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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松塆人的记忆中，历史是被压缩的。每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了生活而忙忙碌碌，日子一天一天重复着，时间似乎是静止的。虽然过一阵就有新的政治运动，但是这些运动大多像池塘里鼓起的水泡泡，除了留下串串涟漪，对他们的生活并没太多实质性影响。当然，也有那么一些年月就像扎在肉中的刺，让他们疼痛而且刻骨铭心，这也构成了他们记忆中最重要的“历史”。

    2

    这一年，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松塆也不例外。

    松塆此时叫阳光大队，下辖五个生产队，梅松担任大队长；阳光大队又属幸福高级合作社，合作社的书记叫张本豪。这个张书记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上衣口袋里一年到头插着支蓝色钢笔。他有个习惯，一边说话一边朝地上吐痰。据说，有一次被省长张体学接见，他一不留神将痰吐到省长的裤腿上去了。本来要提拔他当区委书记的，就因这一口痰泡了汤。松塆是他亲自抓的工作点，他隔三岔五骑着自行车来检查。远远地听到村口响起悦耳的铃铛声，先是一只狗儿汪汪地叫，接着一大群狗胡乱吠，村里人就知道是他来了。他一路骑一路摇铃，鸡鸭慌慌地让道，狗儿摇着尾巴前后乱窜。如果正逢放学，一群小孩子也会跟着凑热闹，一直把他拥到大队部。

    头一年播冬小麦的时候，张书记就给梅松布置了放“卫星”的任务，还把区里的农业技术员老陈带来做指导。梅松把试验田选在二队，集中了十个年轻的硬劳力组成“放卫星突击队”，由初中毕业回乡的团支书厚泽当组长，全力耕种“卫星田”。

    松塆播种麦子的传统方式是这样的：稻子快熟的时候，将田里的水放干。待稻谷收割之后，先驱牛将干田犁翻一遍，再由人工使锄头将泥块子打细。地平整好了，横竖相隔大约一寸打一个小窝子，往窝里点十来粒麦种，跟着淋一小瓢粪水。待一场雨下过，麦苗就从土里抽出来了。张书记认为这种耕作方式太原始落后了，提出“深耕密植创高产”的口号，并让技术员具体指导大家开展“种田革命”——将地深翻、肥多放、种子密撒。

    厚泽带领突击队连轴干了五个日夜，终于将那块田挖成了深达一米多的大坑。梅松调来全大队的肥料往里面倾倒，铺一层粪，盖上一层土，再铺一层粪，再盖一层土……一共铺盖了五层。播种时不打窝，改划成一米见方的小厢，往里面均匀地撒种子，隔两天浇一次粪水。麦苗长出来之后，又密又壮，果然与众不同。经过突击队的精心侍弄，这块麦田亩产达到了1505斤，而其他麦田亩产不到500斤。

    当梅松带着突击队敲锣打鼓将红色喜报送到公社的时候，张书记大手一挥，豪情万丈地说：“梅松同志，干得好！你们放了第一颗‘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敢想啊！”他当场给区委书记打电话报喜，声音激动得发抖。放下电话，他承诺奖励突击队每人一个搪瓷脸盆。

    没过几天，梅松接到通知到公社参加会议。这时，幸福人民公社成立了，张书记担任公社副书记。梅松在会上得知，自己放的“卫星”还不够大，已经被两个大队刷新了纪录，红旗大队亩产达到3100斤，夺了头魁。会议一结束，张书记把他叫到一旁，低声说：“老表，回去加把油，早稻要放更大的‘卫星’，必须一炮打响！你知道的，红旗大队是王社长蹲的点哦……”王社长是张书记的政敌，两人一直在争公社的“一把手”，这点梅松是清楚的。梅松的小姨是张书记的表姑，两人算是亲戚。梅松正是基于这层关系，本能地脱口而出：“红旗的杜麻子是吹牛皮吧！我们的麦子实打实，一粒没漏掉，一粒没多算……顶破天也到不了两千斤啊！”张书记摇了摇头，瞪了他一眼说：“同志哥，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回去继续加油干，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他还悄悄给梅松透露了一个消息，经过他的力荐，公社党委已经研究推荐梅松为公社副主任，任命文件很快就要下来。

