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霭龄向蒋介石进言

    董巽观

    陈果夫有个远房侄子陈寿松，那时他是中央秘书处出纳科主任，陈果夫的老婆把宠爱的一个陪嫁丫头嫁给他，所以对他很亲信。

    陈寿松谈起，宋子文曾有密电给张学良，为何应钦手下译电员截译出来，内容是宋张商量扩充财部税警团事。何把密电转给蒋介石，蒋大怒。其时政学系正在图谋财政权，苦无机会。蒋既决心撤宋，继任人选尚未定妥，政学系知道这件事，就立即活动，蒋遂有以张群继宋子文为财政部长的意思。政学系首先在《申报》发表这个消息。但这事也被陈果夫、陈立夫所知道，二陈连夜在南京常府街仁德堂印刷所里面陈果夫住宅中开会。据陈寿松所见，除赵棣华、闻亦有、余井塘、张道藩等主要亲信人员外，还有几个面孔陌生的人参加这个会。会后，陈果夫把一封信叫陈寿松送到上海，交给某人，转送给宋霭龄。

    宋霭龄接信后到南京，去见蒋介石。宋以内亲关系去见蒋，可以不用会客手续。蒋见宋霭龄即发怒，说宋子文搞武力。宋等蒋话毕，即说：“子文究竟是自己人，我想事情实在不实在，要防一着，人家离间计要留神。我看叫子文下来也很好，换哪一个要慎重一点。万一不听你的话，军费发生问题，后悔也来不及了。”蒋一听宋霭龄的话，态度有些犹豫，气也平下去不少，就问：“庸之为什么不来？”宋霭龄趁势说：“明天来。”蒋说：“庸之来了，请他来谈谈。”

    宋霭龄见过蒋，回到自己家里，陈氏弟兄首先知道了他们的谈话内容。孔祥熙当时争一工商部长而不得，不料这一闹，既做了财政部长，又做了行政院副院长，真是一举两得。

    检查重庆孔家仓库始末

    孟 和

    谭光的“我所知道的孔祥熙”一文，曾说蒋孔接近，蒋宋龃龉，又说孔宋之间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看来，好像孔祥熙对蒋介石，已做到奉命唯谨的程度，其实也不尽然。

    抗日战争后期，当贺耀祖（贵岩）任重庆市长时，有一天忽然接到蒋的密令，要他迅即将指名的几个私家仓库封闭起来，听候处置。贺奉此严急之令，研究部下敢于前往查封者，殊不易得，几经琢磨，始派秘书吴浩宇持手谕去办理此案，并面嘱吴“审慎进行，万勿出事”。

    吴浩宇为江苏武进人，上海大学出身，初由其师于右任介绍入南京外交部，后转文教机关，再调重庆市政府，先做视察，继升为简任待遇的秘书。他按照蒋提供的线索，设法深入侦察，确实查出了孔家囤积百货、西药、呢绒、布匹的仓库，估计值四千万元之巨。此时，吴虽带了警察前去，还不想即以武力封闭，而出之以谈判式的“文打”，先拿出公事，再示以调查确数，使那个经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等了好大一会儿，那位周经理才说：“请稍坐坐，让我请示老板再移交，好吗？”吴表示同意。不久，周由里头打电话出来，笑着对吴说：“我请示过了，老板愿送六十万元给您做茶资，并指示我：吴先生清廉而精明，实为市府第一好官，要我诚恳地款待呢！”

    于是，吴浩宇安闲地说：“贵老板讲我清廉，可也不见得，但要钱切忌少，如有个三四千万元，我是要的。”周着急地回答：“这样，岂不是要我把东西全部交出来吗？大家既是江苏同乡（周自说为宜兴人），就算是自己人，您可得多帮忙一下。您也过于节约了，由我做主，再送个上等西装整套，当是换季吧！行吗？”

    吴浩宇当然不认可。周经理却耍出法宝了，谈判之际，就摆上酒肴，坚请吴先生入座。不容吴多说，就捧上酒杯，巴结地说：“您不要钱，也不要西装，我敬佩得很！特请不如相逢，今天我们既要办交代，让我们痛快地饮三杯，饭后您就贴封条，准我带行李走路吧！”吴不得已，饮了两杯，自恃量大，绝不致应酬中失事。哪知酒里有药，很快就醉倒了。等到吴醒来之后，见身卧于枣子岚垭家中，太太送过热手巾来抹面，才惊问：“你怎的也来了？”她忧伤地叹息道：“你真被蒙在鼓里了，去查封孔家的仓库，而先叫警察离开，人家把你灌醉后，就用轿子送回来，一面把东西搬光，看你如何复命去？”

    第二天，吴浩宇上市府找到市长，还未开言，贺市长就同情地说：“老吴，你好险呀！入虎穴而平安出来，真是吉人天相！”吴问：“那么，还要我做书面报告吗？”贺答：“事情我全清楚了。你是好人，工作也做到家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你口头报告一下就行了。”吴即简略述说过程，贺点头，即嘱其回去休息几天，再来办公，暂勿到处乱跑。

