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协商平衡机制：基本政治制度的创新点与本质特征
中国模式基本政治制度的创新点与本质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领导体制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以此确立有权威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组织者；二是在政治体制设计和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的核心点是协商平衡；三是在突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权力机构之间、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平衡机制。这些特征，突出地表现出中国模式下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性质。
一、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领导体制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在中国的国家领导体制中，有五个机构处于国家权力机构的中心地位。这五个权力机构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由它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家元首与国务院（中央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在这五个权力机构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国家《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家领导体制是在确立一个有权威的组织者的基础上，在国家权力机构之间形成协商平衡机制。《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体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从如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1.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定权和对国家基本法律核心内容的建议权
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包括国家性质、国家政治体制、国家经济体制和国家组织形式的确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的基本政策，国家的民族政策，国家军队的组织与军队的领导体制，国家的外交政策，等等。
党确定的国家大政方针政策，通过几种途径形成对全国各方面工作都具有重要指导性的规范性文件：一是以党的规范性文件形式，比如，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党的章程、作出重要决定，通过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重要决定，等等。所谓以“红头文件”形式出现；二是通过行使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重要会议的建议权，对国家立法产生决定性影响，使党的政策变为国家法律。比如，国家宪法的制定和修改，中国共产党必定要发挥领导作用。即“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三是通过对中央政府的影响，把党的方针政策变为政府的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通过这些主要途径，党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并把这些意志以国家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颁（发）布实施，用以指导和规范各方面的工作，从而实现党的政治领导。
2.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重要会议的建议权
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重要会议的建议权，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法律制定方面提出建议，对国家立法产生实质性和决定性影响；第二，对国家领导人和其他重要领导职位的人选提出建议，并产生实质性和决定性影响；第三，对国家重要事务的决策提出建议，并产生实质性和决定性影响。党对人大的这些影响，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3.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直接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直接领导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的。事实上，中国各民主党派是在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参加国家事务（“国是”）的民主协商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直接领导权是历史地形成并不断改进和完善起来的。
以上三个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领导体制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4.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民主的比较分析
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作一个简要的比较分析。首先分析一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党制民主。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党制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政党能真正代表人民吗？客观地说，西方多党制民主仅仅是代表少数资产者的民主，它并不能代表人民。有如下主要原因：第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一般都是很松散的政治组织，平时并不联系人民群众，更不组织、宣传、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他们只是提出一些政治纲领和国家发展战略，主要通过媒体去鼓动、煽动人民群众。从政党的实质来看，从发达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看，这些政党是代表少数资产者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民众。第二，政治活动需要巨额经费，一般人是没钱去从事政治活动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活动是有钱人的事。有一篇在英美国家广为流传的著名政论性散文，叫《金喇叭》，它极为深刻地揭露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实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精英集团内部的民主，即有钱人的民主。有钱人可以用金喇叭（花钱用媒体）大声宣讲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其他主张，借以鼓动、煽动群众支持他们以赢得选举。而普通群众没有钱买金喇叭，声音很微弱，不可能去宣传、鼓动和煽动群众，因此，也不可能参加并赢得选举。第三，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一点也不讲民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富裕起来了，国内矛盾缓和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内部的民主制度，普通民众享有了更多的民主权利。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却一点也不讲民主。最近十多年来，美国赤裸裸地用武力推行美国的民主制度，实行“单边主义”；欧美国家武力干涉利比亚，这就最清楚不过地暴露出美国和西方民主的实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形式上的民主，掩盖事实上的不民主，当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一大批拥有正义感的学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的深刻揭露，其核心思想用于分析今天更成熟了的资本主义民主依然是适用的。由此推论，他们对中国模式的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不理解是很正常的，他们是出于维护精英集团的根本利益。他们从骨子里不相信也不希望看到有一个政党领导一个国家能成功地建设、发展、完善社会主义。
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各种民主政治活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真正大众的民主。
5.现代西方民主制的历史回顾
