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疏导的策略
疏导，是解决他人思想问题的一种重要路径。疏导，顾名思义，就是疏通引导。它本指开通阻塞的渠道，使水流畅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疏导，是指广开言路，让工作对象畅所欲言，说心里话。并在此基础上，用正确的思想或理论说服教育工作对象，把工作对象头脑中存在着的不正确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和轨道上来，或解开其思想疙瘩，以达到团结奋斗的目的。
第一，因势利导。古时候，燕国有一个叫赵礼的人，他有一块田就在路旁。这条路有一段比较低洼。一到下雨时，路上就积了好多水，泥泞难行。行人便都从他的田里绕道走，踩坏了很多庄稼。为此，赵礼在他的地头插了块“禁止通行”的牌子。牌子插上之后，行人仍然熟视无睹，照走照踩不误。赵礼很生气，便另生一法，在这段低洼路和田地中间挖了一条行人难以跨越的鸿沟。谁知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堵住行人踩庄稼，反而由于行人要绕大弯子而踩了更多的庄稼。后来，他冷静地想了想：人总是要走路的，而且不愿走坏路，如果我把这段路修好，他们不就可以不从田里绕了吗？于是，他排积水，填洼处，给行人铺了一段平坦的路。路铺好后，他田里的庄稼再也没被踩过。
这是一个很有哲理的小故事，它启示人们：“堵而抑之，不如疏而导之”。这道理很适用于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而思想问题的解决，靠堵而抑之，是不行的，必须疏而导之。
明代治水专家潘季训，在总结他多年的治水经验时说：“治水，必因其性，性之所趋，不能遏而使止。”“水性就下，治水先纵下泄”。是的，治水必须依据地形之高低，水势之曲直，流量之大小，河道之宽窄，来采取有效的措施，才能“束水归漕”；思想政治工作更是这样，也要顺应人的思想活动规律，根据人的思想发展的原本趋向，来因势朝好的方向引导。工作对象的“势”，常表现为思想觉悟之“势”，对问题“焦点”的关注之“势”，对事物喜好的特长之“势”，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有善于发现、摸清这些“势”，才能“因势利导”。
十月革命以后，数以万计的农民从全国各地来到莫斯科。他们由于极度仇恨沙皇，强烈要求焚烧皇宫。列宁派人去做说服工作，但一连三次都没有成功。列宁只好亲自出马。
面对激愤的农民，列宁神色镇定地说：“烧房子可以，但在烧房子之前，让我讲几句话行不行？”
农民听列宁“同意”他们烧房子，情绪稳定了下来，他们回答说：“可以。你讲吧！”
就听列宁问：“沙皇的房子是谁建造的？”
农民答：“是我们自己造的。”
列宁又问：“我们自己造的房子，不让沙皇注，让我们农民代表住好不好？”
农民答：“好！”
列宁再问：“那么还要不要烧掉呢？”
农民觉得列宁的话有道理，便放弃了自己的要求。
为什么别人三次做工作都以失败告终，而列宁与农民一次见面就马到成功？原因非常明显，就是他善于因势利导。他根据农民当时的思想觉悟之“势”，焚烧皇宫的思路之“势”，先顺其自然，表示“同意”，稳住了农民的情绪，为自己赢得了说话的机会，然后又巧妙地设问，将农民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从而成功地解决了群众的思想问题。
第二，分流减势。分流减势，是我国传统的治水泄洪措施，就是在主河道的两侧多开支河，使主河道水向多处分流，将洪峰期的大水化小，急流化缓。这种方法运用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就是在诸多矛盾、诸多问题、诸多因素中，区分主次矛盾，轻重问题，内因外因，化急为缓，变重为轻，减大为小，来分而治之。
有位学生纪律松散，常顶撞老师。一天，他被前一节课的老师批评后，在第二节课时故意将桌椅横放在教室后门门口。准备新的“战斗”。上课的老师走进教室，立刻发现这个学生不对头。但他没有批评这位学生，而是微笑着装“傻”说：“同学们知道俗语‘春捂秋冻’的道理吗？”
听了老师的问话，同学们都莫名其妙，坐在门边的学生也竖起了耳朵。老师接着说：“春初秋末天气冷热无常，如果春天过早地减衣，秋天过早地添衣，身体一时不能适应气候的变化，就容易感冒。”说到这里，老师把语锋一转，和颜悦色地说：“××同学一定是课间活动热了，想坐在门口图个凉快，不过这样一来，寒气乘虚而入，要感冒的。还是‘捂’一点好，对不对？”
在同学们的善意笑声中，这个学生下意识地掩了掩敞开的衣服，不好意思地把桌椅搬回了原处。
