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模式的文化传承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中国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博大精深，就是从“文化”概念的精神层面以及相关制度方面说，也难以穷尽。概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也只能就其传播久远、影响广泛并且与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的部分、特别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与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部分作简要归纳。
（一）“天人合一”思想与“和谐”理念
1.“天人合一”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人关系一直是人们特别疑虑的一对基本关系。天与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似乎找不到最早的权威观点。根据有文字的记载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理解，天人关系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天化育了人并且主宰人的命运和人世间的事物：人是由天化育而来，比如历代帝王，大多被称为“天子”，即他们是上天的特殊安排；人的命运由上天注定，叫“天命”，普通老百姓只能“听天由命”。第二，人也作用于天：“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是说，天地运行自有其规律，但是，人也不是没有作为，人一定是自立自强永不停息，用自己的力量反作用于天地，运用天地运行规律即自然规律和自然资源为人服务。盘古开天地的古代神话传说多少能说明这种关系：“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2]这个古代神话传说的主要观点是，盘古经天地化育而成为人；盘古成人之后，便开天辟地，使天、地、人各有其位，和谐相处。人既要听命于天，又要顶天立地。这是天与人的基本关系。人要服从天，天也要尊重人。在儒教成为正统思想之前，天也要尊重人的思想观点是很明确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3]特别是把天和“天子”即帝王联系起来思考时，可以说，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观点是十分先进的：既然天也要顺从人，那么，天子（帝王）也应该听老百姓的，要顺乎民意。“得人心者得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天人合一”思想形成后，天人关系就进一步明确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观点和“天人合一”思想是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孕育着现代民主思想的萌芽。
2.“和谐”理念
和谐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自古以来，中国人民都把“花好月圆”、“天地人和”看作一种理想境界。从和谐概念的词义看，它相对简单。《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和，相应也；谐，配合得当。可以理解为不同的人和事物之间相互照应、相互配合、浑然一体。从和谐概念的内涵来说，和谐所表达的是多样性的统一所达到的一种状态、一种境界；同时也是力求力量平衡与功能优化所达到的一种效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理念内含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多样性的统一；关系的协调；力量的平衡；功能的优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学派、教派对和谐的理解各不相同，内容十分丰富：儒家主张中庸之道的和谐观：首先，推崇“天地人和”，有“太和”、“中和”“保和”之说，强调“天人合一”。其次，强调“和而不同”，“中庸之道”。孔子追求“仁”，倡导“温、良、恭、俭、让”；孟子有名言传世：“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为贵”；两位先哲都侧重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和谐。道家主张天人一体的和谐观：强调“道法自然”，“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无为而治”；他们主张超越世俗的名利、善恶、是非、生死观；强调淡化名利、净化心灵、节制欲望、减少斗争、平息是非、看淡生死、“返璞归真”。佛教追求以“六和敬”思想为内涵的和谐观：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现代佛教进一步提出“心灵环保”理念：从净心修性出发，做到身心和谐，以此来促进“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中国文化中，和谐理念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人民的生存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2011年4月5日（农历辛卯年三月三），由政协河南省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单位主办、郑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在郑州新郑举行的辛卯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主题词就是：“同根同祖同源 和平和睦和谐”。[4]中国优秀文化思想精华的传承由此可见一斑。
（二）“人性本善”理念与“积德行善”准则
古今中外，关于人性善恶的探讨总的说是各说各话，莫衷一是。但是，在中国文化中，人性本善的思想观点占了绝对上风。自从孔孟思想成为中国人的主流意识后，“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便成了妇孺皆知的道理。人性本善的思想内含一个核心观点，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天性善良，只要加以教育和引导，国家、社会就可以把每一个人教育和塑造成为有德行和善良的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注重道德教育和倡导“积德行善”便成为国家治理和人们日常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当然，人的日常行为也使人们客观地看到了人的天性的另一面，即人有自利的本性或倾向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认识到人有自利的本性并且认识到人的本性难改，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总是强调要将心比心，因势利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比较温和的方法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这也是关于和谐社会的另一个思想文化基础。
（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观与小农经济思想
1.“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观
在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理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产生了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礼记》的《礼运篇》中，作者对大同社会作了如此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自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中国古代关于大同社会理想的内涵十分丰富，就是用今天的观点分析也不落后。第一，强调为公，选用贤能的人即有道德、有能力、德才兼备的人治理国家；第二，强调人与人之间诚实守信、和睦相处，国与国之间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第三，强调经济上的合理分配和社会保障；第四，强调节约（内含环保思想）、勤奋为公，鄙视自私懒惰。由于崇尚大同社会理想，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思想和行为一直受到老百姓的诟病。而从“小康”社会到“大同”社会，则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状态。“大同”社会的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匾就是明证。
2.小农经济思想
与大同社会理想相关，按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孟子提出了比较理想的、以社会财富的基本分配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治理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五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中国小农经济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图景跃然纸上。这种小农经济思想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思想奠基的作用。但也有明显的副作用，那就是培育了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和仇富心理。
（四）“中央之国”意识与“远交近攻”战略
“中国”的本意就是“中央之国”。“中央之国”意识在几千年前就开始形成。原来是从地理和方位关系意义上讲“中央之国”，并没有统治他国的意识。中国的先哲们模模糊糊地认为，“天圆地方”，中国处于中央；中国有九州，有内海分隔，九州之外有大洋环绕。[6]据著名学者冯友兰的研究，“从西周以来，在人们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中国’这个观念。《诗经》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生民之什·民劳》章）中国是对四方而言的。还逐渐形成了‘华夏’这个观念。《左传》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华夏是对于夷狄而言。中华民族是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团结各时期的四方各民族而形成的。”[7]后来，中国强盛了，周边一些小国臣服而“朝贡”，“中国”才内涵统治它国的中央大国的意识。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内部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极为复杂，也有许多连年征战的历史时期。于是，逐步形成了“远交近攻”战略。《孙子兵法》关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和“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加上和谐思想和天下为公思想的基础性影响，中国在历史上对邻国大多采取睦邻友好政策，厌恶以强凌弱；对不相邻的国家，大多采取“怀柔”政策和友好交往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就是最典型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孔孟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后，中国没有发生类似西方“十字军东征”和“地理大发现”过程中那样的大举侵犯他国、灭杀异教异族的史实。近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都是以友善待人、睦邻友好、自强不息的形象自立于世界东方。
（五）“民为邦本”的人本主义思想与“民贵君轻”的官民关系理念
1.“民为邦本”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极其高贵的：“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本思想的经典式表达。这就是说，在“天人关系”或“天地人”关系中，存在一种复杂且玄妙的关系。天地化育了人，人得了天地之灵性，由此，在天地万物之中，人是最宝贵的。毛泽东曾说，“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就是这种传统思想的现代表述。在古罗马，著名政治思想家和执政官伯利克里曾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意思是说，世间一切事物应以人的标准为标准，人决定一切。在中国古代，没有这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思想。中国人强调“天地人和”，强调人与万物和谐相处的和谐思想。
2.“民贵君轻”的官民关系理念
从“天地人和”的基本理念出发，在君臣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提出了“邦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强调施“仁政”，对鱼肉人民、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统治者，称为“暴君”、“苛政”。孔夫子“苛政猛于虎”的名言一直是对统治者的警告和对民众的警示。在官民关系上，人们也观察老百姓与君王的基本关系：老百姓需要领袖、离不开君王；反之，领袖和君王更离不开老百姓。“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思想深入人心。强调官要“为民做主”、要“爱民如子”、当好“父母官”，即从家庭、家族关系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官民关系。虽然有高高在上的封建主义等级制观念，但也有官民一体的亲民思想。《三国演义》中描写刘备携10万黎民百姓渡江情节其所以广为流传，就是有“爱民如子”的思想作基础。一种思想文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六）“德主刑辅”、创新求变的治国理念
1.“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天地人的关系是十分特殊的。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人必须以天地为参照：“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这就是说，天体运行稳健而有规律，君子的行为也应如此：“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自强自立、永不停歇；大地宽广而厚重，君子也应胸怀广阔，能够包容、能够担当。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特别重视对民众、尤其是对官吏的个人道德操守和知识、能力方面的要求。在中国古代，对“读书人”和“君子”的基本要求是，他们必须穷其一生，努力按照“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导，把自己培养锻炼成为社会有用之人或国家的栋梁之才；做一个高度自觉、自律的人。这是中国古人从“天下为公”这个基本理念出发，对人们、特别是对“读书人”、“君子”和官吏提出的基本要求。按照比较理想的状况分析、推断：“读书人”、“君子”和官吏以自己高度自觉、自律的行为率先垂范，就可以影响很多的人，加上有效的道德教育（“教化”），人们就会弃恶扬善，社会道德水平就会大大提高，达到家家“夜不闭户”、“人民道不拾遗”的水平。这样，国家的治理就不需要严刑峻法。历史地看，自西汉以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政”思想和“德主刑辅”的政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较少出现类似于秦始皇那样的“暴君”和“苛政”。在中国古代，人们也看到了人性自私甚至恶劣的一面。所以，在强调道德教化和施“仁政”的同时，也认识到严刑峻法的威慑作用。并经常性地警示人们：“人心似铁，国法如炉”，强调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严厉性，在道德教育引导的同时，又用严刑峻法予以震慑。
