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仁宗朝，宋朝进入鼎盛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仁宗之治，不输大唐盛世！仁宗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有一次，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怕“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可以说，仁宗之“仁”，史所罕见！难怪仁宗驾崩后，“京师罢市巷哭，数目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虏主”也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
“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个皇帝死了，让本国黎庶哭得涕泗横流的事，屡见不鲜，引得邻国百姓和皇帝痛哭，实在是凤毛麟角。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仁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此为大宋真风采也！
仁宗时期，人才辈出。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却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
的柳永，还有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
仁宗时期，宋朝科技文化也达全盛时期。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沈括的《梦溪笔谈》更是“百科全书”，影响深远。
先天下之忧而忧
宋朝的科举制度是公正公平的，它为宋朝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而闻名天下的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今安徽亳州）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商丘），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皇帝，唯独一个学子闭门不出，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窗特地跑来叫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这个学子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书。果然，第二年他就中进士，见到了皇帝。这位学生就是范仲淹。范仲淹考中进士做官后，一直在低职位上徘徊，但他以天下为己任，数次上书朝廷，大胆直言，抨击时弊，并几度遭贬。
范仲淹在他的词中说：“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长期的贬谪生活，政治上的不得志，使范仲淹惆怅难眠，只能借酒浇愁。但历史很快就给范仲淹带来了机会。
在宋朝沉浸于国家的繁荣和表面的稳定中时，与宋朝相临的另一个民族却悄悄崛起，这就是西夏。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冬天，党项族首领元昊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并征召全国15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第二年，西夏军队进犯宋之边境，次年正月，元昊大军进逼延州（今陕西延安）。
西夏的进攻给宋朝带来极大的惊慌，北宋长期抑制武将、重用文人的政策牺牲了国防，又加上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带兵的将帅也多是皇帝的亲戚故旧，根本不懂军事。西夏兵势如破竹，北宋危在旦夕。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宋仁宗想到了范仲淹，让他出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今陕西西安一带）。这时的范仲淹已经52岁了，仕途上的艰辛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风尘仆仆来到处境最险恶的延州时，心情十分沉重，提笔写下了着名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虽然环境险恶，但范仲淹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在范仲淹的主持之下，边防取得了暂时的稳定。但宋仁宗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在军事上持进攻的态度。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陕西主帅夏竦轻敌贪功，结果被元昊看准地势，将宋军围困在定川砦，断水放火，宋军全军覆没。定川砦战后，元昊大军便无所阻拦地直抵渭州，焚掠后还军。
军事上的失利使宋朝被迫对西夏采取守势，外患未除，宋朝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土地兼并严重，人民生活困苦，不时爆发的农民起义严重威胁着宋朝的统治。内外交困之下，宋仁宗痛下决心进行改革。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
宋朝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开始了。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二十八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着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宋仁宗在朝商量，表示赞同，便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逐步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而且他惊喜地看到，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政治局面已呈现出崭新的面目：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庭关系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内容的程序，某些领域特别优秀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考试中，突出了实用性内容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堂。
