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朝野上下、广大民众，从昏睡中不断觉醒，觉醒后感到惊诧惶恐与屈辱，进而寻求变革与反抗：对外，反抗殖民主义的奴役；对内，要求改良变革。在这个大动荡时期，旧的正统的封建理念受到冲击，迅速崩溃瓦解；而新的理念尚未形成，民众的精神处于超重和失重的危机之中，普遍心态是茫然失措、跌宕起伏。这种社会思潮影响下的广大观众的戏曲审美心理迫切需要直抒胸臆、宣泄郁闷、反思观照。广大观众，尤其是京师观众既不再满足于生旦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戏，也不再满足于打情骂俏、诙谐调侃的玩笑戏，更厌恶诲淫诲盗的淫秽戏。人们不再沉溺于清歌曼舞、轻松调笑，逐渐趋于沉郁幽深、蕴藉丰厚。这一时期正是京剧重要发展时期，京剧老生戏大量涌现，广受青睐。
晚清，现实世界纷纭复杂，山重水复，人们急迫需要历史观照，缅怀历史的辉煌，呼唤历史精神，通过反思历史，以揭开复杂现实的神秘面纱，展望未来发展方向。京剧老生戏大多数是历史剧或历史传奇剧，例如，《谭鑫培唱腔集》里选有《空城计》、《武家坡》、《李陵碑》、《击鼓骂曹》、《琼林宴》、《汾河湾》、《群英会》、《桑园寄子》等，它们正适合当时普遍的审美需求，所以受到普遍欢迎，老生演员声名鹊起，在各戏班挂头牌。不仅道光、咸丰年间成名的“前三鼎甲”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如此，而且同治、光绪年间成名的“后三鼎甲”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也是如此。
以上六位是晚清时期京剧众多老生里的代表人物，艺术上各有千秋，其中的程长庚和谭鑫培二人名气最大。有人分析谭鑫培成功的原因：“孙、汪二人比他（谭），也不能说弱多少，但孙、汪气足声洪，不是随便可以学的，戏界所谓没有那个本钱，就不能学。”而谭鑫培“声不甚高，声不甚壮，腔调又专靠悠扬蕴藉，清脆流利，自然是好，但较为容易仿效，所以学他的人就特别多，他的名气自然也就跟着大起来了。这也就如同从前之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三人之中，长庚名气最大的情形，是一个道理。张、余都徒弟很少，而长庚在三庆班多年，一直带收徒弟，徒弟自然要恭维老师，徒弟多，则恭维老师的人便多，则知道教师的人，当然也就多”（齐如山《谈谈谭叫天》）。
谭鑫培甚至比程长庚更享盛名一些，这主要是谭“彼时极得西太后的赏识”。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西后好观剧，亲信人员焉得不提倡戏剧呢？”慈禧太后“除恒传（谭）进宫演戏外，并于便中见各王以及内府大臣，时常夸奖他。各王公大臣，为得西后之欢喜，每于府中家中演堂会戏时，必有谭之戏。也就是为的看过之后，于便中见西后时，有话说。因此各王府宅门，对于谭，都要另眼相看。如此一来，谭的声望，一天比一天高，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所以彼时有谭贝勒的外号。按亲贵的爵位，贝勒之分，仅亚于王爵，则彼时之情形可知矣。”（《谈谈谭叫天》）然而，为什么西太后如此喜欢谭鑫培呢？过去人们认为谭鑫培极其聪明，善于察言观色，又能揣摩西太后的个性，方能在各种场合，应答自如。加之谭鑫培艺术造诣高深，无论唱、念、做、打皆臻于完美，并时常有新的招式，让人耳目一新。此外，笔者妄加推断，可能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其一，慈禧太后垂帘当政时期，国家一直处于多事之秋，内部与外部压力都很大，限于她的个人素养，不可能于琴棋书画之中消遣，也不可能像清朝其他男性最高统治者那样，驰马狩猎，更不能像乾隆那样，几下江南巡游，明察暗访，风流逍遥。因此，她的主要消遣方式，只好投向于观看通俗易懂的京剧上。咸丰皇帝病逝时，慈禧才27岁。年轻寡妇慈禧，由于尚有慈安太后在其右，又要面对诸多的皇亲国戚、满汉大臣，她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形象，故而也不可能像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女皇武则天那么放肆，所以不能在看戏时多点生旦爱情戏，以防止皇室亲贵的闲言碎语，只有多点历史剧或历史传奇剧，这些戏主要是以老生为主角或以武生为主角的戏。武生戏尽管很热闹，但没有老生戏那样深沉幽远、意味深长，久而久之，慈禧喜欢上了京剧老生戏。
