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学徒、店员到“白领”，逐渐立住脚跟，就在生我的那年，把祖母、瑞华姑母和周氏母亲接到了安顺。
周氏母亲是父亲的发妻，婚后多年没有生育。祖父三弟兄，两个弟弟都无子息，我父亲的身份叫“一肩祧三房”，责任非常大。而且我祖父和二叔祖都享年不永。周氏母亲数年无动静，就成了三房人的大问题。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门氏香烟重如泰山。于是就在安顺娶我生母吴宝书。这是母亲一生最大的伤口。父亲去世几年以后，有一天，母亲才向我揭秘这段几十年前的公案。当时请人说婚时，隐讳了已婚一节，直到拜堂以后，父亲在外面招待宾客，父亲的表兄杨立泉杨伯伯才到新房向母亲说明，母亲顿时不依。杨伯伯解释父亲“一肩祧三房”的苦衷，万不得已而为之。并转达父亲的保证：一、不分先后大小（专有名词叫“两头大”）；二、分开过日子，各自当家；三、绝不会有厚薄轻重之分；等等。当时婚礼已成，宾客在堂，母亲怕闹出大笑话，就哭着忍受了。这是母亲回顾此事的唯一一次。母亲不无余怨地说，受了父亲的骗。但父亲的承诺，也是践行始终的。周氏母亲后来生了三个妹妹，与我们始终亲密无间，如今都退休了，常有机会聚首。后来三太爷也得了一个儿子，比我还小一岁。三太爷去世后，父亲把他和他母亲接到安顺，和我们一起长大。
祖母一行到安顺后，先是赁屋而居，等东街住宅完工后，就迁住一起。祖母与周氏母亲住三进，楼上设佛堂；我们住四进；瑞华姑母和霍际虞姑父住二进。姑母与两位嫂嫂都处得很好。她原来生过子女，都未成活。后来又生了两位表妹，永宗和安宗，与我妹妹明怀、明缘相互大小一岁左右，自然结成须臾不离的玩伴。母亲说：大的两个（明怀和永宗）老实，小的两个（安宗和明缘）要“鬼”点，一不合心就挑起吵架。一吵，两个老表挽着手冲气走了，一转眼又玩在一起了。“小的两个”还经常潜入佛堂，轻轻打开大木柜，选取祖母的蜜饯盐菜之类，蹑步从敲木鱼念经的祖母身后走到阳台角落，踞地大吃。潜心诵佛的祖母绝对是浑然不觉的。
霍际虞姑父在安顺办了四件人生大事：两场丧礼，两场婚礼。一是霍亲太的丧礼，一是霍九孃的婚礼，一是瑞华姑母的丧事，一是他自己的第二次婚礼。霍亲太是他母亲，霍九孃是他妹妹，瑞华姑母是他妻子，第二次婚礼的新娘叫黄开明，我们叫她“二孃”。
我经历亲人去世，最早是外祖母。外祖母也是带着一子一女生活。丈夫是健在的，却因厌弃家庭，跑到观音山庙里寄寓，跟和尚们一起过，最后索性正式出家了。儿子（我的舅舅）婚后单过，做小生意，小日子过得还滋润；母亲和外婆则靠绣花为生。外婆对两个姐姐和我百般疼爱，每天上午过来，与母亲一起料理家务，晚上才回去。大舅下世很早，舅妈无子女，也只有我母亲这个依靠，和外婆住大十字仁康药房后院。外婆大约去世在一九四〇年前后，出殡时因无承重孙，由我这个外孙代行其责。我还清楚地记得穿着麻冠重孝，捧着神主牌，坐在小轿里经过大十字，被人围观的情景。外婆过世后，舅妈来帮助母亲料理家务，早来晚回，把一条叫“小花”的看家狗也带了过来，与另一条叫“老黑”的后来者一起睡在四进楼梯下的小暗间里。父亲对外婆很好，体面的丧事也由他一手操办，尽到了半子之劳。后来外公在观音山去世，母亲带我去监工安葬，墓碑也同外婆的一样，用我的名字立祀。外公在世时，母亲带我去观音山见过他，但一点印象没有了，只记得感觉陌生，不能与外婆联想到一起。还记得兴致勃勃地带了风筝去放，谁知林密风小，放不起来。
