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着他坐过的板凳，用着他用过的碗筷，举着他举过的酒杯。我感觉到了他兴奋的臀部，颤抖的手，以及永不言醉的嘴唇。墙角有一堆醉了的空酒瓶，横七竖八地躺着，有一只便是他，醉得人事不省，然后爆裂了。打田野上飞进来的蜜蜂和苍蝇，像来访的国宾，总要先去凭吊它。
我在他的县城里采访，自然忘不了他。每每提及，主人无不在扼腕长叹之余，赞颂他的人品、酒风。令我想不到的是，在远离县城的这个与铁路小站比邻的小餐馆，竟也是他斗酒的战场。他的战线何以拉得那么长？
小店里仅有一张油渍麻花的餐桌，一个白肉绷开了衬衣的厨娘，一条认识许多腿、浑身沾满酒水菜汤还带着一块烫伤的黄狗。而空酒瓶却在门外码得齐胸高，实在无奈了，只好挤进餐馆，散布在各个角落里。
去年的红辣椒仍成串悬挂在去年的对联边，去年的黑蜘蛛仍织补着被去年碰破的网；拗不过主人的盛情，我接过去年的菜谱，随便一点，竟是去年主人接待他时要的那些菜！去年的小炒，去年的大菜，去年的拼盘。去年的排骨汤里躺着几块去年的白萝卜。
索性，再来一瓶去年他喝的谷烧吧。让不胜酒力的我，代表他，回到去年的情境，同去年干杯，为人生的得意和失意，为仕途的委屈和安慰，为了蜘蛛那张维系生存的网！
杯影里，荡漾着四年同窗的岁月。那时候，他就和嗜书一样好酒。我记得当年文化是慢慢开禁的，好像怕饥肠辘辘的人猛地撑坏了，重新出版的名著像现炒的菜，一道道地端上桌面。学校的小书亭每有新书到货，顿时便人潮如涌。他去抢购，总是英勇无比，所以总能满载而归。有时是端着脸盆，有时是拎着铅桶，盛书的全是容器。在他眼里，书是液体么？他盛酒的容器则是烤着荣誉的搪瓷茶缸，我依稀记得那是先进生产者的奖品。他经常举着茶缸去各间寝室挑战。醉了，便枕书而卧，和书而眠。翻开他的任何一本藏书，当有酒香扑面，鼾声贯耳。
一朝酒醒，他便提笔给满世界的著名学者、作家写信求赐，经不住“五体投地”、“三生有幸”之类的恭维，果然也有赐教、赐书的。我便听他宣读过某位大学者的回函，言辞之间却是大家风范，竟称后学为“学友”，十分了得。他把那些信件、题词、赠书，奉若珍宝，那是自然。
毕业之后，我三次路经此地乘兴下车拜访。第一次，他领我去了他家，让我参观了卧室兼书房。我曾在一座古村的旧书斋里看到这样两行文字：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据说，毛泽东曾居住此处，甚是喜欢这副对联，它也印证了毛泽东的人生。我不知道他是否刻意效仿伟人，是否胸有万里，其床上倒是那般情景。
他的女儿放学回来，令我大吃一惊：四年相处，我一直当他未婚，此时其女儿竟这么大了；而且，他有了两个孩子。算起来，都是他在读大学时生的。他买书几乎倾尽囊中，他就用那些藏书喂养妻女吗？
第二次、第三次，我只是在他办公室里叙叙旧。他的办公室，桌上文件成堆，地上酒瓶林立，好不壮观。我忍不住惊叹，而他大手一挥，说：在下面工作就这样。每次临别，他一定要随手从脚边提起两瓶，强蛮地塞给我。尽管，除了应酬，平时我并不喝酒。
当年他送的酒，是纯正的乡间谷烧。和此刻我杯中的，一样香醇；和他去年喝的，一样浓烈。
接待我的，是小站的站长，作陪的有不知怎么凑拢的三四位县乡干部。站长用脚把那只爆裂的酒瓶扫到墙角边，很严肃地澄清了一个事实，站长肯定地说，我的同学去年的确在这张桌上大醉一场，但并不是那次毙命的，因为他又去赶晚餐的场了。县里的同志便自豪了，称自己是他最后那次酒宴的见证人（在这个县的药厂，我也遇见一个以“见证人”坦然相告的夺命杀手，其表情、语气何其相似乃尔）。而乡干部们则有些沮丧，因为他们本来准备在第二天中午请他的，寻遍了县政府大楼，却是不见其踪影，就去他家找人。这样，他妻子才发现，早晨自己匆匆上班去时，他已长眠在书堆里。
像一帧书签，或一条肥硕的书虫。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他去世之后，连续来这个县里采访。或许，就为了探询杯中的秘密罢？是的，我听到两种不同的说法。除了普遍认定的醉酒诱发心脏病外，也有人怀疑为谋害所致，因为他大小算是个领导。但是，尽管我接触到的那些人各持己见，他们对他的感情却都是谷烧一样醇厚绵长。所以，为他出殡的那天，才有几里长的白事乡俗，几里长的挽帐挽联，几里长的泪水和哀思。
在小站旁边的餐馆里，我能代表他对那支队伍表达谢意吗？对那几里长的人情、几里长的邀请表示歉意吗？
是的，端着去年的谷烧，主人回到了去年的情境，我成了去年的客人。尽管我一再提醒自己：你坐着他坐过的板凳，你用着他用过的碗筷，盛情之下，我还是拗不过那些倔犟的酒杯。杯里有他的乾坤，我要领略它的真实和虚幻；杯里有他的人生，我要品尝它的甘醇与苦涩。我不知道自己是被它兴奋着还是麻醉着，微醺中，心里竟是一阵阵与去年对饮的冲动。
我与去年对饮。
饮着许多藏书对一个读者的呼唤，饮着我对许多期待他的酒杯的无奈和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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