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加拿大国内两党竞争下的核武政策

    一 1963年大选前的加拿大政局

    1957年的大选，进步保守党虽夺得112个议席，可自由党仍占105个议席，进步保守党取得的优势并不明显，自由党输得也并不难看，可是结果却是改天换地，加拿大总理府迎来了新主人，那就是进步保守党的领袖约翰·G.迪芬贝克。自由党不甘心失败，接任自由党领袖的皮尔逊在成为在野党领袖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使刚成立的议会解散并重新选举。可是，在1958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进步保守党斩获了208个议席，比其他各党派所得的席位的总和还要多151席，自由党遭到了更大的失败。1958年大选成了加拿大议会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选举胜利。[700]迪芬贝克的执政地位更加牢固了。可是，这样悬殊的选举结果让迪芬贝克很快就从自豪变为自满，开始对未来的困难估计不足，安全决策过程因此变得很粗糙。他的政府执政不久就面临新的危机。

    正如彼特·纽曼所言，尽管执政党在1958年议会选举后拥有加拿大史上罕有的多数席位，但它不能利用优势地位制定和实施统一的共同改革纲领。尽管迪芬贝克内阁集中了一批忠实而且能干的文官，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把他们打造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战斗集体，他缺乏协调和团结的能力。尽管迪芬贝克凌驾于内阁之上，他却指挥不了内阁成员。[701]

    在经济上，二战结束以来，加拿大经济虽有几次短暂的停滞，可是整体上还是处于上升之中。迪芬贝克执政后，加拿大经济却进入了一个下降的通道。1957～1961年这一时期是发展缓慢并受到干扰的时期，1958年和1961年更是经济真正衰退的年代。失业人数上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一向较为稳健的出口也开始停滞不前，贸易逆差达到了空前惊人的高位，直到1960年才有所改善。[702]

    在政治上，到1962年初，加拿大政界的两大势力转而反对迪芬贝克，一股是加拿大特有的，一股是整个北美大陆共有的。迪芬贝克完全同实业界疏远了，同时逐渐失掉了法裔加拿大人的支持。1958年魁北克和实业界倒向迪芬贝克一边，主要因为迪芬贝克的胜算较大。可是，4年之后，迪芬贝克的威望显著下降，这两股力量不再需要两面下注。魁北克、金融界和大工业界重新回到自由党的怀抱。

    在外交上，迪芬贝克怨恨美国的控制和领导，他本能地主张恢复原先的英加联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可是，因为他不识时务地坚决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差点儿与麦克米伦内阁吵翻，加强英加同盟的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而且，由于他不加批评地接受美国在冷战中担当西方世界的领导，他也接受美国的领导。因此，他在外交事务中急于摆脱美国的控制的主张受到了阻碍。执政仅仅几个星期，迪芬贝克就痛苦地意识到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压力，接受了《北美空防协议》，这一协议是1940年《奥格登斯堡协议》和二战后加美安全合作的自然延伸，完全符合自由党倾向大陆的国防政策。他要恢复英加联盟的梦想在现实政治面前被击得粉碎。

    然而，尽管迪芬贝克接受美国的领导而且与美国具有相同的反共产主义价值观，但是他对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却有很大的保留。他坚持向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向中国和苏联出口粮食的贸易政策，也不赞同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迪芬贝克这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持保留的态度既有其现实的考虑也有历史渊源。早在美国革命时期，加拿大人就对美国采取激进的暴力的方式争取独立表示厌恶，而加拿大人长期实践的是一条渐进的和平的独立道路。加拿大是世界农产品大国，粮食出口是其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而美国也是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两国自然形成了竞争。美国出于冷战的考虑拒绝向苏联和中国出口粮食，恰好由加拿大填补这个空白。美国的冷战利益不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迪芬贝克不喜欢肯尼迪政府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也不赞成后者采用贸易禁运和军事干涉这些极端的办法颠覆卡斯特罗政权。[703]他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与美国的反共的冷战政策拉开了距离。

    迪芬贝克在华盛顿越来越不受欢迎。约翰·肯尼迪刚执政，迪芬贝克就在加拿大向中国出口粮食问题上与美国新总统闹僵了。[704]在柏林危机严重升级之时，他没有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导致加美之间的分歧尖锐化、公开化。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肯尼迪对迪芬贝克的心结更深了。迪芬贝克始终不肯接受美国的核武器，可是，没有加拿大的配合，美国的核战略就无法调整到位，美国战略空军的核威慑作用就不能正常发挥；如果加拿大军队不接受核武器，北美大陆的防御就会出现致命的缺陷。肯尼迪相信，障碍在迪芬贝克，搬掉这个障碍成了他对加政策的首要任务。1963年大选成了把迪芬贝克赶下台的一次绝佳机会。

    1962年上半年，加拿大混乱的金融形势加剧了加拿大政坛的斗争，在野党利用加元贬值和汇率危机成功地迫使迪芬贝克在1962年4月18日解散议会，举行议会选举。1962年6月18日选举投票结束，最终统计结果显示进步保守党赢得116席，自由党赢得100席。迪芬贝克勉强保住了进步保守党第一大党的位置，也勉强保住了总理的位置。可是，相对于1958年大选的结果，进步保守党的优势大幅缩减，失去了在议会绝对多数的地位，严重地打击了迪芬贝克执政的信心。[705]大选之后，他本应调整包括核政策在内的全面政策，克服执政弱点，可是，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内阁的斗争和分裂依然存在，而且越发严重了。

    1962年选举后，加拿大媒体舆论不仅远离迪芬贝克，而且开始大肆攻击迪芬贝克妄自尊大、妖言惑众、优柔寡断，攻击迪芬贝克政府效率低下、错误累累、灾难重重。他们把皮尔逊及其追随者塑造成训练有素、有才干的人，声称他们将要结束迪芬贝克政府执政无能的状况。[706]

    1962年6月的选举是1963年大选的预演。1963年大选，迪芬贝克不仅要面临肯尼迪和美国政府的反对，还要面临自由党领袖皮尔逊的夺权。由于1962年大选相对失败，他还要面对加拿大内阁的分裂。核政策引起的分歧加深了个人冲突的意义。国防部长道格拉斯·哈克尼斯主张加拿大通过取得核武器完善加拿大的防御，外交部长霍华德·格林却是反对核武扩散、解除核武装的忠实信徒，迪芬贝克政府的分裂在加剧。

    1963年大选的主题是核武器问题，围绕该问题的长期争论已经撕裂了加拿大社会，也严重地威胁到加美安全关系的稳定发展。核武辩论引起的国内分裂和美国政策的收紧而形成的巨大压力，使1963年大选成了一场迪芬贝克不可能取胜的战争。

    二 自由党的核武政策

    迪芬贝克政府核武政策的模糊除了执政党本身的失误外，应该部分归因于包括最大在野党的自由党在内的反对党核武政策的摇摆。反对党未能及时地表明清晰的态度削弱了他们批判政府迁延不决的力度，也削减了执政党改弦易辙的意愿和动力。不仅如此，对于核武器在同盟战略中的作用、加拿大军队拥有核武器的正当性以及加拿大控制核武器的最佳方案这些互相关联的关键问题，自由党的立场更是变来变去。

    可是，北约对核武器的战略依赖程度越深，就越需要加拿大部队配备核武器；同样，加拿大对北约的集体安全依赖程度越深，就越需要接受核武器。1954年，北约首次接受使用核武器对抗常规武器的战略思想，当时的自由党政府赞同这一战略。加拿大议会没有对此展开辩论，也没有特别做出决定。1954年末，当时的外长皮尔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大规模核报复战略不是很有效，需要用理性的适当的核报复战略来替换或者补充。他引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表达其立场：“我（艾森豪威尔）没有理由认为为什么它们（战术核武器）不能像子弹或者其他的武器那样去使用。”他也赞同北约的新战略。由此观之，皮尔逊在道义上和军事上并不反对在欧洲使用战术核武器。可是，尽管圣劳伦特政府接受了核战略思想，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履行它已经承诺的北约的核战略义务。[707]