    梅松回到塆里，马上找到一队队长汉明，和他商量怎样放早稻“卫星”。他恨恨地说：“我们这一回必须压倒杜麻子。”杜麻子是红旗大队的大队长。用“疯爷”的话说，两人都是叫鸡公，一直互不服气。经过几年历练，此时的汉明已经变得成熟稳重。他为人精明，踏实肯干，处事公正，不仅受到社员的拥护，也很受梅松喜爱。上半年，梅松还让他兼任大队民兵连连长，掌握了枪杆子。两人几番合计，又找来技术员老陈出谋划策，最后确定划出乌龟山脚下条件最好的一块水田来做“卫星田”，目标是亩产3000斤。方案初步确定，上报给了张书记。张书记一看很不满意，跌脚道：“你们简直就是封建老太婆！三寸金莲怎么走得快？保守，太保守了……”他连夜带着老陈赶到一队，将阳光大队各队干部集中开会，还让突击队的骨干列席。

    一队保管室里点起了瓦斯灯，屋子一片敞亮。张书记一手叼着卷烟，一手挥着大蒲扇侃侃而谈：“早稻过去产量是每亩450至500斤，要实现产量过千斤，这是个质变。质变需要量变的积累。量变的因素有哪些呢？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比如说水和肥，要搞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要破除迷信，扔掉过去种田的条条框框，不要怕作物闹‘胃病’。过去单季稻子丰产，一般是八水八肥，每亩用水量300至500方；粗肥两三万斤，化肥（主要是土化肥）200斤左右，稻子是否吃饱喝足了呢？不知道。有人认为，一亩旱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会烧死庄稼，损害土壤，我看这种观点形而上学，十分片面。老陈，你说是不是？”技术员老陈正在打瞌睡，被他一声喊叫惊醒，连连点头。

    “我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的水和有机肥相配合，一亩地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还能发挥奇效。除此之外，必须深翻、密植。要想搞出四千斤、五千斤，甚至上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麦子丰收不是已经有了经验吗？‘卫星田’至少要深翻五尺，丰产田深翻三尺，一般田至少要翻一尺半。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放手密植……”

    张书记说两句就吐一口痰，等到讲话结束，面前的地面已经一片黑亮。

    这天晚上的会议在松塆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既为松塆将要放的“卫星”定下了基调，也为后来松塆的饥荒埋下了根子。我曾经就这次会议专门采访过参与者致远、汉明和厚泽。

    致远本来在大队小学当语文老师，头一年被打成了右派，现在回家务农了。当时上级分给阳光大队一个右派指标。塆里的地主、富农倒不少，但名声大的早就被枪毙了，余下的都已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就连老黑这样的赖皮，看到革命风暴一浪盖一浪，也噤若寒蝉了。右派只好到小学里去找，不巧就落到了致远头上。致远平素为人谦和低调，凡事小心翼翼、忍让三分，照理说右派是轮不到他的，事情就坏在一件小事上。他喜欢书法，每天下课坚持练毛笔字。没钱买宣纸，他就在过期的《人民日报》《湖北日报》上练习。这天，他在报纸上写《多宝塔碑》，没想到正好把个“锤”字写到了毛主席的头像上。他自己没在意，却被旁边眼尖的一位老师瞥见了。这位老师是入党积极分子，天天想着进步，立马把这事报告给了校长。当时的校长是从外乡派来的，知道致远是大地主的儿子，就说：“这不是发泄阶级仇恨么！他想锤毛主席？”事情报告到公社教育组，致远就被划成了右派。虽然戴着右派帽子，致远回到村里并没受歧视。梅松一直很看重他，为了宽慰他，就在社员大会上公开说：“当了右派不要紧，致远你不要背思想包袱，大家今后都会帮助你改造！毛主席说了，敌人也要给出路嘛，何况你不是敌人，本塆本土长大的，大家都晓得底细。”他亲自安排致远参加放“卫星”突击队。这天晚上，致远作为骨干列席了会议。他对我说：“我在农村长大，参加过几年劳动生产，但对种田算不上精通。听说那个张书记是农校毕业的，懂科技，又是领导，而且全国到处放‘卫星’，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全变成了现实……我当时有点信他的话，通过改良耕作方式可以实现高产。”

    厚泽告诉我，他当时半信半疑，但是鉴于那种政治气候，根本不敢说真实想法，“毛主席都肯定了‘卫星’，哪个敢逆着来？”上半年放麦子“卫星”，他是主要参与者。大半年时间里，他和技术员查了很多资料，想了很多办法，每天起早摸黑和突击队员守着麦田，比看自己的孩子还要上心，才弄出了个1505斤的“卫星”。对于土地的潜力，他认为已经挖得差不多了。“如果还想继续增产，除非有别的窍门！”说这话时，这位当年的团支书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

