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果的成长

    和氏之璧，出于璞石；隋氏之珠，产于蜃蛤。

    ——汉·王符《潜夫论·论荣》

    我感恩于我的生活和我走过的路。生活给我最大的恩赐就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

    ——于果

    十四、“丑小鸭”

    1962年7月17日，在江西景德镇市一家医院里，一个叫沈惠芬的孕妇，生下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送饭的丈夫闻知，高兴地搓着手道：“哈哈，我喻官荣有儿子啦！”并为儿子取名为喻永民。

    沈惠芬看着乐不可支的丈夫，心里涌上一阵欣慰：也许，他做了父亲以后，能对孩子家庭尽点责任，那么，她的这番苦也算没白吃了。

    沈惠芬是江苏无锡人，高中毕业后，来江西支援经济建设。经人介绍，嫁到景德镇，这是个闻名中外的瓷都，丈夫在长途汽车站任站长，她来以后，任汽车站的售票员。

    这个江南水乡长大的女子，聪明灵秀，性格也温柔细腻。因第一次离开家乡，在陌生的异地他乡里，丈夫就是她的唯一亲人了。所以，她总渴望丈夫下班后，能在家里多陪陪她。可是，嗜酒如命的丈夫，下了班后，他就邀上几个朋友到酒店去，直到深更半夜，才醉醺醺地晃回家来。

    为此，常常不到月底，他的工资就入不敷出。沈惠芬难以忍受他这种恶习，便劝告他：“你不要喝酒啦，既浪费钱又浪费精力，有什么意思？不如多抽点时间学点文化，毕竟是一站之长了，仅有初中的文化是不够的。”

    父亲听了，暴跳如雷：“你别仗着自己是高中生，竟教训起我来了？男人不喝酒，还像个男人吗？”

    母亲见此，只有忍气吞声。好在永民不仅长得漂亮活泼，而且忒可爱听话，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睁开他那乌溜溜的大眼睛，四处好奇地张望着，从不哭哭闹闹。母亲疼他爱他，把他当成自己唯一的精神寄托。

    然而，不幸的乌云降临到小永民头上，一岁半时，他感冒发烧了，起先，父母也没当回事，本来么，穷人家的孩子命贱，有个头疼脑热的，也不当回事，吃点阿斯匹林，给点板兰根喝喝，把热退了就行。

    没想，小永民吃了药也不管用，仍高烧不退、啼哭不已。没法，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只好咬咬牙，将他背去市医院，几个项目检查下来，宛如晴天霹雳，砸在这个普通母亲的头上，医生冷静地告诉她：“你儿子得了脊髓灰质炎，又叫小儿麻痹症。”

    一番抢救后，小永民的左腿还是落下了残疾。

    因此，还在襁褓的他，就遭到了父亲的厌恶嫌弃：“混小子，这一辈子我可要被你坑死了！”

    妈妈则搂着他，哭得伤心欲绝：“我前世遭了什么孽啊？嫁个老公是酒鬼，生个儿子，又成了拐子……”

    从此，父亲不仅爱抽烟喝酒，而且脾气也变得更暴躁了。每每他酗酒回家发酒疯时，就把小永民当发泄的靶子，对他是又打又骂。母亲为了保护他，常常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前，跟父亲扭打成一团。

    “畜生！虎毒还不食子呢？他这么弱小，你还下得狠手去打他，你还是不是人啊？”母亲嘶哑着嗓子骂父亲道。

    可醉酒的父亲，则完全失去了理智，恶狠狠地咆哮道：“我不是人？你他妈的更不是玩意，生这么个废物来，以后怎么办？难道要让我养活他一辈子吗？……”

    看着父母打架吵骂，小永民吓得在一旁哇哇地大哭了起来。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惹父亲这么大的脾气？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妈妈搂着他，哄道：“阿平不哭，妈妈喜欢你，你是妈妈最心爱的宝宝……”

    在母亲的抚爱中，小永民停止了哭声。此后，他越来越畏惧父亲，也越来越眷恋母亲。

    后来，随着两个妹妹的出世，家庭生活也越来越困窘拮据，可对妻儿、家庭毫无责任感的父亲，不但不把工资拿回来，照常在外面酗酒，回来就拿永民和母亲撒气。

    看着母亲日益消瘦憔悴的脸，已渐渐长大懂事的他，心疼极了，边为母亲抹泪，边发誓：“妈妈，等我长大后，我一定不抽烟喝酒，也不打骂老婆孩子，我要做天下最好的爸爸。”

    妈妈听了他的话，心都碎了，哭着把他搂得更紧地道：“永民，你是个最聪明最好的孩子，可恨老天不长眼，把你弄成这样，将来你长大了，可怎么办啊？”

    不谙世事的他，不知生活的残酷，竭力安慰妈妈说：“不怕，妈妈，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挣很多很多的钱给你用，让你天天吃鱼吃肉。”