    1958年8月8日，皮尔逊在议会就“箭式”飞机和“波马克”导弹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果我们打算拥有‘箭式’飞机和‘波马克’导弹，我们怎么能够想象，在美国人任正司令、加拿大人任副司令的统一司令部的指挥下，加拿大空防部队拥有的‘波马克’导弹配备常规弹头，而美国空防部队拥有的‘波马克’导弹配备核弹头呢？从我读到的议会听证记录来看，为了充分发挥这些导弹的效力就必须配备核弹头。请不要误会，我并不主张加拿大制造任何核武器……我想请问部长，面临这种情形该如何处理？（我们）是否正在采取措施达成协议以便两国防御部队在同一司令部指挥下配备一样的装备？某日，外长告诉我加拿大政府目前还不想要这种协议。我还听他说在加拿大储存核弹头没有问题，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不需要这样的协议，事态严重时，华盛顿会对核弹头的使用做出迅速的决定。如果它们（核弹头）不是储存在加拿大，如果在情况紧急之前，我们没有一个控制它们的协定，华盛顿在紧急时不得不做出决定，把它们移入加拿大或者把它们从美国移入加拿大交由加拿大空军，因此，没有相关协议恐怕不太好。紧急情况发生时，将来不及达成协议。在事态紧急之前，这个问题就应该解决好。”[708]从皮尔逊饶舌的发言来看，他反对加拿大生产核武器，但是主张与美国达成储存和使用核武器的协议。

    1959年7月末，加拿大军队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的问题再次成为加拿大社会的焦点话题，此时已经是反对党领导人的皮尔逊坚持原来的立场：如果敌人拥有核武器，北约也就应该拥有核武器，战术核武器可以像常规武器那样使用。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加拿大军队也应该拥有核武器。不过他的立场还是有了一些新变化，那就是加拿大驻欧洲部队拥有的核武器要由加拿大军队控制和使用。但是他没有表明是否反对加拿大政府正在谈判的双控方案，[709]而根据美国法律，双控方案是美国政府能够做出的最大让步。很快，皮尔逊的立场就清晰化了：如果我们真打算拥有核武器，那它们就应该为加拿大所有和单独使用。除非我们控制为我军使用的核武器，否则，我们就不应该卷入。但他此时的表态似乎仅限于在欧洲的加拿大军队。麦克林认为皮尔逊的立场欠严肃，一是美国不可能同意由加拿大单独控制，二是皮尔逊从未想过任何加拿大获取核武器的协议。但是，从1958年8月8日皮尔逊在众议院的讲话来看，麦克林所说的第二点原因显然不符合事实。皮尔逊主张，与其接受为波马克导弹配备的核弹头，不如由美国来使用那些部署在加拿大基地的波马克导弹。皮尔逊还认为，当此国际社会进行禁止核试验的裁军谈判之际，加拿大接受核武器是不道德的。可是，迪芬贝克政府也以此为由延迟决策。自由党失去了话语权。[710]

    1960年到1961年，迪芬贝克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反核，自由党也继续维持有条件地反对核武器的立场。尽管两党的反核立场趋同，尽管自由党也讨厌核武器，但是自由党主要从战术层面阐述自己的反核立场。1960年8月，自由党的国防政策发言人赫利尔和皮尔逊分别在议会阐述了自由党的新核武政策：考虑到法国戴高乐拒绝美国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加拿大驻欧洲空军师的基地的安全堪忧，在加拿大军事基地的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驻欧洲空军师不应该承担先发制人的义务，因此自由党反对驻欧洲空军部队拥有和使用核武器。在导弹时代，空防失去了有效性，因此反对本土的加拿大空军拥有核武器。自由党甚至反对加拿大空军承担拦截任务，主张把空军的任务限定在识别敌机。他们也反对加拿大海军拥有核武器。自由党仅仅在驻欧洲的陆军取得核武器的问题上持开放态度，也就是在加拿大军事基地的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拥有核武器。而这种开放态度源自对战术性核武器可以保护欧洲的常规部队的认识。可是，由于戴高乐拒绝美国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加拿大在欧洲的军事基地的安全失去了保障。这种特定条件不成立。1961年1月，这些政策写进了自由党的政纲。这种核武立场全面否定了加拿大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这是自由党核武政策的大倒退。然而，自由党的新立场包含了两点新内容：一是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加拿大驻欧洲军队拥有核武器；二是未来的自由党政府可能在美国单独控制的条件下接受核武器。[711]

    自由党的核武政策在1962年上半年又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皮尔逊预见未来10个月他可能实现大逆转，开始为未来的核武政策做准备。1962年3月，皮尔逊抨击政府拒绝为“星式”战机配备核武器是对北约承诺的背叛。他否认这是自由党在改变立场，相反，他狡猾地宣称这是自由党核武政策的着力点在改变。皮尔逊开始强调，如果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加拿大赞同在集体的而不是国家的控制下实现核威慑的原则，那么就不应该阻止加拿大军队获取必要的战术性防御型的核武器。[712]到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之时，自由党新的核武政策再次被表述为：如果信守对北约的集体安全原则的承诺，加拿大政府就应该接受核武器。除此之外，自由党继续坚持反核立场。肯尼迪政府注意到了自由党核政策的细微改变而且认为皮尔逊不会在核武器问题上撒谎，开始把实现以核武器武装加拿大军队的希望寄托在加拿大反对党的身上。[713]可是，自由党核武政策的悄然变化并没有引起迪芬贝克的重视，因此错过了调整政策的时机。而且，由于迪芬贝克政府决定不在这个问题上与反对党辩论，因此，1962年大选没有把驻北约加拿大军队的核武器问题作为中心议题。而缺少与在野党的政策辩论使得迪芬贝克失去了一次重新审视自己核武政策的重要机会。

    三 1961～1962年加美关于加拿大核武政策的攻防战

    1961年2月20日，迪芬贝克在访问华盛顿时向肯尼迪明确表示，加拿大政府主要出于不想妨碍正在取得进展的裁军事业而延迟决定，如果美国在核武器的监管和控制上能够做出像对英国那样的妥协，那么，他将做出接受核武器的决策。同时他又附加了新的要价，提出把核武存储和使用问题和两国军工领域的生产共享计划联系起来一揽子解决。[714]迪芬贝克的新表态被肯尼迪和美国政府理解为加方已经做出接受核武器的庄严承诺。

    5月17日，肯尼迪回访加拿大，核武器问题是两国首脑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迪芬贝克向肯尼迪表示，加拿大正在兴起的强大的反核运动使他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对于美国要求在加拿大储存核武器，加拿大政府在共同控制的条件下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候表示同意，但是现在不行。实际上他对内阁跟着他在此问题上一同前进表示怀疑，但是，他将利用夏秋季节在全国的巡回演讲尽力改变加拿大舆论环境。迪芬贝克的此番表态变得模棱两可起来。肯尼迪发现迪芬贝克的立场有动摇的危险，于是劝迪芬贝克不要太在意舆论。[715]同时为了坚定迪芬贝克的决心，肯尼迪还利用迪芬贝克政府希望得到美国武器生产订单来拯救衰退的飞机制造业、提振加拿大经济的心理引诱迪芬贝克。这就是此次会晤中达成的三边飞机协议：加方如同意接受核武器，美方即同意给予加方F-104的生产订单，并且把“巫毒”转让给加方。迪芬贝克看出了其中的圈套，于是进一步提出希望在加拿大政府做出接受核武器的决定之前就落实飞机协议，以检验美方的诚意。肯尼迪本来就很怀疑迪芬贝克在夸大其接受核武器的困难，于是对迪芬贝克提出的提前落实飞机订单的要求不予理睬。[716]5月首脑会晤与2月首脑会晤相比较，双方在核武器问题上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还出现了倒退。更为可怕的是双方都对对方的诚信产生了怀疑。1961年秋是迪芬贝克对核武器问题态度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兑现他对肯尼迪的承诺而又不引起国内的政治风波，因此，迪芬贝克对在获取核武器问题上取得某些进展持开放的态度。正如鲁宾逊所言，迪芬贝克在理性上倾向于接受核武器，但是考虑到选票，又不得不讨好反核势力。[717]1961年柏林危机确实带来一个绝佳的时机，在紧急关头，为加拿大驻欧洲部队配备核武器可谓名正言顺，如果能实现，哈克尼斯和美国人肯定会喜不自胜，也不会引起格林辞职。但是，随着危机消退，即将到来的选举占据了迪芬贝克的大部分注意力，避免对即使是驻欧洲部队使用核武器做出决定的观点渐渐占了上风。迪芬贝克认为，在大选面前，为了取得大选胜利，即使违背对肯尼迪的承诺也是值得的。而且肯尼迪的一连串举动也让他信守承诺的意愿一点点减弱了：1961年9月5日，肯尼迪紧随苏联之后决定恢复核武器试验，接着又在联合国发表防止核扩散的声明。而肯尼迪的声明对加拿大的反核派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他们以此佐证反核是大势所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反核运动的势力。迪芬贝克受反核运动的影响更深了。

