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研究”课题中期论证会实录

    时间：2015年9月18日

    地点：浙江省团校行政楼3F会议室

    9月18日上午会议实录

    时间：8:30—11:50

    主持人：胡献忠（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资料部主任、副研究员，博士）

    发言人：郑长忠（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教授，博士）

    王久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所副所长、副教授，博士）

    钱永祥（浙江省杭州市团校原校长，教授）

    俞中（浙江省团校党委书记、校长）

    韦磊（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汪茵（浙江省团校原党委书记、原校长，教授）

    刘宏森（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青年学报》主编）

    胡献忠：非常高兴在这个丹桂飘香的时节，与各位同仁相聚在美丽的杭州，一起来研讨群团改革背景下的共青团育人的历史经验。在这里，我首先表示感谢：第一，感谢各位专家能够鼎力相助，为课题研究启发思路，贡献智慧；第二，感谢上海、浙江、河南、辽宁团校的学者能够热心地参与这个课题；第三，感谢浙江省团校承办此次会议，没有你们的辛勤操办、大量的幕后工作，我们今天是不可能在这里坐而论道的。

    我先把这个课题的来由说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研究”是经团中央批准的国家财政专项基金课题。之所以确定这一课题，当时有很多想法，第一，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要有历史的纵深感；第二，不能只研究经验，你如果经验那么多，为什么现在是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状态呢？所以，要进行反思，包括一些教训。在座的有政治学学科的专家、中共党史方面的专家、有青少年工作研究专家，希望大家从不同方面把把脉，提一些建议。目前课题已经在进展过程中，有的稿子已出来，有的正在撰写过程中。接下来我聊几个观点，给大家热热身，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首先我觉得共青团的诞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独特现象。20世纪20年代，青年共产国际有40多个支部，也就是说40多个国家有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当一些共产党在本国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几乎无一例外都把共青团的基本功能定位在协助执政党在社会实践中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苏联、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古巴、越南、朝鲜、老挝等，当然后来他们出了一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一向把共青团视为助手和后备军，从革命、建设到改革，这都是一以贯之的做法。尤其1949年之后，中国共青团带领广大青年工人、农村青年、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突击队作用，实际上更重要的，我想是在思想、道德、作风等领域，有一个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职能，这应该是一个落脚点。尤其是共青团同工会、妇联、科协、侨联这些带有统战性质的组织相比，共青团的育人功能更加突出。

    培育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新中国成立之后共青团才开始做这个事。今年是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在中共执政的环境中，共青团的工作思路、工作格局、工作方法从起源上讲，最早是从耀邦时代开始的，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其实当时整个状态，包括学校、新闻、宣传部门都是非常受党政重视的。包括现在我们所在的浙江省团校行政楼，它建于1955年，虽然只有三层，却是古典雅静、颇具传统建筑美感。当时省委能够批准在文二路这样的好地段建设占地45亩的一个新校区，就有整个时代风气在里面。

    我们常讲，“大气候决定小气候，大环境影响小环境”。共青团育人功能的发挥也是这样。党执政当执政清明的时候，执政绩效做得比较好的时候，整个社会有向心力的时候，这时候有利于增强青少年的自豪感，这时候做这个工作相对好做一些。当社会问题多了，党内腐败多了，还有那么多不公平的现象，无论你如何去做这个思想教育工作，影响都会大打折扣，所以跟社会的环境密切相关。当然，跟共青团本身的工作也有关系，比如有的工作只是开个头，后来没坚持下去，半途而废了。

    从1949年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觉得总体感觉，共青团还是在五六十年代以及80年代，工作开展得有声势、效果也比较好。我想，可能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整个中国的体制是一个强动员的机制，正如有的学者所讲的，整个国家就是一个超级公司，就是一个大公司，全国人民只有一个共同目标，大家都知道你跟我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但是干的都是一个事。共同理想也好，价值共识也好，那是相当明显的，大家觉得是一家人，都是社会主义大家族的一分子。在这种背景下，意识形态容易把整个社会凝聚在一个非常紧密道德政治的共同体里。到70年代的时候，整个信仰就有点失落了，80年代我们开始讨论信仰失落的问题，其实是逐渐把这个问题表面化了，其实失落早就存在了。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好像人的心又一块聚了，有点那样的苗头。但到了80年代末又有一个拐点，人的想法又多了。到了1992年之后，走向市场经济改革之后，整个向市场化，包括人的自由度、个性化，个人的利益诉求的增加，一下子把大家都搞成原子化。其实在这个状态下你去做这个工作，很难做。从党的角度讲，我们经常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际上还是“一手硬、一手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大家都在反思，改革开放30多年，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党联系群众的条件比以前改善多了。但党和群众的关系是远了还是近了，好了还是坏了？恐怕大家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答案。我觉得在这里面除利益诉求多元化之外，应该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深挖。

    所以，我们也想听听专家从外围、根据自己的研究给我们挖一些东西，我在这里抛砖引玉，做一个开场白。我们是一个比较松散、自由的学术会议，大家畅所欲言，每位专家20分钟左右。下面，首先有请复旦大学郑长忠老师发言。

    郑长忠：感谢课题组的邀请，让我有这样一次学习、思考的机会。我非常珍惜这样开会的机会。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我专门去思考，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供课题组参考。我觉得要研究这样一个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经验与反思，这里面有好几个核心要素；第一，从时间段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行动主体是“共青团”；第三，行动对象是“青少年”；第四，行动内容是“培育价值观”。这四个要素放进来，实际上使我们对这个命题的把握就必须用两个纬度进行，一个，背后要有一个大逻辑的框架，大的逻辑的把握，究竟这里面所讲的东西，它背后的DOS系统会讲的是什么？DOS系统它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呈现。然后另外一个，背景是经验与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因此我们还要把DOS系统运行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放在历史过程中呈现出来，看它是怎么表现的。然后我们从这两个角度，从历史的角度把握它的经验与教训，才能够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不是简单的这种工作性的来思考。这是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围绕把握、理解第一个基本的想法。

    接下来，我就分成两个纬度，一个是逻辑的角度，一个是历史的角度，呈现、看待这个问题。这样的一个命题，我们该放在什么样的一个逻辑中，或者逻辑视角下把握，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当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把握，一个是从政党的角度，第二个是从共青团自身的角度，第三，有没有更大的角度，更大的逻辑视角？应该放在国家建设的角度。为什么？这里面需要追问的问题，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是干吗？当然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核心价值观建来干吗用？它是建构国家意识形态，我们在政党、国家、社会这样一个现代政治三元的结构要素中，我们长时间以为价值观的东西是政党的价值观，但为什么有时候政党价值观会成为核心价值观？过去计划经济和单位社会的时候看不清楚，两者好像政党提出核心价值观，社会、国家都一样，统一在一起。现在非常明显，中宣部提出一个东西，立马有人批一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是社会多元。从现在来看，政党的一元意识形态和社会多元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之后它开始拉升出现，多样性地呈现出来。用政党的一元意识形态建构来整合多元意识形态的时候，发现困难重重。怎么办？实际上我们这些年提出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是不是只有现在才来建构？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推动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只是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建构方式、建构主体、建构内容以及侧重点存在着差异。共青团在这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共青团其实在协助中国共产党来推动，从意识形态方面，来推动国家意识形态每一次、每一阶段国家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它的任务的完成。然后结合共青团自身的特点来呈现，来推动，来操作。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核心价值观是建构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干吗？实际上在政治学中它有三个机制，一个叫价值，一个叫制度，一个叫组织。这是三个机制性结构要素。价值是建构人们内在的精神秩序，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具有合法性。为什么这段时间“合法性”我们过去不敢讲？王岐山讲了，所以大家就开始“合法性”讨论了。实际上它的精神秩序，大家的认同是什么？意识形态建构完之后，使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大大下降。第二个就是制度，干吗？实际上包括法律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是建构人民外在的行为秩序，你不做我强制你。这两个要素要强制落实，必须要有第三个要素，必须要以组织的力量把它落实。因此意识形态的建构或者价值的建构，它最重要是配合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建设或者是政治工作开展过程中，让最大多数的民众能接受现有的秩序的建构，也就是说能接受现有秩序，以及由此而形成现有要解决的根本任务。所以很有意思，中共有三个部是一定有，一个是宣传部，一个是组织部，还有一个统战部，简称“宣、组、统”。“宣”解决价值配置，当时叫宣传鼓动部，直接把你忽悠，忽悠完了以后让你长期接受。组织部的工作是什么？把自己的人组织起来，用组织架构把他组织起来。统战部是什么？非敌人的人，把你组织起来，跟着我。因此它就在价值和组织两个纬度，但制度不大强调，因为制度更多在国家层面上，或者内部运行情况下，国家层面宪法、法律的建构，它不是用政党性的组织化建构，这个不多讲。

    在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建构过程中，建构之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这里面的价值是怎么建构的？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党建国家，所以政党领导人民，驾驭军队建立国家，之后政党在里面成为了主导性力量。因此，政党要推动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政治任务。革命年代，它可能是为了革命发动。新中国成立之后怎么办？不能老发动、老造反，那就要听话。什么叫听话？你使秩序得到稳固，与我们每个阶段要建构的任务。因此政党在每个历史时期推动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内容。因此这是由政党，中国党建国家的逻辑，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由政党推动。于是每个时期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也就由政党提出以及来通过各个方面来聚合。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核心价值观建构的方式也存在差异。这里面涉及共青团，中国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后备军，长期以来都是共青团协助共产党在完成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任务，共青团协助政党，怎么协助？它完成什么？它自身有没有自身运行的逻辑？自身在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或者说在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有没有它自己的规则？它涉及我们的主题，刚才是大的逻辑，现在讲的是第二层共青团运行的逻辑。共青团的运行逻辑首先是跟着党走，这毋庸置疑，共青团改革不是共青团的事情，解决的是政党自身建设的事情，政党整合领导社会的能力提升的问题。共青团垮了，这个组织的工作人员可以转身到别的单位或企业做其他事情，受伤害的最后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做得好，共产党能力也就上去。因此共青团首先协助的是政党，而政党有两个阶段，当然政党有领导党和执政党之分，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当然还有改革时期，但我们讲建设的时期，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它成为执政党时期，执政党这里面涉及中国共青团要协助中国共产党来有效推进党在执政时期的国家建设任务的时候，因此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就成为共青团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培育青少年的所谓的“造新人”等等的思想的建构主要内容，因为它来自于党，而党的中心任务是国家要推动，这是第一个纬度。

    第二个纬度，你不能不说中国共青团，你虽然跟着共产党，但是你实际上跟国家、社会的结构存在互动，否则的话你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希望共青团组织上应该有独立活动空间，独立活动的方式，政治上必须绝对的领导，组织上也绝对领导，但是活动方式必须根据自身活动方式，你才能达到通过群团的方式，有效地完成用政党所无法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共青团还有一定的相对自主性。它的相对自主性在哪里存在？是跟国家和社会之间互动的存在。因此它的意识形态的建构，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必须遵循国家建设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建构的问题。另外一个，必须根据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变化、社会成员生活形态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逻辑。只有这些吗？不止，它还有自身的组织运行逻辑，因此它有四个要素决定它，政党、国家、社会青年、自身。这四个纬度它实际上都有不同的要求，这就导致共青团有时候明明想这样做，有时候又不能这样做。有时候做这个，共青团有很多问题在这里，为什么团校系统在90年代以后会逐渐挂两个牌子？为什么要向教育部靠？许多的团校变成了教育机构，保留了非常小的共青团的培训机构？这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逻辑之下，使共青团的发展没有一个完全的自主性，多元受影响。你的利益要获得，你的目的要实现，就必须在这样一个空间之内，在多元逻辑的空间内，找到它自己的困境。