老师并非不知这位学生是有意捣乱，但他明白，此时要是对这位学生进行批评，肯定弊大于利。于是他便采取了减大为小“傻”处理的方法，佯装胡涂，巧妙地解决了问题。显然，这位老师的“愚”、“傻”，并非真“愚”，真“傻”，而是“愚”中有大智慧，“傻”中有大聪明。
第三，疏浚清淤。浚，本指疏浚清理淤积的河道。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浚”则是指清理工作对象头脑中沉淀的各种根深蒂固的落后思想。人是有精神的，如果社会的政治、文化、道德的某一方面出现不正常的状态，就会影响人的情绪，造成精神堵塞。交通堵塞，不疏导，路就不通，车就过不去；人的精神堵塞，也需要疏导，不疏导，就会“积病成灾”。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就需要从根上“清淤”。
小王在一家国企工作。一天，公司的经理把他找去，安排他去做一项工作。
小王一听，就拒绝了，并说：“每次碰到难办的事，都派我去。我怎么就这么倒霉！不好的事情，怎么老是落到我身上？”
其实，经理并不是故意找小王的麻烦。他对所有的部下都一视同仁。他选派小王去做的理由，是从工作着想，认为只有小王才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听了小王的话，经理觉察出小王心中有怨气。经理决定先不说明派他去工作的原因，而是引导他宣泄出心中的不满。于是，便有了下面的对话：
主任：“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
小王：“可不是吗？每次碰到难做的工作，总是轮到我。如果是偶尔碰上几次，我也没话说，可是，每次都这样，我理解不了！”
经理：“你以为别的同事没有做过很难的工作，是不是？”
小王：“虽然他们也做过，不过，我被指派的次数最多。”
经理：“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想。为什么？”
小王：其实，我也不想讲出来，不过，我认为经理太……。虽然，在别的方面，经理是很公平的，不过，在这方面却不大公平。”
经理：“你以为我把难做的工作都派给你做，所以，你就有些想不开。我理解你的心情。不过，事实并不是这样。你想，这种难做的工作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好的吗？我怎么会拿公司的利益当儿戏呢！我认为，不论从学识、经验、能力，还是从其他方面，你都比其他人胜任这项工作，所以，我就想到了你。至于你说总派你做难做的工作，道理是同样的。”
小王：对不起，是我错了。谢谢经理对我的看重！您放心，我一定尽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应该说这位经理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当他了解到工作对象心中有不满情绪时，他不是训斥一顿，解释一番了事。而是用诱导的语言引发小王宣泄出心中的不满情绪。待小王发泄了心中的郁闷，心情平缓下来，他才解释了原因。结果，小王不仅心中的怨气没了，自尊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于是，他便高高兴兴地去工作了。
这种方法如果给它起个名字，可以叫“宣泄排淤”，就是让工作对象自己把心中的积郁吐露出来，然后再针对其积郁进行引导。
让工作对象尽情宣泄，是一种有效的清淤措施。宣泄，可起到减压阀的作用，让精神堵塞的人把心中的不满、疑虑、困惑都渲泄出来，等他心里轻松了，再论是非，他也容易听得进去。
（二）说理的经验
世界上的事都有个道理，领导者在做他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时，也应该能就所涉及的事讲出一定的道理。这样，工作对象才能按照你的要求去做，才能从思想上接受你的看法和主张。正如俗话所说：“理是开心的钥匙”。但说理要说得有效，不仅需要说理内容本身的正确，即所说的理是真实的道理，符合客观实际；还要掌握科学的说理方法和技巧，即说理的艺术。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
第一，说理要讲真实道理。说理要想使人信服，关键在“真实”二字。道理有大有小，有深有浅，但不管是大道理小道理，还是深道理浅道理，都不能脱离“真实”。只有真实的道理，才能说服人、开导人、教育人。什么是真实的道理呢？凡是能反映客观事物本来面目和现实客观情况，能解释和说明人们的实际问题和现实思想，并起指导作用的道理都是真实的道理。拿这样的道理去说服人、开导人、教育人，一定能征服人心。因为人心所服的是事实，是真理，而不是假道理，空道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讲：“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