新政的措施切中宋朝的时弊，但庆历新政的内容却与宋朝立国的方针相冲突，这就注定了庆历新政必然的失败。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是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生成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
在北宋行将覆灭之时，人们不禁喟然长叹：“中国（指北宋）无一男子。”“无一”二字虽然言过其实，但确实反映出了士大夫的堕落。而自宋建国之初，就制定了恩养士大夫的国策，北宋晚期的士大夫阶层总体上已堕落，一旦国难当头，难以肩负天下重任。杨时在宣和年间就指出：
“士人怀异心，缓急不可倚仗。”后来，虽然改革要牺牲一个腐朽堕落的阶层的利益，但这个阶层却是宋朝立国的基础，形式已经逐渐明朗，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宋仁宗还是选择了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呆、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政治上的理想，人生的抱负，终于被现实击得粉碎。庆历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庆历新政的失败也与范仲淹的军人出身有关。宋朝对军人的防范必然使宋仁宗对范仲淹心怀忌惮，这不仅导致了范仲淹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宋朝的悲剧。
宋仁宗的个性也注定了新政不会成功。想改革时急不可耐，遇见困难就撒手不管，宋朝皇帝的荒唐在历代王朝中无出其右者。后来的宋徽宗更加不堪，金兵入侵时，竟把皇位扔给儿子，自己一走了之。宋朝皇帝中除太祖、太宗算是比较圣明的开国皇帝外，其他的似乎一开始都想振作朝纲，但干着干着便走样了。
仁宗还算是诸皇帝中比较得人心的一位，但是，也干过不少有失国体的事。庆历二年七月，富弼第二次使辽，带着国书与口传之谕前往。行至乐春（今河北献县），忽然觉得心中不踏实，对副使张茂实说：“为出使却没见到国书内容，万一与口传不一致，那此行就糟了。”打开国书一看，果然与口授不同，立即快马返京，当庭怒奏：“政府这样做，是要置我于死地，我死不足惜，误了国家大事该怎么办！”仁宗竟然装糊涂，顾不得诚信和国体，拒不承认自己下了这一诏，还把拟旨的责任推给宰相吕夷简和富弼的岳父——时任枢密使的大词人晏殊。
有这样的皇帝，庆历新政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了。
废除庆历新政，实际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庆历新政为以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开创了先例，但也预先宣告了熙宁变法的失败。因为，宋朝一开始就把基础建立在一个堕落士大夫的基础之上，而正是他们造成了国家的内困，也是他们造成了国家军事上的弱势，同样也是他们坚决地维持着宋朝的这种状态，簇拥着宋朝走向灭亡。
李存山先生在《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一文中曾经借用南宋吕中的话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
“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
若干年后，南宋兵败灭亡，文天祥在大都的牢中痛定思痛，痛心自己的改革主张没有得到实施。宋朝错失了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而庆历新政失败时，宋朝已经注定了它将在难堪中灭亡。
庆历新政的失败同时宣布了北宋“党争”的开始。景佑三年（1036年），宰相吕夷简以“荐引朋党”为名，将开封府知事的范仲淹贬至饶州，并牵连余靖、尹洙、欧阳修等被贬，由此掀开了北宋党争的序幕，此即苏轼出生之年。等到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再一次以“朋党”之名而被罢参政，那年苏轼十岁，正在读《范滂传》，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多年以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政治旋涡已经从那时起，开始迅猛地旋转。
宋朝的统治者早已把这上升为理论，即“异论相搅”。天禧年间，王钦若出任宰相之后，真宗又把与王钦若派系不同、政见不同的寇准任命为 宰相。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将个中奥妙说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所谓“异论相搅”，就是同时起用派系不同、政见不同的大臣，以便相互牵制。
范仲淹贬到邓州后，他还是很乐观的，他接到昔日好友滕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缮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着名的《岳阳楼记》。他在文中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闻名于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理想，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精彩阐述。从读书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人民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把获罪贬职放在眼里。他策划的庆历新政，触及北宋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在反对派抵抗下步履维艰，最后归于失败，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成为历代改革的先锋。
范仲淹是乐观的，当时的大宋朝也是值得乐观的，但范仲淹还是过于乐观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庆历新政中范仲淹确实为北宋忧愁了一把，但北宋已在政治上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了，宋朝的历史也再没有给范仲淹一个乐观的机会。
名家回眸
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那么就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这也许是宋朝命中的定数吧。
“身中八箭从不畏敌”
春秋时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后，他的一个主要谋臣范蠡对另外一个谋臣文种说：“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与处安”。所以，他劝文种功成身退。文种舍不得到手的富贵，结果真的为勾践所杀。到了汉朝，韩信功高盖主，被杀于未央宫，临死前发出了同样的哀叹。历史上的宋朝是一个一直在外族入侵的威胁下生存的朝代，宋朝从来就没有出现过鸟尽兔死的局面，而宋朝的悲剧在于鸟还未尽就先藏弓，兔还未死就先烹狗。