    因此，当反思培育这个工作经验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整体性经验反思，而不仅仅共青团一家。我们有时候有非常难办的事情，它跟政党还不一样，政党还有很强的主动性和建构性，团实际上很弱。在这个过程中，共青团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所以共青团培育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在整体建构的逻辑之中，和自身运行的逻辑两大框架的作用之下，来实现的。而整体政治的建构逻辑，我刚才讲了，共青团——政党，共青团——国家，共青团——社会，来建构我们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那好，核心价值观的建设，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包括青少年信仰的松动、变革、弱化等等的东西，责任在哪里？一种是责任在哪里，第二个为什么。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性变革下来的东西，我们如果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那种标准，来看我们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那只能得出刚才那个结论，它实际上动摇的，不行了。如果把它放在整个逻辑和规律的角度看，很正常的。变的应该是我们，而青年变，我们就要变，这种变对整个国家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来讲，国家在发展，国家在完善，而早期意识形态强控制的状态，实际上是过渡性阶段，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过渡性或者说基础性阶段，需要用那种完全性。所以我们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新的判断。

    好，刚才是理论的角度分析。倒过来看另外一个纬度，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整个社会的逻辑是什么？它希望在一盘散沙的社会逻辑上形成组织上的逻辑化，完成两件事，政权的建构需要国家的建构，第二个就是政治上，在经济和社会上实现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需要高度组织化，它才能够实现资金的有效聚集。实际上西方的专治主义时期，叫绝对主义时期，它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第一个历史阶段，西方别老说中国，你本身也没什么好说的。所有现代国家发展过程，都完成这么一个共同的路径。因此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利用的是什么？新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和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力量，在宏观上建立计划经济，微观上建立了党务社会，通过这些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组织化基础，因此需要高度组织化。政党在这里面起主导作用，因此这时候的组织化逻辑是什么？集体主义，是高度的集体主义。集体主义要建构的是什么？是分散的社会，分散的传统社会，一盘散沙的传统社会，首先使它成为统一的国家，第二个再用统一的国家，用政党的现代意识形态对它们进行改造，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新中国、新社会、新人”，要用传统转变成现代，因此它反对的是封建。为了完成国家整体性的组织化建构，反对离散力，才有“文革”的爆发。这样的两个逻辑的张开，它既反封建，也反资本主义，它目的是什么？完成第一个阶段的国家建设任务。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因此强调共产主义中集体主义的部分，而对马克思所讲的“全面与自由发展”的个人问题不再讲了，只讲到工具层面的集体主义内涵，为什么？完成了国家建构的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反封建非常彻底，反资本主义非常彻底，有没有重要性？非常重要。当时很多家庭里都存在落后现象，男女平等现象强制性地做起来。所以在中国用这种现代化的建设手段所实现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管用。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共青团协助政党，协助国家，整个国家建构的核心价值观的取向是什么？是集体主义，是高度集体主义的时候，因此集体主义从组织逻辑、政治逻辑建构来讲，它是组织在先。用政党组织和国家组织、社会组织层层组织在先。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出了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叫雷锋，这是典型性的东西。雷锋解决的是什么？党把我放在哪里，我在哪里闪闪发光，组织再现以及利他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完成了两个，第一个是组织化，取消分散主义，第二个实现对封建主义的改造。这么一个目标，在雷锋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工业上推出了王进喜，刚好是现代化建设的工业时期。农业上强调的是什么？陈永贵，实际上是对农业进行改造。你去看这三个纬度，知道雷锋是整体性的形象，王进喜解决的是工业层面上的工业化所需要的高度组织化，农业层面上是改造小农，实现农业的组织化。

    所以这种意识形态的建构，跟共青团战争年代协助党所形成的高度组织化，有着内在的匹配性，所以第一个阶段现代化建设完成的是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共青团所做的所有工作，从意识形态的工作配置来说非常合拍，因为跟国家建设的任务是一样的，意识形态提出的东西是一样的。改革开放之后，实际上它的问题是什么？整个中国的社会，改革开放之后实际上是嵌入了一个市场经济，目的就是市场经济。它解决的是什么？现代化建设第一个阶段完成的是把它组织起来，实现原始资本积累，使整个现代化基础得到有效落实。但是它的内在持续力缺乏，为什么？个体的主体性丧失。所以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说“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它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因此在1978—1992年过程之中，整个意识形态的建构充满冲突、斗争，为什么？两种建构的逻辑在打架，究竟受要强调第一个阶段的逻辑继续走，还是解决第二个阶段逻辑的重启。第二个阶段的逻辑重启，立马就有一个对个体的重视性，传统意义上的个体重视性、个体的发展，这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所以80年代初的时候，回归青年马克思主义人道化的辩论，它解决的就是要不要回归马克思所讲的“人的自由”的问题、“人的本质”的问题。因为讲到自由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找到合法性，就要自由解决个体的充分发展。然后在这样一个自由辩论过程中，但是带来了两个负面的影响，一个走向极端自由的时候，解构国家和解构党的领导。不讲自由的时候，不讲个人的东西的时候，导致现代化发展内在持续动力没有。所以这一对的矛盾，一直困惑着改革开放走到现在。实际上这个逻辑从毛泽东当时开始，要不要搞当代开始，一直走到现在的现代的逻辑。毛、刘之间的矛盾，以及到了后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坚持改革开放之间的一种张力，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背后的张力。在这个张力的过程中，请问我们核心价值观该讲什么？第一个阶段，很清楚，第二个阶段就不清楚了。因此你会发现，一会儿讲这儿，一会儿讲那儿，是党没有弄清楚究竟要讲什么。

    1992年明确市场经济嵌入，但党的领导叫思想基本原则的提出和推动改革开放，叫“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用这种政治逻辑的方式把这一对的张力固化下来，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建构就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还没有分化，1992年社会分化完了以后，共青团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青年志愿者。青年志愿者的逻辑和学雷锋的逻辑完全颠倒，虽然我们现在讲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学雷锋，虽然青年志愿者是公利也利他，它前提是主体得到充分保证基础上的利他，而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它的逻辑是个体或者说主体在先，而后才是基于公共活动有效整合起来。这个的逻辑转化适应市场经济的建构和国家建构的一种逻辑。随后，一系列的变化都在这个逻辑之中。中共十八大之后提出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分成国家、社会与个人。这是十八大之后明确国家、社会、个人，这三个开始形成了什么？社会意识形态开始生成完了之后，执政党的一元意识形态无法完全统合的情况下建构国家意识形态，来勾连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多元意识形态，形成了整体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整体意识形态建构，而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最大区别在哪里？过去是一元一体，用政党意识形态替代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成为了刚性的意识形态。而现在经过30多年发展的时候，所提出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逻辑来看，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就由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三者之前如何形成有机统一。这样国家建构才不会在政党、国家、社会以及社会内部形成分裂的现象，用意识形态实现高度、有效、有机的整合。

    于是这时候的共青团应该如何来建构？因此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的命题。所以我们所总结出来的命题，不是在共青团层面上，我们共青团非常厉害，非常有效，在意识形态的建构所推出来的，雷锋谁提出来的？青年志愿者行动谁提出来的？叫整体性的形象，实际上都是共青团提出来的。然后现在有没有办法再提出整体性形象？没有。但是我们提出青年志愿者叫整体性机制。所以这些东西，政党拿过去了，一系列的东西围绕国家，接下来共青团能不能在互联网空间之内，能不能有效整合和建构这样的机制，难度非常大，但是还有待进一步努力。所以这个是整体来看共青团自身的建构逻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不好意思，我的时间可能超了，就先讲这些。

    胡献忠：没事，郑老师这些高屋建瓴的大逻辑给我们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视野。下面请北京大学王久高老师发言。

    王久高：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也在学习。我想从两个角度讲一下。第一个角度，我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为什么讲这个东西？我们希望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也很想建设，说实话这个很重要，郑老师研究得有深度。在核心价值观提炼的过程中，大家对这块本身有很大的分歧。我刚好在学习过程中，也看了几个东西，跟大家也再回顾和分享一下。分享以后，我们再定位一下，我们讲新中国成立以来和青少年，到底有哪些，这方面做了一些东西，哪一些符合现在强调的东西。大家也知道，我们当时讲十八大正式提出核心价值观以后，其实是有分歧的。首先对它的内容，至少目前为止还是记不住，到底内容科学不科学，哪一些核心价值观，感性内容都记不住。理性，从学术思考的角度讲，我们研究了一下，它有很大的分歧。第一，你到底是一种主义的价值宽还是一种国家价值观的问题。我们讲的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单纯从政党的角度提出来，还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还更多从更大范围的？比如社会的角度。我们现在解释核心价值观，其中隐含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以后最大的理论分歧是，要从社会的一些东西，或者叫理论的核心要素来统领，当然我们的统领没问题，现在更多是主宰、主导的问题，这几年有很多大的争论，这些东西是否过时，这些东西主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情况下导致社会多元化、价值多元化情况下，我们现在讲的主导、引领，但是内在的东西强调更多是社会，这是我们传统社会，所以基本上主宰核心价值观的东西，这种情况下导致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其实中共提出核心价值观，到底核心价值观属性问题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你是由社会主义推广，整个价值观体现出来，你为什么没有提“共同富裕”，这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你为什么没有体现这个？“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不是说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有的学者说，这不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社会最基本的要素没有体现，尤其是没有体现共同富裕。

    这个问题，涉及我们思想的，包括刚才讲的，我们也反思，我们的视野要放开，我们一方面要有执政党意识形态整合的东西，这个共青团也好，其他部门，每个社会有机组织要完成这个任务，但是这里面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党也在探索。所以我们讲的核心价值观，当然我个人倾向是把它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角度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从现代化的视角，从中国的视角，这样的情况下才使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具有整体性，能尽最大可能整合一些东西。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层面，我们课题组在写的过程中，能不能考虑，这是一个很专业性，也是一个很重要性的研究的，这是一个框架，还是一个理论。其实你现在弄，我们不要一开始介入到以前的意识形态化。现在一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马上想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做法，学党史的都知道，写来写去还是在意识形态的逻辑思维下。当然我们反思，这个肯定要写，因为这是我们一段历史的东西，肯定要总结。新中国成立17年有一些经验教训，经验教训肯定要归纳一些东西来，但是我们要跳出一点，因为还存在一个反思，也意味着这种反思，这种核心价值观我倒倾向从现代国家角度。现代国家角度，大的现代化视角下构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才能知道，一要对我们现代化发展，第二有助于我们更好和世界现代化接轨，能够相对有一个有机的平台。第一讲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大家也理解，核心价值这方面分歧很大。核心就是一个，以人为本，这是老祖宗马克思说的。什么叫核心？假如我问大家，新中国成立17年来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能不能找几个关键词？我觉得很难找，上期刊网搜索还真搜不到有学术性的文章，就没有这种比较系统性的东西，这导致课题组有很大的困难。青少年是一个大分歧，青少年、少年、青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分歧，11—15岁是一个阶段，15—18岁算一个阶段，18—22岁是青年，22岁相当于大学生，所以大学生跟少年又存在一个问题了，当然这是我们讲的体制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核心价值观，我们要总结的，这里面有很大的争论，这里面至少有上百种的提法，后来我们不断凝练，其实最聚焦的像“以人为本”。后来讲到目前为止搞了三个层面，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然后讲最大共识。我们在写的过程中也想，核心和非核心的认识？核心是怎么理解？我觉得这一段可能没有“文革”一段，“文革”一段最好写，因为“文革”的核心词很容易找，“阶级斗争”啊，“斗私批修”啊，领导一看这个社会整个核心价值观就可能是这几个词。现在社会矛盾多了，所以中央在当前的情况下，提出的12个词，是相对于非核心。关键是核心和非核心关系的认识问题，今天讲的核心是终级价值观的问题，马克思很多价值观是构建未来的目标、追求，当前的中国不具备马克思强调的价值观的东西，或者是未来的东西。当前所提出的12个词，是当前社会最聚焦的12个方面的矛盾。所以我认为核心价值观要解决12个问题。我今天讲的12个核心观，相对众多核心中凸显出来的核心。

