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府应该做的工作，一是创建有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二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瓮安“6·28”事件的沉痛教训之一，就是政府注重了经济发展，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却忽视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没有把握住发展经济与社会建设之间的平衡点，一味强调发展经济，没有兼顾社会公平原则，没有让人民群众充分共享发展成果，也没有及时疏导新形势下群众不断产生的心理失衡，没有积极稳妥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仍沿用管卡压的管制社会办法，压力越大，反抗越强。加之这些年弱化了党、政、工、团、群组织建设，弱化了依靠基层政权、基层组织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功能，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盘散沙，而且干部脱离群众，群众也就不向党委和政府讲真话，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发酵时间长达一周，党委和政府全然不知，直到“6·28”事件爆发，不仅没有应急预案，党委、政府束手无策，坐失处置良机。
瓮安县地处黔中腹地，乌江中游，黔南州北部。全县幅员1974平方公里，居住着布依、苗、汉等22个民族，总人口47万人，辖9镇、14乡、247个行政村，设基层党委25个，党总支19个，共有共产党员12129名，其中农村党员6390名，打工流出党员585名，外省流入党员9名，35岁以下的党员仅占17.5%，36岁至45岁的党员占23.3%，46岁至54岁的党员占16.1%，55岁至59岁的党员占12.4%，而60岁以上的党员所占比重却高达30.7%。
不难看出，60岁以上的老年党员约占1/3，35岁以下的年轻党员所占比重太小，党员队伍缺少年轻人，缺乏新鲜血液，也就缺乏生机与活力。
龙长春说：“瓮安农村党员占全县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农村党员多是退伍军人中的党员，年龄偏大，发展能力弱，各级党组织却重视不够，发展年轻党员工作做不好，连选村党支部书记都很困难。”乡镇基层政权和村委会村民自治组织是党执政的基础，广大人民群众是党执政的基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乡镇的“七站八所”几乎都上划给县垂直管理了，留给乡镇的只剩空架子。乡镇责权不相称，责任无限大，权力大缩水，严重弱化了乡镇政府的功能。
龙长春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深感瓮安农村面临“四大弱化”：“乡镇功能弱化、基层政权弱化、基层组织弱化、社会建设弱化。”他认为“6·28”事件的发生，充分暴露了基层党委、政府和基层组织工作不力、社会管理软弱无力的现状。
木引槽乡机构设置、干部编制、部门上划等情况，是瓮安县乡镇政权弱化、责权失衡最好的诠释。
木引槽乡党委副书记王建奎说，全乡9个村、72个村民组、9970人，乡党委、乡政府共18个公务员编制，实际上在编仅有13人，维持党政机关正常运转都很困难。乡畜牧站、林业站、派出所、财政所、国土资源管理所等“七站八所”，绝大多数上划给县垂直管理部门了，乡政府实际上成了空架子。乡级多数部门只有2－3人，人员多的也才4人，少的仅1人。国税、地税、信用合作社等部门在木引槽乡甚至没设机构，供销合作社、粮管所几乎垮掉。企业纳税要跑到玉山片区去，群众取存款要跑到珠藏信用合作社去，就连低保也要通过珠藏信用社领取，非常不方便，严重影响干部群众生产、生活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木引槽乡72平方公里地域，纯属农业乡。乡长雷安林深感人员编制奇缺给乡政府工作带来的困难：“全乡山一家，水一户，党的中心工作、计划生育、烤烟生产、扶贫开发、社会治安、安全生产、新农村建设等等，都要有人抓，这么多年没有进人了，干部队伍逐渐老化，13名公务员中，30岁以下的只有1人。”
“农村工作繁多，老同志的精力和工作热情不如过去旺盛了，社会要管理，经济要发展，后继却乏人啊。”雷安林忧心忡忡地说。
雷安林认为，基层组织严重削弱的直接原因，一是上级不重视，二是村民在农村没有发展和致富的门路，纷纷外出打工，不到1万人口的小乡，就有3000多人外出打工，18岁以上、40岁以下的青壮年是打工主力军，过去说农村是“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在种田，现在发生了新变化，大批青壮年妇女也外出打工了，只剩“6199”部队了，不少村寨田园荒芜，一片萧条。
同样，村级基层组织也是党员队伍严重老化，后继乏人。木引槽乡大坝村党支部书记陆忠满脸无奈地说：“村党支部共5名委员，其中2人常年外出打工，1人移民搬迁，党支部实际成了空架子。目前，党支部共有16名党员，其中，40岁以下的只有3人，40－59岁的1人，60－70岁的7人，70岁以上的5人，你说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吗？”
大坝村村委会主任冉义邦说：“村委会共有5名委员，按民兵、治保、青年、调解、妇女分工，这一届选不出妇女主任了，没办法，只好由男委员去分管妇女工作。‘妇女能顶半边天’，目前的状况顶得起来吗？”
瓮安县每年考出去2000多大中专生，毕业回到瓮安的不到300人。干部队伍中科班生很少，不少干部是职高毕业参加工作，然后在党校补学历。这两年分来的本科生主要安排补充在医疗卫生系统，几乎没有考虑给乡镇补充干部。全县科级干部本科文化程度的不到六分之一。
陆忠说：“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计划生育、扶贫开发、农业生产、新农村建设、硬化路面、兴建小水窖等等，没有哪一项工作不要村干部抓落实。村干部承担的任务多，责任重，获取的报酬却很少，一年才2700元，不如外出打工一二个月挣得多。收入少，日子过得很清苦，到乡里开会，花2元钱吃一碗素粉就回家。明说不脱产，实际不脱产根本就无法完成上面交给的工作，家里的农活全部由妻子承担。完全凭党员觉悟在坚持干工作”。
雷安林说：“基层工作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要基层党委、政府去抓，基层党委、政府承担无限责任，却只有有限权力，责权不相称，在实际工作中处理问题非常困难，迫切需要还权给乡镇，才能巩固基层政权。比如矿山的安全管理，办理矿山开采证、开采安全有关技术监督的权力不在乡政府，矿山安全要乡政府管。上挂管理后，过去的安全生产管理者变成了监督者，责权不一致，根本管不了，出了安全事故，却要乡政府负责任。”
木引槽乡连司法所都不健全，没有司法机构调解民事纠纷，政府工作人员法律知识贫乏，没有权威性，调解工作比较困难。雷安林说：“一些缠访户，连1997年、1998年已经作了结论的计划生育问题，还要不停上访，乡政府没有手段处理，非常为难。”