1949年9月，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开国大典、军委会议……一下车，他就忙着会客去了。警卫员来到了下榻的老北京饭店。进了客房，警卫员乐了：真漂亮啊！陈设华丽典雅，灯光明亮柔和，床又暄又软，龙头一扭，冷水热水哗哗地就流了出来。警卫员想：首长进上海快半年了，忙得连上厕所都带小跑，这次能在这里舒坦地住上一阵子，可是太美了。想到这，他高兴地边哼着歌，边收拾房间。刚把东西安顿好，陈毅就回来了。一进门就急三火四地喊：“小鬼，快收拾东西，搬家，搬家！”说着，就自己动开了手。
“搬家？往哪儿搬？”警卫员不明白地问。“搬进中南海，那可是皇帝老子住的地方哟！”陈毅打趣地说。
警卫员以为皇帝老子住的地方肯定比这里还要好，就很痛快地收拾东西，往中南海搬。进了中南海，汽车拐了几个弯，在一排陈旧的小平房前面停下了。“这是什么皇帝老子住的地方啊！”警卫员嘟囔着。因为当时解放战争还没结束，中南海大部分房屋都没有修缮，房顶虽是黄色琉璃瓦的，但屋里却只有一盏昏黄的电灯，屋子灰蒙蒙的，屋角布满了蜘蛛网。全部陈设只有一张大木床，一张旧木桌和两把放不平的椅子。屋里别说是热水龙头，就连用凉水，也要到挺远的地方去提。
警卫员不大情愿地往床上铺着军用被子，终于忍不住问道：“您把好房子让给哪位首长住了？”陈毅正在洗脚，听了警卫员的问话，漫不经心地答道：“让给傅作义了。”“傅作义？”警卫员以为自己听错了，追问道。“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来参加政协会议，没地方住了。”陈毅平静地回答。“什么？房子让给他住！”警卫员愤怒了，他大声喊起来，“这些人不杀就算便宜他们了，凭什么您要给他腾房子？”看着警卫员那“气急败坏”的样子，陈毅笑了，对他说：“你这个小鬼哟，怎么这样子蠢呀。傅作义光荣起义，使北平能够和平解放，贡献比你大得多哩！人家在国民党里住高楼洋房，现在叫他住平房，他会觉得共产党对不起他。心里不舒坦嘛！我陈毅就不同了，不住大饭店住平房，不睡弹簧床睡木板床，就是铺捆稻草睡地下，我也照样打呼噜，照样工作，照样干革命！要不叫啥子共产党哟！”
灯不拨不亮，理不说不清。陈毅的一番真实的道理讲得警卫员心服口服。他愉快地在小平房住了下来。
第二，说理要因人施理。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复杂的，他们既有年龄性别、职业经历、文化水平、性格气质的不同，又有理论基础、理解能力、接受程度的差异。因此，说理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就得针对不同工作对象的特点和不同的思想问题，因人施“理”。例如，对文化水平高、理论功底深、接受能力强的工作对象，可跟他们谈一些宏观和抽象的道理，引导他们用这些道理去分析认识他们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对文化水平低、理论功底浅、接受能力差的工作对象，则应多谈些微观的和具体的道理，帮助他们用这些道理来认识和解决问题。千万不能“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明白这个道理。
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听到了是不是马上见之于行动，孔子回答说：“有父亲哥哥在，怎么能不向他们请示就贸然行事呢？”
过了些天，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冉有也问孔子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说：“听到了当然要马上行动！”
这两次谈话，孔子的学生公西华都听到了。对同一提问，孔子作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公西华带着疑惑不解的心情问孔子：“先生，子路问您听到了就行动吗？你回答说要征求父兄的意见，冉有问听到了就行动吗？您说听到了就马上行动。您的回答前后不一致，我弄不明白！”
孔子回答说：“冉有办事畏缩犹豫，所以我鼓励他办事果断一些，叫他看准了马上就去办；而子路好勇过人，性子急躁，所以我得约束他一下，叫他凡事三思而行，征求父兄的意见。”公西华听到孔子的回答，茅塞顿开。
孔子正是根据这两个学生的不同性格，对之施加不同的教育。