    回归到我们做的课题上，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理论，载体也不一样。我们要归纳一下，不要完全套当前讲的核心价值观。我们搞党史，比如1949—1956年，青少年对他教育主要的关键词，口号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块，所以我们去找。我觉得一是报刊报纸，这是一个价值观或者是核心价值观，因为当时没有提核心价值观的概念，这都是后来的概念，不能完全照搬对应，但是我可以做。1949—1956年青少年时期的核心价值观状况如何，当时国家意识形态政党可能在价值观那个载体。我们现在讲，根据团自身的规则来创造，那是没有的，到今天也不容易。这是我们归纳出来，我记得一个可能是报纸报刊，关键词。第二个是教材，现在讲思想品德课，类似的教材中，那时候有没有关键的东西，可能那是我们要凸显的东西，这是我们想做大课题的路径选择。哪怕归纳5—8个，能够体现那个时代，也很棒。

    另外一个，核心价值观研究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普适性。你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以后，你到底是不是凸显国家政党的意识形态？这肯定是的。当然按照现在的套路，要体现社会核心价值的内核，这也是没问题的，这个是体现的。但同时我们在思考，这个核心价值观是真正整个社会的。按照今天讲的社会团体是社会公民，甚至包括今天在中国，不是中国国籍的一些人。所以我们讲核心价值观，今天有很多，港澳台不说了，大陆和港澳台整体核心价值观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港澳台的居民，他不一定认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是你要考虑这个核心价值观提出来，社会的这部分对象，其实我讲的大多大陆群体和港澳台群体，还有海外的群体，还有一点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我们现在讲，中国是开放的，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多，有的定居在这里，实际上我们核心价值观提出以后，我们整合的是整个社会群体，让他接受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最好。但现在意味着现在？你的核心价值观跟社会大众性，或者叫普适性的关系问题。这个我们在反思，我们要解决这个课题，这恰恰是我们在搞核心价值观教育，可能是最值得反思的东西，因为意识形态太突出了。意识形态太突出以后，从现代化的角度讲，反过来，执政党本身也很累或者非常不顺。

    再一个，从社会力量讲，社会的力量没有充分发挥起来。团要做团的工作，它没有时间发展功能。所以这个问题反思什么？我的视野是从政党的角度，政治或者意志跟我们教育的关系。所以我这里面简单地说，在1976年之前，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共青团的角色、定位、功能，你跟教育部的关系，现在教育部这条线连了，这是它最主要的载体了，那我共青团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你现在想某种情况下，我们现在讲了解群众非常重要的载体。但是我们从现代化的角度说，共青团的职能能不能慢慢拓展，它要找回自身能做的功能。同时我们政党跟国家，又能给他提供载体，就所谓的“放手”，让它发挥更多的作用。

    从现代国家体制的角度讲，共青团在这个情况下，它在核心价值观下，或者在青少年价值观教育方面，它有没有贡献？所以这里讲意识形态跟社会大众性的东西，青少年在某种情况下，他是我们教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共青团能起什么东西，核心价值观能发挥哪些？所以这里讲核心价值观的认识问题，课题组要慢慢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第二是核心和非核心的认识，第三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的关系，这三个大宏观层面是需要思考。

    具体的框架，我看了八章内容，当然我看至少前面的四章可能更多从史的角度，当然我觉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刚才强调的内容，青少年价值观教育，那个时候的东西都归纳出来。我目前看得很少，但有没有，怎么做，怎么找档案、找资料，我觉得我们归纳出来、梳理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7年，1949—1966年这个阶段的内容非常丰富，这个时间段整个青少年的教育，从教材、教育部颁布的文件，这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些东西，这些是史料的东西。把史料的东西整合完了，然后再反思经验，我们常规的思路是写这里有哪些经验、教训。但是在写的过程中，我们在反思的时候要拓展一点。

    改革开放以来，核心价值观这个变化应当是最丰富的，也是呈现问题最多的，这个阶段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资料好找，但是归纳还是一个问题，这个划分怎么划分，待会儿听听你们讲到底有哪些。所以我认为，最终还是要形成相对共识，这时候青少年在这方面能做的哪些东西。后面五到八章的内容是操作层面，树立典型、思想口号、新媒体，现在新媒体这块压力特别大，现在的新媒体挑战也非常大。这种探索，我们基本上是被动应对，因为这种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搞得这么累。现在可能有这个倾向，更多能回归社会的回归社会，把中介组织组织起来，因为发挥社会组织这块，从党的角度一块调动，包括现在成立的社会工作委员会都是不够，这些组织完成不好。这些情况下团怎么起哪些作用，应该充分发挥哪些作用？这是目前提供这么一点思路，供大家参考，不成熟的地方，待会儿希望跟大家交流。

    胡献忠：王老师从独特的视角对核心价值观的外延和内涵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辨析，相信大家听了都会深受启发。下面有请资深的青少年研究专家钱永祥老师发言。

    钱永祥：课题组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让我围绕价值观培育从宏观方面展开论述：国家发展层面、执政党层面、社会发展层面、青年总体发展层面、共青团事业发展层面，任何一个角度均可。我想，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从历史角度来讲，也做了不少的贡献。我记得我们做了20年的跟踪调查，每个时期都有。1992年的调查当中，就有中国青年价值观的历史归纳，到1997年调查的时候，就是迈向21世纪中国青年调查主题当中，中国青年社会价值观的分析和演变，有过一个专门的分析报告。到2002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价值观还是这个。到20年的跟踪调查有一个综述，为了这个事情，我们还专门邀请了几个专家，开过一次“中国青年价值观历史演变过程”的专题讨论。

    我觉得刚才讲到一个问题，从共青团培育青年价值观来讲，是有很丰富的内容的。在引导过程当中，我们所看到有矛盾有发展，或者说有冲突也好，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认为价值观的引导，从局部上看问题，应该看到共青团在引导青年价值观的发展过程当中，是有很多好的经验，而且是可以总结一些到以后还可以再用的东西，我们现在可能在这些方面放弃了，或者用得不多了。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历史解读可以归纳为四个阶段：

    第一，50年代，这个阶段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实际上是集体主义。雷锋精神的产生有它的特定历史背景，刚才有的老师也讲了，它的特定历史背景在哪里？那时候提出“公而忘私”的问题，其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有60年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那就是“大跃进”以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这个自然灾害，不会有雷锋的典型。因为那个时候特别需要有一种“无偿为社会奉献”的精神。从这个历史纬度来看问题，雷锋精神既是中国社会历史阶段当中一个偶然的现象，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在这个过程当中，共青团围绕集体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了几件大事：第一，首先倡导青年在“一反三改造”当中做先锋；第二，在公私合营当中做榜样；第三，在学文化、劳动技术中做模范。这三块在共青团历史上各阶段的活动中可以体现出来，我们对青年运动历史的研究上也能看到，那时候的口号就很明显，就是以集体主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提出来的。所以1963年以后，共青团开展过“幸福、国家、个人”的讨论，当时有7000多人参加这场讨论，结论是“集体幸福高于一切，个人幸福第二”，这是60年代我们共青团开展的这项大讨论。

    第二个阶段，60年代，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归纳成“先国家、后个人”，当时的行为一致，所以60年代出现了知识青年下乡，1963年有雷锋运动。在日常工作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口号，“埋头苦干”“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只要对革命有利的，干哪一行都行，这实际上是当时集体主义最典型的观念。

    “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看起来是历史的畸形发展，当时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就是毛泽东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价值体系能不能统筹的问题，政党能不能延续的问题。今天来看，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核心价值里面，被“四人帮”一伙弯曲了，他们抛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宣传极端价值理念。这个极端价值理念对青年的影响很大。当时有两个典型口号，一个是张铁生“白卷英雄”，一个是“越穷越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青年报开展的大讨论，实际上跟六七十年代有联系，你引导青年走这个道路，中国青年无所适从。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中共十七大，这个阶段当中我们核心价值理念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中共十六大以后到十七大，我们还是延续这个思想，或者说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和劳动致富，这实际上是价值理念。这个阶段共青团当中有一个最典型的口号是“脱贫致富奔小康”，我们在城市当中搞的典型是什么？我们从“新长征突击手”到后面出现的“青年志愿者”，这是它的历史的一种延续过程。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到十七大以后，或者说到十八大以前对这个口号提出了调整。目前提出的绩效工资有一些人不理解，看起来是政策领域的问题，实际上是价值观的变化。

    邓小平强调的是调查一切积极因素，把“共同富裕”作为价值理论提出来，因此我们用了五个党代会的时间解决了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存在形式就是价值导向。现在是国家公职人员是守住底线做事，老百姓需要什么我无法做，也没心情做。

    第四阶段，中共十八大以后到底构建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我觉得还得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讲，老百姓需要好的工作、生活、社会环境。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互联网+”的思维，就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看，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纬度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是机械化的发展和资本社会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是电气化的时代带来工业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有人把这次互联网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它是信息化革命的问题，是生物革命、信息革命以及能源革命和物联网等一系列社会革命的出现。

    身处互联网时代，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互联网的价值观念，或者互联网时代的特征，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存在是什么？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价值体系会怎样？我觉得十八大提出的社会公平、公正、正义问题，这可能是互联网时代一个必然的选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互联网时代尤其是3D打印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出现，中国青年价值观的引导如果忘掉了全球化就很难构建，你封闭地说中国青年建设怎样的价值体系，现在不是50年代，50年代很简单，当时的思想潮流没有三五年时间是很难影响到别人的，从杭州打到北京的电话，没有一天时间打不通。今天，我们在讨论，如果现场有一个人动动手机全世界都可以看讨论了，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因此中国青年价值观的引导，靠政党的理念、国家意志要把它圈里设定的价值框架里是不可能。

    互联网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公开、透明、平等、公正的社会工作、生活、生存环境，倡导的是“社会协同、社会分享、社会共同价值观”。

    所以我说，互联网时代的价值观，它实际上要用互联网的精神、价值、技术、方法、规则来指导、处理、创新工作，形成开放、创新、多元、平等、协作、分享，“我思献人人、人人助我思”的价值理念，过去社会免费消费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现在到处都是免费消费，包括我们对青年的研究也好，以前要看一些图片，去图片社包括资料社，查一篇学术论文要交钱，你看一篇学术论文要出现钱，现在不要了，在网络上多数东西是共享的。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看青年价值观的培养和教育，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青年在哪里。青年存在手机当中，青年在网络当中，青年在自组织里，这三个形式里青年群体最多。青年的存在方式变化了，青年的学习和工作方式变化了，青年价值观的引导方式也要变。

