有比这更天方夜谭的吗，但我忍住没说。“……我年纪越来越大了，没有以前的精力了，我真的想把力气用在我的当地事务上，我的选民上。我是当地的代表，这才是我想做的事。我没有更大的野心。别笑，亲爱的，我真的没有。现在没有了。有一次，我对她说，对米丽安说：‘瞧，每天都有人来我的选民接待室，有利比里亚的，有塞内加尔的，有冈比亚的，有科特迪瓦的！我的工作面向全球。这就是我的工作。这些人乘着可怕的小船从世界各地来到我的选区，他们有心理阴影，他们目睹别人死在面前，最终来到这里。这是世间万物给我的启示。我真的觉得这是我命中注定的工作。’可怜的米丽安……她的初衷是好的，老天知道她的组织能力有多么出色，可她有时候视角不对。她想拯救所有人。那种人当然无法成为最好的生活伴侣，但我永远将她视为高效的管理者。”这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有点儿伤心。我在想，是不是有一样寒飕飕的题词在等着我：她不是最好的女儿，但她是一个完美的用餐对象。
“你觉得，”我妈问，“你觉得她是不是精神失常……精神错乱或……”
“米丽安是我见过的脑子最清楚的人。”
“不——你的朋友特蕾西。”
“我希望你别再那么称呼她！”
可我妈没听我说话，她在自己的梦里神游：“你知道，反正……唉，我觉得对她有愧。米丽安觉得我一开始就该为电邮的事报警，可……我不知道……等你年纪变大，以前的事情就不知怎么……它们压在你身上。我记得她来中心接受辅导时……当然我没看过她的档案，可我和那儿的辅导团队聊过，有这种感觉：那会儿她就有问题了，心理健康的问题。也许我不该把她挡在门外，可事事把她放在第一位真的不容易，我很抱歉，但当时我真心觉得她辜负了我的信任、你的信任、大家的信任……当然她还是个孩子，但那是犯罪呀，涉及的钱还不少——我肯定钱都去了她爸那儿。可如果他们指责你怎么办呢？那时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切断所有的联系。唉，我肯定你对这事有很多想法，你的想法一直挺多，但我希望你明白，把你拉扯大可不容易，我苦着呢，最重要的是我得花心思让自己受教育，让自己有资格，可能在你看来心思花得有点多……可我得为你、为自己谋生啊。我知道你爸做不到。他不够强悍。其他人可指望不上。我们只能靠自己。我分身乏术，这就是我的感觉……”她的手越过桌子抓住我的胳膊肘。“我们本该多做一点事……来保护她！”
我感觉她皮包骨头的手指掐了我一下。
“你是走了运，有这么棒的爹。她可没有。你身在福中不知福是因为你走运，你真是天生走运——可我知道。她基本上算我们家庭的一员！”
她在恳求我。聚集在眼里的泪水此时落了下来。
“不，妈……不，她不是。你记错了：你从来都不喜欢她。谁知道那个家庭发生了什么事，谁知道她需要什么保护或要不要保护？没人告诉过我们——她从来不说。那条走廊上的每个家庭都有秘密。”我看着她心想：你想知道我们家的秘密吗？
“妈，你自己刚刚还说过：你没法拯救所有人。”
她连点好几下头，用餐巾擦拭潮湿的面颊。
“没错，”她说，“很正确。可话又说回来，你总能多做一点的，不是吗？”
5
第二天早上，有人打我的英国手机号，我不认识的号码。不是我妈，不是艾米，不是她孩子的父亲们，也不是我的三个大学同学——每年有那么一到两次，他们仍会希望在我的航班起飞之前勾搭我出来喝一杯。我一开始也没认出这个嗓音：我从来没听过米丽安的声音如此严厉冷漠。
“你可知道，”她在几句尴尬的寒暄后问我，“你妈病得不轻？”
我躺在艾米灰色的丝绒睡椅上，眺望肯辛顿花园——灰色的石板，蓝色的天空，绿色的橡树。米丽安说明情况时，我发现眼前的景色和往昔重叠：灰色的水泥，蓝色的天空，越过马栗树，穿过威尔斯登路，通往铁路。隔壁的房间里，我听得到保姆埃斯特尔在给艾米的孩子们立规矩，她抑扬顿挫的口音像木勺的敲打声，勾起了我最初的记忆：摇篮曲，洗澡时间，睡前故事。路过车辆的灯光在天花板上一闪而过。
“喂喂？你还在听吗？”
晚期：病灶在她的脊椎。手术“部分成功”，是二月份的事了（二月份我在哪？）。现在她的病痛有所缓解，但最后一轮化疗使她身体虚弱。她应该休息，让自己恢复。她居然还去下议院，她居然还出去吃饭，我居然由着她。都疯了。
“我怎么知道？她没告诉我。”
我听见米丽安朝我咂嘴。
“有点儿常识的人只要看她一眼就能知道出问题了！”
我哭了。米丽安耐心地听着。我的第一反应是挂掉电话给我妈打过去，可刚想这么做，米丽安就恳求我不要。
“她不想让你知道。她知道你得南奔北走什么的——她不想打扰你的计划。她会知道我告诉你了。我是唯一知道的人。”
我无法忍受别人这么看待我：我亲妈宁愿死也不想打扰我。为了不做这样的人，我换上夸张的态度，在根本不知道可不可行的情况下提出让艾米在哈利街的许多私人医生去看看。米丽安悲伤地拒绝了。
“私人医生？你到现在还不了解你妈吗？不用，如果你想为她做点什么，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最该做的是什么。这个骚扰她的疯女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上心，可这事得停，她满脑子想的只有这事——这种时候可不该关心这种事了。她和我说她跟你聊过这事？”
“对。她要转发我邮件的，可她没发。”
“我有，我来发。”
“噢，好的……我以为——我的意思是，她在吃饭时说你俩已经……”
“没错，没错，好几个月之前。可你妈会永远在我的生命里。她不是那种一旦走入你的生活，就能一下子走出去的人。不管怎么说吧，你在乎的人生病了，其他所有事情……都不存在了。”
几分钟后，我挂断电话，邮件一波波陆续到达，最后我收到了五十多封。我呆坐在读信的地方，怒火中烧。文风霸道，只让我觉得自己不中用——仿佛特蕾西对我妈怀揣的情感比我还多，不过信里表露的不是爱，全是恨。她居然写得那么好，也叫我很震惊，一点不无聊，一秒钟也不无聊，她的阅读障碍和众多语法错误都没能成为她的绊脚石：她具备引人入胜的天赋。只要你开始读了，就一定想读完。她对我妈的核心控诉是“忽视”：忽视她儿子在学校的问题，忽视她的投诉和电邮，忽视她（指的是我妈）推进选民利益的职责。老实说，我不觉得最初的邮件是在无理取闹，可后来特蕾西扩大了她的攻击范围：忽视区内的公办学校，忽视那些学校里的黑人孩子，忽视英格兰的黑人，忽视英格兰的黑人阶级，忽视单亲妈妈，忽视单亲妈妈的孩子，以及多年以前忽视一位单亲妈妈的独生女——特蕾西自己。叫我好奇的是，她在这里写了“单亲妈妈”，仿佛她爸根本不存在一样。语气变成了诅咒和辱骂。有些邮件她像是在喝醉或吸毒时写的。没过多久就成了特蕾西一个人的独角戏，系统地剖析她认为我妈让她失望的种种行径。你从来不喜欢我，你从来不想我在旁边，你总想羞辱我，你总觉得我不够好，你害怕跟我扯上关系，你总是两面三刀，你假装心系社区可其实只是为了自己，你告诉所有人是我偷了钱，可你没证据也从来不捍卫我。有一整批邮件只提公租房的事。政府不作为，不去改善公租房居民居住的公寓，这些公寓一副衰败之象（它们几乎都在特蕾西居住的街区），自八十年代初期之后就无人问津了。同时，马路对面的公租房（我家的公租房，市政委员会正忙着低价出售）满是年轻的白人夫妻和他们的宝宝，一副“操蛋的度假酒店”的模样。还有，我妈要怎么处置在托贝路拐角处卖毒品的小伙？怎么处置关门的游泳池？怎么处置威尔斯登街上的妓院？
就是这样：个人的仇恨、苦痛的回忆、精明的政治抗议和作为一名当地居民的牢骚抱怨交织成超现实主义的大杂烩。我注意到，时间一周周过去，信件也变得越来越长，从开始的一两段演变成长篇大论。最近的一些信里，胡思乱想和“你们都想害我”的论调重新登场，我印象中十年前就初现端倪了，就算不是文字的形式，思维上已是如此。黑手在幕后：现在，一个十八世纪的巴伐利亚秘密教派从内部迫害中幸存，终在当今世界立足，其成员中有很多有钱有势、名扬四海的黑人，他们与精英白人和犹太人勾结。特蕾西在深入研究这一切，并愈发相信我妈可能是这些人的工具，虽是小角色却十分危险，一寸一寸成功地打入了英国政府的核心。
刚过正午我就读完了最后一封电邮，穿好外套走上马路，等52路公交车。我在邦斯贝利公园下了车，走完长长的基督堂大道，来到特蕾西的公租房，爬上楼梯按响门铃。她肯定正好在过道，因为她立马就开了门，臀部挂着个四五个月大、脸背对着我的新生儿。她身后，我听见更多孩子吵吵闹闹的声音，还有一台音量很大的电视机。我不知道此行有什么结果，但我面前是一个神色焦虑、体格粗壮的中年妇女，穿的是毛巾布睡裤、室内拖鞋和写着“服从”二字的黑色运动衫。我的样子要年轻得多。
“是你啊。”她说。她用手托住婴儿的头。
“特蕾西，我们得谈谈。”
“妈妈！”屋里传来一声吼叫。“是谁啊？”
“是啊，那个，在我烧了一半午饭的时候聊？”
“我妈活不了多久了，”我说，儿时夸大其词的老习惯不由自主地就回来了，“你得停下你干的……”
这时，她两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在门口探头探脑地看我。女孩看起来像白人，有波浪形的褐色头发和海绿色的眼睛。男孩继承了特蕾西的肤色，梳着弹性十足的非洲头，但看着跟她不怎么像：肯定像他爸爸。婴儿的肤色比我们所有人都深，她朝我扭过脸时，我看见她就是活脱脱的小特蕾西，漂亮得没话说。他们都很漂亮。
“我能进来吗？”
她没回答。她叹了口气，用穿着拖鞋的脚把门踢开，我就跟着她进去了。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小女孩问我，没等我回答她就把手塞到了我的手里。我们穿过过道时，我意识到自己的到来打断了正在放映的《南太平洋》[13]。这一细节打动了我，我几乎快想不起可恶的电邮骚扰者特蕾西，或者十年前把那封信塞入我门缝的特蕾西。我认识的是花一整个下午看《南太平洋》的特蕾西，我爱那个姑娘。
“你喜欢吗？”她的女儿问我，我说我喜欢，她拽着我的胳膊，让我坐在靠背长椅上她和她哥哥之间的位置——她哥哥在玩打电话的游戏。我穿过邦斯贝利公园时还义愤填膺，可现在我很有可能在这张沙发上坐一下午，握着小女孩的手看《南太平洋》。我问她叫什么。
“玛利亚·幂幂·阿利希娅·香提儿！”
“她叫洁妮。”男孩头也没抬地说。我觉得他看着约莫八岁，洁妮五六岁。
“那你叫什么呢？”我问。我难为情地在自己的声音里听出了我妈的腔调——无论跟多大的孩子说话都不考虑他们的情感。
“我叫波沃！”他模仿我的语调说话，连自己都笑出来，这笑声和特蕾西如出一辙，“你又是什么来头，女人小姐？你是从社会保障部来的吗？”