其二，慈禧作为一位女政治家，丈夫咸丰皇帝逝世后，经过几番争斗，终于夺得权力，垂帘听政。她的主观愿望，还是想把大清江山治理好，但从总的来说，她的文化素养、思想修养较低，不如男子从小进学，熟读经史子集，熟悉治国韬略。她把持最高统治权力之后，尽力学习效仿，力争有所作为，并且企图在看戏娱乐之际，多看一些历史剧，在娱乐轻松中受到历史的启迪，以求对安邦治国有所帮助和裨益。
其三，慈禧太后作为女性，异性相悦，对男性演员有一种天然好感。谭之后，她喜欢看杨小楼的戏。如果是一位男性主持朝政，情形可能大不一样。根据齐如山记载的：“而亲贵中之恭王，向不看叫天之戏，此事从前戏界人人知之。据人传说：醇王曾对恭王说过，佛爷既夸奖叫天，当然不错。恭王说：我若听叫天，还不及听青衣呢！”按此推论，如果恭亲王处在慈禧太后的地位，定要捧红一位京剧旦角演员。由此可见，最高当权者性别差异，对艺术时尚的影响。
慈禧太后既然喜欢老生戏，而程长庚已不在世，谭鑫培是当时老生演员的顶尖人物之一，并且“聪明过人，一味逢迎西太后，他揣摩着西太后喜欢什么，他就怎么个演法，所以极得西后之称赞”（《谈谈谭叫天》）。慈禧宠谭鑫培，有许多佳话，“奉旨抽烟”就是一例：“庚子之役，两宫回变后，朝政革新，力行禁烟，犯者科以重刑。谭因烟瘾已深，不能戒去。某日传差，谭竟请病假未至。慈禧问谭所得何症，宫监奏曰：鑫培在戒烟，精神衰，不能唱戏。慈禧闻奏不悦曰：他是一个唱戏的，也不管国家大事，抽烟有什么关系，传他抽足了进来吧。并命内务府传话地方官，以后谭抽烟，不得干预。是日谭进宫，谢恩毕。慈禧特赏大土五只。自此之后，鑫培乃奉旨抽烟，无论何人，都不敢干预焉。”（刘菊禅《谭鑫培升平署承值记》）从这个事例，可见慈禧为了让谭为自己唱戏，不顾国法新政，乱发号令的淫威，也透露了她对谭的不屑一顾的真实态度。
静而思之，京剧老生戏在晚清的兴盛，是幸事，也是不幸之事。由于前面所分析的社会原因，造就了一批京剧老生戏，从京剧剧目建设，到京剧反映时代的呼声，传达时代的美学精神，折射封建社会日薄西山、暮气黄昏等方面来看，可谓“幸事”。然而，京剧在自己发展的初期，就以老生戏著称，显得那么老气横秋，那么苍凉凄清，那么圆熟凝重，有点过于早熟，仿佛少年的“老成持重”，缺乏朝气蓬勃、勇于进取开拓的精神，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上，可谓“不幸之事”。
京剧老生戏进入宫廷，受到慈禧为代表的统治者的青睐，是幸事，也是不幸之事。入宫演出，赏赐丰厚，解决了京剧演员的生计问题，不再疲于奔命式地走村串镇，演出挣钱，养家糊口，而能够静下心来，琢磨艺术，对表演艺术的提高，乃至京剧舞台艺术的发展，较为有益。最高统治集团的重视，更使京剧老生戏得以扬名，对早期京剧的发展和流传，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可谓“幸事”。然而，京剧老生戏在宫廷演出时，形式上有创新发展，而在思想内容上，要适应统治集团的胃口，不可能有较突出的批判腐朽社会现实的民主性内容，更不可能反映时代发展的曙光性前卫思想，可谓“不幸之事”。
作为一代老生演员杰出代表人物的谭鑫培，受到慈禧的宠爱，既是幸事，也是不幸之事。慈禧的推崇，使他名声大噪，对谭派艺术的形成，并且成为京剧发展史上老生戏的里程碑，这是“幸事”。然而，他感慈禧的知遇之恩，一味地逢迎慈禧，适应了以慈禧为代表的上层特殊观众群，而逐渐失掉中、下层观众。尤其是他受宫廷宠爱后，脾气变大了，不易合作，名声受影响。例如，从他到上海的三次演出情况可知他的变化。第一次光绪五年（1879），他33岁，在金桂舞台演出50余日，乘船离沪时有戏剧界300余人送行。光绪十年（1884），他38岁，第二次来到上海，在新丹桂剧场演出两月，离开时“送行者较前更众”。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56岁，第三次到上海演出，在沪、杭两地共住了8个多月，离开上海时“送行者仅沈韵秋父子二人”。为什么？总的一句话：“向钱看”，认钱不认人，不顾观众，不顾与剧场老板的协议，先后与上海四个剧场中三个，即丹桂、天仙、三庆合作，“且俱不欢而散”（周剑云《谭鑫培南来沪上演出之回溯》）。当然，这只是谭的白璧微瑕而已，总的来看，他以自己的勤奋，执著追求艺术，对京剧有卓越的贡献，应该充分肯定。
（原载《中国京剧》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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