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侃与孔公馆办事处见闻

    邢 铎

    笔者与孔令侃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四年，又在所谓孔公馆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前后工作过多年，对孔家的内幕和秘闻、办事处的组织和活动，知道一些情况，但不够全面，且事隔二十多年，已逐渐淡忘，现仅就记忆所及，将个人亲身经历和见闻写出，以供参考。

    孔令侃和“南尖社”的成立

    1933年秋，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年级宿舍里，新生们正在忙着安排床位的时候，我听说在我住的房间隔壁，有一间空房留给一个新生，据说是某要人的儿子。大约开学后两个星期，我才知道搬进来的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儿子。从表面看来，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身穿灰布大褂，圆口布鞋，随身使用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以及搬来的一些家具（学校不供给家具），都是一般的，没有什么豪华之处。可是，不到半个学期，就锋芒毕露，与众不同。学校虽规定学生必须住校，但是小孔那时正迷着跳舞，常偷偷邀同学去舞场，有时回来太晚，校门已关，就越墙而入，有时索性不返校住在外面。他几乎每天汽车接送，平时一辆，星期假日总是两辆，一辆敞篷的坐着几个便衣卫兵，一辆轿车供他自己坐。学校的饭菜除大灶外，还有小灶可以添菜，但是他觉得都不堪下咽，另由家里派专人每天送菜，至少四样。学校当局对此装聋作哑，对他完全另眼看待。校长美国人卜舫济（Dr.Pott）、教务长沈嗣良竭力拉拢他。一部分教职员设法与他套近乎，一部分同学争相奉承。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过唯我独尊的贵族学生生活，飞扬跋扈，傲气凌人，连走路都摆出一副怪样，一肩高一肩低斜着走。到了二年级，他在校生活进一步特殊化，宿舍里搬来了双人书桌、转椅、衣柜、五斗橱、弹簧床、沙发、草地毯、立地灯、唱机、收音机等，并经常备有糕点糖果，俨然“公馆化”。那时候在捧他的一些同学中，他选中了沈震百，叫沈搬进他的房间里合住，替他办些私事。其余的那些追随他的同学，几乎每天都是座上客，胡吹乱捧，百般逢迎，以博得他的欢心。这些人在一起已形成一个小集团，也就是不久以后成立的“南尖社”的基本社员。当时这些人有沈震百、庄芝亮、陶宪亮、刘松年、钱起凤、潘绍良、王仁（乐山）等人。快毕业时，又添了杨光明、陈继恩、何然棣、温陵熊、蒋曙东、周其镛、沈沂方、邢铎等，都是和小孔形影不离的人。这些人到后来不断分化，有的得势，飞黄腾达；有的失宠，黯然失色；有的退出，销声匿迹。

    按照当时小孔集团的说法，南尖社之成立，纯为研究学术，联络感情，并无政治意义。小孔故意不出面，让沈震百当社长，以避人耳目。实际上这完全是骗人的把戏，他们是另有企图的。那时候孔令侃早已具有政治野心，想靠他父亲的势力跃上政治舞台，在没有出山前，先要准备一个班底，把这些人组织起来，结成党羽，培养力量，将来好为他效劳。至于那些愿意追随他的同学，不用说也正中下怀，他们各自怀着鬼胎，想靠他提携，将来取得高官厚禄。南尖社就在两相情愿、一拍即合的情况下，很快地成立起来了。社名采用“南尖”二字是有来由的。就我所知，他们仰慕当时德国希特勒的纳粹党，德语Nazis与上海“南尖”发音相似，所以采用这两个字，以示仿效纳粹党的团结和忠诚。尽管南尖社表面上的宗旨说得冠冕堂皇，从这名字的来源，其目的不问可知了。

    这个社成立初期，社员并不多，除了一些同学外，还有一些和孔公馆有关的人，像姚文凯、顾心逸、林世良等人。等小孔毕了业，挂了几个官衔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他把这个组织扩大了，自己做了社长，吸收的社员也比较复杂了，像政界、商界、金融界、教育界的各色人物都有。地区从上海扩大到南京、香港、重庆、广州、天津，都有南尖社的人，具体人数不详，但是数字不会小。在学校的时候，南尖社的活动不多，但出版了定期刊物，内容有评论、散文、小说、诗词等。以后是否继续出，内容是否有变动，因为淞沪抗日战争爆发，该社活动中心也随着小孔转移到香港，情况就不了解了。

    初访孔公馆

    1933年秋季，开学一两个月后，孔令侃邀我一同到他家去玩。他家住在上海旧法租界西爱咸斯路383-385号。383号是孔祥熙的住宅，385号是财政部驻沪办事处，中间虽有砖墙隔断，但有门可通。383号有两座楼，中间是三层正楼，旁边是二层小楼，前有大花园，后有宽敞院子及汽车间。当时小孔和他的弟弟住在正楼三楼，他的父母及他的妹妹住在二楼，楼下是大客厅、小客室、餐厅、书房、古董陈设室、休息室。地下室住卫兵，担任警卫。旁边的那座小楼与正楼有天桥贯通，二楼有图书室、弹子房、小办公室、休息室，楼下有男管家姚文凯办公室、接待室、收发室及传达室。

    那天我见到的孔家家庭成员并不多，首先见到的是孔令俊（孔二小姐），以后又见到了宋霭龄。孔祥熙那时候在南京，孔令仪（孔大小姐）可能在学校里，孔令杰（小孔的弟弟）不在家。还遇见了男管家姚文凯，女管家赵小姐（名字已忘），中央银行总务科科长林世良、财政部的秘书刘大音、中央信托局的顾心逸等，这些人大部分是来巴结孔家走内线的。拿林世良和顾心逸来说，一个是银行的，一个是信托局的总务人员，但实际上就等于孔家的总务，而且在孔家办事的时间要比他们的本职工作长得多。孔家的办公用品像笔墨、纸张、铁柜等，开公账自然不在话下，就是公馆的一切开支，也有种种花样百出的办法可以报销。有时甚至夫人、小姐、少爷想买点东西，或者送礼，或者想看戏看电影，只要一示意，不用开口，就会百事舒齐，而且不用破费分文。记得有一个跟孔祥熙出国参加英王加冕典礼的随从人员说过，孔利用公款，在英、法、德等国，大买私人用品，珍贵的东西姑且不提，仅给夫人、小姐买长筒丝袜，就是几百双。上行下效，他的随从人员，也争相购买各式各样的外国货，像手枪、手表、珠宝、服装等，甚至连春宫照片都巧立名目出了公账。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时候，像这样假公济私的事，实在屡见不鲜，不过从这一点也可看出那些官僚豪门是怎样挥霍外汇的。

    孔令侃在学校时出去向来不带钱，总是别人出，有一些人还争先恐后地讨好报效。后来他组织办事处时，绝大部分在那里工作的同学，都是在银行、信托局等处挂名，所得薪金都由他取，归总在一起，然后他再另订各人薪金（当然低于应得的），这样一来，他可以从每个身上剥削几十元。举此一例，可见其他。尽管他家里用男管家、女管家、男仆、女仆、中西厨师、门房、信差、园丁、司机、卫兵等那么多的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开支那么大，对他那样的万贯家财来说，实在是九牛一毛，但是即使这一毛，他也是不拔的，不靠剥削，焉能起家！

    那天下午，我和孔令侃在花园里散步，忽然一个卫兵队长来找他，向他报告说，有两个卫兵在地下室因事争吵而打起来，其中一个竟开枪射击，另一个被打中受伤。小孔慌忙走了过去，一面走一面骂那队长：“你这浑蛋，怎么管的！”刚走到地下室，那个开枪的卫兵已被人押出来，小孔上去就是一个嘴巴，跺着脚咬牙切齿地骂道：“该死的浑蛋，我毙了你！”我当时非常惊奇。使我惊奇的倒不是这件事，而是孔令侃的作风。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竟然以杀人不当一回事，那种满脸杀气的样子，赛过老军阀。尽管以后他伪装绅士，衣冠楚楚，谈吐斯文，但是终究使我不能不对他怀有戒心。

    同一天晚间，孔家在餐厅里宴客，大盘山珍海味不用说，最后，我在小楼看见有人端过去一大盘水果，估计至少有二十斤。饭后在花园里放映电影，二楼阳台上坐着的客人，只有宋美龄带着一个女孩子，旁边就是宋霭龄和她的女儿。孔令侃、姚文凯、林世良、刘大音和我，还有几个卫兵坐在楼下，没看见有什么其他客人，这就是豪门的生活。