雍阳镇党委副书记李长贵说：“‘6·28’事件反映出管理体制上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对乡镇干部繁多的考核，给乡镇干部的责任重大，权力却有限，计划生育、财政、税收、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整脏治乱等考核，好多项都实行‘一票否决’。比方安全，乡和镇并不是执法主体，你处理不了违法、违章生产，安检站才能够执法，乡镇却管不了安检站。又如计划生育，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七个不准’的规定，乡镇只能做思想教育工作，有钱的老板想方设法做假，有的农民名义是外出打工，实际是躲生，外地一些乡镇甚至县级计划生育管理机关，却给他出‘结扎证’，叫你哭笑不得。”
“只要乡村干部讲奉献，党委政府却不给关怀。”瓮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唐显萍说，党委和政府对党员和干部强调奉献和责任多，从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关怀爱护少。党内通报制度几乎没有“党内”观念了，传达上级精神都是党员、干部、职工“一锅煮”，党员有政治信仰，有光荣感、责任感、使命感，长期与普通职工一样要求和对待，党员的光荣感、责任感、先进性就会慢慢淡忘。
“6·28”事件后，牛场坝乡进行了深刻反思。多年来，农村党的建设只讲奉献、不讲关怀，党组织缺乏吸引力、凝聚力、号召力，党员渐渐失去先锋模范作用，党支部渐渐失去战斗堡垒作用，连发展党员都困难，陷入后继乏人的困境。他们学习科学发展观理论，从本乡党建工作实际出发，启动了农村党建“三五工程”，即“五个带头、五个不准、五个关怀”：一是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带头学习先进文化，大力推广适用技术；带头实施公民道德规范，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带头参加新农村建设，积极发展农村经济；带头维护农村稳定，着力构建和谐村寨。二是崇尚科学，不准参加封建迷信活动和邪教组织；弘扬正气，不准参与社会黑恶势力；严格程序，不准参加非正常集体上访；遵守纪律，不准赌博；坚定信念，不准信谣传谣。三是在科技致富上给予关怀，在项目资金上给予关怀，在技术培训上给予关怀，在就业入学上给予关怀，在身心健康上给予关怀。
牛场坝乡党委对党建工作的新认识和新举措，在全乡引起强烈反响，这个乡原来一年发展一名党员都难做到，推出党建“三五工程”以来，写入党申请书的积极分子已经超过20人。
唐显萍说，配备领导班子过分强调年龄结构，年龄稍大的干部提不上去，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乡镇干部35岁以上的经验丰富，但考虑年龄结构多了，也就很难提拔了。现在的乡镇干部，一般都是一个干部养活一个家，党组织应以人为本，政治上给予关心，生活上给予照顾，工作上给予指导。草塘乡的一个村干部老了，丧失劳动能力了，贫困潦倒，靠拾垃圾维生，群众、党员、干部看了都心寒。
瓮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小谦说：“少数干部经商办企业，利用了职权的影响力，干部中入股办企业的现象也存在。这与对干部的教育管理跟不上有关，与干部自身的思想觉悟不高有关，客观上也与我们的干部待遇低有关。领导职数有限，一些干部政治上没有盼头了，工作30年了，连副主任科员都没上得去的大有人在，这个现实问题很难解决，对干部的积极性挫伤比较大，他就要在找钱上打主意了。”
瓮安“6·28”事件以来，不断有群众就村官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到县乡上访。现在县级、乡镇级和村级干部的责权利不相称，干部事业心、责任感和工作热情都受到影响，削弱了基层政权的功能，加上一些基层干部公权异化，使群众产生不满情绪，涉及群众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一降再降，有的甚至产生仇官心理。
瓮安县委副书记瓦标龙说：“县乡这一级，权力有限，责任无限。基层干部人手严重不足，乡镇级机构却5年不准进人，一个干部包一个村都分不下来，团委书记都找不到人选了。”
瓮安县共有11万人外出打工，将近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打工的主要是青壮年，农村发展严重缺乏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外出打工的农民开阔了眼界，开始富裕起来了，返乡从事开发性生产，迫切需要党委、政府提供科技、信息、市场服务，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百姓提出的新要求？乡镇干部人少事多，成天忙于应付各种各样的检查、考核，没有时间和精力思考服务群众和科学发展。
瓦标龙认为，县、乡、村几级班子建设都需要加强。他说：“村级干部年纪偏大，选村干部很困难。有的村干部嫌待遇太低，私心就来了，惠民政策到他手中就雁过拔毛。村里的工作完全靠乡的包村干部去抓落实，村这一级基层组织发挥不了多少作用。”
瓮安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尹德俊坦言：“基层组织建设不扎实是我们的弱项。目前大部分村支两委活动室虽然修建起来了，也开展了一些制度建设工作，但在带领村民致富方面还差得远，制订的规划、制度仅仅钉在墙上，大部分村支两委起不了战斗堡垒作用。”
王小谦说：“全县乡镇有68个编制，乡镇机构却5年不准进人，乡镇干部只减不增，导致干部老化，30岁以下的公务员实在太少了，只有少量选调生，没有人员交流，很难适应乡镇工作运转的需要。”
龙长春说：“乡镇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工作，有关专家主张减员，对乡镇一味减员脱离实际，是用弱化基层政权建设的政治风险来换取减少财政开支，事实上得不偿失。乡镇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加强社会管理，特别是加强党对农村的管理，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村委会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二、体制障碍削弱执政能力
瓮安县委、县政府及各乡镇党委、政府在反思“6·28”事件教训过程中，深感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除了提高各级党政干部自身政治理论、依法行政、驾驭市场经济和现代管理等方面的水平和能力外，至关重要的任务是深化改革，切实解决条块分割的体制障碍。
近些年来，改革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一大新问题，就是体制障碍逐渐削弱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能力，直接或间接削弱地方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瓮安县同不少县、市一样，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越来越严重，县级工商、税务、金融、药检、质检、烟草等有关部门上划州垂直管理，严重削弱了县级政府的调控能力。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对县、乡（镇）党委和政府来说，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增强“为民、务实、清廉”的自觉性，提高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能力。可是，在这个事关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县、乡基层党委、政府却遇到了自身无法逾越的体制障碍。“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重新认识条块分割体制的弊端。体制障碍不扫除，地方党委、政府统筹城乡发展难上难。