外婆的灵堂，我早去晚回，印象不深。霍亲太灵堂设在自家过厅里，感觉就大不一样了。每天出进几次，经过黑漆棺木旁边，如当时灵堂无人，就目不斜视，屏息疾步而过。我第一次体验到生与死之咫尺万里、人天永隔的神秘关系，心里恐惧敬畏。如有守灵、吊唁的在场，这种神秘感就远遁了。（多年以后，一位长辈过世，她是伊斯兰教徒，在不张灯点烛的漆黑房间里接受吊唁，我虽已过中年，又一次承受到生与死一纸之隔的神秘性）。霍亲太的丧事办了七天，三进、四进石院里摆开席面，二进小院支起大灶办饭菜，开流水席，我家从未有过这种熙熙攘攘的世俗氛围，使我很觉兴奋。
霍九孃长得像她哥哥，长脸长人中，深眼窝，长鼻子。她结婚采用新式婚礼，要穿婚纱戴花冠，又选定我两个表妹和两个妹妹当“牵纱小嫔相”。四个小女娃兴奋不已，每天到二进观光新房布置和新娘备装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庄严而缓慢的，四女中最大的明怀忍无可忍，质问曰：“孃孃！九孃到底是明天还是‘瓦天’结婚哟？”“后天”与“哪天”被她混为一个“瓦天”。终于等到了婚礼。我至今印象还很清晰。新式婚礼不仅是西装婚纱，更有新郎发表演说。新姑父姓杨，职业好像是个银行小职员，有某些四川人身上常见的夸夸其谈。他在长篇演说中说，他与瑶仙的婚姻是自由婚姻，而不是买卖婚姻云云，这话引起了女方亲友（几乎百分之百）的不满，事后议论道，既不是买卖婚姻，说它干啥，太失体统！姑父为妹妹准备的陪嫁十分丰厚，杨姑爷不知是不是因此才如此立论以避嫌。婚后不久，九孃就跟着新夫婿到重庆去了。不幸这位杨姑爷真不怎么样，很快就出事故丢了工作，从此靠妻子做幼儿园教师的微薄薪水养活几十年，还一派家长作风，所谓“油瓶倒了也不伸手”的角色。
霍亲太丧事办过，霍际虞姑父动身护送灵柩回四川老家，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边瑞华姑母的肺病愈见严重了。
最近表妹家“出土”一张老照片，是我见到的仅有的一张姑母像，脸貌五官酷似我父亲。穿着丝绒旗袍，很有气度。姑母给我的印象，一是眼睛很近视，二是身体很坏，经常在生病。她和两个嫂嫂都很亲密，常来四进与母亲闲坐。冬夜两人围在火箱边，膝上共搭很大一块毛线方巾。这块方巾是用纯毛毛线手织而成，若干个小方块横竖搭配，荷叶边，红色。是一件精美的手工艺品。姑母也有一条，一模一样。这是她俩在福音医院分娩，与护士黄彩贞结成好友，为她俩织的。那时候毛线很稀罕，质量也极好，越用越亮，丝毫不起毛球。这位护士后来与母亲几十年来往不断。她是老姑娘，年纪比母亲小不了几岁，但我们叫她彩贞姐。晚年由唯一的侄儿接到遵义去了。
有一晚，母亲和姑母坐在床沿上闲话，我靠着桌子做手工作业：在白纸上用铅笔勾出几何图形，然后用刻刀把图案范围划开许多窄缝，再用切成细条的彩色蜡光纸穿过缝隙，编出图案。就是十字绣，原理毫不复杂。我平素很喜欢手工课的，这次却怎么也不开窍，翻来覆去做不成。母亲几次催我去睡觉，我越急越糊涂。姑母过来，凑近眼睛看了看，说道，去睡吧，我帮你做。我又喜又疑，反复问她是不是真会做，明早上学就要交的。姑母笑着保证，误不了。我早已渴睡，半信半疑睡了。次晨起得格外早，到姑母楼上房间，见帐子垂着，床边桌上已放着那份作业。我拿了轻轻下楼，放心上学。老师看了精细的作业，问道：你个人做的吗？我迟疑了一下，说是孃孃教我做的，老师也就不说话。
