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戴着进口超薄玻璃镜片。尽管超薄，却也沉重得很，在老板为我不堪重负的鼻梁打抱不平的时候，他的几个伙计轮番过来摘我的眼镜掂量，那言语，那表情，也是悻悻的，好像我的驼背也和戴了二十年的玻璃镜有关。
于是，我决定换一副树脂片的。验光之后，立等可取。
我和老板隔着柜台而坐。随着眼镜时时被人摘去，我看老板，有时清晰，有时混沌；想必时时摘下眼镜把玩的老板看我，也是如此吧？
这是一条著名的眼镜街。大多数老板都来自城郊的一个乡，姑且叫四眼乡吧。（我的儿子在小学四年级就戴上了四百度的眼镜，偷看儿子的毕业纪念册我才知道，他的绰号叫四眼白猫。）该乡眼镜行业的历史可追溯到二百年前，蓬勃发展却是近二十年的事。老板说，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会儿，没被割掉，真是个奇迹。那会儿，四眼乡有个眼镜帮，帮有帮规，也有帮话。
所谓帮规，比如，四眼乡人哪怕在天南地北做生意，遇到困难找同乡，其同乡理当扶危济困。甚至，任何债主都可以向操着四眼方言的眼镜商讨回别的四眼人的欠债。在帮里的年会上，欠债人应主动偿还人家替他垫付的款项。否则，帮里的师傅便一声令下，把不仁不义者拖出去毒打一顿。
所谓帮话，便是黑话性质的禁忌了。比如，不许说“虎”以及与“糊”谐音的字眼，不许说“铁”以及与“贴”谐音的字眼。犯了戒律，惩罚的手段还是打。
这时，眼镜在我鼻梁上架着，我像验伤似地盯着他。他的目光似乎有斑驳的青淤。
老板吹得兴起，便翘起兰花指捏着眼镜，很优雅地晃。
他背着箱子周游世界的时候，我正为是否该配镜而犹豫。如果确实得插队落户一辈子，眼镜对我就不重要了。我的第一副眼镜便表达了等待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心情。那期间，我偷偷戴上眼镜在晒谷坪上看了一回露天电影，这才发现银幕上的女演员有鼻子有眼，果然漂亮，果然值得乡下汉子流着涎淫笑道：让我搞一下，再拉去枪毙也值。
那副眼镜是五百度，普通的镜片，很粗的塑料镜架，戴到大学毕业就换成了八百度的进口超薄镜。以后差不多每年要弄坏一副，却一直未再验光，始终维持那样的深度。大约是我换第八副眼镜的那年，走南闯北的老板回来开店了。
老板说好像认识我。好像认识我将要换掉的镜架和镜片，以及镜架上的每一枚锣丝。
我的眼镜又被伙计摘去了。伙计奚落道：好在超薄，要不然，该比啤酒瓶底还厚。
老板感慨万端。从中国陶瓷博物馆竟未能建在瓷都景德镇，而建在山东淄博说起，慷慨激昂地谈到他的美好愿望。近年他一直呼吁，家乡在建设眼镜工业园时，应该建造一座眼镜博物馆。
（我珍藏着四眼白猫换下来的眼镜，作为宝宝成长的纪念。不觉间，竟留了十多副。有的是独眼，有的折了腿，有的尚完好但度数浅了。每一副都有一个故事。比如，那独眼，是叫他的同学有意戳的。当时，我训斥儿子：如果人家无意碰的就算了，既然是故意，怎么不叫他赔呢？我的白猫惊惶又委屈。当世界充满强悍，那懦善的表情简直令人疼惜。我赶紧带着他去配镜。）
老板是鄙视那个没有博物馆的工业园区的。园内有家厂子的厂长聘请他去当副手，被他谢绝了。为自己当老板的日子多潇洒。连他儿子都要自己当老板，与他打擂台似的，在斜对过另开了一家眼镜店。他本人兼着全国两家眼镜行业技术学校的教授，每家各给千元的月薪，责任只是接受学员的电话请教。也有上门来的，食宿自理，每天另交五十元费用（学费？实习费？名目都是聪明人巧立的）。学校要请他去教学，讲课费由他开，还得管吃管住管路费。
也许，他店里的雇工正是包赚不赔的学员。
四眼白猫要去外地读书，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他的眼镜。给他装备了两副备用镜，还有一把专用起子。反复叮嘱他，既要注意眼睛保健，又要小心保护眼镜。办完入学手续后的第一要务就是侦察正规眼镜店的位置，以防将来屎急找不到茅坑。
他的纪念册上有一则赠言曰：祝你眼镜越来越深，学问越来越大。真是童言无忌。而且，逻辑荒谬。我的眼镜倒是比老板的厚多了，可我总交着学费，却不知是谁的学员。
早就听说了树脂片的先进性。那次给儿子配镜，曾动了为自己升级换代的念头，估算一下，要八九百。想想一对“眼镜子”（每天早晨都有几个卖菜女子亲切地操着南昌土话那么叫我）糟蹋眼镜的速度和频率，只好作罢。
转眼间，儿子大学要毕业了，树脂片也不稀罕了。
我和老板裸眼相对，都哈哈大笑：这就叫发展！
博物馆便是发展的见证。我的博物馆是一只抽屉，里面盛着我的全部和儿子成长中的一段。一堆废弃，便是一堆残破，一堆迷蒙。
付款时，我们都正了正眼镜。一样的不由自主，一样的严肃正经。许多的谈笑瞬间凝固在老板举钞对光的动作上。
我顿时想到我的儿子。我的白猫，你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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