    青年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引导就在手机里，在APP里，如果现在青年导师在手机里面有一两千个群，你有几十万的青年跟着你跑，你可以影响一切。一个群领袖讲一句话，它下面有几百万、几千万人，你一个团组织、党组织的基层领导下面有几个人？行政强制力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完全弱化了。

    第二个是在网络里。当前青年工作、生活、消费多数在网络上完成的，因此，把青年价值观的引导与青年的工作、生活、消费直接对接，在不知不觉的社会存在中影响青年、引导青年、帮助青年成长。

    第三在自组织里面。共青团组织与自组织比，我们是弱势。我们一讲搞活动青年人就说没有时间，而在自组织里人们从来就不考虑这些钱、时、人的问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需要、共同的价值理念。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它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在这样一种变化下形成的。

    我们工作方式的创新有问题，互联网时代为我们共青团形成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环境保障，同时互联网也是我们共青团培养和引导青年很好的载体。

    第一，通过活动教育青年。总结这些年青年价值观教育引导的历史过程，我们寓引导、教育于活动之中的方法还是可以用的，但是内容要变。现在组织活动怎么搞？经常是站个队拍个照就完事了，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就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活动就没有团的教育。寓教育于活动之中是团的生命力。活动怎么搞？活动的内容需要根据青年的思想观念、认识水平、需要引导的内容进行新的设计的。活动在哪里搞？我觉得共青团活动可以在网络当中搞、在手机中搞，这会受到广大青年朋友欢迎的。当然，这就需要共青团有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

    第二，用典型引导青年。用典型引导是青年价值观引导、教育很成功的方法。过去的雷锋改变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张海迪影响着一批青年健康成长，现在的很多典型还是很好，在典型引导中要解决典型落地的问题。典型是靠培育的，要善于发现典型、培育典型、扶植典型、宣传典型，现在共青团扶植典型和培育典型少了一点，拿来就用多了点。

    第三，通过实践培育青年。刚才有的专家讲共青团和青少年的关系、教育部和青少年的关系。实际上过去我们的区分很大，学校主要通过课堂传播知识培养青少年成长，共青团不去做学校课堂内的事，共青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叫实践中培养青年。青年价值观的培养一定是通过实践，在实践中培育青年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传统手段和方法，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青年运动，比如说我们50年代有学文化运动，有技术革新运动，50年代的技术革新搞得很好，有一大批技术革新人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面做了重要的贡献，有很多的创新工艺、创新手艺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所以在实践中引导青年，今天用怎样的实践引导青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互联网创业和发展引导当中，在大众创新、创业中引导、培养青年的价值观。

    第四，通过讨论觉悟青年。这也是很好的方法。共青团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讨论，而这几次大讨论都转变了青年的认识，影响着青年核心价值观的形成。80年代初的大讨论为什么会引起共鸣？因为它抓住了青年的共同需要，共鸣就是社会的共同追求，只有起到共鸣才能有这么多的青年人参与。今天我们能不能通过选择全体青年共同需要的热点问题，开展一些讨论，来明辨事情，引导青年、培育青年，这个可以考虑。因为大家在关注。我经常听一个节目，就是杭州91.8，每天早上有一个讨论，今天早上讨论在地铁里面，注视女性的敏感部位算违法还是价值观的问题，参加讨论的近1000多人，18%的人认为违法，要用法律制裁，82%的人认为不是违法，1000多人表态，然后有一个正反观点。我觉得它事实上就在做价值观的引导和培育，在做什么样的东西是对的，什么样的东西是错的引导。现在手机都很快，每一个人关注这个，对它发表一个见论，就出现了一个调查结果，这种讨论如果变成全国性的青年讨论，也是有实际意义的。

    第五，通过合作覆盖青年。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合作共享是互联网的显著特点，通过合作来覆盖青年，有利于我们今后的组织，刚才讲到共青团要完成党交给的意识形态引导、教育任务，共青团组织怎么和自组织、社会组织结合，这是一个技巧。现在共青团组织太多政党化和行政化，而这种太多的政党化和行政化，对覆盖青年、引导青年不利。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值得我们思考。

    第六，通过共享培养青年。青年价值观的引导当中要通过共享，不是你一家独搞。互联网时代有很多人都在关注青年、关注社会的发展，充分利用社会上有价值的、有效的培育内容、形式、方法来引导、培养青年的价值观，也是我们未来构建新的价值观需要考虑的。

    上面是我从历史纬度的四个阶段，从总结共青团成功经验的六个方面来思考新的中国青年价值观引导或培育的方法或途径，仅供参考，不对之处，请批评。

    胡献忠：刚才钱老兄集多年研究之大成，紧扣时代变迁而不断呈现出的新特点，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下面请这次会议的东道主浙江省团校俞中校长发表高见。

    俞中：东道主不敢当，我们是提供服务、做后勤保障的。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浙江团校参加这个课题的中期论证。刚才听了几位专家非常精彩的发言，非常受启发。今天我这里站在共青团特别是省级以下的共青团，在实际操作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可能跟课题的直接关联度不是太大，但是也反映一种声音，从这个角度，实操的角度讲一些观点。

    在我们整个价值观教育体系当中，民间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小学共产主义、中学公民道德、大学行为习惯”。浙江在前两年，在高校当中开展一项很重要的活动，这项活动是当时省领导要求抓了，其实也是很惭愧，就是“文明寝室创新活动”。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了，有很多的问题。当然年轻的一代，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很多可贵的东西，但是我们到底怎么了？这里我个人觉得，实际上从孩子教育的角度或者家长的角度，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当中，都有非常主要的因素在里面。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说，独生子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基础，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单亲，或者说孩子很多的问题，心理、生理的问题，来自于独生子女的问题。学校当中是改革开放的应试教育。这一个教育当中，有一个群体我们非常关心，就是少先队。少先队跟还是真正见面，实际上是中队辅导员。而全国所有的中队辅导员，几乎都是兼职，由班主任或其他的任课老师兼职。在学校评教体系当中，他们是兼职，有部分中队辅导员甚至于连少先队活动很多基本东西，他也在学习，非常堪忧。实际上我们的队活动在实操层面上这样。

    社会教育的角度来说，共青团是一所实践的学校，包括少先队。但是作为社会教育，它本来应该承担一种非常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但是我们使得很多东西偏离教育。

    应该说，当前必须要考虑互联网时代。我们在总结历史的时候，当年信息单一化、简单化情况不复存在，现在所有孩子的教育问题和价值观的问题，包括社会价值观的问题，都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大有干系。

    应该怎么样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回归，特别在加强党的群团工作背景下，实际上它本身就是要求群团组织的一种回归，要求教育的一种回归，而且自然，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当人们都在问“灵魂去哪儿了”，我们是否应该慢下来。在这样的时候，实际上中国人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回归，包括他创造的简约的方式，实际上都在回归。在这个角度，我们的回归和正位非常需要。从回归和正位的角度来讲，价值观，我们该怎么样考虑？

    我觉得当前形势下的课题研究，应该对基层需要有一种指导力。实际上价值观，不管是几个字也好，来源于哪里也好，实际上最根本的，我们心中都有一个秤，它也是一个体系，它通过人的整体思想形成才反映出来。这当中，我想从实际的角度谈一下。

    第一个角度：少先队。我觉得有三个环境非常重要。一是，少先队必须要有仪式感，非常重要。任何一个组织特别是宗教组织，它的仪式感是有非常内容，固定化、神圣的。而目前的少先队当中，仪式感在弱化。这里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个人非常不能接受，就在全国的少先队组织当中，关于方式还存在南派、中派、北派之争，有必要吗？这是一件极不严肃的事情。像这一类的，而且少先队有很多东西，它的教育内容应该把它程序化、仪式化，包括核心价值观所能够反映的一些很核心的，有些东西它应该有涉及，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从方法的角度来说，向国际组织好好学习，这是第一个。二是，少先队的组织当中，关于价值观形成当中，传承的文化和氛围非常重要。现在我们的教育当中，其实也是违背它教育规律本身的，就是单向的，老师和学生、社会和学生、教育者和学生，它其实所谓实践的学校，就是孩子在一起，不同年龄、不同个性的孩子在一起，本身这个群体当中的相互学习和成长非常关键。这当中，实际上从传承的文化，我们非常清楚。三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公民道德这块的教育是必须要在小学当中突出。因为现在孩子认知程度越来越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说学校教育怎么考虑，这是一个更庞大的体系问题，但至少我们的团和我们的队伍完全可以研发、推广一些实际的、有形化的实践教育课程。所以这是我想到的一点。

    第二角度：中学。实际上非常关键，随着学生的生理、心理年龄，他的自我激发和自我认知，自我认知很关键。在自我认知当中，我们怎么样把握成长的客观规律，我们要加以引导。个人觉得有两个点非常关键，一个点是自己的信仰问题、追求问题，所谓人生的目标问题。这里不包含崇高的政治理想在内的，比如说个人的抱负，比如说个人对自己社会价值的逐步形成过程，还有一个自己对生活的一种方式的选择和追求。像这些，实际上每个人都会有。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符合去引导，确实很关键。在实操当中，我觉得有一点东西，从我们基础组织操作角度，省级以下团干部来说，有一点很担心，当团中央在出台一些好的工作载体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怎么教育引导，很遗憾，基层心理都有负担，不是我们的教育载体设计不好，到底共青团和少先队怎么能够走心，走到青年和孩子心当中的分量有多少，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共青团包括其他的群团组织都出现这个问题，很多都在自娱自乐。

    认知当中的第二个就是职业生涯。因为从教育改革的角度来说，现在的体制改革以后，职业生涯的教育其实非常重要，而职业生涯的规划与教育，实际上反过来对孩子的责任感、价值观，它会起到一个明显的补充。这促使我们做价值观工作、思想引领工作的方式，都要发生很多的改变。这里面有一块东西是现在的短板，就是全国的团队组织。既然是实践的学校，我们能够成体系的社会活动的框架、体系在哪里？现在所有的活动是碎片化，而碎片化难以起整体的效果。就成体系的整个一个活动体系在哪里？这一块恰恰是共青团，如果说整个群团工作背景下，我个人觉得要强化建设的问题。这里面又带来另外的问题，就是职业化的青少年工作者在哪里？因为成体系的社会教育体系、活动体系的建立，它必须要有职业化的青少年工作者，这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也是必须要破解的问题。从大学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对青年者来说，社会价值的形成、职业精神的形成包括学术精神，包括它的一种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成型，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两块内容是非常重要，而我们现在也是碎片化，也是比较缺失的，第一是社会组织。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真正实践当中学，它很多已经脱离团的体系，脱离正常的教育体系，它通过在社会组织当中进行的。这些社会组织到底会怎么样？昨天我们在社会合作培训组织告诉我一件事，我自己觉得很难说出一个事情。在我们嘉兴有这么一个社会组织，把孩子送到哪里？送到寺庙做义工，家长也积极参与，亲子活动搞得非常好。你说作为我们这种职业的青少年社会教育者来说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而且孩子的教育不可避免是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所以这样的挑战，如果我们的思想教育，包括整个一个引领，如果是碎片化的，我们一定干不过其他的组织。所以这恰恰可能在价值观也好，思想引领也好，包括联系青年回归群团工作本身也好，实际上恰恰是我们要重视、克服的。

    这当中，作为我们来说，从学校的角度来说，最近团省委也给我们提了一些课题，我觉得也非常有价值，比如说在浙江真正影响学生的价值观来源在哪里，接下来我们想就这个问题做一个社会调查。第二个，在浙江新经济组织当中真正的青年生存状态是怎么样的？第三个，在浙江这么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下面，困难的青少年群体到底是哪些，碰到哪些问题？我们团和社会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其实这些课题，我们都准备用社会调查的形式去做。所以我个人觉得，课题组哪怕不在这本书当中反映，可能实际上也是需要做一个延伸，实际上也要考虑这个问题。我就讲这些。