现代西方民主制的形成，与对封建王权的妥协直接相关。历史地看，封建主义世袭制是为避免剧烈的内部冲突而建立起来的。从封建主义制度的发展过程看，世袭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皇族内部和国家内部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恶性争夺。在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历史上，皇族内部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发生过争夺皇权的恶性事件。但是，从总体上看，封建主义世袭制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皇族内部争夺皇权的恶性事件。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封建主义世袭制对稳定国家政治秩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现代西方民主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维护英国王室的基本权力和尊严的基础上建立君主立宪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家内部剧烈的冲突，在稳定国家政治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本现代西方民主制的建立，也是在与封建皇权妥协的基础上实现的。这就是说，一种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是与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它的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基本状况分不开的。要言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领导体制中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形成与确立，是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分不开的，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它的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所决定的，是历史地形成和确立的。尽管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政党制度不了解也不理解，但中国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国的基本统一、稳定和发展！中国模式的形成，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必定是一个考验。人类社会发展模式是可以多样性的，也是可以和平地共同发展的。在中国模式问题上，关键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不要过于偏执，更不要妄自尊大。
二、在政治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基本政治制度的设计中，以及基本政治制度（体制）的运行机制中，都始终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如前所述，在中国国家最高权力层面有五个机构处于国家权力机构的中心地位。这五个权力机构在制度设计上，都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权力运行中，也始终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设计有一个核心点，就是重大事情的处理、决定和决策，都要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协调意见，即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基本一致，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集中制的核心点是协商平衡。这样，既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又避免了权力的过分分散。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民主制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其特点和优点，具有创新性。
三、在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基础上建立有机的权力机构之间的民主协商平衡机制
1.西方国家民主制度解析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理论和权力牵制平衡理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理论的基本理论之一。在创设国家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以这些理论作为指导的，并在国家宪法和有关重要法律中明确规定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使之相互牵制平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这种权力的牵制平衡，有利于发扬民主，防患国家权力的腐败。但是这种国家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也有一个缺陷，就是决策过程迟缓，难以适应快速发展变化的世界。更有甚者，由于权力之间相互牵制，有可能使处于“一线”指挥的政府行为往往受到掣肘。美国1995年年底至1996年间，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就曾让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两度关门。2011年4月，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美国联邦预算问题上形成僵局，美国政府再度面临关门风险。[1]2011年7、8月间，美国国会又发生了令世界震惊的债务危机。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充分表明，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资本拥有者和资本控制者最具有发言权和影响力。议会、政党和政府，不过是资本拥有者和资本控制者的代言人而已。在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中，其国家机构的工作效率和政府权威，是值得怀疑的。人民的权力实际上完全受制于资本拥有者和资本控制者的权力，这是不容争辩的基本事实。
2.中国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
（1）中国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概述
在中国，不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而是在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实行五权有机统一、协商平衡的政治领导体制。同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政治协商原则，实现五权相互联系、相互协商、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批评、相互监督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这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机构之间的民主协商体制，往往既是民主的，又是高效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重大创新。1981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段话，能够很好地说明这种权力运行中的民主协商平衡的决策过程：“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国务院对当时的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作了进一步的全面分析，发现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1979年以来，……使各项开支的总和超过了财政收入。1979、1980两年，连续出现很大的财政赤字，……比例失调的状况将进一步加剧，国家经济生活将发生严重混乱，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难以巩固和发展。”这一段主要讲国务院发现问题。
“鉴于这种情况，国务院在去年１０月、１１月先后召开全体会议和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对经济工作进行了讨论。”这一段主要讲国务院如何民主决策。
“随后，中共中央于１２月召开工作会议，在对全国形势作了符合实际的估量的基础上，作出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决策。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今年２月，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提出关于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报告，对原定的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概算进行必要的修订，……人大常委会审议并批准了这个修订方案。”这一段主要讲中共中央如何民主决策，作出决定后如何指示国务院，国务院如何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人大常委会如何审议并批准国务院的报告。这是一个完整的民主决策过程：从国务院发现问题，到中共中央作出决策，再到国务院提出报告和人大常委会审议并批准这个报告，决策过程民主而高效。
（2）中国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的具体运行