    汉明谈起厚泽，则颇有些不屑，说：“厚泽不‘厚’！这个家伙向来就是心里想一套，嘴里说一套，投机分子！张书记在会上表扬他为松塆放了第一颗卫星，他表态时调门比谁都高，说只要把领导的指示落实到位，发扬‘一不怕死，二不怕累’的精神，夺取亩产万斤不是问题。”

    我问汉明在那天晚上是怎么表态的。汉明说：“当时各队队长都吹大喇叭，我能不跟着唱高调么？任务落实到我们队，我当场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请求调动全大队的劳力支援深翻、积肥；二是公社必须调拨所需的化肥。张书记当场拍板‘化肥不是问题’，梅松也说调动全大队支持‘卫星田’。”

    当时已经实行大集体生产了，每天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由队长派活。各个生产队都是一两百号人，开到哪里都浩浩荡荡。松塆是大村，田地都在村子附近，社员感觉差别不明显，但是那些小村的社员要赶过来参加集体劳动，很多时间都花在路上，早出晚归，叫苦不迭。更大的变化是，过去是小集体，在一起干活的都是熟人、亲戚，没人好意思偷懒；现在变成大集体，各种各样的人凑在一起，偷懒的就多了。只要队长不在，就有人停下来抽烟、聊天，男男女女打打闹闹。有的妇女干脆坐下来纳鞋底，还有的跑到田埂边去扯猪菜。时间长了，那些老实勤快的人看偷懒的人和自己拿一样的工分，干活的劲头也没有了。分配时按人头平均，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更加影响积极性了。汉明意识到，以他一个队的力量，“卫星”肯定放不上天。深翻说起来轻巧，干起来要累得人蜕一层皮；积肥，更不是容易的事。这两样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

    梅松调集了几个队的劳力对“卫星田”进行深耕、密植，后期的管理则全部交给汉明。汉明对“放卫星”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是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另一方面他也想，毛主席说“人定胜天”“人民的智慧是无穷尽的”，过去一直采用传统办法耕种，现在有了科技指导，会不会创造奇迹呢？于是，他把“田间管理如绣花”当成口头禅，督促突击队员用心管理。

    禾苗长得密密麻麻，根本无法下田耕作，汉明带着大家想了很多办法。秧太密了，就用竹竿掏孔通风排水；要追肥了，在田的四周开沟，用管子把水肥灌进去；为了防倒桩，砍来竹棍隔几蔸就打一个撑子。突击队的人全心扑在“卫星田”上，大家都期待着创造奇迹。当年号召全民写诗，汉明写过一首记录这段生活：“早岀晩归两头星，眼看不见点汽灯，休息时间吃干粮，地头就是大饭厅。”

    终于到了收割的日子。那天，张书记和梅松带着县委的通讯干事来到松塆坐镇。大家都在大队部紧张地等待着统计数字。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一队的会计厚生跑了进来，兴奋得满脸通红地说：“收了3180斤。”张书记一听，脸顿时黑了，厉声问道：“多少斤？”厚生又复述了一遍。张书记皱了皱眉头，对梅松说：“许主任，不会搞错吧？”梅松看了他一眼，说：“我过去看看。”他一拉厚生的袖子，两人出门奔仓库而去，厚泽也跟着去了。汉明后来告诉我，梅松把厚生拉到仓库后面的小房里，严厉地说了一番话。半个小时之后，厚生拿着账本重新进去报告：“张书记，刚才统计错了，应该是5080斤。”张书记认真地追问：“怎么搞错了？”“我计算时弄错了点，刚才又核了两遍，这次准了！”“你是党员吧？”厚生紧张地点了点头：“是预备党员。”梅松说：“他今年才当会计，不是很熟悉账务。他的爷爷早年参加革命，黄麻起义时牺牲了，根正苗红。”“哦，烈士的后代，好嘛！数字你一定要搞准，要对党的事业负责！”张书记扭头对通讯干事说：“咱们实事求是，就报亩产5080斤吧！”

