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美国飞行员约翰，在飞机失事遇险后，遇到了吉伯林所说的“千人中之一人”。不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群朴实的人，一群正义的人，一群无私无畏的人，即一群退到绞台旁也还要往前的人。
1944年7月末的一天，被日军占领的安庆市北郊机场上空，有几块低飞的乌云，半明半暗地遮住机场长长的跑道。机场左侧的大龙山下，隐蔽着一排高射机枪，一支支森森的枪管，逼视着高空。
安庆地处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上控洞庭、鄱阳，下扼南京、京口（镇江），中流天堑，形势险要。1938年6月中旬，日舰40余艘，在空军掩护下，分水陆两路，攻陷安庆后，日军即在安庆屯舰艇，占机场，使安庆成为进犯皖鄂赣的一个大据点。机场驻进第三飞行团轻轰战队，对三省边界地区城乡和交通要道实施狂轰滥炸。日军轰炸到哪里，那里就墙倒屋塌，尸肉横飞，安徽人民把那时的安庆称为“血口”。
血债要用血来偿。
抗日军民把枪口对准了这个“血口”。新四军第七师的沿江支队数次袭击安庆机场，炸毁机场的油料库，使飞机的补给枯竭，许多架飞机无法起飞。
在抗日游击队袭击安庆机场的同时，派来中国助战的美国航空队，也出动飞机，对安庆机场进行轰炸。
7月31日下午2时许，一架银白色的战斗机，从乌云里冲出，向安庆机场俯冲过去。这架飞机，是美国航空队P-51型战斗机，机上携带着炸弹，破坏安庆机场。
飞机穿过云层，俯冲而下，投掷数枚炸弹。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巨响，机场跑道上停放的两架日军飞机中弹起火，股股浓烟冲向高空，同乌云凝聚到一起，天空变得更加阴森。
日军机场遭到轰炸，隐蔽在大龙山下的高射机枪开火还击，火力全集中到美国这架P-51战斗机上，飞机被击伤了，机身发出沉重的颤抖。
飞机在高空能维持多久？飞行员作最后的打算了。随即，油箱也燃烧起来，马上就要爆炸了，飞行员已无法控制了！只有跳伞。飞机一头栽在机场东北侧的泥土里，爆发出一声巨响，烈焰冲天。
在飞机坠毁前的一瞬间，巨大爆发力量把飞行员抛出机舱，摔在破岗湖边的一块浅水滩上。
机场日军见飞机被炮火击中坠毁，跟着赶到现场。开始，他们以为飞行员烧死了，当清理机舱，未发现尸骸时，才知道飞行员跳伞了。
急忙集合队伍，拉网式地搜捕飞行员。
飞行员落在浅水滩后，只是感到足痛，并未受伤。可是，面临的形势却十分险恶。他向四周看了看，见东面是波浪滔滔的湖水，西面是壁崖森森的高山，北面是望不到边际的森林，而开阔的南面，一队队日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正凶恶地向他扑来。
在飞行员陷入绝境之际，从北面的一片丛林里，窜出十几个人来。
这十几个人穿戴都像农民，但手上持有武器，飞也似的向飞行员这边跑来。飞行员立即意识到这是一群什么人了，兴奋地喊到：
“喂！喂！游击队！游击队！”
是的，这正是一支抗日游击队！他们是新四军沿江支队的一支小分队，在机场附近执行任务。因为他们知道盟军已派航空队来华助战，最近时有美军航空队的飞机轰炸日军停在安庆江边的舰艇和安庆机场的飞机。新四军的游击队怕盟军飞机失事，隐蔽在机场西北侧的丛林地带，以便及时营救。
游击队不住地向飞行员招手，要飞行员向他们靠拢。
飞行员见游击队向他招手，感觉到是要营救他，全身振作起来，想跑过去，但双腿陷进泥里，怎么也拔不出来。
远处已响起了砰砰的枪声，情况迫在眉睫。
游击队的队长老弓，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游击专家。他见飞行员已被日军发现，但日军尚未发现他们。便敏捷地审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见正前方有块水草地，带领游击队员，猫着腰，跃进了几十米，占领了那片水草地带。尔后，指定两名游击队员，飞也似的跑过去，架起飞行员，向北边的一片丛林奔过去！
这个行动快如飞箭，猛如发机，游击队配合默契，动作迅猛，不足一刻钟的工夫，就将飞行员从虎口中抢了回来。
飞行员也有一些思想准备，开始见这些人向他招手，打算走过去，但双脚陷进泥沼里怎么也拔不出来。后见他们飞跑过去，喜出望外，只是感到双臂像被铁钳钳住似的，疼痛难忍，并且显得十分狼狈。
机场上的日军，远远看到这一切，简直有些惊呆了，不知所措。当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时，拼命向这边开枪、奔跑，等跑到水草边，游击队已隐没到丛林里去了。
机场上的枪声噼啪地响着，夹着一阵阵低沉的炮声。
游击队凭着熟悉的地形，引着飞行员，越过一片丛林，接着翻过一座小山，经过一个多小时不停地奔跑，大约走了十几华里路，把追击的日军远远抛在了后面。
枪炮声愈来愈稀疏了，游击队长老弓回过头，望了望气喘吁吁的飞行员，这才将步伐放慢了一点，带着游击队，向前面一片更加稠密的林子里奔去。
太阳快要下山了，夕阳映着晚霞，静静的薄暮，从燃烧的天空降落。
林子里投进一片金辉，走在前面的游击队长老弓，那古铜色的脸膛，映成了黝红的颜色。
老弓，并不姓“弓”，本姓直，名叫直省三。
他是个猎户出身，有一手好枪法。1938年冬天，他进山打猎时，日军进村烧了他家的房子，杀死他的母亲，妻子被侮辱后投塘自尽，他怀着深仇大恨参加了新四军。
直省三为人正直，性格豪爽，人们爱亲近他，也爱跟他开玩笑，见了面总要笑着喊他一声“老直”。因为“直”是“侄”的谐音，人们喊他“老直”时，有意把“直”字音拖得长一点，这样一来，音调就变了，变成了“老侄”。直省三感到吃了亏，编歌叹到：“可恨先人太不良，当年改姓又何妨？逢人都要小一辈，姓‘弓’也比姓‘直’强。”从此，他改叫“老弓”了。
老弓身材粗壮，浓眉大眼，神情憨厚，眼神透出几分犀利。乍一看，可能以为他不过二十五六岁，但再细看他那被风吹日晒的脸、眼梢、额上和口角，都有一条条的细皱，就可以再给他加七八岁。
背后的枪炮声渐渐地消失了，老弓的思绪却涌上了心头。飞行员是救下来了，但送到哪里去呢？是送到沿江支队部去，还是直接送到七师师部去呢？沿江支队的司令部游移不定，寻找要费点力气，七师司令部的驻址比较稳固，因为情况特殊，他决定将飞行员直送七师司令部去。还有，飞行员的国籍虽然可以认定，但最好能得到一个证实，不能冒冒失失地往上级送。因此，他有意放慢了步子，退到飞行员的后面，观察着飞行员。
美国飞行员这时也有点心事重重。他在猜测，这是一支什么样性质的游击队，他们为什么在机场附近活动？又怎么知道他会在那里遇到危险？现在会把他带到哪里去呢？
老弓身材虽然粗壮，但并不粗鲁，飞行员的疑虑神色，他早看出来了，当走到红山脚下时，便找了一户人家停了下来。
这户人家是沿江游击队的一个落脚点。他一边派出岗哨，一边招呼房子的主人烧点晚餐，说吃完就赶路。
