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长眠以后，我曾悻悻地想：往后，惠东怕是没心情再动毛活了。谁知，我没有猜透她，她没有弃舍她的针和线。在家里她除了看动画片看儿童读物，剩下的时间几乎都耗在了针针线线上。我曾留心观察过，她在织图案时，并不需要蓝本和图示，天晓得她是凭什么织出的小动物、小建筑、小花朵和小树小草什么的。以后我悟到了，原来那些图案，都藏在她的心底，都叠在她对儿子的思念中；她在那些生动传神、极具梦幻色调的图案上寄予了一个母亲的全部情感；她在用针线与冥冥中的儿子交流沟通，她在用那些漂亮别致的小物件，拒绝一个毁灭人心灵的残酷现实。有时，一件东西织成后，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我就当模特使。帽子手套，我挣挣扯扯，将将巴巴还能弄到头上手上，而小毛袜我是死活套不进去。冬季里鼓捣还好说，大夏天里折腾可就受了洋罪。一次我穿小花袜子，穿烦了，就把小花袜子扯下来扔到一边，抹额头上的热汗。这时妻子拾起小花袜子，靠过来，好声好气地说：“来来来，听话，试完给你买酸奶喝。”我被她哄得软了筋骨，怨气也没了，心里沉甸甸的。还有一次，我在试一顶小帽子时，意外地在一面小镜子里，跟自己头部的“复印品”相见了，我被自己的小丑模样逗乐了，笑声很大。我想她也会笑，谁知她绷着脸，一言不发，麻木地盯着我。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往回收着脸上的笑，生怕她恼怒起来。
惠东不知疲惫地织着，织成的小物件都收在一个大塑料袋里。但凡学龄前的孩子随大人到我家，临走时惠东都要送孩子一件织物。小男孩多是一顶帽子，小女孩她选围巾相送。赶上哪个小男孩叫她特别喜欢了，乐意叫她不住手地捏鼓小尖椒似的小鸡鸡，她必要从头到脚，送小家伙一个全套。四楼大林的儿子小山，鬼机灵，曾在四天里讨走四全套。后来我问小家伙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他说好看，送给表哥表弟们。总体来说，是孩子妻子都喜欢，但男女比较一下，妻子还是偏爱那些长小鸡鸡的男孩们。妻子爱玩他们的小鸡鸡，她说小鸡鸡小时候好玩，等长大了保准干坏事。
惠东到食堂窗口卖饭，卖了不足一个月，就又出了乱子，闹得满城风雨，那件事叫厂里人当笑话传。有一天上午，厂保卫科科长老严在厕所里嬉皮笑脸地对我说：“老弟呀，你可得加小心哟，弟妹现在可是照顾上我了。”我不愿搭理老严，他粗俗不说，还爱沾小便宜，工作上拐弯抹角有一套，得了个绰号“油鳖”。
我没好气地冲了他一句：“你呀，下辈子再想吧！”老严的妻子至今还在老家务农，据说他那个土里土气的老婆十年不见他也不想，情愿扎根农村，也不愿进城跟他生气。老严就一直住单身宿舍吃食堂，他比谁都有时间扯闲篇。见我不高兴，老严嘿嘿一笑，说老弟还甭不信，我举例说明你不服也得服。我提上裤子，系好腰带。老严故作幸福的样子说：“要说这事呢，有些日子了，你老婆有好几次都多给我一份菜，还是贵菜。”我瞪了老严一眼，甩手出了厕所。自从妻子到了食堂，午饭和晚饭都在厂里吃。回到办公室后，我心里不安静，老严那张脸总是在眼前晃来晃去。嗯，中午不回家吃饭了，到食堂吃，探探风声。
妻子在三号窗口卖饭，我一进食堂就发现了问题，在三号窗口打饭的人明显比其他窗。口的人多，吵吵嚷嚷嘻嘻哈哈都不排队。这时一张熟脸凑过来，说怎么样嫖娼（我姓乔，名昌，经常有人叫我嫖娼），两口子吃厂里呀？说完挤挤眼，不怀好意地走了。我找了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目光四下里寻老严的身影。就见老严赶火车似的急急忙忙奔到三号窗口，弓身子撅腚地往人堆里挤。我下意识地跟过去。
在食堂吃了两天，我没看出什么破绽，老严打饭时，把饭票丢在盆里，递进窗口后，不外乎说两份炒肚丝半斤米饭，或是两份清蒸鱼两个馒头，仅此而已。奶奶的，这家伙花钱买饭，没得什么便宜，原来他是在拿我找乐呢！我在心底把老严骂了个狗血喷头后，就劝自己别跟他这种小市民一般见识，掉价，甭搭理他完事。
