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虹没有遗骸，当然也没有墓碑，只有朝鲜人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建立的纪念碑，与苍松并立，与翠柏同在，寄托着千万人对他们的哀思与怀念。……
琴妹却并没有察觉。她继续说：“……珍姐，我去年做了一件大好事，可是整整几个月累得我心脏病都犯了呢！我应邀义务给一批被政府收养的弃婴、弃儿动手术。这批孩子可能都是因为生下来有残疾才被父母遗弃的。有的缺嘴，有的塌鼻，有的少一只耳朵，有的是凹脸或歪脸，有的是斜眼……我一个个耐心地补救、矫正，把美送还给了他们！……你说，我这工作有意义没有？”
我见珍妹点着头，但还是愣怔着，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为了有意使她得到排遣，我把话题转向了她新近的出国之行。
珍妹好像强自克制了一下，用筷子搛着一只河虾，平静地说：“是去加拿大参加了一次国际性的能源开发与规划的学术会议，宣读论文、答辩和讨论，一开十多天。当然也抽空游览了些地方。”
她提到了加拿大，我突然想起了叶珊的好友刘丽娜的那个独生女儿。她是学医的，今年自费出国也去了加拿大，她有亲戚在那儿。
芸姨母似乎也察觉到了珍妹感情上的变化，想有意找点有趣的话使空气变得热烈些，对着琴妹说：“阿琴，你看我芸姨母这张脸上的皱纹，能不能做做手术，让我恢复当年的模样？”
琴妹笑了，说：“当然能！您知道，上次一位著名的电影明星李丽华从美国回来，她的年岁同芸姨母您恐怕也差不多，可是人家在日本动了手术，面部一点皱纹也没有。‘文化大革命’里演样板戏《红嫂》的张春秋，也是动过手术的，脸上也没有皱纹。你要是肯忍受点痛苦，我保险让您看上去不过三四十岁光景！”
芸姨母笑着说：“我看，阿琴，还是给你珍姐动动手术吧！她虽还是这么漂亮，到底也有些皱纹了。你要是给她脸上抹抹平，她真可能像个三十岁的人了！”
珍妹摇头笑笑说：“用不着了！我有个体会，人的年轻还是年老，看容貌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怕还是心情！”她做着手势，“我过去，自从鑫虹牺牲受到了刺激，感到自己的心老了，虽说想埋头在工作里解除痛苦，受了极‘左’路线的干扰，弄不出什么名堂来。那时候，一句错话能戴上一顶帽子，很少看到人真正开心地笑过，谁也不打扮，谁也不敢讲究吃和穿，过一天算一天。……”
芸姨母说：“一点不错！”
珍妹接着又说：“那时我耳目闭塞，思想保守，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什么事可以使我快乐的。邻居一个小孩有一次问过我：‘阿姨，你怎么不会笑？’有人背后替我起了个绰号叫‘塑料玫瑰’！……”
琴妹笑着问：“什么意思？”
珍妹说：“我明白，意思是：人不丑，像朵花，可是没有生命力！对一切无动于衷，也许是说我冷，有刺！一场‘文化大革命’，我进过牛棚，因为我的工作同外国人打过交道，说我‘里通外国’！我到过干校，上过山下过乡，吃的苦就别提了，何曾想到‘四人帮’垮台后，整个世道变了。人同人之间的关系变了，敢说话了；生活丰富多彩了，到处都是发自内心的笑脸。我忽然感到自己的古怪、孤僻与这一切太不相适应了。现在我也变了，我觉得心变年轻了。正因为这样，脸虽然老一些，我看也无所谓，又何必去做假呢，你们说，是不是？”
我意想不到珍妹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珍妹的话说得深刻，是由衷之言，我不禁点头，说：“珍妹，听了你的话，我很高兴。让哥哥敬你一杯！”
珍妹端起了酒杯，两只美丽的黑眼睛亲切地望着我，说：“好！哲哥，我喝一点。”她是不会喝酒的，这我清楚。她用嘴啜了小小的一口，随即放下酒杯，说：“刚才，琴妹谈到抗美援朝，我不禁又想起了鑫虹。我同鑫虹夫妻一场，不到一年他就离我而去，而我整整苦守了他三十多年。我确实爱他，但我越来越发现我是个受传统思想束缚的人。所以，我就无法摆脱痛苦。今天，我也特别想念妈妈。妈妈的一生，也是痛苦的一生。她本来应该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女性，可是由于婚姻的不幸低头过了一辈子。她为什么痛苦？不就是传统的封建思想束缚和折磨着她么！这种思想也束缚和折磨着别的人，别的受到束缚和折磨的人，又反过来再折磨妈妈。哲哥今天要为妈妈迁葬，我认为是哲哥自己打破封建思想桎梏的一个行动。值得高兴。但在我看来，这一认识似乎更比给妈妈迁葬还重要。你说呢？”