“不是，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我们一起长大的。”
“唔，也许吧。”他说道，仿佛过去的事是他可信可不信的假设。他再次投入到正在玩的游戏里。“可从没见过你，所以我怀疑着呢。”
“这段就是《快乐谈话》了！”洁妮指着屏幕快活地说，我说，“没错，可我得和你妈妈说个话。”可我浑身上下的每个细胞都想继续赖在沙发里，握着她温热的小手，感受波沃的膝盖不经意地停歇在我的膝盖上。
“好吧，可你说完就赶紧回来吧！”
她在厨房里忙前忙后，女婴挂在她臀部，我进去时她连停都没停。
“讨人喜欢的孩子。”她堆盘子、收餐具的时候我听见自己这么说。“可爱——还机灵。”
她打开烤箱；它几乎剐到对面的墙。
“你烤什么呢？”
她又用力关上烤箱，背对着我把婴儿换到另一侧。什么都颠倒了：我成了殷勤关切、心怀歉意的那个，她倒义正辞严。这间公寓似乎有让我扮演顺从角色的力量。在特蕾西生活的舞台上，我没有别的角色可以演。
“我真的需要跟你谈谈。”我又说一次。
她转过身。起初她一脸正色，可等我俩四目相对，我们都笑了，无意识的笑，两头都是假笑。
“我可笑不出，”她说着重新换上一脸正色，“如果你来这儿是想逗我笑的，你最好还是走吧，因为我可没这心情。”
“我来这儿是想要你别再骚扰我妈。”
“她就这么跟你说的！”
“特蕾西，我看了你写的邮件。”
她把婴儿搁在肩头，轻晃着她，一次次拍她的背。
“听着，我住在这个地方，”她说，“不像你。我知道在发生什么。他们在议会里想说什么都行，可我才是对这里知根知底的人，而你妈的职责就是代表这些街道。她每隔一晚就会上一次电视，可你看见这里有变化了吗？我儿子智商130——听见没？他是测过的。他有多动症，他的大脑转得太快，他在那个狗屁学校里每天都无聊至极。是啊，他摊上事儿了。因为他觉得无聊啊！所有这么些个老师能想到的办法居然是开除他！”
“特蕾西，这事儿我不了解——可你能不能……”
“噢，别哔哔个没完了，帮把手吧。帮我把这些盘子端进去。”
她把盘子递给我，把餐具摆在上面，指示我端回客厅。在客厅里，我为她的家人铺好小圆桌，就像小时候为她的洋娃娃摆好下午茶。
“午餐准备好了！”她似乎是在模仿我的腔调。她调皮地在两个年龄稍大的孩子的后脑勺上打了一下。
“如果还是烤宽面条，我要跪下来哭了，”波沃说，然后特蕾西说，“就是烤宽面条。”波沃摆好造型，滑稽地用拳头砸地板。
“起来，胡闹鬼。”特蕾西说，他们都在笑，于是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我的使命了。
餐桌上，我静静地坐着，每件小事都值得他们吵嘴和大笑，貌似所有人都尽可能大声地说话，想骂什么就骂什么，特蕾西一边单手吃饭，一边跟另外两个打打闹闹，小婴儿在她的膝头被上下弹起。也许她们平时就是这么吃午饭的，可我却不由得怀疑这也是特蕾西的一种表演，她要表达的是：看看我的生活多么充实。看看你的生活多么空虚。
“你还在跳舞吗？”我突然打断他们问道，“我的意思是，以此为职业？”
桌上安静了，特蕾西朝我扭过头。
“我看起来像还在跳舞的样子吗？”她低头看看自己，看看桌边，笑得刺耳。“我知道我很棒，可……有点眼力劲儿行么。”
“我……我没跟你说过，特蕾西，我看过你表演《演艺船》。”
她一点儿也没露出惊讶之情。我疑心她是不是当年就发现我了。
“是呀，嗳，都是些陈年烂芝麻的事了。我妈病了，没人照看孩子……日子不好过了。我自己身体也不好。我没那个命。”
“他们的爸爸呢？”
“什么他们的爸爸？”
“他为什么不照看他们？”我刻意使用单数，可特蕾西对委婉和伪善总那么敏感，完全没被障眼法蒙蔽。
“呵呵，正如你所见，我试过香草、牛奶咖啡和巧克力，你猜猜我得出什么结论？剥了衣服他们都一个屌样：男人。”
我被她的措辞吓了一跳，可孩子们的椅子朝着《南太平洋》，似乎没注意或不在意。
“也许问题在于你选了什么样的男人。”
特蕾西翻了个白眼：“谢谢你，弗洛伊德博士[14]！我都没想到！还有什么金玉良言要赐给我？”
我埋头吃宽面条，面条中间还有点冻，但挺好吃的。它让我想起了她妈，我问她还好不好。
“她死了，几个月前。她死了吗，小公主？她死了。”
“外婆死了。她去天使那儿了！”
“没错。现在就剩我们了。但我们很好。这些狗日的做福利救济工作的成天骚扰我们，可我们好得很呢。四个火枪手。”
“我们把外婆一把大火烧了！”
波沃转过身：“你真是笨蛋——我们可不只是烧了她，好吧？说得像我们把她放在篝火上烤似的！她火—化了。比装在密封盒子里埋进土里好。不要了谢谢。我也想跟她一样。外婆像我，因为她讨厌密封的地方。她有幽闭—恐惧—症。所以她总是爬楼梯。”
特蕾西爱意满满地笑起来，探身去摸波沃，可他一弯腰躲开了。
“可她见过孩子们啦，”她喃喃着，几乎在自言自语，“就连小贝拉也见过了。所以这件事上我感觉还挺好。”
她把贝拉凑到嘴边，一个劲儿地亲她的鼻子，然后看着我指指我的子宫：“你在等什么呢？”
我把鼻子翘上天，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个动作是学来的（我洋洋得意或不为所动时就会这样，好多年了），意识到动作的原主人就是坐我对面的女人。
“合适的境况，”我说，“合适的时机。”
她笑笑，脸上是一贯的残酷神情：“哦，好吧。祝你好运了。真有意思，不是吗。”她为了突显效果故意让口音更夸张，脸朝着电视机，而不是我：“有钱的人不下蛋，没钱的人生一串。估计你妈可没少说三道四。”
孩子们吃完了。我把他们的盘子收进厨房，在厨房的高凳子上坐了一会儿，像艾米的瑜伽老师教我们所有人的那样有意地吸气呼气，透过狭长的窗玻璃眺望停车场。我要从她嘴里得到回答，重新回到主线上来。我努力地思考，重回客厅时怎么才能以对我有利的方式扭转这个下午，可我还没想好特蕾西就走进来说：“问题是，我和你妈之间的事情就是我和你妈之间的事情。我都想不通你来这儿干吗，说实话。”
“我在试着理解你为什么会……”
“呵，可这就是问题！咱俩之间再也没有理解可言了！你现在属于不同的体系了。像你这样的人以为能控制一切。可你不能控制我！”
“像我这样的人？你在说什么？特蕾西，你现在是成年人了，你有三个漂亮的孩子，你真该控制一下这种乱七八糟的……”
“你想给它起什么好听的名字都行，亲爱的：体系就是有，你和你狗日的老娘都是其中一员。”
我起身。
“别再骚扰我的家人，特蕾西。”我步伐坚定地走出厨房，穿过客厅走向前门，特蕾西紧随不舍。“如果你再继续，我会要求警方介入。”
“好呀，好呀，走着瞧，走着瞧。”她说完在我身后摔了门。
6
十二月初，艾米回来检查她的学校办得如何，随行人员不多（格兰奇、朱迪、她傻乎乎的邮件代写人玛丽–贝丝、费恩和我），没有媒体，唯有一个议程：她想提议在学校里建一个性健康诊所。原则上无人反对，可也很难想象如何光天化日地称之为“性健康诊所”，很难想象费恩说当地姑娘容易在性方面受害的言辞谨慎的报告（他收集信息的过程很慢，获得了少数女教师的极大信任，她们冒着巨大的风险配合他的工作）如何被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却不会导致人际关系混乱、千夫所指，甚至我们整个项目的流产。来程的航班上我们讨论起这个问题。我磕磕绊绊地想告诉艾米谨慎处理的必要性，告诉她我对当地境况的了解（我心里想的是哈瓦），而费恩更有说服力地论述了之前德国的一个非政府医疗机构介入附近一个所有女性都施行割礼的曼丁卡村落的经验：德国护士发现拐弯抹角的方式赢得了好感，而直截了当的谴责毫无效果。艾米对这些对比皱皱眉头，又接起自己刚才的话茬：“瞧，我在本迪戈就遇到过，我在纽约也遇到过，这种事到处都有。这跟你说的‘本地境况’没半毛钱关系——到处都一样。我有个大家族，堂表兄弟和叔叔伯伯来来往往——我知道怎么回事。我敢跟你赌一百万美元，你走进世界上随便什么地方、随便什么有三十个姑娘的教室，至少有一个姑娘有不能开口的秘密。我至今记得。我无处可去。我想让这些姑娘有地方去！”
相比她的激情和奉献精神，我们的资质和关切显得又小气又狭隘，但我们软磨硬泡终于说服她别用“诊所”这个词（至少跟当地的母亲们讨论时别用），别太强调经期健康——对于很多没钱购买卫生用品的姑娘来说，问题本身就很复杂。但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我并不觉得艾米说错了：我记得我自己的教室、舞蹈课、操场、青年团体、生日聚会、女子单身派对，我记得总有那么个心怀秘密的姑娘，她遮遮掩掩、支离破碎。我和艾米一起穿过村子，走进村民的家，跟他们握手，享用他们的食物和饮料，被他们的孩子拥抱，这种时候，我常常觉得又见到了她，这个姑娘活在世上各地、史上各时，这个姑娘正在扫地，或倒茶，或背着别人的婴孩望着你，心怀无法言说的秘密。
这是困难重重的第一天。我们很高兴回来，拜访我们不再感到陌生或另类的村庄、见见熟悉的面孔（对费恩来说已经是亲密的朋友），总有意外的惊喜，但我们也很紧张，因为我们知道尽管艾米尽职尽责，在有拍照任务在身的格兰奇的照片里也能笑靥如花，然而：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拉明。每隔几分钟她就朝玛丽–贝丝使眼色，玛丽–贝丝再次尝试接通电话，但只得到语音邮件。我们去拉明亲戚朋友的几个宅子里打听他的下落，可似乎没人知道他在哪，他们昨天或今天一早见过他，他可能去巴拉或班珠尔了，也可能去塞内加尔见家人了。到了傍晚时分，艾米已经在努力掩饰怒火了。我们本来是要问问村民对于村里变化的感受，他们还想看到什么样的变化，可他们跟艾米话一说长，她就两眼呆滞无神，我们在宅子里进进出出，停留的时间都很短，很不礼貌。我想多待一会儿：我在想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拜访，我急迫地想留住我看见的一切，铭记这个村庄，它穿透一切的光线，绿油油和黄澄澄的植物，那些长着血红色喙的白鸟，还有人，我的族人。然而，在这些街道的某个地方，一个年轻男人正在躲避艾米，对于谁都想巴结一下的她而言，这是种屈辱的、前所未有的感觉。我看得出，为了不被这事烦心，她决意继续前行，虽说她的目的妨碍了我的目的，可我仍对她报以同情之心。我比她小十二岁，但就连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年纪了：我们在每个宅子里遇见的那些个年轻得不像话的姑娘们，她们太漂亮了，她们在那个炎热的午后出现在我俩面前，拥有你身上一旦流逝、再多的权力或金钱也无法挽回的那件东西。