宋朝的政策一开始就使自己在武将的使用上陷入进退维谷之境，他们不得不倚重武将，但又无法打消对他们的提防。在歧视、抑制武将群体的意识作用下，长期使用文臣，甚至不懂军事的书生指挥军队。一旦有杰出的军事人才出现，便视其为心腹之患，必欲先除之而后快。在宋朝成为名将，同时也意味着人生的不幸。狄青就是不幸者中的一个。
仁宗年间的一天，汴梁城里热闹非凡，人们纷纷拥上街，争睹一位传奇中的将军的尊容。这个将军就是狄青。
狄青（1008～1057年），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北宋仁宗时期着名的将领。狄青出身贫寒，从小就苦练武功，年纪轻轻便练就了一身超人的武艺。16岁时，因为他的哥哥与乡人斗殴，狄青代兄受过，被“逮罪入京，窜名赤籍”，开始了军旅生涯。狄青虽然出身寒门，可是 志向却不低，发誓要凭自己的才能做一名真正的大将军，为国效力。在当时一伙地位低下的士兵当中，狄青以这样的言谈举止，自然受到周围士兵们的挖苦讽刺，但是狄青不以为然。还勉励自己要多多努力，以实际行动让人信服，最终成为一名大将军。
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来了。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建立夏国。不久，西夏兵进攻保安。保安的宋军多次被西夏兵打败，不得已，宋廷从京师挑选兵力戍边，狄青主动请缨，任延州指挥使，当了一名低级军官。
在战争中，狄青作战勇猛，多次充当先锋。他每逢上阵，先换了一身打扮：把发髻打散，披头散发，头上戴着一个铜面具，只露出两只炯炯的眼睛。他手拿一支长枪，冲在最前面和敌人拼杀，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士兵们被狄青这种顽强战斗的精神所感动，而那些蛮横的西夏兵一听到狄青的名字，总是胆战心惊，退避几分，还没有交战就先在勇气上输了一截。由此宋军扭转了颓势。狄青因为作战勇敢，永不怯阵，所以名声大震，官职提升了四级。宋仁宗想把狄青召回京城，亲自接见。后来由于西夏兵再次进犯，仁宗只好命人将狄青画像带回朝廷。
以后几年里，西夏兵不断在边境各地进犯，宋军多次与之交战。狄青前后参加了二十五次大小战斗，受了八次箭伤，但从未打过一次败仗。
狄青的行为得到了一些将领的赏识。范仲淹就连连赞叹狄青说：“狄青真是国家的良将之材，应该受到培养和重用，使他能有一个更好的用武之地。”并专门送给狄青一部《左氏春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作为一个年长的人，我希望你能成材，所以想劝你把这本书认真地读一读。因为领兵作战，如果不懂得古今的用兵方法，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是难以担当军事重任的。”接着，他还介绍狄青读一些书。
狄青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抓紧一切闲余时间来阅读兵书。由于狄青出生在贫苦农家，从小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文化水平很低，读起书来十分费劲。再加上他十几岁就参军作战，东奔西跑，根本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所以刚开始阅读这部书，总是静不下心来。但是狄青并不自暴自弃，而是尽力约束自己坐下来读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虚心向别人讨教。经过不懈的努力，狄青终于把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通读了几遍，成为一个既满腹韬略，又勇猛善战的一代名将。后来，宋仁宗把他调回京城，担任马军副都指挥。
公元1052年，位于宋朝西南地区的侬智高发动了叛乱，宣布脱离宋朝控制，建立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招兵买马，攻城略地，一直打到广东。宋仁宗十分恐慌，先后派张忠、蒋偕二将前往讨伐叛军，但是由于指挥不当大败而归，损失了不少士兵。就在举国骚动，满朝文武惶然无措之际，仅做了不到三个月枢密副使的狄青，毛遂自荐，恳请仁宗给自己一次为国效力的机会。他甚至向皇上立下一份军令状：“狄青本来就是行伍出身，我义不容辞担负着保家卫国的职责，我愿意带兵前去平定叛乱，不杀叛贼，甘愿军营受斩。”仁宗听了狄青的一番肺腑之言，十分感动，立刻命令狄青挂帅出征。
狄青果然不负仁宗所托，到阵前首先惩治了战斗不力的将领，整顿了军纪，使得宋军士气为之大振。后来又经过和侬智高叛乱军队的一番苦战，终于取得了胜利，收复了失地，侬智高也被迫自杀。这次平叛战役中，狄青战功卓着，解除了仁宗的顾虑，得到了仁宗的赏识，被仁宗破格提拔为枢密使，成为朝廷中掌握军权的最高长官。
按照宋朝兵制，士卒地位十分低贱甚至连普通囚犯都不如，要像被处黥刑的罪犯一样在脸上刺字，用来防止士兵逃跑。狄青十几岁就来到军 营，脸上自然也有刺字，这说明了他的出身低贱，可就是这样一位士兵，最后却升为枢密使，的确十分不易。在狄青升为枢密使后，宋仁宗觉得将军脸上有刺字可能会被人笑话，有损于狄青的威严，所以就劝狄青用药水把脸上的刺字去掉。可是狄青执意不肯，他诚恳地对仁宗说：“陛下不嫌我出身低微，按照战功把我提到这个地位，我很感激。至于这些黑字，我宁愿留着，一是为了表示陛下的英明，二是为了时刻让自己戒骄戒躁，三是为了激励后人建功立业。”仁宗听了十分高兴，就不再提让狄青除去刺字的事。直到去世时，狄青脸上的刺字仍然清晰可见。
后来，因为狄青功劳太大，遭到朝廷大臣的嫉妒。仁宗也对他存在这种猜忌，嘉佑元年（1056年）八月，仅做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终于被罢官，到陈州为官去了。狄青到陈州之后，不到半年，发病忧郁而死，年仅49岁。在他去世后，仁宗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为他发丧，赠中书令，并赐予谥号武襄。
名家回眸
史学家钱穆说，狄青是宋朝充满悲壮情怀的一个英雄，是宋朝“重文抑武”的“受伤者”，他在四年的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每次总是一马当先，所向披靡，身中八箭也从不畏怯。这样一位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没有死在战场上，没有在敌人的兵刃之中倒下，却死在猜忌、排斥的迫害中，这实在是宋朝的悲哀呀。
一张黑脸，一颗红心
宋朝有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这里是人们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直到今天，有一句歌词还在传唱：“铁面无私包青天……”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芦洲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包拯青少年时代刻苦读书，29岁时，考中进士甲科，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修水）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不忍远去为官，于是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长达十年之久，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因此以孝闻于乡里。