    上海孔公馆办事处的成立

    远在孔令侃大学毕业前，孔祥熙就准备培养他继承衣钵，但是孔很清楚地知道孔令侃大学刚毕业，在政界上搞，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地位，恐人望不孚。于是他想出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即在家里设立了办事处。这样既可替他办理机密之事，又可借此叫小孔熟悉公事，更可通过公事联系给小孔介绍各界名流，以便提高声望。孔令侃本着他父亲的意图，在大学学习期间，早已暗中着手物色同学，组织班底。所以一俟办事处成立，他毫不费力地将现成的原班人马，全部挪到家里，即日开始办公。在开始办公初期，小孔曾对这些同学说过：“咱们给院长（孔祥熙当时任行政院院长）办事，大家要好好干，你们现在多辛苦些帮助我，把我捧上去，我就可以把你们一个个地拉起来了。”大家暗地里也在谈：“侃兄说过，他的姨母（指宋美龄）有意将来叫他当部长，咱们将来都错不了。”

    办事处的组织是：孔令侃自己当主任。由于他也是生手，他父亲给他派一个亲信当副主任协助他。此人系中央银行机要科科长王梁甫，是山西铭贤中学的学生，是老孔多年的亲信，办事颇老练，很受重用。主任下面分机要、秘书、总务、财务四组。日寇侵华，淞沪战事爆发后，又添一个情报组，搜集一些有关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消息。机要组里有钱起凤、陈继恩、何然棣、庄芝亮、黄克正（以上系同学）、申剑秋、原顺伯（以上系中央银行职员）。秘书组有温陵熊、周其镛、邢铎（以上系同学）、刘大音（财政部秘书）、张龙延（前驻法使馆秘书）。总务组有姚文凯、林世良（中央银行总务科科长）、顾心逸（中央信托局总务科科员）。沈震百因与小孔关系比较密切，被任为小孔的私人秘书兼管财务，后来又添一个叫徐北溟的人协助他。情报组由温陵熊、周其镛、邢铎、黄克正等兼。每组有一个负责人，等于组长。机要组由王梁甫兼，秘书组温陵熊、财务组沈震百，情报组也由王梁甫兼。

    办事处的工作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机要组在各组中是工作最忙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凡是比较机密的往来公文、函电以及孔家私人活动，都通过这个组办理。特别是电报，每天一大沓地进、一大沓地出，只见六七个人日日夜夜地翻都翻不完。内容很广泛，有的是关于财政金融，有的是关于政治活动，有的是关于孔家私事。不过初期的往来函电，着重财政金融，后期则着重政治活动——大部分是关于孔祥熙暗中与日寇密谈和平事。1937年“八一三”抗战前后，来电大部来自南京的孔祥熙，内容多系指示或询问上海四行两局的事。所以小孔每天夹着皮包去各银行办公，特别是中央银行，几乎每天必在总裁室坐一会儿，俨然以总裁代表身份，召见经理、副理、局长、处长等，像煞有介事地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大过官瘾。实际上他那时已经做了官，而且身兼数职，像财政部参事、交通银行董事、中央信托局理事等。他既有这些官衔，里里外外的人，自然对他格外巴结，大肆奉承，他被捧得晕头转向，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有一次他和同学们闲谈时曾说过：“现在官场的人物，论能力不过尔尔，论学问没有真才实学。Father（指孔祥熙）办事经验丰富，但是他的英文不灵，不如我。”扬扬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至于去电，一部分是回复嘱办之事，另一部分是请示有关各银行及信托局之事，这些事绝大部分是孔令侃自己接洽的。白天到处跑，晚上回来才分交各组办理及拟稿，还得经他批阅认可后，才交给机要组译发。这样，电稿往往积压很多，有时译到深夜还译不完。按照小孔的说法是整天公忙，不得一息，其实这完全是骗人的话。那些经常包围小孔的人，投其所好，又常以介绍名媛、交际花、小姐之流作为进身之阶，他这样到处应酬和狎游，当然忙得不可开交，有时晚上回来，累得躺在床上看公文、听汇报。有时还要叫人坐在他的床旁，把当天的英文报纸上比较重要的消息及社论读给他听。

    在淞沪沦陷以前，上海与南京之间，每周有人跑两次专递公文函件，但是这样的文件，比起电报来究竟是少数。小孔爱用电报的原因，一来是图时间快，二来是打电报不花钱。原来中央银行自设电台，专与各地分行联系业务用，但是孔家把这电台视作私人所有，事无大小公私，一概电报往来。记得有一次宋霭龄在重庆想吃“塌锅菜”，竟然也打电报给上海办事处。平时往来的电报，差不多都用密码，一般的都由机要组译，遇有机密的电报，就注上某某人亲译。来电中常有给孔令侃亲译的，但是这些亲译电不一定都是他自己亲译，根据来电用的是什么密本，如果用的是他和他父亲特约的密本，他就自己译，用其他密本时，他有时交给王梁甫，有时交给沈震百译，这些机密电报内容，别人难知细情。据闻，抗战初期的活动，着重利用金融波动的第一手消息，大做私人投机倒把生意，后期几乎全部用于与日寇密谈和平。

    关于秘书、总务、财务的情况，多系一般的工作，不做细述。所谓情报组的工作，由于当时淞沪战事已起，日寇猖狂进攻，孔令侃叫王梁甫搞些情报工作，想搞出成绩，往上报功，同时也可借此知道一些关于日寇的情况。现在回忆起来，搜集有关日寇消息的范围较广，有军事、政治、金融、商情等，不过当时偏重军事。为了不让这些人与组里的工作人员见面，对他们都编有代号，只与王直接联系。他们送来的情报，种类不一，经过王梁甫挑选，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交给组里，分门别类抄写，经小孔批示后，再交给机要组译发，同时另抄一份交专人带到南京。

    从当时的情况看，上海办事处，从抗战前成立，一直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政府西迁重庆后，不到一年时间，好像是他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办事处门前车水马龙，盛极一时。来往的人很多，像财政部、中央银行、中央储蓄会、中央造币厂、中央信托局、交通银行和其他各机关的要人，以及当时所谓社会名流人物。这些人中有盛苹臣（盛老七）、乔辅三、陈行、樊光、李骏耀、边定远、郭锦坤、凌宪扬、杜月笙等人。他们都是常来的座上客，而且都是追随老孔的。自从小孔登台后，有许多事非通过他不行，于是这些人不得不巴结他。好在这班人都是财政界混过不少年的老油条，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迎奉自如，为了企图升官发财，“大少爷”、“刚父兄”（孔令侃号）地叫个不停。

    小孔去港的活动

    大约在1938年年初，小孔鉴于政府西迁，上海港口被日寇控制，而且旧租界治安不稳，于是秘密离沪。临行前仅召集几个亲信人员谈话，其余工作人员均不知悉。小孔到港后，也成立了办事处，因需要实际工作人员，故将钱起凤、沈震百、何然棣、申剑秋等及电台工作人员先后调港。孔当时利用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的职权，在信托局内（香港汇丰银行六楼）暗设办事处，仍与沪渝进行联系。听说在这阶段，孔在香港中央信托局购买军用物资和飞机的生意上大发其财，我在上海不知其详。但有一事，回忆起来恐与此有关。有一次，孔令侃由香港打密电给上海办事处，嘱密查吴敬安行踪，说他携巨款潜逃来沪（吴1948年因飞机失事死于香港）。事后才听说，吴在信托局经手购买飞机时，捞了一笔巨款。现在想起来，这事可能是黑吃黑。小孔在港因需要与沪渝通密电，他就私设电台。这时期沪渝和沪港之间的主要任务，已由金融财政转为与日寇私谈和平，以及搜罗有关敌人军事、政治、经济的情报。这种情报和私谈和平的电报，一般都由香港转渝，有时也直接发渝，但须抄发香港一份。小孔这时已有独树一帜的野心，即使是他老子的事，他也要过问。他在香港，为了扩大势力，又吸收了一些人，其中有张氏兄弟（张龙延、张龙汶、张龙章）及许性初，羽翼更丰了。张龙章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常来上海圣约翰大学找孔令侃，不久即加入南尖社，打入小孔集团。办事处成立以后，经常看见他到孔家来，跟在小孔后面，随出随入，身边带着小孔送给他的一支手枪，呼幺喝六，作威作福，恶形恶状，令人作呕。他的大哥张龙延，经他介绍到办事处当秘书，因谙法文，有时写些法文信，他的二哥张龙汶，原在蒋军任下级军官，后来也随着钻到小孔那里。他们弟兄三人，在小孔去港后，先后追随赴港，在那里包围了小孔，替他扩充势力，红极一时，与沈震百、许性初势成鼎足，各不相让，明争暗斗。许性初与小孔原不相识，还是张龙延在上海办事处时把他拉进来的。据张说，他由法回国时在船上认识许的。许系CC分子，到过意大利，回国后并不得志，在上海康定路办立德小学，暗中做些政治活动。自从加入小孔集团，就在港创办财政评论社，由小孔出资出版了《财政评论》定期刊物，替孔捧场，并邀一些知名人物撰稿，销路不小。许以后与张氏弟兄为了利害关系起了摩擦，他竟将张氏弟兄挤走。不过到后来他到重庆被提升为中央信托局银行部经理，终于因贪污被判徒刑数年，从此就没有再爬起来。

