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美两国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开始了安全合作，以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北美大陆安全。二战结束后，出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本能反应，加、美重新选定了新的共同敌人——苏联。于是，共同抵御苏联对北美大陆的安全威胁，成了冷战时期两国安全合作的动力。在对两国安全关系进行短期调整后，加、美两国朝着深化在战争中形成的军事同盟关系的道路发展。从1945年到1956年，为了防备携载热核武器的苏联远程轰炸机从西部、东部和北部入侵北美大陆，加、美在北美大陆北纬49度附近、加拿大中部以及远至北极圈的广大地区耗费巨资建立了三道雷达预警线，从而加强了空中防御的战略纵深。
1957年，两国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升级，达到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即建立了北美空防，它标志着北美大陆开始步入作为一个单一的军事单元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的高级阶段，形成了北美大陆安全同盟。北美大陆安全同盟是美国冷战战略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苏联军事关键技术——核武器和远程轰炸机取得突破的时候，美国如果没有坚实的本土防御，根本谈不上对苏联的坚决遏制和战略包围。因此，取得加拿大在北美大陆安全领域上的支持与合作，对美国至关重要。
一 天鹰行动的酝酿与制定
北极圈附近的雷达预警线（DEW）1956年建成后，加美在北美大陆的雷达线建设基本完成。但是，这些雷达线是否能有效探测到来袭的敌方飞机还是未知数，虽然两国空军对雷达线性能进行了多次零星测试，但都是在民航没有停飞的状况下进行的，所以加美两国军方都认为有必要在民航停飞的状态下对雷达预警线进行一次全面测试。
为此，1959年1月，两国在北美空防的空军代表正式开始制订代号“天鹰行动”的演习计划。该计划设想：由于演习要求加美两国所有民航飞机在演习期间停航，为了减少民航的损失，演习安排在美国东部时间的零时到早上7时进行；演习内容包括配备电子对抗设备的美国战略轰炸机群扮演假想敌角色，从东、南、西、北四面飞抵北美大陆，以测试北美大陆的雷达系统和其他探测设备的灵敏度和有效性；为安全考虑，参演的战略轰炸机不携带核武器；[574]演习日期预定在8月的某一天。[575]后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根据美苏磋商的赫鲁晓夫访美行程安排，把演习时间从原定的8月推迟到10月4日。[576]演习方案制订后，提交两国参谋部讨论，1959年7月下旬得到两国参谋部的批准。随后，根据《北美空防协议》的政治磋商条款，[577]加美军方必须把得到两国军方支持的方案提交行政部门审核。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8月5日批准了这个方案，这就意味着天鹰行动方案在美国走完了所有程序，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只等加拿大表态同意就可起飞。但是，加拿大军方并没有把演习方案提交政府，在8月11日美国国防部长迈克尔罗伊向加拿大国防部长皮尔克斯通报天鹰军演方案已经得到总统批准一事时，美国军方并不知晓加拿大军方并未向自己的政府报告此事，天鹰行动方案在加拿大还是未定之数。实际上，直到8月21日，即美国政府批准该计划16天后，外交部才从加拿大驻美大使馆得知这个军演计划，[578]而此时迪芬贝克仍不知情。加、美在天鹰行动计划上的不同步，成为两国在安全关系领域外交斗争的引爆点。
二 加美两国政府围绕天鹰行动的外交斗争
（一）8月26日加拿大内阁会议[579]
8月21日，加拿大驻美大使馆从美方了解到两国即将开始军事演习的情报，随即报告了副外长约翰W.霍尔姆斯。当天，霍尔姆斯向外长霍华德·格林报告此事，格林迅速向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做了汇报，引起了总理的高度关注。[580]加拿大军方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瞒着政府制订军事演习计划，而且美方也没有通过外交渠道与加拿大磋商，这让加拿大政府感到问题的性质很严重。8月26日，加拿大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一重要问题。
会议一开始，迪芬贝克就严厉批评了相关责任人的越权决策。他质疑这样一个未经内阁讨论、涉及民航停飞的重要军事演习的决策过程，认为军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瞒着政府进行军演规划存在很大问题，北美空防司令部的加方高级军官不向政府报告该演习的行为是令人震惊的，甚至连外交部也蒙在鼓里。他认为军方掌握了太多权力。而国防部长皮尔克斯则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认为虽然演习要求民航停飞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演习本身是合理的。
接着迪芬贝克严厉质问天鹰军演时机的合理性：“值此各方正在努力减少世界紧张局面之时，实施这样一次军演，公众将会做何反应？值此赫鲁晓夫刚刚结束访美[581]之时，实施这样一次军演，赫鲁晓夫将会做何反应？赫鲁晓夫先生不可能视之为善意行为，只能视之为西方在炫耀武力。演习的日期肯定在赫鲁晓夫访美日程安排之前即已确定，那么，难道在政府对整个建议做出评估之前，不可以推迟演习吗？只有提供合法的解释，（加拿大）民众才会支持。”[582]迪芬贝克连用三个反问句，两个“What would be re-action of（将会做何反应）”，语气之强烈，情绪之激动，可见一斑。由此也可以看出，迪芬贝克坚决反对天鹰行动的立场是鲜明的。实际上，迪芬贝克一直关注军演的时机和军演的合理性，不是一时心血来潮。[583]
此次内阁会议，加拿大政府定下了处理天鹰事件的政策基调：一是反对美国在东西方谋求缓和之时举行具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二是将天鹰事件的处理权交给外交部，使事件的发展进入非军方轨道。[584]8月26日的内阁会议成了事件的重要转折点。
（二）8月28日至8月29日的外交斗争
美国政府得知加方反对军演的决定后，从8月28日到9月2日，一直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改变加拿大政府的态度，挽救濒死的天鹰行动。但加拿大抓住问题要害，据理力争，立场坚定。
8月28日，美国国务院收到了加拿大外交部的备忘录。[585]当天，国务院会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一结束，国务院欧洲司司长[586]科勒就拜会了加拿大驻美大使希尼，表达了美方立场：天鹰军演是测试北美防御体系极为必要的手段；8月5日，总统在全面考虑政治影响之后，亲自批准了军演计划；取消军演，会暴露盟国的虚弱，从而导致与苏联会谈失败。另外，美方对于加方仅仅因为赫鲁晓夫的访问就放松军备的做法表示震惊。因为美苏首脑级会谈后紧跟着将会举行外长级会谈，一个接一个的会谈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美方不可能为了营造会谈的良好氛围而长时间放松军备建设。科勒还引用了加拿大军方的一封信件，说明加方实际上已经同意举行天鹰军演，而且也知道美方正在等待加拿大政府最高层的批准。科勒含蓄地指责加方现在反对军演是出尔反尔。科勒还警告说，如果加方现在不同意军演，北美空防的内部分歧也将暴露无遗。
希尼赞同科勒不应暴露两国矛盾的观点，认为事态确实很严重。但是，希尼对军演的性质表示了不同看法。希尼认为，军演中断民航交通就必须知会外国政府，因为这次军演显然与以前历次的例行演习大不相同，肯定会引起外界的议论。希尼再次强调，加拿大不是对军演本身存有异议，而是对军演的时间有不同意见。相对于原先的计划，总统把演习时间推迟到10月4日本身，就说明总统也特别考虑了军演时机的政治影响。希尼试图以自己揣测的总统推迟军演时间的意图，为加方的军演时机不恰当的观点加分。但是科勒立即反驳了这种说法，指出总统之所以决定推迟演习的时间，并不是基于希尼所说的政治考量，而是希望在赫鲁晓夫访美时最好不出现民航停飞。[587]接着希尼进一步就军演可能造成的后果说明了加方的主要观点：既然我们最终要和苏联和解，任何干扰首脑会晤的事情都要尽量避免；如果如期举行军演不损害美苏首脑会晤，加方不反对军演。[588]然而，科勒恰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没有做出正面回答，只是说美苏谈判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成果，任何放松军备的迹象都会损害总统的谈判地位。科勒进一步指出，如果取消演习，北美空防的参谋人员为制订军演计划付出的6个月的辛苦劳动，以及为准备军演耗费的几百万美元都将付诸东流。但是，相对于东西方缓和的大局来说，这个理由太微不足道了，无法改变希尼的立场。