长期以来，我国对“条块分割”体制的利弊争论不休，收了放，放了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近些年来，中央或省垂直管理的部门越划越多，由几个、十几个增加到目前的工商、税务、金融、烟草、电力、国土、公检法司、质检、药监等20多个。其结果，地方党委、政府对垂直管理部门的业务干预倒是减少了，但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行政执法权、司法权的部门，手握项目审批、资金投放或税费征收、市场稽查权力的部门，比较有经济实力、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调控实权的部门的上挂，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多年的实践证明，实行“条块分割”的体制，尽管从理论上讲，垂直部门要尊重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是那回事，垂直领导机关从体制上对人、对事都管得着，实际工作却鞭长莫及；地方党委、政府在工作上与垂直部门天天打交道，无论是工作圈还是生活圈都看得见、摸得着，体制决定对人、对事却管不着。垂直部门工作好坏，垂直领导机关每年检查督促几次便了事，工作好坏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负直接责任；而垂直部门工作好坏，直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地方党委、政府最为揪心，但对垂直部门的人权、事权却没有发言权，更谈不上有制约手段。
在地方党委、政府与垂直部门之间，在人权、事权、责任脱节的现行体制下，垂直部门越多，对地方党委、政府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障碍越大。事实上，体制上的障碍正在将地方党委、政府接受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弱化得越来越抽象，而不得不服从垂直部门的指导，却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刚性，使地方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权威性大打折扣。
瓦标龙说：“好多部门上划垂直管理了，手中又有特权，吃拿卡要，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搞坏了，群众就把个人的行为当成当地党委和政府的行为，就把对个人不满的账，统统记在党委和政府身上。”
烟草部门在垂直管理部门中比较典型。较长时期以来，由于农村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瓮安烟草产业曾一度辉煌。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离不开“烟财政”的支撑，每到发展烤烟生产季节，党委、政府都要花很大精力去发动农民种烤烟，总要深入各家各户，甚至田间地头动员农民种烤烟。可是，到了烤烟收购季节，烟草部门对农民出售烤烟在等级上却与烟农经常发生争执，个别烟叶收购站甚至发生压级压价坑农的现象。农民抱怨“蹲着栽烟，跪着卖烟”。往往在农民与烟草收购部门发生矛盾的时候，管理体制决定党委、政府说不上话，想保护农民的利益也毫无办法。相反，农民却把怨气撒向发动种烟的党政干部身上，弄得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非常紧张。
工商、税务、金融、药检、质检等有关部门，在工作中与有关企业、生产单位、经营者和老百姓发生矛盾的事也比较频繁，吃拿卡要、雁过拔毛并非个别现象，乡镇长出面协调也不顶用。
如今，工会、共青团、妇女等对地方经济发展没有“实权”的部门、无经济实力和不能创收的部门，仍然留在地方；对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和安全生产等责任重大、最令人头痛的任务，地方党委、政府必须承担，必须确保一方平安。上划垂直管理的部门越来越多，地方党委、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调控手段就越来越小，组织、协调和指挥发展经济的空间也越来越狭窄。党委、政府缺乏具有调控手段的部门支撑，说话不灵，办事不力，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权威降低，削弱了领导发展的能力。要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仅靠思想认识到位远远不够，必须创新体制，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制支撑。
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要减少乃至消除城乡统筹发展所遇到的体制性障碍。瓮安一些党政干部建议采取由地方各界人士代表民主评议垂直部门干部的做法，建立地方对垂直部门干部民主评议、民主监督的长效机制，并且将地方民主评议的结果，作为垂直领导机关考核垂直部门干部的重要依据，同时赋予地方党委、政府对垂直部门干部任免的建议权，靠制度约束垂直管理部门干部，靠制度调动垂直管理部门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是全党面临的重大政治任务，需要全党共同努力来完成。要提高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领导发展的能力，必须创新管理体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创新政府职能部门和垂直管理部门都有章可循、恪尽职守的制度规范，最大限度地将政府机关和垂直管理部门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工作潜能挖掘出来。
三、黑恶势力甚嚣尘上
社会公平正义要靠社会稳定作保障，社会稳定离不开社会公平正义作支撑。如果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处理不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社会危机。
“瓮安不安”。全县治安混乱，黑恶势力横行，多起大案、命案没破，群众没有安全感。受访的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店铺老板、街道居民、乡村农民、下岗工人和中小学生，无论是十多岁的少年，还是世纪老人，无不痛恨黑帮横行，治安混乱，黄赌毒严重，假钞泛滥，重大恶性案件高发，纷纷表示强烈不满。他们列举了发生在瓮安城乡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典型案例——