    妈妈苦笑道：“妈妈不想吃鱼吃肉，只要你能自食其力，妈妈就心满意足了。”

    小永民渐渐长大了，可生活给他的痛苦磨难也日益增多。小伙伴们经常欺负他腿瘸，打了他就跑；他去追赶时，这帮小捣蛋就远远地唱骂他：“拐子拐，喝牛奶；跟牛睡，做牛的崽……”

    他的性格变得自卑而内向，常常把自己关在家里看连环画，很少出门去找小伙伴玩，要么是在家帮妈妈带妹妹做家务事，小小年纪的他，成了妈妈的得力帮手。妈妈也格外心疼这个内向懂事的儿子，没事时，就讲童话故事给他听，以解除他没伴玩的寂寞。

    永民最爱听的，就是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了，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太像那只丑小鸭了，不被同伴喜欢，甚至经常被欺负。后来，那只丑小鸭变得了美丽的大天鹅，我呢，将来会不会也像那只丑小鸭一样，变成一只美丽的大天鹅呢？小永民常常坐在自家的门槛上，小手托着两腮，望着蓝蓝的天空遐想着。

    十五、5岁的“小老师”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根正苗红的父亲，积极响应领袖的号召，带头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并当了造反派的头头。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造反派里两派对立的组织由针锋相对到誓不两立，并因此燃起了武斗的战火。这天，他爸爸被另一派的人当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

    他母亲弄好饭，久久不见丈夫回来，就叫永民到办公楼去叫爸爸回来吃饭。小永民跨进大院，只见爸爸双手被缚地吊在一棵大树下，因吊得太高，他的双脚只能踮起脚尖。因痛苦，他脸上的五官紧皱成一团了。

    小永民吓坏了，哭着喊道：“爸爸，你怎么啦？”

    爸爸闻声睁开眼一看：是儿子哭兮兮地朝他走来，心里一悸，一改往日的面容，轻声道：“阿平，你去捡两块砖来，给爸爸垫垫脚。”

    阿平点点头，一拐一拐地走出去，一会，他小手吃力地抓着两块红砖进来，垫在爸爸的脚下。由于两脚能落地，爸爸的痛苦陡地消失了不少。

    他感激地望着小不点的儿子，柔声细语道：“阿平，你回去对妈妈说，城里很乱，让她带你和妹妹去临川乡下。”

    为保护永民和妹妹的安全，妈妈听从了爸爸的建议，离开了景德镇和身陷牢笼的爸爸，独自带着兄妹三人来到爸爸的老家。骤降的风暴，使这个平素争吵不断的家庭，在离别的关头，频生了几许凄恻。从小经风受雨，内忧外患，注定要在一块敏感而柔弱的心田里种下点什么，并日渐蕴籍而萌发、吹吸而成长，终至成熟为一棵抗风御雨、亭亭如盖的大树。

    老家没人没房，宛如断线的风筝、离水的浮萍，一家四口只好住在一间破庙的侧房里，靠左邻右舍送一些破旧的家具，简单地把家安置了下来。

    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又辞职下放，家里没一点经济来源。加之母亲又是城里人，从没做过农活，自然，在村里，她拿的工分最低，分的粮食也最少。家里常常没米下锅，妈妈就在田头地角扯些荠菜、马齿苋之类的野菜，剁成菜末，和糠面揉在一起，做成糠菜粑粑。这糠粑粑难闻难吃，吃下去又难屙出来。

    每次开饭，母亲端出这绿糊糊的粑粑时，妹妹总是摇着小手说：“不，妈妈，我不要吃这个糠菜粑粑，吃了屙屎屁股痛，我要吃饭，我要吃米饭嘛……”

    妈妈听了，心都碎了，她流着眼泪道：“乖，听妈妈的话，先吃一点菜粑粑，等队里分了米，妈妈给你们做饭吃。”

    一旁，小永民懂事地拿起一个菜粑粑，大口地嚼咬道：“好吃，妈妈做的菜粑粑真好吃。你们再不吃，我就吃完罗！”

    见此，妹妹们也不再哭闹了，抓起桌上的菜粑粑，也吃了起来。妈妈呢，则抚摩着小永民的头，眼泪流的更凶了。

    附近没学校，村里几十个孩子都没上学。要么帮大人放牛、扯猪草，要么打弹弓、抽陀螺，或四处撒野打架。母亲见此自告奋勇地对队长说，她来办一个学校。社员们非常支持，大家动手，拼凑了一些桌椅板凳，一座简陋的乡村小学就诞生在破庙里。妈妈既当校长，又当老师，而且是唯一的老师。