从这一轮谈判的结果来看，加美双方对天鹰军演可能造成的后果的理解大相径庭。加美两国在战略目标上是一致的，但策略往往不一样。[589]加拿大的冷战策略是以缓和促和平，认为军演会破坏东西方缓和的大趋势；美国的冷战策略是以遏制促和平，选择在美苏首脑会晤后立即举行军演是为了宣示美国坚决抵制苏联扩张的决心。科勒的辩解透露出美方不仅要利用军演检验空防体系的有效性，更要利用军演增加美方在美苏谈判中的筹码。[590]因此，不管科勒如何为本国政府辩解，他都无法对军演损害东西方缓和的可能性做正面回答，也就无法在关键问题上说服希尼。
科勒谈判的失败让美方大感意外，也迫使代理国务卿道格拉斯·C.狄龙不得不在当天晚些时候紧急约见希尼，再次表明美方的立场。但是，狄龙除了重申科勒的大部分观点外，就是严词指责加方没有尽早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事到临头却坚决反对，让美方措手不及。狄龙的说辞显然换汤不换药，加方不会因为狄龙的批评而改变对军演时机和性质的判断，而且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只会增加加方的反感而无益于争端的解决。但是，美方对天鹰事件的严重关切还是引起了希尼的高度重视。[591]希尼不敢大意，当天就把自己与美方特别是与狄龙的会谈情况向外长格林做了汇报。
对于一向不怎么重视对加外交的美国而言，一天之内两次约见加国大使非同寻常，由此也可以看出美方对天鹰军演的重视。因为正如科勒所说，天鹰军演不仅对于北美大陆空防体系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对于即将举行的美苏首脑会晤也是很重要的一步棋。加方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表示反对，对美国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于是美方决定继续加强外交努力，升高外交谈判级别。国务院要求美国驻加大使直接与迪芬贝克讨论这个问题，以期说服加拿大最高决策者，使天鹰计划起死回生。
8月29日下午3时，美国驻加大使理查德·B.威格尔斯沃思（Richard B.Wigglesworth）拜会了迪芬贝克。[592]
威格尔斯沃思直言相告，华盛顿决策层因为在思想上毫无准备，所以面对加拿大政府的突然反对而惊慌失措。[593]随后，威格尔斯沃思为未能就军演计划与加拿大政府进行政治磋商辩护：筹划军演计划是北美空防的职责，但是在该计划筹划早期，北美空防认为天鹰军演不过是例行军事演习，因此没有进行最高级别的磋商。迪芬贝克当即质问：涉及如此多的民航班机停飞的演习还是例行演习吗？言下之意，如果筹划早期不与加拿大政府磋商尚可原谅，但是，在筹划后期，军演计划涉及民航停飞就明显越出了例行演习的范围。因为根据《北美空防协议》的政治磋商条款，无论如何，美国政府都有义务就此与加拿大政府密切磋商。加拿大当初强烈要求该条款就是为了防止北美空防脱离政治轨道，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加拿大主权流失。在该计划中，天鹰军演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美方仍然不举行政府间磋商，就是对加拿大主权极不尊重的行为了。正是由于有这些重要原因，迪芬贝克的质问不仅不耐烦而且情绪愤怒。遗憾的是，威格尔斯沃思既没有注意到迪芬贝克的情绪变化，更没有意识到美国政府的行为已经明显违背了条约的义务和精神，反而指责正是由于加方各部门协调失灵，致使天鹰军演计划不能上达总理，因此责任不在美方。最后，威格尔斯沃思希望迪芬贝克以集体安全利益为重，重新考虑加拿大政府的立场，遭到后者的拒绝。迪芬贝克指出，加拿大内阁在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政策评估，特别是考虑了天鹰军演的国际影响以及它对北美空防政治磋商原则的影响之后，最终决定反对军演计划。但是，如果美方不关闭民航，加方有可能改变立场。他还表示，没有必要与美方就此问题继续讨论，在考虑欠周全的问题上，他决定不追随美国。[594]在这里，迪芬贝克为天鹰军演留了一扇小窗，即在不关闭民航的情况下可进行军演。但是，民航如果不停飞，军演就达不到测试效果，所以美国宁肯不推开这扇窗。[595]谈判陷入僵局。
当晚9时，威格尔斯沃思把会谈情况整理后迅速向国务院汇报，认为外交部门已无法解决两国争端，建议由总统亲自劝说迪芬贝克。[596]
（三）天鹰事件的结局
9月2日，威格尔斯沃思大使向迪芬贝克转交了从伦敦转来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亲笔信。总统在信中强调了军演对于确保大陆防御的极端重要性，并且指出演习不会对赫鲁晓夫的访问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如果能让苏联认识到西方抵御侵略的能力和决心，还有助于会晤取得成功，希望迪芬贝克重新考虑加方的决定。[597]但是，在迪芬贝克看来，艾森豪威尔的说辞不过是以总统的身份老调重弹，没有新意，无法解除他对军演将产生破坏性影响的担忧。9月7日，迪芬贝克做出答复，重申了自己的立场。[598]
迪芬贝克冷淡且坚决的态度让艾森豪威尔政府彻底明白：天鹰军演的夭折已经无法挽回。因为美国军方和国务院都无法按照加方的建议，即在不停飞民航的前提下实施天鹰军演，所以不得不建议总统取消或推迟军演。[599]9月15日，艾森豪威尔致信迪芬贝克，表示美国不再坚持在10月上旬举行军演，但是希望另择时机实施。[600]至此，冷战期间加美在安全领域的第一次正面冲撞以加方的胜利而告终。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成了没有飞起来的鹰。[601]
三 天鹰行动失败原因探析
1957年7月，刚就任总理的迪芬贝克，出于有效的北美军事安全合作的考虑，仓促签署了《北美空防协议》。但是在1959年8月，同样是迪芬贝克，却坚决否定了北美空防拟定的天鹰行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加拿大对国家利益和国际安全形势的考虑
每个国家都根据其国家利益和国际安全形势制定安全政策。[602]自1867年加拿大成为自治领以来，其主要的国家利益就是追求主权独立、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和价值观的长久保持，而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是其核心利益。二战后期，加拿大进行了国际安全形势评估，认为能威胁其核心利益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苏联。[603]
二战前，加拿大主要利用英国的力量平衡美国的势力，保卫主权独立。[604]由于英国在二战中的过度消耗，实力很快衰落，加拿大只好求助于联合国、英联邦和北约这些多边力量，以平衡美国的影响。二战后，加拿大对美国的心态很复杂：在加拿大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它既要防范美国对其主权的侵蚀，又要担心苏联入侵北美大陆的现实威胁，这就迫使它必须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然而，美国驻军又使加国主权蒙受损失。尽管有这种矛盾心理，但是由于保障北美大陆安全是加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以两国还是进行了安全合作，建立了北美空防司令部。但是，加拿大在北美空防中采取合作的态度并不意味它会接受美方所提的所有安全倡议。一旦涉及加拿大主权的敏感问题，加拿大的反应就十分强烈。在天鹰军演事件中，加方认为，对于牵涉民航大面积停飞这样的重大军事演习，美国竟然不通过最高层政治磋商就单方面做出决定，是对加拿大主权的严重侵犯。[605]而且从8月9日美方与皮尔克斯的会谈情况来看，[606]天鹰军演方案必须经总统而可以不经加总理批准，美国官员的吃惊反应恰恰说明他们对加拿大主权的忽视、对迪芬贝克政府的轻视和对磋商程序的不尊重。这是加方难以容忍的。
