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批评的问题，有群众概括说，有的领导讲话“太离谱听不懂，太遥远不实用，太官样难入耳，太虚假难相信。”
领导者要解决上述的问题，需要掌握语言表达的方法与艺术，说出让听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愉悦的话，最终实现有效沟通。
（一）语言表达艺术的内涵与特点
“艺术”是一种创造美的技巧。既然艺术是一种创造美的技巧，语言表达艺术就应该是一种美的语言。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美的语言能带给人愉悦、幸福和享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精神生活资料。
那么，什么是领导者的语言艺术？陈毅同志当年的一段轶事能形象地回答这个问题。
1962年7月23日，《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议定书》在日内瓦签署之后，中国代表团的团长陈毅，见到了他的谈判对手，美国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哈里曼。
哈里曼就签字仪式前的讲话对陈毅说：“我对你讲话稿中的头两页是同意的，但不同意第三页。”
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是讲话稿的第几页的问题，但实质上是一个严肃的外交政策、外交立场问题。我们看陈毅是怎样处理这一问题的。
听了哈里曼的话，陈毅微笑着对他说：“看来你还不如我的水平，我讲了两页你们喜欢的，而你讲的我一页也不喜欢。”
应该说，这是领导者语言表达艺术的一个经典案例。双方的表达都充满着艺术性。而陈毅的回答更是巧妙得体：幽默、含蓄，而又不失原则。因此，这里给领导者语言表达艺术下这样一个定义：
领导者的语言表达艺术，是领导者在领导活动的过程中，根据表达目的、表达内容和语言环境，巧妙地选用语言材料，利用有声语言，并辅之以态势语言去表情达意的一种技巧。
所谓态势语言，就是一个人的神情举止着装。与一般的语言表达方法相比，领导者语言表达艺术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灵活而不失原则。语言艺术是一种非模式化的语言技巧，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语言艺术的灵活性包含两层意思：
其一，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语言环境的变化，选用恰当的话语，来保证言语交流活动顺利进行。
2011年12月15日午间，周小川在财经年会上发表演讲。他演讲的主题是“金融业要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演讲过程中，他身后的背景板突然掉了下来，差一点打到他。
周小川看了看脱落的背景板，笑着调侃道：“看来也是要有风险控制的。”
背景板突然脱落，是临场的突变因素。这突变的因素，打破了和谐有序的交流环境，周小川用艺术的语言化解了尴尬。“也是要有风险控制的。”表面上是说背景板脱落，实际上是暗含金融业扶持实体经济也要有风险控制。一语双关，不离演讲主题。
其二，能根据所处的具体环境，选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同一思想内容，以求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
有一个皇帝梦见自己的牙掉光了。梦醒之后，他让一位大臣给他解梦。这位大臣告诉他：陛下，很不幸地告诉您，每一个掉落的牙齿，都代表着您的一个亲人的死亡。
皇帝非常愤怒，让人把这位大臣推出去给斩首了。皇帝又让另一位大臣给他解梦。这位大臣说：“圣上，您真是洪福齐天，您将活得比所有亲人都要长久。”皇上非常高兴，奖赏了他。
这两位大臣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是相同的，但却选择使用了不同的表达形式，也实现了不通的交际效果。有时候，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
灵活性是语言表达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对领导者来讲，“灵活”必须是有原则的灵活，而不能是无原则的“灵活”。
所谓有原则的灵活，就是领导者在讲话时，不能无原则地去评价某些事、某些人；不能置组织利益于不顾，无原则地去博得对方的好感。因此，领导者需要牢记自己的角色身份，坚持原则，坚持党性，维护大局，该讲的话，敢于大胆讲；不该讲的话，则一句也不能讲。决不能为了取悦他人而“灵活”。
那么，怎样才是灵活而不失原则？周恩来总理的故事给了我们答案。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摩洛哥王国。在宴会后的交谈中，哈桑国王先是询问中国生产军用飞机和导弹的情况。这是意料当中的话题。突然，哈桑出人意料地转换了话题，问周恩来总理：“当今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经不多了，不知今后会怎么样？”
很显然，哈桑给周总理出了一道难题。不管回答今后怎么样，都有干涉别国内政的嫌疑；如果不回答，则会使交流陷入尴尬的境地。我们看周恩来总理是怎样解答这道难题的。
周恩来风趣地答道：“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
这就是灵活而不失原则：既坚持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又用巧妙的语言保证了交际环境的和谐有序。
第二，创新而不忘规范。创新是语言艺术的灵魂。为什么有的领导者讲话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语言表达具有创新性。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经用“块头大不等于强，体重大不等于壮，有时是虚胖”来比喻说明只有经济总量而没有先进科学技术支撑是不够的；用“墙头草”“推拉门”来描述干部队伍中的好人主义，等等。