    据说，当孔家得到周经理的电话时，二小姐主张把吴浩宇干掉，再和贺耀祖竞技，但老孔不许，要进行计取。这就是“称同乡、饮三杯”那做法的来源，也就是贺见吴时极为称幸的缘故了。如果吴当时不肯饮酒，大概就要饮弹而流血牺牲了。

    事后，蒋介石得到贺耀祖的报告，心照不宣，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却说明了蒋孔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

    上面的故事，是身历其境的吴浩宇讲给我听的，时间在1945年夏天。他讲得不足的，其亲戚洪君又为之补充。

    扬子公司的一鳞半爪

    宋子昂

    我于1946年夏，进扬子公司为工业部副经理，1947年兼任利喴汽车公司经理。到1948年秋，与孔令侃发生龃龉后离职。本文是对这两年多的一些回忆。文中宋闪宝和宋安宝都是我的妹妹。闪宝与孔令仪为南京金陵女大同学，又曾为孔令侃在美时的秘书，因此对他们的家庭情况比较熟悉，这是本文部分材料的来源。同时她又是我和孔令侃关系的媒介。

    孔令侃出马的原因

    扬子公司的全名为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由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亲主其事。为什么要由孔令侃亲自出马？其中有很多原因：从狭义的家族来看，宋、孔二族争权夺利，此起彼落，虽是谊属姻亲，实际充满矛盾，各人有自己的一套打算。宋美龄一手搀扶一个，在中间作为缓冲。但她并不曾为蒋介石生男育女，而蒋前妻所生二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则逐渐长大成人，她急需在下一代中找几个子侄辈来与之抗衡，借以维护自己的地位。但宋氏一门几个弟兄，都是晚婚而子息稀少，得子最早而财丁两旺的只有孔氏，因此她很早就把孔氏的子女视为己出，而孔令侃则是最适合她培育条件的对象之一。另一方面，宋霭龄一向在孔家班中大权独揽，可是自从花纱案、公债案，特别是在重庆的走私案，经《大公报》揭露了他们的家丑，其心腹林世良被枪毙之后，举国舆论骚然，再不便亲自出马。但孔祥熙越来越家大业大，仍需要这位“贤内助”来坐镇后方，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对外新的“发展”，很自然地就落到了孔令侃身上，成为孔宋家族下一辈中出道最早的一个公子哥儿。

    扬子公司成立的背景

    孔令侃既有这样的特殊条件，因此在刚出校门不久，即以二十岁的孺子，被任为中央信托局驻香港负责人，把空军和交通器材等物资向国外订购转口的业务划归其办理。少年得志，从那时起就开始其亦政亦商的两栖活动。其后，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压力下，香港政府以孔令侃私设电台为借口，将其驱逐出境，不得不悄然离港赴美。当其在哈佛大学毕业后，寓居美国之际，正好宋美龄应罗斯福总统之邀由重庆去美，就叫孔令侃当了她的私人秘书，随同她在美参观访问。他们利用这个政治上的机会，同美国各大家族进行经济上的勾搭，并且聘请了几个和独占资本关系比较密切的美国人，从中穿针引线。其中他们所最倚重的约翰逊上校，乃是美国金融寡头驻华盛顿的代理人，也是宋美龄、孔令侃在美国的金融代理人。孔令侃回国后还经常和约翰逊保持联系，凡是美国对华政治和经济上有什么新的举动，他在事先总能将内幕通知孔令侃。于是在约翰逊的支持下，孔令侃就取得了很多大厂商的在华总经销合同，回国以后，就成立了扬子公司。孔令侃在上海的时候，曾以一册照片专辑给我看，是他随同宋美龄在美国时和经济政治界人物合影的专辑。他还向我叙述经过渊源，颇为自得，并且说：“只要我们集中精力，先把扬子公司办好，逐步扩大，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就不难像华尔街富翁那样，也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

    条条道路通向纽约

    扬子公司做交易有几个原则：只做现货交易，不做订货交易，售货一律以美金计价；收款一律以美钞黄金为限，万不得已而收进法币，则必在当天换成美钞或黄金，然后再以各种方法把这些美钞黄金变成外汇，扬子公司有一个附属机构——利喴汽车公司，是英美汽车托拉斯在中国的代理人，像“奥斯汀”和“雪佛兰”等座车，每辆进口成本合一千八百余美元，扬子公司在国内独占的优越条件下，经常保持五千美元一辆的高价在市场销售。只从汽车这一项商品上，经常就有大量美钞黄金积聚在手中，以待变成外汇。记得1947年11月间，孔令侃要我把几十万美钞搞成外汇，我是通过英商有利银行，由其买办虞鲁伯经手办理的。孔令侃只向我交代了把款子送到美国纽约利佛台尔街（River-dale N.Y.，U.S.A）某号，但并不指明收款人姓名。事后宋闪宝对我讲，她曾到那地址去过，原来是宋美龄在纽约的一所不公开的别墅，收款人是谁，也就不言而喻了。当然，他们搞外汇，定然有比这简单万倍的方法，然而无疑地这正是他们所采用的各种方法之一。以蒋、孔两族外汇的积累而言，这仅是一支细微的支流。可是回过来看，那些支流所形成的总流，却正是扬子公司可以无限制运用的外汇来源所在。