    5岁的小永民也成了妈妈学校的第一个学生。他忒聪明，妈妈教的加减乘除，看图识字，他一听就懂，作业做得又快又对又工整。

    妈妈忙不赢了，妈妈嗓子哑了，永民就成了替补老师。

    他矮矮的个子，大大的眼睛，还有第一次讲课时怯怯的神情，都惹得同学们嘻嘻发笑。但小永民不气馁，还是常常代妈妈上台讲课，渐渐效果越来越好，那些比他大几岁，个子也高出他一半的同学，都很佩服他，不仅虚心听他上课，遇到问题，也喜欢找他解答。

    其中有个叫毛仔的学生，比永民大三岁，他父亲是大队的会计，家里经济状况比较好。可他偏偏不会读书，老师布置的作业，经常做不来，他只好去请教永民。

    永民总是很耐心地辅导他。为此，他很感激永民。于是，家里吃饭，他就盛上一大碗白米饭跑出来，偷偷叫道：“阿平，你来一下。”

    “什么事？”小永民走出来，跟他到一草垛问。

    毛仔将白米饭递过去道：“给，你把他吃了吧！”

    小永民忙推辞道：“不，我怎么好吃你家的饭呢？”

    毛仔：“没事的，我知道你在家吃糠粑粑，没饭吃。你吃吧，吃完了不够，我再去盛。”

    望着那喷香的白米饭，小永民忍不住直咽口水。

    多少天，他没吃过一顿白米饭，在睡梦里他还做着遇见一位神仙老人，送给自己一口大锅，里面煮着白花花的大米饭，他和妈妈妹妹敞开肚皮吃，怎么吃也吃不够，怎么吃也吃不光。

    梦醒了，他的枕头边淌着一片湿漉漉的口水印，神仙老人不见了，米饭锅没有了，他家的铁锅里，却烙的还是糠菜粑粑。

    那时，他觉得世上最幸福的，就是能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

    现在，这幸福的白米饭就在自己的面前，他却不敢吃，他担心自己吃了，毛仔怎么办？他可要饿肚皮啊。

    毛仔听了他的担心，大笑道：“怎么会呢？我家饭多的是，有一大蒸桶呢，我妈就喜欢我多吃饭，她说了，多吃饭，就能身体好。”

    听了这话，小永民才接过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会，一碗饭就风卷残云地落进他的小肚里。毛仔又忙着回家盛一碗来，直吃的小永民肚皮溜圆，他才打着饱嗝回家。

    母亲见他，忙从碗橱里端来糠菜粑粑道：“看你，吃饭时还往外跑。吃吧，我和你妹妹都吃过了。”

    小永民欲想不吃，可又怕妈妈发现了自己的秘密，他知道妈妈的个性很要强的，如果知道自己贪吃别人家的饭，会很伤心很生气的。

    于是，他就拿了一小块糠菜粑粑，放在嘴里慢慢地嚼。

    好在母亲事多，也忙得无暇顾及他的饭量和食欲问题。

    只是久而久之，她觉得小永民的饭量变得越来越小了。

    那天，她和毛仔的母亲聊天时，忧心重重地说：“这个阿平，也不知怎么搞的，人越大，饭量反而越来越小了？”

    毛仔的母亲则喜滋滋地道：“我家毛仔的饭量可是越来越大了，一顿要吃几大碗饭呢！看他，长得多结实啊！男孩，就是要多吃，才长得结实！”

    妈妈以为是糠菜粑粑难吃，影响了小永民的食欲，对此，她也无能为力。嗨，只要孩子没病没痛，就是福气了。

    永民一家人，在农村的这段日子里，虽然物质生活极其匮乏贫困，可在精神上，他们却感到快乐无比。过去，妈妈和爸爸生活在一起，整天除了怄气就是吵架，现在各人忙各人的，总有做不完的事情。

    母亲在村里当老师，虽然是个拿工分的“民办”老师，经济状况在全村也是最差的，但大家都非常尊重她，学生们也很爱戴她，她在他们尊敬的目光里，她享受到人格被尊重的价值，在酗酒粗鲁的丈夫那里，这些是根本得不到的。

    小永民呢，也在乡村孩子憨厚朴实的友情中，摆脱了过去被歧视的阴影。他学习成绩好，又肯帮助辅导别人，同学们都很崇拜喜欢他，并跟他玩在一起，放了学，他们会一起去河边沟里，捕鱼抓虾摸螺蛳。

    每每小永民从河沟回来，晒得像个小水猴一样拎着一小篓的“战利品”回家时，母亲总是担心地说：“阿平，明天别去了，当心被水淹着了。”

    小永民总是懂事地安慰妈妈道：“不要紧，我们都学会了游泳，淹不着我们的。”

    说着，倒出篓子里的小鱼、小虾和螺蛳道：“妈，你拿去煮了给妹妹吃吧。”

    妹妹见了，雀跃欢腾道：“啊，过年啦！我们有虾子吃了！我们还有鱼吃……”

