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组织竞争力：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优势
中国模式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优势，在如下几个方面比较突出。
一、公有制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经济基础，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1.关于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问题
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是什么？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什么？毫无疑问，首要的是老百姓有事做，有稳定的收入，衣、食、住、行有基本保障。在农业经济时代，老百姓一般都有一些田地，基本生活来源有一定的保证。真正一无所有的家庭是极少数。所以，尽管人们生活水平很低，但生活还是比较安逸，社会相对稳定。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孟子有一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对农业社会经济权利方面的公平、公正性问题的精辟论断。历史地看，在农业社会，无论是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占有、还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均等的。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角度看，有产者的控制力也是十分有限的。这样，社会不同阶级（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并不是特别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小。据《国富国穷》一书作者、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S.兰德斯的研究，1740年以前，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的年人均收入，与最贫穷的国家相比，不会超过5倍；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差距达到了400倍！[1]在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生产能力有限；相应地，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高，占有能力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能力也有限，因此，社会生产和生活都比较平静。历史地看，农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农业社会的相对稳定性，是得到了历史发展的检验的。
2.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缺陷问题
工业经济时代的情况与农业经济时代相比大不一样了。自从英国发生“羊吃人”的历史变革后，工业经济的发展“制造”出越来越多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们除了通过工作取得勉强维持生活的工资收入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和经济权利。一旦失业，就会陷入十分悲惨的生存境况。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经济权利方面处于尖锐对立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无产者的生存状况、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关系基本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所以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基础上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建立经济权利平等的社会制度。消除无产者除了受雇于人得到报酬外、在经济上一无所有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在所有制和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我们应该反思三个问题：第一，工业经济促进了发展，这是人类的“福音”；但是，工业经济发展到今天，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和人类自我毁灭能力达到了从根本上毁坏地球和毁灭人类的水平，我们需要这样的物质生产能力和发展速度、需要这样的物质消费水平吗？第二，国与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达到400倍、一个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十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这仅仅是一个国家发展能力和个人发展能力差距的问题吗？第三，世界上极少数亿万富翁，占有全世界大部分社会财富，社会生产资料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控制力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十分可怕的吗？私有制更能激励发展，市场经济促进了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同时导致了恶性竞争、导致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严重偏离、导致了极端不合理的贫富差距，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以确定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经济模式。它有两个最大的缺陷：一是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导致了恶性竞争，造成了极端不合理的贫富差距；二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导致了贪得无厌的极度恶性开发，从目前科技水平和发展态势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导致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3.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问题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看，公有制确实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但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实际上这不是公有制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运行中管理不当的问题。公有制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经济基础。从法理上说，国有经济属于全体人民，因而消除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对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1978年以来，中国在没有对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情况下，经济持续高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实行私有化，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经济奇迹。实践证明，所有制问题不是决定经济效率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在经济运行模式设计方面，所有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回避的。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股份制可以是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这就回避了所有制问题。另外，公有制条件下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够比较有效地及时调整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使之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方面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
二、政府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调控力，在经济上可以充分发挥组织竞争力
1.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组织竞争力方面的优势