    就这样，松塆的早稻“卫星”发射成功，在邾城地区占了第一。

    关于当年“放卫星”的内情，我在采访时曾想找厚生了解情况，但是他到南方打工去了，一直联系不上。汉明是这样对我说的：“事情过去了二十多年，厚生才把真相抖出来。梅松当时对他说了两点：一是说他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二是说让他接替我当队长。至于‘5080’这个数字，则是梅松和厚泽商量定下来的。”如果说松塆的小麦“卫星”是大家苦干放起来的话，那么早稻“卫星”则是苦干加“巧干”放起来的了。

    我拿了两份复印资料给汉明看，一份是1958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一份是1958年9月号的《人民画报》。

    《人民日报》头版套红通栏标题赫然写着“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副题为“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斤”。这篇“新华社武汉12日电”的专题报道全文长达1736字，开篇这样写道：“湖北省麻城县的早稻生产又放异彩。根据湖北省、黄冈专区和麻城县三级早稻高产验收团联合查验证实，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一点零一六亩播种‘江西早’种子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惊人纪录，截至目前，这是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它比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及本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先后创造的早稻高产纪录高出一倍以上。”《人民画报》上有一张照片，画面上是四个笑逐颜开的孩子正在一堆灿若黄金的稻穗上蹦蹦跳跳。

    汉明看过之后，哈哈大笑起来：“这报道和照片上说的‘卫星’，我亲眼去看过！”

    那是1958年的8月18日，梅松领着他们一行十人先坐汽车，转火车，然后坐拖拉机来到了麻城县的麻溪河乡。“天下第一田”就在这个乡。田野上红旗招展，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歌曲：“高粱红脸笑，谷穗迎风摇，田野里一阵歌声一片欢笑，老社员带领我们下了地……”此时，大片稻田已经收割过了，只留了大约半亩“样板田”供人参观。“样板田”旁边拉着横幅，上面写着白色大字“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环绕着这块田，人山人海，都是全国各地赶来参观的干部群众。

    汉明一行人由戴着红袖章的民兵引到“样板田”旁边，停留了大约五分钟。那稻谷长势确实喜人，两尺来高的稻秆密得看不清分蔸，托起来的稻穗沉甸甸、厚墩墩、金灿灿的，活像用黄色奶油做成的一块大蛋糕。一听完介绍，他们就被带开了。

    回去的路上，大家都闷着不吭声，只有汉明悄悄问梅松：“主任哥，你信么？”

    梅松没有接他的话，眼睛望着远处说：“毛主席说得好，‘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不是产量不高，而是胆子不大啊……”

    汉明望着他，半天没有吭声。

    我告诉汉明：“1998年已经有当事人写回忆文章披露，这颗‘卫星’是假的。那三万多斤稻子，有一部分是重复计算的，还有一部分是把其他田的谷子冒充进去的。”

    汉明点点头道：“我们参观回来不到两个月，县里就开会叫大家不要再宣传这颗‘卫星’了，具体原因没做说明，只说造成了不好的政治影响。”

    这一年，松塆接连放了两颗“卫星”，也算火了一把。老五的爸爸贵平当时担任大队会计，他记得各队的小麦、稻子、棉花、油菜产量均高于往年，全面获得丰收。为了突出“形势一片大好”，公社领导将各队上报的数字进行加工后报给区里，区里又报给县里。统购数字分配下来，因为稻子“卫星”放得大，上交任务就比往年翻了一番。有的队将过去的存粮刨了出来，有的队连种子都没留全，勉勉强强完成了任务。

    汉明这时已经接替梅松担任了大队长。交完公粮，他顺路去公社办公室看望梅松。梅松升官了——副书记兼副主任，成了公社二把手。那个张书记则调到区里当副书记去了。汉明忧心忡忡地对梅松说：“书记哥啊，粮食交空了，我担心开春没得吃的……”

    梅松大手一挥，说：“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现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毛主席都说‘人民公社好’，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你还担心没饭吃……兄弟啊，你要跟上形势，不能往右倾的路上滑啊……”

    这天中午，梅松留汉明在公社食堂吃了一顿午餐。这里的伙食比队里的食堂更上一层楼，鸡鸭鱼肉放在大盆里随便舀，米饭面条馒头包子任意拿。汉明注意到，很多人盘子里的鱼肉堆得冒尖，可是没吃几口就倒进了泔水桶。