宋景佑四年（1037年），包拯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但是做得颇有政绩。当时有一位农民的牛舌被人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不要问为什么，照我的话办就能给你破案。”农民将信将疑，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这时有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自己的行为为何被包拯知道。其实，包拯是依推理法做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就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任知端州（今广东肇庆）。在任期间，包拯铁面无私，自己也两袖清风。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仁宗赏识，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他调到开封。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深得仁宗赏识。包拯在皇佑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但是知谏院同时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宋朝的政治制度，提出了革新建议。
宋仁宗想整顿开封的秩序，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把包拯调任开封府知府。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往的开封知府，慑于权威，对这些人员的腐败行为敢怒不敢言。包拯上任以后，决心把这种腐败的风气整顿一下。他不怕权势，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两岸既有平民居住，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有一年夏季，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泄不出去。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一调查，河道阻塞的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河道上修筑花园、亭台。因此，要为民造福， 疏通惠民河，只有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拆掉。当时有个权贵权大位显，不肯拆除，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是他的产业。包拯详细检查，发现地契系权贵自己伪造。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人拆掉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这件事情后，一些权贵的行为有所收敛，不敢为非作歹了。有个权贵想通关节，打算送点礼物给包拯，希望有所通融。旁人提醒他，别白操心了，包拯的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并且把包拯在广东为官的事迹相告。那位权贵听了，知道没有空子好钻，也只好罢休。
当时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需要先得托人写状纸，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讼师趁机敲诈勒索。包拯做开封知府后，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这样一来，衙门的小吏就没有下手的机会了，由此包拯赢得了开封民众的赞誉。民间流传着两句歌谣：
“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阎罗”是传说里管地狱的神）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宋仁宗很器重包拯，嘉佑六年（1061年），提升他为枢密副使。升官后，包拯依旧两袖清风，家里的生活依旧朴素，跟普通百姓一样。次年五月，包拯重病病逝，朝廷赠官吏部尚书。包拯曾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包家的坟地上。
由于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包公”，或者叫他“包待制”、“包龙图”（包拯曾为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学士）。民间流传着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贵的故事，虽然大都是虚构的传说，但是也反映了人们对包拯的敬佩心情。
名家回眸
宋人吕本中说过：“当官之法，唯为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在这些方面，包拯都做得比较好，因此可以称之为清官的典范。
包拯的风范不仅影响到大宋一朝，历经千年，他的风范一直为后人所景仰。现在，在中国文化中，包公是社会中清正廉洁的代表。他那传说中的三口铡刀已经化为民族良心，时时警醒着世人。他的威严而正直的黑脸不仅仅存在于戏台上、历史中，而且已经作为正义的维护者深入人心。
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要用他的实际行动来谱写。一旦他的行为被大众歌颂，这就证明他对社会、对人民有功，那么，历史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历代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为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
“浪子不回头”，做鬼亦风流
柳永，北宋词人，风流者，无出其右。原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一作乐安）人。其年龄与晏殊相近。因排行第七，故也称为柳七。宋仁宗景佑年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是宋代第一个专门写词并对宋词的词体、内容、语言、风格进行了全面开拓的大词人。福建自古出才子，也许是受了武夷仙山的灵气，柳永风流倜傥、豪气冲天、年青才俊，尤其擅长作词。少年时代就被喻为“金鹅峰下一枝笔”。千古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等就是出自柳永之手。
据今人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柳永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卒于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有人说柳永对于词的贡献，正如牛顿和爱因斯坦对于物理学的贡献一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但也可以说，柳永成于斯也败于斯。他的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他落魄仕途的罪魁祸首。试看他的词作：
