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梦溪笔谈》，无意中碰到几行字，只一眼，人便来了精神：“枸杞，陕西极边生者，高丈余，大可柱，叶长数寸……”一直觉得枸杞是种小灌木，挑着几根刺，生在沟畔崖旁。夏天小红果子生出来，挂在枝上，倒也耳坠子一样，在轻轻浅浅的风里摇曳生姿。没想到异地有如此庞然的枸杞，仿佛被搁置在放大镜下，纤毫毕露，硬生生的骇人。

    《梦溪笔谈》中描写的，也许是另一种枸杞，我未曾见过。汪曾祺写家乡的枸杞，说枸杞在夏天开出白色的小花。开白花的枸杞，我也没见过。这自然是我的局限。

    生活中常见的枸杞总是长在断崖上。那是陡峭的黄土崖，崖土被雨水反复冲蚀，崖面上沟壑纵横，崖体多处断裂，潜藏危险。这样的地方，太阳光总是直射过来，饱含燥烈气息，而崖畔高低参差的庄廓总是泛着白光。在这样的浑黄里，那偶尔一丛枸杞的植株显出些俏丽，一朵一朵翠绿绣上去，倒也显出难得的生气。

    大约我惯常见到的，便是正宗的野枸杞了，植株矮小，俯垂的灰色细枝，无法与粗粝的黄土般配，披针形的叶子也是瘦瘦的，仿佛日暮时分高楼上含恨的泪眼。暮春，枸杞开出些紫色的筒状小花朵，细碎地散落在枝叶间，发髻里的簪儿一样，盛些古旧的情怀，又似乎是些幽怨的叹息——我总是无缘故地给予色彩另一种情感：紫色它怎能属于神秘呢，它就是幽怨啊，是雨夜里竹窗下的水滴，一声声，一更更，空阶到明。

    这样的花结出些红玛瑙似的小巧果子来，几乎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自然总是有道理的，也有自己的精巧技艺。而我们，反而在模仿，胡搅蛮缠。

    有一年去宁夏，沿着贺兰山走，看见昊王渠一侧遍布大片枸杞园。枸杞生长在田里，果真有了些气势。车子疾驰过去，农药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当地司机说，枸杞易生虫，农人不得不用农药来杀虫。我原是想着买些枸杞回来泡茶喝，但在那一刻，这念头纷纷散去。我们是争不过自然的，在我们和虫豸争食的时候，我们多么有勇有谋，我们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我们的力量甚至所向披靡，还有着回马一枪的能事。但在枸杞田边，我看见我们被自己的力量击溃——我们再吃不到一粒天然的枸杞。

    然而枸杞委实是冤屈的。

    一天里，逢着个旧时的老友，她正沏了枸杞叶的茶来喝，说是有人特从外地带来。碧绿的叶子舒展在水中，反而比生长时多了几分飘逸和清秀。“有人不喜欢这种茶”，她一边说，一边抿一小口茶，极惬意的样子。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枸杞叶原来可以泡茶喝的。汪曾祺写家乡野菜时，说将春天的嫩枸杞叶掐下来，叫“枸杞头”，吃时凉拌，清香似荠菜。“枸杞头”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青藏高原上的植物，说种类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倒是好多植物长在野外，与人不大有关系。譬如牛蒡，高原上的牛蒡沿着大路长，就是没人跑去挖来炒牛肉吃或者泡茶喝，我不知这是否是所谓的落后。枸杞也如此，在原野，前一年的果子可以吊到冬天，风干，直到来春，被绿叶再次覆盖。多年来，似乎一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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