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孩子的学校问题，只有自己联系，化武机构最多给你提供个电话或者网址之类的帮助。在海牙，许多政府机构，各国的大使馆和国际性组织都汇聚于此。这里，给了每个人自由的空间，但也没有特权能够让你显摆。
联合国给随任的补贴是每个月几百欧元。这在海牙来说待遇不算很高，只能是个生活补助。其实，这里的随任，不仅有女性，也有男性。不但有政府职员，还有专家学者，放弃自己的事业陪伴自己的伴侣在此履行国家义务。他们是核查员的“大后方”。
刚开始，罗华政的爱人曾女士就对放弃工作，来到异国他乡成为一个买菜做饭的家庭主妇颇有微词。当她参加了一次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主持的新年茶话会后，才知道仅在联合国的化武机构，像她这样从国内来“随任”的，不但有北大讲师、大刊编辑，还有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方面的博士生导师，这里既有男性，也有女性。
通过接触，相互认识和了解，她得知在随任家属中，还有一位博士生导师，这位女士也是极不情愿放弃自己工作的，但为了能照顾爱人安心履职，也心甘情愿地做“随任”，成为家庭主妇。加之这里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要求有监护人。还有一个“随任”，在国内与曾女士是同行，同为护士长，曾女士在重庆一家地方医院，而那位则是在北京一家名牌医院。
随着对相关情况的不断了解，曾女士心理自然得到了平衡，并且还主动参与到化武机构定期举行的化武组织核查大会的会务和相关工作中去。参加化武机构的临时性工作，时间虽是根据会务繁简程度，有时一周，有时长达一两个月，不管时间长短，她同其他中国“随任”一样都干得无比开心。干这些临时性事务工作，虽然报酬不高，但他们都把这当成对国际事务的支持，也是为世界和平而尽的一点力量。
作为“随任”，爱人在化武组织的所有工作都是不能打听和过问的，包括到哪个国家去，行程安排，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出于好奇而打听核查中的具体事儿。即使打听，组织上有纪律规定——不能说。
当好“随任”也不是容易的事。罗华政刚到联合国化武组织履职时，因女儿在国内正面临初中毕业，为了使女儿顺利完成初中学业，爱人曾女士同女儿是半年后才到海牙的。
为了当好“随任”，曾女士专门到四川外国语学院学习了几个月的外语。到了海牙后，为了尽快适应那里的环境，她又自费到英语学校去学了两年的外语。曾自认为是个不笨的人，很快就能适应简单的对话和日常所需。有时，夫妻二人上街，若遇到需要交流和咨询之类的事，罗教授就主动谦让，让妻子出面，曾女士说这是教授在锻炼她。
“信息不交叉是纪律”。尽管我们国内有几个专家同时在化武机构履职，他们时常也带着家人在一块儿聚会，但决不谈及工作及核查情况，他们在一块儿时也就是谈天说地，家属们也就是说说孩子的事，要么就是做做手工打发日子。
罗华政虽然有几次到国内核查的机会，作者也认为作为“随任”家属一同回国应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真实情况是家属根本都不知道日夜相伴的另一半的真实去向，只有核查任务完成后才给家人报个平安，告诉现在什么地方，大概什么时候回到海牙而已。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里，公干时可以带家属的只有一人，那就是总干事尤祖姆居，但他出席的一般是代表机构参加的政治活动和外交事务。
“要想得到安全就得保持低调。”这是联合国化武组织对所有工作人员及其“随任”的忠告，也可以说是事先声明。联合国机构对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命安全也是很重视的，但也不能给工作人员配备警卫和保安，“保持低调”也是出于安全和保密工作的需要。
为此，曾女士在异国他乡生活近十年，从来没有向无关人员透露过罗华政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性质。在这里，有两个小故事可供分享——
罗华政的爱人曾女士是个热心人，每当邻居不在时，邮差来了，她总是将信件代为收好并转交。一来二往，与邻居互相问候和点头之交就成为常事。可有一天，对方突然问曾女士，“你家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一问，竟让曾女士一时语塞。曾女士忙说“在大学教书”，没想到对方竟穷追不舍，“是哪所大学呀？”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以自己英语水平不好为由回避了。好在那个地方的人们不像国内一些人那么具有洞悉别人私生活的欲望，打那以后，那位邻居再也没有问过此类问题。