    1961年秋肯尼迪在联合国发表防止核扩散的声明之后，迪芬贝克认为肯尼迪的声明已经自动解除了他对肯尼迪承诺的义务。他不再在压力之下纠结于接受还是不接受核武器，相反，他开始接受一种相对灵活的骑墙政策，即核弹头和零部件平时由美国控制，一旦形势需要，美国立即通知加拿大接受和使用核武器。如果美国同意，迪芬贝克就可以声称加拿大只在紧急情况下接受和使用核武器；如果美国不赞成，就可以把不接受核武器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而且，他和格林可以借此赢得核不扩散事业的领袖的声誉。同时，这种新政策也可以乘机控制格林和哈克尼斯，因为他们谁都不知道他的真实立场。格林大可放心政府避免接受核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而哈克尼斯也希望发生一次紧急的事件让迪芬贝克接受核武器从而放弃这种骑墙立场。

    可是，就在迪芬贝克认为来自美国的压力减轻之时，美国却没有放松压力。8月3日，腊斯克通过驻加大使麦钱特向迪芬贝克转交了肯尼迪的亲笔信：“……本大陆的防御和对我们战略力量的保护是推动同盟防御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北美联合空防的亲密无间证明了这是我们的共识。然而由于我们都能理解的原因，我们大陆的防御是不完善的，目前缺乏相关的协议确保赋予加拿大空军拥有美国核武器以便对任何飞越北极的进攻做出回应。犹忆我们2月会晤时，你曾经对我表明，一旦加拿大政府就此达成一致，我们就将发起谈判以达成允许在加拿大领土存在核武器的必要协议。我们5月会晤讨论飞机协定时，你又向我解释了（核武器）问题的症结所在和你的想法与计划。现在是重新开始谈判、努力推动并达成协议的时候了。若非如此，我们将不能提前做好准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切实地加强我们共同的空防。我也知道对你来说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可是，我相信除非我们采取一切合理的行动加强我们的军事安全，我们将无法在柏林和德国问题的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我期待你对上述问题的意见，但愿我们能共同努力在上述问题上取得进展……”[718]8月11日，迪芬贝克复函表示，他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启动谈判。[719]

    可是，就在迪芬贝克决心采取行动之时，他却发现来自国内反核运动的压力陡增，并再次面临因核问题所引起的执政党分裂的危险。起因是1961年9月以来，美国的新武器陆续到位，而加拿大为引进的新武器配备核弹头的事情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加拿大军方越来越找不到理由向美国军方和北约解释不能取得进展的原因，哈克尼斯和内阁秘书布赖斯竭力向总理施压，敦促其尽快做出决定。哈克尼斯和他的高级军事顾问越来越沮丧。与此同时，格林也努力劝说总理不要做出违背裁军谈判和防止核扩散潮流的决定。迪芬贝克继续受到来自两个完全相反方向的力的拉扯，不知如何是好。

    麦钱特根据总统的指示继续对迪芬贝克施压，11月27日，他拜会迪芬贝克。迪芬贝克暗示他绝对会对肯尼迪的呼吁做出回应，至少会重新就协议的文本展开谈判。迪芬贝克还把延迟做出决定的原因归于美方的泄密，他说，加拿大内阁本来在9月已几乎要达成一致意见，可是媒体却援引白宫的消息说总统已经向他递交了一份关于核武器谈判的私人信件，这使得加拿大内阁不得不从原来的立场后退，因为它不可能表现出它是在华盛顿的压力之下采取行动的。麦钱特在会谈中注意到了加拿大内阁的争吵和迪芬贝克左右为难的情况并在当天向国务院做了汇报。[720]核武器谈判再次拖延。

    迪芬贝克政府的拖延令肯尼迪政府很焦急，因为加拿大从美国引进的核武器的投送工具陆续部署到位，这些武器装备如果没有配备核武器将难以发挥其正常的效力，这将影响美国的全球核战略。因此美国政府加紧了对加拿大政府的外交努力。从1962年2月26日麦钱特给国务院的电文可知，加拿大不能直面核武器问题成了美加之间最突出的问题，麦钱特已经竭尽所能，但还是无法让迪芬贝克采取积极的行动，因此他恳请腊斯克再次以总统的身份致信迪芬贝克要求其迅速采取行动打破僵局。[721]2月27日麦钱特给国务院的电文对迪芬贝克在众议院对核武器所做的发言表现出极度的失望，认为这些发言是对两国极为重要的问题的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离美国所要求的目标越来越远。[722]

    为了迫使迪芬贝克改变立场，肯尼迪开始采取大胆的行动，利用各种机会刺激迪芬贝克。4月17日，他在接见即将离任的加拿大驻美大使希尼时指出，除非加拿大政府在核武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他将不会访问渥太华。[723]而此时的迪芬贝克政府很想即便是装样子也要向国人显示加美关系依然良好，因此它一再通过外交努力希望肯尼迪能够尽快再次访问加拿大。4月29日，肯尼迪在接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时，又故意安排40分钟时间接见了加拿大反对党领袖皮尔逊。这大大地激怒了迪芬贝克，他认为这是肯尼迪有意给皮尔逊增加大选资本。[724]对于新任加拿大大使查尔斯·里奇（Charles Ritchie），美方却没有给好脸色。里奇刚到华盛顿还没有递交国书，腊斯克就在社交场合对里奇出言不逊。5月6日，里奇向总统递交国书。里奇回忆，肯尼迪开始是故意冷场，对他爱理不理，突然，总统发出一声怪叫，里奇吓了一跳，以为自己要被踹出白宫，他想，美国政府可从未如此冷待一位新任加拿大大使。里奇很快发现，原来是总统的女儿带着她的宠物狗进来了。[725]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故意冷待加拿大大使馆。[726]肯尼迪政府还拿起经济武器向迪芬贝克政府施压，7月5日，副国务卿乔治·W.巴尔（George W.Ball）致信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迪芬贝克政府不再和美国推心置腹，要提防加拿大，在经济问题上要收紧政策。[727]鉴于加拿大对美国经济的严重依赖，这一招最能打痛加拿大政府。8月24～25日，腊斯克访问渥太华，再次就核武器问题向迪芬贝克和格林施压。[728]

    美国政府采取包括经济施压在内的步步紧逼政策最终使迪芬贝克同意恢复核谈判，可是也因此升级了迪芬贝克的愤怒。1962年10月初，哈克尼斯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应该与美国在核武器上重开谈判，格林对此没有表示反对，但是他重申了总理支持骑墙方案的立场。加拿大驻华盛顿大使馆很快就接到了外交部要求其做好相关谈判准备工作的通知。[729]

    就在双方准备谈判之际，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了。就像柏林危机凸显了核武器问题的紧迫性一样，古巴导弹危机重新把核武器问题变成了加拿大内阁的优先议题。10月30日，内阁开会再次讨论哈克尼斯的谈判建议。哈克尼斯强调，议会和舆论现在都在追问政府，在它已经同意的为新装备配备新武器的问题上取得了何种进展。他本人则对骑墙方案的可行性表示高度怀疑，因为美国人不会同意这种方案，不过还是先谈起来为好，争取在谈判中能取得进展。尽管有所保留，内阁会议还是达成了如下谈判立场：用于北美防御的核弹头先让美国保持和监管，一旦战事吃紧，再交给加拿大空军应用于波马克导弹和歼击机。至于驻西欧的部队，在北约的统一指挥下，可以使用装配了核弹头的“星式”战机和“诚实的约翰”导弹。内阁还决定，谈判在格林、哈克尼斯和时任军人事务部部长的戈登·丘吉尔（Gordon Churchill）领导下立即进行。迪芬贝克把丘吉尔安插进谈判小组，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确保可以随时获得准确的会议信息，二是为了防止格林和哈克尼斯之间失衡。迪芬贝克尤为担心会谈的消息外泄，因为那将损害他与反核运动之间的良好关系，因此他事先警告美方，若走漏半点风声，会议即刻停止。[730]

    迪芬贝克政府的谈判要点随即被传达给了美国大使馆，使馆代办伊万·怀特（Ivan White）迅速地上报国务院并且提醒国务院，草率地拒绝加方的谈判建议是不切实际的。鲁宾逊指出，在古巴导弹危机还没有过去之时，加拿大此时提出谈判不合时宜。而美国国务院为了使此次谈判能够顺利开启，要求负责加拿大事务的官员向已不对此类谈判抱有任何希望的国防部进行劝说：鉴于加拿大的政治现状，此次会谈有可能促使加拿大的骑墙政策发生实质性改变。这一说辞化解了国防部的抵制。[731]美国国防部终于同意参加此次谈判。

