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期间山西诗坛有些许了解的人，应当还记得刘建政这个名字：那时，在《山西日报》，在《运城报》，在《山西群众文艺》上，不断地可以见到他的诗。那时候的诗作者们到了一起，都会津津乐道他的那首成名作《书记的办公桌》。直到今天，偶然说起来，还会提到。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建政把他过去的诗作汇成一册，让我又一次看到了他的诗，看到了他满怀激情地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跋涉的足迹。
建政的创作之航与他的人生之航一样，都启程于“文革”时代。那个时代，实在不是艺术的时代，当然也不是诗的时代，而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芟荑文化的时代。那时候的诗，全是豪言壮语，完全无诗味可言，无艺术性可言。文艺的百花园里，满目凋零，只剩下样板戏一枝独秀，也是满台豪言壮语和革命口号。毫无生活气息，背离艺术规律，充满政治符码，成为那个年代文艺作品的基本面貌。连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自己也很不满意，抱怨“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事实上，在那时的报纸和为数可怜的文艺刊物上，如山西省唯一的一份《山西群众文艺》，还是可以看见一些诗，只是诗也得学习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经验，也全成为豪言壮语和革命口号了，只不过分了行、押了韵而已。靠学习这种创作经验起步迈上文坛的作者，后来被叫做吃狼奶长大的。在运城地区的作者中，我就是这一茬；建政比我小一些，也是这一茬。这是我们这一代文学创作者的不幸，当然也是时代的不幸。
现在读建政过去的诗，当然可以明显感觉到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诗是时代的纪录，谁也逃不脱艺术与生活关系的铁定的法则。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年轻的诗人刘建政没有沉没在那场艺术的灭顶之灾中，没有被极“左”的文艺观念蒙蔽住艺术的目光。在那沙漠般荒芜的诗坛上，他仍然用自己的诗作点缀着一些绿色；在那豪言壮语的口号声中，他还是用自己的声音发出了一声歌唱。
他不愧为一个诗人，当然那时候他还是一个不很成熟的诗人。可贵的是，在那个非艺术的年代里，他艰难地却是坚决地进行着艺术的探求。
他在生活中努力寻找诗的素材，他在创作中努力表现诗的韵味。
那时候，他就有了这样的艺术自觉——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
我们且看《新房里》：
星星眨眼看稀奇，
月儿贴窗听秘密。
……
结婚整整三天了，
一夜也没有住家里。
新媳妇免不了着急又猜疑，怎么回事呢？原来新郎在新婚的日子里去学驾驶收割机。这当然有着那个时代的特点。三天后回来，新房里自然是另一番景象，媳妇知道了原委，“不知是气还是喜”，表示“农业要实现机械化，谁的心里不着急。我早就想当名驾驶员，请收下我这个小徒弟。”一场误会过后，新郎又道歉，且再看：
吞吞吐吐露一句，
“别怪我这几天凉了你。”
新媳妇眼儿一抽轻声“骂”：
“哼，谁像你……”
后半句，
被他嘴唇堵进了喉咙里……
那韵味，那情趣，那生活气息，与当时台上没有家庭、没有配偶、没有亲情、没有爱的样板戏，大相径庭。
还有：
“成功啦，成功啦！”
一条喜讯全村撒，
小伙子忙着写喜报，
姑娘们赶做大红花。
后巷一伙老婆婆，
围着狗娃子妈。
你低声儿赞，
她高声儿夸，
像一群喜鹊叫喳喳：
“你还说你那狗娃子傻，
如今成了土专家……”
原来一个山村青年，埋头培育优良品种，专心致志，“走路低头常撞墙，见人光笑没有话，夜里常常睡地头，被子沾满了泥疙瘩。”更要紧的是，他把婚事也给耽误了，他妈就骂他傻。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的科研成功了。大家来祝贺，老支书要给他记功——
一听说记功他着了慌，
急忙把支书的手儿拉，
话到嘴边难出口，
脸儿一红羞答答：
“要说记功嘛，
还应记上她……”
——《谁说他傻》
原来他不傻，科研成功了，爱情也成功了。这爱情写得多么明确又多么含蓄。样板戏里，包括那时候报刊上的作品中，见得到吗？
这样的诗很多。比如：《山村新夜话》《他和她》《月下》《县委书记来山村》等等，更不用说那得意之作《书记的办公桌》了。诗的结尾处，常有着精彩的出人意料的诗意描写，有小情趣，有诗味。文章重结穴，诗也一样，体现作者的匠心，建政更是着意用力。他的诗的结穴处，往往有艺术的闪光，有艺术的焦点，这种构思方法，是刘建政诗歌艺术的一大特色，是他一以贯之的艺术追求，是那个没有艺术年代的艺术表现。在那个以高呼口号作为诗歌流行方式的年代，刘建政没有迎合时尚，没有舍弃艺术。他坚持诗意探求，不落流俗，要比那时走红的只会喊口号的所谓“诗人”高出许多。
由于工作原因，刘建政的诗歌创作中断了二十多年，他没有时间再去锤炼诗句，没有取得可能取得的更高的成就。但就他这样一个在行政工作岗位上取得很大成绩的业余诗人，他已经尽到了一个诗人的责任。他的创作成绩和创作道路，是完全应该肯定和称赞的。
刘建政的诗，可以让我们欣赏许多，也思考许多。
2007年4月山西人民出版社《诗情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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