    妈妈见此，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来：“行，今天我们也改善一下伙食，打打牙祭。”

    说着，妈妈卷起袖子来，把篓子里的螺蛳倒在盆里用清水养着，鱼虾洗净，放在锅里红烧。

    妹妹呢，也不出去玩了，一个个趴在灶台边，眼睛滴溜溜地盯着锅里煮的发红的虾子。

    直到母亲把烧好的鱼虾铲出来，妹妹们便迫不及待地拿筷子夹着吃了起来。

    妈妈也夹起一条小鱼，放在小永民的碗里道：“阿平，你要多吃一点，才长得高啊。”

    永民舍不得吃，又夹给妈妈道：“不，妈妈，你最劳累，你要多吃一点，身体才会好呢！”

    望着体贴懂事的儿子，妈妈的眼睛湿润了：“阿平，你在长身体，更需要营养啊，你吃吧。”

    说着，妈妈又把那条鱼夹回他的碗里。不由分说，要他把鱼吃掉。

    他这才慢慢嚼咬了起来，他吃得是那么的香，那么的有味道。

    尽管以后他成为了亿万富翁，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吃过国宴和各种山珍海味，但他觉得任是什么滋味也比不上童年这条鱼的鲜美。

    此后，他还跟小伙伴们去钓青蛙、抓泥鳅黄鳝，当这些“战利品”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它不仅改善了家里的伙食，也使自己和妹妹的身体，得到一定的营养补充，度过了在农村最穷困的日子。

    而小永民呢，也在农村的河沟、田野、草垛和破庙里，和小伙伴们，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因为，河沟是属于孩子的，田野是属于孩子的，草垛是属于孩子的，破庙也是属于孩子的。这时的他们当然不可能有明丽而高远的理想，他们也不清楚村口那高音喇叭里整日的喧嚣，对国家的现实和他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山里的笋、地上的蕨，沟边的马齿苋，只要有一点点水，一点点阳光，就能够蓬蓬勃勃地长起来。那不管甘苦、不问忧愁的童年啊！

    十六、卖甘蔗的小男孩

    由于永民的父亲坐牢，工资全部停发，母亲又辞了职，工资来源也断掉了，家里原先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因搬家添置东西，花了一干二净。

    母亲当老师，拿的是工分，只能到队里兑换成大米，而兑换不了现金。没钱扯布，永民一家人，都是穿别人不要的破旧衣服。没钱买肉，永民就在外面摸虾钓鱼，来改善家人的生活。没钱买菜，母亲就起早摸黑地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上一些瓜果蔬菜，虽然还不够一家人吃的，但好歹还能混个半饱。

    后来，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了，母亲没法，就到自家的甘蔗地里，砍了一捆甘蔗，背回家，对正在洗菜的永民道：“阿平，你把这捆甘蔗，背到镇上去卖吧。”

    永民抬起头道：“妈，这不能卖的，不然，抓住了，他们要割我的尾巴的。”

    队上有的社员，因家里太穷，又急需钱，就偷偷地把家里的鸡蛋和菜拿到镇上去卖。一旦被工作队和公社的干部抓住了，不仅没收其东西，还要批判游街，这就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小永民已看过好几个人被“割过尾巴”，所以，见母亲要他去卖甘蔗，他便心有余悸地道。

    母亲闻此，苦涩地安慰道：“不怕，你是小孩，他们不会抓你的。”

    说着，她用粗糙的手掌，摸了摸了永民的头发道：“卖完甘蔗后，你就买一斤盐，两盒火柴回来。有剩的钱，要小心装好，千万莫弄丢了啊。”

    永民点了点头，就背上那捆比他还高的甘蔗，趔趔跄跄地向镇上蹒跚而去。

    永民家离小镇有六里多路，道路坑洼难走，加之他腿瘸，平常空手去镇上，他都要费很大的劲。今天，背着这长长的一捆甘蔗，他更是高一脚低一脚地在这坑洼路上艰难地走着。

    大颗的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滚落下来，流进他的眼里，流进他的嘴巴，他舔了舔那嘴边咸咸的汗水，边用袖子擦额头、脸上的汗，边急急地去赶路。

    走着走着，他只觉得肩上的甘蔗越来越沉重，每走一步，他的腿都发软，就会感到肩上的甘蔗，就像一捆沉重的钢柱，随时要把他压趴下。

    他放下甘蔗，趴在上面，累得一点也不想走，可他不能，因为母亲还在家里等着他的盐炒菜呢。

    于是，他咬咬牙，又背起甘蔗，朝前走去。

    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他到了镇上，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般，浑身汗湿得没半根干纱。