    1962年11月20日，美方派遣了一个专家组赴渥太华进行考察。美方专家组考察后认为，如果苏联发动袭击，在三个小时的预警时间里核弹头根本来不及转交给加方并安置在波马克导弹和歼击机的武器系统上。但是，会议没有被取消，美方提出是否可以把核武器的零部件存放在离加拿大更近的地方，一旦需要，可以缩短转运和安装的时间。12月4日，双方再次会谈，美方认为，依据所选的零部件，空运这些零部件的时间可以缩减至两个小时。美方的零部件方案实际上比较接近于加方的骑墙方案。[732]

    1962年12月14日，格林和哈克尼斯在参加北约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防长麦克纳马拉会晤，格林和哈克尼斯一致认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比较切合实际，这意味着加拿大政府实际上初步同意以此为基础达成协议。可是，会后不久，麦克纳马拉就打电话给哈克尼斯否决了该方案。麦克纳马拉向加方解释说，零部件方案不能用于实战，因为在转运以及组装这些零部件过程中随时都会遇到技术困难，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解决这些技术问题实际是不可能的，而且加拿大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缓慢迟钝的表现也让美方更加相信该方案没有实际价值。[733]

    麦克纳马拉因此提出了替代方案，把核武器的零部件存放在加拿大，以节省安装的时间。毫不奇怪，迪芬贝克和格林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如果核武器的零部件存放在加拿大领土，加拿大政府就不能向反核势力证明加拿大不存在核武器。[734]加美关于核武器的谈判再次搁浅。

    第二节 加美关系恶化

    一 拿骚会晤

    尽管美国政府非常急切地想解决与加拿大的核问题，但是在1962～1963年之交，与加拿大的核谈判被放在了次要位置。1962年11月27日，加拿大驻美大使里奇在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谈后向外交部报告：“不管是否合理，这里给人一种可怕的劫后余生的感觉，美国人从劫后余生中恢复的信心和勇气肯定会成为美国下一阶段计划的基础。”美国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乘势而上，凝聚人心军心，巩固西方阵营。为了巩固西方阵营，美国国务院处理北约事务的官员主张，应该下更大力气加强西方同盟，欧洲伙伴和加拿大应该承担更大的安全责任，加强协调，做到步调一致。为了调整与盟国的关系，美国采取了对加拿大打、对英国拉的两面策略。肯尼迪决定先在1962年12月中旬在拿骚举行会晤以协调美、英的立场。迪芬贝克得知此消息后，决定邀请英国首相麦克米伦顺访渥太华，因为他不想让国人看到因为加拿大政府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造成麦克米伦对他的冷落。可是，麦克米伦看穿了迪芬贝克的意图，表示他确实抽不出时间，反过来邀请迪芬贝克12月21日到拿骚会晤。迪芬贝克接受了麦克米伦的邀请，但是心里很忐忑，不知道肯尼迪是否肯见他。[735]迪芬贝克的处境相当尴尬，因为即便在麦克米伦发出邀请后肯尼迪也没有打算邀请迪芬贝克与会。

    拿骚会议上，迪芬贝克除了参加合影拍照外，没有参与英、美首脑之间的任何会谈，英、美首脑也没有礼节性地征询其对拟发表的公报的意见。迪芬贝克则极力避免对英美之间达成的建立多边核力量的主张做出承诺，不愿意参与其中。肯尼迪1962年初以来的对加政策发展到冷待迪芬贝克，甚至不愿见到他。[736]这说明，经过了近两年多次的核谈判却没有达成任何协定之后，迪芬贝克的拖延已经使肯尼迪忍无可忍，否则，他不会不顾及外交礼仪，如此粗暴地对待美国近在咫尺的盟友。从拿骚会议的情况看，两人的关系已经降到冰点。

    1963年初，有消息传出肯尼迪和皮尔逊达成了秘密协议，如果自由党改变其核政策，美国将帮助他战胜迪芬贝克。[737]这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美国政府在1963年加拿大竞选中的种种表现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迪芬贝克拿骚之行还未结束，媒体就传出他发表反美言论的消息。迪芬贝克非常担心引起刚刚和他会面的肯尼迪的误会，于是从拿骚专门发出一封亲笔信予以澄清：

    在此我对那些完全扭曲我对古巴的谈话的解读表达我的看法：我从未直接或者间接地说过美国的行为违反了《北美空防协议》，而是说磋商从来没有发生，（我）直到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的当天下午（10月22日）才得知信息。我确实说过对于英联邦的存在来说，英联邦内磋商是必需的，甚至是基本条件。加拿大承担联合空防的义务，如果美国与加拿大磋商的话，加拿大是准备立刻行动的。媒体确实准确引用了我说的话，但是我却没有授权谁来解释这些话。[738]

    迪芬贝克本想掩盖自己批评美国的事实，可是他的声明却越描越黑，不是批判，却胜似批判，有力地揭露了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不与加方磋商的行为。这一声明表明迪芬贝克对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藐视加拿大主权的错误耿耿于怀，又对肯尼迪在拿骚会议期间的粗暴对待心怀怨恨。加美之间复杂而深刻的矛盾跃于纸上，公之于众。

    二 诺斯塔德事件

    肯尼迪从拿骚返回华盛顿后不久，总统、国务院和国防部在处理加拿大事务时都转向支持皮尔逊、反对迪芬贝克了。在这种政策指导下，1963年1月，发生了一连串指向加拿大核武器政策的令人惊奇的事件。

    1月3日，即将退休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将军劳里斯·诺斯塔德（Lauris Norstad）到渥太华进行告别访问。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加拿大是否承诺为它的欧洲部队提供战术核武器？他回答道：这个问题应该由加拿大政府来回答，我的回答是“是”，加拿大军队在重新武装后，将继续履行对北约的义务，扮演重要的角色。有记者又问：（加拿大军队）有没有战术核武器？他回答：它希望都有（指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然后他转向加拿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参谋长弗兰克·米勒（Frank Miller）将军，问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吗？米勒肯定地回答：你说得很对，说得很对。诺斯塔德也许认为米勒的回答使得他可以照这样的思路说下去，所以当有记者问：加拿大是否没有接受用于装备歼击机的核武器？诺斯塔德回答：我认为它（指加拿大——引者）实际上没有履行对北约的承诺。[739]尽管诺斯塔德所言没有什么不准确，也没有违反北约的政策，可是这些话为加拿大国内热火朝天的核辩论添了一把火，对迪芬贝克政府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性影响。华盛顿认为诺斯塔德没有任何想让加拿大政府在核问题上不痛快的意思，可是，事实是，诺斯塔德的评论给迪芬贝克政府的政治对手提供了及时的弹药，自由党以此证明它对执政党未履行国际义务的指控并非无中生有。不仅如此，前参谋长会议主席福克斯将军竟然为诺斯塔德做证说：他在1958年参加一次内阁会议时，加拿大已经做出在欧洲的核承诺。[740]诺斯塔德事件煽起了渥太华新闻界反政府的情绪，动摇了不少加拿大民众对迪芬贝克政府的信任，使迪芬贝克失去了一部分选民的支持。诺斯塔德的评论也激怒了迪芬贝克，也激起了加拿大国内民众的反美浪潮，他们把诺斯塔德的讲话视为对加拿大主权的干涉。诺斯塔德事件使迪芬贝克相信这是美国政府在蓄意破坏他的政府的稳定。

    三 皮尔逊改变核武政策

    诺斯塔德事件为一个更重大的事件开启了大门。皮尔逊在1962年10月下旬派赫利尔遍访北约成员国，了解盟国对加拿大核武政策的态度。赫利尔回国后向他报告，北约军事组织对加拿大不守信用的行为日益不满，诺斯塔德的发言也证实了赫利尔的报告。就在此时，最新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加拿大54％的人赞成加拿大军队取得核武器，32％的人表示反对。[741]皮尔逊敏锐地意识到加拿大的舆论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认为改变加拿大核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皮尔逊深知，他一直被认为持有反核武立场，如果改变肯定会招致反核武运动的激烈批评，但是，不改变就不可能得到美国政府的有力支持，重新执政将遥遥无期。皮尔逊频繁地与军事和外交专家进行讨论，同时小心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1963年1月初，他出席纽约一个有关世界紧张局势的研讨会，更加相信此时是改变核政策的时候了。1月12日，皮尔逊在出席约克-斯卡巴勒自由党协会[742]午餐会时发表公开声明，批评执政党不承担对北约和北美空防的国际义务，并宣布了自由党的新核武政策：

    与我们的朋友打交道时，我们必须做到不能因为政府的（立场）变化就突然地单边地放弃他们已承担的条约义务。我们的朋友也有权利认为加拿大政府的承诺是国家的承诺，不会因为政府的变化而自动失效……