孔子根据学生们的不同脾气、秉性特点，分别采取不同的说理方法，在今天仍有其广泛的借鉴意义。
第三，说理要循序渐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过程是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这就要求领导者在说理时，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指望说了道理就立即为人所接受。例如：
陈毅在北京开会时，给傅作义让高级房间，并代表上海市委赠送给他两辆豪华轿车的事传到了部队，引起了一些干部的强烈不满。等陈毅回到上海，他的办公桌上已经堆了好多信件，这些信件都是为这事提意见的，而且意见还提得很尖锐。陈毅觉得有必要解决这些干部的思想问题。怎样解决呢？
这一天，他召集了一个领导干部会议，开始做这些老部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说：“同志们，我的老兄老弟们，要我陈毅怎么讲你们才懂啊！我陈毅不住北京饭店，照样上班，照样‘骂人’！他可不一样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傅先生在电台讲了半个小时话，长沙那边就起义了两个军！为我们减少了很大伤亡。让傅先生住了北京饭店，有了小汽车，他就会感到共产党是真心要朋友的。”
陈毅讲着讲着，激动起来，用手指咚咚咚地敲着桌子，声音又大了些分贝：“我把北京饭店让给你住，再送给你十部小轿车，谁能起义两个军？怎么不说话了？”停了一会儿，他又平静了下来，放低了声音，心平气和地说：“我们是共产党，要有太平洋那样宽广的胸怀和气量，不要长一副周瑜的细肚肠！依我看，要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还是那句老话，团结的朋友越多，就越有希望。”
干部们被他说服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挨了陈爽子的‘熊’，弄清了道理，‘熊’得舒服。”
怎样使这些老部下弄清了道理呢？是循序渐进的方法解开了他们的思想疙瘩。陈毅先给傅作义“摆功”──“在电台讲了半个小时话，长沙那边就起义了两个军！为我们减少了很大伤亡”，让干部们了解傅作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接着，他又给干部们出了道“思考题”──“我把北京饭店让给你住，再送给你十部小轿车，谁能起义两个军？”不用说，这道题把大家难住了，谁也交不上答卷。因此，不能不在思想上引起震动。看着默不作声的老部下，陈毅知道他前面的话在他们的头脑中起了作用，便不失时机地进一步提出了要求──“共产党，要有太平洋那样宽广的胸怀和气量，不要长一副周瑜的细肚肠！”
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对有些事，不能一点就通，需要把握脉络，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逐步劝解。
（三）谈心的技巧
这里讲的谈心主要是指个别谈心。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不论是宣传演讲，还是事迹报告，都是进行正面教育或解决面上的普遍性问题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但人是形形色色的，人的思想是复杂纷繁的，存在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要解决不同人的思想问题，将道理讲到每个人的心坎里，则应采取个别谈心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个别谈心包括思想交锋和心理接触两部分内容，前者是主体去解决客体的思想问题，后者是主客体间的心理沟通。
个别谈心是思想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但好方法并非人人都用之有效。有的领导者很会“谈心”，不管什么人，他都会谈得很融洽；不管多复杂的问题，他都会谈得很清楚。但有的领导者却不会“谈心”，常常是一谈就“顶牛”，简单的问题也能“谈”得复杂化。
第一，谈心前要有充分的准备。充分的准备是个别谈心成功的基础。有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谈心时，心中才有数，知道讲什么，怎么讲。一般说来，谈心前的准备工作主要从四方面着手：