无论你如何低调，有些事总是防不胜防的。有一次，罗华政教授所居小区的一位外籍人员，突然对曾女士说，“你家先生是在化武组织工作，对吧？”就是这一句话，可把曾女士吓了个六神无主。还好女儿也在场，英语较好，马上问对方：“你是谁？从哪里得到的情报？”这位先生说，他观察罗教授经常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不在家，并且从罗教授的车牌号段看出了端倪（上面有化武机构的专用号段）。对方一席话更是让曾女士和女儿感到了恐惧。接下来，那位男士说，他以前就在化武机构工作，后来到了联合国其他机构。对方虽是这么一说，罗华政还是立即将这一情况向联合国化武组织进行报告，并通过有关渠道进行了核实，答复确有其事，这才让他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否则，就得赶快搬家。
谈到家属“随任”，张国华对罗华政教授的妻子曾女士赞美有加。他说，我们也是近邻，两家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他们家有什么需求和帮助都找曾女士。曾女士原来在国内是很少下厨房的，到了荷兰练就了一手的川菜厨艺，每逢过年过节，她总是急着把中国籍的视察员和家属请到家里做客。
罗教授家有棵苹果树，每当果满枝头、成熟收获的时候，曾女士还要邀请大家到她家采摘果实。值得回忆的是，有年春节，大家聚集在她家，除了吃饭还观看春节文艺晚会的电视直播。由于荷兰没有中国频道，聪明的罗华政教授就将电脑连在电视机上，让大家欣赏春节晚会直播，过了一个愉快的中国年。
在这里的“随任”们，平时除了照顾小孩上学，负责家人伙食外，还要参加社区举办的荷兰语的学习，邀请中国同事到家里做客，有时还与视察员们一块儿参加中国大使馆举办的各类活动。这些年，他们除了参加大使馆举办的各种节日活动外，还参与了给汶川地震灾区的捐款活动。
在这里，不得不说说这些“随任”的孩子们。
罗华政教授的女儿起初也不愿意去国外，那时她成绩很好，已经考上了重庆市的重点中学——重庆一中。后来，孩子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所在地海牙上了高中，再后来到英国读了大学。但女儿大学毕业后还是回到了中国重庆，她说她喜欢中国。
张国华的儿子，在国内刚刚考上高一，而且在班里的成绩名列前茅，听到要去国外读书，且要放弃国内的学习，非常不高兴，哭着问他妈妈，是不是可以不去？家长要求他在前往国外前的一个学期放弃数理化，专心攻英语，但他不愿意，认为没有经历中国高考的磨难非常遗憾。在母亲的敦促下，孩子每天坚持在校正常学习，下午5点下课后，饭不吃就赶到英语补习班，这样坚持了半年。
半年后来到荷兰，儿子所读中学是在荷兰开办的英国学校，距家来回12公里。由于张队长经常出差，爱人不会开车，无论刮风下雨，寒暑易节，孩子每天上学放学，都同其他同学一样骑着自行车往返，这样一骑就是三年。在海牙，学校不提供任何午餐，学生除了能在售货机里买到食品和饮料外，就得自带三明治。他的儿子不但骑了三年车，而且还自带了三年的午餐。
正是这样的坚持，孩子由开始的听不懂、写不出，经过努力，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各科的成绩，多次获得学科进步奖，最终考上了英国帝国理工大学。
实话实说，在联合国相关机构工作的许多中方人员的子女后来都定居在了国外。其中之一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孩子前往异国他乡时年龄还小，就他们化武机构来说，那几个孩子刚去时都还不到10岁，对中文知识掌握还不牢靠，长大了已很难融入中国社会和文化。他们对中文可以说、可以听、懂意思，但就是写不来，不认识。据罗教授说，他们机构的几位印度同事的孩子也全部留在了国外，这里除了上述原因外，可能也与印度的自然生态环境较差有关。罗华政的女儿是初中毕业后才到国外的，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已经形成，在国外读书期间，没有几个华人朋友，只是在大学期间结识了几个会说中国话的华人后裔，但也都是东南亚的。
当然，有的专家因子女留在了国外，后来也就移民去了国外。可有的专家事隔多年仍然两地分居，说起这些，难免也让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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