瓮安县长、副县长办公室被连盗四次，一次都没有破案。
2007年9月12日至26日，在瓮安县城县政府干部居住较为集中的小区，在公务员出入较为频繁的场所金龙花园、花竹园小区、北门水井小区和广场酒楼，接连发生四起爆炸案，至今没有一起告破。
2007年以来，瓮安县发生多起中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没有一起破案。2007年12月，草桥中学一女学生在距她家不足200米的地方被奸杀，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永河镇村民张延洪9岁的侄子2006年5月被人贩子拐走，至今没有下落。他到公安局反映案情，与公安人员发生争执，被公安人员打了一顿。
全县盗窃、抢劫、强奸案频繁发生。光天化日之下，妇女戴的耳环在大街上居然被夺，耳朵扯得鲜血淋漓，以致瓮安妇女上街戴假首饰。
公安部门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近几年，瓮安县每年的刑事案件发案数多达600至800起，而破案率仅在50%左右。
瓮安县有“玉山帮”、“青龙帮”、“斧头帮”、“菜刀帮”等多个黑帮组织。知情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黑帮为患的背后，是政府不作为，公安不得力，甚至有公安队伍中的败类为其撑腰。”
一位县人大代表列举说，黑恶势力比公安机关的势力还强大，5分钟可以召集几百人，公安2小时召不齐这么多人。公安机关处理不下来的事，他们几分钟就可以“摆平”。公安执法不公，老百姓与干部家属在法律面前不平等。公安老强调警力不足，经费不足，几起大案都破不了，老百姓报案公安出警看了现场，做下登记就不了了之，没有给人民一个反馈，积案太多了。对吸毒、艾滋病等重点人群的管理不严，他们爱偷哪个偷哪个，爱抢哪里抢哪里。少部分公务员办事不公道，引起民愤，公安以权压人、以势压人的事情相当多。
“当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两者发生冲突时，如果政府不作为，富人就会花钱找社会上的‘凶人、恶人’来保护自己的财产。”瓮安县一位企业家的这句话，道出了瓮安黑恶势力滋生的条件和空间。
瓮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潘玉华说：“我们做的问卷调查显示，人民群众第一位不满意的就是社会治安，全州最低，满意率只有59%，政府的公信力也就大大下降了。”
玉山镇党委政法委书记张羽、玉山镇主任科员李德华、瓮安县一些干部群众和离退休老同志，聊起了“玉山帮”等帮派在玉山、在瓮安滋生、发迹、横行、覆没的情况。
1988年，“玉山帮”在瓮安县玉山镇纠集成伙。按当地风俗习惯，不管谁家操办红白喜事，大凡都要聚拢一帮人造声势，凑热闹。当时玉山镇农民韩波、卢宝霖等人为此纠合20多人，成立了“兄弟会”。10年过去，到1998年，其成员也才40来人。1999年，“兄弟会”明目张胆地举行结拜礼和入帮仪式，吸收长期在外诈骗钱财的玉山镇李发之等人入伙，并推选以李发之为首的10个“大哥”级头目，其余成员互称“兄弟”。因会员以玉山镇人为主，就改“兄弟会”为“玉山帮”。
当时，“玉山帮”主要靠诈骗、赌博、放地下高利贷、在娱乐场所充当“打手”、抢劫、暴力讨债、暴力垄断客运市场、开黑餐馆等手段，非法敛财，但规模仍然有限。可是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派出所政治警觉性不高，睁只眼、闭只眼，没有及时出手打击，乃至养痈为患。
2004年后，随着黔南州出台构皮滩水电站淹没区矿产资源强采政策的实施，“玉山帮”抓住发财商机，迅速插手当地矿产资源开发，一面靠吃请等手段拉拢镇领导干部，寻求保护，一面靠恐吓、暴力等手段，强行收购矿山，并逐渐垄断矿石运输和销售市场，靠低买高卖等手段，非法牟取暴利。伴随矿产资源价格暴涨，“玉山帮”迅速壮大经济实力，帮派组织随之发展成6个层次，帮派成员达数千人之众，渗透进瓮安县城和不少乡镇，势力急剧扩张，一时声名大噪。
“玉山帮”从几个无业青年结拜发起的小帮会，积累一定资本后，随即盯上“红帽子”，帮派成员不断争取成为共产党员，帮派头目争当村委会主任、支书。“玉山帮”头目卢宝霖读完高中后一直在外“做生意”，很少回家。他每次回家来，对乡亲都表现“很热情”，“出手大方”，“热心邻里事务”，镇领导对他印象很好，多次向村里提出：“这样有能力的人，应该发展为村支书”。此意正中卢宝霖下怀，他于2002年初递交入党申请书，其他程序基本上就是走过场了。2003年6月27日，玉山镇中火村党支部将他发展为预备党员。“玉山帮”另一头目韩波的父亲，被镇领导任命为村支书。“玉山帮”多名骨干成员先后加入共产党。
“玉山帮”、“斧头帮”、“菜刀帮”、“青龙帮”等大大小小的黑恶帮派形成“帮派文化”，势力不断壮大，横行瓮安城乡。人民群众深受黑恶帮派势力危害，通过向政府、向公安等正当渠道申诉，无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无法保护人身安全，只好“逼上梁山”，效仿黑恶帮派成立了“杀猪协会”、“运输协会”、“姨妈会”等民间地下组织，采取“以黑制黑”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一些党政干部、企业职工、教师、中小学生也陆续加入“玉山帮”等帮派组织。瓮安社会治安陷入恶性循环。
这些民间地下组织最初是出于互帮互助的目的成立的，但发展过程中逐步被黑恶势力利用，有的黑恶势力本身就以团体成员参与，在维护团伙利益、扩充团伙势力的过程中，其组织、观念、行为手段等，逐渐向黑恶帮派性质发展，玉山镇的“杀猪协会”就是典型例子。这个“协会”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其成员采取威胁等手段，统一收购、宰杀、出售生猪，不准经营户以低于“协会”定价出售猪肉，公然不准政府建立生猪集中屠宰点，导致玉山镇杀猪费用高出正常价格6至10倍，每斤猪肉价格比县城还高1至2元，老百姓叫苦不迭，怨声载道。
“6·28”事件发生以后，贵州省委下决心彻底铲除瓮安黑恶势力，还瓮安人民一个平安瓮安。省、州、县公安机关和瓮安“6·28”专案组重拳出击，以摧枯拉朽之势，向“玉山帮”等不可一世的黑恶势力团伙，重拳出击。“玉山帮”的头目和骨干成员全部落网，组织体系已被摧毁。
“玉山帮”头目韩波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他的父亲不得不递交辞呈。玉山镇中火村党支部等吸收黑帮骨干和成员入党的有关党支部，按组织程序将黑帮骨干和成员一一清除出党。
与此同时，加入黑帮的党政干部，“6·28”事件专案组和有关方面正在依纪依法处理。对加入黑帮的一般群众、学生，所在单位、组织、学校正在加强说服教育工作。
瓮安长期正不压邪，黑帮横行，治安混乱，社会管理严重缺位，软弱无力，人民群众严重缺乏安全感，到底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为什么公安派出所解决不了的问题，甚至县公安局也难解决的问题，“玉山帮”一出面就能“摆平”？为什么“玉山帮”能在20年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势力范围几乎扩展到瓮安全县，到底瓮安是共产党执政还是黑帮主宰？
瓮安县受访的党政干部、离退休老干部、公安干警、街道居民、企业界人士和教育界人士作了深刻剖析。