    香港的办事处既然要同上海、重庆通密电，势必非自设电台不可。香港当局虽然明文规定不准私设电台，但孔令侃多方设法，仍将电台秘密成立。为了避人耳目，一度设立在船上，随时移动。结果不知怎么仍被香港警务处查获，捕去电台的操作人员及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数名，其中有钱起凤、申剑秋等。经过扣押审讯后，被驱逐出境。至于小孔也无法立足，被香港当局勒令限期出境，不许再入港地。

    小孔离沪后的上海办事处

    上海办事处自从小孔走后，调走了几个工作人员，留下的人员虽然还不算少，但是门前顿显冷清，不像小孔在时那样热闹。内部组织因陆续有人外调，即将范围缩小。主任为王梁甫，温陵熊升为副主任，下面各组分工也不像前时那样明确，具体工作仅有译电、剪报，偶尔有些往来函件。留下的工作人员有姚文凯、周其镛、邢铎、庄芝亮、黄克正、沈沂方、黄鹤皋等人。办公地点从小楼搬至主楼楼下古董陈列室，不久又迁至旧霞飞路1113号中央银行临时办事处二楼。那时中央银行由于外滩原址附近曾遭轰炸（“八一三”淞沪抗战不久，有国民党飞机一架往炸停泊外滩的日本“出云”旗舰，炸弹落在南京路外滩，死伤多人），分迁旧法租界亚尔培路逸园、旧霞飞路1113号及旧霞飞路善钟路口某号三处。该行对外营业设在逸园办事处，总裁办公室、电台及经济研究处等设在霞飞路1113号，储备科等设在霞飞路善钟里。办事处搬至霞飞路的原因，是西爱咸斯路孔宅目标太大，引人注目，尤其是电台在霞飞路往返送取不便。这时金融活动重心已转移到香港，上海成为孤岛，失去重要作用。办事处收发电报虽然还有些关于中央银行及中央信托局的事务，但重点放在情报方面，内容也较贫乏，仅有一些零星关于日军调动、物资储藏和金融市场活动的情况。在这期间，只有一人供给关于日寇消息比较多而且比较重要，以后才知道此人姓胡名鄂公，号南湖，原系北洋政客，认识不少旧军政界人物，与日本军、政、商各界人物也有往来。他通过王梁甫的关系，和老孔、小孔都见过面，很受重用。小孔对他，完全另眼看待，给他的经费也远胜他人。为什么这样受重用呢？主要是他后来和一些日本的军政要人挂上钩，暗中代孔进行和平谈判。

    1939年春，王梁甫奉召赴渝，临行前整理一些重要文件，带了几本密码，匆促赴港，随即转乘飞机赴渝。同机乘客有银行家胡笔江、徐新六等。起飞不久，突遭日机射击。王首当其冲，臂上中弹。机上乘客恐慌万分，驾驶员见日机追击，强行降落，坠入江中。乘客中除一娄姓破窗泅水生还外，其余都溺毙水中。至是，上海办事处由温陵熊主持了一个短时期后，因要去美求学，向小孔电请辞职，要求他帮忙申请一部分外汇（那时法币贬值颇巨，外汇牌价远远低于市价），小孔迟迟不给下文，结果温负气照市价自购外汇出国。在温主持期间，上海租界情形复杂，日伪特务、国民党特务、地痞、流氓闹得乌烟瘴气，办事处的一些工作人员，不断受到恐吓。为了隐蔽，一部分人又从霞飞路暂时搬进辣斐德路一处外国公寓，继续工作。这时办事处的活动由于受到种种牵制，大大减少。除继续向港渝发出一些情报外，对外联系已几乎停顿。待温出国后，老孔派他的亲信姚文凯接任，又将该处搬到霞飞路善钟路那幢房子里。那里出入人很少，随后将电台也迁到那里。姚到任后就安插一个叫全文中的。全的妹妹是孔令仪的同学，常到孔家来玩，姚早已看中她，但无机会接近。他在接任后探悉其全家在松江，生活比较困难，便派人把她接了出来，并且介绍全文中进办事处。那时候办事处的工作更显得很冷清，重心仍放在胡鄂公的情报及谈判上。姚虽无能力，但是很自负。他接任不久，沈沂方、周其镛、邢铎相继离去。姚本人在1940年被汪伪特务架走，关在极司非尔路76号特务机关。至此办事处工作人员四散，无形结束，上海与港渝联系也就此中断。

    上海再度组织地下办事处

    小孔赴美留学后，把香港有关孔家利益的事，不论公私，都交给盛苹臣代管。盛当时也是中央信托局的常务理事，与孔家有特殊关系，拜宋霭龄为过房娘，孔家投机倒把，盛出力不少。孔祥熙这时与日寇谈和平正谈得火热，忽然消息中断，他便电告盛苹臣设法派人到上海，再暗设电台沟通消息。1940年秋，盛召王乐山赴港（王当时在上海任《大晚报》会计主任），面授机宜。王返沪后即成立地下小型办公室，实际上既无办公地点，也无办公室组织。人数不多，连王在内一共六人。秘密电台设在旧法租界极司非尔路郑某家里。郑系技术人员，他担任收发电报工作。担任联系和译电工作的有邢铎、潘绍亮、黄兴道、黄兴长、全文中，主要工作仍是传递胡鄂公谈判和平的消息。为了便利工作，决定将全文中派在胡鄂公家里，专译来电。胡的长子胡公迟在家里也帮着记录、抄写、整理、归卷。就这样又搞起来，经费由香港设法转给上海沈翊青（财政部参事）。沈当时以证券商人的身份做掩护，暗中照管孔、盛在沪的财产和代办他们的私事。这样搞了一年多，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寇进占上海租界，大肆搜捕地下电台。当时上海情形很混乱，国民党各派设立的地下机构不少，但是他们和汪伪本是一家，沆瀣一气，其中大部分已经和敌伪建立关系，得到了庇护。但是日寇内部，派系也很复杂，明争暗斗，甚为激烈。上海的宪兵队、陆军、海军、特务机关互不服气，互不买账。往往有人买通了日寇的一个部门，但仍有被另一个部门拘捕的危险，办事处的地下组织就是这样被破获的。胡鄂公通过熟识关系，和日海军部门挂上了钩，得到他们的同意在他家进行和平谈判，大家以为这样可以安然无事了。哪知在1942年夏末的一个夜晚，日宪兵队突然袭击电台，抄走收发报机，捕去了郑某。同时又将胡公迟及全文中二人捕去，其余的人闻讯纷纷星夜逃往外埠躲避。郑、胡、全三人被押在北四川路底宪兵队牢房里，关了约有两个月，经胡鄂公多方设法，终于将三人先后营救出来。从此，孔家在上海最后一个通信组织便完结了。

    孔令侃与大时代书局

    冯和法

    1939年秋末冬初，我突然接到孙寒冰从香港拍来的一份英文电报，说是“已筹得十万港元，火速来港”。20世纪30年代的十万港元是一笔巨款，我猜想不出是哪来的钱。过了一周，蒋学楷来了详函，我才知道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的资金。孙寒冰对我说过，国民党政府中不少人认为《文摘》已成了中共的应声虫，但因它在群众中有声望，很多人都想插手进来。张道藩几次对孙说过，国民党中宣部可以补助经费，国民党的出版机构也表示愿意出版、发行；复旦大学的领导人（不知是否吴南轩）也几次劝说，要把《文摘》作为学校的校刊。孙寒冰都巧妙地一一婉谢了。他们的目的是要控制《文摘》，使《文摘》变质。《文摘》同复旦大学的关系是很奇特的，名为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出版，实际上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在学校支薪外，《文摘》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从1935年李登辉的校长职务由吴南轩代理后，开始时复旦还是保持着过去的面貌，但自1939年后，国民党的势力一步步逼进。孙寒冰清楚地知道，如果《文摘》成了复旦正式校刊，将会陷入旋涡中去。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孙寒冰为什么要接受臭名昭著的孔令侃的资金呢？