其一，了解谈心对象。了解其经历如何，与他人的关系如何，文化程度、思想修养怎样，最近的思想情绪怎样，有什么兴趣爱好，有哪些思想疙瘩，有哪些优缺点，等等。了解了这些情况，谈心时便能做到有的放矢。否则，就会事与愿违。
其二，了解问题所在。谈心前，要了解谈心对象的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前因后果如何，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其三，明确谈心主题。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谈心者应该通过分析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和形形色色的原因，确定谈心的主题，明确谈心所要达到的目标。
其四，设计谈心思路。主题、目标确定后，怎样实现这个主题、目标，也是谈心前应该考虑的。具体说来，就是要想一想选择什么样的话题，怎样提出话题，怎样结束谈话，等等。即使是临时决定的谈心，来不及从容考虑，也必须在谈心前的短暂空隙里把要谈的问题在头脑中快速地梳理梳理。
第二，尊重谈心对象。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个别谈心多是在上下级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进行的。前者是谈心人，后者是谈心对象。这种地位上的差别，势必使谈心对象产生戒备防范心理。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谈心对象绝不可能畅所欲言。因此，谈心者要想使谈心成功，就必须让谈心对象消除这种心理。如何消除呢？这完全取决于谈心者的态度。谈心者只有端正态度，才能使谈心顺利进行，并最终取得谈心的成功。谈心者应具有的态度是：
其一，尊重对方，平等待人。谈心者要把自己摆在同谈心对象同等的位置，用平和、亲切、友善、关怀的态度对待谈心对象，绝不能盛气凌人，颐指气使。要充分尊重谈心对象的人格，避免采用严辞诘问和咄咄逼人的语气，不讽刺、不挖苦、不嘲笑，即使对犯有错误的谈心对象也一样。著名思想政治工作者曲啸对此有一段很能启发人的话。他说：“某同志犯了错误，你把他找来，先让他喝杯水，叫他坐下来谈。你说，‘你这个问题不是不严重啊’。你含着微笑把这个‘很严重’变成了两个否定词，‘不是不严重’，在逻辑上两个否定同样可以得一个肯定嘛！和‘这个问题很严重’在意义上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变个说法，听起来就缓和一点。缓和一点就能坐下来，能坐下来就能谈下去，能谈下来我这个葫芦里的药就能叫他吃下去，就能治好他的病，这是我的目的。”
曲啸的话很有道理。如果领导者不是用平和亲切的语气跟工作对象交谈，而是声色俱厉地高声大嚷，势必给工作对象带来思想压力，并因此而产生抵抗情绪。
其二，让人说话，耐心倾听。谈心者要善于倾听对方的意见，不能好为人师，一个劲儿地说教；不能压制人言，频频打断对方的话。要在双向的信息交流中沟通思想。事实上，在谈心活动中，“听”比“说”更重要。善于听的人，能从对方的话语中推测出对方未道出的真情，了解到对方的真实思想。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简短的“口头语”，便能反映人的性格。比如，愿说“差不多”的人，性格随便、圆滑；愿说“说真的”、“老实说”、“的确”、“不骗你”的人，性格急躁，总是担心对方误解自己，有博取信赖的愿望；愿说“可能是吧”、“或许是吧”的人，自我防范本领强，不肯完全暴露内心的想法；愿说“啊”、“呀”的人，如果是有地位者，可能会有骄傲的性格，如果是一般人，则反映出他词汇贫乏，思维迟钝。
其三，坦诚相见，以心换心。古人云：“人之相交，贵在交心”。谈心，应该是心灵对心灵的撞击，心灵对心灵的影响。没有心灵的相交沟通，就不能加深彼此的了解，就不能有问题的解决。因此，谈心双方都应坦诚相见，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心里话，不说套话；发肺腑之言，不讲敷衍之语。用诚实和坦荡的态度表明自己的意见，抒发自己的情感。这样便会给对方莫大的慰藉，使他们从低沉的情绪中振奋起来。
第三，选择恰当的开头方式。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谈心的开头十分重要。头开得好，彼此能相沟通，有话讲；否则，双方形成心理障碍，就会话不投机。