瓮安黑恶势力横行，根本原因在于各级党委、政府、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功能弱化，特别是政府、公安不作为，有时乱作为，有的甚至丧失党性原则，个别败类为黑帮充当“通信员”和“保护伞”。黑恶势力乘虚而入，填补了执政党社会管理的“真空”地带，在一些领域替代了政府和专政机关对社会的管理，“霸权”取代了“政权”。黑帮在瓮安横行长达十年之久，瓮安各级政府和公安机关对社会管理的缺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一，政府对社会管理的结构性缺陷，为黑恶势力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空间。黑恶势力多横行于市场、矿山等人员、资金、资源较为集中，而政府管理薄弱甚至缺位的地方。在市场运转规则、矿山管理秩序维持等诸多关键环节，一些地方政府“失踪”、“失语”、“失声”，表现软弱无力的情况下，黑恶势力乘虚而入，填补空缺，大行其道。玉山镇众多矿主为获得相对稳定的开发和发展空间，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与巧取豪夺的“玉山帮”达成协议，宁愿吃哑巴亏，也不愿向政府投诉。而一些乡镇干部坐享财政收入之利，甚至为装满个人腰包，对黑恶势力睁只眼、闭只眼。在一些乡镇矿产资源开发的秩序和规则，实际由黑帮所掌控，政府有名无实。
第二，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出了偏差。一些帮派组织的“黑老大”、骨干成员，居然戴上了“红帽子”，有的黑恶势力居然在党政干部中有“代言人”，有的警察居然能使唤黑帮成员为其效力。黑恶势力一般先渗透经济领域，再渗透政治领域，这是黑恶势力发展的规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在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后，就会进一步设法在政治上寻求庇护。他们以黑敛财、以黑护商、以商养黑；他们捞取政治资本，寻求红色保护，或拉拢腐蚀干部，寻求红色后台，实现以官护黑；他们染指地方基层政权，有的干涉操纵基层选举，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玉山镇一些党政干部稀里糊涂地将黑帮头目扶持为党员、村干部，相关地方的党委、政府、公安对此麻木不仁。
第三，社会“边缘产业”的畸形需求，为黑恶势力的发展提供了理想的温床。瓮安黑恶势力的滋生和蔓延，利用了政府社会管理的“软肋”，利用了“边缘产业”管理的“边缘地带”。比如城镇大街小巷的歌舞厅、洗浴中心、按摩中心、变相赌场、酒吧等；农村普遍存在的地下钱庄、高利贷组织等。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和政法机关，长期高调打击，却如进站火车——“吼得凶，跑得慢”，打击不力。有的甚至“睁只眼，闭只眼”，黑恶势力有恃无恐，气焰嚣张。
瓮安一些离退休老干部和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瓮安有大患，瓮安有大忧，党委和政府坐在‘火药桶’上，却全然不知！”
通观瓮安“6·28”事件始末，不难看出人民公安是执政党的一把刀，这把刀不能软，更不能丢，要是这把刀生锈了，变软了，黑恶势力就会抬头，就会泛滥成灾，社会就不得安定，人民群众就会遭殃，党和政府就会丧失民心。
四、社会教育严重缺失
社会教育具有其他教育形态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它直接面向全社会，以社会政治经济为背景，比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具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影响面更为广泛，能有效地对整个社会发生积极作用；它不仅面对学校，面对青少年，更面对社会成人；它形式灵活多样，没有制度化教育的严格约束，很少受阶层、地位、年龄、资历限制，能很好体现教育的民主性、开放性，不仅可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满足成年人继续学习的要求，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通过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促进社会安定与进步，是现代社会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些年瓮安经济上去了，却忽视了对干部群众的教育。过去农村办有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学时事政治，生产队经常召开社员大会，讲生产，讲形势，讲政策，结合生产安排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凝聚民心，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过去城镇街道居委会定期不定期召集居民学习，讲形势，讲政策，结合街道工作开展灵活多样的教育，居民具有光荣感，使命感，责任感，老太太都戴着红袖章值班，人人以主人翁姿态参加街道管理。现在呢？全县城乡社会教育处于无人抓无人管、放任自流状态，国民综合素质没有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提高，思想觉悟、政治意识、法制观念、大局意识、社会责任、道德品质、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跟不上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影响和谐发展、科学发展。
首先，对人民群众的教育。瓮安“6·28”事件发生在中央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的时候，中央出台了“两免一补”，医改、城镇、农村低保、种粮补贴、购农机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按道理说，老百姓应该感恩戴德，但是，收入总量在增长，老百姓获得的实惠并不多。老百姓更多关注的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不平事，社会矛盾积累多了，群众形成利益共同体，群体性事件就容易发生。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在新时期新阶段显得尤为紧迫。
李长贵说：“瓮安出‘6·28’事件连我都想不通，老百姓穿的由草鞋换成皮鞋，吃的由土豆苞谷换成有酒有肉，日子好起来了，教育缺失了，丢掉了感恩思想。”
他说，乡村修公路上万人受益，征用农民的承包地，他就是不拿出来，政府调整土地给他都不干。这涉及体制问题，承包地一定多少年不变，从稳定角度来讲是对的，大政方针是对的，但为了成千上万老百姓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当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政府没有处理手段。我们搞产业结构调整，政府做了规划，要连片种植，老百姓就是不干，一户人家不干影响一大片，一户人家不同意影响一个项目，农民缺乏大局意识。