    1959年，政府同意我们在北约的海外部队承担识别打击敌人的新角色。尽管自由党在议会反对承担这一新的义务，但是政府还是承担了新角色。

    实现这种新任务的飞机——美国的“星式”战机正在发往欧洲。

    为了实现识别打击敌人的新任务，这些武器都要配备核弹头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义务。

    然而，我们的政府在花费了数以亿计的美元购买这些飞机以兑现承诺之后，却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核武器……

    结果，北约和（北美）大陆的防御出现了严重的漏洞……

    在国内，我们的“波马克”地对空导弹处于同样无力的瘫痪状态。回到1959年，政府也必定赞同这两个“波马克”导弹是大陆防御体系的重要环节。当时，我们自由党人也不赞同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替加拿大做出了承诺。很明显，这些导弹没有核弹头是无用的。我们不能确保这些导弹在紧急时能派上用场。（因此我们）要预先安排好，在此之前要与美国达成协定。

    在古巴危机期间，我们处于预警状态的“波马克”导弹成了摆设，如果认为在紧急时我们能够迅速做出决定并采取有效的行动，那是多么荒唐！

    ……加拿大政府应该兑现它已经接受的承诺，立即终止它逃避责任的做法。为此它必须接受核弹头，因为那些防御型核武器没有核弹头就是一堆废铁，而且，我们已经同意使用这些防御型核武器……

    可是，加拿大不应该为战略核威慑做贡献……我们反对任何独立国家扩张核力量……

    政府应该立即重新评估加拿大安全政策的全部基础，特别是应该立即与美国和北约商讨加拿大在大陆和集体防御中的作用，如此，加拿大会比现在更现实、更有活力……然而，现在的角色若要改变，必须由一个新的自由党政府来推动，使加拿大军队有能力兑现前任政府做出了的全部承诺。[743]

    皮尔逊事先没有和党内任何人商量就宣布了自由党政府将承担加拿大对北约和北美空防核武器的义务，未来会通过谈判让加拿大承担恰当的非核角色，这让当时在场的赫利尔大吃一惊。皮尔逊宣布接受核武器为加拿大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核武政策的时代。

    可是，皮尔逊这样突然改变立场立即招致禁止核武器运动海啸般的批评，他们谴责他背叛了对世界和平事业的承诺。多伦多的“百人会”致电诺贝尔奖委员会，要求取消1957年授予皮尔逊的诺贝尔和平奖。加拿大核裁军运动领导人指控皮尔逊在1962年12月末还向该组织承诺加拿大能在北约内推动去核化进程，他质问皮尔逊：五角大楼的压力比他对加拿大人民的承诺更有效吗？[744]

    美国政府为了配合皮尔逊的新政策，减轻他面临的压力，立即改变了战术。1963年1月22日，国务院发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宣布麦克纳马拉不会出席上年12月商定的在1963年1月举行的安全会议，因为加拿大政府坚持骑墙方案，即使开会也达不成满意的结果。

    1月24～25日，迪芬贝克政府时期最后一次重大的外交和安全辩论在众议院举行，这是加拿大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核武政策辩论，在野党和执政党各自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皮尔逊历数政府在安全政策特别是核武政策上颠三倒四和迁延不决的种种罪状，并解释了导致他同意接受核武器的原因。[745]

    迪芬贝克以内阁秘书布赖斯准备的备忘录为基础，详细地回顾了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出台的所有政策和声明，他没有否认曾经与美方达成某种承诺，但是尽力辩解说两国没有达成最终获取核弹头的协议，原因首先是政府希望对裁军谈判和核裁军做出贡献，其次是新军事技术变革和新的战略理论要求对原来的承诺做出修正。他还暗示加拿大政府对北约的承诺可能因为新军事理论更强调常规武器的作用而改变。因为拿骚会议对一些原被认为有效的武器系统表示怀疑，并决定对北约的核战略进行重新评估，所以加拿大政府要等待北约的评估报告出来之后才能对是否向驻欧洲的部队提供核武器做出决定。如果评估报告证实加拿大必须接受核武器才能有效履行它的义务，加拿大将坚决服从。至于北美大陆的核武器，迪芬贝克竟然在没有知会美方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核武器的谈判在过去2～3个月里一直在进行并且将继续下去。[746]

    迪芬贝克把他所能利用的各种信息杂糅在一起，为自己延迟核武决策辩护。首先，他利用了外交部对拿骚会议的评估报告，该报告指出，根据拿骚会议的精神，北约肯定要开会重新评估包括未来如何在政治和军事上控制和使用核武器在内的军力构成和使用方向。但是，这份报告没有质疑加拿大对北约的义务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外交部认为对北约的义务不容置疑。但是，迪芬贝克断章取义地利用外交部提供的报告作为依据，为他进一步拖延决策开脱。

    其次，迪芬贝克利用了一份当时没有公开的内阁绝密报告，该报告是加拿大政府为克服当前的核争端危机、由内阁最具实力的四位部长（财长弗莱明、外长格林、防长哈克尼斯和军人事务部长丘吉尔）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会议主持人，弗莱明把这份艰难达成的协议交给了迪芬贝克。该报告承认政府已经同意在西欧承担核义务，但是，拿骚协议让政府有理由质疑驻欧洲的加拿大空军的打击任务的可行性，政府期待在5月渥太华举行的北约会议上澄清驻欧洲的加拿大空军的角色。该报告同时要求正在举行的与美国有关北美防御的谈判继续下去。迪芬贝克一开始就拒绝了这份报告，但是他摘取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服务于他在议会的辩论。

    迪芬贝克的发言一方面是对皮尔逊攻击的回击，但是，不管是为了履行北约的义务还是北美空防的义务，迪芬贝克至今都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核武器。也就是说，迪芬贝克对于是否紧随皮尔逊改变核武立场仍犹豫不决。迪芬贝克的发言遭到了国防部长哈克尼斯的反对，1月28日，他发表公开声明，对总理不肯明确接受核武器的立场深表不满。哈克尼斯的公开声明表明迪芬贝克政府内部的分裂已经表面化，美国政府当然欢迎这种内部斗争。[747]同时，迪芬贝克在皮尔逊表明态度之后仍然含糊其词，表明加拿大政府决心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北美空防合作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这让美国政府感到受不了。[748]肯尼迪政府等得不耐烦了。迪芬贝克就这样失去了随着反对党一起转变立场以挽救自己政治生命的最佳机会。

    四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

    1963年1月26～27日是周末，华盛顿还算平静。然而，一场精心准备的大戏即将开场。美国政府这次不想再次迁就迪芬贝克政府了。“鉴于过去6年我们对加拿大政府不切实际的世界形势观的长期容忍，目睹加拿大政府在至关重要的大陆防御上拖后腿，在一系列国际危机中装腔作势、默不作声，我们现在扑面一瓢冷水肯定会立刻引起震惊和愤怒，强烈谴责美国对加拿大内部事务的干涉，然后他们很快就会明白加美关系的现实。”[749]美国人把一切好的坏的情况都估计好了，决定采取又狠又准的行动。28日，美国国务院通知加拿大大使馆：经总统批准，国务院即将对迪芬贝克在众议院的讲话采取行动。[750]加拿大大使馆一直高度警惕并且竭力为迪芬贝克在1月25日引用拿骚协议而引起的混乱消毒。但是，使馆的努力没有能够阻止美方采取外交报复行动。30日，美国国务院召见加拿大公使鲁宾逊（H.Basil Robinson），递交了一份准备同时在华盛顿和渥太华发布的国务院声明——“美国和加拿大关于核武器的谈判”：

    国务院收到大量的咨询，要求了解最近加拿大众议院辩论的过去3个月两国关于加拿大军队使用的核武器的谈判的真相。

    1958年，加拿大政府决定采购波马克-B武器系统。很快两套波马克-B部署在了加拿大，它们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保护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另一方面保护美国战略威慑力量。波马克-B不是为常规弹头而设计。为该武器和其他核武器系统获取核弹头的问题一直是两国政府磋商但没有达成协议的议题。1962年，没有配备核弹头的波马克-B导弹部署完毕。

    除了波马克-B，同样的问题存在于现代超音速歼击机上，没有核弹头，它们无法实现其充分的效能。

    1962年10月古巴危机后不久，加拿大提出举行绝密谈判，讨论为加拿大本土和欧洲的军队提供核武器的条件。这些谈判带有试探性质，加拿大还没有提出任何行之有效的有利于北美防御的建议。