    胡献忠：谢谢俞中校长！共青团要引导青年的价值观，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包括政党引导大的氛围，团只能找自己的位置，你能干多少，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下面请北京市委党校韦磊老师发言。

    韦磊：刚才各位老师、专家讲的都非常多，也非常好。感谢课题组给我这个机会来学习。咱们的课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培育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验与反思。关于这个问题，结合我这几年来的思考，谈谈个人不成熟的认识，请各位批评指正。

    首先，关于认识这个问题的角度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像久高老师讲的核心价值观的属性问题，我理解的是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的问题。主要讲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什么的问题，就是培育的内容。这个题目，我理解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怎么培育的问题。下面我就从这两个方面谈谈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之一“爱国”的认识，不足、不当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

    “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之一。我认为其生成具有外生型或者说是冲击回应型的特点。就我们的爱国主义产生看，我们的爱国情感形成是在外国列强对我们侵略过程中、是在外国列强压迫我们的过程中形成的，不是产生于对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认同基础上的热爱，这与西方所讲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不一样的。欧美国家能建立在对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我们往往需要他者存在的时候，我们才有自我存在感。因此，我们爱国主义的产生是外敌入侵以后，我们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感。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是19世纪末，梁启超以后，甲午战争以后才有的观念。孙中山讲中国人没有民族观念，只有家族观念，所以他强调民族主义。由此可见，我们的爱国主义，或者爱国认同感的产生是外来冲击形成的。

    由此带来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就以外敌入侵为主要的教育载体。比如我们学过近现代史，往往把近代以来的时候解释为屈辱的历史，民族解放的历史。我们对近代以前历史的教育，往往可以形成一种对中国古代历史繁荣、发达、昌盛的内在的认同。但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育则强调的是压迫史、解放史。那么，这种外生型的民族主义教育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种外生型或者叫冲击回应型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情感的培育，它的基础是很脆弱的。为什么它基础很脆弱？因为我们总是需要一个他者的存在，我们才有自我的认同和自我的存在感。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他者”存在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还能爱国吗？这个问题就产生了。所以说，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爱国主义，基础很脆弱，它没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这种教育总是需要存在一个敌人，我们才有自我的存在感，才有凝聚力，或者才能认识到我们的国家，才能爱国。

    第二个问题，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感，难以与极端排外主义进行区别和切割。抵制日货、砸日本小车、敌视某个国家或者是叫嚣与某国进行战争等被视为爱国主义。这样，国际上有人就认为，中国人又搞排外了。中国人一讲爱国主义，或者有爱国主义情感表达的时候，他们就充满了恐惧。比如说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后，中国民众针对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行为，以及随后几年中发生的中国人抵制日货，反日活动等等。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爱国的表现，但是事实上造成了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在世界上的负面形象。其实爱国是任何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道德准则，他爱国应该表达正常，但是为什么我们老是让别人觉得我们的正当的爱国是一种敌视外国、排外的行动呢？我觉得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存在问题。

    第三个问题，它可能危及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说西方敌对势力要想颠覆我们的政权，其实有个很有效的办法，就是挑动排外式爱国势力。他一挑动你，政府就不好办了，比如现在煽动民众针对日本、美国的活动，政府怎么办？政府在这里面很被动，两头受气。你不能站在民众的运动上面来支持他排美、排日，但是政府又不能反对。否则，民众对你又不满意了，这种民族主义很有可能演变成推翻政府的反政府运动，这是很可怕的。

    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爱国主义的培育也以针对外地帝国主义来进行，50年代的抗美援朝运动，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爱国主义运动。实际上今天民间的爱国主义表现更为明显。

    所以我觉得应当转变一下，由外生型爱国主义培育向内生型爱国主义培育转变，什么叫内生型？它实际上培育我们民众，包括青少年对于国家、民族和党本身的认同，从而培育民众对党、国家和民族的热爱，而无需需要他者的存在，这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培育内生型爱国主义，我觉得可以从两个纬度进行，一个是历史，我们需要历史，历史是培育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历史的认同，大家没有太大的问题，历史书的编写，中国古代史展现的是中国古代的文明。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帝意识，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伤害，这种叙述方式是不是要考虑转变一下？或者调整一下？

    我觉得爱国主义教育要在对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培育，也不需要过分敌对的情绪、敌视的情绪。

    我原来工作单位是中国地质大学，我干的工作是搜集地质行业的材料，试图把地质行业的事迹、精神搜集起来，然后作为一种教育的材料，给他们现在学生作为思想教育的材料。我觉得这在行业性比较强的院校里面，我觉得挺有效果。比如我跟他们空头、泛泛地讲爱国，可能没有多大效果，但是我跟他们讲李四光，跟他有切合点和共同点。当然，随着我不在这个地方工作，我的材料就交给他们，现在的同事还在继续做。我不仅仅要从方法上考虑培育价值观也好，思想也好，更重要是从内容上，如果内容跟被教育对象没有产生任何共鸣，你怎么教育都没有用。你只有在教育内容上，跟被教育对象、受教育者有切合点，能产生共鸣，引发他内心体验，再加以引导，才有作用。

    胡献忠：用行业系统中形成的精神来鼓舞激励本行业系统内的青年，这一招很有效，值得推广。下面请浙江省团校原校长汪茵教授发言。

    汪茵：我马上要退休了，现在主要在学校里做课题、杂志的事情。有时间也到基层走一走，在基层团干部中做些调研。我想，首先，咱们这个课题是给谁看的。这个课题关注的两类，一类是我们这种做青少年研究的人，另外一类人是实际工作的团干部。从我们的角度，刚才几位专家的分析到位，而且我们课题成员都是自身的专家。现在的问题，如果从实际工作者的角度，基层团干部的角度，他希望看到什么东西？我想从这个角度提一点自己的想法。

    其实刚才几位专家也谈到，第一，我觉得刚才郑老师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历史背景，为什么现在要提出这个，为什么以前提出那个，现在都是80后，马上90后的团干部，他对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不太了解，我们讲团课，他们根本对团前面的情况都不了解。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在想，我们团队要把它说清楚，刚才郑老师讲，为什么现在提出24个字，这个背景只有搞清楚，他才会觉得培育的重要性，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我们课题是培育青少年核心价值观。青少年的界定？我们做“十二五”规划开始，最近他们下面地市要做规划，又把我们请去，就碰到青少年的界定问题。最后少先队没有了，6—14岁，所以我们是青少年发展规划，我们规定为14—35岁，少先队就提出来的，我们少年儿童没有了，少先队没有了，这是一个。包括这次到丽水去，他们又提这个问题，我说你们要界定好，你们要我们帮你们写，这个很奇怪，不同阶段教育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少先队也培养青少年核心价值观，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写。然后高校，团省委的立项课题，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内容肯定是不一样，我想这个界定，你界定到一个什么东西，你的核心观培育对象，这个青少年的界定如何？也是我们做课题中碰到的问题。

    第三，从共青团干部角度讲，他更关注是如何培育的问题。如何培育方式方法、内容，包括这个核心价值观内容的具体化、落地，刚才几位专家都讲，12个词三个层面，这还是比较大，不同对象他们需要的是落地，我具体从哪个角度入手来做这个东西？不同层次的青年、大学生、企业、青年农民工、流动青年，他所呈现的状况不一样。所以这个角度讲，如何落地，可能对基层团干部来说非常难。比方说我们从小长大，少先队的时候就开始教育个人和阶级的问题，然后读书的时候讲要“又红又专”，到分配的时候要“两个红心，两手准备”，就有很具体的东西。我们现在24个字，我们不可能改变什么东西。但却是这24个字，如何落实到我们培育对象的具体方式上？这可能要进行一些很好的讨论。这样的话，从基层团干部的家度来讲，因为确实他们的困惑比较多，这个问题，团干部究竟干什么？我们上个星期交流的时候，他说我现在一共联系38条线，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多？什么消防办、法制办，政府的各个口都有任务，都要去一个人。他说你再排的时候，推动团的体制改革，要减少人，工作谁来做？我说这个改革，是青少年的东西，其实青少年事务性的东西跟团干部的工作性要分离，事务性的东西要事务中心来做这个事，事务中心可以是集体单位，也可以事业单位，所以他们可能会碰到困难。所以我想，落地的东西，具体化的东西，对团干部的启发更大一些。也没准备，我就简单补充这些，谢谢！

    郑长忠：你刚才讲的问题和钱老师的问题结合起来，下一步共青团承接政府事务也面临这个问题，如何和钱老师讲的青年社会组织对接一下，工作在这里面成为枢纽性的东西，又能够社会化的落实政府和政党的服务性乃至社会公共管理性的问题，我们实际拿着鸡毛当令箭，转一圈过来，把党政资源转化为我们吸纳类似群团的优质，如果压在自己的群团上，搞死了。所以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在新的历史下，所有这些东西来对共青团都有好处，为什么？来就有资源，来就有民意，转一圈价值不一样了。包括人大、政协，为什么我们人大、政协不愿意提议案，提了一圈转过来还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猫屎咖啡”吧，同样是咖啡豆，通过猫肚子拉一圈，就不一样了。你说性质完全不一样，同样38条线，如果我来操作，那就应该是什么，把38条线分解，消化的，我就找这一类的社会组织然后进行对接，然后党委汇报，共青团落实这些东西不是行政化的落实，因为我没有行政权力，调动大多数的社会组织组织起来，让他们完善这个东西，他们更有专业性。我们成为枢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做越大，所以我们的观点还是计划经济的观点。

    陈卫东：共青团应该成为“天猫”和“淘宝”。

    郑长忠：对，共青团成为一个枢纽。

    钱永祥：你要顶层设计，我承认你这种共享就是群团组织的工作，那就好办。他到时候考核，你自己做了几个，所有团干部围绕首长做事情。

    郑长忠：过去我们的工作比较明确，现在政府职能转化到群团以后，群团更庞大，什么叫机关化、行政化？我看行政化变成二政府了，如果不转化就成二政府，叫做行政化、机关化，那就是二政府化，那就更厉害了。另外一块只好娱乐化，就是新的“四化”，没有了，我只能是娱乐化，只能做这样。

    陈卫东：它不是不想做好，娱乐化实际上是打折的一种。

    郑长忠：未来群团还得大张旗鼓，这样才能把眼睛吸引过来。

    钱永祥：价值引导上如果没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肯定失败。

    郑长忠：所以推动相应的娱乐活动，乃至推动相应的手段，但最重要还是落到什么？“三性”上：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韦磊：有没有考虑，其实它本质上讲是为青少年服务，从这个角度切入效果比较好。比如说团系统里面，像北京有青年宫，青年宫里面招的小孩很少，所以很多幼儿园的小孩在外面办班，什么舞蹈班、音乐班、绘画班这类辅导班。如果团系统能够组织这样的活动，它不一定非要有正式的员工，像外面办的音乐班都是请临时性的员工教他。比如说有些团系统能不能做这个东西？它肯定能够。

    汪茵：浙江青少年宫有。

    韦磊：但像海淀少年宫一个小班招6个小孩，你根本报不上，你只能到外面。但如果说你外面这个系统把它再发展为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把这些教育渗透了。