交代完毕，老弓端了一条长板凳，坐在一头，而后让飞行员在长凳的另一头坐下来。
这是双方的头一次交谈，谈得非常吃力，一句话要问上好多次。
老弓想问清飞行员的国籍。
可是，飞行员怎么也弄不懂，半晌才明白过来，如释重负地解开飞行衣的纽扣，敞开衣襟，指着内衣襟上的一行中文字：
“我是美国飞行员”。
原来美国吸取了以往飞行员在他国失事后，因语言不通造成许多误会的教训，在出勤者的飞行装上印刷了英、中、缅、越等多国文字，以供识别。
老弓得到飞行员国籍的实证，心里踏实了，决心尽一切努力将飞行员安全送到七师司令部去。但七师师部在无为县的西部山区，要经过桐城、庐江县境的许多地方，那里的交通要道都被日军占领，必须绕道走，不仅要穿过山林，而且要趁黑夜走，才安全可靠。他想将这些情况告诉飞行员，要他有思想准备，配合行动。
说了半晌，飞行员有时点头，有时摇头，也不知哪些听明白了，哪些未听明白。
老弓是快言快语的人，一句话问了半天，已感到头痛，飞行员又打起手势问他：
“你们是什么武装？”
老弓七猜八猜，方才猜到，伸出四个指头说：
“我们是新四军的游击队！”
飞行员似乎听明白了，但他在国统区里听说“新四军已不存在了”，怎么会有“新四军”的武装呢？带着这个疑虑他又问：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老弓反复做着手势回答说：
“请放心跟我们走，我们负责将你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吃罢晚饭，游击队一行引着飞行员，又赶路了。
夜已深了，看得见银色的群星、橙色的月亮和月亮周围白色的月晕。
游击队员迈开双腿，他们走惯了山林间的夜路，无论有路无路，脚尖着地，踩着松软的树叶，走得飞快。
飞行员紧赶慢赶．，不一会头上冒出豆大汗珠来，地上的荆棘、灌木绊得他东倒西歪。
老弓选了一个有经验的队员，搀扶着飞行员。在通过沟壑或者陡坡时，自己也紧紧挽住飞行员的胳膊，助其一臂之力。
还有一个游击队员，找了一根小竹棍，递给飞行员，既能作拐杖，又能扫除前边的落叶。
这些帮助，在飞行员身上都产生了温暖、友情的力量。
林中夜色，渐渐浓密起来。在交织的树林丛中，依稀可以看见已经离得很远的火光。夏天的、开花的森林里，透出一股芳香来。林子边的纺织娘的猛烈紧张的啾鸣声，临近田园里青蛙沸沸扬扬的咯咯声，秧鸡的尖厉的呷呷声，合着游击队的沙沙的脚步声和口里轻轻但昂扬的歌唱声，主宰着这个清新的月夜。
飞行员感受到，他们不是歌手，却热情奔放。整个的林子，因他们而生色。
东方泛白的时候，他们走出了山地。飞行员睁开困倦的眼睛望去，绿油油的庄稼上，反射出白色的光线，天上只剩下几颗又明又大的星辰，天气还很凉爽，玉米叶上，高粱穗儿上，滚着晶莹的露水珠。
走了一会，进入一片湖洼地，洼地上长着尖叶的、长叶的、圆叶的，各种各样的水草，密密麻麻，高高低低。开着大大小小各色的花朵，一眼望不到边。水草的尽头，是青青的芦苇。芦苇上空，飘荡着乳白色的水雾。随风吹过鱼腥味、青草的气味，还夹着甜甜的苇管的气味，沁人心肺。有一群野鸭，在森森的水草丛里不住地叫着，苇丛里还有各色各样的鸟儿在鸣啭。游击队一走近，一群群水鸟“扑”地飞起来，响亮地叫着。
望着惊飞啼叫远去的鸟儿，飞行员从自己的阅历中感觉到，自己被带去的那地方，一定是个新鲜的地方，而且将会经历自己所不曾遇到过的新奇和艰险。
游击队老弓看着远飞的鸟儿，却笑了。他说：
“嗬！给我们报信去了！”
老弓话刚落音，不远处的一间茅屋里走出来一位老人。老人瞧见了老弓，老远向他不停地招手。老弓看见老人挥手，也挥动起手来。
游击队走到茅屋门前时，老人向屋里喊了一声：
“二嫂，来客人啦！”
话一落音，茅屋里走出一个中年妇女。她40出头，脑后盘了一个发髻，穿一套青色的衣服，腰间围着短裙，并不像个渔家女，倒像是开茶馆的老板娘。
二嫂面容清瘦，秀丽，温和，且有点泼辣。她一边扯起围裙擦着水淋淋的双手，一边眉开眼笑地说：
“啊，是老弓呀，快进屋去歇歇脚！”
这4间简陋的茅草棚，又低又破，很不起眼，但却是新四军通向皖中的一个交通站。两个交通员，是父女二人。老人姓李，排行老四，人们亲切地叫他李四爷，在菜子湖边打鱼为生，女儿嫁到了襄安镇，三年前日军占领了襄安，丈夫参加了新四军，她在婆家呆不住了，回到了娘家，跟父亲担任新四军交通站的任务，接待过往的抗日军政人员。茅屋的后门，紧靠湖边，水上停了一只小木船，父女俩平时下湖打鱼，维持生活，遇上紧急情况，就乘小船隐没到芦苇丛里去了。日军虽然来“扫荡”过两三次，但一无所获，只是放火将茅屋焚烧了。日军前边烧，后边附近群众就帮助盖起来，这是一个烧不毁的交通站。
二嫂把游击队迎进屋，又是烧水，又是沏茶，忙得团团转，一笑一动之间，都洋溢着一种温和、清新的气息。
恍然问，二嫂看见飞行员，又惊又喜地说：
“老弓呀，你这演的是哪出子戏，怎么带来个洋人？”
“从安庆机场上救回来的！”老弓扼要说了一下营救的经过。
二嫂听后，自言自语地说：“美国那该有多么远呀？一个毛孩子，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不容易啊！”然后问飞行员：
“家里有媳妇吗？”
说罢，心一酸，眼角上闪烁出泪花来。
飞行员抬起蓝眼睛，诧异地望着二嫂。
“人家听不懂你的话。”老弓笑着说，“再说，外国人也不叫媳妇，叫夫人。”
李四爷对二嫂说：“老弓是什么人，还用你多问。你也不问问人家吃饭没有？”
“那还用问，一清早从山林里钻出来，哪里去吃饭？”二嫂挽起衣袖说，“我这就来烧火做饭！”
“别忙了。有现成的先填填肚子！”老弓说，“我们要睡一觉，劳二嫂大驾，下一趟湖，捞几条鱼来，晚上烧一烧，今天带来一个特殊的客人！”
二嫂爽快地说：“有现成的！”转身就从锅里捡来一盆山芋。游击队一行一人吃了几个，怀抱着枪，背靠着背就打起呼噜来。
二嫂让飞行员睡到自己床上。飞行员一夜没睡觉，脚也跑直了，倒上床便睡着了，一觉睡到太阳平西，才醒过来。
下午5点多钟，二嫂将晚间的饭菜做好了！桌上摆的，全是鱼身上的东西，有红烧鲤鱼，清烹鲑鱼，烩鱼头，煎鱼尾，煮鱼子，还有河虾，六七大碗。
二嫂说：“今天不叫你们吃荤，也不让你们见一点儿肉星，全让你们吃一餐河鲜席。”
飞行员一见，惊呼起来，呱啦呱啦说了一堆话。后来才知道，他是说：
“像是用什么魔术变出来这些美味食物似的。”
老弓笑着说：“二嫂，我们从你这里过往无数次了，从未见你拿出这样好手艺来，也没有尝过这么多的鲜味！”
二嫂朝飞行员努努嘴，笑笑说：“哎哟！老弓呀，不是你说的来了客人，叫我做点好菜，我可不敢怠慢呀！”
游击队员肚子饿得咕咕叫，见有了好吃的，顾不得同二嫂去磨牙，一个个狼吞虎咽起来。
吃过晚饭，这一行人又上路了。
太阳落山了，天上现出一片片华丽的彩云，把湖水映得一片迷蒙。
一群群水鸟，飞进芦苇丛里，飞进紧靠湖边的山林里，鸟儿归巢栖息了。鸟儿在自由的土地上恬静地生活着。
经过三个白日歇宿，四个夜晚赶路，沿江游击队于8月4日，将美国飞行员护送到坐落在无为县三水涧的新四军第七师司令部。