    此时，因农民怕“割资本主义尾巴”，来此赶集的不多，马路边大多是来去匆匆赶路的人。

    永民放下甘蔗，等着人们来购买。因为是第一次做生意，他特别的羞怯慌张，既不敢大声吆喝，也害怕招来公社的干部，“割他的尾巴”。

    他坐在几块砖头垒起的“凳子”上，像做贼似地，深深勾下自己的头，守着地上一堆甘蔗，盘算开了：一根卖5分的话，十根卖5角，这50根甘蔗，就能卖两块五角钱。除了买盐外，还能剩2块钱回家，给妈妈买米买油，那我们不仅有白米饭吃了，还有油吃，不用再吃红锅菜了。

    想着，他的肚子不由地“咕咕”叫起来。从早上7点离开家，到现在，已是正午了，早上的吃的那点红薯稀饭，早消化没了。可身上分文也没有，他只有看着那饭店，直咽口水。

    就在他饿得昏昏沉沉时，几个人向他走来了，他们刚买走他的甘蔗，又来了一群人，也争着抢买他的甘蔗，一会，甘蔗全卖光了，他摸着被钱撑得鼓鼓的口袋，来到了饭店里，买了两个又白又香的大肉饱，正欲张口咬时，突然往前一栽，他痛醒来一看：他的额头重重磕在那捆甘蔗上，原来，这是个梦，他的那捆甘蔗，一根也没卖掉。

    他又饿又困地守着那堆甘蔗，一直守到天黑，也没一个人前来问津。没法，他只好重新背起这捆甘蔗，回家去。

    又累又饿的他，不知用了多长的时间，才算把这捆50多斤重的甘蔗，挪回到家。

    看着母亲焦急探询的目光，他又伤心又难过，“哇”地哭了起来：“谁也不要我的甘蔗，呜呜……一天一根也没卖掉，以后，我再也不去了……”

    妈妈见此，深深地叹了口气道：“阿平，都是妈妈无能啊，不然的话，我怎么忍心让你去吃这种苦呢？”

    这是小永民第一次经商做生意，由此，还不满十岁的他，深深体会到人生道路的艰难。

    十七、第一个“偶像”

    永民读到小学5年级，妈妈自感水平不够，教不了儿子了，便把他转到十里外的公社学校去读书。

    那里有个叫章树堂的老师，也和永民一样，因小儿麻痹症而落下残疾，但他从不自暴自弃，而是刻苦努力自学，以他出众的才华成为当地很有名望的小学老师。

    因腿残疾，他到了25岁也没说上媳妇。但他的课上的特别生动，深受学生的欢迎。

    其中，他的一个女学生偷偷爱上了他。她不计较章树堂是残疾人，是民办教师，顶住社会舆论和家庭的压力，毅然嫁给了他。两人志同道合、琴瑟谐和，是一对非常幸福和美的夫妻。

    小永民不仅敬佩章老师的学识才华，更敬重他身处逆境，顽强拼搏的精神。下意识中，他处处以章树堂为榜样，章老师呢，也很喜欢这个聪明机灵的学生，空暇时间，章树堂常对永民说：“永民，好好读书吧，只要学到了本领，将来你会有作为的。”

    永民点头道：“是的，章老师，我将来要向你一样，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

    章树堂抚摸着他的小脑袋道：“不，永民，你是城里的芽崽，以后迟早要回去的，相信你会比我更有出息的。但你要记住，人的成功，是靠才能和机遇，有了才能，才能寻找把握住机遇，否则，你有机遇无才能，也是成功不了的。这一辈子，我成功过，我也失败过，但我从未放弃过对事业的追求。尽管，我现在只是个乡村的老师，但我也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做一个令学生满意的老师。”

    小永民点点头道：“章老师，我懂了，做一行，就要爱一行，对吗？”

    章树堂望着这个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学生，他欣慰地笑了。

    尔后，又面色凝重地告戒他道：“永民，我们是残疾人，人生的磨难坎坷要比常人多，而我们要获得成功，所付出的努力，也要比常人多得多。但遇到什么挫折，你都要记住：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回到宿舍，小永民躺在床上，回味章树堂老师的话，他想了很多很多，人生、理想、未来……”

    兴之所至，他起身坐到书桌上，在日记本上抄写道：

    人生最大的成就是谦虚

    人生最大的错误是自弃

    人生最大的愚昧是自私

    人生最大的快乐是助人……

    可惜的是，永民只读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章树堂老师。但章老师对自己的教育和帮助，让他至今难忘。

    1973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爸爸，终于平反了，母亲也落实了政策，和父亲一起调到弋阳长途汽车站工作。于是，永民一家人，又重新返回城里生活。

    第一个月领工资时，妈妈上街买了几米黄“的确良”，给永民做了一套又长又大的衣裤。

    这也是永民记忆中第一套新衣服，过去，他的衣服都是别人送的破旧衣服，穿在身上，连颜色都分辨不清。有的则是补丁摞着补丁，看上去，就像个小乞丐一样。

    原先在农村里，这些破旧衣服还能将就一下，可现在到了城里，哪个学生不是穿的漂漂亮亮的？

    永民也到了爱美的年龄，他也渴望能像其他的同学一样，每天能穿得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地去学校。

