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煦奏折
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二月，内府包衣出身的苏州织造李煦上奏道：“切臣庸愚陋贱，叠荷恩纶，揣分难安，益深惶悚。昨蒙佛保传谕温旨，倍加歉仄。念臣叨蒙豢养，并无报效出力之处，今寻得几个女孩子，要教一班戏送进，以博皇上一笑。切想昆腔颇多，正要寻个弋腔好教习，学成送去，无奈遍处求访，总再没有好的。今蒙皇恩特着叶国桢前来教导，此等事都是力量作不来的，如此高厚洪恩，真谒顶踵未足尽犬马报答之心。今叶国桢已于本月十六日到苏，理合奏闻，并叩谢皇上大恩。容俟稍有成绪，自当不时奏达。谨奏。”
李煦的妹夫就是《红楼梦》一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他们的家族与康熙帝有很深的关系。虽然“织造”一职品级并不高，但负有监视江南地方官吏、密报当地民情的特殊使命，能够专折直接向皇上奏事，是康熙皇帝安插在江南的耳目。如果不是深知康熙所好，懂得当时宫内并不禁止女伶唱戏，他决不会贸然提出弄一班弋腔女伶送进宫里。当时内廷演唱昆腔的艺人较多，李煦费尽心思挑选了一批女孩子学习弋腔，学成之后送进宫去。他已经就此事上奏，见康熙不但允诺，还特地从京城下派弋腔教习叶国桢到苏州教戏，更是受宠若惊，立即诚惶诚恐地上折谢恩。而康熙只是简单地在奏折上朱笔批曰：“知道了。”
李煦奏折里的“送进”和“学成送去”，都说明要将学会唱弋腔戏的一群女伶送到北京内廷，供康熙皇帝及后妃观赏。康熙帝在宫中观看女伶班演戏，已见其他史料尚有记载。至今完好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李煦奏折原件和康熙的亲笔朱批，是相当重要的可信史料。
二、康熙谕旨
《掌故丛编》一书，收录了部分藏于懋勤殿的康熙谕旨，编者（故宫博物院原掌故部）称其“为实录、圣训、东华录所不载者，年月皆无可考”。书中有针对宫廷伶人演出昆、弋戏而言的“圣祖谕旨”，称“魏珠传旨，尔等向之所司者，昆弋丝竹，各有职掌，岂可一日少闲，况食厚赐，家给人足，非常天恩，无以可报。昆山腔，当勉声依咏，律和声察，板眼明出，调分南北，宫商不相混乱，丝竹与曲律相合为一家，手足与举止睛转而成自然，可称梨园之美何如也。又弋阳佳传，其来久矣，自唐霓裳失传之后，惟元人百种世所共喜。渐至有明，有院本北调不下数十种，今皆废弃不问，只剩弋阳腔而已。近来弋阳亦被外边俗曲乱道，所存十中无一二矣。独大内因旧教习，口传心授，故未失真。尔等益加温习，朝夕诵读，细察平上去入，因字而得腔，因腔而得理”。
这段谕旨说明当时弋腔在内廷的重要地位。弋腔在清代内廷的地位与民间不同。对于弋腔的历史沿革，康熙帝将其列入了唐代歌舞、元人杂剧之后正宗传承的艺术种类，谴责了民间弋腔被“俗曲乱道”，这当是指流入京城的弋腔，已经依照京城人士的语言、习俗和审美观念，逐步“京化”，广为流行的现象。清宫档案里从没有把弋腔称为京腔。康熙帝愿意看到弋腔演出保持原有韵味，要求“益加温习，朝夕诵读”。细细品味鉴察音韵中的“平上去入”，进而“因字而得腔，因腔而得理”，指导很细致，由此可见康熙帝很高的鉴赏水平，同时对内廷因弋腔教习的口传心授，故未“失真”，给予充分肯定。
三、高士奇《蓬山密记》
另据高士奇《蓬山密记》所述，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月，高士奇年迈离京归乡之前，康熙皇帝特请他入内廷观看女优演戏时说：“今日止可尽欢，弗动悲戚，内中女优令尔一观。”
第一折上演的是弋腔《一门五福》。（表现梁灏八十二岁才中状元，为母亲陈氏请得封诰，曾孙梁材也同年高中，其子梁固、其孙梁栋也因此受封，同门五代人一齐拜谢天恩。）
第二折演的是昆腔《琵琶上寿》。