三水涧，位于无为县西北部山区，是银屏山、燕子山、响山山谷里流淌下来的三条溪水的结合部。村子里，常年流水潺潺，树木葱茏，僻静而又清秀。
美国飞行员到达新四军七师后，师政治部从团结和巩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出发，友好地进行了接待。随即，七师政委曾希圣出面接见。
七师政治部干部，陪同飞行员，穿过一片翠绿的竹林，走进一户农家的庭院。院子里栽了10余株梨树，梨树虽然并不高大，但都已挂果了，一看就知道是采取了新式的嫁接法。
进入室内，气氛显然不同了。这里有电话，有电台，电话铃声“叮铃铃”地响着，电台也“嘀滴哒哒”地响个不停。一些身穿灰布军衣的军人，出出进进，一派紧张忙碌的气象。
飞行员被领进一个会客间。会客间房子高大、宽阔，有桌椅，还有茶几、茶几上面摆有洁净的茶具。
一名年轻的战士，端了一杯茶放在飞行员面前。飞行员端起茶，刚喝两口，听到房子里有低沉的脚步声，他意识到会见他的人到了。
他轻轻放下茶杯，见来人中等个头，身体微胖，步伐稳健，身穿一套灰色布衣布裤，脚步上穿着一双布鞋。一副高倍的近视眼镜片，遮不住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脸上有一条条垂直的皱纹，下额的线条刚劲坚毅，令人感到他的军人气质。
他，就是新四军第七师政委曾希圣。
飞行员见曾希圣走进会客室，礼貌地站了起来，曾希圣见了飞行员，和蔼地招招手，让他坐下，自己同时在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他坐得很稳健，如同磐石一样。
曾希圣，1904年出生在湖南省资兴县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参加过北伐战争，是一位对中国革命有着特殊贡献的人。曾希圣有个本领，只要收到敌台的三四次电报，就能将这个敌台的密码破译出来。
红军时期，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局局长时，以破译敌人密电而为红军长征出奇制胜，屡立大功。抗日战争开始，曾希圣奉中共中央指示，到新四军军部工作。1940年秋，国民党政府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竟然要坚持皖南抗战卓有功勋的新四军部队撤到江北去。为了表示中共方面对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中共中央作出了极大让步，让新四军皖南部队按期撤出皖南。10月，曾希圣奉新四军军部指派，带了一批干部和一部电台，从皖南泾县云岭军部出发，渡过长江，到达江北无为县，做接应皖南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撤过江的准备工作。不料，蒋介石竞不顾民族大义，调动了8个师共8万余人的兵力，于茂林地区围攻正在北撤途中的新四军，9000抗日健儿大部惨遭杀害和被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曾希圣得到皖南事变消息后，心里十分悲痛。但他知道这支部队的成员，大多是红军游击健儿，有死里逃生的本领，便将原来征集的接应部队过江的船只，分散隐蔽在长江南岸的洲头和江边的芦苇丛里，接应了一大批从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捕杀中突围出来的部队和伤员。
尔后，由这批突围人员和原江北游击纵队为骨干，组成了新四军第七师，曾希圣任第七师政委兼皖江军区政委。
曾希圣是一位有胆识，有魄力，有高度事业心的新四军将领，能在各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开新局面。新四军成立后，他认真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各方面民主人士和朋友，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来到皖江地区，充分施展了他的情报工作才能，巧妙地打击日军，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开辟了一块东起江浦、当涂，西到安庆、彭泽，北临滁河、合肥，南抵皖南宣城、铜陵，东西长250余公里，南北宽150余公里，总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的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含和县、皖南、沿江、巢湖等四个有战斗力的部队，加上地方武装，抗日部队达到了3万余人。
曾希圣对国内外朋友来皖江根据地，总是热情接待。他邀请过美国著名女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来皖江采访过。美国飞行员被皖江游击队营救送到师部，他同样指示师政治部友好接待，并抽出时间接见。
曾希圣虽然态度温和，飞行员不知底细，而且对新四军怀有许多疑虑，不安地坐在那里。
师政治部派参议室工作人员王敬之做翻译。
王敬之是一位热情奔放、好动情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见这位远离家乡来参加中国抗战的美国青年，满身尘土，神情惶惶地坐在那里，不由产生了同情心，马上和他打招呼：
“喂！早上好，你怎么样？”
“谢谢你，很好！”
这时，飞行员的神色为之一变，脸上的惶恐开始为笑容所代替。
似乎一下解除了连日来语言不通的苦闷和烦恼，眼里放射出几丝愉快的光芒。
“你叫什么名字？”王敬之握住飞行员的手亲切地问道。
“我叫约翰！美国空军中尉！”
王敬之向约翰介绍了曾希圣政委，又说了自己的名字，是来给曾政委做翻译的。
约翰眼里闪烁着喜悦的泪花，泪水浸湿了他那长长的睫毛。他搓揉着双手，双脚“咔”地一声立正，向曾政委行了一个军礼！
王敬之告诉约翰，他现在来到的地点是新四军第七师的司令部。
七师是坚持在敌后，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部队。这里的一切，是由曾政委作出决定，然后执行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曾政委会帮助解决的！
约翰首先向曾政委表示感谢，感谢他的部下对他的营救，感谢他管辖的许多地方的农民对他的款待。他说他和他们之间建立的友谊，将永远铭记在他心中。他将为这友谊更好地作战，早日打垮日本侵略军。
约翰问曾政委：在敌人机场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他的那支部队，是什么部队？为什么那么巧妙地相遇了？
曾希圣告诉约翰：“那是我们第七师下面的沿江支队派出的游击队，是在敌人机场附近执行任务，包括随时营救遇险的盟军。”