珍妹说话的时候，两颊透红，满脸激情。
我忽然感到面前的珍妹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一个珍妹。二十多年不见，她变了，完完全全地变了。她不再是“塑料玫瑰”，是一朵有芳香、有生机的玫瑰。
我点点头说：“珍妹，你说得好。我是个搞意识形态的人，但说老实话，你刚才的话使我深受教益。”
琴妹忽然叹口气说：“人人都有自己生活的根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积累中，只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自己感到高兴，就是幸福。我整天埋头在手术里，下班回家还要忙家务、钻业务，简直忙得不可开交。你们说这究竟是苦还是乐？我倒是一直开开心心地干着。现在冷静一想，珍姐刚才的话是有道理的。长期以来，只要想起妈妈，我总感到妈妈的一生太苦了！主要是精神上的痛苦。相当时期以来，我也感到珍姐你太苦了！甚至芸姨母，您不要见怪，您也太苦了！……”琴妹也是喝了点酒，这时“酒后吐真言”了。
芸姨母豁达地说道：“阿琴，你说得对啊！你以为芸姨母是只木瓜吗？当然不是的。我读历史，从历史中解悟人生，我也常回顾你们的妈妈——我的芬姐的历史，回顾我自己的历史，我不能不说：在我们中国，由于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女子受害最深，也最可怜。……”
谈话是推心置腹的。我何尝想到珍妹的来到，竟会由给妈妈迁葬一事引发一个大家关注的也更有意义得多的命题。
我望望玻璃窗外，大雪仍在降落，大团大团飞絮似的雪花满空飞舞。我的思绪也跟着飞向往昔。
注释：
[1]萝卜头：抗日战争时期，“孤岛”上的上海人，将日本兵贬称为“萝卜头”。
十二、苦、辣、酸、涩
在人生的途程中，谁也难以预料会有哪些意外的灾难袭来。
宗汉好伯是个很健壮的人，大约一米七八的个儿，宽肩、厚胸脯，塔一样挺拔，戴一副眼镜，脸上总挂着笑容。可是，突然之间他竟离开了人世！
那是民国三十二年。12月间噩耗从遥远的山城——雾都重庆传来时，已是宗汉好伯死去一个多月以后了。当天，下着淅沥的苦雨，天气阴冷。绿衣邮差送了一封由重庆辗转寄来的信。是宗汉好伯的一个同事好友写给妈妈的。
当时，国际上，意大利已经无条件投降，苏、美、英、中在莫斯科已经签订了关于世界普遍安全的四强联合宣言。国内战局上，日寇虽仍在“扫荡”和“铁壁合围”，实际是强弩之末了。……
我同鑫虹自己动手装了个收音机，在深夜偷听重庆电台的广播。天阴时常常收听不到，只有晴天才能收听。只要能听到一星半点好消息，我们立刻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日本占领了香港，重庆和上海之间的邮路已不能从香港转。我们收到的信件，时间便隔得很久，每每要一个月以上才能收到。信封有时还受过检查，是用剪刀剪开又用不署名的封条封上的。有人说：重庆要检查，怕汉奸作祟；有人说，上海日本人也要检查，怕抗日分子活动。据说邮件是通过封锁线才转来的。过封锁线时，是邮务人员挑着担子将信件运进运出的。报道宗汉好伯噩耗的这封信，也受过检查，信封揉污得很旧很脏。
那天的黄昏是一个凄惨的黄昏，北风打着呼哨窜来窜去，从三楼玻璃窗里朝下望，巷道里的路灯已经亮了。妈妈接到信，开了写字台上绿色的台灯独自戴上老花眼镜在看。我在帮助珍妹做英语习题，突然发现妈妈的泪水从眼镜玻片下面唰唰流下来，淌在脸上，滴在桌上。妈妈的鼻尖因为天冷流泪泛出了红光。她哭起来总是这样的。她紧紧攥着信，看呀看呀，身子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似的木坐着。……我第一次发现，本来多么美丽的妈妈，一下子变老了、瘦削了！平时，我对她实在不够关心，虽天天见面，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实际上，妈妈看书看信看报纸早已开始戴老花镜了；妈妈额上的纹路多了，深了；妈妈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爱打扮了；妈妈身上也早已失去像她在南京看望我时让我闻到过的那种好闻的紫罗兰香味了；妈妈的乌黑漆亮的头发由于营养不良和生活的艰辛变得枯燥无光、稀少发黄。……今天，会是一封什么信呢？它竟使妈妈如此伤心！