再看杨献珍与彭德怀的一段对话。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同志被派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当时，杨献珍同志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因为庐山会议上的一些事情，彭德怀情绪不好。杨献珍想做他的思想工作。如何劝慰彭德怀？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一道难题。杨献珍是怎样破解这道难题的呢？
杨献珍见到彭德怀之后，诚恳地对他说：“在历史和现实的一堆疑惑面前，我们应该力求像一句名言所说的：‘不哭、不笑，而是去理解’。”
听了杨献珍的这段话，彭德怀对他说：“好，我现在是你的学生，你要给我一把理解的钥匙啊！”
杨献珍接着便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来激励彭德怀：“‘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毫无疑问的是问号。我们大部分的伟大发现都应归功于为什么。’彭总啊，其实你掌握理解的钥匙并不比其他同志少，只不过你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口不随人语，鼻不随人气。这种‘宁可找到一个因果的解释，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的气质，不正是一些人永远得不到的钥匙吗？”
对于身处逆境的人，人们更多的是安慰劝说。但杨献珍同志没有这样做，他是巧借名言，真诚地赞扬彭德怀坚持真理、为民请命的大无畏精神。通过赞扬来激励彭德怀。这种表达所取得的效果，是一般的劝慰话所无法做到的。
“宁可找到一个因果的解释，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一语，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德谟克里特所言，意思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怕放弃王位。
习近平总书记和杨献珍与彭德怀的对话，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语言创新。
所谓语言的创新，就是能打破常规，根据交际的需要，创造性地选择语言材料和表达技巧来表达思想，传递感情。
具有创新性的语言，能使领导者的话语充满个性魅力。但领导者在创新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语言的规范性。也就是说，领导者语言的创新必须是合乎语言发展规律，合乎语言运用规律的创新，而不能是随心所欲的“创新”。
第三，内容与形式并重。内容美是语言艺术的第一要素，但却不是语言艺术的全部。领导者的语言艺术应该是形式美与内容美的有机结合：特定的思想内容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最恰当的语言形式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形式与内容并重。不能只顾内容美，而不顾形式的蹩脚；也不能只顾形式漂亮，而不顾内容的拙劣。任何偏颇，都不能称为领导者的语言表达艺术。
古时候，有个叫李廷彦的县官，他写了一首百韵诗，给他的顶头上司州官看。这首百韵诗有两句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
州官读了之后，很同情地说：“没想到你家这么不幸。”李廷彦听了这话，笑着解释说：“其实，我的兄弟并没有死，我不过是为了求诗句对偶贴切工整而已！”
显然，李廷彦的文风是不足取的。他只顾追求形式美，而不顾内容的真实。于是有人嘲讽他说：“你何不写上‘爱妾宿僧舍，娇妻住道房’，这样还可保全你的兄弟。
事实上，我们研究语言艺术的目的，就是为好的思想内容寻求到恰当的语言表达形式。请看下面这首《夜壶赞》诗：
我多想作一把夜壶，
藏在人们的床下。
虽然是那么又脏又臭而且难看，
但总给夜尿者以方便。
虽然这算不了对人类有什么贡献，
但也比那些光拿钱不干事的人好！
从这首诗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看，应该说是美的，值得称赞；但语言表达形式却令人不敢恭维。试想，用“夜壶”作喻体来表达奉献的思想境界，能协调吗？其效果只能是贬意，谈不上有什么赞美之情，自然也不是艺术的表达。
（二）语言表达艺术的原则与要求
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应邀来我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熊向晖陪同蒙哥马利观看了豫剧《穆桂英挂帅》。蒙哥马利看完戏之后，对熊向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能让一个女人当元帅呢？”
熊向晖解释说：“这是中国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不以为然地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
听了蒙哥马利的话，熊向晖有点不高兴，立即反驳他说：“伊丽莎白女王也是女的，按你们的体制，她是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蒙哥马利被熊向晖驳得哑口无言。
周恩来总理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批评了熊向晖。总理对他说：“你讲得太过分了，告诉客人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何必要反驳他。你搞了这么多年的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
熊向晖之所以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评，主要是因为他违背了言语沟通中的得体原则和礼貌原则。蒙哥马利是我们请来的尊贵客人，对客人不依不饶是不礼貌的。