其一，选择共同点。所谓共同点，就是能把谈心双方联系起来的某一事物，如，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观点、共同的家乡、共同的学历、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职业、共同的年龄段、共同的政治身分等等。
其二，选择突破点。突破点本是军事用语。它是指进攻者在进攻时，总是选择对方防守最薄弱的地带做为攻击目标，来进行突破。突破点一攻破，攻击部队就会势如破竹，全面击溃对方，使整个战斗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
思想政治工作个别谈心的开头也有个选择突破点的问题。突破点选择恰当，便能很快进入主题，深入实质；否则，在“外围”消耗了许多精力，浪费了很多时间，还是接触不到实质性的问题。因此，有经验的领导者在与工作对象个别谈心时总是能注意选择突破点。
其三，注意媒介点。所谓媒介点，就是能引出话题的东西。1958年初，在武汉部队工作的实习报务员李立法同志，奉命随同周总理乘江轮去重庆。晚上，来往的电报很多。零时，译电员送来0048号电报的一组字，要求校对。紧张工作了一天的小李有些不情愿，心里赖咕：真烦人！个把字，估计着译算了。心里想着，译电稿时就不想以往那样认真了。
第二天中午，总理同工作人员一块进餐。当总理看见李立法后，亲切地对他说：“昨夜辛苦了，报务员同志。”
“总理，您辛苦了，我没什么。”
总理笑着对身边的同志说：“瞧，小伙子的眼睛都熬红了。”
接着总理和蔼地问起了0048号电报的事。
“是我太粗心了”，李立法脸红心跳，准备挨批评。
台长在一旁连忙解释：小李技术挺好，就是有点不安心本职工作。
李立法又说：“我是想上福建前线去。搞这玩艺儿，整天往报房里一坐，谁也不知道！”
听了小李的话后，总理爽朗地笑了起来，用手摸着他的头说：“原来这里还有个疙瘩没解开。来，咱们聊聊。”这时，墙上的挂钟正好敲响。总理看了一眼挂钟后，微笑着问：“小李，我们—眼看去，可以看到挂钟的哪些部分？”
小李打量一下挂钟，不安地回答：“可以看到时针、分针……还有阿拉伯的数字。”
“还可以看到什么呢？”
小李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摇了摇头。
总理若有所思地说：“是啊！里面的发条、齿轮和其它部件是时钟的心脏，而它们都呆在里面不会被人看见。每个小齿轮，常年累月，任劳任怨地工作着，如果它们中间的哪一个闹情绪了，想跑到被人看得见的外面去工作，你说说，这个钟将会怎么样？”
周总理说到这儿，看了看小李，见他静静地听着，便又接着说：“革命工作是一个整体，我们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像齿轮那样不计名利，埋头苦干啊！”
总理又鼓励他说：“无线电通讯，像血液对人的生命一样重要，党把这项工作交给你，整个天空就是你驰聘的战场，相信你会用自己的意志和智慧，与同志们一道，把工作做好……”
望着总理那慈详的面容，听着他那亲切的话语，李立法感受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后来他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这里，周总理就是用“挂钟”作为媒介引入话题的。周总理与小李的谈心目的，是要教育小李安心本职工作，但他没有直言其事，而是通过“挂钟”这一媒介，巧妙地引出了话题，达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
其四，注意兴趣点。“话不投机半句多”。当你发现工作对象对你所谈论的话题不感兴趣时，你就要适时地调整你的话题。寻求能够激发他兴趣的话题。例如：
某中学唐老师悉心钻研中国古典文学，出版了二十万字的《中国诗歌发展史》一书。该校的文学社小记者到唐老师家采访。
小记者：“唐老师，您的大作《中国诗歌发展史》与读者见面了，我想请您谈谈撰写本书的经验，好吗？”
唐老师：（很为难地、沉默了片刻）“这只是一个专题学习，谈不上什么经验。”
小记者：（抬头，望着墙上的隶书）“唐老师，这隶书是您写的吧！”
唐老师：“是的！”
小记者：“那么请你谈谈隶书的特点，好吗？”
这正是唐老师感兴趣和愿意谈的话题。于是，唐老师由“蚕头雁尾”讲起，讲得很细致、很起劲。在讲这个话题的过程中，师生之间的感情逐渐变得融洽起来。
这时，小记者不失时机地说：“唐老师，您对隶书很有研究，我们以后还要请您多加指导。不过，我们现在十分想听听您是怎样写成《中国诗歌发展史》一书的。”此刻，唐老师深感盛情难却，也就只好加以介绍了。
小记者虽小，但能力不小。首先，他善于观察，有判断力。其次，懂得语言表达技巧。当他发现自己所提出的话题，采访对象不感兴趣时，就立即打住，然后寻求出“隶书”这一采访对象感兴趣的话题，成功地打开了唐老师的话匣子，使采访得以顺利进行。
