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花边

    成语典故中有五马分尸。五马分尸，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用五匹马或牛拉扯裂人的头和四肢。要说明的是，这种刑罚其真正拉扯的并不是活人，而是尸体，又称车裂。其引申之意为，硬把完整的东西分割得非常零碎。

    历史上，最惨的遭此酷刑的有名人物是秦时的商鞅。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卫国人。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卒，惠文王继位。因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被车裂而死。我们不去探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的悲剧，我们更多地把我们关注的焦点转向我们的身边，五马分尸的结果，无论如何都是残酷的，不好的，不被人所能接受的。于是，生活中，回避把完整的东西人为地割裂，避免坏的结果的出现，就成了我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说回避、想回避，都是我们的本愿。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间就着了道、中了招。2011年，我们出了一套书，“档案揭秘：清代宫廷生活书系”，共6种，分别为：《文玩卷：大清皇室的多宝槅》《礼仪卷：大清皇室的祭典礼》《教养卷：大清皇室的龙凤梦》《服饰卷：大清皇室的走秀台》《宫闱卷：大清皇室的家庭秀》《颐养卷：大清皇室的延寿经》。这套小丛书，是编辑部在出版了“清宫档案证史书系”清朝12王朝12种图书后设计的。目的是想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接近宫廷的生活，在了解宫廷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内容。相比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这套小丛书更多地体现出生活的气息。丛书强调了知识性、可读性和一定的学术性。6本书，虽是6个角度，但共同体现了清朝宫廷日常生活的面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的设计和想法，应该说是比较周到的，我们也希望在卖场能够整体呈现，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实际的情形，却让我们不得不感到一定程度的遗憾。因为我们自己的失误，在图书分类这样一个小细节上，给予的关注度不够，终究造成了“六马分尸”的情形。6本书，4个分类，分别归入G、K、R、T。G代表文化教育；K代表历史、地理；R代表医药、卫生；T代表轻工业。一套丛书，被这样一分类，在卖场中，自然被按类归于各处。“车裂”的结果，丛书的整体感没了，相互的拉动作用没了，丛书的效果大打折扣。这与我们的初衷是相违背的。由此，我们看到了编辑工作细节的重要性。图书分类，过去我们都很少关注，甚至根本就不关注。也许过去真的用不着我们来关注，但今天你就要关注，时代变了，形势变了，我们也要因时、因势而变，这是客观现实之于我们的新要求。倘若你不关注，现实就会抽你的耳光，给你难堪。

    图书分类不准确造成后续不利于销售、图书很难产生效益的情况，不大容易被发现。但倘若我们认真一点儿地去看并做一次有针对性的调研，我们会发现此类问题很多，且不容忽视。比如，我在对卖场的调研中，发现如果我们把自己出版的实用旅游图书，简单归类为一般的游记类图书，其销售的结果就大不一样。以我社出版的一种图书《绝色俄罗斯》为例，可充分看到由于分类的不准确对于销售的影响。《绝色俄罗斯》是一本深度旅游类图书，在一定的实用攻略的基础上，该书适度强调了对于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宗教、文化、民风、民俗等方面内容的解读。但在卖场上，由于我们自己的归类归到了D类，属政治、法律范畴。版权页上明确标注为“研究、文集”，销售自然会受到影响。

    图书分类方面问题的出现，是图书市场进入买方市场后出现的情形，与图书市场竞争的严酷紧密相关。试想，当图书市场产品供小于求的情况下，人们无论如何不会去关注什么分类的事情！要解决图书分类相对科学和准确的问题，并不难。重要的是，编辑要做有心人，要从无意识做到有意识，从被动对待到主动关心。具体在征订单上、图书内容的说明上，明示自己所编辑图书的归类，甚至于明示上架建议。在与职能部门的配合上，尽可能地要做到主动。能够做到这些，问题会消灭大半。

    出版社前几年曾经出版过一种书，书的名字叫《你的形象价值百万》。这原是一本别家出版社出版过的图书，版权到期才到了我社的手中。虽然是出版过的作品，但我社并未因此而怠慢该书，编辑部根据图书内容，反复权衡，除在书的装帧形态上下了一番工夫外，还为本书新取了一个好听、有市场号召力的名字：你的形象价值百万。仅此变化，便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一本已经出版过的老书、且在市场上销售业绩平平的情况下，突然就变成了抢手货，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一本畅销书就这样诞生了。发行到今天，超过30万册。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不能不说书名的作用之大。

    在近些年的编辑工作中，我们经常的会碰到书名的问题，责任编辑们也比以往更加重视书名的作用，常常为此而煞费苦心。确实，好的书名会给图书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2009年，我社出版了一本反映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发生深刻变化的纪实性作品《命根——三十年记忆（1978—2008）》。本书的角度比较独特，不同于大处着眼、宏观切入的作品，它从一个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起来的农村青年的亲历所感切入，具体表现了30年来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具体的乡村生活，可触可摸的农村生活细节，使人感到非常的真实和亲切；与此同时，作者对这种变化，进行了宏观的思考。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出版物中，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此书称得上是一部上乘之作。刚接触书稿的时候，实事求是地说，书稿本身内容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写实与文学的关系。这部书强调的是写实，唯有真实，才会让人感到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真正发生的变化。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思考和总结，才会让人感到真实和有说服力。文学的东西及其要素，要尽量地回避。经过与作者沟通，修改后的书稿达到了我们的要求。但书的名字迟迟定不下来。原名：三十年记忆（1978—2008），过于普通、平实。责任编辑为了一个响亮的书名，一直很纠结。

    “命根”的书名诞生在一个小饺子馆。那天的中午，责任编辑及编辑部的另一位同事，加上我，共3人，吃中午饭到了单位东口的一家小饺子馆。中午的阳光很暖，透过窗后，照在我们吃饭的餐桌上。吃着聊着，我们谈到了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变化，谈到了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业和土地的重要性。关于要出版的图书，我们最初想到了“根”的概念，但简单的一个“根”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多少有些“泛”，且也有名著用过做了书名。我们苦思冥想一阵，最后，我说，不知你们能否认同，在“根”的前边加上一个“命”字吧，叫“命根”如何。我又生怕他们误会，加重语气补了一句话，“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业，是国家的命根子。”3个人粲然一笑，书名由此诞生。图书出版后，很多人很认可书名。尤其作者受此启发，后续又在策划《命脉》《命运》的写作，拟以此构成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生活的三部曲。还有两种经管励志的书，原名翻译都是团队和骨干如何如何的书名，既不准确，也很泛泛。后经我们认真琢磨，反复考虑，最后改为《没有做不成的事》和《结果第一》，图书出版后的效果都很好。

    在书名上下工夫的例子，不再举。说多了也没用，其真正的意义不过两点。一是要重视，二是要与市场对接。一味哗众取宠不好，过于普通泛泛也不好。要根据书的内容，针对目标读者群，深入研究读者的购买心理，以及需求，从而选择一个具有号召力、影响力，让人记忆深刻的名字。如果在书名的环节上，我们漠视，编、发两个环节的图书出版工作，都会为此受到不利的影响。

    谈这个话题其实自己的心里很沉重，因为从人的自然属性来看，谁没有血性？作为担负着社会角色的出版人来说，谁又不想有勇气与担当呢？但现实是，我们的出版人中就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勇气与担当。

    没勇气不担当有多种情形：

    其一，是素质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出版这支队伍里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一部分人，由于先天素质太差，不具备有勇气和担当的素质，即便这些人主观上有担当的愿望，客观上也做不到。

    其二，是能力不够。出版行业是一种建设性的劳动，需要知识和智慧，一般意义上的适应工作还不行，要担当，最好把事情做好、处理好。敢去担当但做不好事情，处理不好问题，那是莽夫。

    其三，是有能力，但顾忌太多。比如，这个事情我去做，做好了会得到什么，做不好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是问题，我若担了，会否影响个人的前程……思虑前后，还是能躲就躲吧，得不到好，也不要落不是。至于部下怎么看、领导怎么想，在自身利益面前，全顾不得了。

    其四，是人品问题。这种人抢名夺利，绝对有勇气，敢想敢做，可以不要脸。但遇到需要自己多做些事情，尤其是遇到问题时，有些担当，你别想。人家在做人的准则里，根本就没有这一条。同享受可以，共患难怎么可以！

    一和二，都可以接受，你总不能强人所难吧。三和四的情况，你就很难容忍了。职责所在，道德底线也在，你总不能委委琐琐，不要尊严吧。

    常听到业内的人谈论一些这样的事情。某某领导够差劲，关键时候溜肩膀，遇到问题，跑得比兔子都快，明明主要是他的责任，与你只是间接相关，也绝不会站出来替你挡挡风、遮遮雨。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会会心地一笑——这样的事我听得多了。有一次，总署检查图书质量，一家出版社上报的书中有一种不合格，其责任编辑恰恰是该社的一位编辑部的领导和所在部门的编辑。应该说，此事不算大，不涉政治，怎么着，都好处理。然该领导却让部下把责任全部担下来，以此洗清自己。再说一事，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图书，因为格调问题被总署问责。出版社当然重视，搞不好被业界通报，太丢人不说，也影响业界形象！兹事体大。从责编到部室领导，一路检讨下来。风声鹤唳之气氛中，分管社领导竟稳坐钓鱼台，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但谁都知道，总署有规定，政治、导向问题归社领导管，你怎逃得了干系！终究还得检讨，如此何必硬扛？担了就担了，能咋样？何况现在的领导机关也很开明和包容！