一般地说，中国民主制度的五权有机统一、协商平衡的政治领导体制的具体运行，大致是这样一个决策、执行与保障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家发展情况和发展目标，或者针对国务院或其他方面提出的任务或发现的问题，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然后，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党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民主协商讨论，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修改并优化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然后，将经过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的路线方针政策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一步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投票表决，以宪法或宪法修正案、法律、决定等形式，把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变为国家法律，即国家意志（人民的意志），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共同遵守和执行。同时，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或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并经过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包括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路线方针政策，会以党内文件形式或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文的形式交由全党或全国执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则以国家暴力的形式，保障国家法律、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及其核心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家元首与国务院（中央政府）、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加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七个国家权力机构所形成的政治领导体制，是有机统一、协商平衡和高效有序的政治领导体制。中国模式的长期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五权有机统一、协商平衡的政治体制的运行中，只有当党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执行时，这个民主政治体制才会遭到破坏。因此，健全和完善党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对健全和完善中国模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具有关键性作用。
（3）中国民主制度的本质特征简述
为了便于准确把握中国民主制度，还可以对中国模式的民主制度作这样的简要概括：一个领导核心；两个民主大会；三个实施权力，三者之间形成协商平衡机制。所谓一个领导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可动摇的领导核心地位。这种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首先，从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她就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政党，党员大多数来自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根据党的性质和要求，又始终与广大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打成一片，保持着鱼水相亲、骨肉相连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发展到今天，8000多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各方面的优秀分子，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力，通过党员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共产党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实质，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所谓两个民主大会，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是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起民主讨论，共商国是。只要共产党真正发扬民主，尊重各民主党派，以平等、虚心的态度认真听取并接受各民主党派的正确意见和建议，这个大会就是有效的。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和团结就是牢不可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途径。从阶级属性和政治目标看，党和人民是一体的。只要党能真正发扬民主，切实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重大事务和发展战略等问题的决策上就能取得成功。所谓三个实施权力，就是党任免领导干部的权力，政府的行政权力（应加上司法权力），全国的武装力量。这是在具体执行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时，党和国家权力的具体体现和运用。
第二节 共同富裕：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
中国模式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说，主要在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第二，国家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充分体现其本质特征。
一、社会主义性质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
1.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问题
社会主义性质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是中国模式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国家，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把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政治、经济领域最为重要的任务。在中国，就存在过“一大二公”的问题。与此同时，不承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而是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模式来做经济工作、进行经济建设。实践证明，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作教条式理解的结果，完全背离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基本规律。按照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模式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都发生过严重的问题。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
1980年后，中国逐步按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的思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谓社会主义性质，就是无论从理论上、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人民享有国家主人所应有的绝对的权利：在政治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各个方面享有广泛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知情权、参与权；在经济上，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全民所有，人民拥有基本的经济权利。西方启蒙思想家关于“主权在民”的理论，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国有企、事业组织的领导人，必须接受所在单位职工的监督，任何一位职工都可以据理批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不可以因此报复职工，更没有权力因此而解聘职工。国有企、事业组织的职工所拥有的、与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全民所有制绝不是空泛的权利，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权利。正是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事业组织的职工拥有这种经济权利，他们才可能真正拥有与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政治权利。
