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干部选拔任用考核制度

    在瓮安“6·28”事件中，一些干部隔岸观火，不愿或者不敢站出来制止，置之身外；有的甚至在家里打麻将，一躲了之。共产党的干部怎么可以在党委、政府面临如此危急的时刻，明哲保身？

    危难时刻见人心，显真情，暴露了我们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瓮安“6·28”事件凸现我国干部制度的弊端，完善、创新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显得十分紧迫。

    瓮安县委书记龙长春说：“选拔干部实际是以选票定干部。一些有能力、敢干事的干部，在老百姓中虽有口碑，但在干部圈子里容易得罪人，投票推荐的时候，就不一定推得出来。一些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反而容易推出来。这种选拔方式，导致‘拉票’现象屡禁不止，往往好干部提拔不上去，得不到重用，阿谀奉承的干部，反而青云直上。”

    瓮安县委副书记瓦标龙说：“选干部的程序看起来非常严密，实际上很难选出有真才实学、能干事的干部，更难选出优秀干部。因为有能力的人容易得罪人，得票就少，而在单位人缘比较好的干部，得票却多，但他又缺乏敢作敢为的精神，往往很难打开工作局面。选拔干部时‘洗碗效应’比较突出，吃完饭爱洗碗的人打破碗就多，得票就少；不爱洗碗的人，打破碗就少，得票就多。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值得很好研究，要加以改革和完善。”

    一般来说，干部选拔任用要经过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常委酝酿、常委会决定等多个环节。但其中每个环节都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从而架空制度设计。比如民主推荐，除了公选以外，民主推荐的人选都在原单位范围内产生，这就会发生“小圈子里选干部”的现象，候选干部只要平衡好本单位的人际关系，就可以顺利入围。

    瓮安县委组织部分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王小谦坦言：“在领导班子建设中，存在简单以票取人的倾向。‘洗碗效应’越突出，越难选拔有能力、多干事、干成事的优秀干部。”

    他说，在考察干部环节，群众的积极性不高，他们认为组织上考察是流于形式，大多不会说真话，而是多讲成绩，少讲甚至不讲问题，干部工作成绩被夸大。考察失真、失实。等到在使用过程中才发现所选干部不适合时，补救就困难了，已经造成不良影响。

    瓮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唐显萍说：“对干部的考察平时工作做得不够，要配班子了，才安排突击考察，几天就要考察结束，考察结果并不全面，有的甚至会失真，给干部任用带来不利影响。”

    王勤，瓮安县原县委书记，当地干部群众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王勤是个好干部”、“这个人勤奋，好学”、“他非常廉洁，不搞腐败”。他被免职后，“王勤现象”引起干部群众的思考：“好干部”的标准是什么？“好干部”到底应该由谁说了算？

    王勤1998年刚调到瓮安时，瓮安县财政经济状况极端困难。他回顾说：“县委常委会讨论支出项目时，细到50元的支出款项；县里开‘两会’，连用多少张纸都要事先批准。发工资时先发老干部、再发教师，最后才发干部。财政最困难时，党委、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拿香烟来抵。”

    2000年以来的7年时间，他带领县政府领导班子扭住发展经济不放，让瓮安县GDP翻了近一番，财政总收入增长了近3倍。增加的财政收入，不仅还清了上届政府挪用的专项资金，还补发了欠干部职工的书报费、交通费、洗理费等“三费”及岗位津贴，两项相加达1亿元。

    从这些增长的经济数字看，瓮安的经济发展，王勤功不可没。从对干部考核的制度设计上看，王勤是个好干部。

    2008年10月22日，笔者与王勤交流3个多小时，得知他刚调去瓮安工作时，月工资只有400多元，捐200元给华东水灾地区，也是向朋友借的。他不打麻将，不进舞厅，有空就进办公室看文件、看书学习。他在瓮安工作10年，没有过一个节假日、星期天，也没有过一个“黄金周”。2008年年初，他在抗凝冻灾害中表现突出，受到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的表彰，给他记了一等功。从干部廉洁、勤政上讲，王勤也是好干部。“王勤现象”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的干部考核评价上。

    当前，我国党政干部考核评价制度的设计，是上级考核下级，群众几乎无法参与，评议也流于形式。而上级对下级的考核，往往注重的只是数字，每年只要按上级要求达到相应的经济增长，也就平安无事，导致一些基层政府为完成指标而完成指标，大量精力花在完成考核指标上，对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稳定、社会建设、社会发展，无暇顾及。

    “考核体系是‘牛鼻子’，为了不被众多的‘一票’否决，为了年终考核‘合格’甚至‘优秀’，明明是上面制定的考核指标不合理，可我们有什么办法？乡镇工作陷入应付繁多的考核。”瓮安县一位副镇长无奈地感慨道。

    而具体到每个干部的考核上，既没有科学合理的奖惩制度，也没有严格兑现奖惩，更多的是表扬鼓励，极少有批评惩罚，干部只要不犯大错误，即使庸一点、懒一点，也能顺利地任满一届。

    龙长春说：“对选拔的干部能不能用？怎样用？党委和政府并不很关注。由于考核体系不完善，造成很多干部考虑行政安全多，不敢抓、不敢管，形成行政管理上的‘堰塞湖’。”

    王小谦说：“有些干部犯了错误，但考虑到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对其惩戒往往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对惩戒制度执行力度小，有的干脆就不执行。即使干部犯了严重错误，也采取先免职，再改非，保留级别，待遇不变，大大降低了干部违规的风险和成本。干部任用之后，如果缺乏奖惩分明、严格执行的考核评价和监督管理机制，就会给庸、懒、贪官留出空间。”

    唐显萍说：“‘6·28’事件对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警示，就是配置领导班子时，干部性格特点、知识结构、年龄结构等都要充分考虑。一个班子性格都比较软是不行的，性格都刚也不行，要刚柔互补。”

    瓮安县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刘晓勇说：“选拔任用县级干部，必须要有在基层工作的经历，要不然在突发群体性事件时，处理起来束手无策。县级干部是承上启下的节点，地方党委‘一把手’的理念，往往左右县域经济的发展，决定一个地方的成败。虽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但还是党委作决策，所以选准用好党委‘一把手’至关重要。”