就在日落前，我们到了村子最东端的边界，边界那头就不再是村落，又变成灌木区了。这里没有住宅，只有瓦楞铁皮屋顶的茅屋，在其中一间茅屋里，我们见到了那个婴儿。大家都很累，很热，一开始我们并没注意到这个小空间里除了正在跟艾米握手的女人，竟还有其他人，可当我给格兰奇腾出位子好让他进屋不用晒太阳时，我看到一个婴儿躺在地上的一块布上，旁边有个约莫九岁的女孩，抚摸着婴儿的脸蛋。我们当然见过很多婴儿，但没见过这么小的：三天大。那女人把她裹成小包递给艾米，艾米接过她搂在怀里，站在原地盯着看，人们怀抱新生儿时觉得应该说说的客套话她一句也没说。格兰奇和我尴尬不已，凑过去替她圆场：女孩还是男孩，多漂亮呀，这么小，这样的眼睛，这样可爱浓黑的头发。我机械地说着这些话（我以前说过很多次），直到我看见了她。她的眼睛奇大，黑紫色，眼神茫然，睫毛浓密。不管我使什么办法想让她看看我，她就是不看。她是个拒绝赐我恩宠的小小神灵，尽管我已双膝跪地。艾米把婴儿搂得更紧，背对我，把鼻子贴在孩子的小嘴上。格兰奇去外面透透气。我再次凑近艾米，伸长脖子看着婴儿。时光流逝。我俩肩并肩，距离近到了不自在的地步，汗水蹭到了对方身上，但谁都不愿从能被婴儿看到的地方离开。婴儿的母亲在说话，但我觉得我们谁也没在听她说。最后艾米一万个不愿意地转过身，将婴儿交到我怀里。也许这是一种化学反应，就像在情侣之间流动的多巴胺。我沉溺其中。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类似的经历，而此后也再也没有。
“你喜欢她？你喜欢她？”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男人快活地说，“带她去伦敦！哈哈！你喜欢她？”
我还是把她重新交回到她母亲手中。与此同时，我想象如果做出不同的抉择，我将会怀抱婴儿径直跑开，打车奔赴机场，飞回家去。
太阳落山了，没法再拜访村民了，我们决定今天到此为止，第二天早上集合去参观学校，参加村里的会议。艾米和剩下的人跟着费恩到了粉红色的房子。我很好奇上次拜访哈瓦后有什么新进展，就去了她家。在一片黑暗中，我无比缓慢地摸索着印象中通往主要十字路口的路，像盲人一样伸手摸树干，每转一个弯都吓得不轻：我能感到很多大人小孩从我身边经过，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没有手电筒，但走得很快，也不迷路。我终于走到十字路口，离哈瓦家的大门只有几步之遥了，突然拉明从我身旁出现了。我跟他拥抱了一下，告诉他艾米一直在找他，盼着明天跟他见面呢。
“我就在这里。我哪儿也没去。”
“那个，我要去看哈瓦——你来吗？”
“你可找不到她。她两天前走了，结婚去了。她明天回来省亲，会想见见你的。”
我想说点安慰人的话，可找不到合适的措辞。
“你明天一定要来参观学校，”我又说一遍，“艾米整天找你。”
他朝地上的一块石头一脚踢去。
“艾米是位讨人喜欢的女士，她帮我，我心里感激，可是……”他说到一半打住了，像个跳远半途而废、之后又不管三七二十一突然起跳的人，“她是个老女人了！我还年轻。年轻男人想要孩子！”
我们站在哈瓦家门外，彼此对视。我们离得很近，我的脖子上能感觉到他的气息。我想当时我知道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就在那个晚上，或者下个晚上，也知道没有更清晰更明确的解决办法，不过是用身体提供安慰。我们没有接吻，当时没有，他甚至没有牵我的手。没有必要。我们都明白，一切都已注定。
“好了，进去吧。”他最后说，推开哈瓦家的大门，仿佛是推开自家大门一样。“你来了，不早了。你要在这儿吃饭。”
哈瓦的哥哥巴布站在凉台上向外望，差不多就在我上次见到他的位置。我们很热情地跟对方打招呼：跟我遇到的所有人一样，他将我选择再次返回视为一种美德，或者说他假装是这么回事。对拉明，他只点了下头，是因为熟悉还是冷淡我也说不上来。可当我问起哈瓦，他无疑拉下了脸。
“我昨天去参加了婚礼，唯一的证婚人。就我自己的话，我不介意有没有歌手或礼服或一盘盘的食物——都跟我没关系。可我的奶奶们！噢，她可是在这个地方扔下个炸弹！我这辈子到死都得听女人抱怨个没完！”
“你觉得她幸福吗？”
他笑了，仿佛我终于原形毕露了。
“啊，是啊——对美国人来说这总是最重要的问题！”
晚饭端来了，真心丰盛，我们在露天吃饭，祖母们在凉台的另一端围成一圈唠唠叨叨，偶尔朝我们这里望一眼，但她们实在忙于讨论，没空给我们太多关注。我们脚下有一台太阳能灯，从下往上照着我们：我可以看到我的食物、拉明和哈瓦哥哥面孔的下半部分，再远一点是和平时一样忙碌吵闹的声响：家务活的声音，孩子们哭笑、喊叫的声音，人们穿过院子在外屋来回走动的声音。你从来听不到男人的声音，但现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就有，拉明突然起身指着宅子的墙——门口的左右两侧各坐了五六个男人，腿朝着马路。拉明上前一步，可哈瓦的哥哥抓住他的肩把他按回到座位上，换自己去了，旁边跟着他的两个祖母。我看到年轻人中有一个在抽烟，此时把烟灰掸落在我们的院子里，但哈瓦的哥哥过去后双方话说得并不多：他说了点什么，一个小伙笑起来，祖母说了点什么，他又开了口，这次口气更强硬，然后六个背影默默地出了视线。刚才开口说话的祖母打开门，目送他们沿着路走远。月亮从云层中露出脸来，从我站的位置能看到他们中至少有一人背着枪。
“他们不是本地人，他们是从这个国家的另一边来的。”哈瓦的哥哥重新回来跟我聊天。他仍摆着没有生气的会议室笑脸，但是透过他的名牌眼镜，我看得出他眼里的摇摆不定。“我们见得越来越多了。他们听说总统想要统治十亿年。他们的耐心要耗尽了。他们开始听其他的声音。外来的声音。或者神明的声音，你若相信，在市场上花二十五达拉西买一盒卡西欧磁带就听得到。是的，他们没耐心了，我不怪他们。就连我们淡定的拉明、我们耐心的拉明——连他也没耐心了。”
拉明伸手取了一片白面包，没说话。
“你什么时候走？”巴布问拉明，满是评头品足、谴责怪罪的口气，于是我以为他说的是“走后门”。我脸上肯定是闪过了惶恐的神色，两人不约而同笑出声来：“不，不，不，他会拿到官方文件的。都安排好了，谢谢你们在这里的人。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最聪明的年轻人，而现在你们又带走一个。挺伤感的，可社会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你才走了呢。”拉明绷着脸说。他从嘴里拉出一根鱼刺。
“不一样的时候。那时这里不需要我。”
“现在这里不需要我。”
巴布没有回答，他的妹妹不在，没人东拉西扯地填充我们之间的沟壑。等我们沉默地吃完晚饭，我抢在那些许多仍是孩童的侍女之前清空收好盘子，朝宅子最后一个房间的方向走，我以前见那些姑娘去过，现在看出是个卧室。我站在昏暗的光线下，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五六个在睡觉的孩子里有一个从单人床上抬起头来，看到我手里的重物，指了指让我穿过窗帘。我发现到了室外，又到了院子里，可这次是后院，祖母们和一些年长点的姑娘围蹲在几桶水旁边，水里是衣服，她们正用大块的灰色肥皂洗衣服。一圈太阳能灯照亮了洗衣现场。我来时，她们正巧停下活儿围观动物剧场的一场现场演出：一只小公鸡追一只母鸡，制服了她，用他的爪子压住她的脖子，把她的脑袋揿入土里，终于骑在她身上了。这过程只花了一分钟，但母鸡全程一副无聊的样子，等不及想去干别的事，所以小公鸡野蛮强暴她的行为有点好笑。“大男人！大男人！”祖母中有一个发现了我，指着小公鸡大喊道。女人们笑了，母鸡被放开了：她原地打转，一次，两次，三次，显然是昏了头，最后回到母鸡舍，和她的姐妹、她的小鸡团聚。我把盘子放在要我放的地方（地上），回去时发现拉明已经走了。我明白这是个暗号。我说我也要睡觉了，但我穿着衣服躺在房间里，等着人类活动最后的声响褪去。子夜前，我捎上头灯，轻轻穿过院子，走出宅子，穿过村庄。
艾米以为此次访问是“实况调查之旅”，但在村委会眼里，我们做什么都是举办庆典活动的理由，第二天，等我们参观完学校走进院子，发现芒果树下有一圈鼓手等着我们：十二个中老年妇女，鼓塞在大腿之间。就连费恩也没得到事先通知，计划又要推迟了，艾米心烦意乱，但又逃不开躲不掉：这是一场伏击。孩子鱼贯而出，在他们的鼓手妈妈外围形成第二个大圈，我们“美国人”被要求坐在最内圈从教室里搬来的小椅子上。教师们去端的椅子，他们从学校的另一头走过来，经过拉明的数学教室时，我在他们当中发现拉明和哈瓦走在一起，每人手里都端着四把小椅子。可当我看到他时，我既没觉得哪里不自在，也没觉得惭愧：前一晚的事情与我白天的生活如此泾渭分明，仿佛没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发生在一个心怀其他目的、无法示人的影子身上。我朝他俩挥手——他们不像看见了我的样子。击鼓开始了。我没法压过鼓声大喊。我背过身去对着鼓圈，坐在了他们要我坐的地方，艾米的旁边。围成圈的女人们开始轮流把鼓放在一旁，激情四射地热舞三分钟——一种预热，可尽管她们脚下功夫了得、摆臀功夫非凡，她们却没有把脸转向外面的观众，而是一直面朝她们正在击鼓的姐妹，背对我们。第二个女人开始跳舞时，哈瓦进了圈子，坐在我旁边专门为她留的座位上，可拉明只是朝艾米点点头，然后坐在了圆圈的另一侧，想必是能离她多远就离她多远。我捏捏哈瓦的手，奉上我的祝福。
“我很开心。我今天来这儿可不容易，但我想见见你！”
“巴卡里也来了吗？”
“没！他以为我在巴拉买鱼呢！他不喜欢这样跳舞。”她说着稍稍动了动脚，跟在我们几码之外跺脚的女人保持一样的节拍。“可当然我自己又不跳，所以没对不住他。”
我又捏了捏她的手。在她身边有种奇妙的感觉，她会将所有的情况都切割成自己的维度，相信自己可以适应一切，直到正合分寸，也不管“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信条已经过时。就在此时，一种为人父母（也许这里我该写“为人母”）的保护欲在我体内奔腾：我紧抓住她的手，紧过了头，（毫无理智地）希望这样便能赐予她保护，保护她免受恶灵的侵扰，就像从伊斯兰隐士那里买廉价护身符一样——我对恶灵的存在已不再怀疑。可当她转身看见我眉头紧蹙，她就笑话我，挣脱我的手，鼓掌欢迎格兰奇进到圈子里来；格兰奇呢，权当这是霹雳舞者的圈子，炫耀起他复杂的脚下动作，颇讨鼓手妈妈们的欢心。片刻的不动声色后，艾米在恰当的火候加入了他的舞蹈。我不想看她，回头回脑地张望这圈子里所有顽钝固执、不可动摇、悲入歧途的爱情。我能感觉到费恩在我右边盯着我看。我看着拉明时不时地抬起头，目光只停留在哈瓦身上，她完美的脸蛋像紧紧包裹的礼物。可到头来我还是躲不开艾米的身影，她为拉明而舞，朝拉明而舞，舞给拉明看。就像为祈雨而舞的人，雨却不会下。