    胡献忠：广东佛山有一个镇，当时的团委就想搞一些社会化服务，没场地，跟政府提出自己的策划和创意，最后把这个事情办成了，政府给了一栋楼，为整个辖区内的农民工子女服务。哪些人都没有编制，都是从社会上募集来的，但也有市场，运转挺好的。政府虽然有资源，但因为太忙，不一定能想不出这个点子。

    韦磊：学生家长自己弄，没场地，团市委、区委肯定有场地，你提供给他。只要一旦循环起来，这种东西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学生报班，40分钟200块钱这样的收费。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的工作开展下去是有效的。反正我对团的工作不了解，你们都是专家。如果它纯粹搞一些政治性的，没效果。我朋友家的小孩小学一年级，核心价值观24个字，他们在学校里面比赛，看谁背得快。这个恐怕还要再商量，小学一年级。他说我还有比这个更快，我还能说得比这个还快，估计是少先队搞出来的。

    胡献忠：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刘老师说说。

    刘宏森：选树典型人物的问题，也应该是核心价值观培育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和载体。拿到这个课题以后，我也在想，这个课题不能仅仅是一种总结式的，要有一些深刻的反思。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这么多年以来，有几个问题一直没解决掉：第一个是讲什么，第二个是怎么讲的问题。核心价值观，以前的表述五花八门，现在有24个字，总算打了一个包。但是，这个包打得特别大，有些鼓鼓囊囊。其中有些东西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可能还是有些值得商榷的。比如说“富强”，它是核心价值观吗？它更是国家治国理政的目标，是官员考虑的东西，现在跟老百姓应该遵守或者应该践行的东西混在了一起。

    王久高：核心价值观跟个人生活观，像诚信有一定联系。核心价值观更多体现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所关心的，它变成了一个活动了，所以我们现在引导的是什么？我们传递的东西都是政治性、革命性的。

    刘宏森：还有，像“富强”，这是一个描述性的词汇，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很奇怪。当然，现在总归是明确了。但我们也要看到，实际上这12个词跟青少年的生活实际还离得很远。

    在我看来，光有这12个词汇还不够，更加重要的是还有一个怎么转化的问题。怎么把这种高度抽象的词汇转化为青少年能够接受的理念和准则，在这方面，其实几十年来我们都没有很好地解决。我们更多都是在转述习近平讲话，转述中央各种各样的文件，却很少进行有效的转化。

    转化，我觉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把抽象概念转化为人们看得见摸得着、能感受到的很具体的想法。这方面的转化多少年来一直很缺乏。比如，文明，对于青少年来讲，文明是什么意思？在日出生活中，如何做才是文明的？对此，往往缺乏贴近青少年自身生活实际的具体阐释；第二个，转化要求人们紧密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因势制宜，把重要会议、文件和领导讲话精神的要求，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贯彻落实的方案和相关工作推进的计划与方案。同时，充分整合相关的各类资源和主客观条件，为推进和落实工作计划与方案，实现转化创造条件。少先队工作、共青团工作，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比如草原上的青少年工作跟大城市里面的青少年工作，具体条件不一样。必须结合当地的具体条件，推进各种青少年工作理念的现实转化；第三个，通过发起一些活动、项目来有序推进。

    转化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但恰恰在这三个方面，我们做得不好，有非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培养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资源，特别是思想资源及其供给是极其重要的。这么多年来，共青团缺失这方面的资源。团组织向青少年提供的学习材料，无非是习近平讲话，然后是我们自己团校教师，团委宣传部、组织部、研究室编的一些读本、一些学习材料。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思想资源了。相对而言，年轻人当中的思想资源极其丰富。你上网看一下，就可以看到，青少年所接触到的思想资源有多丰富，有多庞杂了。共青团对网上的这些东西，网上五花八门的思想资源往往束手无策。

    社会上其实有很多优秀的专家学者。这些年，一些团组织也经常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参加团活动，为团工作出谋划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和专家究竟是团组织活动的一种门面和点缀，还是优质思想资源的供给者？这些专家学者的意见能否真正被团组织所吸收，体现在共青团组织的工作思路里面？

    我记得冯定30年代用贝叶的笔名发表了大量转化高深思想理论、有关青年思想修养的论著，比如《新哲学是科学的哲学》《哲学的运用》《谈新人生观》《论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现阶段的青年问题》《青年应当怎样修养》《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中国革命》《共产主义人生观》《人生漫谈》《怎样学哲学》《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等等。再比如，像朱光潜先生所写的《谈美书简》等著名作品，深入浅出地向青年介绍了美学基本理论，受到了80年代青年的欢迎。然而，毋庸讳言，在共青团的思想资源系统中，类似的优秀转化之作并不多见。不要以为这些东西跟思政没关系，思政不等于仅仅读马列。用人类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教育引导青年，这才是思政。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现在并不缺思想，问题在于，如果团干部眼睛只向上，不是很虚心地、很真心地吸收优秀专家学者们的思想，就难以积累和构建丰富优质的思想资源库，就难以及时到位地回应青年的很多疑惑、困惑。所谓的“水军”“五毛党”等等，并不能很好地发挥青少年思想引领作用。

    稍微梳理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么多年以来，共青团所拥有的思想资源还是比较匮乏的。其实，共青团不仅思想资源匮乏，经济、人才等各方面资源都严重缺乏。原因到底在哪里？胡锦涛讲，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活跃力量。虽然各级党组织都转述了胡锦涛的讲话，但对胡锦涛讲话精神的转化有多少具体的举措和作为呢？我们进一步思考就可以发现，一些党组织对青年和共青团工作不够重视是关键。理论上讲得慷慨激昂，行动上似乎风平浪静。多年来，共青团如何摆脱“拎包者”的角色，似乎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韦磊：共青团的精英从哪里来？它属于党的部门还是政府部门？

    钱永祥：党的部门，在财政经费上属于党的部门，在团校上属于党群部门，不属于教育部的经费。团校的经费来自公共财政，属于党群口，党拿一万块，你拿一千块，就是这个比例。

    王久高：这是国家大体制的问题。但目前，政治改革还是往前推，所以我们经常想应该是什么样，但是现在目前能做到的是什么样。现在国家的体制没有变，领导忙，没办法，发个文件执行。另外一方面是自身的转变，自身的转变还是在框架内转变，但还是需要探索。因为探索可以推动改革，没办法，因为改革不是一设计就改到位。而且我们的改革是能完善的，所以改革是慢慢研究。基层怎么出问题，它还是往前推，团的工作怎么更好做，团干部还是慢慢往前推，时间到了，好一点，领导觉得不错了。实际上中国出现一些问题，高层想动，底下提供的东西又解决不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包括事业单位改革也是一样，怎么改，怎么有效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文规定，要“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等等。但整个高校领导还是绕来绕去，上海这边可能还是务实干，还是好一点。凡是改革者要有献身精神，有风险。干部改革是冒险的，弄不好弄得身败名裂。干部努力了，你不能一下子否决他；改革出了什么问题，你不能一下子打死他。

    胡献忠：要允许试错。

    王久高：对，这个课题要做到什么高度，要写个东西，时间也比较紧。我觉得能做多少是多少。我们刚才思考的东西，还是稍微宽一点的东西，少少宽一点会好一点。

    汪茵：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前两天我也讲历史的事情，很典型的一个什么问题，今年抗台风。团县委书记统一时段接到五条一模一样的短信，五个部门一模一样，都是你团省委的部门。还有就是报表，各种各样的报表，跟这个政府部门要报表，那个政府部门要报表。这个能不能生成一个报表，我这个系统上去，它共享，你一点全部出来了，不需要你这么个个去。它现在不行，这条线要报表，那条线要报表，下面就给你造假，我实事求是讲，数据很大程度上都是造出来的。

    胡献忠：好！我们今天上午的讨论是漫谈式的，也是比较自由，大家也很有启发、很有收获。上午这一阶段基本上结束了，下午咱们还是按照议程继续。

    9月18日下午会议实录

    时间：14:00—17:00

    主持人：徐峻蔚（浙江省团校副校长、副教授）

    发言人：陈卫东（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研部副研究员）

    胡湘明（河南省团校教务处主任、副教授）

    陈亮（浙江省团校教授）

    刘宏森（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青年学报》主编）

    汪永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青年研究》编辑，博士）

    胡献忠（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资料部主任、副研究员，博士）

    徐峻蔚：受课题组委托，下午的讨论由我主持。上午专家的发言，很多方面有启发性。我们下午的讨论可以结合自己负责的部分，把前期的研究积累和一些思考，以及撰写中可能碰到的问题，说一说。我们就按照顺序来。陈老师，您先请。

    陈卫东：我去年12月份以后才开始接触这方面研究。以前的研究涉及到这块内容的较少。对少先队的印象，主要停留在小时候自己是少先队员的经历上。但时间太长了，不过记忆还是很深刻的。我说一下我研究的基本思路。我准备从几个方面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为今天上午专家们大多从价值观本身讨论，我想专门从教育的角度来说。

    我认为少先队主要特点和成绩应该体现在教育方面。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形成的少先队教育看，单从教育效果方面讲，的确是非常好的，确实有些经验值得总结和考量。有些教育的方式和方法，确实跟正规学校教育不大一样，因为她主要是一个儿童群众性组织，少先队教育有自己的优势，这是需要反思和总结的地方。

    虽然我们是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团队组织的教育经验。但从少先队的历史看，是比较悠久的，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有，比如抗日儿童团之类。其实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就有了儿童组织。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大环境的改善，儿童这方面的工作就更好做了，少先队建立得更加完整，组织体系各方面相对比较完善。到现在，我觉得少先队的声势、影响可能比共青团更显著一点。今天上午俞校长讲现在的中小学德育，小学生是共产主义教育，中学生是思想道德教育，大学是习惯养成教育，出现了教育倒置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现象和问题的确存在。这也从另外一方面反映出少先队在进行政治教育、理想教育方面，效果的确很突出。

    我觉得少先队的教育有明显的时代特点。我们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说起。革命年代主要是救国救民，搞革命，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建设年代更多的是把人们的革命建设热情调动起来，让大家有一个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状态，所以毛主席给少先队的题词叫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体现出的是满满的革命豪情和浪漫主义情怀。

    在七八十年代，开始变得更加务实。邓小平对青少年教育的核心思想是培养“四有”新人——“有道德、有理想、有组织、有纪律”，但我觉得邓小平时代的教育，现在也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邓小平本人在1989年动乱以后，也总结说这些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这个失误是整个国家教育的失误，是对青年一代教育的失误。所以这个时代值得我们回过头好好研究。

    到了90年代，更多地强调传承。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看，改革开放大格局已经确立了。所以这个时代更多是坚持路线的传承。在儿童教育和少先队方面也出现了这样的特点。比如，当时少先队就把民族精神代代传、“星星火炬”这种教育放到了突出的位置。

    到了21世纪的头十年，少先队教育又有了一些新的要求和特点。胡锦涛总书记对少先队的指示是“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这几句。这带有明显的共青团、少先队的特点。感觉是团系统很熟悉的语言风格，是对少先队教育里的某种总结。

    到习大大的时候，感觉有出现了新的时代风格，话开始变得比较直白，比较接地气，比如流传很广的“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这样的表述。其实，也正是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国家才开始真正有意识地来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研究和相应的价值观培养方面的研究。

    如果从世界历史和全球视野看，现在的发达国家，实际上都有自己特点的价值，比如西方国家所谓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博爱。即使在巴西这样的国家，虽然跟我们中国有点经济上的差异，但是它也有自己简单、明确的价值观。我们看到巴西的国旗中间有圈字，实际上就是那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就是两个词：“秩序”与“进步”。我在巴西访问的时候，感觉到巴西这个国家确实有这个特点，秩序是比较好的，尽管经常有罢工。比如在车站等车，即使下点小雨什么，人们也显得很老实，一个一个排队，即使淋雨也不会插队。