    龙长春到瓮安任县委书记以后，不允许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结干亲家，不允许称干部为老板，党内一律称同志。县委从这些细节抓起，这几个月风气在变，瓮安面貌跟随在变。

    选拔任用干部，组织部门首先要秉承“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思想。同时，还要正视“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的痼疾。目前，一些党组织内主要领导者个人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往往以“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等冠冕堂皇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一些地方党委书记对党员和党代会负责的制度并不完善，书记的权力往往缺乏制度约束和有效的民主监督，权力宽得无边，导致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意志之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个人执政理念发生偏差，往往影响一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干部不是根据群众的需求，而是循着升官的轨迹来研究制定工作目标。这必定造成干部热衷于挣钱、办企业，而忽视了民生和社会建设。”

    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落实其知情权、参与权，发挥其监督权，是规范权力运行的根本途径。触动干部自身利益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监督管理等多个环节，如果缺乏群众参与，制度缺陷本身就会助长干部脱离群众。干部只生活在干部圈子里，封闭循环，就会形成干部利益共同体，作风必然漂浮和粗暴，权力运行就会偏离执政为民的轨道。这种体制、机制长期运转，一些干部实际上长期不在群众中生活，对群众谈不上有感情。这些干部既不可能对上负责，因为党的生死存亡有党中央领导承担着；也不可能对下负责，因为老百姓不能决定他的升降去留；他们只对自己负责，实质是只对自己头上的乌纱帽负责。

    要扭转这种局面，就要从制度源头抓起，在干部选拔过程中，必须有群众参加，并且大幅度提高群众参与评价的权重，群众参与决定他的乌纱帽是戴是揭，是戴大的还是换小的，他就不敢漠视群众了。探索创新干部考察任用新机制，势在必行，迫在眉睫。目前，贵州省委已要求组织部门通过“瓮安事件”，探索干部考核评价的长效机制。

    首先，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党委必须把干部考察任用作为首要任务来抓，“一把手”要亲自抓这项事关全局、事关党的前途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工作，切实加强领导，确保选准、选好、用好干部。

    第二，加大各级组织部门考察干部工作的力度，重在平时工作中考察了解干部，拓宽考察和选拔干部的视野，改变要配班子才派组织部门突击考察的做法。在组织部门建立考察干部专门机构和队伍的做法，可以尝试。

    唐显萍说，建议建立一支专门的干部考察队伍，专门研究、探索如何做好干部考察工作，如何选拔出优秀干部来。因为干部考察工作保密程度高，不是组织部门的人，平时对这方面的工作关心和研究不多。考察干部时确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就很难，比方抓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块，就不好给干部确定考核指标。建立专门考察干部的机构和队伍，就可以大胆探索和创新。

    第三，解放思想，创造条件，择机试行公推公选。要让人民群众参加干部评议，参加公推公选，实行民主监督。只有让人民群众对干部的升降去留具有充分的话语权，选拔出来的干部才不敢懈怠，才能对老百姓负责。

    现在考察干部的范围比较窄，在科局长和乡镇干部范围内民主评议和考察县长，由干部推选干部，选出的官更多地考虑的是党政机关部门小圈子的利益，千方百计维护的也是党政机关部门小圈子的利益，政府无形中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团体。因为这些单位的科局长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官帽戴得稳不稳，而对工人、市民、农民等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他并不在意，因为群众对他的官帽一点左右不了。一个政府长期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体性事件就会不期而遇。

    干部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前提是利害相关，干部利益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他就会对群众负责。这不是个人的行为能解决的，需要制度作保障，现在没有一种制度和机制可以保证其相关性。干部的考察、考核、任用、撤职、罢免，没有一样是群众能起重大影响的，导致干部漠视群众利益，有的甚至急功近利，搞“政绩工程”，损害群众利益，恶化干群关系。

    为从制度上防止干部对群众利益的漠视甚至损害，必须从选拔干部制度源头抓起，加大老百姓对干部评议、认同的权重，让老百姓对选拔干部享有充分的话语权。比如选举县委书记，就可以采用上下结合、党内党外结合的办法，先把候选人确定为二三人，甚至三五人，让全县党员投票，再让有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投票，在充分了解党员、民众意愿的基础上，确定县委书记候选人，在此基础上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县委书记。

    这种方式选举产生的县委书记，选举制度就决定他既要为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关注民生的要务，也就从干部选举制度上有了保障。现行干部考察任用办法产生的干部，往往“看上不看下”，有的甚至“压住下级，糊弄上级”，这种干部贻误工作，坑害百姓，阻碍发展。

    目前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并不完善、不健全、不尽科学合理。缺乏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考核评价的有关数据，一般由被考核干部所在单位收集、上报，准确性、可靠性难以服众。而且指标体系并不对称，一般是上级考核下级，缺乏下级对上级的评价。缺乏监督体系，上级派人下去考核下级，有的吃好、喝好、玩好，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当前，决定干部升降去留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监督管理等各个环节，仍缺乏群众的广泛参与，干部评价“内循环”，政绩考核“向上看”，考评制度本身就助长干部脱离群众。这种考评制度的弊端，迫使党委和组织部门积极探索日常选拔、任用、考核干部的相关制度，进行制度创新，以促使干部眼睛向下，贴近群众，执政为民。

    干部考核成本低、信息对称的办法就是民主，召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各界人士代表大会，被考核的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干部，公开向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代表述职，让代表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打分投票考评，考评结果作为干部升降去留的重要依据。通过这种方式考评，党委、政府的工作就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干部工作必须来真的，玩不了假，也不敢懈怠，人人都起来负责，也就不会“人亡政息”了。

    县域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还要解决干部换得太快的问题。县委书记、县长长期在一个地方任职不行，待久了容易自满，容易凭经验办事，容易按部就班，甚至容易滋生腐败。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干部换得太勤，在一个县工作一两年就调走了，容易产生短期行为。尤其是县长，既然是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的，就应当干满一届，否则他就不会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领导干部不应中途换人。共产党应当尊重民意，人民代表选出来的县长不脚踏实地干满一届就上调，实际上是领导机关、少数领导人的意志凌驾于民意之上，助长干部找门子调动，甚至助长“跑官要官”的不正之风。