八个女鼓手跳完后，就连玛丽–贝丝也试着跳了一曲，轮到我了。两个妈妈各拉着我的一条手臂，将我拖上前去。艾米已经即兴表演过了，格兰奇已经载入史册了（月球漫步舞、机器人舞、鬼步舞），但我对舞蹈一无所知，唯有本能。那两个女人边朝我跳舞边逗弄我，我看了一阵子，仔细聆听多重的节拍，知道她们跳的我也能跳。我站到她俩之间，一步一步跟上她们的拍子。孩子们嗨爆了。排山倒海的尖叫朝我而来，我听不见鼓声了，继续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应女人们的动作——她们一个拍子也不落下，她们能透过一切嘈杂听见节拍。五分钟后我完成了任务，比跑了六英里还累。
我在哈瓦旁边瘫坐下来，她从新头巾的褶子里摸出一小片布头，让我擦去脸上的一些汗。
“他们为什么说‘太坏’？我跳得有那么坏吗？”
“没！你很棒！他们说的是：太拜，意思是——”她的手掠过我脸颊的皮肤。“所以他们说的是：‘虽然你是白人姑娘，可你跳起舞来像黑人！’一点儿没错：你和艾米，你们俩——你们跳起舞来真的像黑人。要我说，这是大大的恭维。我没想过你能这样！我的老天，我的老天，你竟然和格兰奇跳得一样好！”
艾米偷听到了，大笑起来。
7
圣诞节前几天，在伦敦的住所里，我坐在艾米书房的桌子前敲定了新年派对的名单，突然听到埃斯特尔的声音，她在楼上的某个地方说：“豪（好）啦，豪（好）啦。”这是星期天，二楼办公室关着门。孩子们还没有从新的寄宿学校回来，朱迪和艾米在冰岛，要住两个晚上，做推广活动。自从孩子们上学后，我就再没看见过埃斯特尔或听见过她的声音（如果说我还想得起她来），以为她已经不在这里干活了。此刻我听到那熟悉的口音：“豪（好）啦，豪（好）啦。”我跑上一层楼，发现她在卡拉的老房间里，就是我们以前称为育儿室的地方。她站在推拉窗的边上，向外眺望公园，穿的是舒适的“卡洛驰”鞋和绣着金线（像装饰用的金属箔）的黑毛衣，还有一条实用但和时尚绝缘的起褶的海军裤。她背对着我，可听见我的脚步声后她转过身来，怀里是一个襁褓里的婴儿。它被裹得太紧了，看起来都不像真人，像个道具。我迅速靠近，伸出手来——“你不嫩（能）上来就摸宝宝！你的手得洗干净！”——我狠狠地克制自己，才从她俩身边退回一步，手放到背后。
“埃斯特尔，那是谁的宝宝？”
婴儿打了个哈欠。埃斯特尔宠溺地低头看着她。
“杉（三）个礼拜前收养的，我觉得。你不知道？我以为所有人都知道呢！可她昨晚才到这里。她叫桑科法——别闷（问）我这是什么名字，因为我没法告诉你。为什么有人相（想）给这么可爱的小宝宝起那样的名字，我可说不上来。我就叫她桑德拉，除非有人纠正我。”
一样黑紫色的眼睛，一样飘忽的眼神，从我身上掠过，自得其乐。从埃斯特尔的声音里，我听得出孩子给她的快乐——在我看来，比几乎是她一手带大的杰伊和卡拉带给她的快乐多得多。我努力集中精神，听她讲她怀中这个“好幸运好幸运的小姑娘”的故事，她从“蛮荒之地”被拯救出来，投入“奢华的怀抱”。最好别去琢磨事情是怎么摆平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搞定了跨国收养。我再次伸出手。我的手在颤抖。
“我现在可要给她洗澡了，如果你这么相（想）抱抱她，跟我上楼吧，你能洗个手。”
我们去了艾米的大套房，套房已经在什么时候悄悄改造成了宝宝房：一套印有兔耳的毛巾、婴儿爽身粉和婴儿油、婴儿浴绵和婴儿肥皂，澡盆边缘排着五六个颜色各异的塑料鸭子。
“所有这些废物！”埃斯特尔俯下身去看一个古怪的小装置：它是毛巾布料子的，金属的边框勾在澡盆边缘，看起来像给小老头用的太阳椅。“所有这些设备。这么丁点儿大的宝宝只能在水槽里洗澡。”
我跪在埃斯特尔旁边，帮忙打开小小的襁褓。青蛙姿势的手脚舒展开来，她吓坏了。
“吓着了，”宝宝嚎啕时埃斯特尔这么解释，“她刚才挺暖和，裹得又紧，现在冷冰冰的，还松开了。”
我站在一边看她把愤怒尖叫的桑科法向下放入一个价值七千镑的维多利亚风大瓷盆里。我记得是我下的订单。
“豪（好）啦，豪（好）啦，”埃斯特尔边说边用布擦拭孩子密密的皱褶。过了一会儿，她用手托起桑科法小小的后背，吻吻她还在尖叫的脸，让我把襁褓毯子在地暖地板上平摊成一个三角。我坐到脚后跟上，看着埃斯特尔把椰子油涂满婴儿的全身。对于我这种最多也就是把娃娃在手里抱那么一小会儿的人来说，整个过程可谓技艺精湛。
“你有孩子吗，埃斯特尔？”
十八岁、十六岁和十五岁——可她手上很油，所以她让我掏她后面的口袋，我拽出了她的手机。我滑向右侧，看了片刻：一个身穿高中毕业生长袍、干净高挑的小伙，一头站一个面带微笑的妹妹。她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特长，个子多高，脾气如何，还有每个人多久跟她打网络电话或在脸书上回复她（或者不跟她打，不给她回）。不够频繁。我们给艾米打工的十年左右里，这是我俩谈话最长、最亲密的一次。
“我的麻麻（妈妈）替我照顾他们。他们念的是金斯顿最好的学校。接下来他要去西印度群岛大学念工程学。他是个优秀的小伙子。两个姑娘都以他为榜样。他是明星。她们太崇拜他了。”
“我是牙买加人。”我说，埃斯特尔点点头，对宝宝笑容可掬。她这样的笑，我见过很多次，当她委婉地迁就孩子们或艾米的时候。我红了脸，纠正自己的话。
“我是说，我妈的老家是圣凯瑟琳区。”
“噢，是呀。我懂了。你去过辣（那）里吗？”
“没。还没去过。”
“嗯，你还年轻呢。”她将婴儿重新包入襁褓，搂在胸口。“有大把的时间。”
圣诞节来了。艾米向我、向我们所有人展示了婴儿，生米煮成熟饭了，合法收养，是孩子父母提出并同意的，没人提出质疑，或者说没有大声质疑。在极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同意”又能意味什么，没人去问。婴儿是艾米的掌上明珠，每个人看起来都为她高兴——这是她的圣诞奇迹。我一肚子狐疑，知道整个过程都瞒着我，直到运作完毕。
数月后，我最后一次回到村子，到处询问。没有人愿意跟我谈这事，只说好听的套话。孩子的亲生父母不再在当地生活，似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搬去了哪。就算费尔南多知道点内幕，他也不会告诉我，而哈瓦也已经和她的巴卡里搬到了萨拉昆达。拉明消沉地在村里瞎转悠，他在为她难过——也许我也是。没了哈瓦，宅子的夜漫长、黑暗、寂寞，她们说话完全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去拉明家时（总共五六次，通常是在深夜），尽管我告诉自己驱动我们的是控制不住的生理欲望，但我认为我俩都非常清楚：我们之间无论存在什么样的激情，不过是借彼此之躯解个渴，解哈瓦的渴，解被爱的渴，或只是向自己证明，我们都是独立于艾米的个体。我们毫无爱意可言地做爱，真正的目的是她，享受假装她当时也在房间里的感觉。
有天一大早，五点还没到，刚刚日出，我从拉明家偷偷回到哈瓦的宅子，听见了宣礼的声音，知道为时过晚，有人注意到我了（拽着倔驴的妇女，在门口挥手的孩子），于是我改变方向，假装我心血来潮正要出门散步，反正大家都知道美国人有时候就这样。绕回到清真寺，我看见费尔南多就在面前，靠在旁边的树上抽烟。我从没见过他抽烟。我试着若无其事地笑着打招呼，可他跟了上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弄痛了我。他的呼吸里有一股子啤酒味道，一晚没睡的模样。
“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做？”
“费恩，你在跟踪我吗？”
他没回答，直到我们走到清真寺的另一侧，巨型白蚁山那侧。我们停下的位置，从三个方向都很难被人看见。他松开我，开了口，仿佛我们之前已经讨论了很久似的。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多亏我，他很快就能去你那了，长期居留，没错，多亏我。其实我今天就要去大使馆。为了让年轻和不那么年轻的情侣在一起，我可在背后使了很大的劲。他们三个。”
我不承认，可没有用。费恩不是随便就被忽悠的人。
“你对他想必是真爱了，冒这么大的风险。这么大。上次你来，你知道吧，我就怀疑过，上上次也是——但得到证实还是让我措手不及。”
“可我对他没有任何感觉！”
一席话说得他斗志全无。
“你觉得这么说能让我感觉好一点吗？”
最终，耻辱袭来。离奇的情绪，如此古老。我们总是建议学校里的姑娘们不要感受耻辱，因为它过时了，百无一用，会导致我们不赞同的行为。可我最终感受到了它。
“求求你什么都别说。求求你。我明天就走了，结束了。刚开始就结束了。求求你，费恩——你得帮我。”
“我试过了。”他说完朝学校的方向走去。