约翰听了十分惊奇。他难以想象，虽然是在敌人占领的地方，甚至就在敌人机场附近，他们却能安全地转移和行动。如果他早知道这些情况，他们对日本人的打击将会放心大胆得多，那将像在自己家打击敌人，不会有什么顾虑了。
停了停，约翰毫不隐讳自己的疑虑，说：
“听说新四军是反政府的，早已不存在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曾希圣没有责怪美国人的不恭，倒觉得这位年轻人坦诚得可爱，耐心解释道：“我们新四军和活跃在华北敌人后方的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是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日战争，在敌人后方，诸如上海、南京周围、苏南、苏北、浙江、皖北广大敌后，都有我们的新四军部队，都在打击和消灭日本侵略者。”
说到这里，曾希圣愤慨地把手一扬说：“但是，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却蓄意要消灭这支坚持抗日的武装，在1941年发动了皖南事变，围攻新四军的军部和皖南部队，要取消新四军的番号，断绝新四军的供应，给新四军抗日救亡工作制造种种困难，从武装进攻到派遣特务阴谋破坏，还在对外宣传上，对新四军进行恶毒的诬蔑和诋毁。因此，使得盟军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
听了曾希圣的解释，约翰心里愤愤不平，对新四军在如此困难情况下仍然坚持抗战更加钦佩。他要求尽快让他返回自己的部队去。
曾希圣答应了约翰的要求，说需要向延安作个汇报。
约翰请求曾政委能否与附近国民党军联系，由他们把自己送回美军的航空大队。
曾希圣点点头说：“我们是要把你送交国民党的军队，再由他们转送。但国民党军的情况刚才我已向你说了。我们必须先向延安总部报告，由美军派驻延安的联络组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安排你回美军航空队的路线。这样，你的安全才有保障。”
约翰不住地点头，对曾政委这样安排表示理解。
曾希圣让约翰趁这个机会，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治疗脚伤，也可以到根据地的各地参观。
约翰的要求得到满足，起身告辞。曾希圣送出门外，握住约翰的手说：祝你休息好！
四
正午，一道道强烈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木，射向溪水里，山溪闪烁着半明半暗的波光。
王敬之陪同约翰走过小溪上的木桥，来到一座高大的祠堂前。新四军第七师卫生部的医院就设在这里。
医院已进入午睡时间，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声。房椽上落了一群鸽子“咯答儿咕”，“咯答儿咕”地叫着。见有人走进来，忽儿一下子起了翅，打头的鸽子带着两只风笛，在蓝色的天上呜呜地响着。
啊，这是和平的天使！
医院已接到通知，知道美国飞行员约翰要来治疗。听见脚步声，卫生部长李兰炎走了出来，热情地伸出手，向约翰表示欢迎。
李兰炎将约翰带进一个单间房子里。这间房子，是专为约翰安排的住处，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洁的桌椅床铺，整洁雪白的被褥，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很不错了。
王敬之向李兰炎简单介绍了情况，转过身向约翰告别。
约翰害怕又要用手势打哑谜地过日子，又有点不安了，紧紧抓住王敬之的手不放。
王敬之笑了笑，告诉约翰：“医院里会说英语的人很多，除了李兰炎部长外，还有从上海来到这里的巴斯德研究所的教授和研究员。此外，从沦陷区里来到抗日根据地的许多知识青年，不仅有高度的爱国热情，而且熟悉西方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他们一定会很好地帮助你，你在这里的生活一定过得很愉快。”
约翰听罢，才满面堆笑地放开王敬之的手。
医院为约翰做了体格检查。李兰炎原来是医务主任，医术高明，他亲自主持体检。经检查，约翰并没有内伤，只是在跳伞着陆时脚给扭伤了，加之连日来夜晚在山间赶路，双脚满是水泡，个别地方已经有脓血。医务人员为约翰挑破了水泡，外用红汞、碘酒。口服的消炎药品，在这里十分紧张，病员发生一般的炎症，医院是不用消炎药的，但却破例地给约翰用了。
经过治疗，约翰双脚的溃烂处渐渐好了，但一时难以消肿，原来的鞋子不能穿，一时找不到合适尺码的鞋子，无法下地行走，只好躺在床上。
约翰十分焦急。
李兰炎部长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在医院帮助伤病员洗绷带，洗衣服，照料和看护重伤员的妇抗会，要她们为约翰做一双合脚的鞋子。
做军鞋，是妇抗会的光荣使命。当时新四军指战员穿的鞋子，大多是由妇抗会组织妇女做的。她们的热情非常高，常常一边烧火做饭，一边纳鞋底，有时连夜赶制。她们做的鞋特别好，为了使战士们穿起来跟脚，鞋上都安有绊子。有的在脚底上还绣有一朵红花或几个字，表达对抗战胜利的殷切希望，对战士们的深厚情感。
妇救会把为约翰做鞋当作一项很光荣的事，当天就派田大娘为约翰量尺码。田大娘见约翰双脚肿得老大，量着量着，心一酸，泪水就落了下来。
这天晚上，田大娘一夜未合眼，在一盏微弱的豆油灯下，粘鞋帮，纳鞋底，她的儿媳也在一旁做她的帮手。
善良、纯朴、仁慈的田大娘，坐在昏暗的油灯下，眯缝着昏花的眼睛，一针针，一线线，默默地赶做这双鞋。
夜深人静。听得见山岗下小河湍急的流水声，听得见河边草丛中水鸟惊飞的呜叫声，听得见青蛙十分喧闹的鼓噪声……这些响声，都没有扰乱一位中国母亲的慈心。她的脑际总是萦回那个不满20岁，唇上的胡须还是金黄茸毛的孩子，他是为正义而战来到中国的，为了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负了伤。他的妈妈呢？他的爸爸呢？他有妻室吗？有兄弟姐妹吗？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知道他在中国抗日的战场上负伤了吗？想到这里，田大娘意识到现在中国与同盟国已经有了共同的命运，共同在一起战斗，并肩站在一起。
田大娘以一位中国母亲的襟怀，寄托了异国母亲对远离她的孩子的疼爱，似乎觉得以此才能安抚孩子母亲的一颗空悬着的心。
一针针，一线线，编织着善良，编织着情谊，编织着水晶般的心，编织着如泣如诉的歌。
双手纳鞋到夜深，
纳了一针又一针。
针针线线是心意，
中关友谊情更深。
鸡叫天明。
一双新鞋做好了。田大娘吹熄豆油灯，拿起鞋子就往医院跑。
约翰接过鞋子，试了试，又下床走了几步，开心地笑了。