    干部频繁调动，还涉及干部交流问题。干部交流初衷是好的，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避免产生腐败现象具有积极意义。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简单化、绝对化，交流面过宽，交流干部过多，过于频繁，过头了就容易产生副作用。

    瓦标龙说：“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不能在原籍工作，所有的重要岗位都交流了，本地干部怎么想？弄不好产生交流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矛盾。交流干部对地域情况没有本地干部熟悉，对一个地方的稳定会带来一定影响。瓮安县委11名常委，9名是交流干部，交流干部占81%。‘6·28’事件正好发生在星期六，当天交流干部只有我和王勤在家，还有两个本地常委在家，其余干部不在瓮安，显得力量不足，处置不力。”

    在瓮安，流行“干部交流，浪费汽油；政府走空，指挥遥控”的顺口溜，从一个侧面说明干部交流面过大的弊端。

    健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还要解决“干部圈里评价干部”的老问题，因为政府部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党和政府的公务人员已成为一特殊利益群体，县委书记、县长为这个利益群体着想多、谋利多，局长、科长、乡长、镇长和书记们就会欢迎县委书记、县长。而人民群众欢迎的县委书记、县长，因为对各级干部要求严，工作抓得紧，还要拿更多财政收入改善民生，损害了官员们的利益，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不一定高兴。一个县的财力毕竟有限，如党政官员群体对百姓利益损害过大，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群体性事件就爆发了。

    我国县级党委、政府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选拔好县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选拔好县委、县政府“一把手”，建设好县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对树立执政党的权威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在现行的干部考察、选拔、任用、管理体制下，县级干部一般不会积极主动地为老百姓着想，也不会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服务。

    中央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有相应体制、机制、制度来落实。必须打破在干部圈子考核干部这种传统的考核制度，应建立让人民群众参与考核干部的制度，“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才能落到实处。

    县级党委、政府是直接为老百姓服务的。县一级书记、县长的政治命运，应更大限度地交给老百姓。县长可以让老百姓直选，实践证明选出来的县长不称职，老百姓不会责怪党委和政府，由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就是。各级党委要认真研究和放手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上级老不放心下级，层层不放心，有的乡镇连一个村支部书记也要上级党委任命。

    要充分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不要怕直选出事，怕直选“丢掉政权”。实际上，纵向考核“丢掉政权”的风险更大。纵向考核实际上是书记一人或一个常委班子认定其好不好，对干部的考察了解是有限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执政是否为民，服务好不好，老百姓心中最有数，老百姓却没有多少话语权，这样的政府很难把群众利益摆在第一位。

    目前，党员参与讨论党内事务的机制并不完善。在党委会内部，委员的民主权利尚缺乏制度保障。这与党内权力分置不清直接相关。在现实中，地方“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书记”这一权力关系实际上被倒置，党代会作为党内的最高权力机构和党内监督的主体，实际上被虚化了。为了理顺党内权力关系，对于党代会常任制、党代表任期制等强调党员主体地位的制度探索，应该提上党建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二、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瓮安“6·28”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再次敲响了警钟。

    瓮安县23个乡镇，247个村，仅有党员12129人。而党员队伍中，居然有黑帮“玉山帮”的成员，黑帮戴上了“红帽子”，所以人们说“瓮安不出问题才怪了！”

    唐显萍说：“全县47万总人口，就有11万人外出打工，农村只剩‘6199'（儿童和老人）部队了，农村发展党员很难了，基层组织建设后继乏人。”

    瓮安县受访的一些乡镇干部谈到，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但是，近年来，随着农业税的免征，乡镇一级政府普遍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乡镇工作的体制性和机制性矛盾非常突出，使乡镇这一党的最基层政权成了权力有限、责任无限的“全能政府”；成了任务繁多、职能膨胀的“部门政府”；成了不管不行、管又管不了的“无奈政府”；成了没有财力、靠负债运转的“空壳政府”。

    体制上条块分割。随着工商、税务、林业、国土等部门先后实行垂直管理，乡镇党委对站所不能形成有效的协调管理和约束机制，导致权责矛盾突出，执法主体错位，相当多的精力用于办理上级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如乡政府代表交通部门修路，代表税务机关收税，代表教育部门兴办教育等，缺位、越位、错位现象比较严重。上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常将从税费征收到经济增长指标，从招商引资到农民收入，从计划生育到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工作任务，细化为各种各样的考核指标，分解下达到乡镇，而且以“一票否决”的刚性约束形式，与乡镇政府签订目标责任状，导致乡镇政府以有限的权力承载着无限的责任。

    财权事权不对称。税改后，乡镇事权不变，支出口径依旧，财政收入减少。在失去了自由支配的“三提五统”费用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仅够维持乡镇基本运转。未列入财政预算支出范围的硬性支出，“拼盘式”的经费配套政策和“一刀切”的目标任务考核方式，迫使乡镇干部疲于奔命。

    转型滞后，供需脱节。目前乡镇整体转型滞后，内设机构小而全，分工交叉重叠，干具体工作的人员少。部分乡镇干部素质和能力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长期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惯性作用，削弱了乡镇干部面对新形势、寻求新办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总感觉“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新办法不会用”。因此，在基层干部中产生了“乡镇无为”论，错误地认为全面免征农业税后，干部同农民的关系切断了，乡镇干部对农民没有制约手段了；“服务中心”论，认为中心工作来了突击一阵子，中心工作结束无所事事；“温饱稳定”论，认为乡镇工作能够让农民解决温饱，不出乱子，社会稳定就行了。面对相当多的农民群众国家、集体、义务观念淡薄，法制观念淡化，致富奔小康无门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缺乏热情的实际，许多乡镇干部茫然无措，无所作为。

    《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严格控制乡镇领导职数，从严核定和控制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由省级政府实行总量管理，确保5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只减不增。由于乡镇编制5年不准进人和设置的学历门槛限制，导致乡镇想要的人才如农业、畜牧专业等最需要的实用型人才进不来，能进来的又不是急需的人才。