姑母的病日渐沉重，姑父千方百计找药方。病是肺结核，在当时与现在癌症差不多。记得有一次从省城买回一枝灵芝，很大，紫红色，像漆过一样发亮。那时我已看了一肚子神话小说，对灵芝草久仰久仰，以为神话中才有的东西。现在亲眼得见，将信将疑，几次潜入客厅，拿在手里仔细观察，对它怀着极大的期望，又不敢太相信它真能起死回生。记得还有一次遵医嘱要用童便入药，从街上叫了个胖嘟嘟的小叫花子，对着脸盆撒了一泡尿。当然这些办法都治不了病，姑母愈来愈衰弱了。
姑母生了两个女儿后，再未生育，健康也不允许再生育。霍氏“香烟”又成了问题。于是姑父护灵回安顺，从四川带来一位年轻女子，母亲让我们叫她“二孃”。高挑个子，长眉大眼，一头浓发，很漂亮。安宗表妹回忆，她进家就到病床前问候姑母，把安宗抱在怀里，说是一定待好两姊妹。姑母也颔首微笑。随即到四进见我父母，略作寒暄。这件大事，当然是与祖母和我父亲仔细商量才定下来的，不会横生枝节。
于是姑父又办了第三次大事。这场喜宴，规模不大，只在当街店堂的二楼大厅，摆了几桌席。一盏煤气灯照得到处雪亮。这种节日氛围总会使我兴奋，沿着大楼梯上了下，下了上。忽然发现二进小楼的粉墙，在煤气灯照射下成了一块雪青的银幕，楼栏和过往人等把剪影映在上面，纤毫毕现。我就跪在阑椅上向着银幕打手影，狗头、兔头、鹰展翅等等，统统放大了若干倍，却又轮廓清晰。正玩得有趣，无意间眼睛一扫，看见姑母的小屋。电灯昏黄，白帐子垂下一半，一半挂在帐钩上，隐约露出姑母枕着的脸。我猛地一惊：这是垂危的姑母，在听在看姑父的婚礼呀！我蹬蹬蹬蹬下楼，跑回四进，找母亲去了。六十多年事，至今情景如昨。
瑞华姑母的葬礼办得很简朴。随后，姑父迁居贵阳，带走了与我们一起长大的两个表妹。二孃生了一个表弟，长得像妈，很气派。不久，姑父的生意失败，从铜像台搬到中华南路新业公司临街的三楼。这是我父亲的房产。公司有三进房屋，几个房间里高高码着装胡椒、白糖的大麻袋。后来我休学补习，准备投考贵阳清华中学，与上贵阳女中的大姐明端也住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公司已结束数年，这里就成了我们在贵阳的家。父亲疼惜姑母留下的两个表妹，经常接回安顺来住。安宗回忆，姐妹俩在贵阳与安顺之间不断转学，后来兴填表，学历一栏最是复杂。以后，二孃也患上肺结核，家境每况愈下，儿子才五岁左右，她就走了，去世前几个月，完全失声。后来姑父也是肺病致命。三人同病，估计是相互传染。但他活到一九六一年，永宗参加工作数年，又从外县调省城，接他到贵阳电厂居住才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一次我与母亲闲话，说起民间谓“人中”长寿元长，大姑爹人中那样长，也没活到七十岁，母亲说：一个人拼（读如聘）了两个人，还不长？
祖母年轻时，尝尽孤儿寡母“独脚落地”的辛酸，对儿子给她安排的后半生心满意足，一心茹素礼佛，不问他事。几乎称得上小城佛教界的中心人物，一年到头，来往僧尼，如织如流，没有到过我家佛堂的几无一人。一九五二年起，我家陆续转移贵阳，祖母来后不久就因腿病卧床，成天靠坐床头，仍是乐呵呵的，常逗引孙辈去她跟前玩耍，有一次还叫我拉二胡给她听。那时已运动不断，民营企业劳资关系紧张，父亲日子非常艰难。每日阴沉着脸进家，再换成微笑，坐在祖母床前，说些轻松的闲话。一九五五年祖母去世，万幸没有看到父亲被错划右派。