他强调说：“当年毛泽东所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龙长春说：“党和政府为群众做了不少好事、实事，党群关系为什么变成‘水火关系’？问题出在教育缺失，还是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农电网改造农民自家受益，栽一根电杆却要敲企业4000元，企业来办实事，就拿土地敲人家的钱。是共产党一枪一弹打下的天下，没有共产党，农民哪有土地？”
瓮安三中校长周遗贵说：“关注民生问题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教育，不然社会捐款帮扶，他认为是应该的；义务教育、农民低保、医保、不交农业税，让他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他并不感恩。”
在瓮安，受访的一些干部谈道，教育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抓关键，要有针对性。比方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处理群众诉求，必须坚持原则，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按政策、法律、法规办事，合理合法的诉求应当妥善解决，对无理要求，不能妥协。比如一些村民把清朝打官司裁定的林权纠纷翻出来，要求政府主持“公道”；一些土地改革时期按当时政策划为“地主”、“富农”的村民或子女，他们的一部分土地、房屋、财产，当时被政府按政策没收分给“贫农”、“下中农”了，他们现在不仅要求政府清退他家的土地、房产，还要求政府赔偿半个多世纪的“精神损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赶集路上被土匪杀害的农民，当时政府已有结论，他的子女今天要求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碰到类似来信来访者，就要有针对性地加以说服教育，必须尊重历史，着眼未来，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和眼光去翻历史的旧账。
其次，对领导干部的教育。“6·28”事件的发生，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人近乎成了“聋子”、“瞎子”。这是瓮安县领导班子在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干部作风等方面出现偏差，导致当地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演变成“水火关系”的结果。一些干部已经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成为“只对自己负责”，甚至“只为官帽负责”的特殊利益群体。
发生“6·28”事件时，为什么领导干部不敢去现场？瓮安县原县长徐银芳认为：“主要是心中无数，害怕群众。”瓮安县领导班子在“6·28”事件当天的表现，突出反映出他们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回避矛盾、束手无策的心态。
害怕群众的根源在于脱离群众。瓮安县政府为了躲避来访的群众，两年多以前就把县长、副县长办公室门口的牌子摘了下来，让来访群众摸不着门。
瓮安县原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开余说：“以前我们下乡都是走路，途中与群众同吃同住，走到哪个老百姓家都能坐下来聊聊，群众心里有话都向干部说，干部对社情民意非常清楚，党群、干群关系比较融洽。现在干部工作条件好了，坐着汽车下乡，虽然效率提高了，但对群众的接触却减少了，信息量减少了，甚至不灵了。”
瓮安进入转型期以来，矿群矛盾、移民安置、征地拆迁、企业改制、下岗工人、分配不公等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日趋尖锐。一些党政干部没有认真研究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发生、发展和化解、消除的规律，仍然用传统思维方式去看待各种社会矛盾，习惯用“一吼二压”的管制办法去处置社会矛盾。有的干部对上访诉求的老百姓，板起面孔吼一通，吼得服就“吼服”，吼不服就“压服”：“再闹就叫公安抓起来！”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到如此程度。
处在社会转型期，执政党的功能、职能是什么？应该明确定位。可是，一些地方对政党的功能、职能却长期模糊不清。政党的政治引导，现在越来越需要依靠先锋模范作用的影响力，需要依靠非权力性引导，而不能用政治权力直接面对群众，不能动不动就使用行政强制手段，更不能动辄就把公安、甚至武警推向处理群众利益诉求引起冲突的第一线。人民政府、基层组织应该成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组织，在服务过程中增进了解，引导群众，化解矛盾，消除民怨。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各级党政干部进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方法的再教育。需要进行普法教育，增强执政为民的意识和依法行政的能力。执政党要靠教育、服务、引导去管理社会，这样的社会管理成本最低，也最有效。
王勤反思“6·28”事件，从中吸取教训说，对干部的教育管理是一个责任心问题，提拔干部时也征求过干部群众的意见，但提拔上来良莠不齐。现行体制对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约束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处理一个干部是件非常痛心的事。怎么避免？要靠平时教育，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政绩观的教育。教育要真正触及灵魂才行，在当前价值观比较混乱、影视作品影响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党员真正按照入党宣誓所说的去做比较难。怎样使干部健康成长是项艰巨的工作，要经常教育，不经常教育就要出事，如果当形式走过场，更容易出事。现在干部相处是你好我好，党内生活并不正常，要使党内生活正常起来。
龙长春说：“县委教育干部要牢记党的宗旨，增强服务意识，要求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办实事，干群关系开始改善。国家统计局瓮安调查队最近作的调查，原来对干部作风的满意度是27.6%，‘6·28’事件以后，通过几个月来对干部作风的教育整顿，干部作风综合满意度为91%以上。”
第三，对老师、学生的教育。瓮安“6·28”事件中，110名中小学生和个别教师直接参与打砸抢烧。学校教育长期只重视抓分数，忽视抓德育，法制教育更是流于形式，一些学生分不清“正”与“邪”，凭一时冲动，盲目参与了群体性事件。