2.创新求变的治国理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依据“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人们总是特别推崇那些讲道德、重和谐的谦谦君子。但同时也富有创新求变的精神。据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商汤王在沐浴时随感而发的一段吟诵，原意是洗澡后感到神清气爽，希望天天洗澡并坚持经常洗澡。后来引申为去旧图新、创新求变的意思。君子自强不息，社会与时俱进，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之一，一直指导着中国人民的日常行为和国家治理。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是两次著名的大变革，虽然相隔一千多年，但两次变法在去旧图新、创新求变的指导思想方面是一脉相承的。王安石变法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在变法中留下的名言：“天地不足畏，古人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却传诵至今。
（七）“民以食为天”理念与“重农轻商”思想
据中外学者的研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社会的国家之一。先民们的勤劳勇敢，开创了中国远古时代的农业文明。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观察到农业生产与人民基本生活的关系：衣、食、住、行，是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逐渐形成了“邦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理念。
“邦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理念与中国几千年实行“重农轻商”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农业社会，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每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主要靠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把它们生产出来。有了这些东西，老百姓基本生活有保障、生活就安定，社会就稳定；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老百姓就不安定，甚至要起来造反，社会就不稳定，甚至天下大乱。因此，必须重视农业、发展农业。同时，对盐、铁等重要物资实行国家专营，由国家控制，以免出现意外，引起社会动荡。在农业社会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对于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而言，实行“重农轻商”战略和政策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实行“重农轻商”战略和政策，是解决农业社会基本问题的必然选择。
（八）“学而优则仕”理念与开科取士制度
中国古代关于仓喆造字的故事广为流传。这里面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造字与文字记载的历史的起源问题；二是文字产生与社会上学习风气的形成问题。由于仓喆造字的故事仅仅是故事，所以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准确的答案。中国古代在什么时候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这个问题只能存疑。但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各成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不争的事实。可见早在两、三千年前，中国社会的学习风气就十分浓厚了。特别是在孔夫子提出“学而优则仕”的观点后，通过努力学习以谋取自己的仕途的做法便成为中国人的共识。父母、长辈会不厌其烦地告诫子女和晚辈，“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在唐代开科取士制度形成后，父母、长辈会不厌其烦地勉励子女和晚辈，“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历史地看，“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与开科取士制度，对中国社会学习风气的形成和人才培养产生了历史的、积极的影响，促进了中国的文明进步。
（九）“先忧后乐”的理念与为官之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自宋代名家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8]后来被简化为“先忧后乐”，作为从好政当好官的基本理念。“先忧后乐”的理念并不是从范仲淹写了《岳阳楼记》以后才开始形成，而是古已有之。范仲淹不过是对古代先贤的行为作了高度且精辟的概括而已。关于这一点，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也作了精到的表述。在中国古代，“先忧后乐”的典范是大禹。据记载，舜帝派大禹治水，九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几千年来，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一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它使人们懂得，既然做了官，就要为老百姓做事，为老百姓分忧，为老百姓做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共识。甚至在戏曲《七品芝麻官》中，县太爷也觉得：“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去卖红薯”。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先忧后乐”的理念和为民分忧的为官之道是深入人心的。
（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浸透着爱国主义思想精华。战国时期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呕心沥血之作《离骚》，哺育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国殇》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一流传千古的名句，更是富有强烈的感染力。那种为国捐躯的豪迈和光荣，激励着无数爱国志士为国家、为民族而英勇牺牲。“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9]“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寥寥数语，表达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是中华民族伟大爱国主义思想的高度浓缩。“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为国远征义无反顾，一腔热血，满怀壮烈。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感人至深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爱国主义的真谛：南宋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在《示儿》中手书“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所表达的悲切，宗泽临死前“三呼渡河”所显示的壮心，岳母刺字、岳飞践行“精忠报国”所体现的忠诚，林则徐虎门销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所显现出来的义无反顾，……陶冶着亿万炎黄子孙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有一批巾帼英雄，她们为国担当的精神，为世人景仰、感叹和传诵：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和蕃、花木兰从军，她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各民族的团结，个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她们身上，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与体现爱国主义思想光辉的民族英雄相反，那些丧权辱国的汉奸卖国贼，则遭万世唾骂！古代宋朝的秦桧、近代的袁世凯，就是这方面的反面典型。美丽的西子湖边那个用铁水浇注的跪姿秦桧像，常常是痰迹斑斑。虽然到处吐痰的习惯不好，但它表达了老百姓的内心世界。据说，当年铸秦桧像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向其吐痰的，以警示现实社会里可能再出现卖国贼。可见在老百姓的心里，爱国主义思想是何等强烈，他们对丧权辱国、残害忠良的卖国贼是多么痛恨。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老百姓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十一）“无为而治”、“攻心为上”理念与“怀柔”政策
“无为而治”理念，是中国古代与孔子齐名的伟大思想家老子思想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所谓“无为而治”，从老子的本意看，是从世界万事万物的关系来看问题。他认为，世界是源自“道”，即源自自然和合符自然规律，人也是自然而成的。所以人不要自大，不要以为能“征服”一切。相反，人应该敬畏自然、合符自然规律地生活，最高的境界是“返璞归真”。在国家治理问题上，老子强调“上善若水”，即强调上对下、君对臣要柔性、要公平，倡导“无为而治”；他认为，小国寡民是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小富即安是最好的生活态度；这样，民心安定、社会稳定，国泰民安；在国与国关系的处理上，老子以上述理念推而广之，强国不要“以强凌弱”、不要称王称霸，应采取“怀柔”政策。在他的名作《道德经》中，老子以“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10]作为结束语，用他关于“道”的核心理念昭示天下。现在，几千年过去了，老子的思想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孔子的治国理念不同于老子。但是，在处世哲学方面与其大同小异。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的为人之道；把“恭、宽、信、敏、惠”和“温、良、恭、俭、让”作为日常行为准则。现在，几千年过去了，孔子的思想仍然很容易被人接受，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十二）“乘龙御风”的“出世”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列子、庄子“乘龙御风”和“逍遥游”思想，即与世无争的“出世”思想，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学者的清高表现出来，并通过受人尊敬的学者的言行影响其他人。自由自在，自得其乐。同时，鄙视社会上的巧取豪夺和官场上的趋炎附势，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着自己的基本尊严和高尚品格。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历史地看，中国一直是人口大国，社会生活其所以相对平静安稳，人心不散，应该说，遵循孔子、老子、孟子、庄子思想的历代学者的言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学者们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方面各有所好，各有所长；在日常生活方面，他们清心寡欲，随遇而安，为人善良，待人谦和，习惯于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们的言行对周围人群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在中国总人口中，总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清心寡欲，小富即安，习惯于过粗茶淡饭、“为而不争”的田园生活。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思想精华部分。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及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难以一一介绍，以上只是从中国文化中最具有影响力、渗透力的部分作一简要概述。在这里，引证汤因比先生的观点有特定的含义。英国历史学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一书作者阿诺德·汤因比先生在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一起展望21世纪时，曾经明确地指出：“按照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为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世界实现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不可能再通过武力征服——这一曾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来完成。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是以特定区域和文化为轴心而达成的结晶。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就中国人来说，数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向世界显示了这种政治、文化上的统一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即在于此。……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11]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乃至对中国当代的影响力都是巨大的。可以分三个层面进行解析。
（一）对民众的影响
一种文化或一种思想的影响力，首先是通过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来评价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及其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主要有如下方面：（1）听天由命思想的影响；（2）和谐思想的影响；（3）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4）孔孟教育思想的影响；（5）勤劳节俭传统的影响。