    有勇气有担当的重要性：

    其一，当今社会，中国的现实，需要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来支撑。中央有要求，社会又客观需要。缘此，决定了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必须有社会责任感。使命使然，混肯定不行。

    其二，出版工作的性质决定，出版人要有大担当。业界是一个知识含量高的行业，要在业界有所作为，就要有勇攀高峰的理想和追求。要有目标，要有建树，要有作为，离不开勇气和担当。于今天看来，在整个行业刚刚完成转企的大背景下，在我们离现代文化企业管理还有很大距离的情况下，客观要求我们要做好出版工作，在机制、体制、产品等方面均需做到创新。创新不是闹着玩，创新会有困难，会有风险；按部就班、墨守成规没有风险，但与创新就远了；与我们的事业追求也远了。如此，我们还有必要做这份工作吗？

    其三，出版人的业务性质决定。出版人是做产品的，图书编辑是做书的。我们要通过产品，让产品走向社会，从而实现图书的认识、教育、审美功能，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客观上，要求我们的书要有高质量的内容和品位。但要做到这样，需要我们下工夫研究读者、市场，需要学识、胆识，否则，你做不出好书来。

    1999年1月，我们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及图书市场的需求，设计了一套6种《野百合花丛书》。图书以王实味、胡风、王造时、顾准、罗隆基、储安平为对象，对其一生及其主要学术思想和创作成就进行了解读。我们的想法：毋庸置疑，雷锋对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是一种忠诚；但王实味、胡风、王造时、顾准、罗隆基、储安平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也该是一种忠诚。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忠诚形式不一样；他们各自与当时社会需要的契合度有别而已。雷锋精神不仅与当时的社会道德需要紧密一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另外6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但于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于今看来，是不是另有一层深意。其实，忠诚的形式，是多样性的。由此认识出发，我们设计了《野百合花丛书》。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图书，走近他们，走近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特殊作用的人们。

    丛书出版后，还是比较受欢迎的。说实话，我个人策划或出版过的图书中，有的品种早就被我扔掉了，但“野百合花”一直盛开在我的书架。

    2011年，我们出版的一部图书《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入选了中宣部纪念建党90周年全国200种图书名单，继而，在中宣部的安排下，该图书在全国各地参加集中联展，活动的声势颇大。对于各入选图书的单位而言，既是一件脸上有光的事情，同时也是一次扩大业界影响力、促进图书销售的机会。其后的实践证明，一切和我们的预判吻合。

    出版一本书，能给我们既带来面子、影响力、社会效益，同时又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今天的出版行业来说，确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只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具有前瞻眼光的理性认知。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这本书的策划，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前瞻眼光的理性认知的重要性。

    本书出版于2010年，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这本书的出版，很好地配合了这一大的历史背景。本书出版的最大意义在于，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出版界第一部站在全民族的角度，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全面描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过程的图书，某种意义上，是填补空白之作。书中客观地介绍了国、共两党在抗战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战略方针、战役部署，及相关的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的对策，并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中国军队英勇卓绝的抗日业绩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尝试着理清两个战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的构思谋篇，使得图书具备了新的视野和新的角度，从而使得图书的内容在更高、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给读者以历史和认识的价值，杜绝了以往在此类图书出版中的狭隘意识，改变了以往体现在图书内容上的不全面和整体把握方面的缺失。

    该书虽然出版在2010年初，但具体策划却是在之前的一年前。我们在完成策划后，即投入了实际操作。由于敏锐地认识到了选题的重要性。故此我们的策划文案十分详细，对作者及写作都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作者方面，我们选定的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这个所集中了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第一流的学者，以及学术前沿的最新成果。写作要求方面，我们除了强调新的视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外，更强调建立在新的史料、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新认知。要求理性整体宏观框架的准确、理性认知的成熟，同时希望注意历史进程中具有丰富内涵的细节的表述，从而做到对历史的可触、可摸，鲜活、丰满，生动、亲切。近代史的学者、专家们比较好地理解了我们的设计要求，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努力落实我们的要求。最终保证了图书的整体写作质量。由于本书的重要性，成为国家“十一五”规划项目。

    写到这里，我想，我们自然会对编辑工作中前瞻认识的重要性，给予充分的肯定。毋庸置疑，作为编辑，没有前瞻的认知，很难设计出有分量、有水平、一定意义上可以引领或者影响出版界的优秀图书选题。

    什么是前瞻？首先，它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是对事物一种规律性的把握。这种思考和把握，走在了要做事物的前面，且要做的事物的最终的呈现，与之前的思考和把握达到高度的统一。

    前瞻需要眼光。不说高瞻远瞩，起码要能做到举一反三，要有建立在正确思维基础上的发现的能力。在业界，起码要求能做到是有一定建树的优秀人才。

    具备前瞻的能力，是图书策划编辑必备的素养。今天的编辑，不能被动地坐在办公室里等选题，光有坐功显然已不能胜任这一份工作。要有主动策划的能力，好的选题，常常需要你去发现，需要你精心的策划。《大战略之战：整体战》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策划的案例。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后，我们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课题，即在当今的人类发展阶段，战争的内容和形态是否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思考，我们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不战而屈人之兵，尽可能地通过非战争的手段达到战争的目的，杀人于无形，成为今天国家间争斗的主要形式。我们看到大国和强国，常常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的多重手段对小国、弱国进行整体战。这种整体战的效果，绝不亚于通过发动战争的所得。从这样的认知出发，我们设计了这个选题，并请国防大学的专家承担写作任务。由于选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意义，图书出版后，很被高端读者肯定。图书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并被国防大学评为年度优秀学术图书第一名。

    具备前瞻的能力，是事业有成的根本保证。我们来看一看比尔·盖茨成功的创业案例。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盖茨离开了哈佛，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与好友保罗·艾伦在1975年创建的微软公司中。在计算机将成为每个家庭、每个办公室中最主要的工具这样的信念的引导下，他们开始为计算机开发软件。盖茨的前瞻能力决定了他的远见卓识，他对个人计算机发展前景的先见之明，成为微软和软件产业成功的关键。在盖茨的领导下，微软持续地发展改进软件技术，使软件更加易用、更省钱和更富于乐趣。微软的事业越做越大。盖茨创建了微软公司，他是微软的董事长，持有公司8%的普通股，是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1995年—2007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中，盖茨连续13年蝉联世界首富。2008年6月27日，盖茨正式退出微软公司，他把580亿美元个人财产尽数捐到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2011年9月，《福布斯》美国富豪榜发布，盖茨以590亿美元居首。

    前瞻需要客观条件作保证。比如《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它的策划及出版，没有学术界发展到今天研究成果的支持，没有学者们思想的解放、认识上的提升，没有社会走到今天意识形态上的包容，没有全世界人民都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人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这样的契机，要设计出版全民族抗战史，可能还需来日。我们不敢说我们自己能够创造这样的条件，但有了机会，尽量抓住，是应该的。

    前瞻的能力，需要在日常工作中锤炼。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便可获得的，也不是日常编辑工作中，在每一个选题的设计中都能得到体现。前者是说，前瞻的能力，需要培养；后者是说，编辑工作中要做到所有的图书选题都有前瞻的高度，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一种理想状态的奢求。在我们的编辑工作中，我们所策划的选题，有一部分具备前瞻的高度已经是很难得了。尽可能地放大这种前瞻的能力，为此而不懈地去努力工作，那是我们的追求。

    在新闻出版总署的图书出版管理规定中，凡属重大题材的出版物出版前须报送备案、审批。1997年10月10日新出图（1997）860号《重大图书选题备案》中规定：“凡列入备案范围内的重大选题，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在出版之前，必须依照本办法报新闻出版署备案。未经备案的，不得出版发行。”“本办法所称重大选题，是指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内容，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会产生较大影响的选题，具体包括：……（二）有关党和国家曾任和现任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文章以及有关其生活和工作情况的选题。”1993年2月15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发表和出版有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作品的补充规定》中，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界定，是这样表述的：“本规定所称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包括：现任和曾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

    重大选题备案规定起始于1997年10月。

    1995年年初，我社出版了《荣氏家族》一书。该书的内容，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为背景，叙写旧中国民族工业的代表性人物荣氏兄弟的艰难创业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人生遭际。荣氏兄弟的民族工业之路，充满酸辛。起家不易，创业更难。上海滩官匪、黑帮勾结，荣家横遭绑架；抗战开始，荣家以抗日大局为重，将企业西迁，至宝鸡开业，为抗战做出了贡献。书中不仅叙写了荣家长一辈的创业之路，也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岁月的流转中，记述了下一代人的成长。从荣家的创业之路，我们可以看到旧中国民族工业艰难生存的缩影。本书作者桑逢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为写本书，他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掌握的材料不仅丰富，而且权威。由于诸多的优势条件，图书出版后，广受好评。