    两国政府的讨论还包括按照美国给予其他北约国家的条件向加拿大的军队提供核武器。

    众议院的辩论提到最近举行的拿骚会谈，会谈协议已经公布。它们没有涉及任何向加拿大军队提供核武器以实现他们对北约和北美空防的义务的问题。

    辩论中还提到北约要求增加常规实力。灵活、平衡的防御需要增加常规实力，但是常规实力无法改变正在发挥效力的北约和《北美空防协议》使用核武器的现实。北美空防是针对空袭保卫北美大陆而设计的。轰炸机部队在至少未来十年仍将是苏联实施空袭的重要力量。针对北美面临的共同危险，我们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大陆防御。

    向加拿大提供核武器不会造成向独立国家扩散核力量或者核俱乐部增加新成员。与其他盟国一样，加拿大军队使用的美国的核武器仍然在联合控制之下，自然会照顾到主权关切。[751]

    声明批评了1958年以来的加拿大核武政策以及迪芬贝克25日在议会上表达的各种观点。声明直击迪芬贝克过去的核政策充满矛盾的要害，意在向加拿大民众传达这样一条信息：迪芬贝克的核武政策充满了谎言和欺骗，迪芬贝克是骗子。

    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听完鲁宾逊的辩解后指出，为了解决核武问题，双方谈了四年，美方做出了各种努力，但是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骑墙方案经过军方的全面评估，证明它是一个无效的解决方案，只会增加危急时刻的混乱。加拿大政府没有提出任何对北美防御行之有效的建议，总理对拿骚协议的理解完全不可接受。根据拿骚协议，如果加拿大军队归于北约的核部队建制，那么他们只有接受和使用核武器才能有效地履行其使命。

    美方进一步指出，它知道这份声明会在加拿大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不会撤回公布声明的决定，虽然出于不想危及下一次会谈而未拆穿迪芬贝克1月25日在众议院所说的两国核谈判一直在秘密进行一事，但是美方注意到加方没有事先与美方沟通这一事实。鲁宾逊指出，声明一旦发布，两国关系连表面的和谐都无法维持了。[752]

    国务院还是按原计划当天就发布了声明。一个月之内，美国人连续两次称迪芬贝克是撒谎者，美国政府的意图再清楚不过了。迪芬贝克显然受到了很大的羞辱，可是由于他此时正一门心思把反美主义作为主要竞选纲领，所以压根儿就没想采取措施预防这种有可能完全闹翻的局面，反而欢迎美国国务院提供的这一弹药。

    1月29日的一份美国国务院文件成了这一事件的最佳证据：“这份材料（指国务院声明——引者）包含了那些有利于反对迪芬贝克的人的内容，……在提议这个声明之时，我们就想到了风险，（发表声明）不能确保加拿大会提前大选，自由党在下次大选中取胜也绝不是十拿九稳。（如果自由党大选失败，）我们将不得不与迪芬贝克政府相处，特别是在我们急切需要加拿大合作的防御领域，有些事在军事上比向加军队提供核武器还重要。从平衡来讲，我们应该发表这个声明，我们认为它将激起（加方对我们的）尊敬。无论我们做什么，使用或者不使用反美主义的方针，迪芬贝克先生其实早已决定，这一声明应该不会迫使他采取任何新招数来伤害我们。这一声明很小心地为继续谈判敞开大门。因为加拿大至今不接受对我们显然很重要的为‘波马克’和‘巫毒’配备核弹头的任何协议，谈判实际上已经终止了。”[753]

    这份档案揭示了美国试图在未来的选举中支持反对党夺权、希望看到迪芬贝克被赶下台的事实。这是它干预1963年加拿大大选、干涉加拿大内政的铁证。美国认为，在皮尔逊改变核政策之后，如果迪芬贝克想改变其立场，他早就改了，不会等到现在，所以迪芬贝克的反核武立场不会改变。比向加拿大军队提供核武器还重要的事显然是加拿大在北美以至全球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因此，要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就必须把迪芬贝克赶下台，以便美加重新开始军事合作。鲁宾逊当即判断，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意在刺激和强化迪芬贝克的反美主义主张，让他在议会和随后的竞选活动中充分表现。[754]从这份档案的内容和后来的历史事实看，鲁宾逊的判断相当准确。

    肯尼迪的亲密助手西奥多·C.索伦森回忆当时的情形：“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指出迪芬贝克的发言存在不实之处的声明……肯尼迪从报纸上看到这一声明时乐坏了。迪芬贝克沮丧极了，他的政府倒台了……加拿大举行了新的选举，皮尔逊当选，一个核弹头的协议迅速达成。”[755]索伦森的回忆充分说明肯尼迪对国务院发表这一声明持支持的立场并希望它成为打击迪芬贝克的有力武器。

    国务院的声明激起了加拿大人的愤慨，舆论一片哗然，加拿大各政党也纷纷表示反对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干涉。迪芬贝克指出：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和周五（1月25日）反对党领导人（指皮尔逊——引者）的声明惊人的一致，言下之意是美国政府与反对党勾结起来反对他的政府，这是对“加拿大事务采取的突然袭击”。为了表示抗议，迪芬贝克政府紧急召回了驻美大使。皮尔逊则赶紧声明没有与美方勾结，总理的指控是在向自由党泼脏水。他假惺惺地谴责美国政府，加拿大的事情应该完全由加拿大人来决定，不必要美国人来指手画脚，同时批评正是加拿大政府错误的国防政策引来了这一声明。社会信用党领导人汤普逊也谴责这一“野蛮地干涉加拿大事务”的行径，与其说加拿大人痛恨美国这个声明的内容，不如说是痛恨美国人采取的这种方式。新发展党领导人也谴责这一声明是对加拿大内部事务的突然的史无前例的干涉。[756]

    美国国务院在发表声明之前就预判迪芬贝克和加方会做出强烈反应，但是它没想到这一赤裸裸的干涉会激起美国国内的抗议。连一贯干涉别国内政的美国政客都觉得太出格，足见它的干涉意图太肆无忌惮以致影响了美国的形象。腊斯克不得不出来向加方做和解性的道歉。美国参议院还要求有关方面负责人到国会接受质询。[757]一名加拿大记者还应白宫之请向加方澄清总统对国务院的声明不知情。但是，加拿大大使馆无人相信白宫的此番说辞，都认为没有总统的授意和支持，国务院不会有如此胆量采取这种完全蔑视邻邦和羞辱盟国的行动。[758]

    美国驻加大使巴特沃斯担心国内的政治家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之下挺不住，赶紧打电报给国务院要求其稳住阵脚：“国务院的声明公布之后肯定会引起沸腾的怨恨声浪，我们不要反应过度。迪芬贝克的（过激）反应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他现在是一个无依无靠、走投无路、做最后挣扎的政客，我们要把他关进笼子里。皮尔逊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不会让他一人充当加拿大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也会加入这场抗议我们‘入侵’的大合唱。我们还要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正在迫使皮尔逊朝着我们有利的方向走得更快更远。……我们就是要让加拿大人更加清楚与我为邻的意义，他们必须与我们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要让加拿大明白，两国关系必须建立在更为牢固的现实基础之上。我们要消灭加拿大的幻想，以为我们会宽容它对我们和世界持一种神经质的看法。……根据我们的评估，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从长远来看，这次行动将会被证明是绝对有益的，将极大地促进我们的利益。我们将让任何加拿大政府，不管是进步保守党的还是自由党的，都不能忽视这些现实的力量。……（我们）绝对不能后退，否则就会满盘皆输。”[759]

    这份档案和上份档案互相印证，说明皮尔逊的抗议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装装样子而已。美国早有预谋要利用这一声明打击迪芬贝克，同时也要警告皮尔逊和加拿大民众认清不能脱离美国的轨道、必须按照美国的要求接受核武器的残酷现实。真可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美国的霸权外交和蛮横作风跃于纸上。[760]

    根据美国驻加使馆给国务院的评估报告，国务院声明引起的加拿大舆论的愤怒很快就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认同美国和加拿大的利益一致性，认为迪芬贝克优柔寡断，加拿大已经误入歧途。[761]