这天剩下的时间全是折磨，第二天也是，飞行也是，穿过机场也是，手机在我后口袋里像个手榴弹。它没有响。我走进伦敦的住所，一切如旧，反倒更快乐了。孩子们都安顿得妥妥当当（至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最新的专辑也广受好评。拉明和艾米两人美美的合照（演唱会前夕杰伊生日那次）出现在各大八卦报刊上，自行其是，比专辑本身还要成功。宝宝头一次亮了相。事实证明，世人对宝宝怎么弄来的并不怎么好奇，报纸评价她讨人喜欢。艾米能像订购日本限量手提包一样轻轻松松就买来一个宝宝，所有人都觉得合乎逻辑。一天拍摄视频的过程中，我和二号助理玛丽–贝丝一起坐在艾米的拖车里吃午饭，试探性地挑起了这个话题，希望能从她嘴里套出一点信息，可我真没必要那么谨慎，玛丽–贝丝巴不得告诉我，我前前后后都知道了：艾米遇到这个宝宝后没几天，负责娱乐业事务的律师就起草了合同，玛丽–贝丝在当场见证了签字环节。她很高兴，因为这证明她很重要，也暗示了我的地位如何。她掏出手机翻阅桑科法的照片，孩子父母和艾米一起笑得正欢，我注意到其中也有合同正本的截图。她去洗手间时把手机留在我面前了，我把截图电邮给了自己。两页的文件。一笔巨款，如果用当地的观念衡量。我们买一年住宅装饰花的金额。我把这事告诉了我最后的盟友格兰奇，他让我惊讶，他竟觉得这是“说到做到”的正面案例，还宝宝长宝宝短地说了一通，相比之下，我要说的话简直是丧尽天良、铁石心肠。我明白理性地对话是不可能了。婴儿施了个咒语。格兰奇和所有靠近过科菲（我们这么称呼她）的人一样深爱着她，天晓得她有多可爱，没有人可以免疫，当然不包括我。艾米不可自拔：她可以一两个小时让孩子坐在她膝头，低头盯着她，其他什么也不做，但凡了解艾米与时间的关系，时间于她的价值和稀缺程度，我们都明白这意味着多深的爱。宝宝把她从各种令人窒息的情境中救赎出来——与会计长时间的会晤，繁琐的试装，公关战略头脑风暴会议。她出现在随便哪个房间的角落就能改变一天的色彩，坐在埃斯特尔的膝头或在架子上的提篮里摇晃，嘎嘎笑，咯咯笑，哭鼻子，一尘不染，焕然一新。一有机会我们就都围着她。男女老少，种族各异，在艾米的团队中工作了一定时间的我们所有人：有像朱迪这样久经沙场的老司机，有像我这样的中层，有初出茅庐的年轻毕业生。我们都在宝宝的圣坛前膜拜。宝宝是一张白纸，宝宝不妥协，宝宝无需劳碌奔忙，宝宝不用在发往韩国的四千张大头照上假冒艾米的签名，宝宝不必从鸡毛蒜皮里寻找意义，宝宝不怀旧，宝宝没有记忆也不会后悔，她不需要化学焕肤，她没有手机，她没有电邮的对象，真的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无论之后发生什么事，都不是因为不爱宝宝。宝宝被爱包围。问题是爱给了你什么权利做什么事。
8
在为艾米工作的最后一个月里（实际上就在她炒我鱿鱼之前），我们办了一场小型的欧洲巡回展，第一站在柏林，不是音乐会，是她的摄影展。全是照片的照片，本着“拿来主义”精神翻拍的照片；她从往日的老朋友理查德·普林斯[15]那儿学来的想法，什么创新也没有，唯独一点，拍照的人是她艾米。尽管如此，柏林最有威望的一家画廊还是兴高采烈地为她的“作品”提供展览场所。所有的照片拍的都是舞者（她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舞者，对他们有深深的认同感），可所有的研究都是我做的，大多数照片是朱迪拍的，因为一到去工作室翻拍照片的时候，总有别的事情来搅局：东京的见面会，新款香水的“设计”，有时甚至要实打实地录一首歌。我们翻拍了巴瑞辛尼科夫和列耶夫、帕芙洛娃、弗雷德·阿斯泰尔、伊莎多拉·邓肯、格里高利·海因斯、玛莎·葛兰姆、沙维昂·格洛夫、迈克尔·杰克逊。杰克逊是我争取来的。艾米不想要他，他不是她心目中的艺术家，但我逮了她忙得四脚朝天的当口成功说服了她，朱迪又游说要加“一个少数族裔女人”。她担心选的人不够有代表性，她常有此顾虑，说到底她担心的是别人会不会觉得选的人不够有代表性，每当我们聊起这种话题，我总有种瘆得慌的感觉：将我自己视为这些事物之一，完全不是人，而是一种物品，缺了它，一系列的其他物品就不完整了，或者说连物品都不算，而是一种概念层面的纱幔、道德层面的遮羞布，保护某某人不受某某批评，除此角色之外鲜被想起。我没觉得很受冒犯：我对这种经历挺感兴趣，就像成了虚构的人物一样。我想起了洁妮·里冈恩。
开车穿越卢森堡（艾米去那儿做点宣传）和德国边境的途中，我的机会来了。我掏出手机在“谷歌”上搜了里冈恩，艾米心不在焉地看着搜索图，同时还在用自己的手机发短信，而我呢，以最快的速度将作为普通人、演员、舞者、符号的里冈恩介绍完毕，努力抓住其飘忽不定的注意力，突然间，她毅然决然对着里冈恩和“宝洋哥”的图片点点头，里冈恩站着跳舞，充满动感的欢脱，“宝洋哥”跪在她脚边，指着她，然后她说：“是的，那张，我喜欢，是的，我喜欢逆转，男人跪在地上，女人控制局势。”一旦得到那句“是的”，我至少可以开始研究展览目录里用什么文字好了，几天后，朱迪拍好了照片，微微倾斜的角度，部分边框看不见了，因为艾米要求这样翻拍，就好像“摄影师也在跳舞一样”。有了这些铺垫，它成了摄影展中最成功的一件作品。我很高兴有机会把里冈恩重新挖出来。在欧洲各式各样的酒店房间里，我经常在深夜独自研究她，我意识到自己儿时对她抱了多少幻想，对她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多么幼稚至极的认识。比方说，我曾想象里冈恩和与她共事的人（舞者和导演）之间存在值得大花笔墨的友谊与敬意，或者说，我想要相信友谊和敬意是存在的，这种孩子气的乐观精神也曾让一个小女孩想要相信她的父母是彼此深爱的。然而，阿斯泰尔在舞台上从来不跟里冈恩说话，在他心里，她不仅饰演女佣，在现实生活中也就是个帮手的角色，大多数导演也这么想，他们没正眼看她，也很少雇她，除了女佣以外什么角色也不给，没过多久连演这些角色的活儿也没了，她直到到了法国才开始“感觉人模人样”。我了解这一切的时候人在巴黎，坐在奥德翁剧院前的阳光下，试图在手机反光的屏幕上阅读信息，喝着“金巴利”开胃酒，强迫症一样地检查时间。我看着艾米留给巴黎的十二小时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几乎比我的感觉更快，不用多久出租车就会来，然后飞机跑道在我身下渐行渐远，之后我们要去另外一个美丽神秘的城市——马德里度过又一个十二小时。我想起所有那些歌手、舞者、小号手、雕塑家和三流作家，他们自称最后到了这里、到了巴黎才有了做人的感觉，不再是阴影，而是靠本事吃饭的人。这种效应可能要超过十二个小时才生效，我纳闷这些人怎么就能如此精确地分辨是从哪一刻开始感觉像人的。头顶的伞没能起到遮阳作用，我饮料里的冰块都化了。我的影子很大，像一把刀一样投射在桌子下面。它从广场的中央延伸出去，指向广场一角占据了大半个街区的庄严白宫，白宫外，一位导游举着小旗开始介绍一连串的名字，有些我听说过，有些没有：托马斯·潘恩、E·M·齐奥朗、卡密·德蒙朗、西尔薇娅·比琪……一小圈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围着他站着，点着头，流着汗。我收回目光看了看手机。我用拇指轻轻敲出这句话：原来里冈恩到了巴黎才开始感觉人模人样。这也意味着（这部分我没有写下来）多少年前特蕾西完美模仿的那个人、我们看过与埃迪·坎特一起踢着腿摇着头跳舞的姑娘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不过是个影子。即便是她让我们羡慕至极的可爱名字，就连那也是假的，实际上，她是赫克托·里根和哈里特·里根的女儿，格鲁吉亚移民，佃农的后代，而另一个我们自认为了解的里冈恩，那个无忧无虑的舞者，她是个诞生于排版错误的虚构人物，是卢埃拉·帕森斯[16]有一天凭空想出来的：她在报业集团《洛杉矶考察家报》的八卦专栏里将“里根”误写成了“里冈恩”。
9
手榴弹终于在劳动节这天爆炸了。我们在纽约，离前往伦敦见拉明还有几天日子——他的英国签证搞定了。天气热到变态：腐臭的下水道气味能让街上擦肩而过的两个陌生人相视一笑：你相信我们就住在这里？就像胆汁的味道，那天下午茂比利街就是这个气味。我走路时捂着口鼻，多么有预见性的姿势：走到布隆街街角时，我就被解雇了。朱迪发来的短信，后面还有十来条类似的，字字句句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仿佛艾米亲自写了似的。我是个荡妇，是个叛徒，这里他妈的，那里他妈的。即便是艾米的个人怒气，也可以交给代理人发泄。
我有点头昏脑涨，一路走到了克罗斯比街，坐在Housing Works慈善书店[17]前面的台阶上，复古服装的那侧。每个问题都萌生出更多的问题：我以后在哪生活，我以后做什么，我的书在哪里，我的衣服在哪，我的签证状态是什么？如果说我生费恩的气，不如说是生自己的气，没能审时度势。我早该知道是这样的结果：难道我不知道他的感受？他遭的罪我想都想得出来。准备拉明的签证材料，给拉明买机票，安排拉明的离境入境、接车送机，忍受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得和朱迪来回发邮件，奉献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伺候别人、满足别人的欲望和需求。这是影子般的生活，过一阵子就能让你上火。保姆、助手、代理、秘书、母亲——女人习惯了这样。男人的容忍度要低一点。过去的几个礼拜里，费恩肯定发了一百封拉明长拉明短的电子邮件。发一封摧毁我生活的邮件又有什么可意外的？
我的手机嗡嗡响个没完，仿佛成了个活物。我停下脚步看它，注意力却转到了书店橱窗内一个高个子兄弟身上，他的眉型无比高挑，瘦削的身板举着好些个连衣裙，踩入一双大号的高跟鞋。发现我后他笑起来，收起小腹，微微侧身鞠了一躬。说不清也道不明，可他给了我动力。我起身招了一辆出租车。有些问题很快就有答案。我在纽约的所有东西都在西十街公寓外人行道上的盒子里，锁已经换了。我的签证状态跟雇主一致：我得在三十天内离开这个国家。去哪儿的问题需要更长的时间。我在纽约从来就没花过什么钱：住宿是艾米付钱，吃饭跟艾米一起，外出跟艾米一起，所以当我的手机告诉我在曼哈顿的酒店住一晚要多少钱时，我只觉得自己像从百年沉睡中醒来的瑞普·凡·温克[18]。坐在西十街公寓前门的台阶上，我搜肠刮肚想有没有别的办法、朋友、熟人、关系。都不是深交，而且都回到了艾米这条线上。我想象了一下这幅不会出现的场景：沿着这条街一路向东，直到它在伤感的梦中跟西德茅斯路的西端交汇，我妈会来开门，带我到她富余的储藏室，储藏室一半的地方埋在书里。还有什么地方？接下来去哪？我没有坐标。无人招揽的出租车一辆辆驶过，漂亮的小姐们牵着小狗。这里是曼哈顿，没人会驻足观看堪比舞台剧的戏码：哭泣的女人坐在一级台阶上，头顶是拉扎露丝的铭牌，周围满是盒子，背井离乡。