    图书本身无论内容，还是装帧，都很经得起推敲。看过书的人，都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但即便是好书，也有教训。本书未做送审工作。书出后，“荣办”转述了荣家的意见：图书虽然在内容上没有问题，称得上是一本好书，但荣家并不希望宣传荣家。新闻出版署据此要求团中央作出回复，并要求出版社一版后停发此书。

    团中央根据新闻出版署的意见，要求出版社对此作出说明。我做了认真的准备，在一个还算是比较好的天气里，单身去了团中央，要单独去见主管书记。真的是有些抬举自己了。那会儿，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一个部门的副职，应该是社一级的领导出面才对。没有安排社一级的领导出面，自己就权且当一回社一级的领导吧。没有穿正装，我只着一身短打，短袖上衣、短裤，加凉鞋——随意的打扮。我多少带着些忐忑的心情敲开了主管书记办公室的门。很出乎意料，主管书记很亲切，先把我让进门，又带到沙发前坐下，倒了水，而后才进入正题。带着坦然多了的心情，我对《荣氏家族》的出版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汇报。我把书的内容情况、作者情况及为什么没有送审的情况，一一作了详细的说明。我说，本书约计400千字，只有约15000字左右涉及荣毅仁副主席。凡涉及的文字，都在《人民日报》或《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过。我把对照过的文字材料交给了主管书记，还特意说明这是之所以没有送审的原因所在。听了我的汇报，主管书记最后说道，不要担心，只要书是好书，内容没有问题，其他的事情由书记处负责去做解释工作。临了还特意嘱咐不要背思想包袱。

    从团中央办公大楼出来，我对着夏日正午的蓝天白云，重重地吐出了闷在心中的一口浊气。我感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放松与释然。出了一本好书属于集体，一旦有了问题却属于你，这样的担忧烟消云散了。我暗自庆幸遇到了一个开明的领导，一个有担承的领导。事情过去多少年后，有一次，我们到主管书记后来调任的省里去出差，又见到了这位总让人感到亲切的主管书记。书记还记得我的名字，还问我工作顺利吗。做事业，无论你有多大的本事，都需要贵人相帮。只是这贵人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说可遇不可求不过分。

    围绕《荣氏家族》出版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恐怕终生难忘。出版工作中，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失误了，被批评是常见的事；但失误后能够得到理解尤其是高层的理解，恐怕是一件少见的事情！平心说，《荣氏家族》之所以没有送审，除了我认识上的模糊意识外，还有一层原因，那是来自于经营的压力。那会儿，我刚刚接手《小说》杂志。这是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由于长期在经营上存在问题，故该刊年年亏损。为了迅速扭转亏损局面，我们在加强刊物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改革外，制定了一段时间内以书养刊的经营策略。《荣氏家族》便是该年度部门诸多图书出版品种中的一种。说到教训，就是无论任何情况下，人都不能存丝毫的侥幸心理，尤其是面对政策、法规的时候，要心存敬畏，要认真地去执行。这样，才能杜绝不必要的损失和负面的影响。

    如果有人问，易中天是怎么火起来的？100个人中相信有100个人会回答说，是因为“百家讲坛”。用同样的问题，去问于丹，回答也不会出其右。不知大家想过没有，“百家讲坛”固然有影响力，央视的地位、权威性和号召力，这些都是让易中天、于丹们火起来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没有易中天和于丹们对于历史和经典的有特色的解读，那么还会有他们的火吗？之所以火，一则，有他们自身的功力，二则，大众喜欢，有市场，有需求。如果不是这样，我相信，他们火不起来。

    总结“百家讲坛”成功的经验，是他们探索出了一条当今形势下的电视媒介如何与观众充分对接起来的形式。过去的电台有“小说连播”，后来又有电台、电视都采用的评书节目形式，怎么弄一档电视人自己搞起来的历史、经典品读的节目呢？于是，“百家讲坛”便这样应运而生了。某种意义上说，“百家讲坛”，是电视人“玩”起来的一次成功运作。

    “百家讲坛”的火，说起来离不开主讲人，离不开主讲人的学养和功底。不同于戏说，也不同于照本宣科似的小说连播和传统的评书段子，千百年来，那都是靠故事和说书人的个性化声音、个性化表述和气氛渲染取胜的。那里没有什么学术，也没有什么品和解读，至于思考和问题往往不会顾及。由“百家讲坛”开先河，沉重地打击了戏说历史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评书连播的市场份额。前后陆续有一批带着新的时代元素的历史和经典类解读图书面世。比如《明朝那些事儿》《品三国》《〈论语〉心得》《〈史记〉精讲》《明亡清兴 60 年》等。这一类“新”书，不同于以往的史书，从内容到写法，乃至于语言的表述，都让读者感到的是亲近，而不是冷冰冰的刻板和严肃。距离的拉近，使这类书大行其道，也就再自然不过。当然，这类书仍被一些学者诟病，究其实是学术上的争执、观点上的不同，而不是针对这样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我有一个观点，能把一个高深的学术问题，用生动通俗的语言说明白，他一定是高手，也一定受大众欢迎。有一次，我看央视的节目，刚巧播的是李政道讲科学与艺术的讲座。在一般人想来，科学和艺术，这是两个多么既大而又空泛的问题啊！怎么讲啊——怎么可能讲得清楚，怎么可能讲得生动？但听了李政道的那一课，我确实被主讲人的严谨的逻辑思维和飞扬的文采所折服。此前，我对李政道的认识，不过是1957年与杨振宁共享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而已。从惯性的认识出发，我想象的李政道当然跑不出学理科之人严谨有余而先天缺少艺术细胞这样的印象。但这回我真的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李政道先生讲座中，就科学与艺术主题，首先强调说明：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继而，分别讲述了他关于艺术和科学的认知。关于艺术，他用极富感染力的两首古人的诗、词切入。先是李白的《把酒问月》：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后是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两首诗、词有它们的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但到今天都会在人们的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李政道用总结性的语言说道：艺术用创新的手法去唤醒人们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唤起越强烈，反映越普遍，艺术就越优秀。而科学呢？李政道讲道：科学则对自然界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科学家“抽象”的叙述越简单，推论的结论越准确，应用就越广泛，科学创造就越深刻。

    李政道多年来致力于倡导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他认为两者的融合必将促进、加速文化的进展，而且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规律。

    人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了这样一次讲座，终生受用。

    论做事，关键在是否得法。小的时候，看着天空中飞翔的五颜六色的蜻蜓，总想着抓一只两只玩儿。可总是抓不到，蜻蜓很机灵，也敏捷，没等人到近前，它已飞走，空留你在那里惆怅。后来经高人指点，才明白就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不好抓蜻蜓，雨天的时候却很容易抓到。淅沥的雨中，你可以到小树林中。你会惊奇地发现，有许许多多的蜻蜓“歇”在树枝上，你走得多近它都不飞走。随手便可“拿”来一只，转瞬手里就会捏着好多。也放生，我们常常把一些个头小的、颜色不大漂亮的放掉，留下那些个头大的、颜色漂亮的蜻蜓。那时，我们爱把抓到的蜻蜓做成标本，放在书里。

    为什么雨天可以捉到蜻蜓呢？道理很简单：雨天，蜻蜓的翅膀吸饱了雨水，飞不起来了。活动不便的蜻蜓，自然好抓了。

    小时候的事情有意思的很多，比如，冬天里去河套里凿冰抓鱼，不会看河道、不会选窝子的人，别想逮到鱼。会抓鱼的人，凿开冰，淘光水，便可有一堆堆的鱼上来；不会抓鱼的人，常常是对着自己砸开的冰洞叹气，水是淘光了，鱼却了无踪影。

    做任何事情都讲究个道理和方法！

    回过头来，再来理解一下我们的出版工作，实际上，编辑也不过是要把好的内容，能够产生共鸣的内容，找到一种大众易于和乐于接受的表述形式，做到这样，我们的书怎么就会在市场上找不到读者，找不到知音呢？

    我们应该从李政道先生讲授“科学与艺术”的课件中，体会到一些于我们有用的东西：说理的严谨，道出了科学和艺术的精髓，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而那种能抓住人的讲课方式，能不时刻抓住你的神经吗？反观我们，我们在工作中，可能做的不到位，尤其是在初期尝试的阶段，我们可能还很感性，做书的理性成分还不够……但只要坚持去做，我想，无论如何都会有进步，有收获。