这个故事说明：人们在组织话语进行交际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如果不能遵循一定的原则，即使你所说的话有道理，也不能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领导者语言表达艺术，也是如此。
第一，合作原则及其要求。合作原则，是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在1967年提出来的。所谓合作原则，是指参与言语活动的双方必须合作，并遵守一定的规则，以保证言语活动的和谐有序，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一原则要求领导者在说话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信息适度。信息适度，就是话语中所包含的信息量应以适合说话主题的需要为度，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信息量超过了主题的需要，就会产生废话；信息量太少，就是信息缺失。
其二，话语真实。就是要努力说真话。不说自己认为是不真实的话；不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我们原则上要求领导者要努力讲真话，但也并非是说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讲“真话”。在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也是不能完全讲“真话”的。比如，遇到涉及机密的事，就不能讲“真话”，讲“真话”，就是泄密。泄密是要受到惩处的。
假如你是一家大型企业的技术总监，你掌握着这家企业的核心技术。
一天，一位两小无猜的朋友找到了你，希望你能将核心技术告诉她。而且她还对你说，我们从小就有约定，心中不要保留任何秘密。你应该遵守这个约定。
这时候，你就不能诚信地讲真话。如果此时你“诚信”地讲真话，你就泄露了企业甚至是国家的机密，你就要负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看来，这说话还真的不容易。那么，对于说真话和说假话的问题如何处理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认为，人说话应该有底线。这三条底线依次是：
“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则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伤害他人。”
钱理群先生还补充说，“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若这种假话并未伤害他人，可成为奴隶，值得同情；但若伤害他人，则只能做奴才，不可原谅。”
钱理群先生为什么提出了这三条底线？看了钱先生的《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一文，我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钱先生讲，2008年伊始，他的大学同班同学贺永新先生给他寄来了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从他们班被打成右派的江之浒先生所写的回忆录《夜阑，涛声依旧》里复印的，文中赫然记录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钱先生在班级批斗会上的两次发言。
在1957年10月中旬批斗会发言中，钱先生批判江之浒在给同学的信中，“打了民主、自由的旗帜，企图推翻党的领导”。
在1957年11月3日批斗会发言中，钱先生批判江之浒“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为非党报纸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
钱先生说：“面对这白纸黑字的历史，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怎么把它遗忘了？是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在反右、文革中我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的这两次发言，在我的记忆里，却早已消失了。而受害者却没有忘却，受重创的心灵，至今也还在隐隐作痛！我怎么会、怎么能把它遗忘？！当年对自己同窗的伤害就已经有违做人的良知；而后来的‘遗忘’，就更不可原谅！”
钱先生说：“昨夜，我睡不安宁。夜半突然惊醒，历史的一幕幕，陡然清晰地呈现，我反复追问：我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发言？此刻，我又一遍遍地审读，自省，寻求答案。”
通过“一遍遍地审读”，钱先生自省到：“一句话：既要当‘奴隶’，又要做‘奴才’。我的发言表明，我所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会讲歪理因此‘有用’的‘奴才’。“可憎的还是那副自以为大彻大悟，洋洋自得，居高临下地教训被批判者的奴才心态与口吻。但我就是依靠这样的奴才式的表演而逃过了一劫。逃过的代价是对本和自己命运相当的同窗的迫害，把他人推入万丈深渊而以自救：这是怎样的卑劣的行径和罪恶！”
正是由于有过这样的经历，钱理群先生给自己订立了说话的三条底线。
我认为，钱理群先生这“三条底线”对我们领导者说话守底线同样适用。
历史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式”。生活中、工作中我们力图说真话，不说假话。但不说真话又无法保持沉默、不得不说假话的时候，说假话要以不伤害别人为底线。这是人性，这是良知，也是党性。
其三，内容贴切。内容贴切，就是说话的内容要紧扣主题。不说与主题无关的话。我们写文章要围绕主题来写，事实上，说话与写文章一样，也需要围绕主题，不能口说千言，离题万里。不能答非所问。一般而言，正常的思想交流沟通，不应该答非所问，除非特殊的情况。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位上级领导会见他的一位下属，了解春耕播种情况。由于这位下属答非所问，成了笑谈。