再在食堂吃下去，我怕人家说三道四，就又回家吃了。
过了没几天，老赵找我说：“给弟妹找个地方吧，她再在食堂卖饭，非把食堂卖关门不可。”我盯着老赵哭丧的脸，大惑不解地问：“她又怎么了？”老赵叹口气说：“怎么了？人家打饭交一份钱，喊要两份，她就给人家打两份，那帮王八蛋净捡好菜喊。我说老弟，我知道是那些龟孙子欺负弟妹脑子有问题，我同情弟妹，可再这样下去我也不好办呀！”我的头都要炸了，我仿佛又看见了老严那张脸，气得直哆嗦。老赵又说：“今天一早，我跟弟妹谈了谈，她一声不吭。唉，回头想想也是，叫她成天打扫食堂卫生，是不大合适，可我要是不这么安排，就真的没地方安排她了。老弟，求求你了，当初厂里不是叫她去工会嘛，我看那地方不赖。”
我不怪老赵什么，他能把肚子里的话说出来，已经是很有人情味了，够意思。
我说：“老赵，不好意思，叫你费心了，我找厂里谈谈吧。”老赵意味深长地拍拍的我肩头，没再说什么。还没等我来得及找厂里，中午卖饭时，妻子就把事闹大了，她把两份油腻的红烧肉，一古脑扣到老严头上，之后就瘫倒在地，据说当时妻子是昏了过去。等我得到信后，妻子已经被人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老赵一见我，就悔不迭地说：“我他娘的也是傻蛋，那会儿干嘛要跟她提老严这个王八蛋呢？”我顾不上跟老赵说什么，颠颠地奔向急诊室。
这次的打击，对惠东来说也是致命的！从这以后，我感觉惠东的眸子里，又空荡了许多。后来有一天，惠东的弟弟知道了这件事，气得要死，要去收拾老严，说不给老严点颜色看看，他也不知道谁是老大老二。我把他拦住了。
然而有一天，老严在厂门外吃了一闷棍，当时就趴下了，血流了一地。我想问问惠东她弟弟，这事是不是他干的，或是他指使什么人下的手。可是转念一想，算了，能问出什么呢？好在老严没伤到哪去，也没就此事借题发挥，休了些日子就上班了。
惠东究竟到哪儿挣工资合适，这时几位厂领导的态度就不那么明朗了，你推我踢，都不肯拍板儿叫准，拖得老赵抓耳挠腮，有时一天里找我三四回，我也是急得团团转，可又没本事像老赵缠我那样去泡厂领导。到后来，还是惠东自己的选择，给大家解了围，惠东说她要去幼儿园看孩子。厂领导就说惠东喜欢孩子，她干这份工作，再合适不过了，于是马上找生活站站长安排此事。站长磨磨叽叽，不想收人，可又不敢跟厂领导顶牛，只好窝窝囊囊地接收了惠东。站长不情愿要惠东，厂里上上下下的人都有耳闻，为了挽回影响，粉饰一下脸面，站长拢齐手下的人，挺像回事地给妻子开了个欢迎茶话会。园长是个五十出头的老女人，深谙世事，她打算叫惠东干杂务，而惠东则一门心思要去当阿姨哄孩子。园长见惠东一根筋不打弯，几翻感慨后对我说：“那就试试吧，其实我是为惠东好。”现在想来，园长当初考虑的是对惠东负责。园长有预感，而且她的预感是准确的。再说当时的自己，因饥不择食和考虑惠东做女人的体面，也就没细细品味园长的话。
满打满算，惠东在幼儿园干了四个月零七天。那阵子，面对沉重的现实，我的精神快要崩溃了，我开始怀疑我，的信心和努力，是否能把惠东挽救回来。厂里几个投脾气的朋友，也都很同情地对我说，你这么硬挺着不是法儿，你得相信医院，该送不送是要误事的。我有些六神无主了，一忽儿想把惠东送进精神病院是对的，一忽儿又想送她去精神病院不对，我的意志在对与不对之间摇摇晃晃，我几乎丧失了理智的思维。邻居老邱是个实在人，直肠子，有啥说啥。那天他在楼道里对我说：“嗨，认命了吧，人得福得祸，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扑腾也是白扑腾。早早把惠东送走，毁也是毁她一人，可你死拽她不放，到头来是毁了你们一对。你看看你，都成什么样了，脱相了。再者说了，趁眼下厂里还没穷到砸锅卖铁的地步，还能报个百分之七十的医药费，把惠东送进去吧，这可不是舍得舍不得的事。”