社会主义作为创新性制度，它在经济方面的主要优势之一，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能及时调整为特征的组织竞争力，使社会主义国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组织的力量攻克科技和经济发展中的难题、促进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当今时代，经济、科技发展已由强调个人竞争转为强调组织竞争，公有制经济能更好地发挥组织竞争力。历史地看，前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国家经济和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水平极大地提高。在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以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主义的无比忠诚，在苏联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彻底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经济、科技高速发展，1957年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在宇航事业、军事工业的许多方面领先于世界，成为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同时，苏联引导和领导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周围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足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彻底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粉碎了美帝国主义者试图对中国形成包围和钳制的战略企图。从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看是如此，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看，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短短的6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就使自己从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一跃而成可与美国抗衡的强大国家；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看，中国模式的优势都是十分明显的。历史地、客观地分析，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带来的历史性进步。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还从未取得过如此巨大的成就。这也是历史发展规律不可抗拒的一种表现。尽管前苏联和中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一些严重的问题，但历史地看，都不过是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问题，而决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根本性缺陷问题。正如早期资本主义的罪恶（殖民主义行径和贩卖黑奴）并不能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一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犯的各种错误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作为新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相比于封建主义制度，资本主义作为新的社会制度，它具有历史性的优越性；同理，相比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它具有理想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具有历史性的优越性。从中国当前的发展态势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证明。特别是从以互联网为特征的现代科技发展（生产力发展）情况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看，公有制经济的组织竞争力会进一步凸显出来。就是欧美国家的私有经济，也必然通过资本组合（股份制）的方式来形成组织竞争力，否则，将无力参与国际竞争。
2.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促进经济超常规发展的优势
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总有一种以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为目标的观点影响改革进程。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历史地看，中国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至今影响仍然很大。加之改革初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的经验和中小型国企私营化的成功经验，使我们一部分人认为国有企业、公有经济没前途，没出路。相当一部分人乐于把国有经济私营化，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违反当代经济发展潮流的倾向，是小农经济思想在今天的现实表现。试问，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把公有经济搞好，使之发展壮大，那么，拿什么来保障近10亿中、下等收入人口的基本经济权益？如果我们不能尽快组织大中型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中国私营经济什么时候能代表国家民族参与国际竞争？毫无疑问，在拥有13亿人口、最高可能达到16亿人口的中国，只有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才能最有效地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经济权益；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中国，只有通过国家组织起国有经济，才能代表国家民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取得应有的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巨大组织竞争力，可缩小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体现出公有制的巨大优势。其中，国家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带动国家经济实力整体跃升的事实，可以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出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实施科技重大专项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国家长远发展，推动自主创新，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科技规划纲要》确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新时期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一五”期间，在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和广大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科技重大专项紧紧围绕“核高基、集成电路装备、宽带移动通信、数控机床”等16个涉及信息、能源、资源环境等领域开展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共部署3000余个项目和课题，先后投入1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500亿元，带动全社会资金投入约1000亿元。经过5年努力攻关，取得了重大突破。科技重大专项的成功实施，推动了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从而使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初步形成了运转高效的组织实施机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善民生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带动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整体跃升。[2]
总的来说，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持续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中国模式是适应当代科技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创新型社会发展模式。
实例：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成果