    从德俘到“德孚”

    抗战胜利以后，有一部分纳粹战俘，国民党政府欲留备后用，孔令侃也认为奇货可居，于是在“互利”之下，扬子公司把其中几个包了过来，如毛勒（Maurer）、迈尔柯（Melchoir）等，孔令侃均待之如国卿，以乃父别墅让其居住，汽车代步，优礼有加。当时我们对此都很纳闷。这样经过了一年多，大批德国颜料现货即由德涌到，扬子公司和德国颜料垄断资本终于挂上了钩。我们都说老板（扬子公司内部在背后均称孔为老板）真有办法，通过德俘把扬子公司变成了“德孚”（德孚洋行是战前德国在中国最大的颜料独占商）。

    在人事方面，这位老板是费尽心机的。为了进一步插手去捞“美援”物资，他能设法将善后救济总署负责分配物资的美军军官杨孟东上校（Col Dick Young）挖过来，聘任为扬子公司工业部的副经理。其神通之广大，往往类此。在整个扬子公司总分支机构中，总副理一级的负责人共三十来个，其中真正买卖人出身的一共只有四人，而此四人中还包括一个英国商人。其他的计有英国军官一人、美国军官一人、纳粹战俘三人、英国勋爵一人、华尔街代理人一人、财政部信托局官僚八人、军政部军人两人，其余则均为孔之同学，都是“南尖社”中人物。南尖社是孔令侃在大学读书时组织的一个社，是他们向往于希特勒的政治而成立的，“南尖”二字乃是“纳粹”二字英语的变音，因此在这里也一时无法确定其属于什么类型的人物了。

    勾结美国的特种业务

    1948年秋某天，孔令侃忽然命我于次晨约同J.C.黄（J.C.黄是励志社黄仁霖之弟，久居美国的一个非官方的官员，其时适在上海，中文名字已记忆不起，因是扬子公司中人，一般均以英文名字称呼他）代表扬子公司招待美国参议员克拉克（Clark）赴杭游览。他说：“克拉克是参议院派来调查援外物资情况的，很重要，须好好招待，多带些钱，少讲些话，来回均可坐火车。”在杭州游览之余，还陪伴克拉克采办大批土特产，克拉克对此很内行，尽挑高贵的拿，我是照单付款，一个来回整整用了三天。回沪时我以代付货款的清单递给J.C.黄，暗示其向克拉克收回钞票，黄却说：“那些都是礼物。”我想世上哪有客人要什么自己拣什么的礼物，但黄却说乃是一种不成文的“常规”。后来，在上海玩了几天，也“常规”了一番。就这样消磨了那位参议员老爷预定留在中国的全部时间，悄悄地欢送回国去了。根据在杭州的情形看，在调查问题上，克拉克将会一无所得的，可是“常规”上则确已满载而归。理应由政府接待的参议员，为什么扬子公司要当成重要主顾招待，将他包围几天，不让与外界接触，使他出色地“完成”了调查工作？当时不派“美援”物资内行的杨孟东去，而要我出马，或许就因为杨在这方面知道得太多，而我在这方面一无所知，却正是孔令侃感到十分保险的缘故吧。

    填鸭式的进口贸易

    我国商人有句老话，叫作“千做万做，蚀本不做”，无人要的东西，绝不会去采购进来的。然而对扬子公司来讲，则未必尽然。记得1947年冬，由纽约运来大批女子皮鞋，打开一看，尽是些高跟尖头的新式女鞋，可是尺码奇大，连男子穿了还嫌脚小，而且大部分有了右没有左，或是有了左没有右，配不起对来，当然无法销售，因之搁置很久。孔令侃知道了，大发脾气，怪营业员不负责任，不肯细拣，推销不力。类似这种啼笑皆非的事很多。但是有些商品，尽管函电交催，纽约偏偏不装，总是姗姗来迟，有时甚至干脆不来，这种失掉自主的进口贸易，无以名之，名之谓填鸭式的贸易。扬子公司犹如一只鸭，华尔街老板们则是饲养员，当鸭子饿了，碰巧也许会塞给它吃一些，可是又不保险一定能吃得到；当鸭子并不要吃的时候，饲养员却不问情由硬要它张嘴，直往喉内填塞。像女子皮鞋那类事情，孔令侃非常聪明，他何尝不知道其过不在营业员而在纽约，但华尔街是衣食父母，又为主奈何。并且人家把他看作一个买办，当儿子孙子那股味儿，觉得未必好受，其实，这正是他“求仁得仁”，乐此不疲，才能得到主子的欢心。