1.听天由命思想的影响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听天由命的生活态度主要源自对自然（天地）的敬畏和对政权的无奈。在自然面前，古人觉得一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渺小而无力；在君王和官吏面前，平民百姓只能听任摆布：“君要臣死，不得不死”是古训也是事实；“胳膊拧不过大腿”是形象的比喻，也是平民百姓对历史上无数经验事实的总结概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老百姓在与官吏的关系中，总是处于被动，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于是，逆来顺受成了老百姓处理官民关系的一般选择。俗话说，“贫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也正因为如此，总的来说，中国人比较缺少面对危险的冒险精神和面对官府的维权意识。从中国民众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来说，民众有容易安于现状、有利于管理和社会稳定的一面，同时也有缺少创新精神的一面。逆来顺受对社会管理来说是有利的一面，缺少创新精神对社会发展来说是不利的一面。从中国的历史发展看，几千年来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保持了相对的团结、统一和稳定发展，在农业社会时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华文明、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中国老百姓好管理和中国的官吏比较亲民。但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中国少有重大的、基础性的发明创造，中国的发展也相对落后了，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在于中国老百姓缺少创新精神、安于现状好管理和中国的官吏也安于现状、缺少创新精神。这个基本事实，也印证了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与这个国家民众的主流意识及其基本行为方式呈正相关关系。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名著中，对这种正相关关系作了深入分析；戴维·S.兰德斯在《国富国穷》这部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对这种正相关关系也作了深入分析。[12]
2.和谐思想的影响
和谐思想对历朝历代的普通民众的影响最大。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民众的基本理念看到一个基本状况：就个人行为而言，要“和气”、“和善”、“柔和”；就家庭内部关系而言，要“和睦”，“和美”、总的来说，“家和福自生”；就邻里关系而言，要“和睦相处”，有矛盾要尽量“和解”；就市场交易关系而言，要“平和”、要牢记“和气生财”；就国家关系而言，要“和平”、“和睦友善”、“和天下”；就与自然关系而言，要“天地人和”。一言以蔽之：“和为贵”。纵观中国历史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描述或记载，可以粗略地看出，和谐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条根；是中国百姓的一个基本信条。它对中国社会几千年相对和平发展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3.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
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爱国主义精神突出地表现在老百姓在平时为国默默奉献、男儿在战争中为国牺牲视死如归所体现的崇高精神上。
在中国古代，普通民众中爱国主义的典型有岳母刺字、花木兰从军：一个是老妈妈，一个是小女儿，她们对国家的爱胜过一切，为了国家民族，她们义无反顾地送儿子为国出征、替父从军！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兵车行》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13]老百姓的奉献和牺牲，是多么悲壮和感人！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北京“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中国人民用大刀、长矛，英勇抗击手持洋枪洋炮的侵略者！“9.18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赵一曼等烈士的英雄事迹、松花江上八女投江事件；“7.7事变”后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等等，就是典型事例。在八年抗战中，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以必胜的决心，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期间，有太多太多的感人事迹。“血沃中华”就是中国人民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写照。在新中国成立后，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海外学者，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次被称为“回国潮”的感人现象，是中华儿女爱国主义思想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思想所具有的极为强大的感召力的充分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通过为国家、民族繁荣富强而勇于奉献、甘于奉献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国家大型建设工程的移民工作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像三峡工程百万移民、南水北调中线工程35万移民，如果没有人民群众为国家、民族繁荣富强而勇于奉献、甘于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基础，这样规模巨大的移民工程是难以想象的。
前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2003年3月5日）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抗战全面爆发时，我只有9岁，救亡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这些救亡的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14]在这里还有一个特例：2011年3月20日晚，体操世界杯法国站展开决赛较量。在男子吊环比赛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我国选手陈一冰以15.933的成绩拿下冠军。赛后，陈一冰在微博上写道：“告诉你们这些嫉妒和害怕中国强大起来不怀好意的人们！中国是一个有着极深文化底蕴的国家，我们都很谦虚和礼让。但你们非要把这个看成我们好说话、好欺负是吧？好！那今天就让我这个有些张扬，不太会低调、霸气外露的中国小子，来让你们看看什么是中国体操，什么是五星红旗，什么是义勇军进行曲！什么是中华儿女！”[15]从具体表现看，这仅仅是一个特例。但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看，则带有普遍性。历史地看，由于中国一直是统一的国家，爱国主义思想铭刻在民众的心中。反过来看，正是由于民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极其强烈，中国才保持了国家数千年的统一。
4.孔孟教育思想的影响
孔子和孟子的教育思想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有教无类”的大众教育思想；二是“学而优则仕”和“英才教育”思想。从记载下来的历史看，“有教无类”的大众教育思想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提出并付诸实施的。据传，孔子有“弟子（学生）三千，贤人（优秀的、杰出的学生）七十二”。这就是说，孔子的学生很多，不分贫富贵贱；同时注重重点培养，优秀学生也不少。孔子的大众教育思想和他的示范作用，对中国古代乃至今天的国民教育，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孟子的妈妈督促孟子学习的故事流传至今——“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当代在美国的中国“虎妈”教育子女的事例，能从一个侧面说明孔、孟教育思想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老百姓有这样质朴且形象的说法：“有子不读书，有如养只猪”。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何等深入人心！
孔子“学而优则仕”的观点和孟子的“英才教育”思想与他们的大众教育思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后来开科取士的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英才教育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同时，学优则仕的思想与开科取士的制度又强化了大众教育理念。这样，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良好的教育风气，几千年长盛不衰。
5.勤劳节俭、艰苦奋斗思想理念的影响
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之一，也是中国民众几千年来所信守的持家治国的基本方略。因为，只有勤奋努力、勤俭节约，才能解决衣、食、住、行方面的问题。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人口大国，吃饭的问题一直是最重要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据记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十分严重的饥荒，出现过十分悲惨的景况。“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如此深入人心，这与历史上解决吃饭问题的难度是直接相关的。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特别强调要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特别强调勤俭节约。“黎明即起”、“闻鸡起舞”，是对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勤勉教育；“愚公移山”的的寓言，播撒着生生不息、坚韧不拔，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的精神；“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唯艰”，这一直是警示民众的格言、也是民众自我教育的警句。就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今天，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中国所有重大问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足以引发世界性经济动荡。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每年的1号文件大多关乎农业，中国社会不提倡高消费和超前消费，这既是现实情况的制约，也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以上分析概括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民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一贯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精神支柱。
（二）对学者的影响
学者也是民众的一部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学者（古时候叫“读书人”，下同）的影响，是在传统文化对民众的影响的基础上、以学者这个独特群体的独特表达来体现的。简单一些，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其直接的结果是“官本位”意识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都特别浓厚。（2）为国家民族和社会尽责思想的影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白居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周恩来）。（3）著书立说以学术成就影响世人的思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4）清高自负、洁身自好，“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5）逍遥自在、放任自流的思想影响，“竹林七贤”、李白、“扬州八怪”等等著名学者的思想行为及其影响是这方面的典型。特别是李白，由于他在诗词方面的杰出成就，他的洒脱和清高风范对中国唐代以后的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对官吏的轻视上。即就是说，虽然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思想十分浓厚的国家，等级制度也较为森严，但对于学者、特别是大学者来说，他们在骨子里瞧不起不学无术的官吏。这对平抑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今天，许多高官、富豪，想办法也读一个在职硕士、博士学位，也反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学优”思想的影响。
（三）对官员的影响
官员也是出自民众，并且大部分也是出自学者，有相当一部分官员本身就是大学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官员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对民众、学者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在民众和学者中的一些人成为官员后，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会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发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简要概括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1.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源远流长。在中国“三代”时期就已经形成以忠于君主、报效国家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思想：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在外，所得财物源源不断地运到“朝廷”，贡献给舜帝。大禹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行为，为世人作出了榜样。后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广为流传，形成了以忠君报国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古代爱国主义思想。在古人看来，君主代表国家，忠于君主就是忠于国家。这种忠君报国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周公姬旦、诸葛亮是妇孺皆知的人物；清朝末年的曾国藩也是一个典型。在数千年忠君思想的影响下，下级服从和忠于上级，儿女服从和忠于父母，仆人服从和忠于主人，便成了老百姓信守的不言自明之理。这种思想观念是忠君报国思想影响的副产品，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在近、现代的官员身上，这种思想观念仍然具有渗透力。