    贯彻落实国务院的通知精神，虽然有效地遏制了乡镇人员膨胀，但由于现有乡镇干部年龄结构老化、知识陈旧，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不强，州、县布置什么工作就被动地做什么，有些工作甚至难以完成好。而有些乡镇干部心思在编织关系网上，希望自己早点调回县机关，没有安心在基层干工作，更不用说怎样为群众服好务。个别干部甚至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吃、拿、卡、要，直接侵害群众利益，其行为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从县、州直到省级政府部门，人浮于事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科股干部心思不放在工作上，用于考虑自家经商办企业，工作草率，作风粗暴。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基层工作，上要应对政府各个部门，下要面对千万百姓，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完全要靠他们去贯彻落实，党和政府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也要靠他们去完成。乡镇这级基层政权是党执政的基础，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瓮安县不少乡镇已经被弱化成空架子了。

    瓦标龙说：“不仅乡镇一级责权不相称，包括县一级领导班子的责权都不相称。比如，乡镇一级的党政‘一把手’都要报州委组织部批。我认为应该适当下放权力。在体制上，越到基层政府越是无限的责任，有限的权力。权责不统一，干部有时候就会推，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责任，你找别的部门去吧。回避矛盾，导致矛盾越积越多。”

    他说：“瓮安村级班子几乎瘫痪。村干部总体素质偏低，年龄偏大，35岁以下的党员占12%，60岁以上的党员占31%。不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有的即使被发展成党员，但入党就走了，党支部没有战斗力。村干部工资待遇偏低，月工资只有200元多一点，稍有能力的人根本看不上眼。村干部在村里基本上没有威信，村里的工作主要靠乡镇下去的包村干部在做。”

    唐显萍说：“近几年各地发生的一些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县域乃至乡镇一级，表明基层政权正面临严峻挑战。”

    如何加强党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如何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受访的瓮安县各级农村工作干部感慨至深，提出了许多改革思路和建设性意见。

    首先，当前农村最迫切的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这是党的执政根基。要准确定位乡镇职能，强化乡镇干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责任制，完善乡镇行政管理体系、农技推广体系、经营管理体系和社会事业发展体系，变直接干预生产、催种催收为向农民提供党在农村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服务；向农村提供公共教育、卫生、体育、文化、矛盾纠纷调解、救灾抢险等政务服务；向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技能培训、就业等信息服务；向农业生产提供全程技术服务和资金服务；向农村各类专业组织和农产品销售提供市场信息服务；推动乡镇政府由全能型向有限型转变，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由指令型向指导型转变，由权力型向责任型转变，由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变。

    第二，增强乡镇活力。按照职权与责权相统一、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合理划分并最大限度地为乡镇下放人权、财权、事权，赋予乡镇政府对条条管理机构相应的监督权和人事建议权。因地制宜地确定乡镇行政和事业编制规模，因事设岗、因岗定人。规模较大、财政状况较好、经济较为发达的乡镇，所属事业单位可适当增加。还可考虑跨乡镇设置事业单位，可几个乡镇设置一个事业单位；建立健全干部职工社会保障制度。对符合条件的乡镇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上级财政应通过适当形式给予支持。

    第三，既要全力抓好现有债务的化解工作，又要建立预防新债务产生的长效机制。建立乡镇消赤减债目标责任制，剥离乡镇政府债务，对历史上形成的乡村债务，要摸清底数，加强审计，区别情况，分清责任，分类登记，先易后难，逐步化解。如对农村“普九”达标建设等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而由乡镇政府承担的政策性债务，要优先消化；以乡镇名义为企业贷款形成的债务，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落实到企业，由企业负责偿还；对乡镇以前因发展生产和公益事业建设所形成的债务，又确实没有能力偿还的，应实行核销减债、降息减债、改革改制减债以及挂账不计息逐步清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办法解决。

    第四，创新工作机制，减轻乡镇工作负担。县应当承担的工作任务，不得转移给乡镇承担；需要县和乡镇共同完成的工作，县要提供相应的经费保证，并赋予必要的权力。以“权责对应”为宗旨，实施乡镇机构的管理和考核。县要严格控制面向乡镇的检查、评比、达标活动，切实减轻乡镇工作负担和压力，减少众多的“一票否决”和各种“责任状”，尤其不要给乡镇下达招商引资的硬性指标，把乡镇干部从众多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切实解除乡镇工作的额外负担，以便集中精力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第五，加强对现有乡镇干部培训，用政策吸引干部向乡镇流动。近期中央举办了对县委书记的培训，乡镇干部也应采取类似做法，对他们进行培训。同时，“先修渠，后放水”，积极培植分流载体，创造转岗平台。出台完整的配套政策对分流人员进行妥善安置，以维护社会稳定。在乡镇干部职数不突破的前提下，及时补充新鲜血液，出台鼓励政策，让有知识、有经验、有能力、有抱负的大学生、县级机关干部自愿地到乡镇工作。

    在新形势下，乡镇干部应该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忠实贯彻执行者，科学发展观的践行者，产业结构调整的指挥者，种养加技术推广的引导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组织者，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实践者。能够达到这些目标，党在农村基层的根基就牢固了。

    “6·28”事件以后，瓮安县委为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2008年9月下旬制定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工作机制的意见》，旨在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基层的领导，强化党委的核心作用，推动“三农”工作，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完善乡镇党委领导机制，要求乡镇党委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把好方向、出好思路、抓好大事，管好干部、用好干部；完善乡镇党委决策机制：进一步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集体决策；强调加强乡镇党委自身建设：要提高综合素质，完善相关工作制度；明确职责分工，建立统筹协作机制；加强作风建设，深入基层，服务群众；改革督查方式，实行岗位监督检查；加强农村党建，夯实基层基础。要求调整优化组织设置，选好配强村级领导班子，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加强村级组织配套建设，加强“勤政廉政村（社区）”建设。瓮安县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工作机制已经开始运转，正在推动各项工作有序、有效、有力地开展。

    与此同时，瓮安县下发了《科级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旨在建立客观公正的考核、评价机制，激发科级领导干部的工作热情，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考核办法由县考核领导小组对考核对象的绩效进行考察、核实，以百分制划分等次，进行综合评价，作为对科级干部评价、奖惩、任用的重要依据。

    考核办法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党管干部的原则，客观公正的原则和分类考核的原则。考核对象是各乡镇，县委各部、办、委、局，县级国家机关各工作部门，各人民团体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科级、副科级领导干部。