    “限额”分配，“无限额”进口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海关有一种进口商品限额分配制度。这一制度对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生存，确实是被“限”住了，但对官僚资本却“限”出了一个独占局面。被列为限额分配进口的汽车，对于普通正式商行，每一季度进口限额的分配，一般只有七辆，然而宋子文的孚中公司所经销的“吉普卡”，一进口就是好几百辆。扬子公司所经销的英美汽车，其进口数量则更大。事情很明显，倘然不这样限一限，大家都能进口，大家都来竞销，一旦冲破了独占市场的局面，又如何能始终维持五千美元一辆的高价呢？扬子公司在限额上是沾足了光的。然而在1947年间，孔令侃却在《大陆报》上对这一制度大肆攻击，这里面大有文章。原来当时市场上马口铁皮（制罐头筒的原料）的价格暴涨，扬子公司从美国钢铁托拉斯之一的共和钢铁企业搞到了一大批现货，但是由于工作人员的一时疏忽，没有把这项商品限额特权预先在海关中做好手脚，海关拒不签发进口许可证，以致无法进口。海关居然敢把扬子公司的马口铁皮“限”在“额”外，于是孔令侃恼羞成怒，遂向海关发动攻势，首先不断在《大陆报》上进行攻击，同时由我找梅林、泰康等食品工业工厂，在“互利”的条件下，由扬子公司和他们签订了大量供应马口铁皮的假合同，一式几份，其中一份寄美国，由共和钢铁企业以直接供应用户为理由，通过外交途径向海关施加压力，另一份由孔令侃凭之以降低物价、扶持工业等理由向张公权、李干等大打笔墨官司，另一批人则在海关职员中进行活动。在内外夹击、四面围攻的形势下，海关不得不让步，终于签发了一批进口许可证。扬子公司除以一小部分用高价供应了梅林等厂，履行合约以示“互利”外，绝大部分则以更高的价格在市上兴风作浪。很明显，孔令侃之所以反对这一制度，目的是要通过政治压力，抢得这一商品的限额分配特权。这样，扬子公司的垄断独占局面最后就形成了。

    一幕甥舅夺标的丑剧

    1946年10月，菲律宾美军将拍卖一批驻菲空军基地的剩余物资，孔令侃命我前往投标，他要我行动迅速而缄默，勿使外界得知，以免增加投标的竞争者。关于出国入境手续和投标细节，因时间仓促，均不及办理，要我去找中央航空公司协助，果然第二天该公司即以专机把我偷偷地送入了马尼拉。一经联系，方知必须先缴齐一笔巨款保证金，方能取得投标资格，我立即以电报与孔联系，但并无复电。到后一天，美军物资清理处派了人来通知我办理投标手续，因已接到其本国电报，谓扬子公司的保证金已在美交齐。我来到雷伊泰、塔克罗本等岛上实地看了一下，发现问题很多，当即发电向孔提出四点意见：（一）标价必然要超过预支之保证金，为数太大，风险更大；（二）部分物资已被美军盗卖；（三）搬运回国，运输没有办法；（四）一经成交，美军不再负保管责任，夜长梦多，毫无保障。因此我不主张投标。岂知孔简单地只叫我继续投标。我发那一电报，是为以后万一遇到困难时可有一推托之词，免得费力不讨好。等到开出标来，使我大吃一惊的是，那次投标，一共只有两家，除我而外，还有一个邝某，是代表宋子文的立达公司前往投标的。他出价比我高，由他得标。当时我万分懊恼，深悔不该过于谨慎，被人占了先着。岂知扬子公司因祸得福，因为不久菲政府下令控制国内所有美军基地剩余物资，一律禁止出口，而蒋政府亦下令不准把美军剩余物资由国外各基地随便进口，湿手沾了干面，立达公司弄得进退两难。那时孔想起我提出的四点意见，认为眼光尖锐，从此对我大加“器重”。但此事只叫我经手到此为止。其后据悉中央航空公司从扬子公司获得一批飞机引擎和配件，那时立达公司正因血浆案件处于多事之秋，孔即“帮”了娘舅一下忙，以贱价将那批物资中的一部分适合中央航空公司应用的飞机引擎和配件搞了过来，然后以善价让给了中央航空公司，由他们自己到菲空运回来。次年，即1947年夏，孔命扬子公司工业部经理张长昌突然去美，我等都猜测不出张此行的目的何在。直到1948年春，拉丁美洲洪都拉斯有华侨经过上海，晤谈之下，方知张此行是代表扬子公司到拉丁美洲号召华侨投资设立一个中美洲航空公司。后来我也曾见到过当时张在当地英文报纸上所登出的照片和宣传文字。张回国后，那个航空公司由美国空军军官歇尔顿（Capt.Shelton，曾任蒋介石的私人飞机驾驶员）负责主其事。这件事情是孔令侃做了一出“背娘舅”，杀了娘舅一记，花了极少代价，搞成了一个国际航空公司。这类事情，在官僚垄断集团中是常有之事，不足为怪。