另外，加拿大的对苏政策有别于美国。它在抵制苏联对西方安全的威胁上与美国一致，但是，它倡导对苏有限接触、和平演变的政策，希望以此减少东西方对抗、维护世界和平，确保自己的安全利益。[607]这种接触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认同苏联的和平共处的思想，[608]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苏联的粮食贸易关系。[609]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加拿大认为，即将举行的美苏元首会晤是进一步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好机会，减少苏联的敌意将有助于改善北美大陆的安全环境。美国想在美苏元首会晤之后不久即举行军事演习，加拿大理所当然要坚决反对。[610]
（二）加美在军演时机与磋商程序上的分歧
加拿大并不反对构建北美空防体系，但是在天鹰军演的时机上与美国有分歧。上文已经提到，加拿大认为在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不久即举行军演会对美苏首脑会晤产生负面影响，会使苏联对西方的会谈动机产生怀疑，不利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也就不利于世界和平进程。[611]而美方认为如果通过军演能让苏联明白西方的能力和决心，军演就将增加总统在会晤中的优势地位，[612]因此军演时机并无不当之处。然而，加方从政治影响的角度来考虑演习的时机问题，让美方很难辩驳，因为美方也有同样的考虑，所以不打算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举行。实际上，不管是赫鲁晓夫访美之前还是之后，举行军演本身就是炫耀武力的行为，本质上都不利于改善东西方关系。在军演时机的恰当性问题上，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在磋商程序上，美国认为，在天鹰军演计划制订过程中，加拿大派驻北美空防的官员一直参与其中，是加拿大内部沟通出了问题，不能责怪美国未与加方磋商。[613]事实上，从科勒到狄龙到艾森豪威尔，美国政府始终没有认识到违反《北美空防协议》的磋商条款可能对加方造成的严重伤害。而加方出于维护主权的考虑则坚持必须履行政治磋商程序，并认为美国应该为其未履行该程序承担责任。美国不对自己的行为道歉，是迪芬贝克反对天鹰行动的又一重要理由。
（三）加拿大国内舆论的反对
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政治家的政治立场与决策常常受到民意的左右。1957年，正是由于迪芬贝克领导的进步保守党把握住了人民不断增长的反美主义脉动，他才能够在在野22年之后最终赢得大选。在天鹰事件上，迪芬贝克同样非常担心民众的舆论。在8月26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迪芬贝克一再强调天鹰军演可能引发的民众的反应：“值此各方正在努力减少世界紧张局面之时，实施这样一次军演，公众将会作何反应”？并认为“如果能（就天鹰行动）做出合法的解释，民众的反应会更有利”；他还进一步强调：“尽管天鹰行动出于安全考虑，但是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自己的人民如何看待它。”[614]在8月29日下午迪芬贝克接见美国大使之前，R.B.布莱斯试图为这次外交执拗转圜，迪芬贝克仍然以民众舆论为由驳回了布莱斯：“加拿大民众很难理解此刻为什么要举行这样一个涉及民航停飞的大规模演习。不管华盛顿如何反应，加拿大政府的拒绝立场不会改变。”[615]迪芬贝克在接见美国大使时，也再次强调了“加拿大的民间舆论认为不需要那样特殊的演习”。[616]
迪芬贝克不仅很重视公众舆论，而且很在意反对党的批评。在北美空防建立的问题上，国防部干预外交的行为让迪芬贝克饱受在野党的指责，自由党曾在议会内外一再批评政府受军方挟持，北美空防批准程序不合法。[617]。因此，在天鹰事件上，迪芬贝克不想再次成为攻击的靶子，相反，他试图利用该事件向公众证明总理才是真正的权威，反对党对政府的批评纯属诬蔑。正如理查德所指出的：“有关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北美空防的记忆又复活了，他不想天鹰行动又受到反对党的关注，迪芬贝克有可能认为（否决天鹰行动）是一个证明自己政治权威的好机会。”[618]
四 天鹰事件对两国安全关系的影响
希尼在1959年9月22日致外交部长的备忘录[619]中对天鹰事件对未来两国安全关系造成的影响谈了两点担忧：一是未来两国协商机制可能失灵，二是两国高层的互信将严重受损。[620]希尼一语成谶，加美安全关系在迪芬贝克剩余任期内严重恶化了。
天鹰事件之后，美国不是没有采取措施改善两国关系。1959年10月20日，美国召开由前驻加大使、当时负责欧洲事务司的副国务卿麦钱特、国防部副部长欧文（John N.Irwin）共同主持的部际安全联席会议，就天鹰事件反映的两国安全关系问题进行检讨。[621]
然而，自诩为“加拿大通”的麦钱特在会上仍然把天鹰事件的主因归于加拿大部门之间的斗争以及加总理和外长对大陆防御的共同事业缺乏理解。[622]为此，麦钱特提出了5条具体的政策建议：邀请迪芬贝克和加其他内阁成员访问北美空防司令部和其他美国军事机构如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强化防联会的功能；北美空防司令部增加政治顾问；加拿大空军驻扎美国；美国国防大学重新招收加拿大学员。但是，由于美方没有认识到天鹰事件的真正原因，上述措施未能从根本上改善业已受损的加美安全关系。
1959年11月8～9日，第二届加美部际安全联席会议在戴维营召开。会议由两国外长和防长共同主持。1960年1月18～21日又召开防联会会议。[623]两次会议议题广泛，讨论也很热烈。[624]但表面的热烈掩盖不了彼此间深层次的不信任。[625]两国严重受损的安全关系也不可能因为一两次会谈重新热络起来。
迪芬贝克在肯尼迪任期内继续对美国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在安全领域继续采取不合作的立场。[626]迪芬贝克之所以敢于继续与美国唱反调，固然与他的民粹主义立场和维护主权的决心关系密切，但恐怕也与他在天鹰行动中取得的成功有关，认为只要有勇气、有决心就会再次取得成功。但问题是，肯尼迪不是艾森豪威尔，前者经验老到，比较容易对迪芬贝克的反抗持容忍态度；后者年轻气盛，对弱邻的任何不支持、不配合行为都视为不履行条约义务和对盟主的不忠诚。肯尼迪对迪芬贝克的敌意非常惊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1963年的大选中，他明显支持反对党领导人皮尔逊，干涉加国内选举，[627]最终导致迪芬贝克大选失败而下台。
概言之，天鹰事件是加拿大自1940年与美国结成盟国关系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发生的第一次正面冲撞。冲撞的根本原因在于迪芬贝克政府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出发，与美国的冷战战略发生了直接冲突。尽管从短期来看，迪芬贝克取得了这次冲撞的胜利，但是，由于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相邻的国家实力悬殊，又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因此以后的历届加拿大政府仍然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安全体系的保护。矛盾的加美安全关系是地缘战略和冷战现实以及国家利益交互作用的结果。
第二节 核武争端
天鹰事件因为艾森豪威尔的冷处理没有酿成大的危机，可是迪芬贝克却从该事件的结果中受到鼓舞，认为只要坚持《北美空防协议》的政治磋商原则，加拿大维护主权和独立的行动就不会受到美国多大的质疑，因而变得更加大胆。
迪芬贝克政府时期，加拿大安全政策因为一系列引起争议的事件特别引人注目，然而，人们很少注意到加拿大安全政策的基础——核武器政策发生的变化，它从迪芬贝克政府最艰难的岁月开始发酵、演变、激化，在皮尔逊政府时期得到最终解决。迪芬贝克政府在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的问题上一再拖延做出最终决定。迪芬贝克政府时期的安全政策像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迪芬贝克政府时期，加拿大国内以及加美之间始终存在核武器争论，争论的核心在于：（1）是否应该赋予北美及（或者）驻欧洲的加拿大军队单独控制核武器的权利？（2）如果加拿大军队单独控制核武器，是自己生产还是通过国际协定取得？（3）如果加拿大允许储存核武器并且（或者）在其领土上允许储存核武器的运载工具，会对美国的核威慑战略有何等程度的贡献？尽管第一个问题在加拿大引起的争议最多，但是后两个问题因为其内在的重要性和对核武器辩论造成的影响，也是相当重要的。迪芬贝克政府时期有关核武政策的激烈辩论为皮尔逊政府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基础。