    近些年，呼应着图书市场的变化和需求，我们尝试着出版了《清宫档案揭秘》，“清宫档案证史书系”，计12种，分别是，《天命王朝》《天聪崇德王朝》《顺治王朝》《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嘉庆王朝》《道光王朝》《咸丰王朝》《同治王朝》《光绪王朝》《宣统王朝》；“档案揭秘：清代宫廷生活书系”6种，分别是《服饰卷：大清皇室的走秀台》《宫闱卷：大清皇室的家庭秀》《教养卷：大清皇室的龙凤梦》《礼仪卷：大清皇室的祭典礼》《文玩卷：大清皇室的多宝槅》《颐养卷：大清皇室的延寿经》；“皇室与大国书系”，已出版《英国皇室：白金帝国》《法国皇室：华丽高卢》《德国皇室：铁血王朝》《俄国皇室：沙皇霸业》《日本皇室：百代家国》等。我们的作者都是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以及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专家学者，我们依托的资料都是一档和清史研究所的馆藏资料，以及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前沿学术资料。我们希望我们出版的图书尽可能地做到对历史负责，有学术的功底。对于“清宫档案证史书系”，我们的具体要求是，要充分发挥档案资料的证史作用，还原真实的历史，讲清楚各个王朝的特点，重要历史事件、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并注重在世界发展的坐标中关照自己。对于“皇室与大国书系”，我们要求不要简单去写皇室的更迭，流水账似的通常写法。希望图书要做到关注各国皇室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产生及演变，以及特点、作为，都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紧密相关。要有思考的设计，要有话题的引领，要有引申，甚至需要比较。图书的内容要有张力，要做到给读者以充分的启发，绝不是我仅仅知道了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皇室而已，我们要着眼的是它的作为，和对世界的影响。认真的梳理要做到，认真的思考要做到，认真的学术前沿成果要体现。在对内容做要求的同时，我们强调写作者要注意我们的读者对象，要注意内容的编排、设计，要有时代的气息和新颖、生动的表述。让严肃、刻板历史，多些与大众的亲近……我们的作者很配合，我们不敢说，图书达到了我们设计的初衷，但大家还是努了力的。只要努力，只要我们更多地主动地去探讨我们编辑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或者说，我们能够敏锐地发现一些与我们的编辑工作直接相关的问题，认真总结，理性思考，并采取积极的态度与行动，我们会把我们的编辑工作做好。

    在今天，做书要做出一点儿新意来，实在是不容易。大家都知道创新的意义。没的说，出版行业，是内容行业。内容行业要求图书必须创新。都同质化怎么行呢？都在原创和创新的问题上不下功夫，剩下的路就只有跟风和制造平庸的产品了。这也客观上凸显了当今图书市场新书品种少、图书研发创新能力严重弱化的实际情况。

    相对于旧，新，更多地表现出的是活力与创造。而旧，一般意义上，总是与落伍和衰亡意近。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说法，不能被无限定地放大。比如在收藏领域，旧，很可能跟历史和文明、文化搭调，从而更有价值。再如，从版本学的角度，越是老的书，其版本的价值越高。谁都不敢想象，作为一个文化人，如果在市场上能够淘得一种宋代的善本书，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图书出版在内容上的客观要求，即不可简单模仿和复制。故此，图书出版中，“喜新厌旧”成为编辑业务人员和企业一种自觉的追求。近些年来，企业发展、创新被提到空前的高度。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尤其产品创新，企业的决策者要高度重视。

    我们只说产品创新。

    产品创新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客观和必然要求。对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从事出版行业的编辑业务人员要敏感。信息社会，互联网时代，加之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的发展，不仅日新月异，而且内容多元。人们在享受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对于文化的需求，不断地在提高着层次。我们的图书市场，从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文化产品的匮乏需求旺盛，致使无论什么产品都有人抢着要货；到今天，由于生产过剩，供大于需，使得渠道反过来对我们的产品挑三拣四，甚至于断然不要我们的产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巨大的反差，使得我们的同志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其实，我们要理智地对待这样的情况。它是出版产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一个行业，不可能永远处在一个需求大于供给的状态下。饱和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和阶段。我的理解，文化在今天，应该是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作为文化组成的一个部分，出版也该是遇到了一个发展的机遇。这种判断的出发点，建立在虽然现状仿佛是整个市场供大于求，但真正好的、优质的作品，市场还是很缺。好的、优质的作品，永远不愁销路。如此，未来的图书出版，考验的是出版商的智慧，具体说是出版商的产品创新能力。我们说的产品供大于求，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说法，并不是优质产品供大于求，相反，图书市场上，优秀图书不但不饱和，而且不是一般概念上的缺失。这也是未来图书行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考察中青社的旅游图书，我们不难发现，其发展，没有经过行业旅游书出版的第一个阶段，即仅仅实用的景点介绍阶段。从《藏地牛皮书》发轫，及其后出版的国内部分品种：《云南天堂》《新疆盛宴》《关东宝地》《蒙地》《两广竞秀》《客地》《驴行青藏》《炫色古道》《西行猎色》《巴山蜀水》《贵州秘境》《亲吻藏南》，以及国外部分品种：《柬埔寨，五月盛放》《下一站，埃及》《印度，莲花之上》《尼泊尔，雪域圣地》《希腊 + 伊斯坦布尔 随风飘荡》《意大利 自由的天空》《到济州看海去 走近韩国》《绝色俄罗斯》《走读布拉格》《新西兰 红白蓝》等。中青社都在强调由于时代、社会的进步，客观上之于旅游读物的新要求，即此时读者对于旅游图书的要求已不满足于景点介绍和一般意义上的攻略，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到此一游”；而是需要一定的深度的旅游需求，需要人文、历史、宗教、文化、风土民情的深入解读，要嫁接这些元素，以满足读者的新的要求。这样，中青社的旅游图书便客观自然地呈现了一种新的特点，即实用攻略加人文关怀。而在人文关怀方面，编辑部更加强化了亲历所感，挖掘历史意蕴的同时，对现实情绪予以充分的关照。这种做法，杜绝了浅层次的人文叙述，保证了图书内容的深度和个性化。

    图书内容的新的设计，由于适应了读者的新的需求，我社的旅游图书，在图书市场上，自然做到了独树一帜。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不认真研究市场需求，看不到读者对于旅游图书的新的要求，还是按照以往的常态进入旅游图书市场，相信，我们的旅游图书不会在业界产生现在的影响。我们更别想在日益激烈的图书市场上，分得旅游图书的一杯羹。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图书的新的特质往往让他们感兴趣并关注。这种“喜新厌旧”是有道理的。只有充分关注这样的“喜新厌旧”，我们的图书才会有新的面貌，也才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真的不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到底有多糟糕，我们不怕穷一些，我们也希望富裕，但无论穷还是富，人们的内心总该清明。所以，人的幸福指数不是以占有多或少的物质财富为标准的。生活的质量不以是否锦衣玉食、香车宝马、达官显贵和粗茶淡饭、步行单车、草根百姓为准绳。富有的人不一定幸福，不富有的人不一定不幸福。

    谁幸福呢？有理想的人、有追求的人、纯朴善良的人、与人为善的人、活得真实的人，才幸福。反过来说，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没有节操的人……不管他表面上是否风光，骨子里的东西，绝不是这个社会所需要和提倡的。

    话题不想扯远，我们就以做人做事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的社会环境，你会看到，做到真，是多么的不容易。远的有黑心面、毒大米、三鹿奶粉，近的有注水肉、瘦肉精肉、化学制品鸡蛋……前几天，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对于从事地沟油制造、销售及提供服务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法律上可最高判处其死刑。物极必反，什么事情走到了极端，整治也就是必然的事了。试想，当一个社会连夫妻关系都可以造假，儿女都可能失真，这个社会的诚信缺失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孔老夫子若生活在我们这个年代，是不是会大叫：礼崩乐坏。作为人，其道德是有底线的；作为社会，是有起码的道德约束的。肆意妄为、不知敬畏，怎么可以？

    我们不必高喊口号，我们就从最简单的社会要求做起，我们先做到真实地要求自己、约束自己，也许我们的社会就会前进一大步。今天是2012年的2月28日，真的很感慨， 50年前，1962年的12月18日，雷锋因公殉职。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还有几天，就是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发出号召的纪念日。

    昨天，看到网上转载的《新京报》的一篇纪念文章，标题是：还原真实雷锋。文中评价性的文字说：雷锋爱美爱照相易接受新事物。网上同时配发了4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是雷锋在鞍钢的夜校做兼职语文老师时的一张人工着色的彩照。照片上，雷锋的脖子上围着“五四”青年式的围巾，手里拿着书卷，脚上穿着黑皮鞋，嘴唇红红，一副浪漫文人的造型，背景是小桥流水。

    第二张照片，是1960年雷锋入伍前的留影，照片上的雷锋，穿着皮夹克，胸前佩戴大红花。

    第三张照片，是雷锋在天安门前的留影。照片上的雷锋，脸上洋溢着纯真的微笑，他骑在摩托车上，身体前倾，脚蹬皮鞋，一脸灿烂，仿佛正在长安街上飞驰。

    第四张照片，是雷锋扶老携幼的内容。

    4张照片，勾勒出一个真实、亲切、完整意义上的雷锋形象。

    文中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

    “回顾雷锋22年的人生，会发现他是一名潮流先锋：戴红领巾、主动回乡当农民、当政府公务员、喜爱拍照片、发表文章、成为炼钢工人、穿皮夹克戴手表、参加解放军、学习《毛泽东选集》……这些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尚生活。在这些生活里，雷锋多了些美，多了些可爱的缺点，更多了些人性的柔软。”