    利喴公司的幕后操纵

    利喴汽车公司是在香港登记的一个英商在上海的企业，从其前身的龙飞马车行算起，在上海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1947年我从菲律宾回来之后，扬子公司即由我经手通过英商克佐时查账公司，将利喴汽车公司股权的百分之九十五，在暗中收买到手，总价为美金一百三十万元，付款手续是在纽约交割的。从此扬子公司的孔令侃即成为该公司的实际老板。虽然英商已将股权转让书全部签署后交给孔令侃，但孔并没有到香港去变更股权登记，只将那一大堆转让书往银箱中一锁，因此利喴公司原有英商股东，在股东名册中始终未曾换过一人。这样对外既可不暴露其老板身份，而实际又不妨碍他在幕后操纵利喴公司的一切实权。在孔令侃心目中，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样就可在法律上依旧保持其英国企业的性质，必要时英国可予以保护。据解放时任该公司经理的葛泰利士（葡人）事后对我讲，解放初期，他确怂恿上海英领事馆商务参赞出面，妄图抹杀事实，百般掩护，抗拒军管会接收。这是豪门政客惯用的手法，从而联想到为什么扬子公司硬要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中美洲航空公司为什么要有华侨投资，举一反三，其理甚明。

    堂而皇之的特权走私

    谈到走私，一般的印象，总认为是偷偷摸摸的事，但是对豪门来讲，却是件堂而皇之、十分光彩的事。记得在1947年秋末，张长昌由美搭总统号轮船回国，一上岸，约宋安宝为其料理一下他随身所带行李的验关事宜。张说这次回国，纽约扬子公司托他带回不少行李，都是“夫人”（指宋美龄）的私人物品，他要宋安宝和当天海关值班的外勤关员联系一下，叫他们免验放行，以免弄到南京，大兜圈子，面子上不好看。凭这样几句话，宋安宝就把交涉办妥，通知于下午派汽车去装运。我听说是随身行李，以为由利喴公司派一辆卡车足敷应用，岂知到那里一看，长长的一间关房中倒有大半间高高地堆满了大型的铁皮衣箱，那位姓孙的验货员，正在那些打不开的箱子上，一只只依次以粉笔在箱外签了个名，算已经执行他的“检验”手续，依法放行。事后卡车司机仲华对我讲，他来回装了六次，才把那些“行李”全部运到了励志社。箱内装些什么，不但那位海关检查员未曾验出，就是连作为“行李”主人的张长昌也根本没有看到，因为纽约的主人“忘了”把钥匙交给他。只要有他们的人从国外回来，同样总有一批“行李”被带回，只是名义各有不同，如后来J.C.黄回国时，即未用“夫人”之名，而是以励志社的证明免验放行的。我自己也曾为孔搞过一次小型走私，在赴菲投标前，他交给我八千元美钞，说有相巧东西，可以多买些。我从菲律宾搭中央航空公司专机回上海时，大大小小为孔令侃带了满满一机舱的东西，飞机于半夜十二时着陆，那批私货即随同飞机一起进了飞机库。那次并不需要我借用什么名义，而是由中央航空公司负责送到他家里的。这些都是抗战胜利以后的事。远在抗日战争以前，当唐海安任江海关监督时，宋安宝曾给我看过两张批准进口的关单，一张上进口的是柯尔脱手枪一箱，上面批注着“孔二小姐的”五个大字；另一张物品名已记不起，上面的批注为“孔大少爷的”五个大字。在这两张关单上，那位监督老爷一律同意进口照签无误。

    得来全不费功夫

    他们亲手发行了法币，但又最不信任法币，他们不要法币，只要外汇，最痛快的办法就是以法币向国家银行按法定汇率换取大量外汇（就是一般所说的官价外汇）。最近从一纸便条上，发现在1947年8月的那一月中，扬子公司工业部从中国银行获得了11803030元美汇。必须说明这仅是该部在那一月中所获得官价外汇中的一个极小部分，且除工业部外，还有一二十个其他部门和许多分支机构，它们同样都每月获得大量官价外汇。可是这一工作做得非常机密，除指定由其亲信——扬子公司信托部的许性初统一集中办理外，概由孔亲自掌握，为数究有多少讳莫如深。有这样一件事：孔令侃在1947年夏，忽然叫我准备好两辆捐好牌照的新车开到外滩后，将钥匙封在信封中与许性初一起送给中国银行外汇部负责人。据我记忆所及，他虽进口了几百辆汽车，但在几年中一共只送掉过四辆，证诸以往“一钿不落虚空地”的特性，没有一本万利的好处是决不肯平白地以一辆汽车送人的。当然有时因误会而被中国银行摈诸门外，也在所难免，而孔则往往借此大放空气，如在1946年秋季即曾因此而大叹苦经，可是物资却照样源源而来，从未因缺乏外汇而停止进口。总之，上述那笔数字，显然只是整个所得中极渺小的一角，那是可以肯定的。应当注意到当时中国银行的法定汇率，每一美元牌价约合法币一万二千元，而黑市汇价早已涨到法币四万元以上，依汇率差价计算，单从这小小一笔外汇上，国民党政府已替孔令侃省下了二三十亿法币，再按官价外汇计算，这就无异于白白送给他二三十万元美汇。窥豹一斑，在凭借扬子公司兴风作浪的几年中，单就这方面搜刮所得，不难想象多么惊人！当然获得官价外汇者并不只他一人，但一般正当工商业者如想获得批准，则难如登天，即使走门路用行贿等方法偶或侥幸能获得一些，为数亦殊有限，这和孔令侃一举手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外汇，又岂能相提并论。中国银行的厚此薄彼，本来已不是什么秘密，因为谁都知道，那时坐在中国银行董事长办公桌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孔祥熙。