田大娘见约翰笑了，也舒心地微笑起来。
约翰好像得到了一件珍贵的宝物一样，不忍心马上就穿这双鞋子。他从脚上脱下鞋子，拿在手里，左看看，右瞧瞧，当看到鞋底上绣有一朵玫瑰花时，欣喜万分地说：
“啊，简直像精美的艺术品！”
约翰紧紧握住田大娘的手，激动万分。他想说什么，可是喉管像被阻塞了。
五
约翰下床走路了。
他的步履虽然还很艰难，一瘸一拐的，甚至带点痛苦，但他思想的痛苦却解除了。
约翰想起曾希圣政委允许他到根据地参观，他也很想接触一下抗日根据地的人民。从进入这个地区以来，人们给他的印象都是友好的，在他心里产生了美好的感情。他想了解这个神秘的世界。
开始，他的双脚还有些红肿，走不远，只能在三水涧附近一带村庄走动。约翰是一个好奇的青年，喜欢问这问那，对什么事都感到新鲜。
时间长了，附近村庄的农民，都认识了约翰，知道他是美国飞行员，他一出现，人们老远便向他招手，他走过去，看农民收割稻谷，看妇女纺纱织布。慈祥的老大娘，拿出鸡蛋往约翰口袋里塞。
约翰还出席民主政府召开的一些会议，听取他们讨论抗战支前，生产建设，根据地民主政治。他听得很认真，往往提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来。
约翰接触最多的还是那些儿童团员，在村头，在路口，总会有一两名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工作十分认真，从不放过一个陌生人。开初约翰也被拦阻过，后来这一带儿童团员都认识了他，见了他都向他敬礼，唱抗日歌曲给他听。
每当遇到这些情形，约翰特别开心。无论是老大娘，还是小伙子，向他投去的一笑，说出的话，用不着翻译，他都能心领神会，连儿童团员唱的歌曲的歌词，似乎也能领略大意。
王敬之作为约翰的老朋友，常到医院看望他。两人肩并肩地在村里散步，沐浴着田园的风光。
时令已是秋高气爽了，王敬之和约翰成了好朋友，微风轻轻地吹拂两名异国青年的襟怀，或在树阴下休息，或在溪边的石头上闲坐，畅谈各自的思想和感受。
约翰拿出随身带来的照片给王敬之看，其中有约翰女友的照片。
这是一个苗条的身影，圆鼓的脸颊，微尖的鼻梁，一双活灵活现的眼睛，仿佛会说话。
约翰毫不掩饰心中的苦闷。他告诉王敬之，她同女友虽远隔重洋，每个星期都有信件来往。但自从遇难以后，音信断绝，女友肯定会痛苦万分，自己心里也难以忍受。
王敬之对约翰表示深深的同情，说中国有两句古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王敬之安慰约翰，延安方面一定已经把他的安全消息告诉了他的部队，他的部队会把他的情况转告他的家人和女友。
约翰听了，得到一些宽慰。
王敬之自然地问起约翰的家庭情况，问约翰是怎样参加部队的？
在家是怎样生活的？
约翰说：我本是一个电工，美国新墨西哥州人，父母健在，还没有结婚。虽然已经工作了，还是同父母住在一起。他之所以参军，一方面是由于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所激起的义愤；另一方面也想利用参加军队的机会，到世界各处走走看看。再有，就是军队的工资比做工高，可以积蓄较多的钱，结婚以后生活过得好些。
约翰回答后，问了王敬之在部队的收入和生活情况。
王敬之听约翰讲得十分诚恳，也如实作了回答：我们新四军部队过的是供给制生活，吃的穿的都是由部队供给，每人每天1斤半粮食，3钱油，3钱盐，少量菜金，每年发衣裤两套，夏天单军装，冬天的棉衣棉裤一般三年一套，还有每月发给纸烟和零用钱几元。
约翰听了不禁“哎呀”一声，大为吃惊。连连说：这简直不可思意，不可理解！约翰问：是不是少数人接受这种制度，比如犯了错误的人？
王敬之对约翰的惊讶表示理解。生活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怎么能了解为摆脱水深火热而投身争取自由解放的热血青年的献身精神呢？王敬之耐心解释说：
“新四军同八路军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部队里的官兵在生活待遇上都是平等的，衣食都是一样的，只是零用钱稍微有点区别。
如师一级军事和政治指挥员，每个月的零用钱是3元，连队的战士每月零用钱是5角钱，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刚刚来到新四军部队时，军首长们认为是从大城市来的，怕对这种生活不习惯，没有经过勤俭节约的艰苦生活锻炼，大手大脚地花钱惯了，所以决定给每人每月发零用钱10元。在第一个月发零用钱时，我们一致认为不能接受这种优待。我们的确缺少勤俭节约的锻练，的确有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改造自己。我们是为挽救祖国危亡和人类解放事业来参军的，我们愿意和战士们一样，每月领5角零用钱。为此，我们没有一个人去领取10元零用钱。我们认为，领取10元零用钱，将是自己生活中的羞耻的事情。政治部得知这种情况，专门派来领导干部，一再进行说服教育，要我们接受这个钱。我们又派代表，将钱送回政治部去。如此往返多次，最后政治部不得不向军首长反映，经军首长讨论，将每月的零用钱从10元改为3元，我们才勉强地接受这个决定，也是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决定。”
约翰认真地听着王敬之的解释，这和他在根据地里了解到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从而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奋斗精神。
接着，约翰把话题转到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上。约翰问：新四军的部队和游击队很多，国民党政府又不解决供应，部队的给养是从哪里来的？
王敬之回答说：
“新四军的部队，是和敌后人民在一个共同建立起来的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抗日政府领导人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新四军的部队也开荒种菜，种粮食作物，开办工厂，解决自己所需要的日用品，如被服厂、香烟厂、小型的军械制造修理厂等等。例如这——
“‘禾苗牌’纸烟……”
王敬之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禾苗牌”烟来，递了一支给约翰，然后继续说：
“这是我们七师的烟厂生产的产品，包装虽然不漂亮，但是烟叶和香料都是上好的！”
约翰对上火吸了几口烟，更加抖数精神，说：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他表示敬佩。但对民主政府不理解，要求解释详细一些。
