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进入罗镇的镇口，向汽车站方向驶行。这儿人烟稠密，摆着许多搭棚子的吃食摊，有粗嗓门的男人在叫卖，有女人的尖声朗笑。小饭店里的饭菜香弥漫空间。……
汽车要不断揿喇叭，才能缓慢地往前开。这是一条新辟的大街。原来那条穿镇而过的大石板街不知怎么样了？在这条过路的大街两侧，我看到有宾馆、饭店、邮电局，有菜场，有许多新开张的小商店。这样一个小镇，突然繁荣了！这里一样可以看到穿牛仔裤的，戴茶色眼镜的，留披肩发的。……商店的货架上五彩缤纷，有大大小小的电视机，有花哨的化妆品，有丰富的夹克衫、印花羊毛衫。……录音机里，越剧、台湾校园歌曲响成一片。……
我忍不住说：“啊！变了！真的大变了！”
琴妹指着一些三层楼住房，底层大都开着营业的门市店铺，说：“是啊，这些新房子，我上次来还没见到哩。盖得也真快！现在这里正在提倡号召农民自己集资建镇、盖房开店呢，所以很短的时间就起了变化。”
雪更小了，进入镇区以后，风也销声匿迹了。汽车在人丛中慢慢向前驶去。司机又开了收音机，播放起轻音乐，听了叫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欢快。汽车上的旅客，在经历过一次风雪不断的长途行车之后，到了目的地，又见雪停了，个个都显得喜气洋洋。
那个搽口红的长发少女，服饰入时，一路上同她的男朋友吃零食，看杂志，说悄悄话。她的头老是靠在那个高身材穿猎装的男朋友肩上。这时候，她也在做下车的准备了，招呼那男的：“你把放在架上的东西拿一拿！”男朋友笑着对她说：“别急，到站再拿！”
有个坐在前排位置上的戴鸭舌帽的人，一直依在座位后背上打瞌睡，这时也不睡了，我才看清了他的脸。一直以为他是个年轻人，这才看到是像个退休干部模样的老人。他像变戏法似的从座位底下提出一个透明塑料包来，高高地举着观看，里边装的是水，水里有七八条红色和黑色的“水泡眼”金鱼。金鱼正活泼地游着。他欣赏着，似乎很满意这些金鱼经过长途跋涉都安然无恙，金鱼的色彩和游动的姿态都很美。
我左侧那个长发蓄小胡子的青年人也活跃起来了。他如果不是摄影记者，一定是个摄影爱好者。他将帆布包里的一只带皮套的摄影机取出来，将皮带挂在自己颈上。他前边一个瘦瘦的像工人似的青年人问他：“你是记者？”他点点头，回答说：“我是来拍几张照片的！”
这辆汽车上真是工农商学兵……俱全啊！
车站终于到了！售票员开了车窗，探出头和手去，举起了进站的小红旗。车子在音乐声中开进了新建的宽阔的车站，停放在一幢三层楼新建筑物前的停车场上。有人一声欢呼，车厢里一阵骚动，车门“嗤”的开了！检票的一个女同志站在车门下，招呼着：“票请拿出来，大家一个一个下！……”
北风微微吹来，冰雪与寒冷汇成一体。
琴妹问我：“累吧？”
我心里忽然觉得空落落的，摇摇头，围紧了羊毛厚围巾，竖起了大衣领子，说：“不累！”
我提着一只大帆布提包。十二年前来罗镇时，我提着的包里放的是妈妈的骨灰盒，这次提的是分送给芸姨母和炳根表弟他们的吃食糕点。给芸姨母特地从S省带来了阿胶，在上海买了她爱吃的莼菜[1]；给炳根表弟从S省带了名酒，在上海又给他和阿福、玲弟买了不少糖果、点心和水果。从罗镇回去时，我将把妈妈的骨灰盒放在这只大帆布包里奔上海。……
我同琴妹在络绎的乘客中下了车，踩着雪走出去。
这时，我看到那个先前爱在车窗玻璃上用手指写字的红衣女孩，正跟她父亲走下车来。他们带的东西不少，有小箱子，有帆布包，也有玻璃丝网兜装着的不少盒装吃食。红衣女孩长得很逗，圆圆的脸蛋，鼻子有点朝天，却不难看，反而显得特别活泼调皮。她用喜悦的口气在向他父亲说：“爸爸，到妈妈那儿去吗？”
他父亲点头，“呣”了一声
红衣女孩雀跃着牵着爸爸的手，乐呵呵地跟着爸爸踩着松软的雪走了。
我想：呵！她当然是有妈妈的！但“到妈妈那儿去吗？”这句问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这中间也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当然，我不能问。但，这却使我想到了我自己的故事。……
注释：
[1]莼菜：椭圆形叶子，有长长的叶柄与水下根相连，相传是西施最爱吃的菜，清香滑溜，入口而化，更可清热，产于江南水中。
六、为什么常多意外的巧事？
过去，这些事仿佛都被岁月之手掩藏起来了。现在，一件件突然又都重现在我脑海的荧屏上。