第三、四折又是弋腔《目连救母》中的折子戏《罗卜行路》与《罗卜描母容》。康熙帝称赞演出：“此女唱此处甚得奥妙，但今日未便演出关目，令隔帘清唱，真如九天鸾鹤，声调超群。”
第五折又演昆腔《三溪》。
第六折再是弋腔《琵琶盘夫》。
第七折再演昆腔《金印封赠》。
这次演出的七折戏中，四折唱弋腔，并据康熙皇帝的赞语，乃是女优主演《目连救母》中的两折戏。[1]
四、乾隆年间的记载
清乾隆三年（1738），乾隆皇帝听说有传言“内廷须用优童秀女，广行购觅者，并闻有勒取强买等事”，自行辩解。当时任苏州织造的海保，曾经送进二女子与一班弋腔艺人，女子中的“一人已拨回”，弋腔艺人“因其平常，拨出外者二十余名，……”这里明显提到海保送入内廷一班弋腔艺人。[2]
清乾隆四年（1739），海保由于“购买优人，皆以供奉内廷为名”，便“于苏、扬各处任意搜剔”，却将优伶自己蓄养，“歌弹吹唱，达旦连朝”，署内女优妓妾数十名等数种劣迹被举报查证落实，从而受到惩处。[3]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皇帝在《古今体五十三首》丁酉四《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诗前有一段自述：“我朝女乐初亦历代沿，康熙年间其数不盈千，想彼贞观幽闭出有三千众，其尚存者，何止一半焉。以今喻古多少之数天渊悬。雍正其数更减十之七。乾隆无一女乐，逮今四十年。”[4]
这段记述说明，清代康熙年间内廷女乐（包括弋腔女优）不足千人，孙辈的弘历帝以此与唐太宗贞观时相比，少了两千人。父辈雍正朝“更减十之七”，只剩下三百女优。并自称在乾隆初年已全数裁撤了女优，已有40年。有研究家推论，引乾隆初年海保事件，“或许是在朝野的质疑声中，乾隆帝裁抑了全部女优”[5]。
五、《穿戴题纲》中的弋腔戏
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代管理内廷演戏及乐舞演出机构南府的档案，两大本的《穿戴题纲》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部衣箱管理者当年的档册，封面上写着“《穿戴题纲》，二十五年春日新立。”由于没有书写年号，只有根据所记剧目推断。资深老专家朱家溍从中记载的《目连大戏》各出角色，是“旧本”而不是乾隆中期改编为二百四十出的《劝善金科》，断定“这两本《穿戴题纲》是乾隆二十五年南府所记载的”[6]。
《穿戴题纲》第一册封面横写“节令开场、弋腔、目连大戏”。第二册封面直写“昆腔杂戏”。两册中详细记载了当年内廷演出时，每出戏中人物的行当，服装、道具，扮相的名称，是一份内容相当丰富的戏曲史料，尤其是直接反映了弋腔戏在内廷的演出状况。
（一）“节令开场”
第一册里记有六十三出“节令开场”承应戏目：元旦：喜朝王位、岁发四时、椒柏屠苏、放生古俗、五位迎年、七鞶献岁、文氏家庆、喜溢寰中。立春：早春朝贺、对雪题诗。上元：悬灯预庆、捧爵娱亲、东皇节令、敛福锡民、紫姑占福。燕九：圣母巡行、群仙赴会。花朝：千春燕喜、百花献寿。寒食：追叙棉山、高怀沂水。浴佛：六祖讲经、长沙求子、佛化金身、光开宝座。端阳：灵符济世、采药降魔、祛邪应节。赏荷：玉井标名、御筵献瑞。中元：佛旨渡魔、魔王答佛。中秋：丹桂飘香、霓裳献舞。颂朔：花甲天开、鸿禧日永。赏雪：寻诗拾画、僧寮寒社、梁苑延宾、兔园作赋、柳营会饮、玉马归朝、谢庭泳絮。冬至：玉女献歪、金仙奏乐、瀛洲佳话、彩线添长、太仆陈仪、金吾勘箭。腊日：仙翁放鹤、洛阳赠丹。祀灶：太和报晨、司命锡禧。除夕：藏钩家庆、瑞应三星、升平除岁、彩炬祈年、南山归妹、贾岛祭诗、德门欢晏、迎年献岁、如愿迎新。
（二）“承应大戏”
第一册里记有三十二出“承应大戏”戏目：佛国赞扬、红蝠云臻、金莲呈瑞、长生祝舞、万寿呈欢、福寿征祥、平安如意、喜溢寰区、三寿作朋、祥征仁寿、群芳献舞、天官祝福、吉曜承欢、祝福呈样、万福云集、添筹称庆、寿征无量、勾芒展敬、福寿双喜、芝眉介寿、一门五福、遣仙、三代、仙园、群仙导路、学士登瀛、边臣进石、翰苑献诗、神霄清跸、群仙拱护、纯阳祝国、四海升平。