    我把我的想法写信告诉了孙寒冰，劝他不要同小孔往来，孙说，待我到香港再面谈。1939年冬初，我离开浙江，到了香港。那时，由孔令侃投资的大时代书局已经开张，第一本书是美国根宝著的《亚洲内幕》，由蒋学楷译出发行，销路很好。大时代书局设在九龙尖沙咀轮渡码头边上的洛道九号二楼，是一套三间的公寓房屋。朝南的两间，一间是总经理许性初的卧室，一间是办公室；孙寒冰住在向北的终日不见阳光的那一间，我就住在他的房中。他告诉我，不知许性初从哪里听到《文摘》缺乏资金，就去告诉孔令侃，孔一下子答应拨出十万港元，成立“大时代书局”，出版和发行《文摘》。许对孙说，大时代书局由孙全权办理，孔决不干预，只由许性初挂一个总经理的名义，作为联系人，所有书局人事和出版计划以及日常工作，全归孙决定处理。孙寒冰认为可以接受孔的资金：第一，这是私人资金，与国民党机关的不同；第二，业务完全由他负责，孔不会干预，他自己任总编辑，可以全权决定出书计划。许性初只是挂名，由他以经理名义负责全部业务。我对于他的说法表示不同意，指出人们只要知道这个书局是孔所办，就认为臭不可闻，而且他们的诺言不一定可靠，大时代书局虽说是私人企业，但能够不受孔的政治势力的干涉，而让《文摘》自由发展吗？孙寒冰也是有一定理由的，除了上面说过的以外，他还认为，一个出版机构由谁出资经营，固然重要，但更主要的是决定出版什么性质的书刊。目前生活书店等进步的出版机构都在停顿中，在上海、内地以至香港都有一些进步作者没有地方出版他们的著作。同时，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没有工作，要维持生活。有一次，由于争论不已，我们一起到平安戏院去看电影《乱世佳人》（根据小说《飘》拍成的），我正看得出神的时候，孙寒冰对我悄悄地说：“我想到了，你提的问题容易解决的。”原来他不在看电影，仍在思考我同他争论的问题。

    我在香港住了近半个月，从来没有见到过孔。与许性初虽然同住一处，但他早出晚归，架子很大，讲话时对人似理不理，我见到他就不舒服。所以，除了见面寒暄一两句外，基本上没有谈过什么。孙寒冰见过孔几次，他对我说：“孔对许很无礼貌，对于孔这种人，作为一般朋友还可以，作为他的部下就受不了。”这可能是孙寒冰后来决定不接受大时代书局任务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在重庆正在编辑《文摘》的几位青年人也坚决不赞成与孔合作。最后，孙寒冰终于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决定不参加大时代书局。

    但是，孙寒冰做出决定后又有动摇，向我提出，孔已把十万元交给了许性初，原来答应办的，不能说走就走，总得有个交代。于是我们又重新商量，决定我同他一起义务帮忙，把书局办起来。由蒋学楷在香港主持编辑工作，以预支稿费的办法维持生活，同时可以为《文摘》选寄外文稿件。敖方肇在上海约稿，并且在上海印书。魏志澄在桂林成立大时代书局办事处，接受上海寄去的纸型，重印发行。重庆方面则由《文摘》社代办。蒋学楷在香港约稿、印书，除一部分在当地销售外，把新书设法运往内地。敖方肇在上海约稿收到很好效果，不少进步的作者留在“孤岛”，正苦于著作没有地方出版。蒋学楷在香港也联系了一批进步作家，其中发挥作用最大的，还是孙寒冰，如萧红、刘思慕、胡仲持等译著在大时代出版，都是由孙约请的。孙和我除了在大时代书局免费居住外，没有用过书局的一分钱，但由孙和我经手预付作者的稿费倒是为数不少。敖方肇在上海约稿基本是预付稿费的，这对当时一些依靠译著维持生活的作者有一定的帮助，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孙寒冰和他的同学自己创办的黎明书局出版的书，有进步的，但也有不少是不健康的，而在小孔独资创办的大时代书局所出版的书基本上都是进步的。孔的书店竟会出版苏联瓦尔加、高尔基，美国的史迪贝克等进步作家的译本，甚至还准备出版巴比塞的《斯大林传》。为大时代书局写作的一些中国作家也基本上被公认为是进步，甚至“红色的”。总的说来，大时代书局出版的书籍比起黎明书局来较为纯正和进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孔和许性初忙于做官，根本看不起书局这种“小事”，而作为决定稿件接受与否的孙寒冰，这时候的思想认识已比在抗战前上海时有了显著的变化。

    孔令侃与《财政评论》

    何思诚

    《财政评论》月刊（简称《财评》）是抗日战争时期孔祥熙、孔令侃父子授意创办的一份专业性杂志，于1939年1月在香港创刊。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事发生，香港为日军攻占，该刊乃撤至重庆继续出版，及抗战胜利，又迁到上海复刊，编印了若干期，即随同国民党政权的全部崩溃而告终，前后历时几十年。笔者因曾参与这个期刊的筹备，在港发刊期间担任总务主任，当迁至上海后，又曾一度协助复刊，对于它的创设由来、内部概况、刊物性质、经营特点及其幕后支持者的操纵程度，有一些亲身经历，现记述其经过大要于次。

    出自孔令侃的主意

    当1938年6月武汉开始疏散机关眷属时，笔者方自浙抵鄂不久，尚无工作，因知前《晨报》同事许性初从意大利回国后，在香港孔令侃处任秘书，经过通信联系，乃挈眷间道于中秋节前后到港和许晤面，方知孔令侃正拟办一财政经济杂志，需要一些人手。我以孔是出名不好惹的天字号皇亲国戚贵公子，对这种“御用”刊物毫无信心，乃托词我对财政经济为门外汉，打算回浙江参加一些小额出口物资的采购，以维生计，只希望许在中央信托局方面帮我打通门路。许却早有成算，竭力怂恿我留港办此刊物，并以战时经商有风险，香港生活较安定为由，说动我在香港住了下来。我问许对于经费、人事、刊物立论主旨、编辑出版计划等是否已有通盘筹划。据许说：“这一刊物原是出于孔理事（令侃，这是在港孔系的人对他的通称）的主意，已酝酿了一段时间，经费不用愁，其他一切也都已做了考虑，所犹豫者只是两件事：一是院长的点头（孔祥熙的部属称孔），这可由孔理事自己去疏通；另一是物色适当办事人员，现在由上海和别处撤退过来的人有的是，大可利用，所以问题都不大。”随后，经许约期偕往孔令侃的九龙寓所和孔见面，并商谈《财评》筹备事宜。进门后，经许介绍，孔先对我打量了一番，略事寒暄毕，乃言归《财评》正传。孔首先表示对办刊物向有兴趣，然后从各国都有财政经济权威杂志，中国也应该办，谈到了抗战以来原有的金融经济期刊停办者多，后方各种出版物虽不少，却独缺这一门；认为现在战时财政任务极繁重，自更有此需要，并且还说就是到战后也还要办。孔所谈的不多，有些问题，许从中也参加意见，孔但颔首而已。在谈到刊物经营的若干准则时，孔、许都说要多注重学理探讨，勿涉政派纷争，这样可以通销全国；只要内容出色，一炮放响，在学术界有了声誉，不难成为第一流刊物，提出主张就有力量等一套话。当时对刊物名称，决定叫《财政评论》，每月一期，金融经济也可包括在内。他们要我和同在场的杨秘书就所谈要点草拟发刊词，我和杨答应试写。孔、许还提出必须特约马寅初、千家驹、陈长蘅、卫挺生等人的文章，兼收并蓄，以吸引读者。在谈话中，他们还提到对香港政府和英国政府要避免生事找麻烦（例如对日本称“敌”或“寇”，香港政府不许，只能以“×”号代，应照办等）。最后，孔很勉强地说了“屈就”和“今后有事可找我”等话而别。《财政评论》社正式成立时，孔、许二人对社长职位推来推去，孔坚不肯出面，只好由许担任。但许立即提出要孔出聘书，不然事情不好办。孔问：“为什么要我出聘书？”许说：“你是创办人，当然有资格发给。”结果，不仅许拿到了聘书，对其他在职的人也都发给一份。过几天，许对我说：“同他们做事，凭据必不可少，否则日后就会有人你争我夺；倘一旦遇到棘手问题，他还可以推开不管，到那时，我又去找哪个？”事后，我在与许平日相处时从他的谈吐中和从《财评》其他同事的闲谈中，看到孔、许对这个“半官式”刊物，各有自己的打算和用心所在。在孔无疑要专从取悦乃翁（孔祥熙）出发，但也担心局面搞不开会惹人笑，所以显得半推半就；许则挟此敲门砖，志在邀宠猎官，尤其是对垂涎已非一日的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职位，总想早偿夙愿。至于孔祥熙，官大胃口亦大，不仅要求凭借一些舆论声势来为他的财长地位吹捧而卖力，还想借此刊物结交一些作者，特别是来自国民参政会、立法院等方面的“对手”，以缓冲和抵制日益丛集的内外指责。