我第一次到再嫁的妈妈那儿去，是在抗战爆发以后的第二年。
天下常有巧事，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我第一次会到妈妈那里去，也就是因为遇到一件巧得不能再巧的巧事。
抗战爆发后，南京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酷空袭。爸爸辞去他原来的职务，带我到了上海。上海的一所大学和一家法学院聘请他做教授。我们住在公共租界大沽路上的一个弄堂里。那个弄堂很幽静，也比较清洁。二房东租了整幢的三层楼一套房屋，将整个二楼转租给我们住。整个二楼包括一间客堂、一间厢房和一间亭子间，卫生设备间齐全。楼下的厨房公用。爸爸带了我住在厢房内，合睡一张大床。雇的一个烧烧洗洗的女用人阿朱住亭子间。爸爸教书，我在附近的大沽中学里上初中一年级。
爸爸十分爱我。自从德蕙妈妈死后，常有朋友来劝他再婚，或给他“介绍”什么人。他总说“慢慢再说”，或说“不合适”，他说，怕找了一个不合适的人如果虐待我就不好了。有一个晚上，我们睡在一起，他躺着吸烟看书，曾经对我说：“小哲，你没有瞒着我到你妈妈那里去过吧？”
我诚实地说：“没有呀！怎么？”
他叹口气，说：“没什么！我是在想，你妈妈不知怎么了？她倒也许过得幸福，而我们，太苦了！”
我忍不住将长久蕴藏在心上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我说：“爸爸，你和妈妈离婚是谁要离的？”说实话，我心里老是在想：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拿爸爸你来说吧，你现在似乎懊悔了。可是，既知如今，何必当初！
爸爸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怎么说呢？我提过，她也提过。唉，年轻气盛，遇事轻率。一时的闹闹别扭，何尝想得许多！……”他丢掉烟蒂，似乎又沉浸在对往事的不堪回忆之中。
我也禁不住叹了一口气。忽然，我问爸爸：“我能到妈妈那里，去看看她吗？”
爸爸摇头，很坚决地说：“不要去！你到她那里去干什么呢？她结了婚了！那是人家的家：你妹妹都不姓我的姓了！她又有了跟这个丈夫生的孩子了！你去干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向她提出过复婚的要求，可是她拒绝了！她是铁了心不要我们了！去她那里干什么？”
我心里思忖：是呀！爸爸说得对！我去干什么呢？
爸爸擦火柴点烟，又说：“孩子，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不再结婚吗！爸爸全是为了你呀！如果给你再娶一个后母，不如你德蕙妈妈贤惠，对你不好，如果她再自己生了子女，就必然会对你更不好。那样，家庭关系就更复杂了！爸爸不忍心这样，因为爸爸爱你。所以，你要争气，要好好读书上进。中国太弱，日本才能欺侮我们。你将来要为中国的富强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呣”了一声，沉默着思索起来了。我在体味着爸爸说的话，觉得他说的是真诚的。我觉得爸爸比妈妈好，爸爸时刻想到我，妈妈却不。妈妈结了婚，还生了孩子，珍妹现在不知会不会受虐待？……想着想着，我觉得很可怕。以前，幸亏德蕙妈妈人善良，她死了以后，也幸亏爸爸没有再随便找一个女人结婚，不然，如果娶了一个凶狠的后母，我将怎样倒霉！从后母我又想到了后父。后父中的许多人当然也一定是凶恶的！珍妹的后父——这个“宗汉好伯”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是的，照片上的他是微笑着的，会不会是个笑面虎呢？……想着想着，我内心烦躁，忐忑不安。
爸爸也没有再说话，独自闷闷地抽着烟。直到我睡着了，过了一会儿醒来，发现灯还亮着，他仍在抽烟。床前小柜上的烟灰缸里烟头堆成了尖，房间里烟雾腾腾的。
幸亏，爸爸是个做学问的人。他教书、写书、看书，整天忙忙碌碌的，从不闲着。只是他心情明显的不好。他本来有些积蓄，可是，同德蕙妈妈结婚到给德蕙妈妈办丧事，花费了不少。到上海，为了租房子，又花了不少。他又喜欢买书，一有钱就买，经济渐渐拮据。有些朋友又常向他借钱，他不但不忍心拒绝人家，只要身边有钱，人家要多少他总给人家多少。我感觉到他很寂寞，晚上常听见他叹气。他不快活，很少有爽朗的笑容。可是我到底太小了，既不太懂事，又不能陪他谈心。我上大沽中学，功课够忙的，有老师和同学，我并不寂寞，也很少去关心爸爸。