我想起了詹姆斯和达里尔。我还是三月份时遇见的他们俩，那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放假的一晚），我一个人去上城区看阿尔文·艾利[19]美国舞蹈剧院的舞者表演，在剧院里，我和邻座的两位纽约绅士交谈，他们五十八九岁，是两口子，一个白人，一个黑人。詹姆斯是英格兰人，身材高大，谢顶，声音很颓，笑起来倒畅快得很，尽管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但在牛津郡小村子里的酒吧吃个午饭都要精心打扮。达里尔是美国人，梳了个非洲头，发梢灰白，眼镜后面是鼹鼠一样的小眼睛，裤子破了边，溅上了油漆印子，像个学生艺术家。舞台表演、每段舞蹈的历史、纽约芭蕾舞的概况，特别是阿尔文·艾利，他都非常了解，搞得我一开始还以为他肯定是编舞或曾经是舞蹈演员。事实上，他俩都是作家，为人风趣、见解深刻，我喜欢他们小声讨论“文化民族主义”在舞蹈中的使用和局限性，而我呢，对舞蹈没有看法，唯有惊叹，每次灯光变换都会鼓掌，每次帷幕落下都会跃起，也逗乐了他俩。“很高兴遇到一个没把《启示录》[20]看个五十遍的人。”达里尔说，之后他们邀请我在隔壁的酒店吧台喝了一杯，讲了一个生动的长故事：他们在哈勒姆买了栋房子——伊迪丝·沃顿[21]年代的残垣断瓦，花掉了毕生的积蓄。油漆印子由此而来。在我看来这显然算作壮举，可他们的邻居——一个八十来岁的老太太，对詹姆斯和达里尔两个都不喜欢，也不喜欢街坊邻居有谁进行快速的“旧房改造”：她喜欢在街上朝他们喊叫，往信箱里塞传教的资料。詹姆斯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这位女士的模样，我笑个不停，喝完了第二杯马提尼。跟不在乎艾米、也不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的人在一起，感觉如此轻松。“一天下午，”达里尔说，“我独自一个人走路，詹姆斯在别的地方，她从暗处跳出来，抓住我的胳膊说：但是我可以帮你摆脱他。你不需要什么主人，你可以获得自由——让我帮助你！她本可以挨家挨户地为奥巴马·巴拉克作巡回演说，但她不干：詹姆斯奴役我才是她的心头刺。她建议我开挖秘密地下铁路。把我偷偷运到西班牙哈勒姆区！”自此之后，在纽约不用伺候艾米的周日晚上，我偶尔会见见他们。我看着他们铲掉石膏，露出原始的檐口，在深粉色的墙上轻抖油漆斑点来假装斑岩。每次拜访，我都受到触动：他俩在一起多么幸福，风雨同舟多年！我想不出很多其他“幸福”的模式。两个人创造自己生活的时间，受爱庇护，了解历史却不被它压垮。我太喜欢他俩了，尽管我跟他们最多也就算作熟人。可现在我想起他们来。我在西十街的台阶上发了条言辞谨慎的短信，回信马上就来了，一如既往地慷慨：到了饭点，我就在他们的桌前了，在艾米家从没吃过这般美味。鲜香可口、富含脂肪的油炸食品。他们在闲置的房间里为我准备了一张床，我觉得他们就像深信“癞头儿子自家好”的可爱爹妈：无论我怎么讲述我不幸的遭遇，他们就是不相信我有错。在他们看来，我才该是生气的人呐，所有的错都在艾米，我一点儿错也没有，于是我住进了漂亮的木镶板房间，满眼的玫瑰色叫我很是宽慰。
直到第二天早上朱迪把保密合同传了过来，我才生起气来。我看着那一页电子文档，想必是我二十三岁时签的，但我一点印象也没有。根据那些专横的条款，从我嘴里说出的话不再属于我，我的想法、观点或感受也不再属于我，甚至连我的记忆也不是自己的了。全都属于她。我怒火攻心：我想一把火烧了她的房子。可是这年头，一把火烧掉谁的房子，所需的一切都已在你手中。它就在我手中——我甚至不需要下床。我新建了一个匿名账号，挑了她最讨厌的八卦网站，写了封电子邮件，把我知道的关于小桑科法的一切和盘托出，附上了她的“领养证书”的照片，点了发送。我心满意足地下楼吃早饭，本以为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可等我把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告诉朋友们后，詹姆斯的脸变得像大厅里中世纪的圣莫里斯[22]雕像一样严肃，达里尔摘下眼镜坐了下来，冲着松木餐桌眨巴眼睛。他说，他希望我明白，他和詹姆斯是一下子就喜欢上我的，正是因为喜欢，他们才说实话：我那封电子邮件唯一能表露的，是我还太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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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艾米的褐砂石公寓外面扎了营。叫我丢脸的是，两天后他们就敲响了詹姆斯和达里尔的大门。但不指名道姓的披露是朱迪的风格：非法事件，“恶意报复的前雇员”……朱迪来自不同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不指名道姓真的就不泄露名字，你可以掌控局势。他们才几个小时就知道我的名字了，没过多久又知道了我的住处，天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也许特蕾西是对的：或许有人成天通过手机监视我们。我窝在床里，詹姆斯端来茶水，对着一个牛皮糖一样的记者把门开了又关，达里尔和我一直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实时围观事态发酵。未做任何不同之事，未采取任何行动，短短几小时内，我就从朱迪粗俗嫉妒的奴才摇身变为人民勇敢的举报人。刷新，刷新。真上瘾。我妈打来了电话，我还没来得及问她身体好不好，她就说：“艾伦在电脑上给我看了，我觉得你真勇敢。你知道，你一直有点懦弱，我不是说真的懦弱——有点胆小。这是我的错，我以前可能太护着你了，太溺爱你了。这是我头一次见你干这么勇敢的事情，我很自豪！”艾伦是谁？她说话拖泥带水，不似她的风格，比从前更有股子假优雅。我轻描淡写地问她身体好不好。她滴水不漏：她之前受了点风寒，可现在已经好了。我知道她在撒谎，可她语气凿凿，说得跟真的一样。我答应她一回英格兰就去看望她，她说：“是啊，是啊，你当然会来。”口气里的笃定比她说其他话时少了好几分。
下一个电话是朱迪打来的。她问我想不想突出重围。她已经为我订了机票，红眼航班，今晚的。目的地有一间公寓可以供我住几个晚上直到风头过去，就在劳德板球场附近。我试着感谢她。她使出了海豹式的招牌笑声。
“你以为我是帮你的忙？你吃错了什么药？”
“好了，朱迪，我已经说了我会走的。”
“你现在可真是高风亮节呀，亲爱的。之前给我弄出一屁股的破事。”
“那拉明怎么说？”
“你想拉明怎么说？”
“他盼着来英格兰的。你不能……”
“你还真是好笑。”
电话挂断了。
太阳下山后，门阶上的最后一个人也走了，我和詹姆斯、达里尔一起扔掉了我的那些盒子，在雷诺士街拦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是最深的那种肤色，跟哈瓦很像，名字也很像，哪儿哪儿能看到各种标记和符号。我凑上前去聊我“放空一年”期间热衷的事和杂七杂八的当地见闻，还问他是哪里人。他是塞内加尔人，但是无妨：穿过中城区的隧道出来，我滔滔不绝地一路讲到了牙买加。他时不时用右手掌心在方向盘上打拍子，叹口气，笑笑。
“所以你知道回家的感觉喽！乡村生活！那可不容易，却是我想念的生活！可是小姐妹，你真该来看看我们！你可能走过那条路！”
“其实，我跟你说起过的这个朋友，”我在手机屏幕上翻找一阵后说，“是塞内加尔人？我们刚安排好在伦敦见面，我刚才就在给他发短信。”我遏制住冲动，才没跟这个陌生人说是自己慷慨地支付了拉明的机票。
“哦，好，好。伦敦更好吗？比这里更好？”
“不一样。”
“我在这儿待了二十八年了。这儿压力很大，在这儿生活不生气不行，气都气饱了……真是受不了。”
我们驶入肯尼迪国际机场，我想付他小费，可他退回来了。
“谢谢你去了我的国家。”他说道，忘了我没去过。
11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货色了。
飞机降落时，我们儿时的跳舞视频就已经公之于众了。叫我觉得有趣的是，特蕾西直到整整两天后才发送给我。按她的理解，其他人会比我自己更早地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也许他们一直都知道。这让我想起她是如何编排我俩最早那时候“芭蕾舞者遇险”的故事的，她是如何叫我纠正和修改的：“不，那部分放在这里。”“如果她在第二页就死了，效果会更好。”变换位置和重新排序，以达到最大的影响。现在她对我的生活重施故伎，将故事的开头放在较早的位置，这样一来，后面的故事读起来就像是一辈子就好这口的变态下场。它比我的故事版本更具说服力。它激起了人们最怪异的反应。谁都想看那段视频，可没人看得到：不管发布在哪，都是几乎刚上传就被撤下。对某些人而言（也许是你），这是一段打擦边球的儿童色情视频，就算目的并非如此，实际效果也如此。其他人认为有幕后黑手，不过也说不清楚谁在利用谁。孩子可以利用孩子吗？会不会不过是几个姑娘闹着玩，不过是两个姑娘在跳舞（两个棕皮姑娘像成年人一样跳舞），天真无辜地模仿成人的动作，但技艺娴熟，棕皮姑娘经常可以如此。如果你觉得不止于此，那么到底谁有问题，是影片里的姑娘们，还是你呢？不管说什么、想什么，似乎都让观影者成了共犯：最好是根本别去看。那是唯一可能安全的地带。否则，这团罪孽的云朵虽说不清到底在哪，可你仍然感受得到。就连我自己看视频时也头疼不已：唉，如果一个女孩在十岁时就表现成那样，你还能说她天真无辜吗？她十五岁、二十二岁、三十三岁时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想跟天真无辜结队的渴望是那么强烈。在所有那些帖子、咆哮和评论中，它一波一波跳出我的手机。相比之下，宝宝才是无辜的，宝宝才是没有罪过的。艾米爱着那个宝宝，孩子的亲生父母爱着艾米，他们希望她抚养他们的宝宝。朱迪广泛散播这个信息。谁有资格评头论足？我算老几？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货色了。
风头又转了，猛地同情起艾米来。虽说朱迪做了万全的准备，门卫也拍了胸脯，可她租来的公寓前还是有人守着，到了第三天，我和拉明一起离开，前往我妈位于西德茅斯的公寓——我知道，在所有可查证的记录里，这栋公寓都是登记在米丽安名下的。门口没人。我按响门铃时无人应答，我妈的电话也转到了语音信箱。最后是一个邻居放我们进去的。当我问起我妈在哪时，她一脸困惑、震惊。这个女人现在也知道我是什么货色了：还没听说亲妈已经去了临终病人安养所的那种女儿。