    迪芬贝克政府的处境越发艰难了。古巴导弹危机已经验证了迪芬贝克的领导能力，表明在危机面前优柔寡断，而1月发生的事件让迪芬贝克的执政形象进一步严重受损。在美国国务院声明的重压之下，迪芬贝克内阁早就存在的核武争论越来越激烈，分歧越来越大，迪芬贝克政府很快就出现了分化瓦解。哈克尼斯对迪芬贝克一再拖延核武决策越来越失望，渐渐对总理失去了信心。1月20日，他召开记者会宣布，如果核武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他可能不得不离开。在听了25日迪芬贝克在议会的发言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他的拥核主张不可能得到总理的支持了。但如果他立即就此发表一个解释性声明，将会引发全面的政府危机，而且他仍然对总理接受他的核武主张抱有最后一线希望，遂决定隐忍不发。美国国务院声明的影响持续发酵，进一步扩大了政府的分裂。在身陷政治旋涡几天之后，眼见总理不可能改变立场，哈克尼斯觉得自己再也待不下去了。2月3日，他和迪芬贝克在内阁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对政府彻底失去了信任。第二天，他在议会宣布辞职：“我与总理意见相左，我认为只要投送武器准备就绪，就应该接受核弹头……我完全反对自由党领导人的核武立场。”当天晚上，他在接受一家全国性的电视台采访时，再次把自己与迪芬贝克的意见分歧公之于众：“义务是明确无误的，当我们承担赋予CF-104识别打击敌人的新角色时就承担了某种义务，为了履行这一义务，我们必须为CF-104配备核武器……据我看来，总理在这方面完全不懂。”他还指出国务院声明是美国人等待加拿大人做出核武决策最终失去耐心的结果。[762]在哈克尼斯看来，加拿大政府没有信守国际承诺。[763]作为迪芬贝克支柱之一的哈克尼斯的辞职表明加拿大内阁的矛盾不可调和，分裂成为现实。哈克尼斯的辞职行动，对加拿大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成了压垮迪芬贝克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2月4日，皮尔逊在议会发表声明，以“这个政府，缺乏领导力、内阁分裂、在处理国内外问题时杂乱无章、优柔寡断，已经失去了加拿大人民的信任”[764]为由提出了不信任动议。如果迪芬贝克愿意答应社会信用党的任何像样的条件，这个议案本来是很难通过的，因为社会信用党非常想避免再次大选。2月5日，进步保守党在议会的不信任议案投票中遭到失败，议会解散，重新进行大选。几天之后，内阁商业与贸易部长乔治·希斯（George Hees）和代理国防部长皮埃尔·塞维尼（Pierre Sevigny）相继辞职。失去了这么多核心阁僚之后，迪芬贝克除了能够得到格林的坚定支持外，越来越孤单了。

    迪芬贝克对哈克尼斯的辞职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也许他暗暗地觉得自己终于从亲核派的缠斗中解脱出来，从此可以不再受核武问题承诺的束缚，自由地全身心地投入竞选，他要投入的是加拿大历史上一场堂吉诃德式的英勇战斗。

    五 迪芬贝克大选失败

    接下来的选举与其说是就核武器问题进行对决，不与说是对迪芬贝克执政能力的全民投票。自由党主张为了履行对同盟的义务接受核武器，批评迪芬贝克政府在事关北美防御和欧洲防务的关键问题上颠倒黑白、优柔寡断，失信于美国和北约，是一个效率低下、无德无能的政府。自由党不仅得到了城市居民、工商业界和新闻媒体的大力支持，更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克赖顿和鲁宾逊的研究都证明，肯尼迪秘密安排他的竞选专家赴加拿大为皮尔逊竞选出谋划策。[765]这种行动足以证明肯尼迪是何等急切地要把迪芬贝克赶下台。

    进步保守党则避而不谈盟国义务，声称政府拒绝接受核武器是对世界裁军事业和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而且接不接受核武器是加拿大自己的事，不需要美国人来教导。[766]与此同时，它举起了反美主义大旗。迪芬贝克除了严词谴责1月30日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之外，还抛出“罗斯托备忘录”[767]这一重磅炸弹来证明美国政府惯于对加拿大内政和主权横加干涉。

    竞选之初，很少有人预测迪芬贝克会取得胜利，因为他的政策混乱、政府内部不团结并且严重分裂，连他的老战友富尔顿和弗莱明都拒绝再次参加竞选，迪芬贝克看似不得不背水一战，可是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却重新燃起了他在1957年和1958年竞选运动中所表现的大胆、机智和战斗豪情。68岁高龄的迪芬贝克重披战袍，他把大选口号确定为“人人反对我但人民支持我”（Everyone is against me but the people），回到加拿大中西部的草原省广大的农村去寻求支持。他也确实得到了草原省广大农民的支持，因为迪芬贝克在执政期间对加拿大农民的政策比较好，他努力扩展加拿大的粮食贸易对象，甚至不惜与美国闹翻也要拓展对苏联和中国的粮食贸易，农民的经济环境在加拿大经济恶化的大背景下有所改善。尽管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但是这已无法改变他失败的命运。[768]

    大选开始后，除了观察选举和希望结果不要太坏之外，华盛顿没有再公开做出什么刺激对方的举动，而迪芬贝克唯一的目标就是击败皮尔逊和自由党，因此高喊反对美国干涉并且拿出罗斯托备忘录作为干涉的有力证据。在新的证据的刺激下，加拿大舆论对国务院声明的政治反应重新强烈起来，加拿大社会的反美主义再次被激发，这有点出乎美国国务院的意料。

    可是，这股来势凶猛的反美主义运动并没有使美国政府改变颠覆迪芬贝克政府的方针。美国驻加拿大使馆在选前做了扎实的情报搜集和对未来形势的评估工作，对加拿大的反美主义思潮对大选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其不足以改变大选结果。根据2月3日巴特沃斯给国务院的电报：“周三晚上（2月6日），迪芬贝克可能会因为议会通过不信任动议而遭受打击。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可能会解散议会。……他的大选可能会以反美为旗帜。然而，一些观察家预测，这样的竞选不会成功。现在不是1911年，当时‘不要与扬基佬（指美国人）贸易，不要扬基佬的卡车’的竞选口号得到了民众的支持；现在也不是1957年，当时迪芬贝克以反美的民族沙文主义口号赢得了大选胜利。世界已经变了，加拿大人也知道这一点。民调显示，加拿大大多数民众支持获取核武器以及和我们建立更亲密的合作关系的主张，……我们自己的调查的结论和11个驻加使领馆的调查结论一致：反美主义已不再是加拿大政府的有力武器。”[769]

    就在迪芬贝克致力于这场异乎寻常艰难的选战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3月29日，即大选投票前一周，美国国会公布了麦克纳马拉的证词，麦克纳马拉证实，波马克的价值在于吸引苏联的导弹，否则苏联会把北美的其他军事设施作为它的导弹打击目标。原来，波马克的作用非常有限，美国不过是利用它吸引苏联向加拿大开火。舆论一片哗然。迪芬贝克没有想到在这场政治风暴中会有这等好运。他从来就不喜欢波马克，视其为“箭式”痛苦决策的产物、麻烦的象征。现在他有新的理由为他的核政策辩护了，不仅如此，麦克纳马拉的证词也可以用来向皮尔逊发起反击。因为，毕竟是皮尔逊主张为波马克配备核弹头，他早就警告过，皮尔逊的核政策将使加拿大在未来的核战争中首先成为祭品。[770]

    麦克纳马拉的证词给皮尔逊的选战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麦克纳马拉因此受到总统的严厉斥责。[771]美国国防部随即发表声明，努力平息证词给皮尔逊选战带来的负面影响。皮尔逊也反击说，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引进波马克是迪芬贝克政府而不是我们做出的草率决定（Bomarc is Diefenbaker's rug， not our rug）。[772]

    美国政府一边为皮尔逊暗中使力，一边努力约束官员的言行以免给迪芬贝克提供新的口实。[773]可是，就在4月8日正式投票前，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些选民和报社收到了一封日期为1月14日新任美国大使巴特沃斯写给皮尔逊的信的复印件，信中表示了他对皮尔逊的钦慕以及希望迪芬贝克失败。有两家报纸公布了这封信，皮尔逊和美国大使馆赶紧出来辟谣。虽然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伪造的，当事人也极力否认，但是，作为亲历者的前商业和贸易部长戈登·丘吉尔直到1967年在公私场合都说它不可能是伪造的。[774]迪芬贝克和保守党怀疑这是个圈套，没有像麦克纳马拉的证词那样加以利用，因此，这封信对大选造成的影响较小。[775]可是，它还是引起了美方高层的震怒，下令彻查此事，要求巴特沃斯做出检查。[776]然而，美国政府既定的政策目标是颠覆迪芬贝克政权，这种彻查不过是告诫美国政府各部门这种事可以做，但是不要给对方留下把柄而已。

    1963年4月8日大选，美国对加拿大内政的多次干涉引起了加拿大选民的反感，迪芬贝克的努力没有白费，继续获得了来自草原省的支持，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带领进步保守党获得95席。自由党获得129席，社会信用党获得24席，新民主党获得17席。大选结果还表明，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的反美主义仍然是加拿大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