    雷锋喜欢写作，他作过9首诗。有一首借南来的燕子叙写他所在的团山湖农场的变化：“这南来的燕子啊！你是这样轻快地飞翔，许是欣赏这美丽的景色：蜿蜒的八曲河像一条白银管，灌溉这块肥沃的土地，团山湖与乌山对峙，是天生成的一幅屏障。”

    从上的文字和图片中，一个鲜活的雷锋，是不是已经跃然纸上？

    雷锋的普世价值，谁都不会怀疑。尤其在今天，社会道德体系需要重新搭建和确立的情况下，学习雷锋，提倡雷锋精神，更有其现实意义。这种意义最根本之处在于，一个正经历深刻转型的社会，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真、渴望美。

    雷锋是人，不是神。神太遥远，人才亲近。

    学习雷锋固然重要，但不能因为重要，就去神化。我们根本没必要把那些可爱的“柔软”粉饰掉。

    今天，媒体还原的真实的雷锋，让我们着实感到的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不要小看这样的一步，其实，我们在能否做到真实这方面，我们的代价不小。我们是做编辑工作的，三句话离不了本行。就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的人物传记作品作例子来分析一下我们在创作上的教训。

    我们的大量作品，主人公苍白无力，不用说鲜活，不用说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即便连真实都做不到。原因在哪里？我们为尊者讳了，我们把本来活生生的人“洗”过了、“净化”过了。还是人吗？已经不是。成了符号，甚至成了神。以至于作家们集体程度不同地造假！文学离开真实，还哪里来生命和影响，谁还会喜欢！

    关于这些年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人物传记方面，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好的作品出现，不能一以概括，全盘否定，那样并不客观。只不过好作品太少，人们自觉意识的觉醒和加强还不够。推荐给大家一部好作品，书的名字叫《从战争中走来》，书的主人公是共和国开国上将，共和国海军的缔造者、国防工业的元勋、后来做到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作者是张爱萍将军的二儿子张胜。张胜是在其年富力强的时候，从总参的重要岗位上退下来的。退下来的唯一目的，或者说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父亲的传记写出来。

    中青社得到这部作品，该是我们的福分。责任编辑送给我后，我们是以最快的速度决定出版此书。这部书的真实性让人感到震撼。日常的编辑工作中，传记类的书稿看得不少，包括业余时间里看的别家出版社出版的此类书，一个定了性的印象是，这类书好作品少，往往多多少少都带有一定的“假”的成分，倘若再想看到人物生活的真实的历史背景、场景、舞台，以及作品中该有的人物生命轨迹中的深刻的思考，你真的别奢望。《从战争中走来》，打破了我的惯性思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本。作品不为尊者讳，生活中的张爱萍是什么样子，作者就努力把他写成什么样子。父亲打过败仗，那是红军时期，书的开头部分就先写了：父亲担任团长同时兼任政委的红军骑兵团，在陕北青阳岔遭悍匪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作者在作品中还写到了一个过去大家从没有涉及的关于“元始天尊”的话题。张爱萍曾在红军大学学习。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的开学典礼上给学员们讲课，张爱萍记得，毛泽东上来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个什么地方啊？……这是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今天坐在这里的，就算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啦！你们这些弟子跋山涉水跑到这里来是做什么呢？是求道！求中国革命之道！不要多久，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了，就要轮到你们下山了。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是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寥寥数句话，看得出这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出产的领导人，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多深；胡耀邦险些被肃反肃掉的简单描写，让人不经意间便感到了党内斗争的残酷；一江山岛战役，新中国第一次陆、海、空协同作战，张爱萍的指挥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文革”中，受命出山整顿千疮百孔的军事工业；“文革”结束，将军在国防工业、在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国家国防事业中，砥砺前行，老而弥坚；即便个人生活，作品也做到了绝不回避。张爱萍的爱情故事很传奇：第一次婚姻，妻子是曾经与他共同开辟皖东北根据地的战友杨纯，性格的原因，他们共同生活了一年后分了手。后来，张爱萍爱上了日后成为他相濡以沫一辈子的夫人。这份爱情，实际的情况着实地让人犯难，因为爱上的人是新四军上层里刚刚去世不久的一位领导人的妻子，毕竟名分在，谁都忌惮。张爱萍却不这样想，爱上了，就是爱上了。管你这还是那！就是凭着这样一股劲，成就了百年之好。……一个真实的张爱萍，让我们感到真实、亲切。写一个人，好作品不会只停留在讲故事。故事重要、细节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要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物的所思所想，会给读者留下深深的时代的烙印。为后来的人们认识历史、反思现在提供有益的启迪。人物也更鲜活：有血有肉有灵魂。人物自然就塑造成功了。作品中，张爱萍曾对张胜说，对于“文革”中的恶人，一定要有除恶务尽的意识。除恶不尽，便是对敌人的姑息。军队现代化，百万大裁军，张爱萍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有着比别人深刻得多的认识和见解。晚年的张爱萍更爱思考，从自己参加革命的理想追求，再看现实的社会现象，张爱萍不无自己的困惑。总括父亲的一生，张胜更愿意用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来评价父亲。张胜的理解是到位的。当然，一部好作品，不会让主人公唱独角戏。历史也不是一个人的历史。仿佛一台大戏，要有主角、配角，甚至跑龙套的都必须有。舞台的作用在于让主人公更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同时，也给观众带来更多的历史信息，从而实现历史与人物的互动。《从战争中走来》做到了写人物，但同时写历史。历史为人物提供了宽广的人生舞台，人物在自己更加丰满的同时，让历史更加鲜活。

    什么叫还原真实，这才是。

    《从战争中走来》，没有希图一定让读者记住什么，但你却不能不记住一些什么。作品的认识价值、教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看过书的人，都会有领悟。而对于我们做编辑的职业人士来说，更多的可能是一种与职业相关的思考。我们要想：这部书稿的范本的意义。我们的传记作品，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传记作品，应该如何来写？我们的作者是否应该做到像张胜这样大气、有境界。写人物，要对人物负责，写的一定是他，“洗”过、“净”过，那已经不是他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他了。这是对人物负责的态度吗？写人，是不是要真实地解剖人物的内心世界？写人的同时，是不是要写活人物生活的历史？要发问的很多，都跟当前的传记创作相关。相信我们的作家，我们的传主及其相关的家人，有了一种大意识的自省、自觉意识，我们的传记作品，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次，开一个作品的研讨会，我和张胜又见了面。说起《从战争中走来》，我半开玩笑地说：“值了，您当初的决定英明。如果您不下决心退下来，国家、军队可以多个将军；但不如现在多一部有普遍意义的作品，多个优秀的作家。一种精神的传承，远远大过一个人的个人得失。”

    张胜说：“是。”

    前不久，上班经过东四十条桥。桥的西北口，高高的建筑上部是一巨型电视幕墙。偶一抬头，正看到播放的一条广告，文字是：口子窖，真藏30年。顿感创意好。“珍藏”被“真藏”取代，真与珍，一字变化，抓住的是当下国人的消费心理。珍贵不珍贵，不重要，当下最重要的是真货。不假，才是第一位的。

    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需要真实，我们离真实已经太远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着实太大，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没有真实，我们这个社会会毁掉的。老家在东北，在东北的辽宁。老家是座煤矿。与东北的大型煤矿比，老家的煤矿不算大，只够得上中型。谁都知道，东北的资源和矿藏，在国内算得上丰富。但经过了多年来的开采和利用，近些年显得紧张了。没看见吗？森林不再铆足了劲儿砍伐了，煤炭的储量下降的可怕……最近听老家来的人说，要不了三两年，老家的煤矿将无煤可采。老家将面临一次真正与生存有关的转型。人们要靠什么来谋生呢？据说，矿上的人一部分要调到外地去；还有走不了的，以及当地的人们，没了煤矿，没了长期所依赖的支柱型的产业，以及围绕煤矿生产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性行业，人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来谋生呢？镇子上的人，矿区的人，周边的人，没有土地，又没了主营业务，怎么活？可能活得好吗？老家的煤矿，已经露出了资源殆尽后的疲态。采空区地表大面积塌陷；原来的高地变成了水塘；我家门前，原来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现在早不见了；幼时在林中平整的用于晨练的小操场，早已不见踪影……

    对于一个生产企业来说，没了资源，就等于被宣布了死亡。换句话说，资源的有无，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要想企业发展，企业的主人要格外地重视资源问题。然而，常见的现象却是，资源很难得到正确的对待。往往是很难得的资源被人轻易地就浪费掉了。什么资源节约型社会，什么可持续发展，什么后代子孙，统统不在考虑之列。对待资源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尽可能地发挥资源的作用，积极开拓资源。二，通过合法、正常的手段，把别人家的资源变成自己的资源。对于出版单位而言，有三种情况需要提醒：一是正确对待自己的资源，充分发挥资源的作用，同时积极开拓资源。二是可以通过引进版权，做到“外为中用”。三是把别人到期的资源变成自己的资源。上面说的一，是对待自己已有资源和如何开发新资源的态度，而二、三是对于在资源比较缺乏的情况下，企业所应采取的积极主动的态度和手段。