当晚，我默默地伫立在阳台上抽烟，抽到舌根麻木时，忍不住泪水横流。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把惠东送走，我没有勇气相信惠东是个精神病患者。我只能承认她的精神状态忽好忽坏，是间歇性精神失常。我是惠东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和码头，我没有理由狠下心来，让她疯疯颠颠地离开我！呵，扼守住驿站里的光明和温暖；扼守住码头的水位和期望，我相信我能创造出奇迹！我记得作家于卓曾在一篇小说里这样说过：突破人生困苦的最佳机遇，往往深潜在命运的悲剧里。
惠东做了大班的阿姨，惠东很快就进入了阿姨的角色，她的身心融进了孩子们的世界。她教孩子们做手工，玩游戏，唱儿歌童谣，大二班里老是充满欢声笑语。这时节，我那悬在嗓子眼的心，落到了原处，我猜想惠东能干好这份工作，她有爱心她有母性的善良。为了让自己更踏实些，我曾偷偷地去幼儿园找过园长，想听听园长对惠东近期表现的看法。那次园长不无忧心地说：“她是很投入，可我担心这对她的健康和恢复未必是件好事。”与上一次跟园长谈话一样，这次我又没能听出园长话里话外的潜台词，心想这老女人也太故弄玄虚了，老成得身上没一点女人的激情，仿佛任何事情她都能未卜先知。
那段时间里，我觉得惠东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她的心完完全全地被大二班的孩子们占据了。她不仅在幼儿园里忙碌，还时常在家里延续幼儿园里的工作。像父母出差没人管的孩子，离婚男人醉酒后接不成的孩子……这些孩子，有在我们家住一两夜的，也有住三四夜的，甚至还有住十天半月的。女工凤，自离婚后，变得更加玩世不恭了。下班后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夜总会、娱乐城等地方泡小费，并在那种地方得了一个绰号：小花猫。终于有一天，小花猫出了事，被抓了起来。凤的儿子没人管了，厂里几次动员凤的父母伸把手帮忙，可凤的父母说我们早没她这个女儿了，死活不肯接走外孙子。凤的儿子就在我们家住下了，惠东很开心，每到晚上都给凤的儿子讲小人书，教写字，认拼音，画画，衣食上的疼爱也是无微不至，小零食成袋成袋地往回拎，哄得凤的儿子每天都有好情绪，到后来索性不跟妻子叫阿姨了，甜甜地喊妈。一天晚上，凤的儿子洗完脚（从来到走凤儿子的脚天天都是妻子给洗），擦干后不大工夫，就喃喃说脚冷。妻子忙蹲下，攥住两只肉乎乎的小脚，蹙着眉头说：“嗯，潮，凉。”我说：“不会是生病了吧？”妻子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说：“去去去，把吹风机找来。”我愣怔，问：“要吹风机做什么？”妻子沉下脸说：“有用，没用叫你找什么。”这时我冲凤的儿子做了一个不太友好的表情，凤的儿子不但不怕，还吃吃地笑我。我啧啧牙花子，无可奈何地去找吹风机。妻子用吹风机给凤的儿子吹脚时，我就立在一旁直勾勾地看着，我想妻子对凤儿子的宠爱，用语言已经很难表述了。
那一次，凤的儿子在我们家住了半个月，凤接儿子走时，妻子和凤的儿子都哭了，抱成一团，那难舍难分的场面着实叫人心酸，就连拿啥都不当回事的凤，那一刻脸上也有了女人的愧疚和自责，哽咽道：“惠东姐，我让你受累了。”而妻子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和妻子把凤母子俩送下楼。遥望苍穹，缕缕游动的暮云，正在相拼相接，黯淡使远处的楼群朦胧起来。凤的儿子走出老远后，调头跑过来，两只小手扒开裤裆，语气不稳地说：“妈妈妈妈，你再摸摸小鸡鸡。”妻子抱起凤的儿子，亲了又亲。我模模糊糊地看见，妻子的一只手，逮住了小鸡鸡。妻子两眼紧闭，我听到了她紊乱的呼吸声。
我明白这时的妻子在一个极妙极远的世界里，再次与儿子小文重逢了，她的幸福感离这个现实世界越来越远了。妻子这个如塑如铸的姿态，在我的视野里持续了很久。那边，凤站成了模糊的一条，好似夜空里飘下的一块补丁！
好景不长，一天供应站的一个女工找到我，恼也不是怨也不是地叫我劝劝惠东手下留情，再别摸她儿子的小鸡鸡了，说她儿子的小鸡鸡都肿了一个礼拜了，疼得孩子一撒尿就叫唤。我面红耳赤，我相信这女工的话，我说我一定劝劝惠东，真是不好意思，还请您多谅解。晚上回家，我不敢直来直去地讲，就拐弯抹角地劝。惠东明白了我的意思，直说改改，明天就改。我松了一口气，我这时很冲动，钻进她的热被窝就把她要了。在那个过程中，她很冷静地问我这一回能不能要上儿子？我晕晕乎乎说：“能！”于是她就亢奋起来，嘴里的声音很大，而我却没听清她说了些什么。