    孔祥熙批下了外汇

    在香港出版刊物当然要花港币外汇，这位《财评》创办人孔令侃是绝不会自己来解囊的。许性初于是约我一起，急忙代孔草拟“儿子上老子”的报告，请求批准刊物并核拨外汇。报告除了就安定战时财政金融对策罗列种种理由为同外，并附去创刊通启（发刊同）、组织简则（附主要人员表）、出版计划（附经费预算书），用航空邮寄重庆。报告中开列的预算为每月港币三千元，还提出准备在两年之后逐步做到自给。报告上去后，过了一个多星期没有下文。那时已是11月初，广州、武汉相继弃守，战局更紧，各方人心愈加震荡，孔、许担心《财评》告吹，许尤情急，乃决计打第二次报告。同时，孔令侃还另电财政部次长徐堪、邹琳，司长高秉坊、李傥，主任秘书鲁佩璋等从旁关说，期在必行。结果果然就批准了，不过，经费被减去了五百元，指定由中央银行广州分行按月拨付两千五百元（广州沦陷后，该分行迁港，但不对外）。经孔、许同该分行经理钟锷（秉铎）电话商定，由我拿了批件前往该行领款时，钟问我：“刊物几时出来？”我说：“预定新年创刊。”钟说：“列入哪一个项目报销尚无着落，怎么还要预支？”言下颇有难色。几经往返磋商，钟才同意从11月开始，将11月、12月两月的款项如数一次动支，充作开办费。

    自此以后，就租定九龙乐道13号房屋为社址，置办了一些家具，订购了一些图书报刊，一方开始办公，一方赶紧向香港政府华民政务司缴纳了三千元的期刊注册押金，完成了注册手续，取得了执照。按港例，出版书刊应指定督印人，这搞得不好会吃外国官司，甚至坐西牢，这差事没人肯干，登记时乃用一“张文正”假名，实际上没有这个人，香港政府也不来细究；但内定假设有事，则由总务科干事赵逸萍去顶。

    内部组织

    《财评》组织采社长制，除许性初任社长外，另设总务、编译两科和一个资料室，各置主任一人：由我任总务主任（对外亦称经理，许还要我帮他细心校阅每期清样），潘世杰（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协纂）任编译主任，祝百英（曾任中山大学教授，进社较晚）任资料室主任。办事人员共十余人，编译科有朱福奎、张白衣、李宗文、蒋学楷、葛青凡（女）；总务科有赵逸萍、马寅亭、王慈鹏、韩汝桐；资料室有欧阳礼（女）、余顺贤、王仁等。因《财评》本身经费有限，其中有些人是由孔令侃向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调过来的，有些人开始在《财评》支薪，到后期又过渡到上述行局去领薪，有的还得到了升迁（如朱福奎进了中央储蓄会）。许性初每天来社办公半天，日以为常，孔则屡说要来和大家见见面，却始终没有来过。《财评》事情不多，实际上只在许来的半天内忙乱了一阵，其余时间大抵在闲谈中度过。大约过了一年，潘世杰和李宗文二人（他们本是南京中央大学商学院同学）就责怪孔、许有成见，不肯提拔人，常常发牢骚，并因看到财政部司长边定远拜了老头子走红吃香，暗中约同在港行局的几个熟人一起向留港的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投了门生帖子。

    1940年年初，贾士毅（字果伯，江苏宜兴人，曾任前财政部次长，向住上海）因其子贸德怀在香港中央信托局任职，来港居住。孔祥熙曾有借重他在《财评》办公之意，但是，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按照贾的资历，应当任社长，但这将置许于何地？许曾佯表谦让，自居副职，贾坚持不可，说如必欲另给名义，称“顾问”即可。结果，只有在许随孔离港期间曾有“代理社长”说法外，职位很含糊。贾以体弱，常在寓休养，偶一来社，少坐即去，不甚问事，月支港币二百五十元，由财政部转拨过来，只写些文章送社交卷发表而已。

    罗致特约撰述

    《财评》当内部部署稍具头绪，即开始对外征文。为要有一批足资号召的基本作者装点门面，特印就聘书，连同应聘回条、《财评》创刊通启、征稿简约等，向各地财经界著名人士（包括大学教授）延聘特约撰述，凡将应聘回条签名寄回者，即将其姓名列入特约撰述名单，准备弁诸卷首，以炫耀阵容。特约撰述有五六十人，如千家驹、方秋苇、孔涤庵、王世颖、王雨桐、王宗培、王芃生、尹文敬、田树滋、朱偰、吴承禧、何廉、李泰初、沈麟玉、沈增百、金国宝、周宪文、武堉干、祝世康、马寅初、高秉坊、唐庆增、陈介生、陈长蘅、陈炳权、陈家骏、陈炳章、孙寒冰、孙礼榆、孙怀仁、姚庆三、崔敬伯、殷锡琪、符涤尘、赵兰坪、刘大钧、楼桐孙、卫挺生、盛慕杰、潘序伦、魏友棐、顾翊群、罗敦伟等。其中虽也有一些较为进步的人士，但多数是国民党政府中的现任官员，或者是在官办企业、银钱业和高等院校供职的，没有政治色彩的人绝少，而且还有人和汪伪组织有牵连（如早几期名单中有张素民、李权时，李且在《财评》创刊号论著中大谈《中日战时财政之比较》，名列前茅；张素民多次写书评，后经发觉，受到非难，才在名单中勾销）。特约撰述受聘者中，有的一开始就承担了供稿义务，并在应聘回信中就寄来了文章。名单经汇集刊出后，《财评》即在广告中大肆吹嘘为“执笔者均当代经济界第一流作家”。出了几期以后，新作者迭有增加，如王逢辛、马大英、余捷琼、李宏略、吴斐丹、张一凡、张肖梅、谷春帆、徐宗士、邹宗伊、寿景伟、蒋学楷、严仁赓、翁文灏、谭秉文等。作者是经常更新的，有些特约撰述徒有其名，自始至终从未来过一个字。

    浓厚的官报色彩

    《财政评论》月刊创刊号于1939年元旦出版。初期的主要栏目分为论著、译述、通信、文摘、讲座、大事日志、统计、法规汇编、公债、股票、物价行市表，后又陆续增加了时评、史料、考据、书评、人物、文选、专载、随笔、调查、研究、中外财政金融消息汇报、各国杂志重要财政金融论文索引等，行市表中还列入了国际汇兑和金银的牌价。这些栏目，有每期固定的或前后连续的，也有是依稿别逐期更换的，在内容上也时有改进。

    《财评》尝揭橥其创办宗旨是所谓“关于财政金融经济原理之探索，财政金融经济制度之述评，财政金融经济设施之检讨”，还标榜什么“对中外财政做忠实的批判，对世界经济做综合的研究”，其用意无非希图不使人立即识破幕后的主使者。但这样的夸诞饰伪手法，不要多久就败露了。该刊初出各期，作者中有从关注抗战全局出发的，分就战时财政、外汇管理、税收整顿、地方财政整理以及安定金融物价等问题发抒所见，还能指陈一些利害得失，一般观感反应尚正常；稍后，对于发展经济、利用资源、举办新税、稳定币值诸端，虽也有所论述，但有些题目是经社方去信征询作者同意写来的，无疑是指定的，连篇累牍，属于阐释施政意图者居多，能针对问题实质切中时弊的有如凤毛麟角，更不用说忤大垄断集团之意甚至批一下它们的“逆鳞”了。（当时，马寅初曾写来“论所得税条例修正”一文，指责富商大贾的狡黠逃税，不能宽假；马在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中所做反对法币只为少数人利益而贬值的讲稿，该刊发表是勉强的。此外，尽管也偶有“长期预算”和“金银总动员”等高调，其实这一倡议者陈正平就是许性初的化名，故作耸听之词，以迷乱人心的，对巨额存款早就隐名存入外国银行的豪门何伤毫末！）不仅如此，该刊自第二期起，就迫不及待地把孔祥熙向国民参政会做的财政报告，在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对外汇问题的讲演，在重庆招待外国记者席上的谈话和为“安定”金融发的告民众书等官样文章，连续辟“专载”栏端了出来，一时财政部官报色彩异常突出。接着，孔令侃的大谈易货利弊；许性初的为新四联总处喝彩和鼓吹举借外债；陈炳章的“论中国战时财政经济的基础”以及对《伦敦金融报》史丹茵评中国币信跌落，中国财政当局不能辞咎一文的答辩（译自英文《民众论坛报》）等先后上场，作者尽是“孔家班”角色，从此，半遮半掩的一层面纱干脆撤去了。