实施科技重大专项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国家长远发展，推动自主创新，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科技规划纲要》确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新时期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一五”期间，在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和广大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科技重大专项紧紧围绕“核高基、集成电路装备、宽带移动通信、数控机床”等16个涉及信息、能源、资源环境等领域开展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共部署3000余个项目和课题，先后投入1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500亿元，带动全社会资金投入约1000亿元。经过5年努力攻关，取得了重大突破。科技重大专项的成功实施，推动了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从而使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初步形成了运转高效的组织实施机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善民生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带动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整体跃升。
在核高基专项中，新研制的飞腾1000国产中央处理器芯片（CPU）在千万亿次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上得到验证和应用，标志着中国超级计算机核心芯片自主研发取得重大突破。沃Phone等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研发成功，对推动我国嵌入式操作系统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集成电路装备专项的65纳米介质刻蚀机经多国客户近百次测试，与世界上最先进设备的芯片加工结果相比，加工质量好，单位投资产出量高35%—50%，成本降低30%—35%，2010年已销售12台，并取得国外批量订单，显著提升了中国集成电路高端制造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并将带动太阳能、平板显示等一系列新兴产业发展。
宽带移动通信专项的实施，加速了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时分同步码分多址（TD—SCDMA）标准的移动通信从芯片、终端、系统、仪表、软件到业务应用等完整产业链建设，用户数已突破2000万。时分长期演进技术（TD—LTE）系统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成功示范，展示了中国TD—LTE的产业化能力。中国4G标准提案已成为国际标准，大大提升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在未来全球4G标准上的话语权。
转基因新品种培育专项累计培育了36个抗虫棉新品种，3年累计推广1.67亿亩，净增效益160亿元。抗虫转基因水稻、转植酸酶基因玉米获得安全生产证书。针对公众的普遍关注，初步建立起中国转基因技术体系和安全评价技术体系。
在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下，先后研制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品中，16个产品获得新药证书，24个品种提交新药注册申请，抗肺癌药埃克替尼等17个品种完成临床试验。36个药物大品种技术改造顺利实施。
通过传染病防治专项实施，HIV血液筛查窗口期由三周缩短到两周，艾滋病DNA/复制型痘苗病毒疫苗完成1b期临床试验。5项结核病诊断产品获得医疗器械证书。建立了传染病监测检测实验室网络。
在能源领域，油气开发专项攻克了油气勘探开发和提高采收率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我国首个超万道级地震数据采集记录系统，已成功通过2000道工程样机实际生产考核，其高速数据传输能力比目前国际主流产品提高2至5倍。研制成功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使我国油气工业生产能力实现了从水深500米到3000米得跨越式发展。在大型核电站专项的支持下，AP1000重大共性技术和关键设备材料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在世界上率先掌握了以非能动技术为标志的第三代核电建造技术。CAP1400完成概念设计。高温气冷堆工程化研究走在世界前列。大型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大锻件等重大部件制造技术取得突破。
水污染治理专项突破了一批重点流域污染物减排、水质改善和饮用水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发了污水深度处理等一批成套装备，已建成处理规模2万吨/天的膜生物反应器（MBR）强化脱氮除磷示范工程，水质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
数控机床专项研制的重型五轴联动车铣复合机床、超重型卧式镗车床研发成功，在三代核电自主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最大的3.6万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已投入生产，每件可为相关企业节约成本100亿元以上。
大飞机专项支持的C919大型客机完成了可行性研究论证和预发展阶段工作，已转入工程发展阶段。已签订100架启动订单，标志着C919大型客机已获主流航空公司认可。
通过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专项的实施，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关键技术的国家。嫦娥一号、
嫦娥二号绕月探测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探测器首次到达地球以外天体，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里程碑。[3]
三、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能较好地适应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必须、也只能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可以较好地适应当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能有效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整体上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优化。
概括一些说，中国模式的基本经济制度在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优势，主要有：第一，在城市，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组织大型企业（集团）参与市场竞争，能较好地适应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标志的高水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能较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竞争力；第二，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主要以农户（一家一户）为单位组织生产经营，较好地适应了农村较低水平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第三，在城市和农村，都有体现生产力中等发展水平的产业和经济体，我们通过鼓励不同所有制参与竞争，以适应中等发展水平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第四，在代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方面，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研发，以适应高水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充分体现公有制的巨大优势；第五，在第三产业方面，鼓励各种所有制参与竞争，以适应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发展需要。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经济制度在适应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力发展需要方面，以及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特别是在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方面，是具有明显优势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充分体现了公有制的巨大优势。
第二节 全局控制力：基本政治制度方面的优势
中国模式的基本政治制度，从古今中外的比较看，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制度创新。在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方面，在实现政治权利平等方面，都具有优势。其中最突出之点是：政治上能有效控制国家大局，具有强大的控制力。
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基本消除了尖锐的政治对立