    保密瞒下不瞒“上”

    汽车已内定列为限额进口项目之一，当这一消息正式公布之前，扬子公司纽约、伦敦分公司忽然都有来电，报称大量汽车成交待运，申请进口。由于这些电报的到达日期，都赶在实施限额进口的最后一秒之前，所以不管它真也好假也好，一律都被认为合法而有效，扬子公司也就这样取得了汽车进口的“合法”权益。当时国民党输出入管理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据说是绝对保密的，事实也似乎如此，因为一般贸易商，由于措手不及而大受“限额”的打击，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如果说扬子公司纽约、伦敦的负责人，尽管曾经帮助孔令侃打过上述的那些电报，而连他们竟然也同样被蒙在鼓中，则不能不令人惊讶了。那时上海汽车价格飞俏，因之上海扬子中人都翘首等候装船确期，岂知千呼万唤总是不来，直到后来接到纽约、伦敦分公司的个人来信，我才知道那里的负责人一方面既因不知道为什么要他们发那些电报而感惶惑，另一方面更因为在欧美市场上活动的结果，却连一辆新汽车都搞不到而感到压力沉重。原来连我们也一股脑儿都被孔令侃蒙在鼓中。他既非委员也非顾问，尽管他和输管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事实证明，输管会瞒不过他，而他却瞒过了为他效力的亲信。孔令侃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保密”工作，比输管会所做的要出色万倍。但足以发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孔令侃要替输管会代做这样一项“保密”工作，恐怕只能从他使用手段最本质的特点中去找答案了。

    一本万利和无本生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民用汽车的生产曾停止过一个时期，因而造成了战后初期供不应求的畸形繁荣。其实新车有的是，可是英美汽车垄断企业的组织极为严密，不在他们垄断网中的人，除非付出很高的黑市代价，就休想买到新车。扬子公司的伙计们，从来就不敢以黑市价格进货，孔令侃绝不会允许他们以黑市价格去“剥削”他的，这对纽约、伦敦的负责人也并不例外，但他们除此之外，又别无门道，最后只能表示无能为力听候责处。长期以来英美汽车垄断企业在我国素有其各自的特约经销商，局外人已无插手余地。在那种尴尬局面下，孔令侃因我对此素有联系，比较熟悉，不得不和我商讨打开僵局的办法。我认为只有把特约经销权搞过来，成为他们垄断组织的圈内人之后，才能把直接从制造厂分配到手的汽车来满足扬子公司那些“有额无车”的进口限额。我和英商利喴汽车公司的英人，早就打过交道，几经折冲后，由我向孔提出打算并怂恿他于1946年10月以一百二十五万美元的代价把它买了过来。我向孔建议的条件是一年之内分四期在纽约付清。利喴英人接受了这一条件，为了我撮合有“功”，他们瞒过了孔令侃送给我百分之五的佣金，此事即算成交。从此孔令侃即开始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及英国奥斯汀两个汽车垄断组织挂上了钩，进口的汽车除满足利喴本身外，并使扬子公司那些“有额无车”的进口证也都派了用场。从纽约分公司钱起凤在1947年11月13日给我的信中，可以看出仅在那一阶段内，他们利用利喴关系而从通用汽车公司所分配到的新车即达六十辆以上。自利喴成交之日起到1947年12月3日止，孔令侃从利喴转到自己口袋里的所谓“期中分红”一共三次，每次分红为三十七万五千美元，因此他为购买利喴而分期在纽约所付的美汇，实际上是由利喴在当年替他赚出来的，也就是以黑市高价从众人头上刮下来替他代付的。换言之，他在一年之中凭空捞进了价值二十万零五百英镑的利喴房地产和设备。至于扬子公司因此而所得的利润尚未计算在内。这种一举两得、双管齐下的“高见”，是我为之策划主持的。这是孔令侃不费分文吃掉别人的一个典型事例。

    至于利喴英人又何尝不知此中财源茂盛，但他们对时局有自己的看法，正在寻找他们认为一旦发生新的战争时可以置身事外的新的乐园。房地产价格虽大，却苦于无法随身携带，特约经销权则更是空空洞洞的东西，所以就更迫切需要外汇。但是一般人哪里来的外汇，也无法受盘，孔令侃多的是外汇，再加上我可以从中取得一笔佣金，于是才一拍即合。当然他们绝没有估计到成交后，扬子公司那些“有额无车”的进口限额将因此而得救，否则必然还会把讨价相应抬高的。其实他们对利喴的实际投资总数一共才合港币三十六万零五百元（按当时汇率约合美金九万元），如今能以十余倍的高价脱手，对于那些在冒险家乐园中白手起家的侵略者来讲，已是一本万利了。但他们绝对不会想到那个被他们认为豪门后裔的亿万富翁，却在这些白手起家者的手上，做了一笔无本生意，而孔令侃更没有料到那个为他策划无本生意的人，已在他之前拿到了一笔佣金，先做了一笔无本生意了。