    这时候，松塆绝大多数人和梅松一样，都沉浸在共产主义的梦想之中。只有几个老人在背后骂干部吹牛造假，当然，他们只敢悄悄地骂。

    3

    【讲述者：汉明；时间：2009年8月6日；地点：松塆】

    村子东头现在的那片坡地，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是一片松林，大概有炮把亩的样子。松树一棵一棵冲天而起，林子又大又密，林间也有一些杂树、灌木。春天雨过天晴，地上长满了蘑菇；秋天到了，野柿子挂满树，像灯笼一样大。那是塆里的伢们最爱去玩的地方。草丛深的地方有半人高，中间藏着野鸡、黄鼠狼，还有刺猬。那个张书记喜欢吃野鸡，每次来松塆，梅松就让我去打一只，然后拎去让我妈红烧，是下酒的好菜。林子西边两三百米的地方就是许氏宗祠。祠堂四角各种了一棵香樟树，就像四个大将军守护在那里。据说，那是许氏先祖在道光年间栽种的，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最大的那棵树四个人牵手都抱不过来，枝枝叶叶繁茂得狠，就像一把大伞撑在那里。夏天，躺在浓荫下睡个午觉，比喝了肉汤还舒服！老人们都叫这棵最大的香樟“娘娘树”。每逢有大事发生，它必有预兆。辛亥革命那年，它被雷击中，树冠烧了起来，映红了半边天，但是暴雨很快就将火浇灭了；日本人攻打武汉那年，它又遭雷击，挨着祠堂的那根最大的树杈被劈断，但是转年春天又长出了绿叶；解放那年，靠正东方的部位竟然长出了一根新杈，神奇啊……不知怎么传开的，这棵“娘娘树”有生殖力，远近村子里那些生不了伢的人都跑来祭拜求子。他们晚上来，摸黑在树枝上缠红布条，然后烧香许愿……就连黄陂的人都闻名而来。

    这片松林和四棵香樟树，全部毁在1958年。

    记得是在头一年年底，毛主席提出用十五年时间“超英赶美”，“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到了1958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就开始了全民大炼钢铁。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法炼钢。张书记亲自到松塆召开社员大会，贯彻中央指示，要求确保“钢铁元帅升帐”。

    9月间，松塆建起了三座小高炉。其中，我们一队的炉子最大。我让贫农出身的胜利当炉长。

    那时农村没有现代化设备，都是根据报纸上介绍的、领导讲的，自己用土办法创新。所谓的炼钢炉，就是从武汉买来一些耐火砖砌起来的大炉子，内壁糊了一层焦炭粉和黄泥土，大概三四个立方米的样子。在炉膛顶部开一个孔，投料；在下面开三个孔，一个鼓风，一个出渣，一个出铁。我们哪里知道怎么炼钢？只是估摸着将焦炭、石灰石、云英石等矿石放在炉内猛烧，再用鼓风机在下面使劲鼓风。矿石遇高温熔化，铁的密度大一些，铁水会往下流，遇冷就凝固成了坚硬的铁疙瘩。当时胜利的舅舅在大冶铁矿当头头，通过他特批搞回了一车矿石，还有焦炭。比起其他队，我们队的炼钢炉起点算是最高的！

    小高炉要保持持续高温，必须不时投放焦炭、不停鼓风，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否则炉内温度降低，铁水凝固，整个炉子就报废了。炉内壁的积灰也要时不时清理。我们日夜守候在高炉前，心情既激动又紧张，就像等着自己的儿子出生一样。炼出第一炉铁之前，我三天三夜没回家。困了，歪在炉前打个盹；饿了，食堂有人送饭菜来。当时正逢夏天，每天汗流浃背，蚊叮虫咬，可是一点儿也不觉得苦和累。塆子里男女老少每天一收工就围拢到高炉前观看、帮忙，兴奋地等待着出铁。当时不是兴全民写诗吗？我写了一首打油诗《炼钢》：“高高烟囱竖起来，熊熊炉火炼红心。你添炭来我鼓风，小小松塆尽英雄。后生胜似赵子龙，老年人人是黄忠。儿童好比小罗成，妇女赛过穆桂英。”当时不光生产放“卫星”，文化也放“卫星”。上级号召要出一万个李白、杜甫，人人写诗，村村赛诗。松塆有文化的人多，出了不少有味道的诗，譬如：“龙王爷走了，水也有了！土地爷没了，地也肥了！灶王爷滚蛋了，人也吃饱饭了！”“长坂坡前猛张飞，大吼三声水倒流；社员更比张飞猛，命令河水跟我走。”20世纪90年代，我看报纸上发表了聂绀弩在北大荒农场当右派劳动时写的诗：“整日田间力已疲，下工回屋事新奇。解衣磅礴床头坐，万烛齐明共写诗。人物风流最此时，江山至美古无之，社会主义歌难尽，一夜须吟万首诗。”真实地描绘了当时全民写诗的情景。