雨声淅沥，似泣似诉。琴妹第一个发现妈妈在流泪，就扑到妈妈身边去了。她刚才也是坐在珍妹桌子对面做功课的。现在，她摇晃着妈妈的臂膀，对妈妈说：“妈妈，您怎么啦？您为什么哭呀？……”她懂事以后，历来有个脾气：只要妈妈落泪，她也总要跟着落泪。见妈妈不搭理她，仍旧呆呆地坐着流泪，她也跟着泪流满面。
珍妹离开座位挪步走到妈妈身边去，脸上有一种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忧郁，说：“妈妈，您别哭，什么事呀？……”
我心里估计一定是这封信引起的，但我不愿也不好多问。平日，宗汉好伯由重庆来信，我总是不看也不问的。我看到绿衣邮差送来的是一封有红白蓝三色边框的航空信，猜想一定是重庆来信。既是宗汉好伯的信，我就觉得无法启口。
可是，妈妈此次不同寻常，她的伤心的态度似乎是从未有过的。我怎么能不问问呢？我迟疑一阵也走到妈妈身边去。
我说：“妈妈，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妈妈依旧不声不响，手里捏着那封信，默默地潸潸流泪。
雨声响脆地溅着玻璃窗。玻璃窗上有一种似乎要炸裂的声音。
我心里急躁了，说：“妈妈，能告诉我是什么事吗？”
我的话发生了效果。妈妈突然将手里的信朝我一递，迅即一手抱住珍妹、一手搂住琴妹失声痛哭。我连忙打开信来看。信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用龙飞凤舞的行书毛笔字写的，看来他是宗汉好伯的知心好友，写的是：
月芬嫂夫人妆次：敬告者，宗汉兄不幸于本月十四日在重庆至江津县间之小南海江上惨遭不幸。十四日晨，宗汉兄因公乘小火轮去江津县，与国立艺专唐校长二人同行。小火轮年久失修，行至小南海时，因水流湍急，先是机舵失灵，稍停船头触礁。当时，乘客纷纷落水，宗汉兄熟悉水性，善泅泳，本可逃生，但他先奋力搭救唐校长至江边，后见水上呼救者众多，不忍遽尔离去，又重新下水援救他人。终因水险力竭，在江中心漩涡处没顶，遗体于次日在长江下游沙滩上寻获。学校及教育界同仁莫不悲恸，经校董事会紧急会议决定：前日（十七日）开丧吊唁，今日入殓，棺木衣被均系董事会精心购置者。由于目前情况特殊，无法请家属前来参与祭奠并商量后事，董事会决定：棺木暂厝江苏同乡会会馆。宗汉兄之遗物已全部由执事者清点封存。俟将来南下返乡之时，一并用船运至上海交付家属。宗汉兄为人宽厚倜傥，见义勇为，高风亮节，素有口碑。此次蒙难，人皆痛惜，特将经过一一陈述于上，诸祈节哀珍摄，无任企盼之至。……
读完信，我像挨了个晴天霹雳。既吃惊，又手足无措；既心疼伤心的妈妈，又为可爱的琴妹难过。人世间为什么常常有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祸事突然降临呢？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人的生命为什么显得如此脆弱呢？……
说来也怪，我本来对宗汉好伯有一种说不出的夹杂着厌恨与敌视的心理，此刻，当知道他突遭不幸，且又是为的救人而牺牲自己以后，联想到他作为“张校长”时给我的印象，却忽然产生了一种惋惜与留恋的感情。他是一个好人呀！怎么就这样死了呢？……他死了，这一家怎么办？妈妈挑着的重担有一大半是压在宗汉好伯身上的，他不时由重庆通过熟人划款到上海接济家用。现在，宗汉好伯死了，像天塌了下来，担子全压在妈妈这个弱女子肩上了。我将信放下，珍妹立即接过去，琴妹也凑上前来似懂非懂地看了。我低头落泪，头里昏沉沉的。我为什么流泪？是为了妈妈，为了琴妹，为了这个“家”，还是为了宗汉好伯的不幸？不！我自己也说不清。我无法分析自己的感情。我并不想哭，可我不由得也流泪了！
我拭着眼泪说：“啊，妈妈！妈妈！……”我嗫嚅着，说不下去了。我机械地安慰妈妈：“妈妈，您不要难过！您不要难过！……宗汉好伯死了，有我呢！我会待您好的，我来养这个家。……”
我话没有说完，珍妹和琴妹一齐号啕大哭。妈妈抱住她们又低头饮泣。我明白：此刻对妈妈来说，悲痛压倒了一切。她同宗汉好伯的感情，使她不能蒙受这样悲惨不幸的结局。这时节，谁的安慰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从来没见到妈妈有过如此伤心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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