我的舅母，母亲的寡嫂，后来依养女过日子。女婿是随解放军进城的财会人员，在印刷厂工作，对岳母很不错。我与这位比我年长的表妹夫见过几面，记得一次饭间他说，他年轻时一顿能吃“三个一”：一斤酒、一斤肉、一斤米的饭。后来夫妻俩离了婚，他仍然奉养岳母。可惜这位好人几年后竟走在了岳母的前头。那位领养表妹叫小顺妹，学名吴建芬，长得很漂亮。舅母第一次带来看母亲，叫了声姑妈，那声音极粗。她们走后，母亲说：这娃娃二天命不好。声音粗的女子命不好。她离婚，是好上了一个不务正业的小伙子。后来我与母亲在安顺大街头偶然遇见，她又用极粗的嗓音叫一声姑妈。母亲告诉我，她在环管站扫大街。幸好舅妈与走失多年的养子竟也恢复了联系，儿媳很贤惠，把她接到轿子山煤矿赡养。舅母的养子叫吴建钊，我叫他大哥，性子倔，与养母不和睦。当时在我父亲的企业里当店员，每天晚上来看我们温书做作业，永远闷蔫蔫的，不声不响。偶尔和我说几句话，粗声粗气的，听得出喜欢看书。忽然一天失踪了，估计是当兵去了。从此音信杳无。母子重逢的情况，我不知道。“文革”后期，有一次去安顺，听说舅母住到儿子媳妇那里去了，正生病，就借了一辆单车去探望。轿子山地广人稀，居然让我找到了。她一个人躺在床上，看见我非常高兴，只是说不出话，好像是“小中风”之类的病，脸还是红红的。后来没见过面的嫂子回来了，说了刻许钟，就告辞蹬车回城，没见着表兄。去年得知一位朋友的女儿在轿子山煤矿行政工作，托她打听吴大哥，她认真查访了几次，都无下落。可能他出走后改了姓名。那位表嫂是当地农村人，难得这样贤惠识大体。舅母过世于何时，也不清楚了。
上面提到的众多女性，周氏母亲和霍九孃得享期颐大寿。九孃在重庆一个工厂托儿所退休，辛劳一辈子，把有福气的杨姑爷送走。我曾请安宗打电话请她回忆几件大事的年份，她说：“记不得了。我现在像个小娃娃一样，啥都记不得了。”周氏母亲是真有福气，一直住在安顺老宅里，年近百岁，头脑远比我们清明。哪个子侄孙辈去看她，能一口说出哪家是男是女，该上什么年级，等等，一清二楚。去年七月半，贵阳去了一大帮，热闹了一通。临别照相，让她笑一笑，她应声说：“照完相你们就要走了，我笑不出来。”她一生性情平和，乐天知命，二妹明莉几十年在身边侍奉，无微不至；大妹明新退休后也回到老宅，承欢膝下。两位老太太都以百岁高寿谢世。而我们这一辈，除了早逝的两个姐姐，连“两大两小”的四个表姐妹，现在也只剩安宗一人了。
我家两位“街坊亲”范围的女子，一陈姓，一范姓，都出身贫民家庭，而志气高远。经过艰苦奋斗，学有专长，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职业女性”。后来都因“三青团骨干”身份，一个在肃反运动中处决，一个先当右派，“文革”中剃阴阳头扫大街。其实那不过是穷家孩子谋求助学费必需付出的代价。
旧时称妇女为“妇道人家”。男人说：“妇道人家，晓得什么！”语气十分轻蔑。她们自己也说：“我一个妇道人家……”流露万分无奈。“夫纲”社会，生为妇道人家，必扛上百倍的艰难和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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