中国模式的基本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基本消除了阶级对立和政党对立。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代表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没有强大的对立力量。在国家领导体制中，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同时，坚持多党参政，形成良好的政治协商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基本消除了尖锐的政党对立。这种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参政的政治体制，摆脱了西方近、现代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政党斗争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基本消除了尖锐的政治对立。这种制度，从根本上说，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和谐思想。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表达得非常清晰。从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看，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关系看，在国家民族根本利益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中国共产党也不容许有背离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和背离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现象发生。这样，在涉及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能够较快、较好地达成共识。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也曾两次实现合作，更何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多党合作。中国文化崇尚和谐，不主张国家权力分立而后相互牵制、甚至对立。而习惯于在一种政治力量主导下，各种政治力量协商平衡。这样，较少政治对立和对抗，减少对社会现有秩序的破坏和社会资源的无谓消耗。这是中国政治的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基本政治制度所具有的且十分明显的优势。
二、政治上可以充分发挥执政党的组织动员力
1.党员领导干部自觉服从组织需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社会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来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十分重视和强化执政党及其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并由此深刻影响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足以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超常发展的巨大动力。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20世纪50年代的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和建国后的表现，就是不可否认的铁证。这种以甘愿为劳苦大众及全人类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为灵魂的政党群体，能真正产生出无坚不摧的历史创造力和推动力。纵使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产生了腐败现象，但历史和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整体上仍然不愧为真心实意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党。绝大多数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都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情况下，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奋斗。这种组织动员力是古今中外所从未出现过的。据国外媒体报道，国外大企业高层经理的年收入，是这些企业一般员工的十几倍、几十倍甚至100多倍，其薪酬每年可达几百万美元甚至几千万美元。据我国现行公务员“职务级别工资制工资标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最高级）职务工资加上各种职务津贴，每月工资性收入不会超过15000元，可能是世界上薪酬最低的国家领导人。办事员（最低级）职务工资加上各种职务津贴，每月大约3000多元，级差约为5倍（公务员工资常常有改革，但差距都不大）。2011年4月13日，中国搜狐网刊发了中国几大银行高管2010年薪酬的新闻，相关内容如下：在高管薪酬方面，股份制银行超过了国有银行。其中，深发展董事长肖遂宁接过该行前任外籍董事长法兰克·纽曼“薪酬王”的桂冠，以825万元的年薪位居上市银行高管第一。第二、三名均来自民生银行，该行董事长董文标和行长洪崎去年年薪分别达到715.48万元和684.48万元。其他股份制银行，董事长或行长2010年的薪酬都在250万元以上。相比各家股份制银行，四大行（工中建农）的高管薪酬要低一些。在四大行董事长、行长薪酬中，中行董事长肖钢是唯一一个年薪百万的高管，农行行长张云84.85万的年薪为四大行中最低。在整体薪酬水平方面，13家上市银行中有10家“应付职工薪酬”变化为正。其中，增幅最大的是民生银行，为97.76%；增幅最小的是兴业银行，为8.54%。民生银行的员工人均年薪为34万余元。中国国有银行的四大行中，建行员工人均薪酬19万元排第一，农行和中行分别为15.1万元和15.21万元。这些数据说明：第一，中国银行高管的薪酬远比外国银行高管的薪酬低；第二，中国国有银行高管的薪酬远比中国股份制银行高管的薪酬低；第三，中国国有银行高管的薪酬大约是员工人均年薪的5倍左右。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看，绝大多数党员专家、党员领导干部和企业家自觉服从组织需要，甘愿拿低报酬为国家工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做贡献。
2.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倡导为人民服务、克己奉公的思想。20世纪60年代的大庆“铁人精神”、20世纪90年代的“海尔奇迹”等等，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粗略一些估计，在中国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中，如果单凭他们为企业创造的效益并按西方的薪酬办法来计量，那么，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可以有很高的薪酬的。或许会有人说，中国国有企业存在垄断。是的，难道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公司）不存在垄断吗？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我们的分配制度、薪酬制度。同时也正确引导和规定了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行为。这就是我们在政治上所拥有的优势，这是一种巨大的组织动员力。
从理论上说，政治为经济服务；从实践来看，党员企业家为公有经济服务。党员领导干部讲党性、讲政治，以服务于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最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己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在2005年的一次企业家高峰会上，有人说张瑞敏不是企业家，而是“职业经理人”。因为他在企业没有（20%的）股份，不拥有企业家地位，他只是一个“打工者”。从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主要观点看，私有制最能激发人的内驱力，物质刺激最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公有制没有出路。历史地看，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水平，这种理论将会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否定。人类必须也必然会越来越倡导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公有制将比私有制更有效。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是代表社会文明进步方向的正确选择，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我们的政治为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服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巨大的精神力量。
三、能及时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使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基本矛盾冲突