    我们现在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12个词，24个字，太长，都记不住，还分什么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所以我觉得这样提本身还有待于进一步研讨。我认为核心价值观是对某些优秀精神品质的概况和提炼。通过国家层面提出，用某种形式固定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在研究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研究少先队，有一个好的优势，也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资料特别多，无论是各种资料都特别多。这提供了好的研究素材，但同时又很难取舍。但我发现这种资料的理论性不是很强，可能老一代学者写出的这些文章里面，讨论比较多。如果想把这些东西正式综合成一个思想体系，需要做的工作会很多。

    我原来是做现实问题研究的，比较关注实证、调查、分析之类，没有搞过历史研究，到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还不到一年。我想能不能把社会学的一些方法用在历史研究中，也做一些定量分析，可能对宏观逻辑的论证是一个补充。

    胡献忠：这一点我很赞同，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映芳写过一本书，叫《“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就历史问题做过很多定量分析，得出的观点也令人信服。

    陈卫东：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看了一些少先队的历史资料。从现在的研究和官方文件看，对少先队组织的性质有这么几个规定：第一强调它的政治性，其次就是强调群众性、教育性和社会性。一共有这么四大属性。

    我想既然研讨核心价值观培养的问题，其实质还是研究教育的问题。因此，我认为重点是研究少先队组织的教育性问题。从教育学的角度讲，我认为少先队教育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这个教育是一种组织教育。这在少先队的研究文献中和一些工作文件当中都有强调。其次就是实践体验教育。这是少先队教育的一个特色，相当于一个法宝。第三，少先队教育是一个自我教育。还有少先队教育是一种全面素质教育。今天上午有老师提到青年自身的发展问题，其实就是讲全面素质教育的问题。全面素质教育跟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是一致的。我想少先队教育大概就有这么四个特点。

    展开来讲，这四方面教育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根据少先队文献，我大概梳理了组织教育的含义。首先，说说少先队组织教育的含义。因为少先队作为一个独特的组织，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群众组织，所以她的组织教育，第一个是少先队基本知识及其背后蕴含的价值理念教育，比如“星星火炬”里面，图案有什么含义，红色代表什么含义，怎么敬队礼，队章、队徽、红领巾是什么寓意，这些是常规和常识教育。如果我是少先队员，我对这个东西就应该了解。这个比较好理解，比如我们加入什么公司，什么协会也是一样。组织的基本规矩要知道。因此，组织教育是对组织基本知识和其背后价值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看，少先队教育本身实际上都在进行价值上的教育，它是一种价值的影响，就是思想意识的影响。所以我觉得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在少先队教育当中并不是主要的，它更多是从价值教育的角度，作一个意识的启蒙。第二，组织教育就是通过组织的形式来进行各种教育，通过群体参与的形式，学习知识、学会技能、确立价值，促进成长。现在少先队开展了很多生活习惯的教育，前几年搞得很火爆的背《弟子规》这类，这些教育都是以少先队组织的形式开展的，它不是对个别成员进行，而是以中队、小队这样的形式组织开展，由一个组织来进行。

    实践体验教育，可能是少先队引以为豪的一种教育形式。在这方面，教育部很支持少先队教育，出台相配套的政策措施。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少先队是实践教育，对学校教育比较严重的应试教育中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有纠偏作用。在少先队组织开展的活动中，有大量的实践体验。以前我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搞了一个“星星河快乐农庄体验教育”，就把城市里的小孩带到农村去体验，和农村的孩子交朋友，体验自然、体验社会。当时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勇对这个项目还特别欣赏。后来全国少工委还开展“小手拉大手”“城里的孩子拉农村孩子的手”等系列活动，效果都是很好的。这种实践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体现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实践体验教育大概可以从三方面理解，在教育目标上，特别强调孩子要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孩子必须亲身参与实践的过程，有了这个过程才能够在实际中感受。在教育背景上，以自然和社会生活为课堂，这一点与学校教育有差异，少先队教育的形式比较灵活。

    自我教育。自我教育实际上指队员自己的砥砺修行。在中国的文化当中，中国的先贤都有修身的传统。《大学》《中庸》里面都有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我教育吸收了这些东西，但意义更加丰富。自我教育强调的是少先队员个人的自我教育、自我修养。

    下面再简单说一下全面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这个概念我们经常用，也经常说，少先队以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以非智力因素为培养重点，不像学校的知识教育，它是非智力性的，比如朴素的情感培养，这种教育以实践体验为主要形式，少先队教育涉及的方面很广，涉及的内容比较多。

    少先队教育有什么启示？我们对少先队教育需要有一个再认识，对少先队教育本质有一种再思考。我认为少先队教育不太容易用一句话解释清楚，它既不是一个专门教育，也不是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如果是专门教育，它肯定有专门的、成体系的专业知识教育。它跟一般意义上的德育也不一样。现在学校的德智体美等分类教育的方式，是近代教育的产物。这种教育思想最早出现在英国。英国教育思想家斯宾塞有一个观念是，教育为未来完满生活做准备。这样就需要人的德智体美等多方面全面发展。我觉得少先队教育跟一般意义上的德育相比，德育是对人一般道德品质的一种系统的影响，而少先队教育更多是一种影响，对意识和价值的一种导向。

    我觉得少先队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更多是社会组织开展的教育，社会组织是教育的主体。从这个角度讲，少先队教育的确也有社会教育的特点。我认为少先队组织是一种带有明确政治导向的、综合性的组织化教育（区别于宗教教化）。我们传统社会很重视教化，按照儒家的观点，以前帝王重要的职能，就是除了治理国家还要教化人民。但少先队教育不能是教化，要区别一下，少先队教育是不同的教育，我们现在比较重视传统，机械地让孩子背《弟子规》等内容，这种做法太机械，要真正把少先队教育的先进性、时效要凸显出来。

    我自己总结一下少先队教育的好的做法有：第一，基本常识教育与意识启蒙教育相结合；第二，注重精神传承教育与价值认同教育的结合；第三，少先队教育表现为具体的活动，活动参与和实践体验结合；第四，集体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集体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不同于西方讲的团队教育；第五，模范引领与个人砥砺结合；第六，注重知行合一。

    习总书记对少先队员学习核心价值观，大概提了四点要求：第一个叫记住要求，第二个是心有榜样，第三个是从小做起，第四个是接受帮助。按照这样的思路，我觉得应该把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放到常识教育里面，不应该单列。同时应该把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融于民族精神的教育、时代精神的培育中，把价值认同融于传统美德教育和公民教育，自我教育和集体教育并重，做到知行合一。

    徐峻蔚：好。下面请河南团校的湘明老师谈谈。

    胡湘明：首先非常感谢课题组的邀请，我参加这样的机会很少，下面我把我们河南团校写作组的完成情况介绍一下。首先，整个这篇文章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主体，今天上午郑老师提到了，主体要明确，应该是“共青团”作为主题，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象“青少年”，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动力问题，动力问题涉及党团关系以及国家层面上的要求，也就是为什么共青团要开展核心价值观这个课题。这个问题说清楚以后在侧重点上，我们也是侧重于经验，把共青团在改革开放30多年里面的所作所为，一些成功的经验、典型的经验，把它作为文章的主体架构，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以组总结、加以提炼。这是我们在把握这个问题上的策略。也可能会涉及理论方面的东西，在理论上的东西，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像核心价值观如何看待，它是不是能够真正反映我们国家或者是社会、青年的实际状态，这个问题我们也思考过，但是想到面临问题的时候，还是以客观、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历程。因为我也查阅了有关资料，一些论文、资料里面在描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定上我也非常赞同，它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一直到改革开放，整个发展历程当中的逐步发生变化，它不是说哪一个团体，哪一个板块，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个别领导人定下来的。所以这一块我在写的时候，不想过多涉及对价值观本身的讨论，就事论事。说实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实经历一些很大的变化，很显著的变化，这个变化有一种排山倒海之势，越来越靠近，直到中共十八大以后以国家的形式呈现在社会，这种历史的变迁我们有目共睹。在这个变迁当中，我们也尊重共青团它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常识、实践。那个时候，可能在十八大以前，共青团也没有专门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有做一些事情，但实际上它也在做，它是点点滴滴，通过各个方面，通过思想教育、品德教育，一些政治，马列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把这视作为共产主义追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历史过程。所以我们把这些，都把它纳入到我们的文章里面。这就是我们在写这篇文章时候初步的架构、主导、策略，这是我们总体的情况。

    具体来讲，谈经验的时候，我列了五条：第一，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体青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第二，活动是共青团的生命线，也是共青团带动青年、引领青年的主要媒介。所以共青团继续通过活动这样一个载体，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三，通过加强政治建设，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坚实的精神、物质保障；第四，注重发挥青年英雄以及模范典型的榜样示范作用，引领青年。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共青团传统的做法，在新的时期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最后，成功的经验，紧跟时代发展，高度重视互联网对当代青年的发展。

    胡献忠：我们后面的路径、方法，也把口号，像互联网、典型，可能都会涉及。包括青年里面也有这些东西，你不要管它，你按照自己的角度写，展开写，我估计不会有太多重复。

    刘宏森：有些东西可能都会涉及，都是重点内容。

    胡湘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也做基本的诠释，这个诠释是动态的诠释，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像“四项基本原则”，一直到现在中共十七大提出“三个自信”，另外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一直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还有一直到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其实也就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在全社会达成一定的共识，或者说有了一个基本的结论。这在描述的时候，有可能在这里描述。作为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会始终把党作为共青团追寻的一个目标，我们共青团在这个问题上责无旁贷，开启了一个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传。改革开放初期，对唤醒青年对人生、对人性的深度思考，而共青团此时此刻也借助这样一个势头，吹响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号角，这是一部分。这里面从1978年发起了“潘晓讨论”事情，这应该作为一个事例。

    胡献忠：陈亮，你那里有？

    陈亮：对。我估计有几部分都要提一下。

    徐峻蔚：宏森老师讲典型人物，可能也会涉及。

    刘宏森：这个案例里面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时代有一个环境，一个背景，你总要简单说一下，几个要点讲一下，但是刚才讨论的，你可能是重点，陈亮要重点写，我们就是提一下。然后青少年的特征，再接下来典型是哪些。我觉得重复没关系，必然重复，整个课题本身就是在这个锅里面吃饭。

    胡湘明：这部分还有一个，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抓手，激发青年民族自豪感。我们也总结了30多年的做法，发现国家对建立爱国主义的教育，无论从民族的崛起、国家的复兴，都非常看中爱国主义教育。第三，以反颠覆、丑化中国为主要重点，旗帜鲜明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后一个，以青春自信和青春梦迎接“三个自信”的新时代。整个这一部分的内容，构成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这样的道路武装全体青年。具体一些活动，这里面也有交叉，比如中国榜样示范。

    胡献忠：你现在有多少字？

    胡湘明：两万九千字，有些可能还要删，有些可能要加。关于不足，我提出三四条。前言是这样说的，共青团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进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这样的火红年代，共青团继往开来，继承并创立了一系列的成功经验，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也应该看到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也暴露出了一些曲折和隐忧。面对不足，我们进一步做好凝聚工作，有效担当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责任的重要保障。