爱国主义思想对中国近代以来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中国革命领袖身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有两位伟人的讲话能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些问题：一位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
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大学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题为《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的演说。岭南大学是近代华南名校，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5月7日、1923年12月21日和1924年5月1日先后3次到岭南大学并发表演说。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大学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表明，中国革命领袖不仅自己爱国，也希望大家都爱国，总是教育民众要爱国。孙中山先生平易近人，通篇讲话就是勉励学生立志做大事，一心为国家、助国家、富国家：“专心做一件事，帮助国家变成富强”，“让将来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这是一篇饱含孙中山先生爱国赤诚的演说。它充分表达了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崇高境界和无比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那无比悲愤的爱国主义情怀，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下面是1923年12月21日演说的节录：
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大学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节录）
诸君：
兄弟今日得来此地，对岭南大学学生会，有机会和诸君相见，我是很喜欢的。因为诸君是中华民国后起之秀，将来继续建设民国的责任，我对于诸君是很有希望的。中华民国自开创以至今日，已经有了十二年。这十二年内，无日不是在纷乱之中。从前有南北的分裂，现在有各省和各部分的分裂，干戈相见，糜烂不堪。这个原因是承满清政府之后，对于旧国家破坏的事业，还未成功，所以新国家便无从建设。将来破坏成功之后，继续建设成一个新民国，还要希望后起的诸君，担负那个大责任。
对诸君，如果专讲国家大事，那么，千头万绪，不是一两点钟可以说得完的。惟就我今天到岭南大学来，看见这个学校之内，规模宏大，条理整齐，便生有很大的感触。现在就拿这个感触，和诸君谈谈……现在民国，人民受教育，是大家都要有平等机会的。就今日情形看来，他们不能受高等教育的，是没有平等的机会。诸君现在受这样的高等教育，是诸君的机会比他们好。诸君现在所享的幸福，比他们也好。将来学成之后，应该有一种贡献，改良社会，让他们以后能够得到平等的机会才对。
现在受教育的时候，预想将来学成之后，有一种贡献到社会上，究竟应该做些什么事呢？诸君现在还未毕业，知识不大发达，学问没有成就，自然不能责备诸君，一定要做些什么事，但是在没有做事之先，应该有什么预备呢？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事呢？依我看来，在这个时期之内，第一件是要立志。立志是读书之人最要紧的一件事。中国人读书的思想，都以为士为四民之首，比农、工、商贾几种人都要高一些。二三十年以前的学生，他们有一种立志，就是在闭户自读的时候，总想入学、中举、点翰林，以后还要做大官。我今天希望诸君的，不是那种旧思想的立志，是比那入学、中举、点翰林、做大官的志还要更大。中国几千年以来，有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们那种立志的旧思想，专注重发达个人，为个人谋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合。近代人类立志的思想，是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用事实说，我们中国青年应该有的志愿，是在什么地方呢？是要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我们现在的文明，都是从外国输入进来的，全靠外人提倡，这是几千年以来从古没有的大耻辱。如果我们立志，改良国家，万众一心，协力奋斗做去，还是可以追踪欧美，若是不然，中国便事事落在人尾，永远不能自己发达，永远没有进步，推其极端，中国便非沦于灭亡不可。所以现在的青年，便应该以国家为己任，把建设将来社会事业的责任担负起来。这种志愿究竟是如何立法呢？我读古今中外的历史，知道世界极有名的人，不全是从政治事业一方面做成功的；有在政权上一时极有势力的人，后来并不知名的；有极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范围之外的。简单的说，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如果一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名。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
怎样去图国家的富强？我们要图国家富强，必须要自己振作精神，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向前去奋斗。万不可自私自利，只知道要自己到什么地位，不知道国家到什么地位。我们有了这项志气，便是国民志气。
……
诸君现在求学时代，应该从学问着手，拿学问来救中国。究竟要用什么方法呢？诸君现在学美国的学问，考美国历史。美国之所以兴，是由于革命而来。美国当脱离英国的时候，人民只有四百万，土地只有十三省，完全为荒野之地。就人数说，不过中国现在的百分之一。中国现在有四万万人，土地有二十二行省，物产非常丰富。如果能步美国革命的后尘，美国用那样小的根本，尚能成今日的大功业。中国人多物富，将来的结果，当然比美国更好。……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诸君立国家的大志，学美国从前革命时候的人一样，大家同心协力去奋斗。但是诸君学美国，切不可像从前的美国留学生，只要自己变成美国人，不管国家，必须利用美国的学问，把中国化成美国。因为国家的大事，不是一个人单独能够做成功的，必须要有很多的人才，大家同心去做，那才容易……
……
诸君今天欢迎我来演讲，我贡献诸君的，就是要诸君立志，要有国民的大志气，专心做一件事，帮助国家变成富强。这个要中国富强的事务，就是诸君责任；要诸君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的希望。[16]
1956年11月11日，北京隆重举行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主席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因为孙中山先生“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为实现“新三民主义”、为国家富强，他奋斗了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如此惺惺相惜，是因为他们首先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如何感受孙中山先生的呢？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表明，青年毛泽东“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就是那种“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那种一心希望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改造成富强、民主的新中国的宏伟气魄。把两位伟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心中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富强国家、复兴中华的雄才伟略。孙中山先生在演讲中说：“我们中国青年应该有的志愿，是在什么地方呢？是要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我们现在的文明，都是从外国输入进来的，全靠外人提倡，这是几千年以来从古没有的大耻辱。”毛泽东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写道：“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间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两位伟人相隔33年的演讲和文章：一个希望国家将来的文明“与各国并驾齐驱”，对国家的落后深感“是几千年以来从古没有的大耻辱”；一个希望“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对于国家还没有这种贡献“感到惭愧”。这难道是一种巧合或迎合吗？不是！是一样炽热的爱国情怀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联想到青年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鲁迅先生“我以我血荐轩辕”，和孙中山、毛泽东一样，在他们的内心无不深深地打下了爱国主义的烙印。下面是《纪念孙中山先生》全文。
纪念孙中山先生
毛泽东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为改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间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17]
2.“养浩然正气”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认为，官员是有身份的人，要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格，要一身正气，为人表率。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要威武不屈。在这方面，文天祥是这种思想的杰出体现者，他的《正气歌》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把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升华到了极为崇高的境界，浩然正气直达天宇！由此也进一步强化了精忠报国的思想，对宋代以后的官员和民众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3.大同社会思想的影响
大同社会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历史地看，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历代农民起义的主导思想和政策策略之中——“等富贵，均贫富”的口号在广大贫苦农民中间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其中，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核心思想——“平均地权”的思想，以及围绕这一核心思想而形成的制度体系，特别具有典型性。如果农民起义领袖不算官员，那么，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则是大同社会思想的集中体现。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从一些文章发掘的历史材料看，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密切关注世界潮流，并且赋予‘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以新的时代寓意。他不仅终身抱持以三民主义为蓝图的中国梦，而且还怀有区别于霸权主义的王道世界梦与亚洲梦”。“孙中山晚年的世界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设计，而且是一种道德诉求，或许也可以说是向东方传统文化的回归。1923年他在《致犬养毅书》中建议日本应该‘联苏以为与国’，认为，‘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并且引征《礼记·大同篇》那一整段经典话语作为印证。他借用传统的语言描写未来的理想世界，力图以古老的王道与霸道词汇来区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压迫人。’”[18]孙中山是中国由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领袖人物，是提出并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先行者”。他具有东、西方文化的深厚功底，对中国封建主义、西方资本主义、苏维埃主义即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都有正确而又深刻的理解。他如此推崇中国古代大同社会思想，有力地说明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具有真正的先进性和持久的影响力。
4.“先忧后乐”思想的影响
“先忧后乐”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一般老百姓都熟知的历史人物及其事例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周公辅佐周文王“一饭三吐哺”，日夜操劳；诸葛亮辅佐刘备、刘禅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这些历史人物以他们的高尚品格和他们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为中国人民永远铭记。他们的精神，经由范仲淹作出的精辟概括，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
5.勤政廉政思想的影响
“德政”是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9]意思是，执政者要讲道德，以德服人；要像北斗星那样闪烁着（道德的）光辉，让部下和民众围绕着你，仰望你、拱卫着你。这就是以德治国的要义。所谓“德主刑辅”，就是要求执政者、当权者要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严于律己，以德服人，这是治理国家是主要方略。对于少数贪官和为非作歹的人，则以严刑峻法治之。“法不责众”，就是说治国必须以道德教化为基础；“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其核心含义是，对于“大夫”以上的官员的管理，应该以道德自律为主；对于普通民众的管理，应该以道德教化为基础，然后辅之以刑法。如果绝大多数“大夫”以上的官员也没有道德自律了，国家也就“没治”了。因为，古今中外国家管理的实践反复证明，法律很难制约“大夫”以上的官员。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强调官员要道德自律，要勤政廉政。特别是在廉政方面，典型人物和事例很多。西汉太守杨震的“慎独”精神；宋朝包公（包拯）的刚正不阿、大义灭亲的精神；西安碑林所收明代《官箴》碑的内容所表达的理念——“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等等。这些典型人物和事例流传甚广，对中国的官员和民众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文化传承方式简析
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在国家历史上的传承，一方面通过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导和方针政策的引导；另一方面通过家庭教育、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自我感悟。通过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导方式来传承文明的做法，在上面作了比较多的介绍和分析。通过家庭教育、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自我感悟的传导方式来传承文明的做法，下面作简要介绍和分析。