以上两种戏目演出时，或唱昆腔，或唱弋腔，故而有许多属于弋腔戏。
（三）“弋腔剧目”
第一册里完整记载有五十九出弋腔剧目：万里封侯、怒斩丁香、孟良求救、灏不服老、金主行围、请美猴王、逢人拐骗、张旦借靴、廉蔺争功、负荆请罪、瞎子拜年、十朋祭江、拷打红娘、剪卖发、江流撇子、宫花报喜、姜女哭城、击鼓鸣冤、长亭嘱别、蒙正逻斋、龙生解帕、浪暖桃香、草桥惊梦、蒙正祭灶、达摩渡江、敬德钓鱼（新）、敬德钓鱼（旧）、敬德赏军、回回指路、河梁赴会、缝靴拐骗、下海投文、懒妇烧锅、勘问吉平、六国封相、五娘描容、牛氏规奴、虎撞窑门、勤劳机杼、糟糠自咽、骂阎醒梦、功宴争花、单刀赴会、敬德闯宴、敬德耕田、敬德探山、醉打山门、夜看春秋、计说云长、秉烛待旦、小宴却物、灞桥饯别、古城相会、华容释曹、雪夜访贤、大战石猴、遣戍拜月、平章拷姬、玉面怀春。
（四）“目连大戏”
第一册里，还有一部全本“目连大戏”。从所记各种角色来看，仍是旧本《目连大戏》，而不是后来经过改编的《劝善金科》。当时，旧本《目连大戏》的演出是昆、弋杂唱，并以弋腔为主。就连后来改编为《劝善金科》，演出仍是昆、弋杂唱。
此外，从记载的“穿戴”中，可以看出对后来演出穿戴的影响。例如，《请美猴王》，题纲里记有：“悟空，钻天帽，黄通袖，虎皮裙”，后来京班演出《安天会》，就继承了“钻天帽”、“虎皮裙”的扮相。又如，《大战石猴》题纲里记有：“悟空：白猴帽，黄袄，彩裤，鸾带（盗丹）。”当年昆弋不挡的郝振基演出《安天会》则继承了“白猴帽、黄袄”的扮相。再如，《大战石猴》第一场记载：“悟空，黄蟒，靶鞓带，王帽，雉鸡翎。”则成为后来京剧舞台上齐天大圣的扮相。
六、光绪、宣统年间内廷演唱弋腔概况
到了光绪中、后期，以皮簧为主的乱弹已大量进入内廷演唱，但仍有一定数量的昆、弋剧目演出。
根据光绪十八年《月戏档》记载：正月初一乾清宫承应，演出剧目共16出，乱弹6出，昆腔8出，弋腔《兰殿呈祥》、《喜溢寰区》2出。
初二颐年殿承应，共11出，乱弹7出，昆腔1出，弋腔《吉曜承欢》、《春台叶庆》、《虞庭集福》3出。
初五颐年殿承应，共11出，乱弹7出，昆腔2出，弋腔《万花争艳》、《万象春辉》2出。
十二日涵元殿承应，共10出，乱弹6出，昆腔1出，弋腔《万花向荣》、《御苑献瑞》、《虞庭集福》3出。
十三日乾清宫承应，共10出，乱弹5出，昆腔2出，弋腔《景星协庆》、《灯月交辉》、《寿山呈瑞》3出。
十五日颐年殿承应，共7出，乱弹4出，昆腔2出，弋腔《东皇布令》1出。
十六日乾清宫承应，只演了弋腔《海不扬波》、《太平王会》2出。
另据光绪二十二年《戏目档》和《恩赏日记档》记载，由升平署内学班演出过弋腔剧目除以上提及者外，尚有《祝福呈样》、《圣母巡行》、《五瘟魔障》等。
宣统三年二月初一，在光绪去世27个月后，内廷释服唱戏，至八月十六日辛亥革命发生的半年多时间里，据《唱过戏帐》统计，包括重复，共演出过542出戏，乱弹518出，昆腔11出，弋腔13出。
七、醇亲王府改唱弋腔《千金记》
昆腔、弋腔戏合演，是清代内廷演戏的传统。例如，《绒花记》原本封面楷书：“绒花记，八出，总本。”一至四本是“昆腔”，五、六两出是“弋腔”，七、八两出又是“昆腔”，直到光绪四年仍是按原本演出。又如，演杨家将故事的宫廷大戏《昭代箫韶》，乾隆和嘉庆年间演过多次，多数场次唱昆腔，有一小部分场次唱弋腔。[7]
根据百岁昆剧演员侯玉山先生回忆：“我学戏那会儿，直隶省几乎所有的昆班内都有弋腔，而且剧目以弋腔为主。人们评价一个戏班时，往往先看是否昆弋齐全。评价一个演员时也往往得问是否昆弋不挡。拿无极县孤庄村刘洛东成立的那两个戏班来说，大班和丰与小班和翠，都要求演员得‘能昆能弋’，否则便是半拉演员，不够搭班资格。这两个戏班是每年从腊月二十三送灶之日起封箱，开年阴历正月初六启箱，并举行隆重的仪式，烧香放鞭炮，然后揭掉上年贴的那张‘封箱大吉’的封条，换上新写的‘新春大喜’的红纸条子，还要在本村正中心搭一大戏台，为村民义演四天以庆祝春节。这四天戏是和丰、和翠两班合演，所以临时起班名叫丰翠合，每天的头一出戏必须先唱弋腔。打通也得用弋腔点子打，接着才能昆弋合演。