一 战后初期加拿大的核武政策
加拿大在二战中和英国一道为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与技术。1947年，加拿大首座核反应堆在渥太华附近的乔克河正式运转，这一成就说明加拿大已经成功掌握了浓缩铀和核聚变的先进技术。在“箭式”项目夭折之前，加拿大还拥有生产高端投送核武器的运载工具的飞机制造业。此外，加拿大还拥有大量的铀矿资源。人们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加拿大研制核武器可能不必花费法国这样大的代价。”[628]然而，尽管加拿大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水平，却并未积极谋求开发核武器。[629]
究其原因，其一是加拿大的历史传统和和平战略。加拿大传统上是一个商业民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军事问题不是很感兴趣，加拿大人民不是好战的民族。”[630]与美国不同，加拿大既没有扩张目标也没有安全威胁，没有开发核武器的战略必要。其二是加拿大政府对平衡财政政策的追求。开发核武器需要巨大的军事开支，对平衡财政非常不利。其三是加拿大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对加拿大的军事进攻很难与对美国进攻的早期阶段分开，美国甚至因此声称对加拿大的进攻等同于对它的进攻，美国此前还没有对它的任何盟国做出如此慷慨郑重的承诺。[631]加拿大因此很自然地享有美国的核保护伞。这是美国的其他盟国享受不到的安全资源。其四是加拿大的核不扩散的事业。1946年以来加拿大政府不断发表声明表示放弃制造核武器的权利。这种一以贯之的弃核政策孕育和强化并且定型了加拿大以核不扩散为中心的和平思潮与政策。加拿大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之所以不愿意追随美国就是为了不让美国得到让加拿大拥有核武器的借口。[632]
尽管加拿大政府在制造核武器问题上的态度是清晰的，但是，在是否单独控制使用从美国获取的核武器的问题上却态度模糊。一些民间和官方的公众人物在加拿大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核力量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有些还获得了官方的支持。最有代表性的意见是前参谋长会议主席盖伊·西蒙兹中将的建议，他主张加拿大发展有节制的基于核潜艇的报复能力。这种观点得到了研究加拿大安全政策的美国学者梅尔文·科南特的支持，他认为核潜艇的有限报复能力可以增强加拿大抵制核讹诈的能力。而且，相对于卫星国或中立国地位政策，有节制的核报复能力与加拿大的民族自尊传统相匹配。[633]然而，两人的观点不久都发生了改变，西蒙兹主张加拿大坚决摒弃核武器，科南特则赞成加拿大加入北约多边核力量。[634]一些人持有更温和的观点，主张由加拿大单独控制那些仅限于北美空中防御的核武器。赞成这种观点的人与其说是为增进加拿大的独立和主权，不如说是为增强美国核威慑的力量。[635]还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不用承担政府责任的人主张由加拿大完全控制核武器，自由党曾经持这种观点，认为获取核武器的前提条件，就是它应该由加拿大拥有并且单独使用。[636]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把单独控制权作为谈判的筹码，声称如果加拿大在谈判中不能获得单独控制权，那么就应要求美国承担在加拿大领土之上的反导导弹和防空设施的全部指挥权并且给予全部经济补偿，否则，加拿大将转而寻求从英国获取核武器。[637]
然而，迪芬贝克政府并未认真考虑上述这些不同主张的细微差别，仅仅从纠正北美空防正在提出的一项带有歧视性的规定来考虑。该规定的内容是，美国载有核武器的歼击机在紧急情况下不必等待美国总统的指令就可以起飞，而身处同一司令部的加拿大歼击机却必须在得到加拿大政府授权之下然后再得到美国总统的许可才可以载着核武器起飞。鉴于美国法律禁止任何放弃核武器使用权的行为，加拿大政府此时要求授予加拿大空军平等权是否现实就应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美国的立法做出相应的改变。皮尔克斯、史密斯与美国众议院的各相关委员会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可是，由于迪芬贝克政府在加拿大军队是否应该最终取得核武器这个根本问题上犹豫不决，加拿大与美国国会的谈判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
然而，美国确实正在考虑对相关法律做出某些改变，其中之一就是把加美两国在北美空防的歼击机置于同样的紧急状态。1959年8月，美国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在渥太华公开宣布，美国政府正准备寻求得到国会的同意修改相关法律并且希望取得成功。在美国政府的推动下，美国立法机关似乎表现出了愿意做出某种程度的改变的迹象。《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指出，就加拿大与美国的核能合作而言，很遗憾1958年《原子能法修正案》没有把加拿大置于与英国同等的地位。艾森豪威尔总统也紧随其后发表声明，支持大幅度地修改《原子能法案》，以便允许美国把核武器交给盟国使用。[638]然而，总统的声明与美国国务院持有的仅给予英国核武器使用权的立场相去甚远。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不得不提醒总统它在此问题上的立场，白宫很快就否认了任何改变《原子能法案》的意图。
鉴于美国很难在立法上做出改变，而且加拿大政府在任何条件下都很难做出决定，尽管迪芬贝克政府的一些声明可以被解读为寻求单独控制核武器，但实际上，迪芬贝克政府已经不再抱有这样的企图。加拿大民众关注的与其是建议美国在立法上改变核武器政策，不如说是加拿大政府在美国现有的立法局限下将采取何种对策。
二 美国核战略与加美关于纽芬兰军事基地的谈判
由1946年《原子能法案》可知，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初是反对加拿大发展和拥有核武器的。但是，1949年苏联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的核垄断地位被打破，美国出于冷战战略的考虑，需要新的核战略，扩大核武库，升级核武器，“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将考虑像使用其他武器一样可以使用核武器”。[639]在这种核战略的支配下，美国在加拿大储存和部署核武器成为必然选择。因此美国开始支持加拿大在欧洲的驻军和在加拿大本土的空防部队在限定条件下使用核武器。美国对加拿大的核武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政策的变化既体现了北美大陆空防一体化建设的需要，方便美国战略力量在加拿大的部署和使用，也体现了美国核战略的新变化。但是，加拿大在核武器问题上并没有适应美国战略和政策的变化，两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争端因此产生，这一争端肇始于纽芬兰军事基地的谈判。
1949年3月之前，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出于安全考虑分散部署在包括纽芬兰在内的海外军事基地内，因为英美之间关于纽芬兰的99年租约的存在，美国无须和加拿大发生关系。但是，1949年3月，纽芬兰作为第10个省加入加拿大联邦，加美之间关于美国纽芬兰海军基地的地位开始变得复杂起来，美国不得不和加拿大重新磋商美军基地核武器的储存和使用问题。[640]
从1864年魁北克会议起，[641]加拿大人就盼望纽芬兰最终加入联邦；而纽芬兰人到二战结束之初才第一次严肃认真地考虑其政治前途。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致使纽芬兰殖民地财政破产，殖民地政府不得不把管理权交还给英国政府。1934年，英国政府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管理纽芬兰。二战爆发后，纽芬兰成为北美大陆军事防御的战略前哨，这一重要战略地位促使美国和加拿大迅速加大了在纽芬兰的军事投入，帮助它恢复了偿付能力，使它重新获得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1946年秋，纽芬兰选出代表在圣约翰开会，审议宪法程序。第二年夏天，纽芬兰派遣代表团到渥太华审慎地讨论与加拿大联合的问题。因为纽芬兰有相当多的反对加拿大的人，谈判的阻力相当大。到1947年秋天，谈判才取得成功，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内容包括：纽芬兰和拉布拉多一起加入联邦，分配给纽芬兰6个参议员和7个众议员席位，同时加拿大联邦给予大量补助金。纽芬兰殖民地经过1948年6月和7月两轮公民投票，决定加入加拿大联邦。1949年3月底，纽芬兰终于成为加拿大联邦第10个省。[642]