    迁渝和迁沪

    1941年12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对香港、新加坡等处也大举进攻。这时英国当局防守港九的苏格兰兵和印度、南非兵数量既少，又无战斗力，几天时间，香港、九龙先后被日军占领。这一突然袭击，许多人都猝不及备，国民党政府所有在港机关和人员，除极少数人得赶上最后一班飞机逃走外，其余一齐陷身敌窟。那时许性初因在两个月前为孔家私事去渝未归，得免罹此厄。《财评》人员只能就地遣散，各奔前程。原住社内的赵逸萍和工友某也于16日迁出，门上了锁。及日军占领港九，社址即被查封。屋内书报家具，后来被广州来的银行界汉奸李某尽数劫走。好在当月《财评》纸型已于事变前三天运出，港、渝先后期次赖以衔接。

    流落港九的大量外地人遭受的困苦是难以尽述的。单以《财评》而言，蒋学楷因雇渔艇渡海，为日寇哨兵瞥见，开枪击毙，笔者也被日宪兵捕去关了十七天，刑讯多次，但较多的人如潘世杰、李宗文、张白衣、朱福奎等终于通过广东游击区和广西、贵州先后到达重庆。那时，《财评》已由许性初集合了一些人，在重庆租定中信大楼余屋，继续出版，是为1942年1月号（总卷七卷一期）。我因未去渝，此后有许多情况已不甚了解，但知资料是利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所拥有的，营业则着重自给，即揽登广告和发行保本并重，同时还出了多种《战时财政》丛书。这样，一直出到十三卷，抗战胜利，才于1946年年初迁沪续出十四卷第一期，篇幅较港版时缩减了十分之四，内容也视前逊色，销路不广，但靠广告收入以为挹注，勉维现状。我那时在《申报》任秘书主任，因碍于情面，在复刊初期去帮了一些忙，后以无暇就不去了。从这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仅隔两年，国民党政府即濒临总崩溃绝境。1948年下半年，有一天我遇见许性初，他知大势已去，再也不提《财评》，慨然道：“又到卜迁的日子了！咳！看来还是到香港去做做生意算了。”以后，我和许就不再见面了。

    孔令杰与休斯敦秘密大院

    孔祥熙和宋子文，一个是蒋介石的连襟，一个是蒋介石的舅子，都当过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他们利用政治权力谋私，光抗战胜利后以“扬子”和“孚中”两公司名义非法套取国家外汇即达三亿多美元。这是经南京《中央日报》揭发，有凭有据的。

    当孔祥熙的第二个儿子——孔令杰，不惜以一千八百万美元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躲避核子大战的防空避难所时，人们很自然地把他的行为和他的老子联系起来。最近，在美国发行的《得州月刊》报道了孔令杰的故事。由于他在休斯敦郊区建立的防空大院大得出奇，预计在核战爆发时，可容纳一千多人，也就是说可把他所有的亲友都容纳在内，所以令人闻之咂舌！

    孔令杰是孔祥熙的小儿子，是目前在纽约做寓公的孔令侃的弟弟。他于1925年5月30日出生在上海，现年六十岁。他的母亲就是宋氏三姐妹中的大阿姐，曾先做孙中山先生秘书，后做孔祥熙太太的宋霭龄。据《得州月刊》透露，外传孔祥熙财产达三十二亿美元，单是孔令杰一人拥有资产就超过一亿美元。看他能拿出一千八百万美元来修造这么一个奇怪的建筑群，说明此人不愧为亿万富翁。

    孔令杰一生过着奢侈的生活，他在英国军官学校上过学，抗战期间一度在中国陆军大学受过训。1949年后，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孔令杰被委任为驻联合国和美国的外交官，不过他的身世对外一直是保密的。

    1955年，当孔令杰还是个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时，他就决心到得克萨斯州经营石油业。由于他拥有巨资，很快就在石油业界施展开了拳脚。1960年左右，他成立了西方石油开发公司，接着举家迁居休斯敦。

    孔令杰娶了前电影明星德布拉·派吉特为妻，生下一个儿子。他在休斯敦西南区一块地产上建了一座办公大楼兼住宅，他拥有四架私人飞机，过着石油富豪的生活。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租有一所大猎场，搜集了一大批古董枪支，有一辆凯迪拉克装甲车，还雇有一队武装卫士，俨然是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国王。而孔令杰郊区大院里的常客之一，就是他的姨妈蒋夫人宋美龄女士。

    孔令杰喜欢打猎，他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经常出入于休斯敦湖边乡村俱乐部的猎场。当时他认识了猎场的侍应生——十四岁的陶布森。由于陶布森聪明而乖巧，孔令杰常以父辈的态度对这个小伙子表示好感，开始带他一起伴猎，并邀请他上餐馆共餐。

    孔令杰和陶布森分手一段岁月后，到1980年又偶然地重逢了。陶布森其时住在达拉斯，当修建网球场的合约建筑商。凑巧，他在休斯敦报纸的社会新闻栏上看到了孔令杰和德布拉·派吉特离婚的消息。陶布森也刚离婚，基于同病相怜，就打了个电话向孔问候。其后，孔令杰成立游骑兵建筑公司，自己当董事长，就让陶布森当该公司的总裁，并慷慨地给他百分之十的公司股票及六万美元的年薪。该公司最早包工建筑生意之一，就是孔令杰的西方石油开发公司在蒙哥马利计划修建的新总部和地下防空避难所。

    据陶布森说，当初他听了工程的规模和复杂情况后，大吃一惊，这可跟修建一个网球场大不相同。各方面工程的要求都着眼于保证安全，总共四层的防弹玻璃窗办公楼，实际跟普通六层楼房一样高。西方石油开发公司的办公室占了中间两层，底层是供公司职工用膳的第一流餐厅，四层楼则为孔令杰的私人新寓所。

    孔令杰设计的地下防空避难所比希特勒当年在柏林国会大厦底层的私人地下室还要大，而且特殊设备繁多。这地下防空避难所是由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MX飞弹发射所工程师设计的，上下两层总共三万八千平方英尺，它的钢筋水泥墙厚达两英尺，避难所内备有三套主要供电和应急供电系统，三套灭火系统，五百到七百个简单床位，十几间双人卧室和男女卫生间，一个急诊室，一间文娱室，以及四间钢栏杆隔开的而其后被陶布森称为拘留室的方块房。

    按照孔令杰出的主意，在地下防空避难所上面造了一个人工湖。据陶布森说，孔令杰认为，避核弹袭击时，湖水会阻止中子的穿透作用。而在塔式炮楼大门上装上钢甲，也是孔令杰出的主意，据说是为了防坦克来袭。坦克究竟发自何方呢？也是个谜。联系到拘留室之设，显然孔令杰还准备像《水浒传》上描写的祝家庄一样要私设法庭，用地牢关人。

    孔令杰要求陶布森对此项工程对外保密，建筑工程文书上写的是“地下仓库”。

    经过一年多来的施工，地下防空避难所办公楼工程接近完成，就在这时，陶布森和孔令杰因财务问题翻了脸，后来一变而为仇敌。陶布森说，在与孔合作时，他就准备将来万一与孔闹翻而提控告的资料。他像特工人员一样，记录下孔令杰和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说了什么关键性的话，同时拍摄了大量的彩色照片，装成原本，其中包括地下防空避难所及所谓的拘留室在各阶段建筑时的情况，作为他起诉书的佐证。陶布森虽然摄下了不少照片，但因孔令杰保持神秘莫测，陶布森始终未能摄得孔令杰本人的照片。当记者请他形容一下孔的形貌时，他说，孔是个矮胖子（这使人想起孔祥熙），身高约五英尺二英寸，体重一百八十五磅，一头略带灰丝的黑发，举止颇为狂躁，因而看起来还比较年轻，不像六十岁的年纪。他行动诡秘，素不愿为人所知，但从他因陶布森讼案而向休斯敦法院提供的宣誓陈情书中，初步显露了这位得州最神秘的居民的情况。

    自从讼案发生后，很多美国记者要求访问孔令杰，均被拒绝。就目前来说，孔令杰关于他那个秘密大院的计划，也像孔令杰本人一样，仍是个神秘莫测的谜。

    （本文原载1985年2月3日《参考消息》，转载香港《百姓》月刊）

    孔二小姐侧记

    女生男像

    鼎鼎大名的孔二小姐，本名令俊，洋名珍娜（Jeanette）。从小就撒野，同她玩的孩子，多半受她欺负，惯于挑唆旁的孩子打得头破血流，她却坐山观虎斗，引以为乐。

    孔二小姐十三岁就学会开车，又学会打枪。她的放荡不羁的行动，喜怒无常的性格，令人惊叹！孔氏夫妇说她有独立的能力，而宋美龄对她尤为钟爱，常常夸道：“令俊天生豪放，女生男像，很像我。”一天，孔令俊在南京开汽车兜风，违反交通规则，被警察说了几句，她一怒之下，开枪便把警察打死。所以当时南京流行一句话：“你不要神气，小心出门叫你碰上孔二小姐！”可见其为人心狠手毒，残暴到极点！