它看起来和我妈住过的所有地方都差不多，到处都是书和报纸，和我印象中一样，只是更加变本加厉：能实际居住的空间减少了。椅子成了书架，还有全部能用的桌子、大部分地板、厨房的操作台。然而并不混乱，自有它的条理在。厨房里，犹太人流落他乡的小说和诗歌占据主导，浴室则多为加勒比历史。从她的卧室沿着门厅延伸到锅炉的一面墙上，贴的是奴隶叙事文学，上面附了她的评论。我在冰箱上找到了安养所的地址，是别人的手迹。我又难过又愧疚。她请谁写的呢？谁开车送她去的呢？我试着打扫了一下卫生。拉明不怎么热心地帮了把手——他习惯女人打扫卫生，没多久就坐在我妈的沙发上，看我童年时期那台沉重的旧电视。电视机半掩在一把扶椅的后面，说明她从来不看。我把一堆堆的书搬前搬后，毫无进展，没多久便放弃了。我背对拉明坐在我妈的桌子上，打开笔记本电脑，又干起昨天一整天都在干的事情，寻找自己，阅读自己，也在字里行间搜索着特蕾西。她不难发现。一般来说会在第四或第五个评论的位置，她总是全力以赴，每次都是，毫不妥协、寸土必争、设下圈套。她有很多小号。有的名字不易察觉：跟我们共同的历史时刻、我们曾爱的歌曲、我们曾有的玩具都有微小的关联，再或，重新组合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年份或我们出生日期的数字。我注意到她喜欢使用“龌龊”和“可耻”这些字眼，以及“他们的母亲在哪里？”这样的话。每当我看到这句话或改头换面的版本，我就知道是她。她无处不在，哪怕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在其他人发的信息里，在报刊文章下，在脸书留言墙上，跟所有不同意她观点的人开撕。我追逐她的踪迹时，愚蠢的日间节目在我身后你方唱罢我登场。只要我转身看看拉明在干什么，就会发现他仍像一具雕塑一样在看着电视。
“音量调低一点？
之前他看到一档房屋大改造节目时突然调大了音量，我爸曾经爱看的那种节目。
“这男的在说埃奇韦尔。我有个叔叔在埃奇韦尔。还有个堂弟。”
“是吗？”我说，尽量不让自己听起来太抱希望。我等着，但他继续看节目去了。太阳落山了。我的肚子咕咕叫。我没从座椅上起身，一门心思地追踪特蕾西，迫使她从藏身处现身，每隔十五分钟左右就检查一下次级窗口，看看她有没有入侵我的收件箱。然而她对付我跟对付我妈显然不同。那封只有一行字的电子邮件是她发给我的唯一一封。
六点钟，新闻开始了。新闻里说冰岛人民一夜之间穷困潦倒，拉明很受触动。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庄稼歉收？总统腐败？可对我来说也是新闻啊，我没法听懂播音员说的全部内容，没法给他解释。“也许我们也会听到桑科法的消息。”拉明说，我笑笑，站起身来，告诉他晚间新闻里不会播那种屁大的事。二十分钟后，我正看着一冰箱正在腐烂的农产品，拉明突然叫我回去。实时新闻尾声的故事，他称之为“英国广播新闻”。屏幕右上角是艾米的库存照片。我们坐在沙发的边缘。画面切到了用荧光灯管照明的什么办公场所，墙上歪歪斜斜地挂着青蛙长相的终身总统的照片，照片前面坐着身穿传统服饰的亲生父母，看起来又热又不自在。领养代理机构来的女人坐在他们左手边，负责翻译。我努力回想这个母亲是否就是当天在瓦楞铁皮屋顶小屋里看到的那个人，但无法确定。我听领养代理机构的女人向外国记者解释情况——他坐在所有人的对面，穿得跟我那套皱巴巴的亚麻布和卡其布制服差不多。该走的流程都走完了，之前我曝光的并非领养证书，只是一份居间协议，显然不是给公众消费的，父母对孩子被领养很满意，知道自己签署的是什么。
“我们没有问题。”母亲用磕磕绊绊的英语说，冲着相机微笑。
拉明两只手垫在脑后，躺回到沙发里，冲我说了一条谚语：“钱可通神。”
我关上电视。沉默在屋子里蔓延，我们相对无言，我们三角关系中的第三个点消失了。两天前，我还为自己感天动地的姿态高兴（尽了艾米未尽的照料之责），可姿态本身掩盖了拉明这个实际问题：拉明在我的床上，拉明在这个客厅里，拉明无限期地在我的生活中。他没有工作，没有钱。他辛苦考出的证书在这儿统统一文不值。每次我离开房间去泡茶、去洗手间后，再见到他的第一反应便是：你在我的房子里做什么呀？
八点钟，我下单订了埃塞俄比亚外卖。我们吃饭时，我给他看了“谷歌”地图，指给他看我们目前在伦敦城中的位置。我给他看了埃奇韦尔。有很多途径去埃奇韦尔。
“明天我要去看我妈，当然你也可以随便在附近逛逛。或者，你懂的，去探索探索。”
那天晚上但凡看见我们的人，都会以为我俩是几个钟头前才刚认识的。我再次怕起他来，怕他引以为豪的不牵不挂、不言不语。他不再是艾米的拉明，可也不是我的。我不知道他是谁。等地理的话题显然已说完时，他二话不说就起身去了储藏室。我去了我母亲的房间。我们各关各门。
安养所位于汉普斯特德一个僻静、绿树成荫的死胡同里，离我出生的医院不过丢一颗石子的距离，跟“知名活动家”隔着几条街。这儿的秋天很美，赤褐和金黄映衬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建筑，我不禁回忆起我妈在这样爽朗的早晨在其间穿行的模样，她与知名活动家手挽着手，抱怨意大利贵族和美国银行家、俄罗斯寡头和高档儿童服装店，抱怨活生生从泥里刨出来的地下室。她钟爱的地方，久违的放浪不羁结束了。当时她四十七岁。现在她只有五十七岁。在这些街道之中，我想象过她的种种未来，而眼前的模样却是我最无法想象的。我还是孩子时，她是神一般的存在。我无法想象她不轰轰烈烈地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在这条安静的街道上，在这些落下金黄色树叶的银杏间告别人世。
在接待台，我报了自己的名字，等待片刻后，一名年轻的男护士接待了我。带我去她的房间前，他告诫我说，我妈用了吗啡，有时候糊里糊涂的。我没怎么注意这个护士，他毫无特点，可等我到了房间门口他打开门时，我妈从自己的床上坐起来大喊：“艾伦·潘宁顿！所以你见过鼎鼎大名的艾伦·潘宁顿了！”
“妈，是我。”
“噢，我是艾伦。”护士说，我转身再次打量让我妈喜笑颜开的年轻男人。他个头矮小，黄褐色头发，小蓝眼睛，微胖的脸，不起眼的鼻子，鼻梁上散布着雀斑。在走廊里说话的全是尼日利亚、波兰和巴基斯坦护士，在此背景下他唯一的不寻常之处就是他长了一张英国人的脸。
“艾伦·潘宁顿是这儿的红人，”我妈朝他挥着手说，“他善待病人可是出了名的。”
艾伦·潘宁顿朝我笑笑，露出一对跟小狗一样的尖门牙。
“你俩单独聊聊吧。”他说。
“你过得好吗，妈妈？会不会很疼？”
“艾伦·潘宁顿，”她等他关上门后告诉我，“一心只为别人。你知道吗？你听说过这样的人，可见到他们就是另一回事了。当然啦，我这辈子也是一心为了别人——但跟他不一样。他们都是那样。以前我有个从安哥拉来的姑娘，叫法蒂玛，讨人喜欢的姑娘，她也一样……可惜她不得不走。然后艾伦·潘宁顿就来了。你瞧：他是个护工。我以前从没仔细想过这个词。艾伦·潘宁顿很有心。”
“妈，你干吗老那样喊他艾伦·潘宁顿？”
我妈看着我，像在看个傻子。
“因为那是他的名字啊。艾伦·潘宁顿是个有心的护工。”
“是啊，妈，护工拿钱就是干这个的。”
“不，不，不，你不懂：他很有心。他为我做的那些事！没人有义务为其他人做那些事——可他为我做了！”
听烦了艾伦·潘宁顿的话题，我说服她让我念几段她放在边桌上的小薄书——《桑尼的蓝调》的小小单行本，然后艾伦·潘宁顿端着托盘送来了午餐。
“可我不想吃。”艾伦将午餐置于她腿上时，她难过地说道。
“好了，要不我把它在你这儿放二十分钟，如果你百分百确定不想吃，响个铃就行，我就回来端走？这样如何？听起来怎样？”
我等着我妈手撕艾伦·潘宁顿，她平生最讨厌和惧怕被人屈尊俯就地对待，或被人像孩童一样对待，可现在她认真地点点头，仿佛这是个英明慷慨的提议，她用干枯颤抖的手抓起艾伦的手说：“谢谢你，艾伦。请别忘记回来哦。”
“忘记这里最漂亮的女人吗？”艾伦说。虽然他明显是个基佬，但我妈这个一辈子的女权主义者爆发出了少女般的傻笑声。他们就保持着这样的姿势，握着彼此的手，直到艾伦笑了笑，松开她的手，甩下我妈和我照顾别人去了。我有个不登大雅之堂的想法，我自己都讨厌：我希望艾米也在这里。我和艾米四次陪人临终，每一次，她对待临终之人的方式、她的坦诚、温暖和率直都让我肃然起敬、相形见绌，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搞不定，连家人也不行。死亡吓不倒她。她直视死亡，正面临终之人的当前情况，无论情况多么糟糕，没有怀旧，没有虚情假意的乐观，你恐惧就接受你的恐惧，你疼痛就接受你的疼痛。这些所谓的坦白直率的事情，又有多少人做得到？我还记得她的一个朋友，是个画家，重度厌食症折磨了她几十年，最终夺了她的性命。她临终前对艾米说：“天呐，艾米——我他妈的居然虚度了那么多的光阴！”艾米的回答是：“比你认为的更多。”我还记得床单里那瞠目结舌、骨瘦如柴的身形，她惊讶到索性大笑起来。但这就是事实，之前没人敢说，我发现行将朽木之人也没什么耐心听真话。我对我妈什么大实话也不说，就聊些寻常的家长里短，念念她最爱的鲍德温的作品，听听关于艾伦·潘宁顿的故事，端好她的果汁杯好让她用吸管嘬。她知道我知道她快要死了，但出于什么原因（勇敢、否认或妄想），她在我面前绝口不提，唯有我问她手机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时她会回答说：“瞧，我可不想把剩下的时间浪费在那破玩意上。”
我在她边桌的小抽屉里找到了它，塞在医院的洗衣袋里，还有一身长裤套装、一个装了文件的文件夹、议员行为指南和她的笔记本电脑。
“你不是非得用它不可，”我边说边开了机，放在桌上，“保持开机，让我有法子联络上你就成。”
消息通知声响起，手机嗡嗡地响，从台子的这里跳到那里，我妈神色惶恐地看着它。
“不，不，不——我不想要它！我不想要它开机！你为什么非得这么做？”
我拾起手机。我看见了未读邮件，不计其数，满屏都是，就连主题栏都是脏话连篇，全部来自同一个发信人。我开始了浏览，尽量不去难过：拖儿带女的苦恼，房租的拖欠，与社会福利工作人员的冲突。最近的信息也是最绝望的：她害怕孩子们会被带走。
“妈，你最近跟特蕾西联系了？”
“艾伦·潘宁顿在哪？我不吃这个。”
“我的天，你现在都病这样了——你不该处理这种事情了！”
“也不来看看，真不像艾伦……”
“妈，你跟特蕾西联系了？”
“没！我跟你说过我不管那事！”
“你没跟她说话？”
她长叹一口气。
“没有很多人来看我的，亲爱的。米丽安常来。你朗伯舅舅来过一次。我在议会的同僚不来的。现在你在。就像艾伦·潘宁顿说的：‘你看得出谁是你的朋友。’我大多数时间在睡觉。我梦很多。我梦见牙买加，我梦见我外婆。我回到了从前……”她闭上眼。“我刚来时真的梦到过你的朋友，我当时用了大剂量的这个”——她拉了拉胳膊上的滴注器——“是的，你的朋友来看过我。我睡着了，等我醒来，她就站在门口，不说话。然后我又睡了，她走了。”