美军在纽芬兰有三个租借军事基地，分别是美国西北大西洋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佩佩瑞尔堡（Fort Pepperell）陆军基地以及阿金夏海军基地、哈门空军基地，还有一个非租借军事基地古斯贝空军基地。这些基地根据英美1941年基地协议拥有广泛的军事和民事权利，现在纽芬兰的主权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1941年基地协议的某些内容和二战后加美安全合作关系的有关规定相冲突。根据两国元首1947年2月12日发表的有关安全合作原则的联合声明——“所有合作都不应危及所在国对其领土上的一切活动的控制”，以及双方政府接受的1946年12月20日防联会的建议——“在任何一个国家开展的安全合作项目都应得到双方的批准，不应谋求在所在国的永久的权利和地位，不应危及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 [643]两国有必要就1941年基地协议的治外法权问题重新谈判，当然，前提是不影响美国在基地的军事行动的权利。[644]
1948年11月19日，也就是纽芬兰第二轮投票决定加入联邦之后4个月，加拿大向美国递交了外交照会，要求立即谈判解决纽芬兰的美军军事基地地位问题。加方的谈判立场是：鉴于这些基地在保护两国北大西洋海空通道的战略重要性，加拿大政府不干涉美军基地的军事活动，但是必须缩减美军基地的民事权利也就是治外法权。但是，美国政府没有回应加拿大的谈判要求。1949年2月，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利用圣劳伦特访问美国的机会当面向杜鲁门提出谈判要求。[645]1949年2月12日，两国元首在会谈中就纽芬兰美军基地交换了意见，圣劳伦特表示承认1941年基地协议的合法性，希望两国通过外交换文确认双方不会改变基地协议的法律地位，同时希望就该协定中的民事权利进行谈判，以规范美军基地人员不尊重加拿大主权的行为。杜鲁门明确表示，他本人和艾奇逊国务卿是理解这一问题的，但是存在一些困难，主要是纽芬兰军事基地不愿意放弃已经享受的特权，另外，就纽芬兰基地谈判势必引发特立尼达基地问题谈判。他愿意就纽芬兰基地问题达成令加拿大满意的协议并且指示国务卿启动谈判议程。[646]可是，美国对谈判并不着急，而且国务院需要时间与国防部以及军方进行沟通，[647]而军方又不希望放弃已享有的特权。[648]
加拿大人对美方的拖延非常不满，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因为Mac Line事件面临严峻的国内政治危机。Mac Line是加拿大唯一的官方杂志，纽芬兰加入联邦后，该杂志非常关心基地问题，专门派出一个记者收集材料，寻找谈判拖延的真相。这名记者采访了很多五角大楼的人员，一些军方人员对纽芬兰基地谈判表现了明显与美国政府相反的立场，也就是不同意交出基地的治外法权。尽管加政府反复劝说该杂志主编不要发表记者的稿件，但是杂志主编坚决表示要在11月15日如期发表。除非加拿大政府发表一个立场鲜明的声明，否则它将在议会辩论中和舆论界面临非常不利的境地。
1949年10月27日，驻美大使休·朗（Hume Wrong）拜会艾奇逊，要求加快解决纽芬兰基地问题。朗告诉艾奇逊，他愿意继续和副国务卿腊斯克详细讨论Mac Line 事件，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基地的司法主权如何落实，加拿大舆论不同意纽芬兰基地与西印度群岛军事基地的地位相等，新的基地谈判不应是延续英国殖民地的基地关系，如果加拿大政府被迫接受被奴役的角色，将很难向人民交代。两国元首在2月会晤时，总统已经预见国防部会面临军方的压力，现在亟须高层再次介入此事。艾奇逊回应说，在收到腊斯克的详细报告后，国务院会进一步考虑此事。[649]
朗的拜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艾奇逊意识到美国军方的反对立场已经对加美关系的大局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便在当天向总统汇报了此事。杜鲁门也强烈地支持加拿大政府的立场，为了维护两国良好的双边关系，他当即对艾奇逊表示会在艾奇逊认为恰当的任何时候介入此事。[650]
由于总统的强力介入，军方不得不从反对的立场后退，加美谈判的最大障碍得以排除。根据美方的提议，加拿大同意双方利用防联会平台解决租借军事基地问题。1950年1月和3月，防联会两次召开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双方比较满意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满足了加方对纽芬兰司法主权和其他民事权利的要求，美方对军事基地的军事功能得以保留，而且还保留了部分民事权利。[651]
两国外交部门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终于在1950年7月19日和8月1日互换照会，修改了1941年协议的第4条，对租借军事基地的民事权利进行了重新界定，确认了加拿大的司法主权。[652]
与纽芬兰租借基地不同，古斯贝军事基地问题的解决呈现了不同的特点。古斯贝基地是加拿大1944年从英国获得的租期为99年的军事基地，加拿大拥有全部权利。[653]但是美军在二战中根据1941年租借协议第19条在古斯贝自行建立了军事基地。[654]古斯贝足够大，所以当时两个基地并不冲突。1949年纽芬兰成为加拿大联邦的一部分后，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加拿大要确立自己的主权存在，就必须同美国谈判。而因为新的战略形势的出现，古斯贝军事基地在美国的冷战战略布局中变得特别重要，美国正在考虑扩充该基地。因此两国有关古斯贝基地的谈判，不仅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涉及治外法权的主权谈判，还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军事谈判。
古斯贝比与另外3个纽芬兰租借军事基地相比战略位置更优越，它地处北纬53度、西经60度，更靠近北极圈，有一个极其优越的海港，易守难攻，在此地设防也就意味着取得了对北美大陆东岸更佳的防御点。而且该基地和格陵兰、冰岛的军事基地连成了一条线，对防御苏联从东北方向发起对北美大陆的进攻来说，古斯贝是一个最佳的前哨基地。
根据美国战略空军的军事报告，从战略进攻的角度看，距离苏联较近的西欧、北非和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更容易受到苏联的打击，不适宜作为战略空军的前进基地，因此在北美大陆上防御较为完备的基地就成了美国战略空军的首选。美国战略空军的打击目标是苏联乌拉尔地区、莫斯科-列宁格勒地区和顿河煤田。从古斯贝基地出发，美国战略空军能实现对75％～100％的苏联战略目标的打击。[655]因此，古斯贝成了美国最具战略价值的海外军事基地。
鉴于古斯贝基地在冷战战略中的特殊地位，美国加快了通过防联会与加拿大政府谈判的进程，同时加紧游说加拿大政府将古斯贝租借给自己。加拿大军方同意接受美方的建议并且决定将向内阁提交备忘录。根据加拿大国防部长布鲁克·克拉克斯顿（Brooke Claxton）提交内阁的备忘录，截止到1950年6月30日，美军在该基地的人员是753人，而同期加拿大的驻军人员是1111人，美国要求允许美军基地扩大到4000人的规模，军营条件和军事设施都要大规模扩大，还要求允许沿拉布拉多海岸建设雷达设备，所有经费由美方负责。加拿大国防部向内阁说明了军方同意美方扩大基地的要求的理由，一是加拿大缺少资源扩充基地，在古斯贝扩建基地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和北美大陆的防御利益，二是这是加拿大对美国做出司法权让步的重要补偿。[656]
1950年10月25日，加拿大内阁开会讨论了国防部提交的备忘录。虽然内阁同意了国防部提出的建议，但是，外长皮尔逊还是表达了对古斯贝可能引发舆论不满的警告，因为当加拿大准备在欧洲花费3亿美元加强军备建设的时候，加拿大民众很难理解为什么又一次把加拿大的军事义务交由美国来承担。[657]