    考核办法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考核对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向考核组提供虚假数据和情况，不准干扰和妨碍考核工作；考核人员及相关部门不准故意夸大、缩小、隐瞒、歪曲事实；不准泄露考核机密。加强对考核工作的监督，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考核工作咨询举报电话、电子邮箱，负责接受考核工作的有关政策咨询，受理群众举报。

    考核办法规定每年开展一次，于当年12月底以前完成。考核分批次进行，每批考核对象及方案，由县绩效考核领导小组拟定后，提请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考核评分由考核组依据干部的德、能、勤、绩、廉综合评定。绩效考核采取上级评下级、下级评上级，相关部门干部及各界人士参评三种方式进行。

    考核办法规定上级评下级权重占50分，分三个层次进行：一是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家班子主要领导给单位正职打分；二是由县四家班子分管领导给分管单位正职和副职打分；三是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正职和副职打分，最后得分取平均分。下级评上级权重占30分，由单位的全体干部职工对本单位的正职和副职打分。相关部门及各界人士参评权重占20分，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镇部门代表和村居干部、工作或服务对象、乡镇、企业、工商界人士等（不少于50人）对单位正职和副职打分。

    考核办法规定绩效考核分别评定为优秀（90分以上）、称职（70－89分）、基本称职（60－69分）、不称职（60分以下）四个等次，对参加绩效考核的正副科级领导干部，依照考核等次进行奖惩：凡评为优秀等次，排名前10名的，由县委、县政府颁发绩效考核优秀奖；凡评为“不称职”等次，“不称职”票超过有效票总数1/3的，一律免职；凡评为“基本称职”等次，其“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票累计占有效统计票总数40%以上的，一律免职；凡评为“基本称职”等次，其“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票累计占有效统计票总数1/3，低于40%的，一律诫勉谈话。考核等次作为当年度具有公务员身份的正、副科级公务员年度考核等次记入档案。

    “一石激起千层浪”。瓮安县《关于进一步完善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工作机制的意见》和《科级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在全县干部群众、各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干部普遍感到了工作压力和动力，明确了工作方向，增强了干好工作的责任心和自信心。广大人民群众感到党政机关风气和干部作风在发生变化，看到了瓮安改革发展的希望。

    三、整合民主监督机制

    在瓮安“6·28”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贵州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件真相。通报描述了当事人李树芬跳河寻死的情景，她准备跳河了，其好友刘某正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某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她便跳下河去了”。

    随着“瓮安事件”真相渐趋明朗，以及“房价不会跳水，只是在做俯卧撑”、“主持人博客曝光裸体做俯卧撑照片”等炒作，“俯卧撑”迅速成为网络热词。

    略带戏谑的“俯卧撑”，折射出网民对现实公共事件真相的渴求。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这是信息公开的标志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无专门政务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的现状，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和透明度。从此，关乎民生的决策不再是少部分人关起门来做的神秘事。然而，正如媒体所言，现实生活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却还是一扇“玻璃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管是从法规本身的条文来看，还是生效以来执行的情况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信息公开是推进基层民主、实施民主监督的必要条件。瓮安“6·28”事件暴露出一些地方存在信息公开不充分、不及时，利益分享不均等问题，导致贫富悬殊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在县和乡镇，重大资源开发项目、社会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群众缺乏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缺乏分享发展成果的机制保障，宏观经济指标与群众的微观感受严重脱节。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从深层次上探讨，根本出路在于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关键在加强党和政府自身的建设，整合和完善监督机制，由人大、政协、纪检、监察等机构的监督与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相结合，把政治民主交给人民群众，实行全方位的民主监督，党委和政府就不敢懈怠，干部就不敢“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忘乎所以，而是“人人起来负责”，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扭住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不放，努力把经济搞上去，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让老百姓共享发展成果，党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最终要靠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来解决。

    瓮安“6·28”事件警示我们：人民民主不仅是政治原则，还要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的权利能否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发扬民主，当前的重点在于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人民有权了解政府决策的过程，有权参与决策，有权监督政策的执行。民主是治疗腐败顽症的不二法门。因此，要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就要求做好信息公开、充分协商等基础性工作。信息公开包括重大突发性事件处置的信息，都应公开透明。

    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人，把党权和行政权都抓在手，用行政权力捞好处，扭曲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党政主要领导手里的行政权力，缺乏制度规范和制约，执政理念、发展模式发生偏差，党委和政府脱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6·28”事件暴露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恶化，折射出执政党权力运转失去监督引发的严重后果。

    王小谦说，目前监督的方式、形式单一，新闻媒体的监督跟不上。使用干部监督不够，实名举报太少，匿名举报查实没有，也没有办法反馈给举报人，而举报人则认为“有问题的人照用”，与组织没有沟通的有效途径。干部8小时之外的监管几乎成了盲区，比如有的干部交友不慎，生活不检点，出了事组织上才晓得。举报人怕打击报复，常用“听人说的”来开脱，干部监督形成“民不告，官不理”的怪圈。

    落实党内民主，规范权力运行，应全力化解眼前的矛盾和冲突，首先应从基层开始改革。从严治吏，必须从严治党；从严治党，必须从严治领导干部；不仅从严监督管理人，而且要创新党内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没有好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即使领导人有好的思路和愿望也会落空。

    瓮安“6·28”偶然事件的背后，是体制、机制、制度带着缺陷长期运行的必然结果，任何个人都难以抗衡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存在的缺陷；是损害群众利益，百姓不能共享发展成果，积怨太深，积重难返的必然结果；是党委和政府脱离群众，失去公信力的必然结果。创新科学规范、高效运转、执行有效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整合、完善监督机制，势在必行。

    群众民主监督作为自下而上的非权力性监督，主要是通过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党委和政府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它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和纪律的强制性，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往往被一些领导人和党政部门所忽视。实行群众民主监督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只有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加强民主监督，有利于集思广益，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有利于执政党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克服缺点，减少失误；有利于防止领导人搞特权、搞腐败，因为搞特权和腐败最害怕人民群众，凡是搞特权、搞特殊化的领导干部，经批评教育仍然不改的，人民有权通过合法途径进行控告、弹劾、撤换、罢免，直至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由于共产党处在执政地位，更要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发挥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必然要求。所谓互相监督，就是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这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着重要作用。民主党派的监督具有层次高、范围广、形式活等特点，与共产党的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相辅相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共产党执政也不例外。