    在美国黑市上大显身手

    英美市场上新车绝迹、黑市充斥的这一事实，曾使孔令侃受窘一时，但当他一旦钻进垄断网成为圈内人之后，立即变本加厉在国内大做黑市，并且异想天开欲在美国黑市上一显身手，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原来英美汽车厂有一种规定，凡是从中国去英美的人士，不分国籍，只要和利喴签订一纸合约，事先由利喴以电报向汽车厂预约，则当其到达纽约或伦敦后，即可凭约按出厂价格优先得到供应，这种办法他们称之谓“本土供应”。在初期，孔令侃就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他以分润办法，向事先选择好的出国对象以极低廉的代价，换取他们同利喴所签订的假的“本土供应”合约，由纽约扬子公司负责人“伴同”他们凭约取车并捐好牌照签好空白的汽车出让证件，到此诸事齐备，只待善价而沽了。当出售时，纽约扬子负责人只需放一只猫或一条狗在汽车内，即可按黑市高价交给买主，几千美元即唾手可得，买卖亦告完成。起初我也曾反对这一做法，因为那时我已是利喴经理，万一弄出纰漏而取消了特约经销权，势必影响利喴的生存，但孔令侃对这种买卖极感兴趣，倘我拒不执行，我的饭碗就要敲碎，所以我当然只能唯命是从。到后来，在我给纽约钱起凤的信中甚至也把这种办法称为“衣食之源”了。因为在美国做黑市赚的是美汇，就毋庸再费手脚不断套取黑市外汇，而且经常去美的人士极多，生意也十分兴隆，一个月中平均不下五六十辆。1947年11月8日利喴给通用的电报中，一次即预约了十五辆汽车。有时遇到淡季（指赴美或签约人数减少），不得已时甚至由一人订购七辆，届时再由纽约扬子去设法解决。当然，为时一久就难免露出马脚。记得有一次通用汽车公司即曾来电声称：预约的“本土供应”汽车早已齐备，等待买主去领，责问为什么其中有三个买主竟然遍觅无着，杳无下落。但这已不会影响孔令侃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关系了，因为通过纽约扬子与通用汽车公司出口部经理拉加和肯特尔的不断笼络，通用汽车公司对这种公开的秘密“已经眼开眼闭，予以默认”（1947年10月1日钱起凤来信中语），所以到后期已无必要经常去做“本土供应”，而改由纽约扬子干脆向通用汽车公司直接要求分配了。汽车来源的方式虽有改变，但黑市高价出售的方式始终未变，虽然价格或许有些上下，那是由孔令侃亲自指挥的事了（1947年10月15日我写给纽约钱起凤的信中，曾强调指出关于汽车在纽约的处理和价格问题，将由孔令侃亲自函告）。

    这里想交代一下上面所讲的猫和狗的问题。据说美国法律有明文规定：凡是新汽车，其售价一律不得超过一定的最高限价；而旧汽车则不在此例，猫和狗的身份则更无限制。因此，放一只猫或一条狗在新车内，一方面显示汽车已经用过，象征出售的乃是旧车，另一方面，如果有什么意外，又可把超额售价推脱为出卖猫或狗的代价，以逃避法律制裁云云。这是何等荒谬的法律，但又是何等“巧妙”的方法！

    扬子公司查而未抄的内幕

    郭 旭

    1948年国民党政府面临总崩溃的前夕，8月实行所谓“币制改革”，收回法币，发行金圆券。在金圆券发行之初，蒋管区各地的物价呈现暂时的“稳定”。但不及两月，蒋军在东北战场失利，济南解放，同时金圆券无限制地发行，以致物价又一天一天地飞涨起来。当时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物价波动更剧。一班资本家都争先恐后地尽量收购囤积物资，特别是“扬子建业公司”，它一向利用特权购买官价外汇，向美国购进大批日用品运到上海，以黑市美钞价抛售，再以官价购运美货到沪囤积，转手之间，获利数十百倍。此时它除了继续购运美货外，并挟其雄厚的游资在上海收购棉花、纱、布和日用品囤积，还自备一艘载重六千吨的轮船，由上海往来芜湖、汉口等地，购运粮食和土特产的囤积。这艘轮船的船长陈青是我的亲戚。1948年10月间，陈青路过南京，船泊下关江面，陈偕其妻室儿女在我家里住了三天，并邀我夫妇到他船上参观，吃了一餐饭。陈青私下告诉我：“这条轮船是孔家扬子公司的，往来上海、芜湖、汉口等地收购大米和土特产。现在由芜湖收购大米运沪，因为在南京没有码头，所以停泊在江中。此事请勿向外人道及。”

    大概在1948年10月中旬，蒋介石令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实行经济检查，宣称“平抑物价，不准囤积居奇”。宣接到命令后，派人调查，得悉在上海囤积物资的都是一些“大亨”，而且多是与杜月笙有关的人，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是囤户之一。宣觉得如果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就要得罪杜月笙，不得罪杜就完不成任务。他进退维谷，大伤脑筋，于是报告蒋介石请辞警备司令及兼职。蒋没有批准，另派了他的大儿子蒋经国协助经济管制督导，来到上海应付。