断续残阳里。对晚景，伤怀念远，新愁旧恨相继。脉脉人千里。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雨歇天高，望断翠峰十二。尽无言，谁会凭高意？纵写地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
此情此景，画柳烟桥边，再见柳永执三两女子之手，含情脉脉，话不尽各种依依别情。中国历史上和青楼女子最玩得来，最受她们追捧的嫖客莫过于柳永，而在所有嫖客中，能沉沦得有一番卓越成就的也就只有柳永。嫖客者，不是在温柔乡里彻底翻不了身，就是在胭脂世界里低俗一生。柳永，掉进了秦楼楚馆，却在粉腮柔唇里觅得一片创意天地，苏轼、周邦彦在这点上和柳永没得比。也难怪，他死后，京城的妓女，无论名声大小，是否接受过柳永的“临幸”，都捐款凑足柳永的安葬费。不能不说，柳永达到了做鬼也风流的境界，即使是唐伯虎也要礼让三分。这样一来，柳永当是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风流才子。
青楼女子为何给柳永如此高的待遇？从古到今，青楼女子和嫖客之间就是一种交易，一个出卖身体，一个拿钱来买，完事走人，偶尔也会出现些赎身买人，换来一段真情的，但如柳永一般的，实在难找到第二个。
柳永和青楼女子会有这样的结果，想来原因有二。
其一，尽管没财，但柳永有才。他一生没有什么辉煌可言，第一次赴京赶考，落榜了，第二次又落榜。一个不高兴，写成《鹤冲天》一首，发发牢骚。“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句，用知识分子的清高姿态来解读自己的境遇。自己看看也就够了，偏偏让当朝皇帝宋仁宗听到了。朱批几字：“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皇帝的话就是圣旨，这道圣旨彻底断了柳永东山再起的梦，只好“奉旨填词”去了。既然求不得一生功名，又没有经商想法，一介书生能干什么呢，柳永潦倒了。说白了，他是个没钱的穷书生，青楼女子除非客流量没有保证，谁会轻易要他？
但是不如意，又需要有发泄的场所，柳永去哪里呢？幸亏他才华横溢，这就足够他吃得开了。宋代色情娱乐事业之发达，和很多朝代都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色。对于青楼女子来说，有才华的人可以给她们写词，做做宣传，炒作一下，提高市场关注度。当时有“评花榜”一事，也就是选哪个青楼女子在才、品、貌上最佳，选美与如今的类似。如果有才子来几首佳词，那效果就不得了了。柳永一向扎根市井，街头小巷、寻常人家无人不识柳永，其影响力是堪称巨星级别，有他的词，哪怕是一句，身价就能倍涨，以致很多人都成了他的粉丝，争相要词，故有“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之说。正如学者刘达临先生所说的：“文人们用上乘的辞藻，最佳的情思，根据细致入微的观察，调动一切美化手段，对宋代城市妓女作了精确的描写，人们都可以从这类描写中获得被描绘的妓女是何种类型美人， 她们又是在怎样的氛围活动的清晰印象。”的确，文人们的笔调才是青楼女子最好的化妆品。柳永笔下云集了一堆青楼女子，秀香、英英、瑶卿、心娘、佳娘都得到过柳永诗词的“临幸”：“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英英妙舞腰肢软，章台柳，昭阳燕”，“有美瑶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汉语最有魅力的词汇基本都给了她们：娇态千变，万种风情；明眸闪闪，风姿绰约；香腮莹腻，体态轻盈；朱唇微启，星眼传神；笑语盈盈，倾国倾城……当时的才子不少，光顾青楼的也很多，偏偏柳永就这么受欢迎，“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成了当时青楼女子的真实呼声。这和柳永以超脱世俗的观点去看待这些沦落红尘的女子有很大关系。就凭这点，一下拉近了他和青楼女子的情感。柳永对待她们比一般人高出了一个境界。他不像达官显贵，一夜春宵后，重整衣冠，站在道德的最高处，鄙视他们曾经作践过的青楼女子，一副假道德君子的模样。刘达临先生认为柳永是以平等的、同情的态度去对待这些女子，发现了她们灵魂中可贵的东西，用饱含怜悯的诗词抚慰她们冰冷的灵魂。青楼女子多是迫不得已而堕落，在这个职业里，她们看到了冷漠的人情和炎凉的世态。在金钱和肉体交易的背后，亲人以之为耻，路人不屑谈及，嫖客只认一时之欢，妓女相互之间还互相嫉妒诋毁。
在对世界失去了希望，没有了人性温暖的时候，柳永的举动给了她们惊喜。他比亲人还能体谅她们的苦处，她们找到了能倾诉衷肠的好伙伴；他的眼神抛弃了轻蔑，多了点理解，随时都让人感到“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不是一般的嫖客，甚至可以从嫖客变成了她们的好朋友。这些女子把他当成知己看待，甚至抛却了钱色的交易，达到了刘先生所描述的程度：在某种情况下，妓女和狎客的性关系可完全排除经济因素，而成为恋人、密友、知己，心心相印，不分你我，互相帮助。如柳永常在汴京名妓张师师家过夜，他当时穷困潦倒，张师师不仅不要他的钱，而且还倒贴钱赞助柳永。
宋朝的青楼上演了柳永的千古奇观，应该说得益于歌妓文化的发达。
宋朝的妓女业和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程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对人的欲望加以压制，结果却适得其反。皇帝也带头干起了这事，有诗言，“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说的正是宋徽宗的风流韵事。宋徽宗赵佶天生就是嫖客，凡是京城中有名的青楼女子，他都不放过，据说有时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带入宫中据为己有。皇帝为妓女业“亲力亲为”，臣子们哪能不跟上？嫖客众多，难免也有撞车的时候，宋徽宗和周邦彦便发生过同嫖的尴尬。
宋朝妓女业与其说发达，不如说是泛滥。刘达临先生认为，宋人在词中危楼红粉的闺情艳科关涉到了宋代的繁荣丰富的社会生活。如果没有经济做后盾，谁会有心思去光顾烟花柳巷？柳永《望海潮》中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更是惹得一百年后的完颜对中土的富丽垂涎三尺。发达的经济，闲适的生活，把妓女事业推向了高潮，汴京简直成了市妓的世界。宋时的天空和士人的心田飘扬了风花雪月，然而官之风流又岂能和柳永之风流同日而语？
读柳永词，读出了他的沉沦，看到了一种别样的韵味。柳永，一个深入市井的落魄文人，一个青楼女子的蓝颜知己，一个烟花柳巷的四时常客，一个在潦倒中走出异样轨迹的词人，他的生活像北宋这场大戏里的一个亮点，它照亮了当时的人生百态，折射了时代的一个为人所耻、道德冰冷的角落。他的词作没有和生活一样浪迹酒色，而是时刻从笔端散发出几许人性的味道。他身后注定留下太多的争议，因为他的轨迹是一个特例，注定不会像李白、杜甫一样被供奉在人生的云端，但也不会被历史淹没在世俗的风流中。
那个时代的诸多不得意都泼洒在“怡红院”、“春宵馆”里，从那里可以闻到北宋社会的纸醉金迷，那里触及了众多士子文人的伤痛的内心。
但又有谁能来“抚慰”铜臭味背后的荒凉人心？