1.汤一介先生对家教的回忆及简析
在中国历史上，大家庭和大家族的“家教”、“家法”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所起的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在此举一实例，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大家庭是如何传承文明的，这或许能够起到管中窥豹的效用。
汤一介先生现为国家教育部重大学术项目《儒藏》工程首席专家、学术界公认的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于1927年出生，祖父是光绪16年进士，父亲是知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教授在回忆父亲汤用彤先生时，特别强调了父亲对他的“家风”方面的教育，即思想品德教育。他说，“小时候父亲很少管我们，也很少过问我们的功课。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是传承祖辈的‘家风’，学习做人的道理。”汤教授清楚地记得，父亲曾经把祖父的学生在祖父60大寿时送的一幅《颐园老人生日燕游图》拿给他，上面有祖父约700字的题词，汤教授记得最深刻的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食，随时而安，固吾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汤教授解释说，“‘事不避难’就是困难的事情，你应该承担的就要承担；‘义不逃责’即合乎道义的事情，你就应该负起责任来。”汤一介教授说，这段“为人处世”的祖辈遗训，成为他的座右铭，一生铭记在心，身体力行。[20]从汤一介教授祖父的题词的内容看，这位大学者深得儒家思想精华；从汤一介教授的父亲把这幅画拿给他这件事看，说明其父也深得儒家思想精华；汤一介教授在回忆中重点提到这件事，说明汤一介教授非常看重祖父和父亲的做法，也深得儒家思想的精华。由此可见，中国古今的“读书人”，对儒家思想文化是代代相传的。
2.袁隆平院士的生活态度和对学生的要求
2011年9月19日，袁隆平院士指导的超级杂交稻，经国家级专家组验收，突破亩产900公斤的目标，达到创纪录的亩产926.6公斤。2011年9月21日，央视《新闻1+1》对此作了专题报道。在报道中回顾了2007年7月袁隆平院士的一段讲话。当时，中央电视台1套《面对面》栏目主持人李小萌，问袁隆平院士对人家说他的市场价值1000亿元人民币有何感想。袁隆平院士说：“一千亿，要那么多钱做什么，那是个大包袱，背来背去。我觉得这种生活很好，搞豪华车有什么意思，穿着豪华的衣服还有什么鳄鱼的皮带，两千多块钱（的皮带）我从来没有，送给我，我不要。”谈到研究生问题，袁隆平院士说：“我培养研究生、博士生第一个条件你要下田，你怕下田，怕吃苦的，我就不接受你，……你要把名利丢开一点，不怕困难，努力钻研，……包括搞科技工作者也有腐败现象，弄虚作假，欺人欺己，最后没有好下场的。”[21]这就是一位深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又受党的教育多年的老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也正是像他这样的老师，以自己的言行和对学生的明确要求，延续着中国文化的根脉。
3.文化传承方式的要义
一种文化的传承，不仅仅在于它的创立者即先哲们如何说、如何教，更重要的是后来者如何学习、如何理解、如何身体力行。以上比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其所以具有极为强大的时空穿透力，不仅在于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对人类社会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极为深刻、准确的把握，具有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对优秀传统文化身体力行、代代相传。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全面、系统、深刻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在如何把握中国未来发展、如何处理中国与各国的基本关系、如何促进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上，一定会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与中国模式核心理念比较
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影响，只能通过对中国模式核心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做一比较分析，得到一个轮廓性的、意即哲学抽象式的认识。这种轮廓性的认识，可以引起我们的一些思考：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为什么在1938年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能够成功？为什么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能长盛不衰？为什么中国年轻一代不容易被“西化”？凡此种种，不能不使人容易想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影响。古今中外大量事实说明，由一种优秀文化传统对千百万人产生的影响而形成的力量，是一种巨大而又持久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就内含着这种力量的作用。下面的对应性分析可能存在欠严谨的地方，但是，它一定能加深我们对中国模式的思想文化基础的了解。
一、“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观与生产资料公有制
1.西方社会制度选择的文化基础
在西方，人性自私（或自利）的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在经济制度建设方面，建立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与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相关联的经济制度体系；在政治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制定国家宪法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并制定民法、物权法等法律，形成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体系；与此同时，针对人性自私（或自利）而有可能作恶的情况，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形成对人们基于自私（或自利）的本性而可能发生的恶性违法行为（犯罪行为）的严厉制约。以此来保障社会发展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平衡：既保护和激励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人们基于自私（或自利）而发愤努力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又依法防范和制裁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人们基于自私（或自利）的本性而可能发生的恶性违法行为（犯罪行为）。
2.中国社会制度选择的文化基础
中国人的理念与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自古以来，中国人更相信“人性本善”的观点，并强调社会互助。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中国人的理想社会。在这一点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基本吻合的。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选择以公有制为主体，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根源：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是以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并且在历史上有广泛的影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第二，天下为公的理念深入人心，在中国历史上的饥荒年代，挖富济贫、甚至杀富济贫的行为都是有普遍的认可度的；第三，土地均有的思想有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耕者有其田”或土地公有的思想特别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关于这一点，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们都十分清楚。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开始阶段也是在土地革命方面取得成功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早期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方略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斗地主、分田地，也是得到几亿农民的拥护的。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公有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都有很高的认可度。这与西方把社会主义和公有制视为洪水猛兽是大不相同的。
二、“和谐”理念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提出的发展目标和历史任务。提出这一目标任务的思想、文化基础方面的依据之一，就是中国几千年代代相传的“和谐”理念和中国自古向往的大同社会理想。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渗透着“和”的理念：“君子和而不同”，“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为人处世，讲和气、和睦、和谐。而大同社会的理想，可以说就是关于和谐社会基本理念在古代的完整表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有追求“和”的理念和道德。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和谐理念和大同社会理想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在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文化精华，仍然能够发挥极为重要的凝聚作用和导向作用。这种思想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民为邦本”的人本主义思想与“以人为本”
1.西方人权思想的局限性
西方近、现代社会特别注重人道主义和保护基本人权。从理念和理论上讲，是具有十分进步的意义的。中国对于西方在人道主义和保护基本人权方面的根本性分歧，不在于讲不讲人道主义和是否保护基本人权；而是在于：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实行人道主义和保护基本人权这一崇高的目标。事实很清楚，如果没有物质基础，实行人道主义和保护基本人权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也仅仅能够在本国十分有限地实行人道主义和保护基本人权。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的物质基础，除了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原因外，也是靠牺牲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以全球环境恶化为代价才建立起来的。并且用巨额军费以保持超强军力来巩固和扩大他们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他们一点也不讲人道主义和保护基本人权。关于这一点，近20年来，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为、欧盟和美国在利比亚的行为以及在援助非洲问题上的态度，就能很好地说明问题。
2.中国模式的以人为本思想及其实施
中国古代“民为邦本”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建立在优先发展农业、保障民众衣、食、住、行方面的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基础之上的，前面作了简要概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秉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民为邦本”的人本主义思想精华，也是以强调以农业为基础，保障民众衣、食、住、行方面的基本需要、即强调基本生存权、发展权为核心内容的；并且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做法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当前，以人为本思想的贯彻执行，突出地表现在党和政府如何关注和保障民生问题方面，在所有这些有关民生的问题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穿透力。
四、“民贵君轻”的理念与群众路线
1.中国古代“民贵君轻”的理念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在孔子思想主导下，“民贵君轻”的理念并没有得到强化。相反，封建等级制观念和“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思想不断得到强化。但是，这并不等于“民贵君轻”的思想理念没有得到传承。事实上，“民贵君轻”的思想通过两个途径得到有效传播且深入人心：一条途径是通过历次农民起义领袖的言行；另一条途径是通过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前者以陈胜、吴广起义为典型事例：“公侯将相宁有种乎？”几百个处于穷途末路、毫无希望的农民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竟然推翻了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后者以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的名言“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所表达的思想为典型。
2.“民贵君轻”的思想与群众路线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很好地表达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内含依靠群众的思想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民贵君轻”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有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直把群众路线作为共产党的一件“法宝”。1968年，毛泽东在一篇文稿中写到：“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22]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言简意赅地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23]2006年6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2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时，往往援用“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句名言来警示那些脱离群众的领导干部。“民贵君轻”的思想与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在思想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客观地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形成和发展，也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五、“德主刑辅”的思想与“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