1.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性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方面，有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明显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中国明确规定政治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而西方国家没有这种理念；中国明确规定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为国家发展目标，西方发达国家没有这种认识和规定。这样的认识和规定，使处于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地位的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构，必须经常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及时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使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基本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社会基本矛盾冲突而可能造成的损失。
2.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性，实现协调平衡发展
在这方面的基本做法就是研究和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以及中长期计划；研究和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专项计划，比如国家高速公路、国家高速铁路发展规划；研究和制订国家重大经济政策及其实施，比如国家经济特区政策、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政策，等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在研究制订这些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计划、规划和重大经济政策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以服务于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和目的；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统筹安排、兼顾各方利益。既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又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注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这些计划、规划和重大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自始至终密切关注出现的问题，并及时修改计划或规划，调整相关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因计划、规划和政策不合适而可能造成的损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研究制订并实施了11个“五年计划”，总的来说，是非常成功的。其中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几个“五年计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第12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是在欧美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后制订的，对中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一些时间的发展有了更为成熟的战略。可以预见，第12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将会让世界看到一个更为成熟的中国模式。
四、能有效组织由国有经济控制的大型企业（集团）参与市场竞争并掌控市场
有效组织由国有经济控制的大型企业（集团）参与市场竞争并掌控市场，是中国模式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现代社会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需要一批大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实施的主要承担者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合作者。同时，也需要中央政府本身有足够的财力来引导大企业并通过大企业来引导市场、稳定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在实行经济计划化过程中，不仅与中央政府合作的巨型公司足够强大，而且中央政府本身的财力也足够强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充分发挥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优势。中国作为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也应该充分发挥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优势，真正发挥后发优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有很多实例能说明这一点。像中国工商银行、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业方面的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国有特大型企业，其发展速度、规模和市场竞争力都“令人惊叹”。2011年4月11日、12日，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发表伊恩·米尔斯的文章，《中国电信业的崛起》。作者写道：“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电信业已经从一个原始的国家垄断产业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和互联网通信市场。这个改变是中国快速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国有电信企业越来越成熟的一个证明。”作者不无感叹地写道，“中国电信业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它的巨大规模：约8亿手机用户、3亿固话用户和将近5亿互联网用户。世界最大的手机运营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5亿多注册用户，而与之最接近的国内对手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有1.5亿多注册用户。在普通民众的收入稳定增长和地域流动性越来越大的时代，中国电信企业得以依赖这些规模经济使自己成为令人惊叹的全球竞争者”。[5]由此可见，中国模式下，国家有效组织由国有经济控制的大型企业（集团）参与市场竞争并掌控市场的巨大优势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难以相比的。从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国家有效组织由国有经济控制的大型企业（集团）参与市场竞争并掌控市场，是当代市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说明，中国模式的基本政治制度具有内在的强大控制力。通过平等协商、组织动员、制定并实施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五年计划”）和调控国有企业，国家实现对发展大局的有效控制，推动各项事业稳定发展。
第三节 政治动员力与舆论保障：基本文化制度方面的优势
中国模式在基本文化制度方面的优势，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第一，文化制度建设具有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文化建设内含巨大的政治动员力；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第三，文化建设方面的审批制度保障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第四，新闻媒体坚持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能促进社会稳定；第五，国家促进文化建设方面的对外开放和交流，能加速文化建设的发展。
一、文化制度建设具有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1.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关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解析