领导问：“你们的播种工作怎么样了？”
下属答：“你问播种工作吗？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
领导问：“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下属答：“我们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了。”
领导问：“那么以后又怎么样呢？”
下属答：“我们有了转变，马上就会有转变。”
领导问：“究竟怎样了？”
下属答：“我们那里有了一些进展。”
领导问：“可是你们的播种工作究竟怎样了呢。”
下属答：“我们的播种工作暂时还毫无头绪。”
这段对话简直有点像是说相声。这位答话的下属，真是答非所问的“专家”。
其四，方式简明。方式，是指表达方式。它要求领导者在语言表达时，简明扼要，不含糊，不罗嗦；有条理；没有歧义。语言的歧义性很容易导致人与人之间交际的障碍，有时还会产生不好的效果。
第二，得体原则及其要求。合作原则设定了常规的言语交际模式和规范，适用于直截了当的言语交际。但是在人们的言语交际中，只凭合作原则还不能圆满地解释交际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现象。比如：
1960年，我国打下了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之后，一名外国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问陈毅：“你们是用什么武器打下的U—2型高空侦察机？”
陈毅同志笑着说：“我们是用竹竿捅下来的！”
如果按照合作原则真实性的要求，记者问用什么武器打下的U—2型高空侦察机的，就应该回答用什么武器打下来的。但是，在当时的交际情境中，这种表达不是最佳的选择，而回答用竹竿捅下来的，则是最佳选择。因为这样回答，既保守了秘密，又幽默风趣，使交际和谐有序。
因此，得体原则就应运而生。得体原则适用于拐弯抹角的言语交际。所谓得体原则，就是说话要切合具体的语言环境。这一原则要求领导者在说话时，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其一，切合交际身份。身份，是指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或一个人的辈分。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面对不同的交际对象，有着不同的身份。面对领导，他是下属；面对下属，他又是领导。交流时，需要根据不同的交流对象说出适合自己身份的话来。
尽管领导者面对不同的交际对象有着不同的身份，但有个身份是固定的，这个身份就是党的领导者。作为党的领导者，就必须要知道哪些话能讲，哪些话不能讲。比如说，作为党的领导者，就不能妄议党的大政方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46条规定，“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属违纪行为。为什么禁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中纪委法规室的一位领导同志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党中央在制定重大方针政策时，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充分听取有关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建议，但有些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台上不说、台下乱说”，实际上不仅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有的还造成了严重后果，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妨碍了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也严重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无疑，应当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46条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
其二，切合交际对象。领导者要使自己所说的话切合语境，取得最佳效果，不仅要从自己的身份地位出发，还要看准听话对象：“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21]更要了解听话对象，根据听话对象的不同性别、性格、职业、文化背景、心理状态，构建不同的话语，以使听话对象顺畅地理解、接受话语，实现交际目的。如果所游说的对象属于追求高尚名声的人，如果用利益去游说他，那么就会被看成是节操下贱的人而受到卑贱的待遇，必然被抛弃或疏远。所游说的对象属于看重利益的人，如果用高尚名誉去游说他，那么就会被看成是没有头脑而脱离实际，必然就不会被录用了。所游说的对象心里追求厚利而表面上是追求高尚名声的人，如果用高尚名誉去游说他，那么他表面上会录用游说的人而实际上却会疏远；如果用厚重的利益去游说他，那么他暗地里会采用游说者的意见而表面上会抛弃游说者。（原文：“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22]
这段话虽然是就游说而言，但对一般的交际交流依然有着重要的启迪价值。它告诉我们，了解交际对象、切合交际对象的重要作用。
其三，切合交际时机。时机，就是具有时间性的机会，恰好的时候。时间是稍纵即逝的，时不我待，机不再来。世上任何事情的成败得失都是与时机分不开的，说话更是如此。