自古以来，中国十分重视民众的道德教育和官员的道德修养；同时也重视法律的作用。“德主刑辅”是这一优秀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德主刑辅”不仅是汉代以后历朝历代的治国方略，而且，“德主刑辅”所体现的核心思想一直保持到今天。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党和群众的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和廉政建设，同时也十分重视法制建设。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主张。显而易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与“德主刑辅”，在治国的基本理念上是相通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同时也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实践者。
六、创新求变的治国理念与“与时俱进”思想
从中国古代文辞表达习惯来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与“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都内含去旧图新、创新求变的意思。如前所述，君子自强不息，社会与时俱进，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之一，一直指导着中国人民的日常行为和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治理工作。春秋战国以降，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大变革，即：“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这三次著名的大变革的时间跨度有两千多年，变法的时代背景不同、变法的内容不同、变法的结果也不同，但三次变法都以去旧图新、创新求变作为指导思想，在这个方面是相同的。不仅如此，在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也是一种“变法”），也渗透着去旧图新、创新求变的思想。进入新的千年，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要与时俱进；胡锦涛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就直接引用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可见，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对中国模式有着十分内在而有显著的影响。
七、“民以食为天”理念与“以农业为基础”政策
中国古代形成的“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并由此产生的重视发展农业的发展方略，是维持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基本稳定的良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这个基本方针，除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强调发展第三产业外，其内在精神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特别是把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的思想和政策没有发生变化。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印发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大多是关于如何发展农业为内容的“涉农文件”；当前国务院实施的“米袋子”工程、“菜篮子”工程，都是与将近14亿人的吃饭、吃菜问题直接相关的。在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中，“广积粮”的策略不仅是一种历史借鉴，更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更广泛一些，“民以食为天”的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也有内在关系。《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项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中国古代的执政者深知，老百姓衣食住行无忧，人心就安定，社会就稳定。中国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更加深刻地懂得，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心就安定，社会就稳定；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了，中国的国家地位就会提高，中华民族就能够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国古今执政者在执政理念方面其所以有相通之处，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根是一脉相承的。
八、“先忧后乐”的理念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先忧后乐”是中国古代官员所尊崇的为官之道，“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二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呢？有！这就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那种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乐于吃苦、甘于奉献和勇于牺牲的崇高精神。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艰苦岁月，在8年抗日战争和3年抗美援朝战争中，无数革命先烈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其中，方志敏、关向应、杨靖宇等高级领导人是典型：方志敏被捕时，身上一个铜板（小面额硬币）也没有，连对他进行搜身的敌人都不敢相信；他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感人至深；关向应身患重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不要任何照顾，一直坚持工作，直到病逝；杨靖宇将军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员，牺牲后，残忍的敌人剖开他的肚子，发现他的胃里尽是草根！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特例：中国革命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美好的时代、美好的生活刚刚开始，毛泽东主席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不久，在美国飞机投下的燃烧弹的烈焰中壮烈牺牲。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无数践行“先忧后乐”和“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思想的模范人物，其中，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领导干部，大寨陈永贵、大庆王进喜（“王铁人”）、鞍钢孟泰等全国劳动模范具有代表性；周恩来总理是特例。在这些革命先烈、杰出领导人和模范人物身上，无不闪烁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思想光辉，无不闪烁着中国优秀文化思想精华的光辉。下面引用3个典型材料：一个是王启民为中国石油一生奉献的事迹；一个是李源潮同志对优秀党员领导干部扬善洲一生为人民服务先进事迹的赞誉；再一个是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从材料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先进人物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
材料1：王启民先进事迹
他为石油而来，他为石油而痴。他的一生与新中国的石油相伴。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他依然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他就是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启民。
1959年9月26日，诞生在祖国东北松辽平原上的大庆油田，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天，是王启民的22岁生日。1937年9月26日，王启民出生在浙江省湖州市。
1960年春，数万人马从全国各地挺进松辽平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王启民也在这支队伍中，他当时的身份是北京石油学院的实习生。1961年，大学毕业的王启民毫不犹豫地选择来到了大庆油田安家落户。这一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离，西方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中国的石油科技工作者和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发扬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通过3年会战使大庆油田得到了成功开发。
“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这是王启民当年写下的一副对联，横批是“闯将在此”。
“那个时候，外国人根本不相信我们能把大庆油田‘拿下来’，会战大军靠的一个是拼命的闯劲，一个是科学的态度”。王启民说。上世纪60年代，“温和注水”是国内外油田普遍采用的开采方式，但是大庆油田的“温和注水”方式遇到了麻烦。注水仅3年，采收率就下降到5%，油田被“水淹”了一半。
王启民受命查找原因。那是1963年冬天，王启民把即将分娩的妻子陈宝玲送上回娘家的火车，自己一头扎到试验区。当列车行至锦州火车站时，陈宝玲生下了女儿。
与女儿一同来到这个世界的，是王启民脑子里一个大胆的构想，他提出大庆油田地下油层厚薄不匀，应当采取“高效注水开采方法”——这是对“温和注水”理论的颠覆。王启民在一口已经废弃的油井上开始一次次试验。终于，这口井日产量迅速回升。此后，应用“高效注水开采方式”使被判了“死刑”的一批油井转而成为百吨高产井。
连续两年的高强度野外作业、冰雪严寒，让王启民这个生龙活虎的汉子、曾经的国家三级运动员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完成任务回到家中，妻子几乎认不出他了。“路也走不动了，腿也迈不开了，坐那儿就起不来了。”王启民回忆说。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住院治疗一个多月之后，王启民就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与之前不同的是，他的脊背佝偻着，而且再也没有直起来。
上世纪70年代，由王启民主持进行的“分层开采、接替稳产”开发试验，使大庆油田水驱采收率整体提高了10%至15%。上世纪90年代，王启民组织实施的“大庆油田高含水期稳油控水系统工程”结构调整技术，使大庆油田实现了3年含水上升不超过1%。与国家审定的开发指标相比，5年累计多产原油610多万吨，增收节支150亿元。
40多年来，王启民先后主持了大庆油田8项重大开发试验任务，参加了40项科研攻关课题和油田“七五”“八五”“九五”开发规划编制研究等工作。他的辛勤工作，为大庆油田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仅“表外储层”开发研究成果，就相当于为大庆增加了一个地质储量7.4亿吨的大油田。
2009年9月26日这一天，是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纪念日，也是王启民72岁的生日。[25]
材料2：关于杨善洲同志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作出重要指示：“杨善洲同志是党员干部的学习楷模，是离退休老同志的优秀代表。他一辈子忠于党的事业，一辈子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他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感人至深。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向他学习，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自觉实践党的宗旨，努力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带头向杨善洲同志学习。
我们要向杨善洲同志学习的内容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先进追求。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个共产党员一时按共产党人的觉悟办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按共产党人的觉悟办事。杨善洲同志就是一个一辈子按共产党人觉悟办事的共产党员。他用自己一辈子的先进追求，坚守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杨善洲同志一辈子忠诚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26岁担任县级干部，39岁担任地委副书记，50岁担任地委书记，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带领干部群众发展粮食生产、推广科学种田、开展多种经营、兴修水利设施，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懈奋斗，把深山大沟建成了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他退休后，主动放弃到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一头扎进大亮山，带领大家植树造林，一干就是22年，把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洲。有人问他，放着好日子不过，何必自讨苦吃？他说：“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歇下来？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杨善洲同志是一个用全部生命和心血实践入党誓言的共产党人。