    人大监督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监督政府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工作，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权力机关的重要职权和主要职责。人大监督主要是实施宪法监督、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计划和预算、询问和质询，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工作视察，特定问题调查，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罢免和撤职等。人大监督是我国人民当家做主的具体体现之一。

    新闻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发挥传播快、覆盖广的独特优势，帮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敦促政府沿着法制轨道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运行，敦促政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瓮安县副县长肖松说：“建立完善监督机制，要在加强法制建设上下功夫，努力改善政府依法行政的环境，建设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瓮安在移民搬迁、城建拆迁中，存在违法操作的现象。要不断增强法制意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司法机关要带头知法、执法、守法。现在程度不同地存在依情办案的现象，明明应该公开审理的案件，怕给政府揭短而不公开审理，如果真心爱护政府、帮助政府、支持政府，就要敢于施行‘断臂疗法’。政府官员要用法来规范言行，要依法行政，看准‘高压线’，不得踩‘红线’，建好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火墙’。”

    整合民主监督机制，加强民主监督，目的在于帮助党和政府转变作风，改进工作，提高效率，减少或避免工作失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防止公权异化和领导干部搞特权、搞腐败，从制度上、机制上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民主监督机制能不能发挥作用？能不能形成长效机制？既取决于民主监督机制本身是否完善，是否持之以恒，更取决于执政党是否真正把自己置于民主监督之下，一旦民主监督发现执政党自身出了问题，执政党能不能敢于面对，能不能敢于自己依纪依法果断地加以纠正，这才是决定民主监督机制灵与不灵、民主监督成与败的关键所在。监督机制越健全，执政基础越牢固。

    贵州省委处置瓮安“6·28”事件过程中，敢于正视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局主要负责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迅速启动干部问责程序，为中国处置类似群体性事件作出了榜样。

    瓮安“6·28”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几乎在第一时间启动干部问责程序。7月3日，瓮安县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县公安局政委等领导干部被免职，随后对黔南州委书记作了职务调整。瓮安县纪委、县监察局查处了39名与“6·28”事件负有责任的党政干部。

    贵州省委对发生群体性事件负在不可推卸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不管是谁都敢于问责的新思维，是树立新群体事件观的标志和分野，不再是简单地结论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不再是简单地抓“幕后黑手”，而是立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正视执政党自身存在的问题，立足于把自身的事做好，敢于叫“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统统‘下课’”，决不护短，决不姑息。这对一些习惯以推卸责任化解社会危机的党政干部，产生了巨大震动。贵州敢于问责干部的做法，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云南省孟连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也随之跟进了干部问责制。

    四、创建利益协调机制

    经济社会要发展，矿产、水能资源要开发，交通“瓶颈”要打通，城镇要改造，企业要改制，前进过程中必然遇到矿群矛盾、移民安置矛盾、征地拆迁矛盾等。瓮安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认真反思“6·28”事件的教训，再也不能回避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敢于面对，积极主动地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建立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

    鉴于这些年发生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几乎都是群众为经济利益的诉求所引发的，化解矛盾就应对症下药：面对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新局面，应由政府出面协调各方，由当事群众选派代表，参与涉及利益各方平等协商、民主决策、全程运作、全程管理、全程监督，必要时赋予群众代表否决权。在处理具体利益关系时，正如82岁的离休老干部陈文清所说：“大政策不违背，小事情上让点步嘛。”政府和企业必要时应做出适当妥协，才能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平衡点，尽可能保护群众利益不受损，尽量让利于民。只要政府确保兼顾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健康运行，就能打开和谐发展的一片新天地。

    瓮安县在资源开发的同时，伴生了地表水下降、地表塌陷、山体滑坡、矿渣堆积、水土流失、耕地毁损、环境污染和地质灾害等一系列问题，矿区群众利益受到严重损失，矿群矛盾在瓮安显得尤为突出。

    在瓮安矿区，老百姓住的是开裂的房屋，喝的是沟中浑水，良田沃地日渐板结，种上庄稼难有好收成。矿区老百姓弄不明白：“为什么世代生活居住好好的地方，经矿老板这么一挖，水没了、田没了，还要日夜担惊受怕，政府不管，老板不理，还要不要人活了？”“老板把值钱的东西挖走了，为什么我们守着煤山没煤烧，守着磷矿没钱赚？”

    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谁享受？

    瓮安县的矿群矛盾由来已久，上届党委、政府恐怕并没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2007年从福泉市交流到瓮安任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的刘晓勇说，一到任，就感觉瓮安的矿产资源开发非常不规范，无证开采、以探代采、以采代探的情况非常严重。据清查的不完全统计，非法开采不下100个点，而且规模大，危害大，生态、土地、资源破坏大。到“6·28”事件发生前，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就查处违法占地、盗采资源近40宗，炸封无证煤窑100余洞次。

    矿产资源开发乱象的背后是有领导干部参与。刘晓勇说：“查处难度非常大，因为有部分干部职工参与，甚至包括‘上面’的领导同志也有参与其中的。一些业主仗着有后台，在查处过程中，明目张胆地乱挖资源。盗采资源屡禁不止，国土部门按照有关文件，对5位这样的业主进行了拘留。”

    在瓮安清理整顿矿产资源开发的过程中，执法人员担着极大的风险。刘晓勇坦言：“包括我在内的国土执法人员，都接到过无数威胁、恐吓电话：‘再查下去，要杀死你！'”

    潘玉华说：“土地、矿山为国家所有，但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谁代表国家’，在现实中变成了‘谁有权谁说了算’。”

    为了加大资源开发力度，瓮安县政府2004年招商引进一批采矿企业，包括个体老板，只交给当地政府一点管理费，没有办理合法手续，就让他们大肆开采矿产资源。群众抱怨说：“这是县政府不依法行政，权大于法的典型做法。”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是发展的前提。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党委、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党委和政府只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能得到保障，人民群众就会拥护和支持，否则，人民群众就不答应。