    所以，他极其珍爱这套新衣服，几乎每天都穿在身上。脏了，便晚上洗；第二天干了，又穿在身上了。

    母亲见此，心里酸酸地只发疼：她也是个爱美要强的女人，她哪里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穿得光光鲜鲜、漂漂亮亮地走出去。可这一切，都得要钱啊？

    她和丈夫算得劫后重逢，原以为，他吃了皮肉之苦，能接受一点教训，把那酗酒、粗暴的脾气改一改。

    可没想到，人之本性难移，他还是嗜酒如命、脾气暴躁，对他们母子动辄呵斥，举手不是摔物就是打人，没一点疼惜怜爱之心，更别说起码的人格尊重和平等。

    如果说，母亲以前对他粗暴的行为能忍气吞声的话，是因为认命。但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后，在乡亲们和学生的尊重中，她体会到人格尊严的可贵，自然，她不想她的后半生就这样屈辱地度过。

    于是，75年，在永民上初二时，母亲提出了离婚，在法院判决的时候，父亲琢磨永民残疾，以后会是个包袱，而两个妹妹长大了，迟早要嫁人，不用他管。

    于是，他提出两个妹妹归他抚养。母亲二话没说，就接受了法院的判决，独立抚养永民。

    当永民和妈妈回到他们那个简陋不堪、现已冷清残缺的小家时，她流着泪道：“阿平，妈妈是万不得已才走这一步的，不然，咱娘俩总有一天会死在他的拳头下。”

    他也哭着对妈妈道：“妈妈，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否则，你哪舍得两个妹妹的离开啊？……”

    妈妈听了他的话，哭得更是心碎欲裂：“好孩子，真难为你懂得妈妈的一片心啊，只是苦了你两个妹妹……阿平，你要好好读书，多学点本领，以后哪怕是考个中专，能当个小学老师，妈妈的苦也就算没白吃了……”

    经受了婚姻破裂的经历后，饱受情感折磨的母亲，身体很是虚弱，为了让妈妈尽早摆脱婚姻离异的痛苦和阴影，远在江苏无锡的舅舅，把妈妈接回家了，他留下一些生活费给永民，让他住在学校里。

    也从这天起，永民长大懂事了，也懂得生活的残酷，更懂得自己和其他孩子的路是不一样的，因为残疾，他从来没得到父爱，现在母亲也要离他而去，今后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了。

    离别前，望着泪流满面的妈妈，永民强忍着心里难舍的悲痛，一再安慰妈妈说：“你放心，我一定听你的话，好好读书，多学本领……”

    妈妈失声痛哭道：“阿平，等妈妈身体好一点，有个落脚点，就一定来接你……”

    火车，在他们母子依依的泪别中，徐徐开动了，站台上，一个瘦弱孤单的身影，被昏黄的路灯拉的细长细长……

    十八、“小画家”

    母亲走后，永民就搬到弋阳中学的学生宿舍去寄宿。

    学校有一位数学老师，叫许鸿厥，说起来他还是美术大师徐悲鸿的弟子，因为所谓历史问题，下放到弋阳当老师。

    许老师很有才华，美术、数学课都能上。他在黑板上随便画一个圆，就像是圆规画出来的一样；信手弹出一支粉笔头，就是一个优美的抛物线。他上课也很风趣，同学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

    永民呢，更是崇敬羡慕他的才华。放了学，他就到许老师屋里，看他画画。

    许老师挥毫泼墨，在一张白纸上，寥寥勾上几笔，一匹昂首嘶鸣的骏马，便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

    永民不由惊叹地喊道：“许老师，你简直是神笔马良啊，画得就像真的一样。”

    许鸿厥看着这个聪明伶俐、腿有残疾的学生，顿生怜悯之心，问：“永民，你喜欢画画吗？”

    永民使命地点头道：“喜欢，太喜欢了！”

    “行，那你就跟我学吧。喏，你上街，把毛笔纸墨先买回来吧。”许鸿厥说着，告诉他买什么样的纸笔。

    永民窘迫地看了老师一眼，呢喃道：“可是……我……我……算了，我还是不学画画了……”说完，他眼里已储满了泪水。

    “永民，你怎么了？有什么困难，就对我说吧。”

    “我……我没钱买这些东西……”永民难以启齿地告诉许老师，舅舅每月寄给他的钱，仅够他吃饭。而他妈妈因辞职回老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没收入，他实在是不好开口再向妈妈要钱了。

    许老师闻此，摸摸他的头道：“不要紧，你就拿我的用好了。”