    我在接手分管文教图书中心工作的时候，曾经对文教中心的现有资源做过研究。后来组建分社，我把文教中心的古文佳作类编丛书，认真地作了修订再版。一套书10种，分别是：《历代茶经酒经论选译》《历代养生养性论选译》《历代家书名篇选译》《历代名臣奏议选译》《历代檄文名篇选译》《历代书札名篇选译》《历代序跋名篇选译》《历代文房四宝谱选译》《历代琴棋书画论选译》《历代花鸟鱼虫论选译》，很适合今天的读者阅读。我们重新修改了封面，增加了工艺，改了定价，还加了再版说明。到我们重新出版之前，该套丛书仅印行一次，印数极其有限，怎么说，都是资源的浪费。我们重做了，社会需要，也有很好的经济效益。中心原出版过的“龙蛇沧桑”丛书，是一套叙述中国历史上朝代演变中一些特殊人群的图书。选题的立意是不错的。但成书的问题却很大，离设计要求达到的效果相差太远。问题出在作者写作的过程中，将本来应该在前台表演的人物群体淹没在了历史过程的叙述中。舞台上，涌动的是滚滚的历史洪流，人物呢，主要人物不登场。这样的戏有人爱看吗？我想，要把这套书重新抢救出来，无论原来的设计者有无明确的写作设计，我们要按照我们的解读重新设计这套书。要让我们聚焦的历史人物群体走到前台，要充分叙述他们作为群体的产生、演变、特点、作用，如此，把他们写活，把历史写活。于是，我们设计了如下的品种：先秦诸子、秦代猛士、汉代侠客、魏晋清流、唐宋文人、元代天师帝师、明代宦官、清代商人，计8种。现有的资源，有时要出新，有时拿来就可用。2012年1月，我们出版了《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图书一上市，至现在刚刚两个月，我们已再版4次，印销5万册。市场的反应多少出乎我们的预料。在发现该书出现畅销的苗头之初，我让该书责编，迅速把多年前中心曾出版过的《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及中蒙关系波折》重做，该书与《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属同类题材，此时借势再版，无疑时机好，上市后，相信再度热销不是不可能。

    至于引进版权，业内的同行都很重视。2011年，海豚出版社引进了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幼童文库，该文库是中国第一套经典原创儿童绘本。计200种，内容包括故事类、社会类和自然类，是以低幼小读者为对象的。整套图书文字有趣易懂，以图画为主，共计3500余幅手绘插图和封面画。是在王云五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1934年起推出。2011年，商务印书馆（台湾）独家授权。海豚出版社出版时，对《幼童文库》整理再版，首次出版10册，以原书的4册合订为1册，共集原书40册。图书出版后，反响很好。最近他们又推出一套民国22—25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文学读本》，共8册。从微博上看，绘本的插图十分漂亮。新浪微博上说：“全书之精美，今天读来，仍然让人赞叹不已。”相信市场的前景不会差。好东西，一眼就会让人喜欢。中青社在版权引进方面，应该说，以时间论是走在前面的。我们算得上是开先河的人。我们确实也引进了一些好的作品，比如销售业绩明显的插图本《城南旧事》《毛泽东传》《没有任何借口》等。总的看，我们在版权引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们在引进方面的教训更值得总结。我们要反思，我们是最早下手的人，为什么现在落了后？我们的引进在多大的层面，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我们为什么没有形成特色？我们有多少随机性？我们有无整体性的规划？我们的引进机制是否存在问题？我们引进的图书品种中，盲目性有多大？我们的引进在多大的层面上支持了我们的出版事业的发展？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会对未来的引进工作有质的提升。

    说到资源，出版社版权的维护非常重要。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看好我们的家。一个出版社要有家底。有家底，才好在圈内混。我们不一定去学那种鸡鸣狗盗的行为，把别人家还在版权期内的作品，利用作者或其后人的逐利本性，以一种见不得人的非法手段，进行资源的强盗式的攫取。但我们要管好我们的资源，管好我们的家底，总是可以做到。我们不能碍于情面、不能因为一些所谓的原因，便廉价地出让我们的资源，出卖我们的家底。其实，即便是不很廉价，我们也不要干这样的事情。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就可以试出你该不该做这样的事！你用同样的条件去要求那个跟你要资源的人，你看一看他干吗？这些年，我们又从谁的手里获取过这样的资源！我们不是不想做，是人家对资源有着和我们不一样的认识。人家把资源看作生命；我们把资源看作什么？不好说重，至少没有人家那样重视。资源的独有性，我们不重视，于是乎，市场上多了许多版本。我们获得的那点可怜的租型费，被抢跑的市场份额轻易地就冲抵掉了。最关键的是给了人家进一步抢夺资源的机会。人家拿着新出的版本，很容易就可以获得作者或者有授权资格的人的信任。如此，你的维护版权的工作，力度是否会加大，成本是否会加大？聪明人不要做糊涂事。当然，今天的社会，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我们要交朋友，我们也会有与别人这样或那样的合作。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慎重对待我们的资源。比如说，合作了，我们同意租型。但我们是否要加上一些附加条件。我们可以按照对方的要数，由我们来组织生产，保证一次合作投放市场的量可控；我们也可以在版本和书装上有要求，除非不得已不允许对方出新的版本；我们还可以租型的时候，对其提出单本书不得定价单独销售的要求；……维护版权的办法是很多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对待资源的态度。在资源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大方。有的时候，甚至不惜动用法律的手段。人家早就对我们不客气了，我们还干吗装谦谦君子！我们并没有多少资源，那一点儿家底，经不起我们挥霍。某种程度上，大方与出卖是同义词。如果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的版权工作会好一些。

    作为资源，还有一点需要关注，即公版图书。公版图书，是指那些已经进入公共领域、没有了版权的图书。在此方面，我们的关注度似乎不够。记得早年间，华夏出版社曾经有过大手笔，出版了一套百部中国古代长篇名著。在这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的也不错，诸如中国古代四大经典名著，以及其他一些古代典籍，时间上与现在靠近的《鲁迅全集》等。中华书局也在此方面做得较好。后起的在公版领域出版最多的还是民营的一些公司，吸引他们的最主要的是公版无稿费，做书成本小，利大。

    总之，我们在资源问题上，挖空了心思去做，没什么不好。因为，只有你占有的资源多，且充分发挥了资源的作用，你的发展才有可能。反之，你不会有好日子过！

    我出生的年代，是新中国历史上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国家资源紧缺，又加上天灾人祸，粮食供应不足。城里人要按定量供给。成人多一些，每人每月30斤左右，未成年人配给少，按年龄从10来斤到20来斤不等。食用油每人每月3两。粮食的种类构成，也是五花八门，得凑合就凑合。白面、大米月供每人各一斤，其他全由粗粮凑足。有高粱米、玉米面、黑面、荞麦面、地瓜面……其他方面的生活必需品，也是配给。那时国家发的各种票很多，有布票、肉票、糖票、粉票、火柴票、全国粮票、地方粮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的初期。

    生活的艰难，使人们学会了很多应急的解决办法。秋天里，人们到秋收过的庄稼地里去捡人家漏掉的土粮食；春天的时候，四处寻找一些可以开荒的田头地垴，松松土、打上垄，弄上一些农家肥，播上种子，雨水若好，秋天里收一点儿粮食，贴补家用。冬天，是最难熬的日子。柴火不够了，要去冰冻的田地里刨茬管。秋天收割后的玉米、高粱地里，秫秸有一小段露于地表。由于地冻，土层下面的部分是刨不下来的，所以，只能用镐敲下露出地表的部分，再收集起来，带回家里烧火做饭。天冷，去一趟，等到把茬管带回来，人差不多要冻僵了。

    那时，我虽小，大人往往也不愿让孩子过早地体验生之艰难，但耳濡目染，记忆是深刻的，故也会尽可能地帮助家里做些事情，减轻大人们的负担。也去开荒、也去拣庄稼，也去打茬管……那个时候，最盼过年。每逢过年，无论多艰难，大人们都会给孩子们几个压岁钱，可以买很少的一点鞭炮，吃到一点儿平时吃不到的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不是什么东西的好东西，有的时候，大人也许会给你做一件新衣服，那一刻，你的心里会洋溢出无限的温暖。脆脆的鞭炮炸响，你对生活生出的是无限的遐思。

    前不久，看到一篇报导，说的是伊核危机中，各国在西方制裁伊朗的背景下，印度居然不顾西方的反对和制裁，超乎以往地加大从伊朗的石油进口份额，一跃成为全球从伊进口石油的最大进口国。这样做的一个前提，是印度离不开伊朗的石油。资源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它甚至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有句话说，在国际事务中，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好好品一品，这话很深刻。再看看印度的做法，很值得我们深思。

    出版社要发展，资源的问题要解决。有一个问题，我们还一直没有涉猎，就是资源的开拓问题。我们维护现有的版权，并尽可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这是必须做的，毋庸置疑。但在资源的问题上，还要有积极开拓的态度。我们要加大原创的力度，要让新的出版资源进来，我们也可以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大版权引进的力度，让域外的资源进来。老的旧有的资源，与新的进来的资源，实现良性互动，好比一条大河，丰沛的水资源不断地补充进来，那河能不浩浩荡荡吗？如此，我们的出版事业，你想不发展都不可能。