说话要注意时机，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时候说什么，什么时候不说什么，都要考虑清楚。“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23]不该说这些话时说了，表明是太急躁；该说这些话时不说，就算故意隐瞒自己的观点；不察言观色就说，则是盲目的了。
其四，切合交际场合。西方语言学家说：“语言表达恰当与否的真谛是：你能否在恰当的场合及适当的时机，用得体的方式表达你的观点。”场合就是说话时的具体地点、情境。
说话总是在一定的场合下进行的。同样的话在不同的场合下说出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领导者在说话时，应该注意与当时特定的场合相协调、相切合。否则，会影响表达效果。
某法院开庭审理一起盗窃案，被告对作案时间交代不清。为了核实，审判长决定传被告之妻到庭作证。由于过分着急，审判长脱口而出：“把他老婆带上来！”
法庭顿时哗然，严肃的气氛被冲淡了。当时，审判长应该运用法庭用语，宣布“传证人某某某到庭。”由于以日常用语取代了法庭用语，不适应场合，因而很不得体。
语言是很丰富的词汇，只有依据不同的场合，选取最恰当的词语，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可见，领导者在说话时，应该注意与当时特定的场合相协调、相切合。
请看下面这段话：“今岁改革年，民意之所愿。常委会报告，大家来评判。回眸看去年，峥嵘不平凡。成绩和差距，找准莫等闲。”“X城这多年，变化很明显。东部崛新城，高楼耸云端。跨湖飞大桥，马路直又宽。绿树排成行，花红映人面。湖水波粼粼，天空掠飞燕。湖光山色美，游人总留恋……”
这不是在说山东快书更不是曲艺中的“数来宝”，而是2015年某市某区人大主任所做的工作报告。全篇每一句话都由五个字组成，韵脚统一，被誉为“五言诗报告”。
对于“五言诗报告”网上褒贬不一。褒者认为别开生面。我不否认这个报告很有文采，但是场合不对。有批评者认为，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是严肃的公文，不宜用追求浮华的文体来表达。工作报告以准确、平实为基本要求，坚持逻辑思维，属于“现实主义”；而诗歌讲究的是比兴之法，要求形象思维，搞的是浪漫主义。追求报告的生动性，没有错，但不能牺牲准确性、严肃性。
我认为，这位批评者的批评意见很到位，如果是联欢会上，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很合适，但是，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就不合适了。总之，形象有余，而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第三，简洁原则及其要求。提倡领导者说短话，是我党的传统。毛泽东、邓小平都喜欢说短话。1992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便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24]邓小平同志不仅要求领导者说短话，他自己也是带头说短话。他的女儿曾经问过小平同志几个问题。小平同志都是言简意赅地给予了回答。
“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跟着走。”
在太行山时期都做了些什么事？——“吃苦”。
在评价刘邓大军的辉煌战史的时候，——“合格”。
1973年2月，邓小平从江西下放地回北京，毛泽东第一次召见他，开口就问：“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邓小平只用两个字回答：“等待。”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问他三落三起、终能重返政坛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还是两个字：“忍耐。”
所谓简洁，就是能用最经济的语言手段，输出最大的信息量，使听者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取最可能多的有用信息。
要使话语简洁，不仅要养成缜密思维的习惯，善于概括，能够围绕中心说话，还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技术细节：
其一，要善于选用精粹的词语。精粹的词语有着深邃的内涵力，有着超强的表现力。说话时，运用这样的词语能收到言简意赅的效果。
东汉时，浙江桐庐富春江畔有位隐士，名叫严光，很有节操。宋代范仲淹在桐庐任太守时，为他建造了一座祠堂，来纪念他。祠堂建成后，范仲淹写了一篇二百多字的《严先生祠堂记》，赞颂严光的道德风范。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文章写好之后，范仲淹把它拿给朋友李泰伯看。李泰伯读后，对范仲淹说：“您的这篇文章一旦传出，肯定闻名于世。不过，我想改动一字，使它更趋完美，不知意下如何？”
范仲淹忙问：“不知您要改的是哪个字？”
李泰伯说：“把‘先生之德’改为‘先生之风’怎样？”
范仲淹一听，拍案叫绝，立即改了过来。
这个“风”字就是一个有着深邃内涵力的词。它不仅含有“德”字所具有的品德、德行的意义，还包孕有风采、情操和风度等意思，足可以跟山、水并驾齐驱。
其二，要善于使用凝练的语句。凝练的语句能提纲挈领地把问题的本质特征表达出来。达到“片言以居要，一目能传神”的效果。
1936年10月19日，上海各界人士举行祭祀鲁迅先生大会，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邹韬奋先生在大会上作发言。他的全篇讲话仅有34个字。话语虽少，但表达出的思想却非常丰富。他说：“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
他的话之所以能收到这种效果，就在于他使用了“不战而屈”、“战而不屈”的凝练语句，并通过对比的方式，将鲁迅先生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铮铮铁骨与一些文人的趋炎附势、奴颜媚骨的卑劣人品，非常强烈、形象、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使听众益发感到鲁迅的伟大和无耻文人的渺小，而痛惜鲁迅先生的逝世。