王敬之略微思索一下，回答道：
“自日军占领了这个地区后，国民党的政府官员纷纷逃离，跑到大后方去了。新四军的部队挺进这里，把日军赶走了。国民党官员跑了，群众要抗日，谁来领导呢？谁来领导人民实施共产党、国民党及无党派的爱国人士在全国参政会议上所决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呢？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有威信又有能力的抗日民主政府。于是，由中国共产党，本地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员，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人员，组成了地区参议会。根据抗战建国纲领，选出地方政府的官员，制定有关法令，实行抗战建国的动员工作，发展抗日力量，壮大抗日的军队，保障供给，执行减租减息，保护工商业，发展文化教育，惩治汉奸卖国贼，等等。”
王敬之加重语气说：
“抗日民主政府的产生，是顺应了抗日的形势，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王敬之愈说愈兴奋。他也点上一支烟，用手做着手势继续说：
在华中、华东广大的敌后，到处都活跃着八路军、新四军，到处都建立了这样的抗日民主政府。就拿皖江地区来说，日军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和“扫荡”了，只能龟缩在大城市交通线上所设立的碉堡据点里。抗日战争将要进入反攻阶段，我们将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我们的国家将获得独立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不受压迫了！
夕阳西斜，晚风轻轻地吹着，这个热血青年的心在鼓荡。王敬之的这些话，并不是从书本上搬来的，是自己的切身体会。约翰的心也被震荡了，他睁着大眼，仔细地听着，时而点头微笑，表示理解和赞许，时而轻声地叹息着，表示深深同情。
王敬之不想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只是当作同新结识的朋友诉说自己的衷肠。他知道，对于一个来自富强的国家，并早已摆脱了英国殖民者压迫的青年，是难以完全理解我们这个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屠杀，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地发动侵略战争之苦的人民所激发出来的牺牲精神，以及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激情。而且，抗战中还有国民党的反共行径，就更难以理解了。
六
立秋以后，山区早晚就转凉了。三水涧沿河两岸的村庄里，桂花很多，随着阵阵清凉的秋风，空气中飘浮着沁人的芳香。
延安传来了电讯：经八路军总部同美军驻延安联络组商定，由新四军七师负责护送约翰过江，到皖南交给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部，再由三战区将约翰送回驻昆明的美军航空基地。
新四军七师政治部决定，召开一个军民联欢会，欢送约翰。
会场设在三水涧东北面团山脚下。这里有一片开阔地，原来是一片荒山坡，七师驻到三水涧后，把荒山坡开辟为部队的训练场。皖江根据地召开的大型集会、文艺演出，都在这个场地举行。
主席台搭在团山的山腰，又高又醒目。正面横幅上用中英文写着：
“军民联欢大会。”
主席台两边的两条横幅也是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的。
左边是：
“热烈欢送盟军飞行员！”
右边是：
“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帝国主义！”
参加会议的军民分坐在场地两边：一边是新四军七师的机关干部和直属部队；另一边是当地的群众组织，有农抗会、工抗会、妇抗会和儿童团，他们也排得整整齐齐。部队和群众席地而坐，从主席台口，一直延伸到操场的尽头。四周还有一些老人、孩子们围观。
约翰被邀请在主席台上就坐。
大会由俱乐部主任主持。他宣布开会后，简要介绍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和国内抗日战争节节胜利的喜讯。他说：
“国际上，苏联红军开展了强大的攻势，已经把德国希特勒赶出了苏联国境，欧洲反法西斯战争面临总胜利的前夜。”
会场上一片欢呼：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必胜！”
大会主席接着说：
“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失利，在中国战场上又遭到我解放区军民连续不断的沉重打击，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今年3月，苏中军民在淮安、宝应以东的车桥发动了攻势，经一天两夜的激战，共歼灭日军大佐以下465人，其中活捉中尉以下24人，歼伪军483人，生俘160人，解放了重镇车桥。
“淮北，淮南，皖中抗日根据地军民，虽然长期处在严重的反顽自卫斗争的恶劣环境中，但仍然抓紧有利时机，不断打击日伪军。我新四军第七师在根据地人民有力支援下，连续攻克了十村庙，袭击了腰铺、槐林集、荻港，伏击了运漕、姚沟出犯之敌，粉碎了日伪军对皖南、无为、含山、和县、桐城以东地区的‘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会场上又是一阵欢呼：
“抗日战争必胜！”
俱乐部主任气概不凡地把手一扬说：
“德国法西斯快要土崩瓦解了，紧随着德寇的覆灭，必将是日寇的败亡，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局势就要到来了。因此，‘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是大有希望的，是完全可能的！”
全场振臂高呼：
“坚决打垮希特勒！”
“坚决打垮日本帝国主义！”
口号声震荡着团山，在三水涧的云水间回荡，经久不息。
会场上军民的高昂情绪还未平静下来，大会主席又将约翰介绍给大家。他说：