    “6·28”事件后，瓮安县新一届党委、政府着力创建和谐矿山，已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来解决矿群矛盾。在瓮安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包括3名矿主在内的39名人大代表，联名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关于建立和谐矿区建设基金》的议案，这份议案在10月30日举行全体会议表决时，全会应到人大代表208名，实到202名，获得全票通过。目前，瓮安县人民政府正在拟订实施细则。

    瓮安县人大主任潘玉华说：“瓮安矿群矛盾极其尖锐，已影响社会稳定，创建和谐矿区很有必要。通过地方立法方式，建立和谐矿区建设基金，用于矿区环境整治，积极化解矿群矛盾。‘矿老板找钱拍屁股走了，生态环境破坏留在地方，老百姓吃苦，政府买单’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明确“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化解矿群矛盾，维护矿区稳定，构建和谐矿区，实现矿区群众与采矿企业互利双赢。

    创新建设和谐矿区的新机制，引导合法磷矿、煤矿、钼矿、硫铁、铝土等矿产业主成立相关行业协会，由行业协会负责收取一定费用，按照“企业所有、专款专用、政府监督”的原则管理使用；由政府引导磷矿、煤矿、钼矿等矿产企业的业主，树立“办一个企业，富一方群众”的意识，从开采每吨矿中提取一定资金回报社会，回报当地群众，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让群众在资源开发中获得实惠，共享发展成果；由村民代表、乡村干部和企业代表三方组成“矿山协调会”，负责协调解决企业与群众的矛盾和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参照交通、城市建设征地补偿标准和有关政策，分类别制订土地征用、农田污染、毁坏及改种，房屋损坏赔偿，拆迁安置、人畜饮水和生活用煤等补偿标准，切实保护矿区群体利益不受损；由政府出面协调组建培训中心，承担矿区农民的培训任务，培训内容主要面对当地矿产资源开发企业，立足企业实际需求，培训合格后推荐到企业就业，企业要尽最大努力吸纳矿区农民就业，最大限度地增加矿区农民的收入，只有农民增收了，矿区和谐了，企业才能发展。

    加强矿区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矿区基层组织在建设和谐矿区中的作用，把一般性矿群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建立矿区乡镇党委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党建制度，企业党支部与农村党支部、企业党员与农村党员结对帮扶等制度，强化村级组织在建设和谐矿区中的作用，营造企业、群众共建和谐矿区的氛围。与此同时，建立健全重大情况报告、矛盾预测、矛盾排查机制，建立处理群体性事件预案制度。

    建立健全整体联动工作机制，强化群众和企业沟通机制，建立完善矿群矛盾排查调处机制。矿群矛盾调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旧的矛盾化解了，新的矛盾会不断产生。化解矿群矛盾又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县、乡、村各级领导班子、企业和村民等方方面面。县委、县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县、乡、村各级和企业的职责，对矿群矛盾坚持提前介入、苗头控制、排查调处到位，强化当地党委、政府“零距离”接触，及时有效地调处矛盾。

    地方政府主持公平正义，切实做好各方利益的协调和服务工作。统筹、维护和实现企业、群众、政府各方利益，促进企业发展与群众受益同步，确保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归根到底，产生矿群矛盾的根源是利益再分配问题，统筹、维护和实现各方利益是解决矿群矛盾的核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势必对矿区群众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损害，矿群利益冲突阻碍群众、企业发展，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抑制企业掠夺式开采，引导企业合法经营，优先吸纳矿区群众就业，并且在群众生产、生活上给予必要的扶持，带动群众发展；另一方面，帮助矿区村民面向矿山，依托矿山，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矿区经济，增加群众收入。通过平衡矿群两方面的利益，使群众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群众与企业利益共享，同步和谐发展。和谐成为矿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成为矿区群众和企业共同的心愿。

    五、建立完善教育培训制度

    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时，对我国改革开年十年取得的成就和工作中的失误有一段精辟的谈话，他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同志的谈话，感到分外亲切。瓮安县在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生“6·28”打砸抢烧事件？受访的各界人士深刻反思，几乎一致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出了问题，“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

    免职后的王勤一直在深刻反思“6·28”事件的教训，他痛定思痛地说，教育问题一定要高度重视。法制教育也好，社会主义社会教育也好，都要具体，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法制教育有“四五”、“五五”普法教育，学生的法制观念教育尤其显得重要。现在社会开放，西方文化、影视剧进来了，在导向上使学生产生暴力解决问题的思想倾向。有些电视剧、电子游戏中通过非法渠道来解决问题，青少年模仿力强，很容易效仿。我们这代人从小是党教育长大的，从红小兵、少先队员长大的，现在大环境改变了，社会开放了，教育却没跟上，娃儿们没有法制观念，发生“6·28”事件时，有人一调唆就去了。

    王勤反思说，对师德师风的教育太重要了，现在对业务要求越来越高，对师德师风教育抓得差。教师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学生对教师个人崇拜，完全讲业务，不加强德育要出问题。玉华学校的个别老师起了极坏的作用，把自己不正确的思想扩散给学生，影响学生健康成长。

    他说，要加强感恩教育，感谢老师、感谢父母不能少，最重要的是对共产党、对社会的感恩不能丢。不正确引导即使经济搞上去了也白搭，对农民、对大众都要教育。现在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种粮政府还给补贴，农村医疗在改革，“三条保障线”都建立了，还有最后一道防线，生活不下去的老百姓，政府还要给“低保”。老百姓、学术界只拿国外来比，不作纵向比较，思想就会出偏差。不能简单比美国、比欧盟，照搬西方要天下大乱。感恩要宣传，首先要感共产党的恩，要感谢党中央和省里给的好政策。

    瓮安各界人士反思“6·28”事件的教训时说，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干部，都需要警醒过来，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教育；深入进行执政意识、执政能力、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理念的学习教育；深入进行新时期新阶段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如何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习教育，尤其要加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教育；深入进行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工作、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以及有效地开展群众工作的学习教育。

    与此同时，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违法犯罪分子，对触犯刑律的，必须依法打击，除恶务尽，决不手软。为什么瓮安县“玉山帮”等黑恶势力横行10年而打不垮？说明我们的政府和公安机关打击黑恶势力不得力，没有充分发挥专政工具的作用，正不压邪，不能为民伸张正义，不能给人民提供安全保障。黑恶势力气焰嚣张，人民没有安全感。