柳永生在一个浪漫的时代，任由身体堕落，灵魂憔悴，换来几百年后依旧温暖的墨香。
名家回眸
学者刘达临认为，说柳永是“天下第一风流才子”绝不为过，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人像柳永那样因“烟花”而“名垂青史”，没有一个人像柳永那样，潇洒任性，义无反顾，没有一人像柳永那样，在传世文学作品里，留下那么多的艳香，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说出“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样的惊世之音，这又是多少文人内心的隐痛啊！
宋代的发明，民族的骄傲
在宋代，不仅物质文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精神文明也成就斐然。
宋代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极大成就。中国古代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出现于这个时期，火药的配方也在这时期臻于完 善，获得广泛应用，并对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
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布衣毕昇发明的。宋代的印刷术主要是雕版印刷，刻工技术精良。但是，雕版费工费时，存放雕版又要占很多地方，这对印刷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局限性。毕昇可能是当时刻书中心杭州的一名刻工。他用胶泥制成一个个单字，经火烧使之变硬，按字的韵目排列在一格一格的木架上，印刷之前，先在一块铁板上放上铁框，其中放置松香、蜡和纸灰，再按需要拣字排列在铁框内。排好字后，即把铁板置于火上加热，使松香和蜡熔化，再用平板把活字压平，冷却后活字牢固地粘成一片，就可以印刷了。如果原版不用，可以重新把蜡和松香烧化，拣出活字，以便重新排版时使用。
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在北宋中期没有得到推广。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毕昇死后，他的活字为沈括的随从所得，并加以珍藏。沈括还把这一伟大发明记载了下来。到南宋末年，才有人用这种活字印刷术印成了朱熹的《小学》、《近思录》等书。但是，毕昇的发明开创了近现代铅字排印技术的先河，比欧洲谷腾堡的活字印刷要早四百年，被世界公认为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也出现在北宋时期。
在宋代以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知道磁石具有指极性，并且制造了一种称为“司南”的指向仪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的指针像一把勺，用天然磁石磨制而成，置于平滑的刻有方位的“地盘”上，“共祗指南”。因为天然磁石在磨成指针时，容易因打击、受热而失去磁性，“司南”的磁性较弱，而它与“地盘”的摩擦力又比较大，因此，“司南”的指南效果比较差，长期未能广泛应用。到了宋代，人们创造了人工磁化的方法，用天然磁石磨针锋，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使钢针具有磁性。磁针的装置，在宋代也创造了“水浮”、“缕悬”等办法，以减少指针转动时的摩擦力。其中有一种指南龟，把天然磁石安装在一个木刻的龟腹内，在木龟腹下挖一个光滑的小穴，对准了放在顶端尖滑的竹钉子上。这种竹钉支点处的摩擦阻力很小，木龟可以自由转动以指南。这种指南龟，是后来出现的旱罗盘的先声。一种可以准确指示方向的仪器，终于在北宋时期出现了。
指南针一发明，立即被应用于航海。北宋末年朱彧写的《萍洲可谈》及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两书，都有航海碰到阴晦天则用指南针以确定方向的记载。从此，人们在茫茫大海上航行才能有更加准确的方向。
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也是宋代劳动人民对于人类的重大贡献。
火药虽然出现于宋代以前，但因为配方尚不完善，没有获得广泛应用。在宋代，火药配方有重大改进，其中硝的含量大大增加。唐代火药中硫和硝的含量是1∶1，宋代增加到1∶2，甚至1∶3，与后代黑火药中硝占四分之三的配方相近。在火药中还加入其他易燃、易爆及有毒原料，使火药的威力大大增加。火药在宋代也进入实用阶段，被广泛应用在军事火器方面。北宋政府在开封设置“广备攻城作”，制造各种战争物资，其中就有专门制造火药的工场。
宋代用火药制造的兵器，有火箭、火炮、火枪等。在北宋初年，就有冯继升向宋太祖进献火箭法。这种火箭，是在箭头附近装上用火药制成的燃烧物，点燃后用弓射向敌营。火炮是用抛石机把火药制成的爆炸物抛向远方，当时还没有管状大炮。北宋末年的抗金斗争中所出现的“霹雳炮”、“震天雷”等火炮，大约也是用抛石机抛出的。宋代制造的火炮，已成了军队的一项重要装备。南宋末年的李曾伯说，荆淮一带的宋军有铁火炮十多万只。在广西静江（今桂林）的抗元斗争中，娄某所部250人最后用一火炮点燃爆炸，一声如雷霆的巨响，250人同归于尽，月城为之崩塌，满天烟气，围城的元兵也有许多被惊死。可见，当时火炮的威力已经相当大。火枪是一种竹制管状火器。南宋初年，德安（今湖北安陆）守将陈规在抗击金兵时，创造了一种“长竹竿火枪”，把火药装在长竹竿里，临阵时点燃发射以烧伤敌人。南宋末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制造的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燃放后，子窠从竹筒中射出，声闻百五十余步。火枪的制造技术从南宋初到南宋末显然有很大改进。这种安有子窠的突火枪，已经是近现代枪炮等管状武器的先河。它的出现，是兵器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突破。
除了三大发明外，宋代科技的许多领域，都出现蔚然可观的新成果。
在数学方面，我国古代解方程式的“开方法”迈进了一大步。北宋中期的数学家贾宪，制成一个二项定理系数表，称“开方作法本源图”，详细列出各高次方展开式各项系数，并指出求这些系数的方法。17世纪欧洲出现的“巴斯加三角”，才得出同贾宪系数表相同的系数。南宋末年，数学家秦九韶创造的“大衍求一术”，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光辉的地位。
在他所着《数书九章》中，系统地指出了用“大衍求一术”求解一次同余组的一般计算步骤，其方法正确而又严密。欧洲人直到500年后，对同一问题才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可见，宋代的数学，在许多领域都在世界上居遥遥领先的地位。
同数学关系密切的天文学，宋代也获得重大的成就。
在北宋时期，朝廷设立的司天监，集中了一批天文、历法专门家，专门从事天文研究和历法的推算。司天监曾先后五次对恒星位置进行大规模的观测工作。其中元丰年间（1078～1085年）所进行的第四次观测的结果，南宋初曾由黄裳绘成天文星图，后来又由王致远刻石立于苏州。这 就是举世闻名的苏州石刻天文星图。这个星图高达八尺，宽三尺半，刻星一千四百三十颗，以北极为中心，绘有三个同心圆，分别代表北极常显圈、南极恒隐圈和赤道。有二十八条辐射线表示二十八宿距度。这个天文星图，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古的天文星图之一。