杨善洲同志一辈子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尽心竭力为老百姓干实事、办好事。他担任地、县领导30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跑，顶个草帽，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收稻就收稻，帮路过的赶马人钉过马掌，教工地上的年轻人打过石头。中央领导和省委领导去视察，他正在田里和农民一起劳动，浑身沾满了泥水。老百姓亲切称他为“草鞋书记”、“泥腿书记”。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干工作是为了群众幸福，只要活着就有义务帮群众办事。”他经常拿自己的工资接济困难群众，一生没有积蓄，连家里房子漏雨修补的钱都拿不出来。1985年昌宁县遭受水灾，他立即指示停建保山地委办公大楼，把建楼的钱拿来救灾。他在位时没利用职权为家乡办事，退休后回到大亮山种树，用自己的奉献兑现给家乡办点实事的承诺。去世前他还专门交待，一定要把林木的收益分给群众，不能让群众吃亏。杨善洲同志去世后，成千上万的群众含泪为他送行。他是一个通过为群众办实事而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领导干部。
杨善洲同志一辈子淡泊名利、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他认为：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的，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他要求干部很严，要求自己更严，从没吃过一顿免费的饭，从没让子女搭过一次公车，从没用公权为亲属办过一件私事，从没给亲友批过一张违背原则的条子。他当地委书记时，按规定家属可以“农转非”，但他对组织照顾先人后己，把审批表放进抽屉，一压就是30多年，妻子和女儿至今还是普通农民。乡民政干部看他家缺粮，一家人靠野菜掺杂粮度日，就送去点救济粮。杨善洲知道后，硬是叫家人还回去，用以救济那些生活更困难的群众。认识他的人都说，杨善洲对别人很大方，对自己很抠门；手中的权力，“前门”开得很大，“后门”关得很紧。他是一个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
杨善洲同志一辈子艰苦创业，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朴素本色。他担任县、地领导时，常年住在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木桌，一张板床，一副草席；穿的总是一身发了白的灰色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他长年累月在乡下跑，脸色黧黑，双手粗糙，检查工作时被乡秘书当成农民而挡驾。他上大亮山创办林场，没地方住，就带领大家用树枝、草料搭窝棚；没有树苗和肥料，就自己到街上检果核、拾畜粪。他把新盖好的砖瓦房让给林场的技术员和职工，自己最后一个从油毛毡棚里搬出来，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杨善洲同志的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了身边所有的人，再苦再累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干。他是一个靠高尚人格和牺牲精神服人的创业带头人。
杨善洲同志一辈子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事业，献给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献给了共产党人的高尚追求，献给了对群众无私承诺。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大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用一生不懈的先进追求回答了入党是为了什么、当干部该干些什么、身后要给人民和后代留下什么。
杨善洲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所有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留下了一面镜子，让我们对照自己该如何为政、该如何干事、该如何做人。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以杨善洲同志为榜样，坚定信念、加强党性，实践宗旨、无私奉献，努力做一个让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26]
材料3：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
“天下第一村”老书记吴仁宝的事迹更能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质：今年84岁的吴仁宝是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的原党委书记。几十年来，他带领华西农民坚持共同富裕，走出了一条具有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昔日人人穷得没饭吃，到今天家家住别墅、户户有汽车、人均存款超百万，华西村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村”和闻名海外的人间天堂，创造了中国农村多项“第一”，吴仁宝也成为“中国农民第一人”。现在，这位与时俱进的老人仍然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只要不出差，每天上午10点半，吴仁宝总是雷打不动地准时出现在华西村的民族宫，为前来华西村旅游、参观和学习的人作关于华西村发展历程和他个人思想的报告。他说：“我是穷过来的，看到有人穷我就心痛。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穷人过好日子，这是我的原动力。我是信仰共产党的。无论任何时候，我都坚信一点，共产党是要为人民谋幸福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呢？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正是凭着这个信念，吴仁宝带领村民创建了今天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建设成就使吴仁宝多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党代表。
在吴仁宝的构想和上级的支持下，周边村与华西村联合建立了大华西村。从2001年开始，一批又一批村子以百分之百的签字同意先后并入华西村。到2004年，华西已由原来的面积0.96平方公里、人口1600多，扩展到方圆30多平方公里、下辖16个村，人口3.5万。吴仁宝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播种机”，他渴望着把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种子播撒到更广大的土地。他曾先后出省建立了“黑龙江华西村”和“宁夏华西村”，这两个村的村民收入增长了4倍。还为中西部20多个省、区举办100多期培训班，智力扶贫带动10万人脱贫致富。2006年开始，他还每年邀请全国1万名农村党支部书记举办交流学习班，分期分批，为期5年。学习交流的目的，他概括了一句话：“村帮村，户帮户，核心建好党支部，最终实现全国富！”多年来，吴仁宝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如果按8小时计算，他已经工作了100年。他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理想，我们一生中可能不会实现，但我们可用一生去实践。”[27]
九、其他核心理念比较
中国模式核心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具有明显的内在一致性的思想、理念，至少还可以列举以下几个方面：（1）爱国主义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2）勤政廉政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勤政廉政思想和制度；（3）勤俭节约思想与当前特别强调的“低碳社会”理念；（4）“中央之国”意识与中国和平崛起理念；（5）“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与中国“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战略；（6）“攻心为上”的“怀柔”思想与中国的国际援助（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在2006年于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承诺，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经济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远交近攻”战略和“攻心为上”思想的典型应用。
第三节 中国模式对西方文化的借鉴
中国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中国人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近150年来，一直在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理论，以及其他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方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基本学习态度。
一、中国对西方关于理想社会的学说、自然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学习和借鉴
在西方，从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文艺复兴后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再到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从不同角度阐释和描述了理想社会，表达了不同时代西方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其中，莫尔的《乌托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近、现代发展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然，对中国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西方人关于理想社会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人逐步摆脱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以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从19世纪开始，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不断输入中国，对中国老朽的封建主义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与此相反，对当时的新生代、即封建主义的叛逆者以十分积极的影响。这个过程十分复杂：有严复翻译《天演论》、传播“物竞天择”原理引起的思想震动；有清王朝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科学技术而进一步引发的思想交锋——是继续“闭关锁国”，还是“睁眼看世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更多借用西学——凡此种种，莫衷一是；有“戊戌变法”的失败；有“辛亥革命”的成功，等等，等等。这期间，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步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较为厚实的思想基础。
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对外国成功经验的学习和借鉴
1.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革命性影响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北京大学青年学子发动了“五四运动”，他们高举民主（“德先生”：Democracy）、科学（“赛先生”：Science）这两面大旗，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宣传发动工作，对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革命性影响：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动员、组织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起来斗争，武装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强化中央政府计划控制的经济运行模式；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和政党学说，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理论，建立起强大的“思想上层建筑”，对党员和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政治思想、理想信念和道德方面的宣传教育。总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强调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的同时，也强调对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其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2.从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看中国人民的学习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即：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文化，只不过是外来文化的精华部分。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是近、现代中国逐步开放，面向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和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结果。
历史地看，对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发动第一轮大批判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无产者、学者、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是没有在这些国家取得成功，这里面有一个深刻的历史性原因，那就是：欧美国家资产阶级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是由资产阶级发动并完成的。从“尼德兰革命”算起，资产阶级革命一直是由商人和企业家在推动。他们在经济上是有产者、是富人。在政治上是无权者、是被压迫者。他们起来革命，主要是争取政治权利。历史地看，资产阶级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政治革命为主的社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成为既有经济权力，又有政治权力的阶级。他们的实力极为强大，无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推翻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优势，用极为低廉的代价，获得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从而有能力极大地改善本国劳动者的境况、缓和内部矛盾。
中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一是因为中国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汲取了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二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力量都不够强大。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运用社会发展规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有力地证明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是一个不排斥外来思想文化的国家。