有句诗说的好：“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简洁的话语能突出主题，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四，通俗原则及其要求。2010年8月9日杨柳风先生在《学习时报》上著文说：“对于思想和理论的东西如何表达出来，通常有四种境界：一是深入深出，即把深奥的理论用晦涩的语言表达出来；二是浅入深出，即把浮浅的观点用深奥的语言表达出来；三是浅入浅出，即把浅显的道理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四是深入浅出，即把深刻的思想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四种情况中，唯有‘深入浅出’为最高境界。”我深以为然。深入浅出，才能通俗易懂。通俗，就是语言表达要浅显，明晰，易于为人所接受。语言表达如何才能通俗易懂？
俗话说：“话须通俗方传远。”列宁认为，重视经常不断的宣传工作，就应该确切地和全面地制订必须加以通俗化的那些原则。通俗原则要求领导者在表达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表达的内容要深入浅出。俄国作家赫尔岑说过：“没有难懂的科学，只有难懂的解释，即不可领会的解释。”说话怎样做到深入浅出呢？
一是，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在用词上，要避免使用晦涩生僻的词语；在表达手法上，要从听话对象熟悉的事物入手。
二是，把复杂的内容简明化。复杂的问题常常是关涉到多方面、多层次的问题。要想让听众听懂这些复杂的问题，有效的方法，就是将这些问题加以归纳梳理，使之具有条理。
三是，把抽象的问题具体化。抽象的内容有时不易为人所理解。但是，如果能将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听众就容易理解了。比喻是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的有效方法。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用“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鞋人自己才知道”，来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
李瑞环在讲到工作要分主次、抓重点时，他说：“要把所有的事都找出来，分分类，排排队。不加选择，眉毛胡子一把抓，核桃栗子一齐数，其结果必然是螃蟹吃豆腐，吃得不多，抓得挺乱。”
其二，表达形式要平易自然。平易自然的形式不仅有助于内容的准确表达，也便于传递通俗的信息，方便听众理解。说话形式要平易自然，就应该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不要故作高雅斯文。故作高雅斯文是话风不正的一种表现。事实上，话语是否有分量，并不在装饰，而在内容。故作高雅斯文也是说话者不自信的表现。鲁迅在《而已集·革命文学》中说：“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全不用这些字。”请读者来看一段故作斯文的句子：
“审美主体对于作为审美客体的植物的生殖器官的外缘进行观感产生生理上并使之上升为精神上的愉悦感。”
作家苏叔阳曾把这段文字读给诗人流沙河听，结果流沙河没听懂。后来，苏叔阳告诉他，这段话就是说：“看花很愉快。”
二是，不要生造乱用词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需要创造一些新词来满足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但是新造的词语必须符合汉字构词法的规律，必须建立在人们能够共同理解的基础之上。如果所创造的新词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所理解，那么，这样的词语就是生造的词语，就是不规范的词语。
生造词因其破坏语言规范，是没有生命力的。高尔基称之为“一生下来就死掉了的婴儿。”叶圣陶先生把它们比喻为“私印的假钞”。
生造词也包括滥用缩略语。在语言的使用中，人们为了节省时间，避免语言罗嗦，使用缩略语是很自然的。但使用缩略语并不能犯自由主义，随心所欲地“缩略”词语。缩略词语应该根据语言运用的实际需要，看缩略之后意思是否明确，能否引起歧义。如果不需要、不明确，就不要随意缩略。比如，淮南运输公司简称为“淮运”，就不合适；上海测绘研究所简称为“上测所”也不妥当。因为，言虽简，但意思不明确了。
三是，不要造别扭的句子。这里所说的别扭的句子，是指长句子和欧化的句子。长句子和欧化的句子，都不容易听懂。
第五，礼貌原则及其要求。礼貌就是对人尊重。周恩来同志讲：“要得到人家尊重，首先要尊重人家。”周总理在接见外宾时，总是自己先到。等中方会见人员都到齐时，再请外宾。
一次，总理在大会堂会见外宾，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向总理汇报，是否要叫外宾。总理纠正他说，不是“叫”，是“请”。
人是需要尊重的。不管是谁，都需要得到尊重。我们不管跟谁交流，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还是记者，都需要坚持尊重原则。但有的人跟领导交流能坚持这个原则，而跟下属或其他人交流就放弃了这个原则要求。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交流，70%是态度，30%是内容。态度不对，好的内容也会被扭曲。
其一，态度谦逊。领导者在表达时，应该力求做到态度谦逊和气，热情诚恳，表情自然大方，既不卑躬屈膝，也不趾高气扬。尤其不要低看别人。如果低看了别人，就会目中无人，瞧不起他人，言谈中就会流露出来。流露出来，就会伤害别人，自然就会影响交际交流效果。
要知道：“山外青山楼外楼，更有英雄在前头”；“每个人都是一棵开花的树”；“一只已坏不走的表每天也可以对两次”。
其二，倾听认真。神情专注认真是指说话时要耐心地倾听对方讲话，不要轻易打断别人的话头，或心不在焉，要注意给别人说话的机会，不要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讲，而不管别人是否有说话的机会。这是尊重对方的表现。