对于新星和超新星的观测，宋代获得的成就也举世瞩目。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司天监观测到天关客星爆发的情况。近几十年来，天文学界已广泛承认天关星附近的蟹状星云，就是至和元年爆发的超新星的遗迹。这个观测记录的科学价值，也得到广泛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年）对哈雷彗星的观测记录，也成了研究历史上哈雷彗星轨道的珍贵史料。
天文学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天文仪器的制造方面。北宋中期苏颂的《新仪象法要》一书，详细介绍了“浑仪”、“浑象”、“水运仪象台”
的创造方法，并附图63种，是一部反映这时期我国天文仪器制造新水平的科学着作。苏颂和韩公廉等人合作制成的“水运仪象台”，构造复杂精巧，规模宏大，高达36尺多，宽21尺，用水力推动，是世界上首创的水动天文钟。
在医药学方面，宋代很重视各种医药书籍的修订。北宋时先后修订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图经本草》、《证类本草》、《本草衍义》等。其中的《图经本草》系苏颂整理而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配有图样的本草书。《证类本草》为北宋末年唐慎微私人修纂而成，收录药物1700多种，对各种药物的配伍禁忌也作了介绍，还收录了许多单方。因为此书不仅总结了前人的成果，还进一步发展了前人的成果，曾一再为宋朝政府修订出版。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出现以前，它一直是本草书的范本。《本草衍义》为北宋末寇宗奭所撰，收载药物虽不多，但颇多有见地的科学见解。《证类本草》和《本草衍义》这两部医药书，对医药学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对于医方书籍的整理，在宋代也受到重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王怀隐主编的《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收集了前代流传下来的16000多个处方。后来贾黄中等人又集医方之大成，编成《神圣普救方》1000卷。宋神宗元丰年间太医局编纂的《和剂局方》，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刊订的配方手册，曾广泛流行。
宋代医学的进步，还突出表现在分科更加细致及诊治技术之提高方面。唐代中医只分四科，宋代分为九科。其中以小儿科、产科、针灸科最为有名。当时的儿科医生已能区别天花、麻疹、水痘等传染病，并各有专门处方。产科方面，已有专门介绍顺产、难产各种情况的着作出现。北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杨子健《十产论》，分别是小儿科和产科的代表作。针灸科的发展，最重要的成就是北宋前期王唯一所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及其所制作的两具针灸铜人。这本书在后代一直是针灸科教学的重要参考书。针灸铜人的构造精巧，造型逼真，使针灸图像具有立体感和真实感，长期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重视。
宋慈于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写成的《洗冤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着作，它记述的内容广泛，包括人体解剖、检验尸体、检查现场、鉴定死伤原因、自杀或谋杀的各种现象、各种毒物和急救、解毒的方法等等。这部法医着作，比西方最早出现的由意大利人菲德里于公元1602年写成的法医着作，早了300多年，受到国际法医界的广泛重视，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在建筑技术方面，宋代也有相当可观的成就。
北宋时期，政府的主管机构将作监很重视建筑技术的规范，于元佑六年（1091年）编成《元佑法式》。接着又由李诫重新编修。李诫用了6年 时间，于元符三年（1100年）编成《营造法式》一书。该书对历代建筑经验及宋代建筑技术成就作了系统的总结，对各种官府建筑的用材选择、各种结构的坡度标准、各种技术操作，都作了严格的规定，而且图文并茂，有许多极珍贵的建筑图案，它不仅是宋代建筑技术向标准和定型方向发展的标志，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建筑学着作。这部书所规定的各项建筑技术制度，对后代建筑技术的发展，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宋代的建筑，以塔及桥梁最为着名。塔以砖塔为主，也有木塔与石塔，外观多呈楼阁样式。开封佑国寺的“铁塔”，建成于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底座呈八角莲花状，共13层，全用预先烧制好的琉璃砖砌成，因外表颜色如铁，被称为铁塔。九百多年来，尽管有过洪水及地震等自然灾害，塔基有所下沉，但整个塔身迄今屹立在开封市内，可见该塔建筑之坚固。着名木工喻浩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在开封开宝寺所建的福胜塔，也是8角13层，高达120米，是一座木构塔。着名的泉州开元寺东西塔，都在宋代由木塔改建成砖塔，又于南宋时先后改建成石塔，并一直保存至今，反映了宋代石结构建筑的高超技术。桥的建筑，以北宋都城开封的虹桥，泉州的洛阳桥、安平桥最为着名。虹桥是这时期木拱桥的代表作，全用木梁连接成拱，跨径近25米，净跨约20米，拱高约5米，桥宽8米，不用支柱，桥下可以任船随意航行。这种木拱结构犹如长虹飞越河上，是桥梁建筑中的一件杰作。泉州洛阳桥和安平桥都是石桥。洛阳桥建成于北宋嘉佑四年（1057年），桥长1200米，宽5米，有47个桥孔，建于洛阳江入海处，水急浪高，工程非常艰巨，为了解决桥梁基础稳固问题，建筑者们首创了“筏形基础”，沿桥位向江底抛掷数万立方巨石，筑成一条长一里，宽20多米的石堤，然后在石堤上筑桥墩，桥墩的迎海面砌成尖劈状，可减少海潮冲击力，又在桥基和桥墩上种蛎固基，利用牡蛎的石灰 质贝壳附在岩石间繁殖的特性，使桥墩和桥基的石块通过牡蛎贝壳的繁殖自己连成一体。桥面的石梁，每块都有20至30吨之重。这个巨大规模的石桥的建成，是桥梁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至今在泉州一带，还流传着关于洛阳桥建筑的一些美妙的神话，说这座桥的建筑有神力的帮助。其实，这是建桥工匠聪明才智的结晶，它揭开了中国桥梁史上新的一页。安平桥建于南宋初年，全长270米以上，横跨安海海湾，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最长桥梁。塔和桥梁的建筑，充分反映了宋代建筑技术的高超。
名家回眸
明清学者黄宗羲说，宋代的科学技术，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都是宋代科学技术的卓越成就。这些成就在世界科技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华夏儿女的骄傲，是当下民族复兴的自信源泉和强大动力，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勇向前！