    “可是，许老师，这……这不太好吧……”永民惶然了，拜师不交学费不说，还要老师破费，给他贴纸墨钱，太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许老师一眼明了永民的心思，他调侃道：“这样吧，你把习作都留在我这里抵帐，等哪天你成了大画家了，我可要发大财了！到时，你可别后悔哟。”

    一席话逗得愁容满面的永民乐了，一时，他除了满心的感激外，竟想不出用什么语言来感谢这位待他如兄如父的老师。

    打这以后，他的课余时间，几乎都跟着许鸿厥，外出写生，练习素描，一切从最基本的东西学起。

    永民学得是那么得专心致志、那么入迷刻苦。许鸿厥呢，越来越喜欢这个聪明机灵的学生，把自己从徐悲鸿那儿学到的东西，毫无保留地教授给永民了。

    很快，永民就掌握了绘画的技巧和基本功。一次，班上要出一期学雷锋的专栏，需要画一幅雷锋的头像。永民大胆请战，因班上没其他学生会画，老师便答应让永民来画。

    永民是第一次临摹人物肖像画，他心里即惊喜又紧张。惊喜的是，他得到了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紧张的是，这是一次政治任务，要是画不好，可会惹来麻烦的。

    为了临摹得不走样，永民把画报上的雷锋像画上一条条的格子，然后细细照着上面的样子临摹，待画作出来后，老师和同学们都惊呆了：那幅雷锋像，画得几乎和画报上的雷锋一样，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许鸿厥老师看了，也满意地说：“永民，你已经画得不错了。”

    尔后，学校和其他单位要画毛主席和华国锋像，都去叫永民，初生牛犊不怕虎，拿起笔就画，其中几幅画得神情毕肖，还被放进橱窗里展览呢。一时，永民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小画家。

    十九、继父

    一个女作家在她的小说里，曾这样“概括”十年“文革”：“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可真是干脆利落，欲说还休，一切尽在不言中。

    “文革”既然对20世纪下半页的中国是一场浩劫式的大灾难，它就不可能不巨细无遗地殃及到每一个家庭。如果说，永民在偷吃邻居家孩子送来的米饭时，尚不懂得思索是什么原因使得农民的经济这般困窘；那么在求学教育之途中也屡见挫折，多少令他纳罕：为什么好学校那么少？为什么好老师那么少？更为什么好学生不像“文革”前那样可以从从容容、大大方方上大学呢？

    他当然没有料到，成长的道路对于他而言，比别人更难。

    当“文革”的硝烟散尽，大学的门扉敞开如昔，“哥德巴赫猜想”般的科学殿堂诱发学子人头如涌，长虹贯日般的教育前景激励万千家长豪情若潮，永民不可能置身度外。他虽然未必“头悬梁、锥刺骨”加班加点地复习赶考，但凭着日常的用心积累加临战前的奋力一搏，1978年，他终于以高出录取分数线40余分的佳绩高悬成绩榜中！

    或许因为看到太多村民缺医少药的艰窘，或许因病致残的自卑萌生出悬壶济世的决心，他的第一志愿是江西医学院。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永民欲用自己将来大学所学的一技之长，为普天下的病患之家送去温暖，驱除阴霾！

    但他的美好愿望很快被榜上无名的现实之锤击得粉碎，大学的扇扇大门，无情地对一个有志有才却跛足的青年关上了。

    望着其他同学高高兴兴地去上大学时，他难过地流下了眼泪。要知道，上大学，一直是他的梦寐以求。

    当他情绪异常伤心沮丧时，改嫁后的母亲，把他接到她南昌的新家，继父李孝春是江西赣剧团的老艺人。

    继父见永民绘画不错，建议他去考赣剧院的美工。考试完后，赣剧院的领导很欣赏永民的才华，便向省文化局递交录用报告。

    谁知，省文化局在审批时，得知永民的左腿残疾，迟迟落不下笔，不同意招他为美工，让剧团另选他人。求才若渴的剧团领导，一次次地跑到文化局，向主管的领导说，喻永民的绘画才能出众，腿虽然有些残疾，但干活和正常人一样，一点也不影响工作。

    最后，文化局的几个头儿便亲自到剧团来目测他，他们看完他的绘画后，又看他走路跑步，直到看他登高爬脚手架和旁人没什么两样，这才批准他为赣剧院的美工。这年，他刚满17岁。

    二十、上海师傅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代汤显祖的《四梦》，是戏剧文学的一个高峰，江西省赣剧院根据《四梦》改编的赣剧《牡丹亭》，拍过电影，享誉海内外，周总理曾亲临观摩，并接见过潘凤霞等主要演职人员。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才子佳人的旧戏自然也难逃江青的魔爪，遭到被批判、被禁演的命运。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舞台上，百花齐放，莺歌燕舞。江西省赣剧院也决定将这几部好戏重新搬上舞台。可麻烦的是，这些戏的所有服装道具，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小将当“封资修”的东西，给烧毁了。