“昆弋演员因为长期同台，在演唱风格及演唱剧目方面，由于相互影响相互学习，日久天长也就自然而然地昆弋兼能了。有的戏某某主要演员使用昆腔唱，而其他的演员则可以使用弋腔唱，还有的是，在一出戏里某些角色唱昆腔，某些角色却唱弋腔。比如《安天会》中‘偷桃’、‘盗丹’两折，猴王唱的是昆腔，‘派将’、‘擒猴’时天王则唱的是弋腔。《青石山》中‘拜寿’、‘上坟’、‘洞房’等折唱昆腔，而‘关公显像’、‘捉妖’等折则唱弋腔。有些戏如《庆寿》‘捉妖’等折则唱弋腔。有些戏如《庆寿》、《闻铃》、《华容道》等，既能用昆腔唱，又能使弋腔唱。此外《千金记》、《闹昆阳》等也属于这一类剧目。唱时演员在台上不用变唱词，只须临时换一下曲调即可。相传，光绪年间有个戏班在醇王府演唱《千金记》，开始是用昆腔曲子唱，醇亲王在台下听戏，忽然灵机一动想要听弋腔，便差人到台上传话，让改唱弋腔，演员立即一变腔调就成了弋腔，连一个字都未动。”[8]
醇亲王的正室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他是慈禧的亲妹夫；光绪皇帝是他的亲儿子，位高权重，醇王府中的演戏，可作为内廷演戏的延伸。由以上记载可知，当年在醇王府中演戏过程中，戏班能马上从昆腔改唱弋腔。这种戏班也常进内廷演戏，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后期内廷昆、弋改唱的状况。
八、从以上清代内廷有关弋腔的档案及醇王府演戏的传言，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清代268年，内廷一直有弋腔戏上演。
（二）清代内廷曾有弋腔女戏班演出。
（三）清初进入内廷的弋腔戏，向雅化方面发展。与在民间演出相比，有较大的变化。在以康熙为代表的上层人士眼中，弋腔已属于雅部，而非花部。
（四）清代后期的直隶京师，昆班的演员都“能昆能弋”、“昆弋不挡”，并可临时根据需要改唱。由此可见弋腔在北京的普及与影响。
注释：
[1]（清）高士奇：《蓬山密记》，转引自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8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272—273页。
[2]《清高宗实录》卷六八。
[3]《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二。
[4]《高宗纯皇帝御制诗四集》卷四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丁汝芹：《清宫演剧再探》，见故宫研究所编《清代宫廷戏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页。
[6]朱家溍：《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647、619页。（虽然后来朱先生在有人质疑、断定为道光二十五年，他曾改称嘉庆二十五年，但朱先生晚年编个人文集《故宫退食录》时，只收入乾隆二十五年的考证，可见朱先生认为这是自己最后的认定。）
[7]朱家溍：《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647页，619页。
[8]刘东升：《优孟衣冠八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5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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