“百科全书”——《梦溪笔谈》
在明清以前，中国的科技水平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而且涌现出了大批的有成就的科学家。其中有一个在世界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英国着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称颂他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日本数学家山上义夫认为这样的人物世界数学史上是找不到的，只有中国有一 个。这个人物就是我国着名的科学家沈括。他之所以得此崇高的赞赏，是因为他在其着作《梦溪笔谈》中对中国古代科技的集大成的记录和创新。
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沈周（978～1051年），字望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历任汉阳（今属湖北）掾，高邮（今属江苏）从事，大理丞监苏州酒务，知简州平泉（今四川简阳），苏州通判，知润州（今江苏镇江），知泉州（今属福建），开封府判，江南东路按察使，知明州（今浙江宁波）等职。母许氏出身于苏州一个注重武略的书香门第，为北宋着名军事战略家许洞的幼妹，知书达礼，通晓文墨，对沈括的一生和事业都有重大影响。沈括从小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又随父宦游四方，见识各地人情物理，大大开阔了眼界，为其后期的科学创作奠定了基础。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33岁的沈括考中进士，被任命做扬州司理参军，掌管刑讼审讯。三年后，又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使他有机会开始研究天文历算。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兼任提举司天监，职掌观测天象，推算历法。接着沈括又担任史馆检讨，熙宁六年做集贤院校理。这些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使沈括有机会阅读更多的皇家藏书，充实了自己的学问。
沈括是个注重创新的人，在政治上他积极支持王安石的变法；科学上从不囿于旧说。他到司天监任职时，一上任就起用平民卫朴造新历，罢掉了六个不称职官员，起用一批士人，为他们开设培训班，分五科进行培养，然后分配在监内任职。在司天监内，沈括还新置浑仪、景表、五壶浮漏，使司天监的工作有很大改观。熙宁五年，沈括曾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
在元佑二年（1087年）因完成《天下州县图》（亦名《守令图》）而被特许“任便居住”，次年（1088年），他正式结束三十多年的仕途生涯而定居于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开始了晚年生活。就在这里，他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着作。其中《梦溪笔谈》就是在此时根据一生的所得创作完成的。《梦溪笔谈》内容涉及力学、光学、磁学、声学等各个领域。
原书编为30卷，现传本为26卷，一共分为17门，分别是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民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又有补笔谈二卷、续笔谈一卷。从统计数字得知，纯自然科学的内容共207条，占全书内容的近一半。如果从广义上理解科学，《笔谈》中有近3／5的内容属于科学。
在天文学方面，他主持制造的浑仪、浮漏，都对以前的技术有所突破，并且流传久远。沈括还主持制定了奉元历，他主张“根据实测来修历”的思想成为后来郭守敬修历的指导理论。但是沈括最大的成就就是创造性的提出了“十二气历”，提出废弃阴历，即按节气来定月，每年以立春为一年的开始，每个月拥有2个节气，大月31日，小月30日。这种历法可说是历法史上带有革命性的创意，比西方相似历法的提出早了近九百年，但是却不为当时人所用。
在地理学上，沈括在他辗转于各地的旅途中，对于不同的地形地貌，仔细观察，形成了创造性地理论。熙宁七年（1074年），沈括察访浙江东部时，发现温州的雁荡山和其他山很不相同，只在进入谷地，才能见到山峰耸立，直冲云霄。对于其成因，沈括在卷二十四中说：“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水土尽去，惟巨石岿然挺立耳。”沈括的看法是十分正确的。在欧洲，英国赫顿在《地球理论》一书中阐述过流水侵蚀作用，这已是18世纪末，比沈括晚了约700年。
在物理学方面，沈括也有着多方面的建树。在磁学方面，他提出了人工磁化技术与四种指南针安置方式。不仅指出了地磁偏角现象，而且还指出了磁石的两极性。在光学方面，沈括对阳燧（即凹面镜）的成像作了非 常详尽的描述，对镜面大小、镜面曲率与成像的关系，已有很清楚的认识。在声学方面，沈括用纸人进行的基音共振（沈括名之为“应声”）实验，欧洲一直要到17世纪的诺布尔与皮戈特才有同类的实验。
在医学上，《苏沈良方》无疑是沈括最主要的代表作。《苏沈良方》
并不真是苏轼与沈括合作的医书，而是先有沈括所着的《良方》10卷，后人把苏轼的医药杂说也附入其中，才有了现今所见到的《苏沈良方》。在书中，他对药物和药理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通过研究，他对细辛、杜若、枳实等药物存在的“一物多名”、“一名多物”和“名实错乱”的现象作了考订；对《神农本草经》等古书中关于山豆根等药物药性记载的错误作了纠正；对辨疾、治疾、配方、采药、药物的保管和加工制作、服药的正确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中肯的看法，这些看法既来自实践，又符合辩证法，直到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
《笔谈》还记录了许多别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如卫朴的历算学，毕昇的活字印刷，孙彦先的成因说，李元规的天气预测等。对于科技的传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难怪李约瑟用了许多篇幅讨论沈括的《笔谈》，同时称它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认为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
名家回眸
着名学者邓广铭说，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而《梦溪笔谈》正是精神文明中的精品，它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工程技术、文学、史学、音乐与美术等多个领域，可谓宋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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