根据防联会的建议，古斯贝基地将拥有：（1）比现有基地大且足以容纳美军设施和军营的面积，可以延长的20年租期；（2）延续并比照其他基地所拥有的海关/税收以及邮政特权；（3）按照《客军法》行使司法权；（4）接受加拿大空军的管理和控制；（5）基地建设要得到加拿大空军的许可；（6）所有以基地为中心而在加拿大进行的军事行动必须事先得到加拿大政府的批准。[658]
在初步解决古斯贝军事基地问题后，1950年8月18日，美国向加拿大提出，允许美军第43中程战略轰炸机中队临时进驻纽芬兰之古斯贝基地。[659]但是，美国战略空军的这次临时驻扎却导致美方进一步提出了允许美国战略空军长期驻扎古斯贝基地的要求。新情况使得即将签字的协议需要重新谈判，因为以前的谈判没有涉及美国战略轰炸机长期驻扎的问题。[660]这不仅使租借古斯贝的谈判复杂起来，而且使未来10年双边安全关系变得更为复杂。1951年1月，双方达成了新的古斯贝租借基地协议。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1952年12月5日，双方终于签订了古斯贝租借协议。该协议包括一个公开的外交换文和两个密件。在公开的外交换文中，加美对1951年1月备忘录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密件中，加拿大承认了美国战术和战略部队获得的永久驻扎权和军事行动权。[661]
美国越来越重视加拿大北方领土的战略价值，未来将提出越来越多的军事基地和其他安全设施的要求。加美关于纽芬兰军事基地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表明，早在圣劳伦特政府时期，加拿大实际上就确认了在其领土之上允许美军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加拿大与美国安全合作关系的增强引发了加拿大民众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从而迫使加拿大政府对主权的关注达到了新的高度。迪芬贝克政府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中上台执政的。
三 迪芬贝克政府的困境
迪芬贝克上台执政后，继续沿着圣劳伦特政府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关系的道路前进。这种政策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就是北美空防的建立。为了减少加拿大主权流失的可能性，迪芬贝克政府企图把一个双边的北美空防与多边的北约联系起来。要求建立这种联系对于加拿大来说是正常的，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弥补它与美国不对称的关系。除此之外，这种联系也能够让加拿大和其他小盟国一道在制定西方的大战略时发出更有力的声音。[662]
美国虽然强烈支持北约，在欧洲驻扎数万美国军队并向西欧提供核保护伞，但是，美国人认为，北约是专为保护西欧而设计，不能延伸至北美；而双边的北美空防司令部是专为保护北美而设计，与西欧无关，二者不可混同。而且，美国认为它在北美的战略空军的情报属于国家绝密，即使对西欧各国也不可泄露。基于上述理由，美国坚决反对加拿大把北美空防与北约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北约的一部分的主张。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加美两国军方开始行动。1953年，受双边军事合作委员会（MCC）的委托组建的加美军事研究小组（MSG）开始研讨大陆空防建设问题。经过近半年的努力，1956年12月，MSG提交了关于北美空防司令部的最后报告并在12月19日得到了MCC的批准。[663]1957年2月1日，加拿大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该报告，[664]1957年3月上旬，美国国防部长代表美国政府最终批准了该文件。这样，北美空防在美国走完了所有的程序。[665]
1957年7月，迪芬贝克总理接受并且批准了作为北美空防司令部的规划文件的MSG报告。他接受这个报告实际上也就就接受了加拿大空防部队使用核武器的责任以及允许美国战略空军使用加拿大领土和领空的权利要求。因为该报告明确提出：
因为核弹的致命性，（我们）不仅要破坏敌人的大量的发射系统，[666]而且由于敌人发射系统速度的提高，使得（我们）必须在有效距离内增加有效拦截的时间。为了应对这种威胁，赶在敌人渗透到至关重要的地区前，空防部队必须尽可能早地不断发动进攻以最大限度地摧毁敌人。这就需要扩大战略纵深，要求建立一个密集的可靠的雷达预警体系，在重要地区部署武器以进行最大效能的拦截，不管敌人从哪个方向发起进攻。根据空防系统的控制效能和不同武器的特性，应尽可能地把它们部署在雷达预警系统覆盖的边缘。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一些地区，一些部署在美国的武器就必须能在加拿大的领空使用，反之亦然。为了获得最大效能，一些远程武器和自动控制系统就必须突破国际边界的限制，这一点日益变得重要。[667]
这段文字表明，双方为了增加大陆空防的有效性对部署和使用同样的武器系统达成了默契。报告的第13段指出：“各战区司令官为了赢得空战有权获得所有战术情报，有权使用所有能对敌人实施有效打击的武器。”[668]所有武器当然包括核武器。但是，迪芬贝克政府接受核武器的立场与加拿大传统的弃核政策相违背，而且也与政府的公开政策相抵触。这就直接导致此后迪芬贝克政府核政策的左右摇摆和迁延不决。
1960～1963年是加拿大核辩论最激烈的时期，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加拿大政府从美国获取的5种不同程度地依赖核武器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武器系统。关于获取这些武器的情况前文已有论述，这里主要研讨每一种武器系统需要核武器的原因和它进入战斗序列的时间。
尽管“箭式”歼击机不是从美国引进的5种武器之一，但是，它首先引发了加拿大的核武器使用问题。加拿大空军在“箭式”飞机研发期间就考虑为它配置最好的武器，以充分发挥它的最大性能，这就意味着要配备核武器。当时计划为“箭式”配备的两种导弹是“箭式”Ⅱ和“Falcon”，并考虑为这两种导弹配备常规高爆弹头。这并不矛盾，因为当时核武器正处于重大转型期，轻巧精细、适于空对空导弹的核弹头还在研制之中。在这种形势下，“箭式”Ⅱ和“Falcon”就成了过渡性武器，在核弹头制造出来和加美双边政治协议达成之后，它当然要被替换掉。[669]圣劳伦特政府和刚刚执政的迪芬贝克政府也许对此军事计划不甚了了。可是，1958年8月28日，加拿大内阁考虑放弃“箭式”、引进波马克的原因之一正是“箭式”配备的“箭式”Ⅱ导弹不能携带核弹头，而波马克不仅便宜还可以携带核弹头。[670]弄清这点很重要，它足以说明迪芬贝克政府是主动获取核武器，而不是像迪芬贝克在核争端后期所说的是美国将核武器硬塞给他的政府的。[671]
波马克是第一款从美国引进的需要配置核弹头才能发挥正常作用的武器。波马克-A型导弹原来的设计是使用常规高爆弹头，但是，轻型核弹头设计应用后，波马克-A型就和波马克-B 型一样都装备核弹头了。波马克-B型导弹一开始就为装配核弹头而设计，加拿大引进的就是波马克-B型。1961年秋加拿大部署了两个波马克导弹营，1962年3月中旬开始战斗值勤。但是，直到1964年初，也就是核争端解决后才安装核弹头。[672]
迪芬贝克政府为加拿大驻欧洲的陆军部队配备了两种型号的导弹——“Lacross”和“诚实的约翰”，加拿大政府声称这两种导弹既能携带核弹头又能携带常规弹头。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当初北约为加拿大军队配备这两种导弹就是要实现西方的核战略，即使它们具备战术核打击的能力。后来，迪芬贝克政府承认，如果携带常规弹头，这些导弹就无法发挥正常的效能。1962年初，“诚实的约翰”导弹就配备给了加拿大部队，但是迪芬贝克在任时没有同意装备核弹头。[673]
迪芬贝克赞同驻欧洲的空军师若承担识别打击的角色就必须配备核武器的观点。[674]因此，尽管其他北约部队使用的F-104飞机拥有携带常规弹头和核弹头两种性能，加拿大空军配备的同型飞机却专为投掷核弹头而设计。1962年10月北约开始为加拿大空军师配备F-104，此后按照每三天一架的进度列装。这些飞机直到1964年中旬才配备核武器。
尽管“巫毒”在美国空军服役时配备了MB-1核弹头，可是，配备加拿大空军时装备的却是常规导弹。因此这些飞机列装加拿大空军后没有发挥它的正常功能。由于加美之间的核争端，直到1964年末“巫毒”才配备核武器。[675]
