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产业结构思想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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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泽华 白艳 刘文波

    姜泽华,女,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白艳,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文波,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充分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这是毛泽东产业结构思想的核心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却只注重优先发展重工业,没有全面运用毛泽东的产业结构思想,导致我国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毛泽东产业结构思想的全面运用,也是破解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毛泽东 产业结构 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发展一体化

    一 毛泽东产业结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贫困落后的中国尽快走向繁荣富强,毛泽东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在工业化理论体系中体现了毛泽东的精辟的产业结构思想。

    (1)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建设面临着国内国际严峻局势的考验。从国内来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留给新中国的是“一穷二白”的基础,连年的战争又使经济得不到正常发展。在国际上,20世纪5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国外敌对势力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在经济上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中国的革命历程,使毛泽东认识到,如果没有强大的重工业,经济就无法独立,国防就不可能巩固,国家就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也就更谈不上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立独立富强的国家。这种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促使毛泽东形成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331]而且将重工业在工业中占有显著优势,看成是中国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标志。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提出,为了把我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显著优势,使机器制造业和冶金工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

    (2)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由于“一五”计划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资金材料紧张,日用轻工商品和粮食短缺。为此,毛泽东指出,在坚持重工业是我国建设重点的同时,“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332]。注意抓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使重、轻、农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按比例发展。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途径。他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333]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再次谈到要处理好重轻农三者关系,并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高度来认识。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334]可见,尽管毛泽东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但非常重视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互为发展条件的关系。

    (3)充分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

    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335]首先,农业关系到中国所有人的吃饭问题。只有全国人民都有饭吃,中国才有稳定的基础。其次,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再次,农业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是为农业服务的。最后,农业是工业发展的资金积累的源泉,农产品出口换回的外汇,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毛泽东的产业结构思想,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奠定了物质基础。毛泽东的产业结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工业化理论,为建立新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毛泽东产业结构思想的实践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

    但是,毛泽东产业结构思想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运用得不全面,中国产业结构还是倾斜于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这又影响了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形成二元经济结构社会。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的实践

    受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环境和历新中国成立史条件的制约,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资本高度密集性的特点,使得这一发展战略与我国的劳动力丰裕、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特点相矛盾。为了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必须依靠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即由政府统一调配资源,以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并减轻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劳动力的转移而形成的城市化压力。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

    统购统销政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为重工业的发展降低了成本。所谓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就是采用农产品的国家定价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统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低工资和低原料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工业利润的条件,最后又通过工业上缴,集中起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

    为了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国家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集中投向城市,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农村却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我积累。这种城乡两种不同的公共产品配置制度,形成了农业和农村发展与工业和城市发展的相互隔离的局面。

    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户口登记制度彻底控制了人口自由迁徙,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农业势必释放出大量劳动力,户籍登记制度犹如城乡之间的壁垒,限制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移,造成了我国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同时也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户籍制度也把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国家相继推出了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如粮食供应、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住房等,这些制度中所规定的社会福利只有城镇居民才能享有,农民无法享受。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农民还要上交乡村统筹为五保户、烈军属提供补助救济。户籍制度将农民禁锢在了农村,形成了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

    二元经济结构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即在农业发展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超前进行了工业化,优先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

    在旧中国现代工业的建立发展过程中,农村经济的停滞和衰退,使中国经济初步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新中国成立后,倾斜于工业尤其是倾斜于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加固和深化了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

    “一五”计划时期,我国遵循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方针,在苏联援助下进行了156项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程建设,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凸显,工农业比例失调。“重重轻轻、农业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已形成。

    改革开放后,我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名列世界前茅,一些科学技术成果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农村经济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城市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原有的二元结构平台上进行的,农业、农村改革不仅没有得到并重,且有不断被忽视的现象,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呈现更加复杂的特征。从总体上是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经济结构,而每“一元”中又分为两层:从城市来看是现代工业与传统工业并存,从农村来看是传统农业与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的并存,而且不同层次之间关联程度差。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新阶段。作为WTO的新成员,政府要逐步赋予农民国民待遇。政府启动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取消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限制政策,解决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难问题,探索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统筹,加大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取消农业税,给农民种粮发放直接补贴,实施大型农机具和良种补贴,等等。通过逐步调整,城乡二元经济差距逐步缓解,但二元经济结构仍然没有根除。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11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13倍。

    二是城乡教育、医疗差距。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投入,城乡分配极不平衡。2012年《中国药品市场报告》蓝皮书指出,我国城市人口平均拥有的医疗资源是农村人口的2.5倍以上。

    三是城乡基础设施差距。近年来,虽然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不断转向农村,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大力支持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总体上资金投入相对较少,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依旧薄弱。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普遍存在年久失修、功能老化、更新改造缓慢等问题。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生活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普遍不足,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尤其缺乏。

    三 推动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是破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和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指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城乡之间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相互协作,优势互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互为市场,互相服务,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日益融合、持续趋优的动态发展过程。其实质是破除城乡分割和对立,加强城乡联系,推动城乡平等与融合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涵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必须同时并举,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的思想。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要以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新型城镇化有五个特点:一是把新型农村社区纳入城镇体系,统筹城乡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劳动就业、社会管理。二是产城互动,坚持以产业兴城镇、依城镇促产业。三是严格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注重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四是破除农民进城的体制性障碍,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五是以人为本,融合城市现代文明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要坚持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不断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这是推动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的必要基础。

    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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