3.私营企业员工的权利问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或公司中，员工是不可能真正拥有上述中国国有企、事业组织的职工所拥有的政治、经济权利的。就是在中国的私营企业，员工也是不可能真正拥有这种权利的。至于西方发达国家所极力推崇的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普选权，在中国目前情况下难以实现，但普通民众对此并不十分在意。究其原因，一是这种权利只是一种政治意愿的表达和一般政治权利的使用，对选民本人切身利益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二是竞选活动是以金钱为基础的，谁有钱谁就有发言权，能参加竞选的人十分有限并且都是经济利益集团支持的、必须代表他们的利益；选民认认真真、热热闹闹参加选举、行使政治权利，但是，参加竞选的就那么几个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水平、是不是真正十分优秀的人、对国家民族和老百姓到底能带来什么等等，选民一点把握也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选举历史充分说明，选民往往会选出一些十分平庸的、甚至很无聊的人。西方普选制，如果说得负面一点，是用一种比较虚泛的权利去安慰普通民众所处的无权状况，特别是经济上的无权状况。
二、国家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
在中国，国家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由国家的性质、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领导国家的根本目的决定的。为了实现这一根本性目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牢牢把握以下方面：
1.国家坚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党和国家坚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把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包括主要自然资源和土地归于国家和集体所有。这样规定，可以从根本上保障民众最基本的经济权利，使他们免遭他人的奴役。这有点类似于西方关于金钱的作用的理论的实际运用。公有制、所有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民在经济权利上是否平等这个根本性问题。前述中国公有制企、事业组织不可因降低成本等经济效益问题解聘职工，就是公有制这个根本制度对公民基本经济权利的有效保障。
2.国家坚持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行有力的宏观调控
（1）关于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模式问题
经济计划不是“计划经济”。经济计划是做好经济工作的一种手段或方法，“计划经济”是指一种经济模式。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行严格的计划控制，即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指在公有制条件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做到产、供、销基本平衡。在供大于求时，以需求定生产；在求大于供时，则以生产定销（售配额）或以生产定消（费水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特征。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其实不难发现，马克思提出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可以实行并实现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前苏联开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家和理论家都忽略了这一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过早地推行了计划经济模式。而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说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都搞早了，也搞糟了。当年推行计划经济模式，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没有达到建立计划经济模式的要求；就是到了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没有达到建立计划经济模式的要求。在经济建设方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犯了人为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
（2）坚持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行有力的宏观调控
在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搞计划经济不行，那么，搞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行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搞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不行，不能对市场经济实施放任政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在以网络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和国际社会必须对市场进行有力且有效的宏观调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可以保证国家对市场的有效宏观调控。并且有利于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战略决策，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长远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发生的危机，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3.国家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保证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进而保障普通群众的基本收入
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保证劳动者的基本收入。中国则不同，中国是在规定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保障国家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宏观调控，保证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保障普通群众的基本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公民在经济收入上的过分悬殊、避免出现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与此同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进一步确保公民的基本经济收入来源。一般地说，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获得基本收入，会使人有被施舍的感觉；而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的分配制度来保障普通群众的基本收入，则不会产生被施舍的感觉，而是主人的感觉。
以上三个方面，是中国模式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至于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鼓励和支持非公有经济发展等等，也很重要，也有特色，但这些不是中国模式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
第三节 理论武装与精神文明：基本文化制度的本质特征
中国模式的基本文化制度的本质特征，没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基本特征那么容易把握，也没有那么容易取得共识。特别是对那些汉语语言能力不强和中国文化功底不太好的外国人士而言，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一般而言，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去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文化制度的本质特征问题：
一、坚持科学理论武装：以东西方科学理论和优秀文化作为思想指导
