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

    父亲朱蕴山，从19岁起即参加徐锡麟刺杀清廷安徽巡抚恩铭之义举，后加入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一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民主革命的洪流，从不为个人名利去谋取官职。抗日战争前，父亲在平津参与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工作，主要任务是推动联合抗日。1936年至1937年间，父亲曾三去太原访晤阎锡山，促进他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最后一次是1937年4月去太原，父亲持毛主席的亲笔信介绍共产党人南汉宸、彭雪枫与阎锡山会晤，直接谈判联合抗日问题。父亲当时因胃病很重，于5月初回到北平，住进协和医院做手术治疗。

    我于1937年12月由延安出发，随部队到达山西洪洞八路军总部，经分配回安徽参加抗战。旧历除夕前几天，我先回到六安南乡嵩嶚崖老家。这时父亲刚动过手术，由北平转经沪宁前线，已先我半个月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父亲听说我是经八路军总部介绍回安徽参加抗战的，非常高兴，喜形于色，还对我讲了许多情况。父亲说：“卢沟桥事变时，我尚住在北平协和医院，后经化装到天津乘海船经青岛转济南。到达南京时，曾赴青浦抗日前线慰问抗战将士。当时战况很紧张，我和港报记者等三人乘小汽车赶到上海。次日过虹桥，日寇距虹桥仅一华里多。我们过桥后，守军即将桥炸断。敌机低飞扫射，所乘小汽车驶入水沟，乃弃车步行。七天后才到达镇江，搭车到南京。时国民政府已决定迁都武汉，南京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我当即去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董必武、叶剑英同志，请示今后我的行止和任务。董、叶指示我，现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方面抗日救国最重要，赞成我立即回安徽，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随后又去见了李宗仁将军，他已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我向李建议：值此国难当头，必须恢复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广泛发动民众抗日，迅速发起组织民众动员委员会，以集中人力、物力，实行全面抗战，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希在五战区加强对抗战的组织领导工作。李宗仁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并邀我去皖，相约在六安会晤。”此时我从延安带回的《解放》刊物，以及中国共产党颁发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大”发的学习讲义（内有如何做宣传工作，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的内容等），连同八路军总部发给我的证件、护照，父亲都很认真仔细地阅读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针、政策十分称赞地说：“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为国为民，有了共产党的坚持抗战的正确主张，我相信最后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父亲兴致勃勃，写出还家述怀诗一首：“五十还家不算迟，雪深如海过年时。梅花犹抱当年约，忽向山窗红几枝。”

    春节刚过，即有专人来接父亲去六安县城，说是李宗仁将军已到六安，通知速去晤谈。次日清晨，我随父亲动身，当日到达县城，住在镇安街12号（现改名庆安街）。在此之前，已住在这里的有沈子修、常藩侯、童汉璋，还有高语罕的老母亲（那时已有80多岁了）和其元配夫人及大女儿，从寿县“逃难”到六安，也住在这里。

    进城的第三天，父亲就去会见李宗仁将军。晤谈后父亲对我说，这次与李宗仁谈话的内容，一是向他表示，欢迎他主皖。二是谈了当前抗战的形势和安徽所处的重要战略位置，要做长期抗战的准备，需及时把民众动员起来。希望德公（李宗仁字德邻）尽速筹备成立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以加强对抗战的动员和组织领导。三是向他介绍常藩侯、沈子修、光明甫、余亚农诸公，还有童汉璋、朱子帆、翟宗文等人的情况。他们在安徽革命史上都有一定的贡献，在人民群众中享有一定的威信；他们都是积极拥护抗战的，对德公主皖领导抗战极表欢迎。

    次日，父亲又陪同常藩侯、光明甫、沈子修几位老先生去访晤李宗仁；几天后李宗仁亲自到镇安街12号看望了几位老先生。李宗仁去时只带两名警卫员，一名副官，事先也未通知。李来到住所时，父亲正在对门的小理发铺理发。李一直等候父亲理了发回来谈完话后才走。当时住处院内的男女老幼都挤在大门口的两旁观看。李的副官一见此情况，怕出意外，影响安全，即上前劝阻两旁人群离开。记得父亲对他说：“这些人都是院内住的家属，没有问题，他们是想见见领导我们抗战的司令长官，想见见革命的李将军。”当场父亲陪同李宗仁边走边谈，李向门口两旁人群含笑点头出门离去。