围绕经济基础进行文化制度建设，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对社会基本矛盾，在这一对矛盾中，生产力起主导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生产关系也要及时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要求。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基础相对，国家政权机关、政治和法律制度等等是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是国家的思想上层建筑；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一起构成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另一对社会基本矛盾。在这一对基本矛盾中，经济基础起主导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服务。比如，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要扩大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那么，国家权力机关就必须修改宪法、制定相关法律。扩大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是生产关系方面的调整，这种调整意味着国家的经济基础方面发生了变化；经济基础方面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方面也要作出调整以适应经济基础方面的变化。上层建筑方面的这种变化是被动的，我们把它叫做为经济基础服务。政策、法律方面的变化是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随着经济基础方面发生的变化，思想上层建筑方面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即会在新闻舆论、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等等方面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思想文化方面的支持，这也叫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以保持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建设方面的协同性，使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建设三位一体，形成一个相互促进、有机联系的制度体系。政治和文化制度建设服务于经济制度建设，这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十分凸显的优势。
2.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建设三位一体，文化建设内含巨大的政治动员力
在中国模式下，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建设三位一体，从而使文化制度建设具有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同时，理想信念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思想文化建设内含巨大的政治动员力，这是中国模式的文化制度建设的最大优势。即就是说，中国模式的文化制度建设在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此，文化建设在经济支持、政策支持方面有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和可靠的保障。思想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从中国目前的党、政机构设置看，属于文化制度范畴的党、政机构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文化部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还有非正式编制机构中共中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其中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般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此外，国家教育部和科技部也负有文化建设方面的职责。由此情况分析，中国模式在基本文化制度方面的优势就不难理解了。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1.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思想文化建设的领导和管理
在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思想文化建设的领导，包括文化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和道德建设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都必须保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服务的基本方向。首先，在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决不容许有主观上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分裂国家等方面的思想言论自由。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此为度；所谓“理论研究无禁区”也以此为界限。其次，在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工作方面，也决不容许有主观上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分裂国家等方面的自由。最后，对文化建设方面的淫秽色情等文化垃圾和侵权盗版等非法行为进行坚决打击，简称“扫黄打非”。“扫黄打非”是党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工作方法之一。实践证明，在大力查处侵权盗版行为和非法出版物、整治网络报刊、扫除淫秽色情等文化垃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思想文化建设和对文化市场的有效管理，使思想文化建设与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建设基本一致，减少无谓的争论和群体之间的思想意识冲突，使全社会各个方面在国家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形成共识，充分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的精神内驱力，借以极大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实践证明，思想文化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它的一大优势。
2.弘扬一心为公的精神和为国家民族的献身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需要一心为公的精神和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精神，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道德建设积极倡导这样的精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也富有这样的精神文化气质。中国古代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天下为公”和“爱利天下”、“爱利万民”的政治家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学者官员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和“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的自我激励心态；“捐驱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主义情怀，等等，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之所以能产生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也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想道德基础之一，这是我们具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优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文化建设，很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思想文化优势。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最大利益、全心全意谋国家民族可持续的、长远的发展，这是世界上许多执政党所做不到的。
3.倡导换位思考、注重心理调适，积极缓和人们的内心矛盾
在思想文化建设中，倡导换位思考、注重心理调适，积极缓和人们的内心矛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对平衡人们的内心矛盾、缓和社会利益冲突也有十分明显的作用。2011年5月11日，搜狐综合新闻报道：《媒体调查银行薪酬水平，工资和福利均让人羡慕》一文称：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约100万元的薪酬。对比深发展银行董事长肖遂宁年薪825万元，外加递延奖金共达1212万元；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年薪715.48万元，外加递延奖金共达约1000万元，他非常理解。他说，政府有关部门，对国有控股金融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酬有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业绩越来越好，高管的薪酬越来越少。去年我就说，我很平衡，比如说我们跟财政部的领导比，他们水平不比我差，他们的工作不比我轻松，但是他们的报酬比我现在的水平已经低了很多。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换位思考”。不是讲空话套话，而是客观分析评论，求得正确的认识和心理平衡。在中国，老百姓常有这样的自我安慰：“人骑骏马我骑骡，回头一看，后面一个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看，是强调心理平衡和换位思考，克服“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力求平衡心态不丢人现眼；从哲学角度看，是倡导中庸思想。中国古代哲人告诫后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是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深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是对人性和人们的社会心理的深刻揭示。近、现代西方社会过度肯定个性张扬，其实是弊大于利。从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自我完善的需要看，过度强调个人利益和个性张扬是不合适的，与人类文明发展背道而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促进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也是中国模式的优势。