    经过三天三夜奋战，我们终于炼出了第一炉铁——十多块铁疙瘩，最大的一块直径超过脸盆，最小的也有拳头般大小。大家高兴得又蹦又跳，不知道是谁带头高呼起口号：“毛主席万岁！总路线万岁！”胜利点燃了早就准备好的千字头鞭，炸得村里的狗汪汪狂叫。我们用箩筐抬起铁疙瘩，一路敲锣打鼓去公社报喜。张书记看了看铁疙瘩，高兴地说：“同志们，立大功了！加油干，要放更大的‘卫星’！”

    这些铁疙瘩后来送到了武钢。过了几天，从上面传来话，说铁疙瘩杂质有点多，希望想办法改进。而此时，我们却要停炉了——焦炭烧完了。再联系胜利的舅舅，他表示无能为力。张书记指了指那片松林，说：“一切都要给‘钢铁元帅升帐’让路，炉火不能熄！这松林赛过多少焦炭！”

    梅松马上抽调劳力，组织伐木队，日夜砍伐松林。伐木的时候，那些喜鹊、乌鸦、野鸡漫天乱飞，黄鼠狼无处藏身，慌得直往人腿上撞。松树大多长得有水桶粗，劈成一方一方的木材扔进炉内，饱满的油脂漫出来，烧得吱吱作响。松木除了供给松塆的高炉，还要供给相邻的缺柴火的大队。一时间，拉木头的拖拉机来来往往，“突突突”吵得几乎要掀翻天。

    不到两个月，松林竟然伐得差不多了。炼钢的高潮还在继续，公社天天派干部来检查出铁情况，同时也是督促各队加快进度。每隔几天，炉长们就被召集到公社参加誓师大会。如果有人表态要一个月炼一百公斤钢铁，马上就会有人高喊：“奋战一个月，炼它三百斤！”数字喊得越高，公社和区里的领导就越高兴。我经常参加这样的誓师会，发现每个人看上去都信心十足，有的拍着胸脯，有的挥着拳头，都说要放“大卫星”。当时有首诗是这样写的：“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不只是炼钢，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在搞“竞赛”。

    从秋末开始，松塆领了一项新任务，要把一部分松木烧成木炭供给县里的炼钢厂。公社从各队抽调一部分硬劳力去伐树，又抽调一部分去烧炭。那段时间，在田间地头干活的只剩下老弱妇幼了。为了完成县里下达的烧炭任务，干部开会动员大家捐献木材，有些人把准备盖房子、做木器用具，甚至留作打棺材的木料都交了出来。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满，偷偷骂干部瞎指挥、劳民伤财的。

    整片松林被砍光了，塆子周边的大树也都被砍了，最后只剩下祠堂旁边的四棵香樟树。大家从小就听老人说过这几棵树的来历，起初并没有人去砍。有一天，不知是谁说了句“樟树好烧”，厚泽就领了一群人，带着梯子、锯子、斧头准备去砍树。

    当大家架好梯子攀到树上，正在砍树杈的时候，耀贵带着四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出现了。耀贵大吼一声：“伢们，这是祖宗留下的风水树，有神性！你们都给我下来，不许砍！”

    耀贵属于大房，当时是塆里活着的辈分最高的老人，而且是松塆最早的烈士耀富的亲弟弟，也是厚生的小爷。平常，干部群众都对他敬三分。他一声吼，将正在砍树的人都震住了。

    厚泽走过去，笑着给他递了一支烟，客气地说：“小爷，毛主席说要‘钢铁元帅升帐’，我们不砍树，怎么炼铁呢？不炼铁，怎么完得成公社的任务呢？”厚泽也属大房，比耀贵晚两辈，所以喊他小爷。

    耀贵从一个老人手中接过一册发黄的《许氏宗谱》，唤着厚泽的小名，气呼呼地说：“四儿，你是不是许氏子孙？你看看祖宗精景公是怎么做的？你们已经把松林毁了，现在还要砍神树，你们这是背叛祖宗，要遭报应的！”

    “小爷，现在‘大跃进’，过几天就共产主义了，砍几棵树算什么？！您老不能再讲封建的那一套了……”