坚持用东西方科学理论和优秀文化作为思想指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产生的科学理论。对古老的中国而言，这是外来文化。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不排外，在认识到这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后，就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核心地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自大、自傲，也不固步自封，能够真正做到在强调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虚心并科学地吸收国外各方面的科学理论和优秀文化，并把它们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同中国的基本国情紧密结合起来，用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本人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实践这一思想，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短短28年，中国共产党从几十个党员开始，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正是有这样的成功经验，毛泽东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庄严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正是有这样的成功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的许多深刻的教训，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融合东西方科学理论和优秀文化，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思想和方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政治思想建设、科学理论武装和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显著特征，即中国模式的基本文化制度建设方面的显著特征。
二、坚持以组织的力量来推动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促进精神文明
1.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方法的比较分析
坚持以组织的力量来推动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这是中国在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基本思想和一贯的做法，是中国模式的基本文化制度的一大特色和特征。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公民的思想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宗教信仰来实现的。客观地说，不管哪个宗教教派，都内涵善的教义和善的力量，都十分重视对公民进行善的教诲和善的引导。并通过宗教组织使这种善的教诲和善的引导成为公民自觉的日常行为。客观评价西方发达国家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人们不难发现，宗教组织对公民的这种善的教诲和善的引导是非常有成效的。英国伟大科学家、思想家罗素曾说过，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宗教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有宗教也有宗教信仰自由。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早在1000多年前，印度的佛教就已引入中国并曾蔚然盛行。著名的《西游记》所描述的唐僧带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就是唐朝派高僧去印度学习并引入佛教的事。现在，世界四大宗教在中国都有一定数量的信教群众。
2.坚持以组织的力量来推动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促进精神文明
相对于信教群众的道德教育更多地是一种自觉自律行为而言，在中国，对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教育更多地是一种组织行为。历史地看，自儒教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以来，中国官方和中国的教育体系一直把道德教育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情来对待。现实地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会有意识、有计划和有目的地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提高他们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认识，培养提高他们的自觉性、自律性。毛泽东所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他发出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等，在全党全军全国各级各类组织所安排的思想道德教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有效推动群众性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并持续强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并组织相关学习、宣传活动。同时，根据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原理，一直强化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宣传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这种有组织的、持续不断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实践活动，对培养提高人民群众在政治思想道德方面的自觉性和自律性是非常有效的。由此说明，思想文化和道德建设的途径以及制度，可以是多样化的。中国模式的思想文化和道德建设方面的基本制度有自己的特色，它为人类的思想文化和道德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丰富了人类先进文化的思想宝库。
3.中国模式下的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特色
中国的实践证明，这种以组织的力量来推动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做法，是人类在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方面的创新。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效果：第一，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方面的效果：能使普通群众较为全面、系统、准确地掌握政治思想和道德的一些基本道理，在理想信念、道德准则和发展目标等方面，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达到认识上的基本一致；第二，人际关系方面的效果：这种以组织的力量来推动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做法，在具体实行时，是由规模很小的单位来组织实施的，大家经常坐在一起学习、讨论，总结、表彰，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很亲切，操作得当，能收到良好效果，在增进相互理解、增进友谊方面也会有较好的效果；第三，协调发展战略等方面的效果：如上所述，以组织的力量来推动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由规模很小的单位来组织实施的，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一定是结合本地区、本单位、本岗位的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来进行的。这种学习讨论的过程，对统一关于本单位工作的认识、协调发展战略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毛泽东传》作者特里尔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中国有千万村庄，没有一个政府象毛泽东的政府那样渗透进了每个村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的或技术的，这种变化就像毛泽东在30年前投身于湖南农民运动时一样，是组织的和心理的变化。”[3]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一直建到军队的连队，即“（共产党的）支部建在（军队的）连（级单位）上”；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通过组织学习等活动，把中共中央的精神贯彻到军队的连队、工厂的车间、农村的生产大队（现在的“村”）。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有组织的学习与教育活动，形成了牢固的思想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与她的党员、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思想沟通与紧密的组织关系，从而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因为，这是保障共产党的坚强政治领导的基本组织体系。通过这个组织体系，可以交流思想、统一认识、增进友情、凝聚人心，由此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这种通过有组织的学习、教育活动来统一思想认识的方法，与中国古代社会通过《周易》的占卜方式来影响高官决策的做法，有内在的一致性：就是在学习讨论或占卜时，人们一般能够做到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认真思考别人的分析和建议，在深思熟虑之后才下结论、做决定。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代，给别人、特别是给高级领导或皇帝、高官提意见都是有压力的，高级领导或皇帝、高官也很难有耐心听你的意见、建议。