    一般服装道具还好办，或采买或仿制，可那荧光烁烁的头盔，因制作工艺精细复杂，江西还没一个人会做，剧团只好花几千元月薪聘请上海的一个老师傅来做。

    他自恃艺高，无人能取代他，不仅架子大，脾气还忒丑，顿顿需要好酒好菜侍侯他。

    剧团领导便派永民和另一个美工小杨做他的徒弟，希望他们把老师傅的技术学到手，以此取代他。

    老师傅便也留了个心眼，每次做到技术关键部位，他就找个茬儿把他们支出去，然后，锁上门，自己一个人在屋里捣鼓，任一拨徒子徒孙在屋外抓耳桡腮干着急。平素徒弟们谦虚谨慎到了十分，端茶倒水，洒扫庭院，一口一个师傅叫得倒了蜜罐。可师傅就是一尊泥塑的金刚，满面含威，惜言如金。也难怪，家传祖授的吃饭技艺，岂是可以轻易示人的？技艺场中，青出于蓝胜于蓝，徒弟摇身一变成师傅，把“摇钱树”挪走了的事情，师傅可是见多了！

    小杨气馁地说：“这样下去，我们什么也学不到啊。”

    是啊，怎么办呢？

    永民面对这种情况，也急的没办法，望望窗户，被他用窗帘遮的严严实实，想从窗外偷看，是根本不可能。

    学手艺跟读书一样，要跟上老师的进度，不能不懂装懂。师傅保守不教，自己一定要想办法突破重点和难点。

    于是，晚上在家里，他便细细地边揣摩边制作，关键部位没看清的，一次次做实验，加以改进，直到复制成功。

    因老师傅制作的头盔采用传统工艺，虽然结实耐用，但很笨重，演员们戴在头上，觉得又重又累。

    永民便改进制作工艺，造型上，他也利用自己的美术知识和舞台效果，进行大胆的设计和改造。头盔做好后，喷上漆，银光闪闪的，既轻便美观，又结实牢固。剧团演员戴上后，嘿，不偏不歪，满脑瓜子轻松。

    只有上海老师傅的脸，拉得又黑又长。平日的骄横霸气没了，取代的是嫉恨和惶然。

    他不解的是，这个才十几岁、身有残疾的毛头小子，凭什么才三个月就把他几十年的手艺学了去，而且，制作得比他的还好？这样的话，他这份高薪的饭碗，还端得久吗？

    果然，半年后，上海老师傅给剧团辞退了，看着他黯然神伤离去的背影，永民心里陡然生出一丝莫名的伤感，他也头次看到生活竞争的残酷，优胜劣汰，这是市场规律给他上的第一课。

    或许是自那时起，他就有一种生存危机感，觉得一个人，还是要多学点本事在身才好，这样才有竞争力，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

    于是，他除了画布景做道具外，又迷上了服装。除了学习制作舞台上的长袍马褂戏服外，还学做时装。为了多积累实践经验，他就先免费给团里的演员做时装。因他干活细心认真，做出来的衣服，比街上卖的式样还好。

    有天，团里有个男演员小侯要结婚了，可街上没有西服卖。小侯找到永民问，能不能帮他做一套？

    永民当时听了，心里有点犯怵：西服，是所有服装中，最难做的。学了三年徒的人，也未必敢接，就是老师傅，也未必做的好。更何况，他一个半路出家的自学者。

    但转念又一想，你还没做，怎么就断定自己干不好呢？

    于是，他对小侯说：“行，只要你把样子借来，我就帮你做。”

    小侯便上街扯了一块藏青毛料，并向朋友借了一套日本买的高档西服，一起送到永民的工作间。

    当时，南昌会做西服的师傅不多，书店做西服的裁剪的资料也少，永民只好自己做自己的老师。看不懂的地方，他就大胆地将那套打样的西服拆开，细细地研究琢磨。然后，比着样子打版、下衬、裁剪。

    足足一个星期，当他将做好的西服给小侯穿上婚礼时，大大出了一番风头。众宾客见小侯的西服笔挺合体，且做工精细，纷纷打听，他的西服是在哪家商店买的？是什么牌子的？

    小侯得意地告诉众人说，是他们剧团的小美工做的。

    顿时，剧团小美工会做西服的消息在南昌城不胫而走，许多人慕名找他做，官员们出国访问，因体形特异，买不到合身的西服，也呈上布料，站直肥硕的身躯等永民量体裁衣。永民不但不把这当成负担，相反，倒觉得是锻炼自己手艺的机会。对此，他来者不拒，并都是免费制作。

    由于他手艺精湛、为人朴实厚道，很快，就赢得众人的喜欢。艺高招人喜，他也交上了各方面的朋友，为他日后下海经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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