    “狗日的，你莫在老子面前猪鼻子插大葱——装象。你没有祖宗？你不是爹妈生的？你给老子滚开，只要我在，这树就不许砍！”耀贵一屁股坐在“娘娘树”前，其他四个老人也挨着他坐下。他们在塆子里辈分都很高，砍树的多是许氏子孙辈，看到这状况，大家就停了手上的活。有人小声嘀嘀咕咕起来，更多的人则望着厚泽拿主意。

    厚泽眼珠一转，叫人去喊梅松来。过了一会儿，梅松领着几个民兵去了，我也赶了过去。梅松当上公社领导后，说话的口气和过去大不一样，上来就义正词严地说：“耀贵同志，你是耀富烈士的弟弟，向来觉悟很高，今天怎么了？你要支持‘放卫星’嘛！”

    “放不放‘卫星’与我屁相干？反正这神树不能砍！”耀贵语气非常强硬。

    “‘大炼钢铁’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要反对毛主席吗？‘三面红旗’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你要反党吗？”梅松有些恼怒。伐木队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他的面子开始挂不住了。

    “梅松你莫拿大帽子压人！我哥干革命的时候，你还不晓得在哪个的胯裆里没垮下来……”耀贵铁了心，和梅松顶起来。

    梅松一听这话火冒三丈，吼了起来：“炉子等着烧柴，柴火接不上铁就炼废了！让铁废掉，就是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就是反革命！来呀，把这几个老家伙给我捆起来！”

    那几个民兵都是后生伢，抖着绳子要捆人。另外四个老人吓得站了起来，只有耀贵端坐着不动。两个民兵伸手去拉他，他倒在地上打起滚来，嘴里骂个不停：“不肖子孙啊，你们要遭报应的！”

    最后，四个民兵扯胳膊的扯胳膊，拉腿的拉腿，硬是把他抬了起来，直接送到公社去办“学习班”。那本泛黄的《许氏宗谱》掉在地上，厚泽犹豫了一下，还是捡了起来。

    伐木队继续砍树。三棵小一点的樟树小半天工夫就伐倒了，砍那棵“娘娘树”费了一些周折。它实在太粗了，七八个壮汉轮流拉锯，拉缺了三根锯条。他们用绳子拴着树枝使劲拉，树干倒地时就像放炮一样响，扬起的灰尘有两丈高。厚泽指挥时跑慢了一步，当场被树杈打得头破血流。后来有人说，这是不是祖宗显灵了？砍树的人会遭报应？

    樟树真是香啊！那天晚上吹南风，整个村子里都飘着樟树的香气。过了这么多年，我闭上眼睛还能闻得到那气味……真是可惜了，那么大的樟树！周边的树伐光了，大家就带着被褥、干粮去大别山森林里伐；矿石搞不到了，就发动社员四处收集铁器。秤砣、秤钩、门锁、窗户钩子，还有灶台上敲下来的铁水罐，都成了原料。反正吃食堂，家里的锅派不上用场，许多人干脆把锅也砸了……报纸、广播里天天都在宣传什么地方水稻“卫星”上天了，什么地方钢铁“卫星”上天了，人心振奋啊！你们不要以为干部强迫农民送那些东西，大家都是自愿的。我这个大队长可以做证：那时候，每个人的积极性都很高，心里都被“超英赶美”的目标刺激着，都盼着共产主义快快实现……

    小高炉一直烧到年底才停火。这时已经是冬天了，塆子周边看不到一棵树，天也显得矮了。北风像老虎一样吼叫着，从旷野里笔直扫过来，扫得人心里发毛。

    公共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了。原来顿顿白米饭，现在变成了稀饭，米汤照得见人影子。后来还掺上了红薯、菜叶……上面说，苏联找我们逼债，毛主席、周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勒紧裤带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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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明在讲述时提到的那位精景公，我查阅《许氏宗谱》，发现果然有记载。

    精景公出生于清朝嘉庆年间，自幼饱读诗书，中过进士，却终身不仕。他每日吟啸乡里，长须飘飘，颇有隐士之风。看到松塆附近山枯水瘦，林木稀疏，他决意恢复过去的松林。经过他的努力，原来的松林扩大了面积，全部种上了树苗。几十年后，长成了一片蓊蓊郁郁的茂林。后辈在《许氏宗谱》中列传称赞：“精景公之功，讵不伟与？是宜记之以垂不朽云。”此后，“家训”部分也增加了一条：子孙砍树者，应补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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