三、文化建设方面的审批制度保障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
有领导就有管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在文化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党和国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等规定，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新闻、出版、网络等等方面建立起宽严有度的审批制度，实行宽严相济的管理。这种管理，是完全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的、是完全符合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国情的、也是完全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我们从三个方面简单比较分析一下：
首先，从政治言论自由比较分析。在西方发达国家，政治言论自由是十分充分的，政党之间可以相互攻击、在政治观点上人们也可以相互攻击、个人可以攻击政党以及它的领导人或国家领导人，等等，非常自由。在中国，则不可任意而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尊重民主和人权吗？不是。这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与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没有直接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责任和权力主要掌握在大公司、大财团手里，政党、政府官员做什么都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影响不大，特别是对经济的日常运行影响不大。政党、政治派别、政治人物和人们在政治方面发表什么言论都行，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没有太大的影响。在中国则不然，政党、政府官员直接领导国家经济，政治与经济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绝不容许有主观上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分裂国家等方面的政治言论自由。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大公司、大财团的基本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言论自由是没有的，针对大公司、大财团高层管理人员的言论自由也是没有的。可以设想，如果容许主观上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分裂国家等方面的政治言论自由，那么，中国也有可能发生“颜色革命”，中国有可能陷入内乱，就会从根本上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一般来说，中国共产党决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这是它所具有的能力，也是它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优势。
其次，从消费宣传（包括广告）方面的言论自由进行比较分析。本来，个人消费是很个性化的东西，这方面的宣传（包括广告）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比较自由的。当然，在中国也是比较自由的。但是，相比较而言，在中国，炫耀财富、鼓吹高消费和极度奢华的消费是会受到广泛的批评的。2010年以来，根据群众的意见和反映，国家相关部门对内容低俗的电视剧和其他一些电视节目进行了更为严格的审查，禁止在广告中使用过度炫耀财富和鼓吹极度奢华的语词。从西方的观点看，这是限制自由的、不民主的做法；但是，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是十分正确的决定。中国自古有勤劳节俭和艰苦奋斗的传统，自古以来，解决温饱问题都比较困难，以来不主张铺张浪费。普通老百姓对富人和达官贵人的奢侈腐化，总是予以负面评价。就当前的情况来说，农村几亿人口的生活水平还很低，鼓吹高消费和极度奢华的消费、炫耀财富，无异于对近10亿人的轻蔑和亵渎。就是从发展的观点看，将来经济发展了、富裕了，14-16亿人口的高消费和极度奢华的消费也是不合理的，地球也很难承载得起。有些美国人把中国人储蓄率太高说成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这是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的一种臆断。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在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前提下，针对新闻舆论、网络和其他媒体、人们在社会公共场合的言行等等方面依法建立起宽严有度的管理制度、实行宽严相济的管理，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对人民群众予以正确的引导，使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保持健康向上的状态，使文化建设与国家经济、政治方面的建设保持基本一致，真正发挥思想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服务的功能。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实践说明，这样做，既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努力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又能使他们继续保持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健康向上的心态，这是中国模式的优势，也是中国模式获得极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最后，从人们的个人生活方面的言行自由进行比较分析。个人生活本来是很私人化的事情，特别是男女生活，更是一种私密的事。人类的进化史说明，一夫一妻制度代表了人类繁衍和进化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到目前为止，一个人的正常生命大约70-100年。从人的生理需要看，“吃喝玩乐”符合人的本能需求，很容易被诱导和激发。反之，让人们保持一种有克制、有节制的社会生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在思想和道德教育方面做艰苦和持续的努力。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自古以来的圣人、贤人、宗教人士和思想家、教育家们，都努力倡导有克制、有节制的生活，特别是在性生活方面要节制，并身体力行。由此形成一种文化、一种道德要求，性生活成为很庄重、很隐秘的事情。在人类的性生活方面，有一些科学研究和正确的引导是符合人们的个人生活需要的。但是绝不应该回归自然、像动物那样放肆！像今天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网络上的性生活宣传，个人认为有反理性之嫌。这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所不能接受的，它戕害了无数青少年。
四、新闻媒体坚持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能促进社会稳定