不久后的一天，几名女工一起找到厂领导那里，愤怒地把惠东告下了，说再叫她这么摸下去，下一代的播种机怕是要报销了；这种女人怎么能放在幼儿园呢？厂领导头疼了，把我叫去商量解决的办法，我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什么来。没辙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见多识广的园长讨主意。园长说：“当初我没说错吧？”我感叹。园长又说：“眼下最好的办法是劝她休病假。”我听了园长的话，我回来劝惠东休病假。我刚开口说了几句，她就暴跳如雷，摔了台历，指着我嗷嗷叫喊，问我谁摸小鸡鸡了？我没摸小鸡鸡，就是没摸！告去吧告去吧，告到天边我也不怕！我紧咬着牙，嘴角直痉挛，我真想扇她几个耳光。我狠狠地踢了一下茶几，茶几上滚下一个瓷杯盖，摔得粉碎。妻子脸上顿时没了愤怒，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像个植物人。
我清醒了，害怕了，一急之下，指着自己的裤裆说：“家里不是有小鸡鸡嘛，往后别再去摸人家的小鸡鸡了，啊！”妻子毫无表情地说：“你没有小鸡鸡。”我申辩说：“有有，咋没有，不信你摸摸。”妻子一抬头，忽地做了一个顽皮的鬼脸，说：“不要脸不要脸，你没有小鸡鸡，你有臭鸡鸡。”我哭笑不得，摇摇头，就蹲下来收拾地上的残物。妻子坐进沙发里，哼起了一首久远的童谣，脸上渐渐泛出红晕。
过了两天，妻子何去何从，厂领导还是没个说法，妻子照样进出幼儿园的大门。等到了第三天，事情闹大了，大二班里十七个小男孩只来了五个，其余的都罢来，有些想斗争到底的家长，索性不上班了，还口口声声说惠东一天不离开幼儿园，她们就一天不送孩子，要是少了工资什么的就玩命。而不走这条斗争之路的母亲们，虽说按点进厂，可她们的工作地点却改在了几位厂领导的办公室，吵闹着跟领导讨要说法，一时间厂里乱了套，那些爱热闹的人奔走相告，传话传得有鼻子有眼。这回厂领导们吃不住劲了，在一起商量后决定：调妻子去看公司大门。我原以为这一下妻子要闹个翻天覆地，于是分头跟小姨子小舅子们通报了险情，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然而妻子却没有折腾，无条件地答应了厂里的决定，这是我和许多人都没料到的。
惠东跟大二班孩子们告别的场面，震撼了我的心灵，那一刻我就在大二班门外听动静。昨晚妻子说她要跟孩子们告别一下，问我到时候怎么说，我说随便说几句心里话就行了，说深了孩子们也听不懂。至于我今天悄悄来到幼儿园，是怕她再出什么意外。
当结束这一天生活的铃声响过之后，惠东的身子一阵颤动，两只手绞在一起，瞳孔放大。在她的视野里，只有十一个孩子，十一个孩子坐在清一色的小板凳上，双手背在身后，小脖子挺得溜直，目不斜视地看着妻子。而这时在我的身后，站着园长和来接这十一个孩子的父母。这些人没有交头接耳，没有马马虎虎，没有迫不急待，面孔都很严肃，仿佛在等待什么神圣事情的到来。
“宝贝们，”惠东说：“从明天起，阿姨就和你们分开了，阿姨又有新工作了。宝贝们，叫阿姨一声妈妈好不好？”
“妈妈——”
十一个孩子的声音整齐而脆亮，他们把童年的纯真，淋漓尽致地奉献出来。
我看见妻子的双唇越颤越厉害，鼻孔也一抽一抽的，垂在大腿两旁的双手，攥紧了松开，松开了又攥紧，似乎是在表现此时她内心的某种召唤和某种放弃。
一个男孩的哭声清脆而委屈，我从门窗上看见凤的儿子，如风筝一样飘起来，飘起来，飘进妻子的怀抱。
我泪眼模糊。我隐隐感到身后有断断续续的啜泣声。
“妈妈——”
我的耳朵告诉我，这次孩子们的喊声强弱不齐，透出了哀伤的味道，宛若一群受伤的小鸟们，围在一起哀鸣疼痛，哀鸣昔日那些快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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