    蒋经国凭他父亲的命令，在动身之前，先在南京找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求毛协助他贯彻任务。毛应允，着保密局上海站直接供给蒋以有关的情报。该站站长原为王新衡，此时王适因竞选立法委员，已辞去该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由副站长兼副处长刘方雄继任。刘和蒋经国不认识，而王新衡和蒋经国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私交极好。所以毛人凤特意指派王担任了蒋经国和上海站之间的联系工作。凡上海站获得的有关囤货的情报，都通过王送给蒋经国，同时蒋有什么交代也由王转达上海站。毛人凤并令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该处名义上属警备司令部，实际上是由保密局直接指挥）处长何龙庆派该处稽查大队第三大队队长程义宽为经济检查大队长，受蒋经国的直接指挥。

    蒋经国到上海后，曾雷厉风行地实行经济检查，调查登记物资，硬抑物价，他们想打几个“老虎”，首先借杜月笙做一个姿态。但结果反被杜月笙将了一军。杜提出派人检查扬子公司，利用了蒋孔两家痛痒相关的关系，使蒋经国无从下手，于是蒋经国只好悄悄地收兵离开上海。关于这段情况，我在当时还不大清楚，直到1949年夏，听程义宽道及，才知道其中的内幕。

    1949年夏，我兼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广州办事处处长，指挥该局广东站、琼崖站及香港直属组（那时候有两个保密局：一个在广州，是徐志道负责；一个在台湾，由毛人凤负责。我任台湾保密局的广州办事处处长）。有一次程义宽到广州和香港来办事，我和他谈到蒋经国这段故事，程义宽说：

    “蒋经国到上海后，毛先生（指毛人凤）派我兼任经济检查大队长，归蒋指挥。每天晚上去向蒋汇报情况，他叫我今天调查这家公司的仓库，明天调查那家公司的仓库，查封了好几十家公司的仓库，其中就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的货栈。有一天，蒋对我说，非打几个‘老虎’不可，主要是对杜月笙。于是他决定在浦东大楼召集上海各巨商开会，要我届时和他一道出席。蒋怕杜月笙不去参加大会，还托王新衡亲到杜家邀请。到了开会的那天下午，我先到蒋处陪他一道去浦东大楼。会议是下午两时半开始的，到会的巨商和各界人士共有好几百人，宣铁吾也到了。但杜月笙迟迟不到，蒋打了几次电话催请，杜才姗姗而来。蒋首先讲话，大意是：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致近来物价日涨，影响国计民生，本人奉总统之命来上海平抑物价，实行经济检查，将先把囤积的物资调查登记予以封存，然后按评定价格处理，稳定市场物价，安定社会秩序。今天请各位父老驾临，请予协助办理。各位父老如有亲属朋友囤积物资的，请劝其照限登记。如果逾期不报的，一经查出，即将其囤积的物资没收充公，并予法办。”

    蒋讲完之后，杜月笙首先发言说：“我杜月笙原来是一个坏人，什么坏事都做过，但自从总统执政以来，承他看得起我，把我当作一个好人，我杜月笙就没有做过坏事，一心在上海搞社会建设事业，从不违法。现在我老了，而且身体有病，所以把我的事业分给几个儿子去做了。今天我的小儿子囤积了六千多万元的物资，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资登记交出，而且把他交给蒋先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我的身体有病，在这里不能多待，叫我的儿子维屏留在这里听候处理。”杜月笙讲完之后，即离座辞出。蒋听到杜的讲话后，连连说道：“我一定派人去扬子公司检查检查……”并送杜出了大门。

    散会后，蒋嘱咐我派人去检查扬子公司的仓库，我即派人分赴扬子公司的几个仓库检查。检查到所囤积的东西确实不少，有棉花、纱、布、日用百货、热水汀、无缝钢管，还有粮食，共二万多吨，检查后即将各仓库封了，向蒋经国请示处理。

    扬子公司的总经理孔令侃，即孔祥熙的大儿子，听到我派人查封扬子公司的仓库，即于当天飞往南京，找夫人（指宋美龄）向总统（指蒋介石）说话，请总统通知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不要查抄扬子公司。总统于是找宣去南京，把宣痛骂了一顿。宣由南京回到上海之后，告诉我说：“总统骂我派人去查抄扬子公司，说是要造反了。总统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是经国搞的，但如果对夫人说出是经国派人搞的话，恐引起孔家和夫人对经国不好，只好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我知道总统的苦衷，只好一声不吭，由他骂了一顿，就辞出来了。我在南京待了半天，马上回上海告诉经国，劝他不要搞了，免得使总统为难。”蒋经国大概听了宣的劝告，就叫我停止检查的活动，他不久也就回南京去了。

    我问：“你们所查封的囤积物资，以后怎样处理的呢？”

    程说：“蒋经国叫我停止检查活动之后，所有原来查封的物资，自然而然地启封了，弄得虎头蛇尾。这些东西，大概在1948年年底以前通通运走了，扬子公司自己有轮船载运，听说大部分运到香港，也有一部分运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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