    有一天晚上，父亲去见李宗仁将军，商谈筹备省动委会的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问题，事先父亲还拟好了一份意见书带去。这次父亲同李宗仁谈话时，曾谈起我随从他从北方回安徽参加抗战，正在六安组织青年抗敌协会、宣传抗日等事情。李宗仁当即要父亲通知我去见见面。父亲的服务员萧理清随即到镇安街12号通知我立即去见李宗仁。见面地点在当时的六安专员公署办公室。我见到李宗仁时，说：“对司令长官主皖，领导我们抗战，我们安徽青年十分拥护，更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现在六安地区抗日救亡的组织很多，迫切需要加强组织领导，同时对流亡青年在生活方面要给予适当照料。尤其重要的是组织人民武装，保卫家乡。”李宗仁听了我的汇报后说：“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功绩不小，唤起民众抗战热情，尤为可贵。这几天我与令尊正在商讨成立动委会有关事项，希望你们努力工作，宣传抗战，只要民众动员起来了，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敌人。”

    1938年4月间，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宣布成立了，主任委员由李宗仁兼任，秘书章乃器，总务部部长朱蕴山，副部长童汉璋；组织部部长沈子修，副部长周新民，主任干事张劲夫；宣传部部长光明甫，副部长狄超白、翟宗文，主任干事许晴、朱凡；后勤部部长常藩侯，副部长朱子帆，主任干事史伯石（即史维岫），蒋其孝；情报部部长丘国珍。父亲曾亲自察看动委会办公地点，先设在六安东门大街刘铭传的“宫保第”，因嫌小，后迁至六安文庙。约在1938年6月间，徐州沦陷，日寇逼近六安，省政府迁至金寨县。父亲曾冒雨带领动委会工作人员最后搬出六安县城，迁到麻埠张家湾甘家茶行，不久又迁往金寨县的桂家老屋。

    省动委会的成立是经过斗争的。首先是来自国民党CC派的阻力。抗战前，国民党中统局在安徽各县设立“肃反专员”，以魏寿永为首的皖西的“肃反”机构（皖西工作团）就驻在六安县城，他们拥有特务武装组织，肆意迫害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特别是对共产党人。国民党CC骨干分子方治、邵华等那时也从安庆撤退到六安。记得当时父亲曾对我说，他们这班人以破坏团结、破坏抗战、迫害进步人士和残杀共产党人为能事。这对我们发起成立省动委会，开展抗日活动是很不利的。父亲说，此事他已向李宗仁报告过了。当时还嘱咐我说，吴伯符这家伙当过舒城县“肃反专员”，同他见面谈话要多加注意（吴曾加入共产党，后叛变，是我幼年的塾师）。当时省动委会曾利用桂系打击CC派的势力。李宗仁在任安徽省主席的就职演说中，曾对方治、邵华等CC头目有所批评，他说：“我们党内（国民党）的不良分子，一向把持地方，迫害人民，破坏团结，脱离群众，对当前发动民众全面抗战是不利的。我们要求安徽方面的前辈先生们发起成立一个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不分党派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如果方、邵两先生能留在江淮和大家合作，那当然更好；但是要尊重动委会前辈们的意见，切不要妨碍他们，要虚心地团结他们。”这样，魏寿永、邵华、方治等感到风头不顺，就溜到了皖南，在顾祝同第三战区的卵翼之下，进行特务活动去了。他们一走，当然，对促进大别山地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更为有利了。

    当时，省动委会名义上虽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举办的，但在抗战初期却是一个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当时有40个县成立了县动委会，同时还组成直属、委托、县属工作团，还有省属妇女工作团，共计约有100多个，1700余人，分别派往各县开展抗日动员活动，对宣传抗战，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抗战等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省动委会和工作团的活动，确实起到安定人心，稳定局势，激发群众热情和推动各项抗日工作的积极作用。当时，参加动委会工作的中共党员有周新民、张劲夫、汪胜文、罗平（即翟树生）、狄超白、孙以瑾、胡晓风、胡昌明、蒋岱燕、王格、陈国栋、史迁（即史益吾）、詹运生、侯文瀚（即侯益斋）、杨思九、李任之、杨效春、田兰田、顾训芳等，他们都担负了实际领导工作。张劲夫等同志在省动委会是起了组织领导作用的。那时可以说各级动委会、工作团的财权人权、工作活动计划的制订权等都掌握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手中。同时党也运用动委会这个合法组织，团结了安徽广大的进步力量，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干部。