那个阶段，我和班上的同学陈鑫虹、俞伯祈最要好。陈鑫虹是浙江人，长得很壮实，待人真诚，脾气好，总是笑眯眯的，你惹了他，他也不生气，但却是个有计谋的人，读过的书很多，点子很多，说起话来叫人心服。俞伯祈也是浙江人，祖籍杭州，黄皮精瘦的矮个儿，耿直倔强。俗话说杭州人都是“杭铁头”，他真有点“杭铁头”的味道。我们三个初中生抱成一团以后，决定干点爱国的、不寻常的英雄行为。当时，上海租界四周的中国地盘早被日寇占领，租界成了“孤岛”，公开抗日是危险的。有一天，我们三个去陈鑫虹家，在他的小房间里关了门闲谈。谈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家都热血沸腾。
俞伯祈忽然提议说：“我们组织一个党好不好？”
其实，什么叫“党”？我们三个人谁也不明确，当时似懂非懂，只以为几个人抱成一团，制定几条纪律约束，来一同干事，这就是组织了一个“党”了。
我觉得新鲜，问：“组织一个党干什么？”
俞伯祈握着拳头咬牙切齿地说：“散抗日传单！抗日！……”
他的提议不但使我们热血澎湃，更使我们感到刺激。我和陈鑫虹立刻双手拥护。
鑫虹打了俞伯祈一拳，说：“亏你想得出：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法国作家嚣俄[1]有句名言：‘有时天空没有太阳，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天空中本来就有太阳！’我们生活在孤岛，没有阳光，但我们的心里应当有太阳！我们应当让阳光照下来。”
我很欣赏鑫虹的话，我说：“好，我们这个党就叫爱国党，好不好？”
三人一致同意。于是，我们三个一本正经地对天起誓：“一定要抗日到底，决不怕死！”这天，我们决定说做就做，立即行动——写传单。我们一起在重庆路上一家烟纸店里买了一些黄纸、红纸和绿纸，又一同回到陈鑫虹家。他爸爸是海关里的职员，家里房子宽敞些。我们躲进他的小房间，紧紧锁上了门，将纸张裁成小长条，三人一张一张分写起来。写的口号都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寇侵略中国！”“抗战必胜！”“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枪毙汉奸！”……
写成以后，第二天，我们将传单全部分藏在书包里，然后，下了课，我们跑到热闹的南京路上，在大新公司三楼、四楼楼梯转弯处的窗口附近，偷偷伸出一只手去，天女散花似的将传单撒下，立刻飞跑下楼，若无其事地钻进在公司里货柜左右买东西的顾客人群中去。
以后，我们又到南京路上的慈淑大楼干过。那楼上有精武体育会，我们三个爱闪身进去看人练拳、练举重。看一会儿，我们就顺便踅到四楼、五楼靠近南京路闹市的一侧窗口里，伸出手去，将传单满天飞地撒下去。
这样，干了几次，有一次在新世界，有一次在永安公司。……有一天，《大美晚报》上居然登了一条新闻，标题是：“昨日本市永安公司楼上有人撒抗日传单”！
我们干的英雄行为竟登上报纸了！
真使我们高兴极了，也自豪极了，干得也更来劲了。我们虽然年纪小，也懂得要机灵，要小心谨慎，不能麻痹，很怕被日本人、汉奸、租界上的巡捕、包打听发现。所以，干了一段就停歇一些日子，换个地点再干。我们在八仙桥大世界人多的地方干过，也在黄浦江码头边人迹稀少的角落里干过，相信没人会发现。……
不料，有一天出事了！下午，放了学，在学校里，我去阅报室里看报纸，想找点好消息写传单。书包放在椅子上，临走时竟糊涂得忘记拿。等到想起，急忙跑回去，谁知书包已经被人拾了交到教务处。
我急忙跑到教务处，透过玻璃窗看见戴眼镜的张校长正在同教务主任陆晶清谈话，我的书包正搁在桌上。
真糟透了！书包里有传单，是打算回家时绕经跑马厅附近冷僻处散发的。书包里的练习簿上有我的名字。今天下课时，因为上周忙于抄传单，作文没做，我将鑫虹和伯祈两人的作文本借回去看看。他们的作文本都放在我的书包里。三只麻雀拴在一根线上，抓住了我，他俩也跑不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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