    钟馗，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神。本文取这样一个题目，并不是想说钟馗这个神，以及他种种打鬼、被人们爱戴的事迹。我们只是想借助这个形象名字，更好地诠释我们如何来通过借助社会的资源、力量，来发展我们的出版事业。

    方今天下，人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地球村里，人们整日里忙忙碌碌，谁都在设计着自己，以便自己活得比别人好些。那叫价值的自我实现。这无可厚非。但你要实现自我价值，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借助必需的诸如人脉、资源、资本等因素，你恐怕做不到。所以，“为了打鬼”，必需“借助钟馗”。

    我上小学的时候，甚至于初中的早期，学校里有一种做法，挺有意思的，于今想来，不过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意思。那个时候，学校的管理很差，“文革”期间，全国一样。班级里秩序很乱，调皮捣蛋的学生多，有时正常上课都难以做到。不得已的，老师便出招，让几个班上最调皮捣蛋的学生做班干部。这样做的用意最清楚不过了，一则可以满足几个孩子的虚荣心，管住自己；二则“以夷制夷”，管住别的调皮捣蛋的孩子。学校里还盛行一种做法，男生女生间隔排座，尽量避免男生在一起上课捣乱。

    我们不去更多地讨论这些做法中有无不妥当的地方，仅就客观效果而言，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三国火烧赤壁，是典型的“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案例。你想吧，曹操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大举南下。刘备不借助孙吴的势力，只凭自己一己之力，无论如何抵挡不住强大的曹魏。故才有外派诸葛亮到孙吴，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遂大胜魏军。从此，奠定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基业。

    借力、借势，古人、今人都懂，且运用起来得心应手，我们总不能于此无动于衷吧！

    做出版工作，其实跟方方面面的行业和方方面面的人有联系。有的时候，联系还十分的紧密。它甚至于会成为你能否做好事业的重要性因素。因此，我们提倡聪明地做事，聪明地借助“钟馗”。这样，我们的事业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010年4月的一天，我读《参考消息》，副刊第480期上载一篇文章，篇幅不小，占了整整一版。题目是《那些书，影响了美国总统》。文章开篇即转引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18日所刊发的特维·特洛伊的文章，该文强调说明：对奥巴马及过去历届总统来说，他们阅读的书籍影响着其政策与观念。文中挑选有代表性的几任美国总统，概要地介绍了他们所爱读的书，对他们有重要影响的书。文章的小标题醒目地提示：杜鲁门：爱读历史和传记，他喜爱《圣经》和《伟大男人和著名女人》；肯尼迪：一篇书评引发重大决策。用13000字的书评推介的那本书就是《另一个美国》，该书记载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贫困现象；尼克松：托尔斯泰迷；里根：推崇保守派的作品。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作品，有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乔治·吉尔德的《富裕与贫穷》；克林顿：博览群书涉猎广泛。比如，他喜欢的作家有马亚·安杰卢、拉尔夫·埃利森和泰勒·布兰奇。他读过的《怀疑的文化》《巴尔干幽灵》，对他都有不小的政策性的影响；布什：偏爱说明性的书。比如纳坦·夏兰斯基的《民主论》、埃利奥特·科恩的《最高命令》；奥巴马：看中书籍对舆论影响力。他读过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描写林肯内阁的《对手团队》。他还读过乔纳森·奥尔特的《决定性瞬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百天与希望的胜利》和琼·爱德华·史密斯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看过这篇文章，我思考很多。从华盛顿到奥巴马，历届美国总统，到现在加起来44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呢？不用说，假若我们丢开意识形态的观点去评价他们，无疑，这是一个精英的团队。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美国以至世界的走向。那么，是什么样的书影响了他们呢？这些书的魅力在哪里？对于今天的我们又会有哪些启发的意义？我们国内曾引进过大量世界名著，也有过“汉译世界名著”这样的图书工程，但我们可否尝试做一套以“美国总统喜欢读的书”为丛书名字的图书呢？这样，针对性是否更强？我以为是可以的。这样的图书选题，用不着做什么调研工作，只要抓紧操盘就是。随后，我们就安排了得力的编辑，进行全方位的出书安排。目前，我们已有《另一个美国》出版，后续还会有诸如《怀疑的文化》《大洋公园的皇帝》等将陆续面世。这个工程我们是会做下去的。

    同是媒体，但兄弟媒体的工作，不仅启发了我们，也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有可能建设性地开展我们的工作。

    借助央视的资源，发展我们的出版事业，也是一条捷径。过去，出版社出版过崔永元的《揭秘》，也有过影视互动的作品。最近几年，我们与央视的“探索·发现”栏目合作，出版了《考古中国》和《秘境追踪》两个系列的图书。央视的制作水平，保证了我们图书的质量。图书出版以来，社会影响一直不错。央视的“百家讲坛”，是央视的品牌栏目。2010年，我们完成了与央视合作出版《钱文忠解读〈弟子规〉》的项目。说到该书的出版，我不想多说与央视的合作多么成功，我更想说的是，作为新崛起的民营公司，在此合作项目中起到的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出版社的未来发展中，对于民营公司，出版社要给予应有的关注。这也是我们借力、借势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不客气地说，如果没有民营公司的进入，没有他们在发行渠道上的发力，没有他们在选题立项阶段的决绝精神和敢作敢为，有没有中青社做《钱文忠解读〈弟子规〉》这件事还说不定。换句话说，有了央视的信赖，有了中青社的出版品牌和诚意，有了民营公司的经营，方有一次三方的成功合作。我对民营公司，从它出现之初，都是高看的。我所强调的，不过是合作要规矩，要安全，要可主控，最终实现双赢。我们要看到，民营公司管理上的优势，运行机制灵活的优势，成本控制上的优势，人才流动的优势，奖惩制度上的优势，工作投入的优势……种种优势，折射着的都是我们的劣势。其实，说到底，我们还剩的不过是一个“正房”的名分，民营好像处于“妾”的地位。到了今天，我们真的不要再自恋。“妾”比你活得好。指不定哪一天“妾”就“鹊巢鸠占”，取代了你的“正房”。你不作为，下场立见。因此，我们不要持瞧不起民营的态度。要关注他们，在关注的过程中，争取利用他们的资源，借力、借势发展我们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的要感谢他们！

    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是一种关于发展的思想方法。它是开放性的，它打破了思想的僵化和因循守旧。编辑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也要有这种“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意识，切忌拘泥。

    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戴望舒是以诗歌创作著称的，他是“现代派”的代表性诗人。我最喜欢戴望舒的一首诗——《雨巷》。诗是这样写的：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的，

    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的，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雨巷》的创作背景，是1927年。上个世纪的那个年代，风云激荡，血雨腥风。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时斗争的残酷。四一二事变、马日事变，蒋介石向共产党人挥舞起杀戮的屠刀，一时间风云变色，血流成河，白色恐怖笼罩中国。戴望舒曾因参加进步活动而不得不避居于松江的友人家中，在孤寂中咀嚼着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与痛苦，心中充满了迷惘的情绪和朦胧的希望。

    这样一首意境美好的诗，与那样一个恐怖的年代，发生着直接的关系，真的让人很不舒服。我宁愿把它想象成一首歌颂美好感情的带着一些幽怨的唯美的诗。相信今天的读者，会有我这样的愿望。

    2006年的春天，我出差到了同里。是下午的时间，办完了公事，休闲的时候，接待单位安排我们到同里看看。当地的人很以他们的古镇为傲。作为江南六镇之一的同里，确实也有它令人骄傲的地方。小桥流水，廊榭亭阁，酒旗店幌，别样风光。游南方，我喜欢有丝丝的细雨。细雨飘着，心头升起的是水一样的情怀，山水氤氲中，是一番别样的情趣。天公作美，刚刚到同里，老天便下起了小雨。随行陪同的朋友拿出了早就准备好了的雨伞。我谢绝了。

    细雨浸淫中，我们走进古镇。灰色的砖瓦，白白的墙；小巷深深、窄窄，平伸出两手，恨不能触及小巷左右两面的墙。小巷两边的民居、店铺，大都是二层或三层的建筑，高高的，如此把小巷搞得更为幽静、神秘。雨打湿了青石板铺就的路，脚踩在青石板上，鞋声笃笃。淅淅沥沥的雨，迷蒙的水汽，梦幻中，一个撑着油纸伞的姑娘，袅袅婷婷，走在江南的雨巷中。这是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不要凄清、迷茫，也不要太息的目光，爱情的季节该种植爱情！我体会到的是与戴望舒不同的诗的意境。血腥不好，只不过有人狼性，喜欢喋血；我们爱好和平。我们追求美好的感情。那一天没有白过。从此，我的脑海里便深深地种下了戴望舒的《雨巷》，同里的雨巷。