    孔二小姐生得倒也眉清目秀，只是个儿长得不高，虽然没有认真地上过学，却也能说几句洋泾浜的英、法语。她的特点是从来不穿女子服装，留着大背发，不是西装革履，便是草绿军服，有时也和商人一样，身穿软绸大褂，翻出雪白袖口，歪戴礼帽，足蹬薄底缎鞋。出入总有武装副官相随，不认识她的人，简直无从辨其雌雄，更看不出是何等人物。

    十八岁后，她在市场上已是个翻云覆雨的大投机家，眼快、心狠、手辣。抗战时期后方的市场，多少次被她弄得摇摇欲坠，多少商人都想搭上她的关系，作为张天师的护身符箓。不管什么公文，她拿过来就看，提笔就批，背着她老子，常常胡乱下条子派差事，孔祥熙对她毫无办法。

    有一次，在重庆中央公园碰上了龙三公子（龙云的儿子），互不相识，不知为了啥事，双方拔枪相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场伤了不少游人，事后经人调处才算了事。

    （许正园）

    “部长派我来的！”

    我在专卖事业管理局工作时，一天，有一个名叫杨竹筠的女人，坐一大型汽车来到机关，手持盖有孔祥熙私章的便条，自称“部长派我来的”。局长刘鸿生特辟二楼一精致房间做她的卧室。此女派头很大，但识字不多。后经一女职员与她深谈，始知是孔二小姐的女友，便条系孔二小姐盗盖了孔祥熙的私章。刘鸿生了解真情后，恐闹成笑话，即赠杨女一百元，嘱其回去。

    （周树嘉）

    痛殴特派员

    南温泉为重庆风景区，国民党政府在渝时划为禁地。孔二小姐常携爱犬徜徉其间。一日，交通部湘鄂电政特派员朱一成亦至南温泉，与孔二小姐相遇，朱提小照相机，因爱此犬，急扳机摄入镜头。孔怒朱无礼，不待理喻，唆随从悍仆丛殴之。朱言我乃爱犬，并非照人，底片洗出可证。朱负伤后，蹒跚回部，诉于张嘉璈，张慰朱由部出资疗伤，朱不允，露伤往见孔祥熙，孔知事不妙，允派机送至香港治之，费由部报。朱坚持非赴美治疗不可，由部电中央银行拨外汇美金二万元予之。朱留美将一年，伤早愈，适日军投降，接收武汉，朱即日东下回任。

    （周苕青）

    《大公报》评论飞机洋狗事件

    王芸生 曹谷冰

    在抗日战争中，孔祥熙等人利用政治权势，制造通货膨胀，鲸吞了大量的人民财富，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商业、工业和农业，迅速地发展了官僚资本。这一时期的《大公报》，经常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厌恶，尤其对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表示了担忧。到1941年年末，《大公报》重庆版上就出现了一连串的“紧缩”论。这种议论，在当时很受读者重视和同情，却大遭国民党官僚资本特别是孔祥熙的嫉恨。这些文章，是由《大公报》社外作者谷春帆写的，不署名，以社评的形式发表。

    孔祥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掌握财政大权，是官僚资本的中心人物，对《大公报》这套言论很讨厌。一天，他柬邀王芸生到曾家岩他的官邸吃茶，这时，翁文灏、张嘉璈、徐堪、俞鸿钧、刘攻芸、顾翊群等部长行长已先在座，最后孔祥熙出来寒暄，依次入座之后，孔发言，就《大公报》某篇论财政的文章，说其中所引的事实及数字不确，表示抗议。王芸生表示如认为报上文章所举事实不符，孔副院长或有关部可致函《大公报》辩论或要求更正。在座官僚都默无一言，一幕戏剧性的场面收场了，孔祥熙也终无文字来辩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胡政之陷于香港，在形势紧张时，王芸生去找陈布雷，请设法救胡出来。陈布雷旋告知王芸生，说“蒋委员长已电告香港机构，让胡先生尽速乘飞机出来”云云。《大公报》即派人到珊瑚坝飞机场守候迎接。12月9日由港飞渝的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在珊瑚坝，机门打开，并无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男式西装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王芸生得报，甚是气愤。过了多日，仍无胡政之下落的消息，心想张季鸾已经死了，胡政之假使就此完结，《大公报》还怎么往下办。恰巧这时国民党在开五届九中全会，于12月20日通过了一个“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王芸生就借题发挥，写了一篇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评，发表在12月22日《大公报》上，惹起了一场风波。

    社评主张裁并重复机关，裁冗员，禁兼差，这仍是“紧缩”论。以下就谈到尖锐问题了：“此外，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文中所举的“某部长”是指外交部长郭泰祺。当时国民党正开五届九中全会，蒋介石当即提议将郭泰祺撤职，而以宋子文继任外交部长。

    至于飞机洋狗问题，事涉孔家，最触蒋介石之忌，他甚为恼怒，而又不好向《大公报》发作。经《大公报》这一挑，社会上议论纷纷，不好交代，无可奈何，乃由交通部出面于12月29日致函《大公报》要求更正。这封信说：“本年12月22日贵报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文内，涉及此次香港来渝逃难飞机装载箱笼、老妈、洋狗，致多少应内渡之人尚危悬海外等语，当以此事为社会视听所系，经饬中国航空公司彻查具报，据称……是日香港与九龙间交通断绝，电话亦因轰炸不通，其未来公司接洽之乘客，无法通知。……在起飞前，时已拂晓，因敌机来侦之故，不能再待，唯飞机尚有余位，故本公司留港人员因此亦有搭机回渝，并在站之中央银行公物尽量装载填空，随即起飞，绝无私人携带大批箱笼、老妈之事，亦无到站不能搭机之乘客。至美机师两人，因有空位，顺便将洋狗四只，计三十公斤，携带到渝，确有其事等情。查所称各节，确属实在情形，贵报所述殊与事实不符，除美机师携带洋狗一事，殊属不合，已由本部严予申儆外，相应函请查照，即予更正，以正视听，是所至盼。”函末盖有“张嘉璈印”。《大公报》将这封信标上“交通部来函”五字，刊于12月30日的报末。这样的官样来函，当然平抑不住人民的愤慨，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和在昆明的联合大学，两校爱国学生先后举行游行示威，向国民党政府抗议飞机洋狗事件。

    1944年冬，日军大举南侵，桂林、柳州相继失陷，日军迅速进入贵州省境，于12月5日占领独山。当时重庆人心惶惶，准备逃难。时值隆冬，贵州的高寒山区，朔风大雪，冷不可耐，以致日军仅在独山逗留三天，即于12月8日退去，国民党于是高呼“克服独山”，人心随着稳定下来。在国民党欢呼胜利的时候，《大公报》于12月11日发表社评，题为“别忘了痛”，向国民党政府猛喊了一声。12月19日社评“为国家求饶”，大骂贪官和奸商，三呼“请你们饶了国家吧！”12月22日又发表王芸生写的题为“晁错与马谡”的社评，引汉景帝杀晁错而败七国之兵、诸葛亮斩马谡以正军法的史例，然后说：“述说以上两段历史有什么意义呢？这说明：当国难当头，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是大英断，是甚必要。”“除权相”是要求罢免孔祥熙，“戮败将”是主张杀何应钦等。这类文章在通常情况下是会激怒蒋介石的，但值当时的糟糕局面，蒋介石却忍怒而未发作。

    侍从孔祥熙、宋霭龄点滴

    宓 熙

    1927年夏，我在上海宋子文家里，开始认识孔夫人宋霭龄，以后常因工作关系和她接触。1932年，因他们的原来警卫出了问题，便把我从军事委员会侍卫总队调任行政院警卫工作，前后约三年的时间。

    孔任工商部长时，就在南京高门楼20号兴建一座中西合璧的住宅。内有两间卧室，平常只他一人住在里面，宋霭龄长住上海，偶尔来京一趟，也只一宵就回上海。还有两间会客室和两间办公室，陈列油画镜框，也悬挂着时人谭延闿和于右任写的对联。一条甬道直通大门，两边各有一排厢房，警卫人员住在里边，厅前厅后都是花园，绿树成荫。

    孔睡到上午十点才起床，很少会客，一般也不出门，随便看看报纸。下午一点半去财政部办公；兼职各机关如行政院、中央银行的例行公事，都集中到财政部来办；行政院秘书长吴国桢、财政部常务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等，也都会集来此碰头，习以为常。下班时间没有一定，有时七点半回家吃饭，休息到八九点，又去办公，到深夜一点才回家。