还需弄清楚的是，加拿大在引进上述武器系统时准确无误地知道它们必须配备核武器才能充分发挥效能并同意引进这些核武器。1958年12月15日，加美双方在巴黎举行首次加美部际安全联席委员会，讨论了加拿大要求控制防御型核武器的问题，加拿大的立场是很明确的，美方同意对国会做工作，尽量做出适当的安排。杜勒斯进一步要求加拿大同意引进防御性和威慑性（进攻性）的核武器，史密斯说：“（加拿大）政府充分理解在加拿大储存战略性核武器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认为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希望在现阶段首先公开地解决加拿大军队使用的纯粹用于防御的核武器问题。”尽管史密斯把话说得很死，但是美方并不甘心，麦克尔罗伊还想努力说服加方同意引进威慑性核武器，故意偷换概念，说美国一直把战略性核武器当成防御性核武器。弗莱明当即反驳说，尽管划分武器的性质并不容易，但还是可以根据它的打击地点和性能进行确认。杜勒斯见状只好说他不再坚持希望加方引进威慑性核武器。[676]可是，这段对话却清楚地说明加拿大在会谈中已经同意引进防御型的核武器。
此次会上还讨论了迪芬贝克拟在众议院发表的声明草案。“去年秋季，为了迎接对本大陆的安全威胁的挑战和为北约做出应尽的贡献，政府宣布它要把地对空导弹波马克引入加拿大空防体系，为驻欧洲的陆军部队配备“Lacross”地对地导弹。这是一个基于最优秀的军事专家们的建议的决定。这些防御性武器必须配备核弹头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正因如此，本政府才和美国政府讨论引进防御型核弹头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也包括为驻欧洲的陆军部队配备短程核武器以履行其北约的职责。我们相信为了共同的目标将达成一个双方满意的正式协定。在合适的时候，政府将会把双方达成的草案内容提交议会讨论。”[677]这就充分表明：在1958年底，迪芬贝克政府已经同意引进这些配备核弹头的武器系统，并准备提交议会讨论批准。
四 争论中延宕的核武决策
核武器争论与延宕核武决策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争论导致了延宕决策，而延宕决策又进一步激化了核武争论，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迪芬贝克政府的崩溃。
在1959年之前，没有人预计到核问题会成为一个爆炸性的议题。加拿大民众偶尔会对美国携载核武器的飞机在过境飞行时可能失事带来的灾难表示担心。除1954年12月和1957年12月政府向众议院报告北约会议的决议引起了一些争议外，没有出现太大的抗议声浪。无论这两个导致核武器部署的北约决议有多么重要，加拿大民众对政府赞同北约的决定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考虑到这两个北约决议一次发生在自由党政府时期，一次发生在进步保守党政府时期，就更能说明两党最初的核武器立场是一致的。加拿大民众和政党对1957年北约首脑会议达成的决议没有发生争论尤其蒙蔽了迪芬贝克政府，使得它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为驻欧洲的北约部队建立核储备的决议。北约以此认为加拿大政府已经接受了它的盟国义务。迪芬贝克是否清楚这一点还不清楚，但是至少防长和外长已接受了这一事实。1958年夏天，皮尔克斯和史密斯开始公开在众议院讨论加拿大从美国接受核武器的可能性。[678]
根据迪芬贝克的政党背景和过去的经历来解释他长时间延迟做出决策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过去作为议员，不仅没有对圣劳伦特政府1954年接受战术性核武器的决定提出批评，而且反复强调西方在核武器领域的工作力度不够以及核武器相对减少可能带来的危险。[679]况且，他甫一就任就与美国达成了北美空防协定并且决定让加拿大军队继续留在欧洲，这些政策都是圣劳伦特政府决心要采取而一再推迟的。这些行动表明他推动与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安全合作关系继续朝前发展的决心不容置疑。然而，北美空防的决策被民众批评为太过草率，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些批评使得他在核政策上迁延不决呢？所谓“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不可否认民众对北美空防的强烈批评对核政策迁延不决造成的影响。
暂且抛开这些影响不提，1958年底和1959年初确实是迪芬贝克政府最接近做出接受核武器决策的时候。前文已述，迪芬贝克政府在1958年12月15日首次加美部际安全联席会议时已经原则同意从美国获取并使用核武器。1959年2月20日，迪芬贝克又在议会发表声明：“这些防御型武器只有配备核武器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潜能，因此，本政府一直在和美国政府商讨在加拿大储存核武器以及为那些加拿大军队使用的波马克以及其他防御性武器配备核弹头的问题，为驻欧洲的部队配备短程核武器的事宜也在商谈之中。我们相信，为了共同的使命，能够与美方达成正式协议。……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的部队履行其使命提供现代的高性能的武器。”[680]这些都充分证明：在1959年初迪芬贝克政府已经倾向于接受核武器。
总之，尽管加拿大一直存在反对履行核义务的声音，而且反对之声不断扩大，但直到1959年初，迪芬贝克还很少受到这种声音的干扰。如果不出意外，迪芬贝克政府应该很快就会做出获取核武器的决策。然而，就在此时，加拿大内阁一项重要的人事变动对核武器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59年3月17日，外长史密斯因心脏病而突然去世，由迪芬贝克代理外长一职3个月。随后他提名其亲密盟友、原公共工程部长格林接替外长职位。朝鲜战争时期，格林曾经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当时他比政府更强烈地主张用战争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可是担任外长后，裁军成为他关心的主要政策问题。在接受提名后，他向民众公开表明其裁军立场：“可以说，加拿大卷入了世界并且用理想的方式帮助世界。我首先要提到我在从事的裁军事业，因为它是世界归于和平的主要途径，这是它的最大的价值所在。”[681]而且他认为，加拿大能对裁军事业做出的贡献唯有避免在加拿大领土之上拥有和储存核武器，为世界树立榜样。奇怪的是，格林下大力气反对在加拿大土地上部署不管是加拿大的还是美国的任何核武器，可是，他却不太反对驻欧洲的加拿大军队拥有和使用核武器。[682]显然，他与其是在减少核战争的危险，不如说是关心加拿大领土的纯洁性。格林接任外长之后，迪芬贝克在谈到获取核武器时也开始说“只有当它们被需要时”， [683]而不是当核武器的投送工具准备好时。无论如何，格林接任后加拿大政府越来越不愿意接受核武器，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在格林接任外长之前，迪芬贝克倾向于接受核武器，但是他已在有意拖延核武决策。1958年4月28日，皮尔克斯把有关同意美国在古斯贝部署核武器以供战略空军之用的建议拿到内阁军事委员会讨论。史密斯提醒委员会要谨慎行事，英国政府已经因为与美国的核合作招致很多的政治麻烦和社会的分裂。迪芬贝克神情相当紧张，当即指出，如果加拿大民众在核问题上形成对立，那将是很不幸的，他要求任何涉及允许战略空军在加拿大领土使用核武器的协议都必须得到皮尔逊的赞同。迪芬贝克的这条意见不仅在当时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且还成了此后内阁讨论核武器政策的重要内容，后来又成为多次挫败加美军方企图的最有效的武器。[684]
加拿大政府迟迟不履行它在1957年12月对北约承诺的义务让北约开始着急起来。1959年5月，北约盟军司令诺斯塔德访问渥太华，催促加拿大政府尽早做出为驻欧洲的加拿大军队配备核武器的决定。7月2日，加拿大政府勉强宣布接受驻加空军师承担的核义务。皮尔克斯随之发表声明：“让加拿大军队与它的盟军同样有效率、有战斗力是加拿大的政策。”[685]这一声明似乎表明加拿大政府打算接受核武器，因为加拿大的盟国都配备了核武器，皮尔克斯对政府即将做出接受核武的决定信心满满。加美也加快了谈判的进程。然而，就在加美好不容易达成核武器协议之时，核武问题因为格林不同意协议草案中的武器控制条款而再次受阻。[686]
僵局似乎在1959年11月7日美国戴维营举行的加美部际安全联席会议上被打破，有关各方包括格林在内达成了向加拿大提供核武器的总协议。[687]加拿大政府似乎朝拥有核武器的方向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可是，加方代表一回国，内阁就变了卦。[688]