    父亲在筹备和成立动委会的各项工作中，总是遵照党的要求，与党内同志亲密合作。如安排动委会的骨干力量及各县动委会的指导员和各工作团团长等，总是先由张劲夫等党内领导同志开列名单，后由父亲和周新民等出面采取提名的方式，报请省政府任用。为了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桂系统治区的各县地方行政部门工作，父亲曾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密切配合，提出一批名单，向省政府推荐任命，如任命翟宗文（已病逝）为庐江县县长；陈国栋、史伯石、黄宗柏（又名黄岗，已病逝）为庐江县政府科长；胡竺冰（又名胡铸农，无为人）为无为县县长；黄邦宪（又名胡允恭，长丰人）为怀宁县县长；吴功为怀宁县政府科员；陶若存（民主人士）先后任舒城、无为、怀宁县县长；李竹平（党员）为怀宁县政府主任秘书；何德润（即贺西民）为寿县县长；王建五（合肥人）为太湖县县长；马忍言（即冯宏谦）为巢县县长。还有当盛子瑾被任命为六安县县长时，他曾带着冯玉祥将军的名片来请求父亲推荐人员去帮助他工作。父亲与党内同志商定后，除抽调一批骨干力量去工作外，并由省动委会组织一个工作团（即二十五工作团）去六安开展抗战活动，谭光庭、孙威两同志任团长、指导员，团员有李志中（即李任之）、杨能（即杨效椿）、石青、石莉（女，四川人，抗战时在天长牺牲）、朱明、胡昌明（女）、金仲涛（即金涛）、徐畹贞（女）、孙济生等，他们既是工作团团员，又在六安县政府分别负责军事、政工及宣传工作，组织抗日武装，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办报纸等。如杨能任六安抗日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务大队附。六安被日寇侵占后，曾由杨能同志率领抗日武装，身先士卒，爬墙越沟，冲进城内，赶走鬼子，收复了六安。李志中任抗日干部训练班军士队指导员，朱明任特务大队附兼学生大队指导员，金仲涛负责政治部宣传工作兼办《六安日报》。同时推荐吴云郸（舒城人，党员）任秘书，唐晓光任六安县政府财务科长。由于经党内选派的一批干部都积极工作，深入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使盛子瑾在六安县县长任内声誉颇佳，尤以从日寇手中收复了六安县城更是振奋人心。盛因而被桂系提升为皖东北国民党的专员。这时党的地下组织又选派江上青、吴云邨、赵敏、周邨等同志以及省动委会直属第八工作团（团长谢景鸿，团员二十多人）随同盛子瑾一起到皖东北地区工作，点燃了皖东北地区抗日怒火。盛调离六安后，父亲又与党内同志商定推荐唐晓光接任六安县县长。

    父亲对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也很重视。1938年6月，父亲赴武汉向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领导同志汇报大别山区动员群众抗日的情况，并向王明提出关于扩大武装民众的计划，但因王明怕有碍于同国民党的合作，未得允许。一次曾有人向父亲反映说，合肥地区有一批散兵，武器齐全，愿意接受省动委会的领导，要求父亲派人去六安独山镇联系。父亲及时与党内同志商定，拟将这批人、枪接收下来，臂章及经费由省动委会发给，收编后再带到六安山王河交给汪道涵（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长，曾任上海市市长）训练。这个任务由谭光廷布置罗平和我去联系办理的，后因这批人和枪被合肥的宋世科中途堵截去了，未能完成任务。

    父亲对新四军的给养，也是积极支持的。如我们部队在山区缺乏食盐，彭康同志曾请父亲通过我帮助解决，他欣然应允。当即由我陪同去省政府请朱佛定代主席批发食盐100包，朱佛定不敢做主，要父亲在文件上签字后才予批发的。批文拿到后，即由地下党动员山区民工，星夜启运。此前，父亲曾发动六安的东南乡筹募500担大米，慰问新四军四支队的所属部队。

