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连顺

    周连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进行社会整合。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以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引领前进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急务所在。针对电影《武训传》的拍摄特别是评论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复杂的状况，毛泽东紧紧抓住电影《武训传》这只“麻雀”深入解剖，力图在文艺领域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有效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问题上，既有经验，也有深刻教训。

    【关键词】《武训传》毛泽东 社会思潮 马克思主义 话语权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的急剧变革迫切需要文化在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提供舆论支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面对整个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错综复杂的状况，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以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引领前进方向，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急务所在。当时全国范围广泛开展的戏曲改革，是建构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戏曲改革的背景下，电影《武训传》的出台，特别是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好评如潮”说明戏曲改革的目的根本没有达到。因此，毛泽东紧紧抓住电影《武训传》这只“麻雀”深入解剖，力图在文艺领域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但是，这一过程中，由于没有很好地处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有效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问题，既有宝贵经验，也有深刻教训。

    一 建构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戏曲改革

    戏曲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普遍的宣传效果对于在多元多样的意识形态领域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有着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了戏曲改革，并把它作为建构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中国戏曲的传统是悠久的，它历经漫长的发展历程，形成集多种艺术门类于一身的综合艺术。但是，旧中国的戏曲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在剧本的写作和演出活动中普遍存在丑化农民革命、宣扬色情迷信等错误思想倾向。电影作为一种新兴戏曲艺术，凭借高度发达的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拥有丰富表现手段、最有群众性、最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然而，在1949年前的中国电影市场，主要由英美等西方国家生产的影片所主宰。这类影片大都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美好及其价值观念的正当等内容，极力贬低工农大众反抗旧秩序的革命行为。显然，当时戏曲领域的状况根本不能适应新中国社会大环境变化的需要。为了在文艺领域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需要对戏曲进行全方位改革。

    1949年11月3日，由田汉任局长的戏曲改进局成立，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戏曲改革的文件，主要包括“改人、改制、改戏”三个部分。从1951年起，在文化部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的私营戏曲班、社，除梅兰芳剧团外都逐步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戏曲剧团，废除了原班、社中的封建隶属关系。在改制的同时，全国各地、各级文教机关还为艺人们举办了各种讲习会和进修班，以帮助艺人提高文化修养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在这次大的戏曲改革运动中，政府组织大批新戏曲工作者修改旧剧本，编写大量有时代气息的新戏。广大的戏曲艺人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在思想、政治觉悟以及文化和艺术修养等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戏曲班社中不合理的徒弟制、养女制等制度也被废除，整个戏剧界的面貌焕然一新。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建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周恩来题词“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均不可缺一”。5月5日，周恩来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指出：“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凡是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365]在建构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积极倡导对戏曲进行改革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武训传》这部历史故事片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就有其必然性了。

    二 围绕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

    电影《武训传》描写的是清朝末年贫苦农民武训用30多年时间“行乞兴学”的故事，实际上宣传了一个以妥协和阶级合作来推动社会“进步”。[366]导演孙瑜称赞武训“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367]。主演赵丹称赞武训“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意志是劳动英雄的意志”[368]。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导演、主演的思想意识都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有着严重冲突。但是，《武训传》在公开“上映之后，场场满座”， [369]赢得了“好评如潮”，《大众电影》还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十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370]在戏曲改革的背景下，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好评如潮”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注意。周恩来出面召集文化部、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人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周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丁玲等分别在不同的场合点名批评《武训传》。之后报刊上开始出现一些批评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针对电影《武训传》上映之初的“好评如潮”和其后许多人对于批评武训表示怀疑或异议的严峻社会现实，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成为文艺领域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发动更多人参与讨论武训和电影《武训传》，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要求“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371]。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推动下，一场历时近半年的关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全国大讨论得以展开。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当时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第一，武训究竟值不值得歌颂？第二，电影《武训传》的思想内容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第三，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赞扬说明了什么问题？在批判运动中，许多赞扬过武训和《武训传》的人都在报刊上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参加拍摄《武训传》及与拍摄有关的人都作了检讨。在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的压力下，许多学术思想方面的讨论发展成为政治性的大批判，实际上不同的思想观点已经很难发表。为了配合这场批判运动，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调查团。调查团于1951年6月到山东堂邑、临清等武训当年活动的地方进行了20余天的调查，根据调查掌握的情况和收集到的材料写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由于主观偏见特别是调查团主要成员之一江青（当时用李进的化名）在其中所起的不好影响，[372]《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结尾作了这样的结论：“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就出现了矫枉过正、苛求历史人物、曲解历史事实的状况。对此，戴知贤在他所著的《文坛三公案》一书中指出：“《调查记》调查的是武训，其结论却使《武训传》的创作人员和武训的歌颂者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373]

    三 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历史启示

    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为在文艺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但是，由于急于求成，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有效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问题，出现了一系列偏差。电影《武训传》批判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既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又要防止意识形态批判的泛化

    电影《武训传》由于涉及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等重大问题的艺术诠释，因此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学术和艺术认识问题。电影《武训传》的出台特别是公开上映之后的“好评如潮”，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文艺领域建构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的紧迫性和艰巨性。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复杂的状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从这点看，毛泽东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有其合理性，它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准备了一些条件。但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类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是一个远比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复杂和深刻的问题。在电影《武训传》批判的过程中，由于把文艺创作和评价方面的世界观、历史观倾向简单地等同于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特别是当时把革命年代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方法用来处理不同思想理论观点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泛化，不仅严重地伤害了一些同志和朋友，而且也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

    （二）既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又要处理好多样包容的关系

    毛泽东把武训的行乞兴学放在近代中国革命历史发展中来进行考察，发现“电影剧本对武训的宣传却有意或无意地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374]因此，他的批评“不但指向武训，更着重的是指向宣传武训的人们”[375]。毛泽东的看法是深刻的，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也是有帮助的。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急剧变革的特殊时期，由于社会格局和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人们思想意识的差异性、多样性、多变性是客观存在的，企望思想文化“纯而又纯”，既不可能，也不现实。遗憾的是，当时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评价方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多样包容的关系。当时简单地把思想上的不同认识、学术中的不同观点无限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又不恰当地采取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在当时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倾向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而且也破坏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所必需的宽松文化环境。

    （三）既要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又要尊重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通过批判电影《武训传》及其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步确立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可以确保文艺的发展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的重要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但是，文艺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文艺领域的不同观点和争论，是复杂的认识问题，党对这类纯属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应该放手让学术界、文艺界通过自由讨论解决。电影《武训传》公开上演之后，讨论逐步展开。但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急于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这样一方面难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另一方面还容易对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阶级属性做出错误的判断，严重伤害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批判电影《武训传》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文化教育界、学术界弥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这些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明显是不利的。需要指出的是，电影《武训传》批判虽然有偏差，但是当时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上还是比较慎重的，对导演孙瑜并没有作任何政治处分和组织处理，更没有停止他的工作，这跟以后批判运动中的极端做法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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