“约翰是美国飞行员，他来到中国做什么？他是盟军派出的空军飞行员，是来同我们并肩作战，从空中打击日寇的。这个事实说明，我们的抗战是正义的，得道多助，我们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支援。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失道寡助，是孤立的。我们应当更加努力作战，努力生产，争取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约翰站到台前讲话。他首先向大会主席行了一个举手礼，而后脱下飞行帽，深深弯下腰，向到会的军民行了一个鞠躬礼！他说：
“近一个月来，我充分感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对我及我的国家的深厚友谊。在我回到我的部队和我的国家美国以后，我要把这种深厚的友谊，告诉我的家人、朋友，以及我所认识的人。我要为此更加努力作战，来报答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留在我心中的友谊，并将这种友谊永远铭记在心。”
约翰是用英语作演讲的。他讲一句，翻译就用中文解释给大家听。军民们时而静心听着，时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使简短的几句话，用了10来分钟。
最后，约翰突然提高了嗓音，说：
“让我们共同用炮弹和机枪消灭更多的——‘日本鬼子’！”
后边这四个字是用中文说的。这是约翰在来根据地的短暂时间里，学会的一句中国话。这句生硬的中国话，把会场的军民弄糊涂了。
过一会儿，当大家明白过来的时候，便爆发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啊，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们听到了，听到了一个美国人高呼消灭“日本鬼子”！虽然，这句话的发音不那么准确，但人们的心都被激荡起来。欢腾的浪潮，雷鸣般的掌声，高吼的口号声，在天地间狂卷，奔放。
这是人世间心灵的碰撞！
是宇宙最崇高、最洁净、最忠诚的友情进发出来的火花！
七
天地者，人生之逆旅。
中国人民的抗战八年，艰辛而漫长。谁能想象到，一个援华抗战的美军飞行员，从遇险后营救，到转移、护送，也经历了一段又一段艰险的历程。
约翰在三水涧刚刚过了20天的平静生活，又要去走一段艰险的路程了。
王敬之告诉约翰：“此次去皖南，要经过长江，日军对长江封锁得很严，过江后还要通过一段日军占领区才能到达我们的皖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因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约翰的思想不由又紧张起来。
太阳下山了，晚霞似火焰一样从天空燃烧起来。余晖下，约翰在王敬之陪同下，离开三水涧，向皖南进发。
七师政治部，挑选了5名精干的游击队员，都化装成农民，腰插短枪，担负护送任务。
王敬之是约翰的老朋友了，由他陪同，约翰心里才稍稍平静一点。
但有一件事，却僵持了老半天。
护送的游击队长老陈，考虑到约翰从安庆机场来根据地时，脚溃烂了。而此去皖南，要通过日军的几道封锁线，又要趁黑夜赶路，特地为约翰准备了一副担架。
可是，约翰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特殊的照顾，坚持同大家一道步行。游击队长说这不是让他享受，是为了赶路。
王敬之也劝约翰说，此去皖南隔着一条长江，地形复杂，敌情险恶。江北大多是水网地带，一失足，就会掉进沼泽里。长江南岸是敌占区，为了安全，还是坐担架为好。
好劝歹劝，约翰才勉强坐了担架。
约翰坐上担架，游击队便放开脚步，急行军两个多小时，就越过陡家坝和沙垄，到达长江边。
月亮已经升上高空，满天的星亮晶晶的。夜很静，不时传来秋虫在草丛中唧唧啾啾的声音。
在一片芦苇丛的旁边，游击队长老陈让大家原地休息。而他自己却没有休息，在苇丛边走来走去像寻找什么目标似的，尔后，朝苇丛里“拍拍拍”击了三掌。不一会，隐约听见轻轻的划水声，接着出现一个黑影，是一只小船。没等小船靠岸，老陈就跑了过去。原来，这是游击队预先约定的，小船是接应游击队护送美国飞行员过江的。游击队长同船老大接过头，又向游击队“拍拍拍”击了三掌，游击队应声抬着约翰有条不紊地上了船。
约翰被安置在船舱中。
小船缓缓划过苇丛，进入大江。
时下已是8月下旬，江面上的雾幔特别重，一点也看不清，只能听见风卷浪涛声，以及浪涛拍打着船头发出的哗哗声。黑黝黝的水面上，月光织成了一条银色的光带，木桨划过去，江水回落得那么缓慢。
船到江心，风大了，浪涛呼啸起来。
风急浪高，小木船剧烈地上下颠簸。
划船的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老水手，他稳稳地把住船舵，同风浪展开搏击。一个浪潮袭来，他将船舵稍稍一转，撇开浪头伏在波谷中；待浪涛回卷时，他又将船舵推直，跃上谷尖，劈风斩浪，向南疾驰。
江涛翻卷，滚动，呼号。
小船在波涛中大起大落，溅起的层层浪花，落在船舱里，小船好像顷刻间就要覆没。
游击队个个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并不感到意外。约翰吃惊不小，他感到这阵势不像他驾驶飞机在高空飞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现在的命运完全失去了控制，出了一身冷汗，好像突然意识到，水上比空中更惊险，更带危险性。
船过江心，突然出现了一道强烈的惨白色光柱，森森地横扫着江面。一个更为严重的情况发生了：日军的一艘巡逻艇，气势汹汹地迎面驰来。
游击队长老陈和老船工几乎在同一瞬间发现了敌舰。
老陈看到回避已不可能，只能隐蔽，希望全寄托在老船工身上了。
他一面让游击队员做好应急准备，一面跳到船尾，找老船工商量对策。
就在同一个时间里，老船工趁着风势，摇了个右舵，小船避开迎面扫来的探照灯光柱，隐伏在迷蒙的雾幔里。
老陈这才缓了一口气，贴在老船工耳边问道：“能躲过去吗？”
老船工没有答话，目不转睛地盯着探照灯光，似在观察那灯光移动的规律。半晌，才点了点头。
老陈见状，心里也：有了谱。他回到原来的位置，让游击队员拿出所有的划水工具，听从老船工发出的信号，准备闯过险关。
约翰意识到了危急的程度，紧紧抓住王敬之的手，想说什么，但被王敬之制止了。王敬之让他什么也不要说，更不要动，要紧的是保持镇静。
约翰听了，闭起双眼，口角微微地嚅动着，像是在为一船人的生命祈祷。
随着一阵东南风，一股浓密的雾幔漫卷过来。巡逻艇那高大的身影看不见了，只有惨白的探照灯光柱，像一个幽灵似的在江面上来回摆动。
“嘭嘭！”老船工用手掌轻轻拍了两下船尾，而后转过左舵，向敌舰侧面开过去。老陈会意，让拿好划水工具的游击队员奋力划水，小船飞驶前进。
汹涌的江流，汹汹的敌舰，阴森森的探照灯光柱，都朝小木船威逼过来。
老船工不慌不忙，沉着地转着舵，巧妙地避开探照灯光柱，从敌舰的脚底下飞驰过去。