    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后，所谓党国要人，大多政治在南京，经济在上海；幕前在南京，幕后在上海；办公在南京，玩乐在上海。每逢周末，京沪道上冠盖如云，孔祥熙也不例外。宋霭龄常住上海，规定他每周末下午五时坐火车，九时抵达。宋霭龄一般不去迎接，偶尔遇有约会，便去接孔径赴约定地点。依例，星期天夜车赶回南京，参加星期一上午七点半举行的总理纪念周。

    孔早晨起来喝一碗蛋白燕窝汤，并备各式高级点心，轮换着吃，不论在京在沪早餐都是单独吃，中餐则一家人合在一起，一般六个菜两个汤，生熟冷热俱备。全家喜欢吃无锡大米饭，孔本人爱吃山西老家的拉面，吃一中碗约三两，或者是两个山西煎饼。家里共有三个厨师，一个做上海菜，一个做西餐，一个山西人专门制作家乡菜给孔吃。山西人喜欢吃老醋，孔也有此嗜好，宋氏和儿女不爱吃，有时吃西餐，菜和汤也没有一定。孔在南京办公的时候，下午三点家里派人送去乳汁莲子羹一碗，夜间回到家里，吃人参鸡汤一小碗和自制山西煎饼一盘。

    孔间日沐浴一次，都在午饭前，有专人服侍擦背修脚。有时到汤山温泉，也有蒋介石约会一起去的，约每周一次，那里设有专房，设备讲究，一般人不得进去。孔家有医药顾问，专给他看病的是上海保隆医院著名医生，一个犹太人（名字记不清），据说每月由中央银行支付薪金数百元。孔在京身体稍有不适，便电话请这位医生专程到京治疗。他比较肥胖，血压高，所以平时不饮酒，倒喜欢吸香烟，办公会客时都吸几支，可是当着宋霭龄的面，他就不吸，宋自己不吸烟，也不准孔吸烟。有一次，宋看见孔在吸烟，便埋怨地说：“又吸香烟了吧？”孔不语，只好丢下，就不再吸了。

    孔不大看书，卧室里没有书架。他看中外报纸，《中央日报》每天必读，《新闻报》的商业行情也是必读的，每天上午要看一两小时。平常写信和演讲稿子都是秘书幕僚执笔，他除签名外不用毛笔，都用钢笔写字。他常用英文说话，一家人都会英文，就连管家、厨师、女佣等也都会说几句英文。

    孔进的是教会学校，信仰的是基督教，夫妻都是基督教徒，做礼拜成为习惯。但孔在南京却很少做礼拜，我跟他三年之中，只见他做过两次：一次是冯玉祥到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孔以欢迎新教友名义在孝陵卫教堂同冯一起做的；另一次是1935年圣诞节，他同官场中的基督教徒一起做的。可是宋霭龄在上海是每周都去做礼拜的，只是每天吃饭时免除了祷告谢饭的仪式罢了。

    旧社会的有钱人家，盛行麻将牌，孔却不喜欢它，宋霭龄爱的是打扑克，孔对这些兴趣都不大，一门心思扑在金钱上。孔这个人并不头角峥嵘，也不风流倜傥，似乎平平淡淡，可是对蒋介石却唯命是从，不论何时只要蒋有个电话来，总是毕恭毕敬地答话，平时只要蒋有个条子来，立即照办，从不打折扣。西安事变一发生，孔首先到苏联大使馆去一趟，又多方为蒋奔走呼吁，并竭力反对何应钦下讨伐令，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以保全蒋的性命，可见蒋是孔政治上的靠山，其他交际只是一般应酬。

    孔宋在沪住宅坐落在旧法租界霞飞路和西爱咸斯路，拥有50号、51号两幢楼房，两层西式建筑，室内布置富丽堂皇，楼前楼后都是花园。孔夫妇住在50号楼上左侧两间房，右侧一间是会客室和一间饭厅，中间是一个大厅堂，楼梯边上有一小房间是宋氏贴心女佣赵蕙芳住的。赵是广东人，那时约二十二岁。楼下房间是总管和几个用人以及警卫人员住的。51号楼房是他们儿女住的，全家合起来七十余人。会客室除接待宾客外，兼做各种娱乐活动的场所，从不避忌其他人出入；独有宋氏卧室除儿女和赵蕙芳外，任何人都不得进去。有一天早上，赵蕙芳匆匆下楼来找总管家姚文凯。当时我同姚住在一个房间里，在旁听见赵蕙芳说：“第×号的保险箱钥匙生锈了，打不开，需要想办法。”姚答：“买去锈的油来擦拭，就可以打开了。”我这才明白，这房间里的保险箱都是编号的，怪不得女主人对它有浓厚的兴趣，守着它不轻易离开。

    宋氏以昼作夜，每天十时左右才起身，一天最热闹的黄金时刻是晚上。有几对夫妇是她的好朋友，几乎每天晚上来，或者轮番来，这里等于是俱乐部：计有盛老七夫妇，他是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叫盛升颐，字苹臣，他的妻子虽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妩媚动人，善于辞令，一望而知是交际场中能手，她是宋氏的挚友，也是她的智囊，为之出谋定计操纵市场，配合得非常出色，这对夫妇几乎天天来。此外还有税务局长樊光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等，一来就是一双，大多在这里吃晚饭，有时打电话叫冠生园送一桌广东菜来，吃过了即摊开扑克牌，赌兴极浓，直到深夜一点左右吃过点心，各自散去；有时不打扑克，便在家开舞会，尽欢始散。

    宋氏晨起喝一碗珍珠粉燕窝汤，认为长期服食可以使皮肤细腻。宋的仪表并不漂亮，可是爱打扮，平常穿的料子和皮鞋以及化妆品都是舶来品，式样也是最流行的时髦服装，走起来一路郁香扑鼻，俨然是一位贵妇人。她非常讲究卫生，每天早点后沐浴。有一次赵蕙芳来和姚文凯说：“夫人的洗澡粉用光了！”他们用英文交谈，我不完全懂，我想爽身粉街上有的是，还值得大惊小怪的！姚文凯笑着对我说：“这是英国女皇用的洗澡香粉，洗过澡扑一点在身上，非常爽气，散发异香，连苍蝇蚊子都自行远避。这种粉算法国出品最名贵，上海只有一家洋行出售。”

    宋氏讲究卫生，故作夸张。夏天，餐前一定要用人把门窗关闭驱赶苍蝇，赶完苍蝇才开饭，如果苍蝇落在菜里，这碗菜报销，落在桌子上就需消毒，勤杂人员也要受到斥责。还有一件可笑的事，一次在开饭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现有一只老鼠跑过，宋氏大为惊讶，像煞有介事地说：“怎么这屋里也会有老鼠？”于是立即把总管姚文凯叫来，去找专人搜捕，结果找一个英国人来，把地板撬开，各处搜查，一无所得，紧张了好几天。

    宋氏的衣服穿不了几次就换新的，袜子、皮鞋换得更勤，她退下来的衣服，在一般人身上算是好的了，由赵蕙芳拿出来分给花园里的女工。有一次我到花园里查岗，看见一大堆半新的衣服堆在那里，我莫名其妙，问女工，她们说：“这是赵小姐拿来的，夫人不要了给我们的。”我说：“这些衣服你们能穿吗？”她们答：“夫人穿的衣服，我们这些做苦工的人哪里能穿呢，穿上也不像，可是我们可以拿到寄售商店里去卖，也不无小补。”

    宋霭龄虽没有南京政府的官衔，也没有什么企业的职务，却是一个惯于投机操纵的能手。她凭借孔宋家门的声势，加上自己雄厚的财力和善变的手腕，还有奔走于她门下的仆从为之卖力，使她得以驰骋于金融领域，在十里洋场得心应手，一转手之间获利巨万，称得上是一位生财有道的女财神。她平常关心金融市场和贸易行情，每天在各种中外报刊上注意交易股票公债等的行情头寸，什么可以插手，抛出什么，收进什么，就在打扑克和跳舞当中策划出来，做出许多经济上兴风作浪、为人们所切齿的事情。

    孔宋这对夫妇，两人性格不属于同一类型。宋泼辣锋利，孔有点怕她，她说了算。家里的规章是她定的，孔不得违犯，孔也确乎老老实实地遵守着。孔单身住在南京，未闻有过外遇。每逢星期天在上海下午没有客人的时候，孔氏夫妇便出现在花园里，散步说话，看来很为亲密。至于财政大计，宋也能出主意，可以左右孔的行动。他们的子女，都怕母亲，不怕父亲，家里用人对宋也是格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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