我心力交瘁，时差也没倒过来，回到公寓时只祈祷拉明不在，他还真的没在。他没回来吃晚饭，我如释重负。第二天一早，我敲了敲他的门，轻轻推开后发现他连人带包都不在了，这才意识到他已经走了。打电话过去只有语音信箱。我连着四天每隔几个小时打个电话，情况一直如此。我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开口告诉他他必须离开，告诉他我们在一起没出路，我万万没想到，原来他一直都在计划怎么逃离我。
没了他，没了电视声，公寓里死一般的安静。只有我和电脑，还有收音机，我不止一次在电台听到“知名活动家”的声音，中气很足，想法很多。可我自己的故事在网络和其他媒体上都在淡出，所有那些光芒四射的评论都已燃尽，慢慢归于黑暗和灰烬。我怅然若失，花了一天的时间给特蕾西写电子邮件。开头还义正辞严，然后讽刺挖苦，后来发起飙来，再后来就歇斯底里了，最后我意识到，我纵有千言万语也抵不过她一言不发。她凌驾于我之上的力量一如当初——评判，它无需言语。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我是她唯一的见证人，唯一知道她有舞蹈才华的人——那些被无视、被浪费的才华，可我还是将她扔在原地，扔在无人见证的地方，扔在你必须尖叫才会有人听到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特蕾西发骚扰邮件时日已久。伦敦“三轮车”剧院的导演（导演没挑中她演，她认为是肤色的关系）。她儿子学校的老师。她的医生办公室里的护士。但这些都不会改变评判。如果她在我妈烛火将熄之际折磨她，如果她试图毁掉我的生活，如果她坐在那间幽闭的小公寓里看着我的电子邮件在她的手机上排成队却选择无视——无论她做什么，我知道都是对我的评判。我曾是她的姐妹：我对她有神圣的责任。即便天下只有她和我知道、承认，也算真理。
有几次我离开公寓去街角的商店买烟和意大利面，其他时候我既不见人，也不跟任何人联络。晚上，我从我妈的那堆书里随手挑几本想读一读，却提不起兴致，又翻起另外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精神抑郁，得找个人说说话才行。我坐着，手里拿着没有任何套餐优惠的新手机，低头看着我从草草断网的旧工作手机上拷贝过来的人名和号码的简短列表，试着想象每个互动会是怎样的一来二去，我聊不聊得好，怎样才聊得好，可每个可能的对话都像舞台剧里的场景：我扮演着长久以来的角色，看着是在跟你吃午饭，实际上心思都在艾米身上，朝朝暮暮、暮暮朝朝地为她效力，想着她的事。我给费恩打了电话。铃声是一曲长长的外国歌，他用西班牙语回应“你好”。他在马德里。
“工作？”
“旅游。我休假一年。你不知道我辞职了？可自由自在我真开心。”
我问他为什么辞职，本以为他会对艾米破口大骂，可他的回答不涉及任何主观情绪，他关心的是她的钱在村子里产生了“扭曲的”效应，政府服务在该地区的崩溃，基金会与政府串通一气的幼稚勾当。他说话时，我不由得想起了我们之间的天壤之别，深感羞愧。我总是一下子就把所有问题解释为个人层面的，而费恩看到的是更宏观的结构性问题。
“呵，有你跟我通话真好，费恩。”
“不，不是我跟你通话。是你跟我通话。”
他无视沉默的弥漫。沉默得越久，要想点儿什么说就越难。
“你为什么打我电话？”
我又坐着听他喘了几秒钟的气，然后我的手机没有余额了。
大约一周后，他发邮件给我，说他在伦敦小住几日。好几天以来，除了我妈，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话。我们约在泰晤士河南岸见面，并肩坐在“电影咖啡馆”的窗口，面对水面。我们稍稍叙了叙旧，但终究还是很尴尬，我动不动就耿耿于怀，每一个念头都伸向黑暗，伸向痛苦。我全程都在抱怨，尽管我知道自己惹烦了他，可就是刹不住车。
“好了，我们可以说艾米生活在泡沫里，”他打断我说，“你的朋友也一样，顺便说一句，你也是。可能每个人都这样。无非是泡沫的大小不同。也许还有……你们英语里怎么说的？外皮的厚度——外膜的厚度。泡沫的薄膜。”
服务员来了，我们眼巴巴地看着他。他一走，我们就看着一艘游船沿着泰晤士河顺流而下。
“哦！我知道我想告诉你什么了。”他突然说，一巴掌拍在柜台上，拍得碟子咯咯响。“拉明跟我联系了！他很好——他在伯明翰。他想要我写推荐信。他想求学。我们有些邮件往来。我才知道拉明是个宿命论者。他信里说：‘命中注定我要来伯明翰。所以我来了。’有意思吧？没有？好吧，也许我用错了英文单词。我的意思是，对于拉明来说，未来跟过去一样板上钉钉。这是个哲学理论。”
“听着像个噩梦。”
费恩又疑惑了：“也许我表达得不对，我不是哲学家。在我看来它很简单，好比在说未来尽在掌握，等着你呢。为什么不坐等静观？”
他一脸的憧憬，我忍不住笑起来。我们找回了一点昔日和睦相处的节拍，坐着聊了很久，我觉得以后喜欢上他也未必不可能。我逐步适应这样的心绪：我哪儿也不用去了，再也不着急了，再也不用赶下一趟飞机了。我有的是时间，和别人一样了。那天下午，新世界的大门向我敞开，我震惊了，接下来的几天甚至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都一概不知——全新的感觉。等我从第二杯咖啡中抬起头来，看到白日褪去余晖，暮色将我们笼罩，我吃了一惊。
再后来，他想在滑铁卢站坐地铁，其实我去那站也最方便，可我扔下他选择了过桥。我无视两边的围栏走在正中央，走在河的上方，直到一路过了桥。
注释
[1]“我们都在这里工作……我们都在这里工作……”：美国黑人歌曲《老人河》中的新歌词，老版歌词表达的是黑人劳动、白人享乐，黑人工作到死不得休息。
[2]“一滴血规则”：指“只要有一滴黑人的血，那就是黑人”的规则。
[3]这里指的是犹太女诗人爱玛·拉扎露丝（Emma Lazarus，1849—1887）的代表作《新巨人》中的诗句：“把你的疲乏困倦交给我，把你的贫穷疾苦交给我，那渴望自由呼吸的蜷缩身躯，那彼岸无情遗弃的悲惨魂魄。不论是无家可归，不论是饱受颠簸，全都给我！在这通向自由的金门之前，我高举照亮黑夜熊熊灯火。”这首诗镌刻在自由女神像的基座上。
[4]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编剧、文学评论家，一生热衷于旅游，前往他称为世界上最原始和偏远的地区。
[5]夏尔巴人：散居在中国、尼泊尔、印度和不丹等国边境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民族，以前几乎与世隔绝，后来因为给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各国登山队当向导或背夫而闻名于世。
[6]叶乐曼（Yellowman，1956— ）：牙买加雷鬼乐手和歌厅DJ，原名温斯顿·福斯特（Winston Foster），在20世纪80年代的牙买加红极一时。
[7]奥萨马：本·拉登的名字。
[8]马利：指鲍勃·马利（Bob Marley，1945—1981），牙买加唱作歌手，雷鬼乐鼻祖。
[9]达拉西：冈比亚货币单位。
[10]罗伯特·韦德伯恩（Robert Wedderburn，1762—1835/1836？）：19世纪活跃于伦敦的极端激进的废奴运动倡导者。
[11]“黑鸟”：指藐视法律、用艺术（通常是涂鸦）当武器的一群人。
[12]玛丽·西戈尔（Mary Seacole，1805—1881）：牙买加英雄女护士，19世纪50年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救死扶伤，广为人知。
[13]《南太平洋》：20世纪40年代末的百老汇音乐剧，讲述两对恋人克服种族偏见和战争威胁的故事。
[14]弗洛伊德博士：这里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15]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1949— ）：美国最有争议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是对别人拍摄的照片或创作的绘画进行再加工，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其艺术生涯一直没有与“剽窃”、“挪用”等字眼撇清关系。
[16]卢埃拉·帕森斯（Louella Parsons，1881—1972）：美国首位电影专栏作家和编剧家，巅峰时期，她的专栏在全球拥有2000万读者。
[17]Housing Works慈善书店：Housing Works是位于纽约的非营利慈善组织，成立于上个世纪90年代，致力于为无家可归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救助，书店是其下属机构之一。
[18]瑞普·凡·温克（Rip Van Winkle）：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于1819年写的同名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因喝下奇酒一睡二十年，醒来后发现故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惧怕的妻子也已离世。
[19]阿尔文·艾利（Alvin Ailey，1931—1989）：美国黑人舞蹈家和舞蹈编导。
[20]《启示录》：阿尔文·艾利所编的舞蹈，主要表现黑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21]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1862—1937）：美国多产女作家，代表作有《纯真年代》。
[22]圣莫里斯（St Maurice）：相传是3世纪罗马帝国的底比斯军团军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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