三、中国对西方当代市场经济理论和成功经验的学习和借鉴
西方当代市场经济理论和成功经验对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主要发生在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其影响主要在如下方面。
（一）对市场经济理论和成功经验的学习和借鉴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文件中，都是批判对象。计划经济理论被过多过早地运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从1958年到1978年期间的中国模式，几乎是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翻版。并且，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历史背景下，谁也不敢对计划经济模式说三道四而接受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在197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也不敢轻易否定计划经济模式。“1979年11月，小平同志刚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受到‘左’的干扰，主管理论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甚至批发了五位同志给他的信。这封信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的观点，认为这些主张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势必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1982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评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观点是否定计划经济。《红旗》杂志编者的话说，‘放弃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坏’。由此可见，反对改革的声音多么大，舆论的压力多么大。”[28]
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实践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直到上世纪90代初，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才确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志。《决定》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和蓝图，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从六个方面规定了新体制的基本框架：第一，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第四，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第六，围绕以上环节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毫无疑问，这个《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理论和成功经验的结果。[29]
10年后的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从十个方面规定了新体制的基本框架：第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第三，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第四，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第五，继续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第六，完善财税体制，深化金融改革；第七，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第八，推进就业和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第九，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国民整体素质；第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个，完善经济法律制度。[30]相比较而言，这个《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比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更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这显然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理论和成功经验的结果。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的指导思想和一些提法是存在一些问题的，2008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危机值得深入研究。但在此不展开讨论。
（二）对股份制理论的学习和借鉴
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任务提出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建立国家政权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剥夺剥夺者”，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所有制改革是第一难题。1978年以来，中国在所有制改革方面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十分小心谨慎的。开始，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分田到户”，土地经营权30年不变。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过程看，也是从扩大经营自主权、采取承包经营责任制、转变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与此同时，鼓励人们从事个体工商户、经营小规模私营企业或合伙企业，鼓励境外资本在中国开办“三资企业”。一直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国有企业改革才全方位深入展开。到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实现重大突破，还明确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由此可见，西方市场经济的股份制理论和股份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三）对法治思想的学习和借鉴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看，是德治优于法治。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社会，中国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都比法治教育和法制建设要看得重。这和西方国家的做法不一样。西方国家主要通过宗教来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中国主要通过国家教育系统、政党、政府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来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在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作为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具体要求、有具体指标、有国家级评比的硬任务。在中国历史上，“人治”现象十分严重。只有把人教育好，才可能有好的“人治”。所以，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也得到重视。
中国共产党执政，同时十分重视法制教育和法制建设。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严格区分“法制”和“法治”，法治观念模糊。领导人习惯于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依法办事”）、凭借个人的道德性理解（“出自公心”）来作决定；而不习惯于按“法治”的要求，事事制定详尽且具体的规定、标准和程序等等，然后“照章办事”。可以说，中国的法治教育和法治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理念对中国的影响是十分广泛而又深刻的。特别是确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经济为目标后，市场运行方面有许多事情都要“与国际市场接轨”，法治方面的要求就十分具体和十分严格了。其中，中国的经济法制建设方面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得到积极推进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中国在国家法制建设和法学理论教学方面，新增了经济法这个部门法。由此可见，西方法治理念对中国的影响是多么巨大。进入21世纪，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和依法行政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基本理念之一。
（四）对其他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和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其他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的，主要还有如下方面：（1）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影响；（2）新科技革命思想（特别是《第三次浪潮》、《大趋势》作者的观点）的影响；（3）“功绩制原则”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影响；（4）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5）国际分工与合作理论的影响，这方面促使中国积极加入WTO；（6）“地球村”理念，“后工业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低碳社会理念的影响。这些方面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在一些方面使中国的国家管理理念和社会管理理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先进和积极的方面有了比较全面、系统和客观的了解，进而有了比较深入和准确的理解，基本消除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敌对情绪和尖锐对立。不管西方发达国家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看待中国，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主见，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解和评价也是如此。
注释：
[1]参阅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7年12月第1版。
[2]参阅《艺文类聚》卷一，转引自《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678页。
[3]参阅冯友兰主编，《中国哲学史》（上）第78～81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4]据传，河南省新郑市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出生地，《人民日报》，2011年3月22日第16版。
[5]《孟子·梁惠王上》。
[6]参阅何方川著《崛起的太平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20-21页。
[7]参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76页。
[8]参阅范仲淹，《岳阳楼记》，载钱伯城主编《古文观止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9]参阅高适，《燕歌行》，载霍松林《历代好诗诠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70页。
[10]参阅老子，《道德经》。
[11]参阅［英］阿·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第1版，第284-295页。
[12]参阅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
[13]参阅杜甫，《兵车行》，载霍松林《历代好诗诠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90页。
[14]参阅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26页。
[15]2011年3月21日搜狐网络新闻。
[16]参阅舒宝明主编，《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丛书—校影》，中山大学出版社，广州，2004年11月第1版，第32-34页。
[17]参阅舒宝明主编，《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丛书—校影》，中山大学出版社，广州，2004年11月第1版，第32-34页。
[18]章开元，《孙中山的亚洲梦》，转引自《新华文摘》2011年第14期，第61-63页。
[19]《论语·为政》。
[20]参见《中国教育报》，2011年3月27日第3版。
[21]参阅搜狐网2011年9月21日综合新闻。
[22]毛泽东：《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
[23]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24]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35页。参阅《人民日报》2011年5月4日第2版。
[25]参阅《人民日报》2011年4月19日第6版。
[26]本文系李源潮同志2011年4月2日在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上的讲话。参阅《人民日报》2011年4月26日第17版。
[27]参见《人民日报》2011年5月16日第5版。
[28]参阅高尚全著《亲历思想解放——高尚全谈改革》，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3月第1版，第3页。
[29]参阅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30]参阅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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