记得有一位名人说过：“上帝给了我们两只耳朵，而只有一张嘴，显然是希望我们多听少说。”这话说得生动风趣，也说得耐人寻味。
有效交流，必须善于倾听。心理学家通过调查得出结论：“不为任何赞美辞所迷惑的人，也会被专心听他讲话的人所迷惑。”
其三，语调适宜。领导者与人交流，要根据表达的内容和交流的目的，用适宜的语调说话。既不要盛气凌人，粗暴生硬，也不要高喊吼叫，强词夺理。
（三）语言表达艺术的策略与选择
一九二七年，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鲁迅的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语言表达策略选择的重要性。
语言表达有着不同的策略，比如，直言是一种策略，委婉也是一种策略，艺术的表达，就应该知道，该直言时要直言，该委婉时要委婉。
第一，原则与灵活。原则，是指说话或做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不同世界观的人说话做事有着不同的原则。作为党的领导者，说话做事应具有的原则是：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以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灵活，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在不违背原则的条件下，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恰当的话语来表达思想。
其一，“原则”语言策略的要求。在领导活动中，作为党的领导者，不论职位高低，言谈吞吐必须遵循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应在一定的原则限度内去阐述、说明表现其思想意识，而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不能超越这些原则限度去随意评价某些人、某些事。用感情代政策，以人言代法律，不能为求一团和气而丧失原则立场。
其二，“灵活”语言策略的要求。我们强调语言表达的原则性，并非要求领导者把它当作僵死的教条来使用。因为在实际工作中，领导者要面对着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活动内容，不同的活动方式。这种种不同，要求领导者能够在原则性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语言环境灵活地表达思想感情，让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该原则时原则，该灵活时灵活。这样，既能适应复杂多变的问题，又能获取最佳的交际效果。
第二，直言与委婉。直言，是有话直说，实话实说，不拐弯抹角，不闪烁其辞。委婉与直言相对，它不是直截了当地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而是用含蓄的话语把自己的意思曲折地表达出来。
其一，“直言”语言策略的要求。语言表达中，运用直言的语言策略能达到言简意赅、简洁明快，一针见血、观点鲜明的效果，但使用时需要注意这样几点：
一是，必须顾忌交际对象和交际场合。如果交际的对方是熟识的人，喜欢直来直去，且所说的话又不犯忌讳，那么，就可以坦诚直言。反之，则要注意改变表达方式。鲁迅在《野草·立论》中谈到这样一件事，说是有个富贵人家在给孩子做满月时，请了几位客人来家，大家瞧了瞧孩子，便开始预测起孩子的未来。有位客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当官的。”他的话博得众人的称赞，主人也喜上眉梢。另一位客人接着说：“这孩子是要发财的。”他的话也受到在场者的颂扬，主人更是乐在心头。随后，又有一位客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的话音刚落，就遭到大家的合力痛打。
谁都明白，说孩子将来能当官发财，其实未必，只不过是客人为讨主人欢心而所说的吉祥的话，尽管如此，但主人爱听；而说孩子将来是要死的，却是必然，任何人都逃脱不了这一自然规律，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句实话，但在吉祥的日子里，喜庆的场合，最忌讳听到“死”这不吉利的字眼，因此，这位实话直说的客人挨打就不足为怪了。
二是，要有真诚坦荡的态度。真诚坦荡的态度是成功直言的基础。这种态度，能让对方感到诚意，感到友善。当你以这种态度直言时，即使你的言语刺激一点，对方也能够理解。
1949年底，商务印书馆由于经营不善，发不出薪水。董事长张元济先生到上海市政府找陈毅市长，要借20亿元（合后来2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这位八十高龄的老先生，比陈毅父亲年纪还大。陈毅在小学时，就听到过他的大名。但是陈毅认为，这笔钱不能借。可是，怎样拒绝他的请求呢？陈毅稍作沉思，对张先生说道：“如果说人民银行没有20个亿，那是骗你的。我不能骗你老前辈。只要我打个电话给人民银行，他们就可以把钱送给你。你老这么大年纪，为了文化事业亲自跑到这里来，理应借给你。但我想，还是不借给你为好。20个亿搞到商务一下子就花掉了。我认为你们还是要从改善经营想办法。不要只搞教科书，可以搞些大众化的年画，搞些适合工农需要的东西。学中华书局的样子。否则，不要说20个亿，200个亿也没用。要你老先生这么大年纪，到处轧头寸，我很感动，不过我不能借这个钱，借了是害了你们。”
一般而言，拒绝别人不容易，但陈毅同志的拒绝很容易，也是很成功的。这成功便得益于坦率真诚的态度。这坦率真诚的态度使老人对他产生了信任感。
其二，“委婉”语言策略的要求。语言表达中，使用委婉的语言策略可以让表达者轻松地说出某些不便说、不忍说、不愿说、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语。
比如说批评别人、规劝别人，或给他人尤其是给上级领导提建议的时候，用委婉的语言说出来，效果可能更好些。