第四，掌握劝导的艺术。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有一首《题西林壁》，诗中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的后两句，比喻的就是我们平日里常说的一句话：“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事实的确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坚信自己的观点正确，而对自身的不足又往往看不大清楚。当遇到挫折时，人们又总是陷入“迷惘”的怪圈中而不能自拔。这就需要有清醒的“旁观者”来劝说、开导他，帮他驱散心头的愁云，解除思想上的烦恼，使他幡然醒悟，改弦更张。但正像一句话所讲的，世界上的难事有两点，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到别人的脑袋里；二是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谈心劝导别人，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装到别人的脑袋里。要解决这道难题，可以采取以下的方法：
其一，情感感化。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富有情感的劝导能扣人心弦，感人肺腑，能使人的心灵震颤，产生思想共鸣。因此，有经验的领导者在劝导他人时，总是不忘“以情开路”。
1959年4月27日，75岁高龄的谢觉哉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初上任的一天，谢老把从内务部农救司临时抽调来给他当秘书的一位青年副科长请到办公室，想正式调他，征求他的意见。那位青年当时有点舍不得内务部，便推托说自己没有搞过法院工作怕胜任不了。谢老听了，用充满情感的语言跟他商量说：“我年岁太大，要是在前些年，我可以不要秘书。你是不是同我一起到最高人民法院去，帮我看看材料，做点事情？就干四年。我今年75岁，四年后你愿意再回内务部就回去。”
谢老的话并不多，但却像一缕春风吹进了青年副科长的心。面对这真情真意，他不能不深受感动。于是愉快地调到了最高人民法院。
由此可见，“动之以情”是劝导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当一个人处在矛盾的漩涡中，遇到麻烦不能解脱的时候，更需要劝导者用诚挚之情、爱护之情、尊重之情、理解之情、信任之情来劝导，帮他摆脱困境。使用这种方法要做到如下三点：
一是要有同情心。对于工作对象的困难、不幸，领导者一定要有同情心，要能够体谅他人的心境。有了这种态度，你就不会只看他人的过错，对别人的错误吹毛求疵了。相反，你会对工作对象的不足予以谅解。
二是要表示理解。对工作对象的观点、想法、立场，领导者要表示理解。即使他的观点不完全正确，你也不妨先以理解的态度来宽慰他。如果你能设身处地为他想一想，理解他的处境，你就能获得他的信任，彼此达到“心理相容”。如此以来，你就能了解到他产生某种思想的原因，以便于“对症下药”了。
三是要给予尊重。意大利著名思想家莱奥帕尔迪在其《思想录》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正如轻蔑比仇恨更令人生气，尊重也比仁慈更受人欢迎。与被爱相比，人们通常更希望被尊重。”在劝导过程中，领导者如果能尊重工作对象，就能使他产生自尊、自爱、自重的情感，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
其二，道理攻心。情可以感化人，可以为劝导奠定感情基础，但要想真正使工作对象信服，还应该用道理攻心。请看陈毅同志是怎样用这一方法劝导某纺织厂老板的：
解放初期，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一天，他去拜访某纺织厂的老板。一见面，老板就向他发起了牢骚：“陈市长，我对工会要废除‘抄身制’有想法。他们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工人下班，由抄身婆抄身，还经常丢纱，如果取消抄身制，纱厂还不被偷光啦。”
陈毅听了他的牢骚，就耐心地劝导他说：“要说办工厂、买机器，我拜你为师。因为我只当过工人，没有经营过工厂嘛！要说管理工厂、教育工人，你可要向我学习嘛！我参加革命就一直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这方面我可以给你当参谋，还带‘长’呢！你倒是要我这个参谋不要呢？”