谈判持续数月而没有结果，引起了社会舆论的种种猜测。1960年1月18日，迪芬贝克不得不发表公开声明：“如果加拿大军队要保持战斗力，它可能最终需要某些核武器，例如波马克防空导弹要发挥它的效能就需要核弹头，……在这种情形下，加拿大军队需要这些核武器，也只有当它们被需要时，加拿大政府也是为了让加拿大军队利用这些必需的武器才一直在和美国政府谈判。”[689]直到1963年初迪芬贝克发表了不少“只有当它们被需要时……”这种招牌式的声明，他除了承认正在进行谈判这一事实外，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和决定。这一声明标志着迪芬贝克脱离了1959年初的拥核立场转向了格林力主的反核立场，加拿大政策的立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核武决策就这样被拖延下去。
可是，这种通过故意使用含糊和饶舌的文字来掩盖内阁的意见分歧和拖延决策的做法有时免不了让政府陷入尴尬的境地。1960年7月，格林在议会做证时声称，除了参加允许美国在古斯贝和哈门基地储存核武器以供美国歼击机部队使用的谈判外，外交部没有卷入任何有关使用和储存核武器的谈判。[690]这与早前迪芬贝克和皮尔克斯的话相悖，当时二人都说过去16个月关于加拿大军队获取核武器的谈判一直在进行，尽管多数谈判是由军方和国防部主导的。皮尔克斯和迪芬贝克不得不先后出面来解释政府阁员讲话前后矛盾的原因。他们指出，格林的“谈判”（Negotiations）专指涉及互换外交照会的谈判，而与美国有关核武器的“讨论”（Discussion）一直在进行，只有外交部参加的有关允许美国在古斯贝和哈门基地储存核武器的讨论才达到了谈判的级别。可是，无论怎么解释也掩盖不了迪芬贝克内阁关于核武器的争论非常激烈的事实，而立场对立的阁员们不断地求助舆论支持自己的立场。结果，这种争论一方面让反对党察觉到执政党内部的斗争并利用其大做文章，另一方面也让民众无所适从，由此造成了舆论的分裂。
1960年7月，加美在讨论用加拿大的CL-44运输机交换美国的F-101 （“巫毒”）歼击机时，加拿大最终同意在以核武器装备军队的问题上与美方达成口头协议，具体来讲，就是赞同美方提出的转让给加拿大的“巫毒”飞机必须配备核弹头才能发挥最大作战效能的观点。会后，美国防长托马斯·盖茨在出席新闻发布会时指出，这一口头协议虽然不是新闻公报，但是它表明加拿大部署的波马克不久将携带核弹头，而且他认为在导弹基地完工之前就会完成此项动作。盖茨的举动表明美国政府对加拿大久拖不决很心急，他们知道最大的阻力来自格林，希望以此强行突破格林的底线，让它成为既成事实。可是，盖茨的突然袭击让格林很恼火，站在盖茨身边的格林当即指出，加拿大政府还没有而且永远不会就此做出决策。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一年之后，配备常规弹头而不是核弹头的“巫毒”运进了加拿大。
然而，加拿大军方在核武政策上却越来越与政府对立。皮尔克斯不断地向媒体暗示即将做出引进核武器的决定。1960年8月，他在出席议会听证时公开攻击政府的反核立场，更加支持拥核政策。不久，加美之间的核谈判因为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也中断了。由于在核武问题上与其他内阁成员政见不合，皮尔克斯在压力之下很快就辞职了。[691]加拿大内阁的公开分裂沉重地打击了执政党阵营的士气。
可是，10月11日接任的道格拉斯·哈克尼斯并没有改变军方反对政府核政策的状况。哈克尼斯在核政策上与皮尔克斯如出一辙，而且很快就和格林对立起来，不久二人的矛盾与斗争就公开化了。由于哈克尼斯不像皮尔克斯那样是迪芬贝克的亲信，内阁中亲核力量削弱了。二人分别鼓动自己的支持者努力影响迪芬贝克的决策，格林支持反核团体——妇女之声（VOW）[692]开展活动，哈克尼斯则要求一些预备役军官组织起来帮助他对抗这些反核团体的影响。[693]加拿大社会也因此分裂了。
1961年曾出现迪芬贝克做出接受核武器的决策的两次最佳时机。一次是在1961年2月，46％的民意支持接受核武器，而反对者只有20％。[694]迪芬贝克对到访的肯尼迪明确表示，美国在核武器的监管和控制上如果能够对加拿大做出类似对英国那样的妥协，他将做出接受核武器的决定。他还向肯尼迪解释，加拿大政府主要是出于不想妨碍正在取得进展的裁军事业而延迟了做出接受核武器决定的时间。可是他又增加了新的要价，那就是提出把核储存问题和两国军工领域的生产共享计划联系起来解决。[695]迪芬贝克的这一表态被美方理解为加方做出了接受核武器的庄严承诺。另一次是在1961年10月，柏林危机处于最严峻的时刻，最需要盟国步调一致。迪芬贝克完全可以以此为由做出接受核武器的决策，但是他没有这样做。[696]前一次是迪芬贝克有意拖延，后一次则是肯尼迪自己给了迪芬贝克拖延的理由。1961年10月，肯尼迪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个新的裁军方案，迪芬贝克随即以配合美国新的裁军努力为由，再次拖延决策。[697]
1962年再次出现了迪芬贝克采取接受核武器政策的窗口。这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民众反对核武器的阻力达到了最低点，迪芬贝克本可以利用这个绝佳机会宣布接受核武器，可是他再次错过了。
从此，肯尼迪政府不再指望迪芬贝克政府能够在核武问题上支持自己，决定选择颠覆迪芬贝克政府的办法，搬掉这个加美安全关系发展的绊脚石。迪芬贝克政府不能及时恰当地处理核武问题，成了它失去肯尼迪政府支持、输掉大选而垮台的重要原因。
小结
迪芬贝克政府时期，加拿大国内围绕核武器展开的辩论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不仅如此，它还像毒蛇一样缠绕着加美两国并毒化两国关系。核武争论所揭示的政党政治的竞争特性和加美安全关系的矛盾本质，使得它极具研究价值。
大选政治对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迁延不决有重要影响。各政党都试图贴近和反映主流民意，但是民意始终是流动的、分裂的，因此迪芬贝克政府很难根据民意做出政治决断。面对争论，迪芬贝克政府允许不同观点的交锋，希望从中找到解决办法，然而，他听到的更多的是延迟决策的主张。有人认为谈判不要太急，因为那些携带核弹头的武器还在准备之中。还有人主张为了不影响迪芬贝克内阁一直非常支持的裁军谈判，应该延迟决策。迪芬贝克很看重后一点甚至公开表态支持：“我们已经确定了立场，在裁军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之时不做出决定。如果现在做出决定，不符合我们的一贯的立场。”[698]可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裁军谈判直到60年代一直没有取得进展。加拿大政府以裁军谈判为由推迟做出决定让美国政府很不耐烦，美国认为迪芬贝克政府可以做出任何决策，但是不可以因此无限期地延迟决策。
除了正在进行的裁军谈判，迪芬贝克推迟决策的另一个理由是他要求得到对核武器的监督权和控制权，而这一要求和美国的立法相违背。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美国最终同意了加拿大提出的双控方案，尽可能地满足了加方的控制权要求。可是，迪芬贝克又裹足不前了，反而不断地营造一种似乎是美方没有满足加方要求的印象。1962年2月26日，他在议会宣称：“除非美国修改法律，否则加拿大不可能接受核武器。”[699]
迪芬贝克这一做法明显违背了1961年2月他对肯尼迪的承诺，不仅如此，他还以栽赃的方式向民众掩盖了自己耍赖的事实。美国对迪芬贝克这种如果不是出尔反尔就是神经错乱的拙劣表演非常反感甚至愤怒。
更重要的是，迪芬贝克反对拥有核武器的立场严重危害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从柏林危机到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的全球战略受到了苏联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的革命性进步的双重冲击，改善美国的战略环境成了肯尼迪政府的当务之急。北美大陆的防御更是重中之重，而加强北美的防御除了加强雷达预警和部署美国战略空军以增强对苏联的核威慑外，还必须增强加拿大空防部队使用核武器的能力。肯尼迪的冷战战略离开加拿大的配合根本不可能实现。加拿大在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早已让肯尼迪觉得迪芬贝克与自己离心离德，迪芬贝克在核武器政策上的僵硬立场更是让他如鲠在喉。肯尼迪相信迪芬贝克在反对美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美安全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冷战事业计，除了把迪芬贝克赶下台，肯尼迪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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