新闻媒体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的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文化制度建设的一贯方针。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媒体坚持以“报忧”优先的方针正好相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保持健康稳定发展，那么，它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文化制度必须相互匹配。否则，就是相互矛盾，甚至引起冲突而造成巨大损失。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很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然自觉地肩负起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领导人民振兴国家民族的历史重任，那么，它就必须运用一切有利条件来为完成这个历史重任服务。现代新闻媒体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共产党运用新闻媒体，宣传和解释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基本制度；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宣传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等等。通过这些正面宣传报道，加深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和加深对各项事业发展情况的了解；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激发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及时介绍世界各国在科学技术和其他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经验，借以扩大人民群众的眼界，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当然，讲问题的所谓“负面报道”也不少，但绝不是站在对立的立场来进行。在中国模式条件下和中国文化背景下，“负面报道”可以理解为“敲警钟”，意思是警示和告诫，目的是改进工作，即所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国的新闻媒体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服务，是一种强大的、主要发挥正面作用的力量。中国模式的文化制度的巨大优势在这方面看得很清楚。
在“三权分立”的美国，新闻媒体人自称为平衡国家权力的“第四条腿”。应该说，有了网络技术以后，这条腿更加粗壮了。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性质和它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来看，新闻媒体更多地站在中立的立场进行客观报道。但是，人民大众与有产者和主要代表有产者利益的政党、政府在根本利益上不一致，他们更多地站在批评有产者、政党和政府的立场上。新闻媒体要吸引人民大众的眼球，扩大发行量和影响力，进而获得较好的广告费，批评性的新闻报道自然更有市场。当然，新闻媒体也有与官方很好合作的时候。近年来，“颜色革命”在一些国家取得比较大的成功，新闻媒体的作用不可小视。而新闻媒体其所以能发挥这种作用，官方背景是显而易见的。以上分析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媒体主要是一种中立的力量，它在各种社会力量中起牵制平衡作用。当然，西方新闻媒体也做了一些让人发指的事情：2011年8月，英国发现了“窃听门”事件。人们终于发现，世界第二大传媒巨头——拜鲁珀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多年来与警察、政客勾结，非法窃听个人隐私，在欧美国家引起轩然大波。这也给那些鼓吹或盲目崇拜新闻自由的人敲响了警钟。
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制度，不可能像中国的文化制度那样，具有显著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
五、国家促进文化建设方面的对外开放和交流，能加速文化建设的发展
1.中国自古是开放的国家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进行多方位的文化交流的制度。历史地看，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文明发展中，强大的中华帝国一直奉行睦邻、友邻和富邻政策：西汉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唐代派高僧去印度学习佛教，以长安为中心，广纳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学者和留学生，传播中华文明；明代派特使郑和七下西洋，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流。1500年前，中国是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大国和强国，也是积极推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国家。明朝末年大约1500年前后，中国实行“海禁”政策，闭关锁国，一直到清朝末年，大约有400年之久。而这期间，正好是西方国家“地理大发现”、推行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的时期和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反差。1793年，英国国王派使者到中国求通商，乾隆皇帝御批曰：“天朝地大物博，物产丰盈，应有尽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皇帝以傲视群雄的心态，拒人于千里之外。
2.美国等国家对中国不开放
1840年中国与英国之间发生的鸦片战争，中国失败。此后的100余年，是中国饱受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之害的100余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睁眼看世界”，既向西方文明、特别是向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学习，又与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英勇斗争的100余年。特别值得中国人民庆幸的是，在这期间，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实行敌视政策，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封锁年轻的新中国。而所幸的是，中国得到了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与这些国家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历史地看，中国文化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文化制度，也是开放的制度。1978年以前不对欧美国家开放，是因为欧美国家不对中国开放！中国和前苏联关系破裂后，是苏联不对中国开放！
3.中国越来越开放
在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一些国家还阻碍中国加入WTO（阻碍中国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时间老人是检验真理的最好的裁判者。“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是非曲直，历史是最终裁决者。1978年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是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平等交流的积极推动者。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时所指出的：“中国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中国发展得越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越大。一个发展更加持续、社会更加和谐、制度更加完善、对外更加开放的中国，有利于增进13亿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必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胡锦涛主席强调：“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欢迎世界各国参与中国发展、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繁荣”。[6]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人民发表的讲话，既反映了当代世界发展的要求，也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合符规律发展的基本理念，还内含中国古代关于“大同社会”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华。
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静观世界发展的大格局和大趋势，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有机结合起来，让世界真正感受到一个伟大民族和伟大国家的重新崛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组织动员力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突出表现，是中国模式的巨大优势之一。
从目前发展态势看，随着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基本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上述三个方面的制度性优势会更加凸显。
注释：
[1]参阅戴维·S.兰德斯著，门洪华等译，《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引言”第4页。
[2]参阅实例：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成果。
[3]参阅《着眼长远发展 推动自主创新——科技重大专项带动我国经济实力整体跃升》，《人民日报》2011年3月18日第1版。
[4]中共中央党校教材，《马列著作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95页。
[5]《参考消息》2011年4月15日第14版。
[6]参阅2011年4月15日《人民日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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