    肯尼迪觉得自己终于从迪芬贝克的噩梦中解脱出来。[777]肯尼迪的一位传记作家如此描述加拿大大选刚结束的白宫氛围：1963年4月9日，“从加拿大传来了莱斯特·皮尔逊当选总理的确切消息，……整个白宫都松了一口气。现在可以指望加拿大政府将履行它对北约的承诺了，肯尼迪又可以以信任和善意与加拿大政府打交道了”。[778]

    小结

    外交与安全政策是一切政府工作中重要且充满变数的内容，很少有人能够控制国外事件对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资本产生影响。直到1960年初，核武问题还不是迪芬贝克担忧的主要问题，加拿大政府也允诺承担在北约和北美空防使用核武器的责任。直到1961年秋季，国外的压力很少威胁到迪芬贝克的核武立场，而国内的政治和经济议题仍然是他关心的焦点。可是，从内阁而不是从民众中产生的阻力正在慢慢地影响他对核武问题的思考。格林接任外长后改变了迪芬贝克对核武政策的原有认识。在接任外长之前，格林就开始不断设法让总理注意到核泄漏的严重危害性和联合国以及加拿大正在兴起的反对核武器试验和反对核扩散运动。

    不仅如此，加拿大长期存在的反美主义思潮和势力成了影响迪芬贝克考虑核武政策的重要因素。对于愈演愈烈的反美主义运动，迪芬贝克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可以从他对驻美大使希尼询问国内反美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原因的回答中得到证明，迪芬贝克认为有如下四个原因导致反美主义：“加拿大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正在粗暴地对待其他民族（‘Push other people a-round'）；不信任美国的军事政策和怀疑五角大楼的真实意图；美国工业企业对加拿大的经济侵略；以及（加拿大）不利的贸易地位。”[779]早在艾森豪威尔卸任之前，迪芬贝克就察觉到了加拿大的反美主义在重新兴起，开始思考政府如何履行核武义务而不与这股强大势力发生冲突的问题。迪芬贝克在1957年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上台，是加拿大历史上少有的民粹主义政治家。因此他对加拿大社会反核武和反美这两股强大的势力是有着准确把握的。[780]而加拿大的反美主义潮流和反核武运动又与国内民众对主权的尊重和保护连在一起。和格林一样，他特别担心波马克之类的武器的使用权可能会控制在美国之手，从而损害加拿大的主权。可是，北美空防一体化建设却要求把主权搁置一边。

    核武决策确实太难，迪芬贝克很是纠结。一开始，他对亲核派和反核派保持同等距离，尽管他比较亲厚格林，但是他也没有公开表示赞同格林。也许，他在潜意识中以为避免决策是为了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但是，麻烦在步步逼近，美国人不断地施压，哈克尼斯不断地催促，而格林总在劝阻，[781]皮尔逊又在议会不断地制造麻烦。随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持续增加以及年龄的增长，[782]他克服压力的能力显著下降了。正当需要展现其权威和决断力时，他却变得更脆弱、畏缩不前了。

    诚如鲁宾逊所言，迪芬贝克习惯独来独往，他缺乏经验也没有能力协调不同的观点，当他的两个强有力的部长——格林和哈克尼斯——意见不统一时，他无能为力。两人是内阁的两根柱石，他担心一旦做出选择会导致其中一人辞职，从内心讲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结局。[783]

    除非完全认识到某种方案是明智的抉择，他选择推迟做出决定而不是确定自己的立场。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他还是没有决定如何解决核武问题，转而让格林和哈克尼斯与他们的美国对手花费几周的时间谈判，希望格林和哈克尼斯两人达成妥协，或者一方说服另一方来解决核武难题，会谈最终形成一个复杂的核合作方案——骑墙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是平时核武器和核弹头放在加美边境美国境内，在发生严重紧急情况之时再转运至加拿大安装和使用。这种方案可以说迪芬贝克政府接受了核武器，又可以说没有接受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接受骑墙方案，他可以轻易地推卸责任。可是，美方很快就看出了该方案的狡猾和破绽，最终骑墙方案被否决，迪芬贝克被再次逼上了悬崖，必须重新对核武政策做出清晰的表态。

    迪芬贝克是一个北美人，不是一个中大西洋人。[784]根据鲁宾逊的观察，在对外关系上他最在乎与美国总统的关系，可是，他对美国总统的态度是前后矛盾的。他和艾森豪威尔在一起时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和他的同事们在美国国会和美国的议员在一起比待在伦敦感觉更随意。艾森豪威尔卸任之后，他与美国的关系变得不确定起来。简单来讲，美国政治更迭引起了他的不适反应。[785]不仅是不适反应，事实上，肯尼迪入主白宫后，美方释放的理解和善意迅速变少了。肯尼迪在1961年5月17日回访渥太华时竟然会把“Mr.Diefenbaker”（迪芬贝克先生）说成“Mr.Diefenbawker”。[786]大国领导人的傲慢无礼尽显无遗，而迪芬贝克恰好又是个非常感性的人。因此他在结识肯尼迪之初就认定肯尼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家伙”（the young pup）、“傲慢的暴发户”（an arrogant upstart）。[787]肯尼迪让他感受到了轻视，他也轻视肯尼迪，在这种互不看好和缺乏信任的环境下，两国首脑很难开展正常的沟通和达成政治共识，正因如此，迪芬贝克很难抵抗反美主义势力和反核武势力对自己的诱惑和影响。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不遵循北美空防的原则与他磋商以及提出请求提升警戒级别的方式，都让迪芬贝克感到肯尼迪在故意怠慢自己。按照加拿大政府对和平战略的追求，迪芬贝克认为肯尼迪做出的反应绝非当下严重危机时所需要的理性决策，而是本能的感性决策。他反对这种简单处理危机的方式。到了其执政后期，核武政策的压力造成了他与肯尼迪政府的直接冲突，最终导致两国安全关系的失控。

    1963年加拿大大选是对迪芬贝克时期加美安全关系的一次全面审查，要不要核武器成了加拿大是否忠于北约和北美空防的试金石，由于不管是北约还是北美空防都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所以实际上也成为是否忠于美国的试金石。这次大选结果将决定加拿大是坚定地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决定本国的安全政策还是重回与美国安全合作、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老路。大选的结果表明，大部分加拿大选民选择了后者，继续接受美国的安全保护与控制，走一条以集体安全换取国家安全的道路。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对事不对人，如果迪芬贝克及时地改变他的核武政策，他完全可以避免1963年大选，或者即使大选，他也能取得胜利。自1961年9月到1963年2月，迪芬贝克有三次机会可以改变其反核武立场，一次是柏林危机，一次是古巴导弹危机，一次是1963年1月皮尔逊宣布接受核武器、改变反核武立场。但是，每次迪芬贝克在评估放弃反核武立场的得失之后都决定不改变原有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渐渐失去了耐心，决定不再把改变核武政策的希望寄托在迪芬贝克政府身上，而是寄托在新政府身上了。1963年1月末，肯尼迪政府开始公开批评迪芬贝克的核武政策，加美之间的斗争表面化了，迪芬贝克失去了最后一次改变立场的机会。

    皮尔逊是迪芬贝克1963年大选失败的重要因素，迪芬贝克对这个在加拿大家喻户晓的外交家一直怀有嫉妒似的羡慕。他一直很钦佩皮尔逊的外交才干。最初，他想接受核弹头，可是又担心皮尔逊会从中渔利，故而就此作罢。皮尔逊突然改变核政策，对哈克尼斯和其他亲核派阁员来说，政府此时跟着皮尔逊一起改变立场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可是就在迪芬贝克犹豫之际，肯尼迪政府却配合皮尔逊的行动对加拿大政府的内政横加干涉，从而坚定了迪芬贝克反其道而行之的决心。他相信皮尔逊和肯尼迪正在联合发起一场把他赶下台的竞选运动。肯尼迪和皮尔逊的联手颠覆行动直到1988年还让一些加拿大人气愤难消：“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1960～1965年那样如此诋毁一个加拿大政治家，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有钱人和聪明人如此紧密地联合攻击迪芬贝克。”[788]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选，迪芬贝克认为只要得到反核武和反美两股力量的支持，就足以和皮尔逊-肯尼迪联盟抗衡。可问题是1963年不是1957年，更不是1911年，[789]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倒是比他认识得更清楚。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刚过去不久，冷战的危险形势将迫使加拿大人选择和美国在一起，接受核武器成为加拿大人无奈的选择。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对于任何严重妨害其核威慑战略和霸权战略的行为都绝不会手软。

    综上所述，1963年的选举失败主要是迪芬贝克自己的失误造成的，[790]既然不能坚决地带领加拿大人民走独立自主的军事道路，他就必须承担起集体安全的责任和义务，接受核武器才是他明智的选择。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他不能在关键时刻因时而变，其结果只能是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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