瓮安三中语文教师吴琼说：“这些年学校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没有关心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小学、高中的尖子生，综合素质并不高，有的不知道尊重父母、尊重老师，上课他违反课堂纪律，老师不敢批评，怕他承受不了跳河死了怎么办？对学生要加强普法教育，他只知道他有受9年义务教育的权利，而不知道他应尽的义务。”
“要教育学生光懂知识还不行，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要知道感恩，要爱国，要有健全的人格，将来才能成为国家有用的建设人才。”
李长贵说：“学校注重了应试教育，德育教育缺失，有的青年学生为什么加入黑帮而不加入共产党？他的政治取向值得警醒。他不加入共产党，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党的关怀制度不健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年纪大了，丧失劳动能力了，生活不如一般老百姓，对党员只讲奉献，不讲关怀，党对年青一代就没有吸引力。有的年轻人说：‘党员生活不如群众，入党干什么？'”
“群众有事找公安、找政府并不解决问题，找黑帮立即给他‘摆平’，他加入黑帮遇事有人撑腰。对黑帮这么多年没有打击，他撑堂子，有钱用，青年人就给他当马仔。有些人犯了事，公安上午处罚下午就放出来了。司法不公，执法不严，该打击的没有打击，该处罚的没有处罚，不该保释的却保释了，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很大。”
“玉山有一个娃儿加入黑帮，他家做酒（办喜事）收礼10万多元，另一家的娃儿没有加入黑帮，他家做酒只收礼1万多元，加入黑帮娃儿的家长就在群众中炫耀。可见法制教育、是非观念教育、价值观念教育缺失到何等程度。”
瓮安“6·28”事件，暴露当地广大人民群众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远远得不到满足，社会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党委、政府长期“重经济、轻稳定”，为了发展，有时甚至与民争利，导致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公共服务设施严重缺失，各种社会矛盾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中逐渐酝酿、积累、激化，乃至集中爆发。
瓦标龙说：“瓮安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差距是大的，8万人口的县城，没有体育馆、没有文化馆、没有图书馆、没有电影院，近乎成了‘文化沙漠’，对人民群体欠账太多了。缺少文化、体育、文娱公共设施，老百姓的文化生活需求是多样的，为了打发时光，一些人就邀约打麻将赌博，赌输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出来了，社会治安好得了？一些老百姓闲得无事。无事生非，街头邻里发生大小事情，就去看热闹。‘6·28’事件绝大多数是围观群众，真正打砸抢烧的不法分子仅占1.5%。”
瓮安县委、县政府重视了经济发展，忽视了社情民意，老百姓在想什么、盼什么、怨什么、恨什么？干部并不很清楚，日久天长，与群众感情越来越疏远，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关键时刻群众隔岸观火，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十分被动。
五、民主监督流于形式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杨家岭的窑洞里，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他长期思索而未能解答的一个问题：“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共产党人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主席自信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共产党执政快60年了，黄炎培先生当年对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疑问和毛泽东落地有声的回答，声犹在耳，青山依旧，事易时移。
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了使党永葆青春，使国家长治久安，一直在吸取中华民族历史上治理国家的可取之处，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监督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民主监督，集中全党全国智慧，从思想上、理论上创建了民主监督体系；从法律法规上、政策上制定了民主监督条例和规定；从体制上、制度上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从对党的基层组织直到党中央，都有党纪党规，党内建立完善了民主监督制度规范；对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监察机关、新闻舆论等严密的、完整的民主监督体系；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的监督，也有民主监督制度规范，包括党政干部任职回避制度、异地交流制度等。这一系列探索和实践，都是为了“人人起来负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瓮安“6·28”事件爆发，引起执政党警醒，也引起社会各界反思。我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要肯定经济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同时，也还必须看到在社会、法制、政治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出现了滞后现象。比如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市场经济管理和调节机制，采用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控制，不可避免要产生各种寻租腐败现象。又如由于对社会基本公平和公正的政治重要性认识不足，政府在制定一些政策时，没有坚守最基本的公平公正原则，在有关国企、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农地非农化等关系社会大众直接利益的重大制度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工人和农民等社会中下层群体的利益。近些年来，大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仅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有效民主监督的缺失，社会底层已积累大量民怨，而且表明目前在管理社会秩序的有效性上，也已出现了问题。要减少或防止类似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把政府工作真正置于人民群众有效的民主监督之下，使政府“不敢松懈”，真正成为“人民政府”，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戴。