    因了《雨巷》，因了这份情愫，因了这份挥之不去的感情，我喜欢戴望舒这位诗人。

    诗人的艺术成就固然很高，但诗人的人生道路却颇坎坷。

    在情感方面，老天并不眷顾这位多情的诗人。一生的恋情，没有一桩完满。施绛年是他的初恋，偏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戴望舒爱得苦，爱得痴情，甚至于以跳楼的方式表明心迹。但施绛年仅仅是尊重和同情。终于答应可以先订婚，随后又提出条件：戴望舒必须出国去谋个学位，回来有个稳定的收入方可。1932年11月，戴望舒赴法留学。他先入巴黎大学，后入里昂中法大学。留学期间，戴望舒比较少去课堂听课，而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翻译外文著作上。1935年春天，由于他参加了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反法西斯游行，被学校开除，于是回国。

    更大的打击在等待着他。为了爱情的承诺，他出国留学。但这期间，恋人却与一个冰箱推销员好上了。希望成为泡影，8年的苦恋，以无果而终。戴望舒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更加加深了他内心自卑的情绪，自小因为脸上的麻子，因为长相上的缺陷本就让他自卑，爱的人跟别人跑了更让他的自尊受到打击。即便他仍然深爱着施绛年，但也是云中霓影，与其再不相关。施绛年的身影，影响了他后来与穆丽娟、杨静的婚姻生活。最终后两次婚姻都以离婚而告结束。戴望舒的长女戴咏素曾这样说过：“……施绛年是丁香姑娘的原型。施绛年虽比不上我妈以及爸爸的第二任太太杨静美貌，但是她的个子很高，与我爸爸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很相配，气质与《雨巷》里那个幽怨的女孩相似。”

    在人生的道路上，回国后，戴望舒与卞之琳、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但抗日战争爆发，戴望舒不得已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办《耕耘》杂志。1938年春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1939年和艾青主编《顶点》。1941年底，因宣传革命被捕入狱。1949年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曾任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局法文科科长。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仅45岁。

    戴望舒，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个重情和有追求的男人！

    因了喜欢《雨巷》，因了喜欢这位诗人，我才在有了条件的情况下，做了《戴望舒全集》。

    说来有缘，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我在出版社负责编《小说》，《小说》有名人书简栏目，这是在全国的文学期刊中的首创。我们希望从作者的日常书简中，管窥作者的思想与艺术创作的轨迹，从而对于研究作者、作品起到一定的作用。从来稿中，我们发现了戴望舒的书信。又经与写过戴望舒评传的作者王文彬老师联系，我们初步定了编辑戴望舒全集的选题。王老师是安徽大学的教授，治学严谨，是国内研究戴望舒的专家。我们先是搜集材料，先后与戴家，戴咏素、咏絮姐妹联系过，还到咏絮家里看过一些材料，包括一些珍贵的照片……

    《戴望舒全集》全三卷：小说、散文、诗歌，是目前搜集戴望舒作品最全的版本。出版《戴望舒全集》，是我编辑生涯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我对中国上个世纪30年代的作家们，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能为他们做些事情，能为他们的作品传承尽一份绵薄之力，我心无限快慰。

    这个时节，是江南草长莺飞的季节。我希望有机会，还去江南，去同里，或类视同里的江南古镇。背着包，包里装着《戴望舒全集》。在细雨微蒙中，读《雨巷》……

    1998年，中青社为了适应当时出版形势的变化，根据期刊市场的实际情况，对于自己下辖的期刊部门，进行了一次有针对性的调整。调整之前，总社有两个文学类期刊。一份是有着较长历史的《青年文学》月刊；另一份是办刊历史相对较短但当时效益略好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小说》。调整的安排是，要用其中的一份杂志的刊号，去另办一份文摘类杂志，希图借助本社《青年文摘》的影响，增大出版社的效益。两者相权，《小说》停刊，便成了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事情。

    于《小说》，作为办刊人的我们，感情是很深的。这本杂志，是在我们的手上，经过我们的努力，才有了它属于自己的特色和风格的。原来的《小说》的定位，主要是服务于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工作的。那个时候，长篇小说的出版，对于出版社来说，重要性突出。它常常成为衡量出版社社会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元素。因为单纯定位于服务，故《小说》自己的风格、特色并不明显。

    后来，《小说》独立，生存的需要，自身的风格、特色，便重要了起来。我们做了一些有建设性的工作，只在栏目上，我们就依托自身优势，增开了“名人传记”“小说集束”“作家书简”等栏目。我们在作品的选择上，在注意故事性的同时，强调兼收并蓄和艺术创新。《小说》的发展势头，挺好。就在往上走的阶段，要停刊，有些舍不得甚至有些怨言，我以为正常。自己养的孩子，要经过自己的手夭折，怎么忍心？反应最强烈的是主编赵日升老师。他写了一篇停刊启事，标题为《感谢作者，感谢读者》。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编到这一期，《小说》就要画上一个真实的而不是传闻的句号了。”文章接着介绍《小说》的历史 ：“《小说》是 1985 年创办的。1985年—1992年这8年为季刊，1993年—1998年这6年为双月刊，总计14年共68期。这最后的一期，可称之为终刊期或终刊号。”停刊的原因不是经营不下去的原因，老赵具体用终刊前5年的发行的数据证明，停刊时，《小说》在扣除部门人员工资、奖金、差旅费、办公费及交社的管理费后，编辑部每年还创收利润10余万元。在当时以至于今天，这样的经营水平，也是让业界同行所羡慕的。停刊的直接原因，一是以出书为办社宗旨的出版社，要强化图书编辑队伍，加强图书编辑力量；另一个原因，寻求转刊后的更大利润诉求。老赵在文中最后写道：无奈也罢，有奈也罢，总之《小说》是停刊了。他真诚地感谢14年来风雨同舟相伴走过来的作者、读者。文中流露的是发自内心的不舍。

    割舍不下的背后，是一种真实的感情，是一份倾情的付出。老赵对待工作，有属于他那一代人的认真。不管是在班上班下，老赵的脑子里转的都是工作。我们彼此作为正、副主编，搭档了3年。3年的共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那种脚踏实地，那种负责任的精神，今天的人们想象不到会是什么样子。工作带给他的成就感和快乐，今天的人也许真的无法理解。每当审稿审到一部好的稿子，他都会高兴得跟孩子一样，今天的人还会为了看到一部好作品而激动吗？可如果没了激情，哪怕是热情，我们的工作会做好吗？老赵的朴实，人所共知。说一件事情，一次，编辑部的几个人集体出差，我们到的是名声远播的有着八百里洞庭的岳阳。在其下属的一个县里，地方上的同志为了接待远道而来的我们，组织了一场舞会。那个时候，全国都时兴跳舞。老赵接受不了不断地被邀，他不会跳，也不愿跳。最后，竟“气愤”地逃离。老赵很讲究待人接物，1997年的时候，我的父亲来京小住。老赵专程到家来看望我的父亲。那一次，他跟我父亲老哥俩喝了不少的酒，跟同龄人在一起，老赵好像更有共同语言。今天的人，彼此之间，感情很淡。别说是别人的父母，即便是面对自己的父母，也未必做得怎么到位。老赵喜欢写作，尤爱写诗。老赵的处女作发表于1956年《河北文艺》的2月号上，诗的题目是《谁能猜得着？》，全诗如下：

    背着筐，拿着镐，

    大爷急忙往村外跑。

    人问大爷为什么，

    他不回答咧嘴笑。

    大爷心中事，

    谁能猜得着？

    村里批准他入社了，

    忙着去把界石刨。

    老赵自认为20世纪50年代他所创作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拒马河，靠山坡》，发表于1958年2月号的《河北文艺》。不论老赵文学创作的成就高低，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老赵对待创作，态度是虔诚的。也许他走不出那个时代的束缚，但不能说他不严肃。有的同事看过老赵写的诗，戏称老赵为“农民诗人”，我理解那其中的一丝调侃的味道。但我不这样认为。

    《小说》停刊了，老赵也在退休后的2005年去世了。老赵去世的时候，我们带上素洁的鲜花到其家人为老赵设置的灵堂吊唁。我在老赵的遗像前恭恭敬敬地鞠了3个躬。

    老赵是我的同事！

    老赵是我的搭档——我们共同编辑《小说》3年！

    于今看来，停办《小说》，有它的道理。但就当时，在停《小说》后办什么杂志的问题上，却显仓促。不管怎么说吧，这些都是过去了的事了，道理的有无，还有必要纠缠吗？人这种动物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忘性好。

    什么事情，都信命吧。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宿命的因素越重。好多的事常常都无常，人也只能顺着。缘分尽了就撒手，强求没用。我还记得停办《小说》时，社里的领导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说：既然是社里已经定了的事情，个人服从。

    对于《小说》，我是有感情的。我曾经调来企业的资金，承包经营《小说》；我也曾为了刊物的发行，去满世界地跑邮局、跑民营；我也曾为了组到好作品而去广泛地约作者、出差。时至今日，我在《小说》上编发的一些作品我还记得，比如《红色苏区纪事》《郁达夫与王映霞》《那竹篱围隔的小院》《中华蟹》、阿城的小说集束，白天光的小说集束、戴望舒的书简……

    往事并不如烟，虽然这一切都过去了。

    写下这些文字，是一种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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