    1938年10月，桂系廖磊任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在省动委会推动和帮助下，安徽的局势稳定，各项工作得到蓬勃展开。廖磊主皖后，在一个短时期内，动委会的工作仍然活跃，抗日民主运动继续蓬勃发展。但是好景不长，廖磊对地方势力的进步倾向是十分防范的，他表面上似乎与动委会很接近，实际上对动委会持怀疑态度；表面上笼络进步人士，实际上对共产党的活动防范甚严。当时省政府秘书长朱佛定就曾向我父亲透露说：“廖磊是白崇禧的亲信，白崇禧对共产党成见很深，坚决反共，对你本人也猜疑得很，他生怕地方势力左倾。廖自然是执行白的旨意。”果然，廖上任不久，公开指斥动委会是共产党的工具，并着手对省动委会进行改组。同时，CC骨干分子方治、刘真如等也从皖南溜回到大别山来了。他们用种种卑劣手段破坏省动委会的活动，公开反对国共合作。方治还在《皖报》上发表“对共产党来一个大扫荡”的反动文章，恶毒攻击周新民、童汉璋、翟宗文等同志，蓄意打击和迫害进步力量。值此非常时刻，父亲立即积极地与周、童、翟等同志研究对策，对方治进行反击，揭露他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反动面目，揭露他贪污救灾巨款的丑行。有一次在动委会大礼堂召开的会议上，翟宗文即指着方治的脸，痛斥他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干着“自私自利，自落下流，自掘坟墓”的“三自主义”，揭露他的丑恶面目。因此，翟宗文的国民党党籍被方治开除了。廖对动委会借改组之机，将许多进步人士都排挤掉了。章乃器乃愤而辞去动委会秘书职务。父亲也移居天堂湾称病不出。他和光明甫、沈子修等拒不参加廖磊召集的会议。廖磊觉察后，曾同民政厅厅长陈良佐一起到父亲住处看望，进行解释。父亲当场曾愤慨地对廖磊说：“你要以团结抗日为重，不应排挤进步分子。我到安徽来之前，曾向李宗仁主席提出条件，要恢复孙中山先生制订的‘三大政策’，实行各党派合作抗日，不然我不干，我不是回安徽要官做的。”廖勉强应诺，但仍委派桂系张威遐为动委会秘书兼总干事。此时，父亲就愤而辞去省动委会的职务，并决定去重庆。父亲对廖磊采取防共排共方针和改组动委会一直愤愤不平，曾写诗抒愤，诗曰：“枭鸣未已角弓藏，尝尽薰莸味岂忘。兽鸟之群难与伍，且寻杯酒话沧桑。”

    1939年4月，父亲去重庆，由我和萧理清（江西九江人，父亲的服务员）护送去的。在河南息县道上，父亲曾吟七绝诗一首，寄语大别山战友，坚持团结抗日，提防反共阴谋。诗云：“杨柳青青满眼舒，江南江北感何如？黄金时代君须记，正是春风二月初。”

    我们于5月3日到达重庆，正值敌机轰炸，市内生活困难，故先去綦江在蒋岱燕家乡休息了几天。一星期后返渝，住浮图关李家花园谭平山家中。在重庆期间，曾由我陪同父亲去曾家岩50号和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谒见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党的领导同志；并向李济深先生、冯玉祥先生等汇报了大别山地区的抗日形势，请示今后工作意见。后因安徽形势逆转，经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父亲留在四川参加民主运动，再未回安徽了。

    1939年10月廖磊病死，1940年2月李品仙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当李品仙离渝来皖之前，父亲与安徽旅渝的同乡曾设宴欢送，实际上是向李品仙提些要求，希望他到安徽后，要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共同抗日。特别向他提出，对皖人杨效春被陷害而死一案，希望予以纠正昭雪。杨是乡村自治派，当时任黄麓师范校长。抗战之初，诬陷他是汉奸，将他处死。实际是有人蓄意诬陷，借以打击进步人士。当李品仙离渝前，安徽同乡为杨效春被诬陷致死不平，曾开了追悼会，以警告桂系。

    我于1940年初，经董老介绍回安徽。行前父亲曾将旅渝同乡宴请李品仙并向其提出团结抗日，为杨效春昭雪，以及李品仙的为人及政治态度等，密函朱子帆、史益吾，希望他们注意，严加防范。这封信是由我亲自交给他们的。

    父亲离开大别山之后，在整个抗日期间，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奔走川、康、滇、桂，访晤张澜、龙云、刘文辉等，秘密联合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参加一系列的民主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全面内战，父亲乃化装乘飞机去香港。临行前，曾往南京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谒见董老（董老此时亦将离开南京）。董老对父亲说：“你可告诉任潮先生（即李济深），不要专靠武力，要注意政治旗帜。现在你个人所做的工作和党内要求一样，可多帮助任潮先生及其他民主派同志分头努力。”抵港后，父亲曾分别谒见何香凝、李济深、蔡廷锴、柳亚子、谭平山等，多次交换意见，推进民主派统一运动，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团结国民党内民主分子，进一步扩大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的民主运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并与李济深等51人通电拥护。1948年底，父亲遵照周总理指示，在香港偕李济深等秘密出海，搭苏联货船到达大连，进入解放区。父亲曾于1976年以“解珮令”词牌，写词一首，回忆当年奔走革命的艰苦历程。词曰：“几度滇池，三年香岛。把平生，心血耗尽。生死斗争，全不顾花秋崖峭，那怕他，羊肠小道。既访龙（指龙云）刘（指刘文辉），也趋张老（指张澜）。论统战，周公主脑（指周总理）。奔走豪门，却不要分文半钞，只赢得兴亡看饱。”

    父亲在从事革命斗争的漫长岁月里，始终遵循着党指引的方向，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只要革命需要，总是勇往直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正如父亲自己写的诗中所云：“南北东西一野鸥，虚名虚利不虚求。愿将一片丹心火，化作人间老马牛。”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