    受访的一些离退休老干部谈到，共产党执政了，与老百姓应该保持“鱼水关系”，可是，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容易脱离群众了，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教育、“三讲”、“保先”、科学发展观等教育活动不断，但事隔不久就反弹。一部分党政干部、公安干警由脱离群众转向害怕群众，个别人对老百姓作风粗暴，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一旦有事，就像“6·28”事件那样，群众就不会向你报告，你就成了“聋子”、“瞎子”，坐失处置良机。

    由于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缺失，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丢掉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把“刀子”，丢掉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个法宝，加之正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凸现期，社会管理没有现成的经验和路子可寻，当群众利益受到损害，群众愤怒起来以后，也就不好收拾了。

    受访干部群众认为，在瓮安，思想政治工作、群众教育工作，从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学校、街道到农村，几乎全线溃退，法制教育缺失，网络管理失守，西方充满暴力、靠打杀解决问题、没有法制概念的影视作品、网络文化乘虚涌入，大肆渗透思想文化阵地，青少年一代缺乏辨别是非与抵抗侵蚀的能力，潜移默化，诱发犯罪，刑事案件高发，一旦有导火索就引爆了群体性事件。

    营造健康的思想文化阵地，对广大人民群众寓教于乐，一靠堵，二靠疏。一方面要切实加强思想文化阵地的管理，从实际出发，探索和建立健全对影视作品、网络文化实行监管的可行制度，解决网络监管的技术瓶颈，最大限度地将“苍蝇”、“蚊子”关在外面。与此同时，解放思想，提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松文艺创作环境，花大力气发动、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提供健康向上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作品。诗歌、小说、影视、音像、网络等作品，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才能极大地丰富人民群众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非常现实、非常迫切、非常有效的教育形式。

    潘玉华说：“我们失去了对‘6·28’事件最佳的处置时机，从中吸取教训，今后要用最小的代价去处置群体性事件。现在看来，最小的代价就是搞好教育，就是提高全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同时，必须建立教育长效机制，以防教育过后容易反弹的问题。”

    共产党执政转眼就60年了，“历史周期率”的危险仍然存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入党，舍生忘死参军，出生入死打天下，为什么今天党和政府出台这么多惠民政策，还发生“6·28”事件？

    潘玉华说：“瓮安恢复正常秩序后，县委及时启动机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大家痛定思痛，对怎样使用人民给的权力，怎样为老百姓服务，怎样克服权力部门利益化现象等重要问题，都在探索逐一解决的办法，最终要在制度层面解决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

    刘晓勇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科学发展，要注意对干部群众的教育，民风、社风、党风都要教育，要不然，群众、干部、党员思想作风就会偏离方向。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党员干部和群众教育。一些干部平时不作为、甚至乱作为，虽然只是个别干部，但群众不这样看，群众只看你是执政党，也就激化了党群矛盾。

    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胡亁飞说，要教育群众，公共文化设施跟不上，要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投入力度。老百姓文化生活贫乏，就去打麻将赌博，青少年就去玩电子游戏，就去泡网吧。党管广播、电视、报纸很有经验，对网络管理跟不上，西方价值观念和腐朽生活方式乘虚而入，与共产党争夺思想文化阵地。

    一些离退休老干部谈到，各级党政干部、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城镇居民、青少年学生，都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党史教育。要办社会教育，就要舍得加大教育投入。要组织多种类型的培训班，特别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巩固思想文化阵地。执政党一定要有阵地意识，要是思想阵地都丢了，队伍就溃不成军。思想文化阵地是执政党看不见的根基，一定要牢牢守住这块阵地。党政干部一定要牢记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是“舟”与“水”的关系，牢记“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古训。

    当年随人民解放军进军贵州，解放瓮安时留下来的一些离退休老干部深情地说，瓮安还要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要教育人民群众、教育下一代人，不要忘记瓮安是一个革命老区，当年红军长征时曾三过瓮安，曾在这里召开著名的“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作了重要准备。然而，就在新中国成立近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发展的今天，却在瓮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实在令人痛心。要教育干部群众，瓮安这块土地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来的，今天衣食无忧的太平日子来之不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建设中国，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唯有跟着共产党走，瓮安才安，唯有拥护共产党，才能建设新瓮安。

    革命战争年代，班长、排长、连长、团长们，为了革命胜利和党的利益，竟然拿自己的身体去为党挡子弹，“6·28”事件中，我们的书记、县长们，面对公然挑衅县委、县政府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就连站出来为党和政府说句话都不敢，真有更大的事情发生，会挺身而出为党和政府承担风险？会为党的利益舍生忘死？

    党员干部的素质问题，近些年来，尽管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做了大量工作，但从党员干部在“6·28”事件中的表现来看，不宜把党员干部的素质估价过高，尤其是县及县以下基层公务员的素质不宜估价过高。首先，在选人用人上存在缺陷：通常是官选官，大官选小官，缺少群众的广泛参与；其次，一选定终身，干部选拔上来后，教育、培训、管理工作严重缺失，几乎全靠自己在成长，多数健康成长起来了，有的却不然。

    王小谦说，干部培训经费不足，能够派出去培训的干部很少，上挂学习的也少。我们想组织科级干部到上海等发达地区去培训，但人家不买账，需要上级帮助联系。干部出去少了，眼界不开阔，工作中打不开局面。干部培训要加强，培训方式、培训办法、培训内容、培训机制都要逐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巩固执政根基，加强执政基础，居安思危，需要对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进行遵纪守法教育。青少年一代是国家、民族未来的希望，要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教育考评机制改革，切实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要进一步明确教育发展方向、进一步明确“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潘玉华说：“有人说‘多彩贵州’搞了三年，不如‘6·28’事件一天的影响。‘6·28’事件的确是件坏事，但认真总结吸取教训，坏事完全可以转化为好事。经过几个月的整治，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瓮安建设成崭新的瓮安，让中国、让世界的新闻记者来瓮安看看，我们的执政能力是强的，执政根基是牢固的，人民群众是拥护共产党的。”

    2008年10月30日下午，瓮安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刚刚落幕，瓮安县委书记龙长春在他办公室欣慰地说：“代县长谢晓东同志在上午闭幕的人代会上，全票当选为县长。这很不容易，说明瓮安现在人心很齐，人民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