待约翰睁开眼时，那不寒而栗的场面已经过去。老船工、老陈和他的游击队员仍然在镇定自若地把着舵，划着桨。约翰这时才明白，除他以外，对那不寒而栗的一切，几乎没有人感到惊奇。
小船在长江南岸的繁昌县油坊嘴靠岸时，天已破晓。新四军皖南支队交通站派来的人员，早已来到江边等候了。他们将约翰和护送人员接到鹊江洲头隐蔽起来，并告诉护送人员，待天黑通过日军的封锁线。
八
清晨，鹊江是晴朗的，瑰丽的，又是那样地宁静，使人觉得无论是江上日舰航行的“哒哒”声，还是江边远处稀疏的炮击声，都不是兵器的响声，而是溯流而飞的鹊鸟的啼鸣声了。
鹊江确实壮美。西北面铜陵方向那座高昂的山头，叫鹊头山；东北面繁昌县的三山，叫鹊尾山；中间的块块小洲，虽各有名，但皆唤鹊渚。
这一带水域皆称鹊江。
东方既白，江水闪着银波，惊涛拍岸。远瞰鹊江，如同一只巨大的鹊鸟横江溯飞，啼声悠扬。接着，晨曦四射，大地被它唤醒了。
约翰躺在一个松软的沙土地上。东方的晨曦透过摇曳的苇草，照在他的身上，暖洋洋的。沙地上仿佛镀了一层黄金，那么绚烂鲜明。
这迷人的景象，对于约翰如隔一层幕帘，虚虚渺渺。他睡眼迷蒙，回想起昨夜经过的惊心动魄的一切，对那素昧平生的人们产生了景仰。安庆机场解救他的那一幕，使他感到了这些看来平常的人，却显示了不平常的精神；昨夜又是这些看来平常的人，在敌舰监视下，显示了大智大勇。他想象不出这些人身上的原动力，唯一能感到的是，他们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正义。这是他在中国抗日根据地结识的朋友告诉他，是他亲眼看见的，是他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天所体验到的。
而对这样一群无私无畏地抗击法西斯的人，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着想的人，竟然还有人去诋毁他。
约翰有点愤愤不平了，他想去赞美它。
约翰转而又想，对于一个找到生命真谛的人，不必去赞美他们。
赞美是一朵花，戴在这些朴素的人的身上并不相称。当他们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所信仰的神圣事业时，还顾得上别人的毁誉？少数人头上的光圈是画出来的，许许多多真正的圣者都活在普通人中。
这是一个摘下墨镜的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看到中国的情形，他把国统区和抗日解放区的情景看真实了；一个挥霍自己的生命，一个奉献自己的生命！国统区和解放区人们之间有多么大的距离呵？
那边过着怎样挥霍无度的生活，醉生梦死；这边心甘情愿地艰苦奋斗，勇敢地抵抗日军！
太阳升得越来越高，强烈地刺着约翰的眼睛。他翻了一个身，转过脸去，避开阳光，睡着了。
长江南岸，是皖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部分。皖南游击支队，利用长江南岸的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保持江北和江南的联系，在沿江南岸一带，接应从江北去江南的军政人员。
约翰一觉醒来时，夜幕已经降临。新四军皖南交通站已将去皖南游击支队司令部的路线侦察好。他们选择了一条经慕店、磕山、乌阳冲去游击支队司令部的路途，并查明沿途日伪军的据点及活动规律。
这一路，日军据点虽然很多，但大多可以绕过，只有慕店、磕山两个据点是必经之路，在抗日游击队的不断打击下，据点里的日伪军在夜晚是不敢轻易出来。
游击队要约翰坐上担架。
夜已深了，蟋蟀偶尔没精打采地啾呜几声，可以听到远处的犬吠，可以听到路旁的杨树被风吹拂的均匀的响声。
游击队长老陈不时吩咐抬担架的游击队员：
“快，快些走！”
约翰几次提出，要他们放下担架，自己下来走，不住用小手帕擦拭脸上的汗珠。
“快，快些走！”
老陈不顾约翰的恳求，只是催促队伍疾进。抬担架的游击队员迈着细碎的步子，疾速地前进，有时像是在奔跑！
“嗬哟！嗬哟！”他们头上冒出汗珠，嘴里喘出大气。
途经慕店，远远看见一座碉堡。这座碉堡，驻有一个中队的伪军，因为怕新四军游击队袭击，在这黑夜里，是不敢轻易出来的。而游击队经过这里，也是一件冒险的事，因为碉堡四周，都有枪孔，随时可以开火。
游击队长走在前面探路。
通过碉堡底下时，谁也不说话了，只听见沙沙脚步声！
约翰躺在担架上，看着天上时隐时现、明明灭灭的星斗，不住地用手在胸间划着十字。夜风很凉，但他头上还是沁出一颗颗汗珠。
第一道封锁线闯过去了。 ．
来到磕山，月亮在乌云里游弋出来，森森的山岗下出现一座高堡。
高堡在月光下，清晰可见。它高约6米，周围有2米高的一道土墙，土墙外面还有一道密密麻麻的铁丝网。游击队知道，这座碉堡是日军维护荻港至繁昌陆上通道所设的一个据点，除驻有伪军一个中队，还有一个小队的日军。远远望去，月光下还看见两个伪军在铁丝网外游动。闯过去要费点心机。
游击队长让大家停在一个河堤旁，隐蔽待命。
他猫着腰，向前跃进了一段路，在距碉堡50米远，依一个小山坡趴下来。他的目光，在审视周围的一切，又像并不专心看哪个地方，而是在沉思！不论远处传来的火光，日军猎犬的哀嚎声，还是眼前两个哨兵踱来踱去的脚步声，都没能打扰他，他还是在专注地沉思，在等待着时机！
观察了一会，游击队长见碉堡对面有一条小溪，溪水潺潺流动，可以听见“哗哗”流水声。小溪里，流水映着星光，闪闪流动。天上乌云时聚时散。
观察到这里，他轻步退了回去，向抬担架的游击队员低声耳语了一阵！
一个通过敌碉堡的命令发出去了。
抬担架的游击队员，心领神会。待天上一块乌云游到了头顶，他们忽地起了步，趁月光遮住敌人哨兵的视线，沿小溪旁飞越过去了。
原来，约翰认为，空战才是最激烈、最危险、最惊心动魄的。他没有想到，这些中国游击队所做的，并不比他在空战中打击敌人的危险少些，而且这次是为他一个外国人安全脱险。
游击队长则带着另外两名游击队员，伏在原地未动，他们的枪口都对准了哨兵，对准了碉堡的射击孔，预防不测。
这次通过敌堡，虽没有被敌人发觉，也没有开火，但却是惊心动魄的！
约翰完全折服了‘。这时他似乎才完全明白，游击队为什么要让他坐担架，不仅是照顾他的体力，而且是要应付危险。他想，如果自己和游击队一起步行，在不熟悉敌情的情况上，哪能像抬担架的游击队员那样的镇定果敢，不慌不忙地在敌人的枪刺监视下坦然地走来走去呢？
约翰看看天，星星还在闪耀。他在想：千百年来，星星们，坚定地住在天庭，它们互相凝望着，永远真挚地相爱。它们交谈的语言，多么美好，多么奇妙，连最优秀的学者也没有方法明了。而我，终于学会了，我将永远难忘。
经过两个晚上，游击队护送约翰，通过日伪军设置的一道道封锁线，到达了新四军皖南支队司令部。在支队司令部又休息一天，国民党第三战区派来了代表，将约翰接去，而后辗转将他送回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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