老板被陈毅恳切而幽默的话感动了，他忙说：“要！要！请您快说。”
陈毅说：“我在法国当过工人。那个工厂大得很，老板比你还厉害得多，还雇了一大帮带枪的警察，对每个下班的工人，从头到脚细细地搜，那过细的劲头，身上硬是连一根针也藏不住，但结果呢，原料、零件还是大量丢失。为什么呢？老板把工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劳动很重，工资很少；工厂赚了钱对工人毫无用处，他为什么不拿呢？现在中国不同了，工人翻身当了主人，他们懂得工厂生产搞得好，新中国才能富强起来，工人才能改善待遇。你们虽然是私人企业，但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所以以我之见，废除抄身制，关心工人利益，待工人如朋友如兄弟的话，我相信眼前的困难会克服的顺利一点。”
老板觉得陈毅的话很有道理，表示拥护工会的意见，废除“抄身制”。
“以理攻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劝导方法，但使用这种方法有两点要注意：
一是劝导说理要对准要害。劝导说理不同于宣讲说理。宣讲说理是就普遍问题而言的道理，劝导说理则是针对具体问题而谈的道理。一般说来，被劝导者之所以需要劝导，就是因为他对某一具体问题想不开，或对某一具体问题固执己见，因此，劝导说理必须有针对性，对准问题的要害，才能解决问题。
二是劝导说理要具体实在。既然劝导说理是针对具体问题而谈的道理，那么，毫无疑问，领导者在进行劝导说理时，就应该用具体而实在的道理来劝导对方，而不是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只有“对心思”、“解扣子”的道理，才能劝导成功。
其三，明帐细算。抽象的概念很难说服人。但如果领导者能将抽象的概念量化为能够计数的、形象具体的“质”的东西，劝导就容易成功了。请看董必武同志是怎样运用这一方法的：
董必武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曾一度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大院住过。这个大院原是个王府，不仅住室典雅，还有个很大的后花园。春日，桃花、海棠竞相开放；夏天，树木繁茂，浓荫遍地；秋季，葡萄满藤，红枣满枝；即使是隆冬，那银装素裹的景色，也别有情趣。董必武很喜欢这个住所，但还是决定搬家，迁到中南海去。
董必武的孩子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地方不住，非得要搬家。一个个撅着嘴，不高兴。董必武把孩子们叫到面前，对他们说：“这个地方的确不错。房子好，花园也漂亮。但为什么要搬家呢？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煤，要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呵！搬到中南海，这些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解决了人力物力，我还不该搬吗？第二，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这样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近了一半路程，就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国家穷呵！”
孩子们被父亲说服了，高高兴兴地同意搬家。不久，董必武一家就搬到了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的院子里去了。
董必武为国家着想的高风亮节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而他作孩子思想政治工作采用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他从国家财力的节省算到人力的节省，一条条说得那么具体，一件件算得那么仔细，这具体的“帐目”不能不引起孩子们的深思。做事应为国家、人民着想，这道理是重要的，但它却是抽象的概念。简单地把这抽象的道理告诉孩子，孩子不会引起重视。可是，当董必武把它量化为有形的、具体的东西后，劝导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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