但是，在学习氛围或占卜氛围中就不一样了，既然是学习讨论、既然是占卜，就是高级领导或皇帝、高官也要放下架子，认真听取意见、深入思考问题，这样，可以集中智慧，比较容易得到正确的认识或作出正确的决定。正是从这个意义是说，组织学习培训，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尊重别人的氛围，培养科学的学习心态。所谓“学习型组织”，说到底，就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尊重别人的组织；“学习型政党”，就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尊重别人的政党；“学习型社会”，就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尊重别人的社会。如果不能通过组织学习讨论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尊重别人的氛围，养成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尊重别人的习惯，那么，所谓“学习型XX”就是一句口号。如果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周易》用占卜方式来影响高官决策的做法的效果，那么，《周易》在促使皇帝、高官们养成尊重知识、尊重别人的习惯方面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英国有一位学者，他在研究了《周易》和占卜方式后，说《周易》是“第一成功决策书”。他的主要理由是：《周易》的占卜方式可以改变皇帝、高官们的心态，使之以平和、谦虚的态度乐于倾听、乐于接受。从国家权力机构注重社会组织化建设及其取得的成就来说，坚持以组织的力量来推动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也是中国模式获得成功的一大法宝。
三、坚持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
1.重视对现职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
在坚持以组织的力量来推动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并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中国模式在文化制度建设上的一个显著特征。
早在2000多年前孔夫子强调官德之前，国家高级官员的德行就受到特别的重视。最著名的事例，就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国为民的故事。孔夫子则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说，执政者（特别是高官，“一把手”）本身要正，即要公正、正派、有高尚的品德。执政者有德行，为人处事公正、正派，谁还敢不公正、不正派呢？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下决心枪毙党内贪污腐败分子张青山、刘子善（当然经过了法律程序），就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发出的道德律令。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党员领导干部培训教育制度中，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党性锻炼是核心内容。其目的，就是要让党员领导干部在政治思想和道德方面能高度自觉、自律。使之能淡化个人利益、高度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2.高度重视党的后备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选拔、培养
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对现职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而且也十分重视对后备干部的培养教育。从思想认识上说，对党的后备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选拔、培养，一直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中、苏大论战”中，毛泽东有一段著名论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干部政治思想教育和选拔、培养方面的主导思想。他写道：“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是象……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4]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选拔培养问题上的基本理念是一贯的。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写道：“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5]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与黄炎培有一段著名的谈话，有预见地谈到如何打破腐败“周期律”的问题。他把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夺取大城市称为“进城赶考”，并告诫全党，“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现在，在新的形势下，党的新的领导集体更深切地感受到加强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因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并建立和完善了相关制度。在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巨变和本世纪另外一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屹立东方，中国模式得到广泛关注，这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制度功不可没。
中国模式在制度建设方面还有许多特点或特征，但从基本制度体系的本质特征看，主要是上述三个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理论上、法律上明确全体人民即人人享有财产权，从而在经济上保障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基本的经济权利，使他们在政治上当家作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以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民主协商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基本政治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而开发人民群众的智慧、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意见，在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普通群众中充分发扬民主；另一方面，通过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民主协商，集中各民主党派的智慧和意见，在各党派即在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之间充分发扬民主。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主是广泛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通过中国共产党选派各级各类干部到各级政府、军队、司法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担任职务，使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实施。这三个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模式的基本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在国家权力运行中，既充分发扬民主，又要求高度集中；既广泛议论深入讨论，又在实践中强力推行，“议行合一”。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因为没有民主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民众公认的政治领导核心，只可能是形式上的民主，不可能有中国模式的民主。客观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从理论上分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民主制度，特别是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的有效治理来说更是如此。但必须强调，中国模式的民主制度建设还在完善之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还在加速进行之中，这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注释：
[1]《人民日报》2011年4月8日第21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
[3]参阅特里尔，《毛泽东传》。
[4]《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5]1937年5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7-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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