劝说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是颇伤脑筋的，尤其是对老同志或上级，更是如此。有时，你费尽了口舌，却一点用处都没有；弄不好，还可能招致反感。但假如你能适当地运用婉言的话，便会曲径通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少孺子巧谏吴王的故事很能给我们启迪：
春秋时，吴王要攻打楚国，并对身边的大臣们说：“谁要是敢劝谏，我就把他处死。”大臣们很害怕，没有人敢进言息兵。有个名叫少孺子的门客准备进谏。但他知道，若是直言相劝的话，必死无疑。于是，他便想了个主意，拿上弹弓，怀揣弹丸，到吴王的后花园里转游，希望引起吴王的注意。他不顾露水湿透衣裳，一连转了三个早晨。吴王终于看见了他，并问他说：“你何苦到这儿来，让露水把衣服都弄湿了？”少孺子听吴王发问，心里很是高兴，暗自说道：“看来我这三天功夫没白费，吴王终于开口了。”随之，他便说道：“花园里有棵大树，树上有只蝉，蝉在高处悲惋地鸣叫着。它叫累了，就喝点露水，很是得意，但它却不知道有只螳螂正在它的身后；那螳螂弯着身子贴在树枝上，正准备捉蝉，却不知道有只黄雀正在他的附近。那只黄雀伸着脖子，正准备捉螳螂，却不知道拿着弹弓装好了弹丸的人正在树下向它瞄准呢！这三种小动物都只顾得到它们眼前的利益，却不管它们身后有灾祸啊！”吴王听完了这番话，感叹道：“说得太好了！”遂放弃了攻打楚国的计划。
少孺子的这番谏言，堪称绝妙。他虽然一字未提对楚国用兵打仗的事，却轻而易举地把别人讲不透也不敢讲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刚愎自用的吴王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劝谏，真乃奇哉！
另外在外交活动中，委婉语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委婉语不仅能曲折地表达出双方都能理解的信息，而同时又由于没有点破所要表达的实体，所以，遇到麻烦时可以“下台阶”，这就使得表达者的行为更具灵活性，而避免僵局的发生。
比如，在外交活动中，人们常会听到“对这种作法我们表示欣赏”的话语。在这句话中，“欣赏”就是一个委婉语词，它曲折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这种作法还不错，颇有点意思，至于我们想怎样表态，至少是现在还没考虑好；但是我们现在也不反对，不仅不反对，在感情上还多少是同你们站在一边的。
显然，这种说法就很有灵活性，一旦“这种作法”为公众认可，朝好的方向发展了，那么，我们已表示感情上多少同你们站到了一边，对你们还是支持的；一旦这种作法遭到了公众反对，朝坏的方向发展了，那么，我们是没有明确表示赞同，而只是“欣赏”而已，这真是“进可攻，退可守”。
婉言在一定的语境中，确实能起到独特的交际作用，但前提是要用得好，用得恰当才行。因此，有必要对运用婉言提几条要求：
一是，表意要明白。婉言虽是婉转、曲折地表达本意，但仍要求表意要明白，否则，就违背了运用婉言的主旨。因为运用婉言就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思想、情感，让听者接受。如果你“避讳”得让人家摸不着头脑；“暗示”得让人家糊里糊涂；“烘托”得让人家晕头转向，岂不是等于白费口舌。好的婉言应当隐而不晦，柔而不弱，闪而不避，曲而不涩。
二是，谦和要真诚适度。委婉的语言表达的是说话者谦和的态度，但这种态度必须是真诚而有“度”的。虚假的谦和有滑头之嫌，过度的谦和有肉麻之嫌。因此，在使用婉言时，表达者既要讲究礼貌，又要注意分寸，做到不卑不亢，适可而止。
在人际交往中，有人喜欢直言，有人偏爱婉言，其实，作为语言表达方式，它们各有不同的作用，关键看是如何使用。直路近，曲径幽，婉言直言各有千秋。
第三，明确与模糊。明确，就是说话清晰明白；模糊，是出于语言表达的策略，故意所说的语义模糊的话。
其一，“明确”语言策略的要求。“明确”是领导者最常用的一种语言表达策略。领导者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是某一团体或组织的代言人，职责要求领导者说话要确切而不走样，清楚而不含糊，“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模棱两可。
其二，“模糊”语言策略的要求。领导者的岗位职责要求其说话明确，但明确也并不等于不能说“模糊语”，有时，模糊语言的用途是明确语言所不能替代的。比如说，遇到不能交底的事，在某些外交活动场所，等等，模糊语就大有用武之地。
我们说过有时模糊语的作用是明确语所不能替代的，既然是“有时”，那就表示有时明确语的作用也是模糊语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应该根据交际的目的、交际的情景和交际的对象，来选择不同的词语，该明确的明确，该模糊的模糊。
1994年9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国外媒体记者问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陈健：“请教发言人，邓小平先生会不会出席‘十一’国庆？”陈健回答：“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境外媒体那些说法是捏造的。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出席‘十一’国庆，以及参加哪些国庆活动，我跟你们一样，会在10月1日的报上看到。”
陈健的回答采用的就是明确与模糊相结合的语言策略。
当时，外界传言小平同志的健康出现了问题。陈健用明确的语言通过媒体告诉外界：“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境外媒体那些说法是捏造的。”此时，对这个问题必须使用明确的语言来回答，否则，就更会引起外界的猜疑。
而对小平同志是否出席十一国庆的问题，陈健则采用了模糊的语言策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采用模糊的语言策略显然非常高明。因为，作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法确定小平同志是否出席十一国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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