问题在于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人，不尊重权力运转规律，权力跟着个人意图运转，往往一个地方的书记被看成是政党的化身，实际上是把政党的威信押在个人身上。要是书记主动转型的意识不强，该强调执政角色时，用的却是政治引导手段，面对群众需要党的威信发挥政治引导作用时，用的却是权力、却是强制力。以权力办事，以权力处理问题，过分依赖权力的强制性，人民群众对党委的信任度也就会大打折扣。
瓮安县人大主任潘玉华说：“‘6·28’事件以后，县委及时启动了机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大家痛定思痛，认为当前重点解决怎样使用权力、怎样为老百姓服务和防止权力部门利益化等突出问题，最终要从制度层面解决‘权为民所用’的根本问题。”
他说，人大是代表民意的机关，为老百姓考虑要多一些。山西“黑砖窑事件”，人大的监督不及舆论的监督，出了事还捂着。宣传部门是党的机关，但同级监督同级就不行，要靠上级宣传机关监督。人大没有及时监督同级政府，与同级关系要相处有关。党委也好、政府也好，都是代表老百姓的，人大对下级的监督可以，对同级的监督比较难。这是一个普遍存在问题，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的有效办法。
他说，人大有硬程序，对不称职的政府成员，甚至可以罢免，但现实状况做不到，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值得研究。在干部配备上，党委、政府要配强，人大、政协也要配强，否则，人大的监督就变成了“软监督”。人大常规的监督，审一下政府的专题报告，要求整改，3个月后再检查。政协除了民主协商以外，是民主统一战线，作用非常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什么情况不知道？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真正发挥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
当今社会是文明开放的社会，是民主意识日益增强的社会，民众对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人翁责任感越来越强，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出发点是为把党和国家的事情做好，为民族兴旺发达，为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单位建设好，也为自己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个人民主意识和正义感随之日益增强。因此，群众对国家大事、身边的人和身边的事都非常关心、关注，这是新时代国民素质提高的表现。
与此同时，也对执政党提出了如何适应国民素质提高、如何对他们的言行加以引导和规范的新课题。尤其是执政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如何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问题，以及如何当好人民“公仆”的问题。哪有共产党人害怕人民群众的？只要将政府工作真正置于人民群众有效的监督之下，“人人起来负责”，心中真心诚意地装着人民，就会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贴近群众，真切了解群众所想、所盼、所需、所急。就会主动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党和人民群众就会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就会回归革命战争年代的“鱼水关系”，而不是“水火关系”，群众有诉求就不会采取群体性事件的激烈方式甚至是暴力冲突方式来表达。
问题恰恰在于，瓮安县党委、政府自身的工作没有做好，或体制、或机制、或理念、或作风、或方法上，或多或少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在处理矿群矛盾、征地拆迁、移民安置、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的矛盾和纠纷时，使人民群众的利益直接或间接受损，而党委和政府的工作，却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即使有人大、政协、纪检、监察这样的监督机构，能发挥多大作用？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是“人大是橡皮图章，政协是花瓶摆设”。用瓮安一些老百姓的话说：“小指头哪能拗得过大胯，还不是当官的说了算！”
有话找不到地方说，正当诉求没人听，处于弱势群体的广大群众，积怨太深，积重难返，一旦找到宣泄怨气的机会，也就引爆了群体性事件。党委、政府、公安不能把因为自身的工作没有做好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推给卷入群体性事件的普通群众，难道自己的肌体长了毒瘤，却在别人身上开刀？
龙长春说：“‘6·28’事件平息不久，我们迅速启动了‘五大访’：县委书记大接访，千名机关干部大走访，千名教师大家访，公检法司大联访，乡镇干部大巡访，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百姓疾苦，解决合理诉求。‘五大访’将党委和政府的工作，直接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给广大人民群众以说话和泄愤的机会，社会管理就多了一道安全阀。只要执政为民，不谋私利，哪有党委、政府害怕人民群众监督的道理？哪有不敢阳光作业的？‘五大访’在瓮安初步形成长效机制，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警民关系有所改善了。”
处在新时期新阶段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尤其需要探索和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由人治转向法治，由无序转向有序，将人民政府真正置于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之下，使政府一刻也不敢松懈，使干部人人敢于负责，从执政理念、法制、政策、机制、制度等方面入手，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切实增强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有效性，紧密团结和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努力创建法治社会、平安社会、和谐社会，坚持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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