    第一，总体上来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式和方法还是比较单一。具体来讲，重说教，轻引领和实践。这里面我们也查阅了很多东西，下发了一些文件也好，学习活动也好，我们做了一些统计，总体上来讲，以像党课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等等这样的形式。当然现在中间的说教成分还是比较重。我们在做一些调查当中，发现青年对越是接近于互动的非常喜欢，而那种单一的说教，青年已经开始有所抵制。我们也分析了一些原因，之所以这样，可能和一些团组织、团干部习惯于过去的一些工作方式，过去计划体制下的一些工作方式，可能依然还有遗风，还没有完全消散。一些团干部总觉得做报告的感觉非常好，还有再加上一些官僚作风的助长，理论上多一些。二是一些团干部对理论的把握吃不准，也无法激起青年探索问题的欲望，所以它也只能去照本宣科。还有面对当前的互联网技术，一些团干部依然还是互联网盲，比如微信、QQ，可能还有一些团干部不善于运用，这样一来他的手段非常单一，这样也限制他与青年的沟通。方法单一了，还有一点就是重疾风暴雨式的突击，轻和风细雨和潜移默化。一般来讲，疾风暴雨就是在特有的情况下我们共青团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完全高难险急一些重要任务的时候有一定效果，但是在需要慢工出细活，需要细水长流的东西，我想这种温柔的、潜移默化的，应该是主流。共青团的一些大型组织方式，一般是这样的，以重大的政治和政策事件为中心的突击模式，比如召开党代会，这些都成为共青团开展活动的一个契机，而开展的时候，大多数以突击型的。第二以重大节日为中心的突击模式，像春节也都是我们共青团进行突击、展开慰问的活动。还有以重大社会事件为中心，共青团善于打大兵团作战，但是这种大兵团作战短期有效果，但是作为长期的核心价值观，这种可能会存在不足。另外在潜移默化的方式当中，共青团确实也有尝试，像开办一些文化节，特别是在高校，艺术节，开办一些论坛，开办一些青春诗会，这些也都表现出共青团正融入社会，通过社会的各种要素，把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向青年展示，但是这种方式总体上还是太少。另外在效果上，依然很低。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像这种有多种要素构成的活动，这种潜移默化式的活动，很难把握，因为它的操控要素比较多，操控的分量或者是力度需要有一个综合把握。另外它的控制性也很弱，所以有时候这种活动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有可能也会流于形式。所以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加强，用融合的方式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还有一个就是重组织化、轻社会化。共青团是拥有八千多万的共青团员，三百多万的基层团组织以及庞大的组织系统，我们很多活动都需要通过组织系统去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例外。但是通过这样一种大而全的活动，有可能随着社会的问题，已经不适合形势，不适合社会的要求。

    总体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又来自于生活的概念，所以我们最终还要回到社会，回到生活。要想达到这样一个条件，我们还是要走社会主义化道路，实现共青团和社会的融合。这样的融合，过去你说有，也有，但是更多的是共青团和政府部门之间的融合，而共青团和社会性组织的融合很少。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整，我们观察了河南省，在网站上可以看到某一个月活动的列表，就是市一级团委在活动当中，我们发现纯粹搞邪教化活动的活动方式，仅占整个活动的不到30%。如果再往下走，到县一级、乡一级，恐怕这个东西更少了，几乎都是单打独斗，都是共青团自拉自唱。所以这样一个事实，也让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今天上午专家也提到了，我理解的是共享，资源共享，单靠我们一个平台自身的力量，很难实现全社会的作战。这是关于第一个，方法上的单一性。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关系的处理有失妥当。第一，团的中心工作与价值观教育的事。我们党以前提到过这样一个说法，“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两手都要抓”。但事实上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有可能会顾此失彼，作为共青团也是如此，特别是每遇到一些非常明显的，中心工作放在面前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整个思路。另外，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与尊重青年主体关系的事，我们一方面灌输国家的意志，另外一方面青年自身也有价值，如何尊重他们的价值，满足他们的核心利益，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第二，价格观教育的辐射力度呈递减趋势。就是越往基层，我们的辐射面、辐射力度越小。我画了一个基本图，什么意思？我们团组织活动的频率是越往上越高，越往下越低，而我们青年组织的分层结构，是越往基层人数越多，人数越多的基层越需要共青团组织的影响，但反而很遗憾，我们的组织找不到，我们的声音也被埋没了，所以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最后，共青团在特殊群体——青年群体当中也有缺失。香港“占中”事件，包括新疆的一些暴乱，可能都有青年人的身影，如何就这个问题发挥共青团的作用，怎么样通过一些外联，通过一些合作，来尽我们共青团的职责，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胡献忠：你是最快的一个，初稿拿出来了，给我们带了一个好头。

    陈亮：很惭愧，我这里还没动笔写，因为觉得还没想明白。我的任务是第五章：“共青团引领青年思潮的经验与启示研究”。我这章是和我们小徐校长合作，我主要是思潮部分，共青团这部分的难点就交给小徐校长了。

    胡献忠：你写背景？

    陈亮：是的。现在，我只能谈一个总体思路。这一章的难点是怎么找到青年思潮和共青团工作的交汇点，我觉得这个比较难找。有些找出来的或者在有些材料上我们看到一些东西，总觉得有点牵强，我觉得这是这一章的难点。研究途径，先是考虑共青团工作的一般问题。这里面列了六大思潮，大家也可以看看，这六大思潮是否具有典型性，能不能说明问题。青年思潮是一定时期内，在青年群体中影响较大、反映其利益诉求和思想倾向的思想潮流。六大思潮，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民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我暂且列的就是六个。通过理清这六大流行于青年中的思潮的概念问题，包括一些数据的收集，事件的分析，考察、总结共青团在价值引领中的经验，并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一些反思性的意见。

    这章分三大块。第一块是一个界说，就是青年思潮的内在逻辑与外部因素，主要是一个思想路向。这一部分是提出问题，还有一个是价值倾向。这里要说的是一个结构性的，或者说是一个网状关系图，我列了几个关键词：比如说“核心价值”的横向是“普世价值”，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关系、“青年思潮”和“价值多元”，还有一个“共青团的引领”和“共青团的价值魅力”，这几个是横向关系。纵向是“核心价值”和“青年思潮”的关系、“青年思潮”和“共青团引领”的关系、“普世价值”和“价值多元”的关系、“价值多元”和“共青团的价值魅力”的关系。实际上在这一部分需要完成。

    第二部分是价值诉求，就把这六大思潮说清楚。本来的题目当中是多元震荡中的主流领跑，我现在觉得“领跑”非常难写，这里只能介绍几种多元价值，就是六大思潮，把它在这里说清楚。但是这个“主流领跑”，怎么把共青团这部分融合起来写，这是一个重点。我觉得青年在这里通过一个思潮，是反映人和社会或者人和环境的矛盾，它要解决的是人和群体的矛盾，以及人和自身的矛盾。我觉得要研究青年问题，可能在这三大矛盾里面去找一些现象，以及怎么去破解，是在这里。

    具体的几个大的背景事件，比如说潘晓的天问、人文精神的讨论、汶川地震，我想把宗教这一块，就是信仰认同和信仰危机，也放进去。还有现在的大阅兵，一起作为背景放进去。

    胡献忠：《人民日报》2013年5月份登过一篇文章，叫《莫让青春染暮气》，引发网上讨论。这能不能算是广义上的思潮，再琢磨。

    陈亮：好，我记下了。最后一部分是讲经验启示和路径选择。经验启示里面，我觉得要思考的是共青团在今天是否是“青年的共同体”？是不是在联盟“第三种力量”——青年自组织里面讲一下对共青团工作的反思。路径选择，我这里用的词是“运动式治理”，共青团怎么告别“运动”阶段，以及共青团的话语转向是这一节的内容，运动式的治理主要是我们传统的工作方式，怎么在新的环境当中以青年为主体，注重基层特点，青年基层的特点，在金字塔这个社会结构中关注底层青年的生存困境与成长道路，应该是共青团不变的工作宗旨。经验启示，想在这部分有所交代，但确确实实这块我没有想清楚。

    胡献忠：这个是缺位的问题。

    陈亮：说其实组织力量、市场力量还有专业力量的合力来实现网络转型、跨越转向，我想放在这里，但比较难写。

    胡献忠：写不长，这个东西你能写长？

    陈亮：第二部分容量比较大。

    胡献忠：这确实在咱这里面是比较难的一块，因为跟共青团工作相衔接的时候是最难的一块，能衔接多少衔接多少，衔接不上让他自己看看会不会连通。你就把青年思潮描述一下。青年思潮，有青年在社会中的一些表现、举动，就是这样一些东西，是否跟社会发展合拍，包括个人发展的特征。共青团在这里面做了多少就是多少，经验有一条算一条，有两条算两条，不一定非要总结五六条。

    陈亮：在介绍思潮的过程当中，本身对思潮也应该有一个反思。早上韦老师讲的“爱国主义”就很有启发，我这里要讲民族主义。

    刘宏森：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说它对思潮的反映是缺位？

    胡献忠：有些时候是，宣传部门不太清楚青年中有什么思潮。

    刘宏森：这里面要写实。共青团对青年中的思潮的反应往往是滞后的。你要怎么证明它是滞后的，可能要有一些实例，这一块给它写实一点。我最近也碰到一个问题，思想引领资源极度匮乏，所以该发声音的时候发不了声音。我觉得我怎么来证明它。我首先要说它失语，然后说它为什么会失语。

    韦磊：刚才讲到思潮的事情，高校青年这个事情要关注。

    陈亮：高校应该是最敏感的。

    韦磊：对，为什么？比如你讲思潮，它基本上涉及一些现在争论很大的思潮，什么历史虚无主义、民粹民族主义这些，高校不让讲。高校反映比较敏感，对思潮的反映比较敏感。所以你就说它滞后，或者是故事语言的说法。

    胡献忠：思潮，还是在高校学生里面相对来说是成气候的。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5年9月18日，北京大学爆发了一次学潮，波及部分高校及其他省市。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学潮。其中就有思潮的影响。这里也有两个问题：一是改革开放确实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种背景下为什么还会出现学潮？二是告别了“文革”极“左”路线，抛弃了“阶级斗争”理念，如何处理青年学生的自发性诉求？这恐怕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法制问题。

    韦磊：思潮的东西，往往在知识分子中间体现。

    胡献忠：尽量跟大学的团委聊一聊，杭州有这么多高校。

    刘宏森：以高校为主要的研究范围，可能相对好弄一点。不然体制外的青年，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思潮。

    胡献忠：那就集中写高校，可以搞一个简单的问卷。

    韦磊：打电话问问估计也行。我原来在地质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每年要找我搞两次活动。

    徐峻蔚：上午听了很多专家的意见，刚才听了胡湘明老师后半部分的反思，他对核心价值观发展做了历史梳理，包括从核心价值体系发展而来，还有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一些内容，整个发展历程都涉及。青年社会思潮在高校领域的反应还是非常快速的。因为往往思潮理论的建设者可能产生在青年当中，有可能是更年长的成年，但是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高校青年群体是社会思潮的最先或最热烈的接受者，之后还有一个再传播的渠道，这样才会形成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心理、社会反应。共青团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有些方面可能做得缺位，但一些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青年分类引导工作，共青团宣传口子一直负责在抓，在落实，当然过程中还需要考量绩效、效果问题。我这里反思几个问题。第一，共青团中形成的一种或轻或重的自我封闭内循环问题。共青团这么多年来在组织架构以及运行过程当中形成的内循环，表现在全体覆盖等方面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第二，在思潮引领当中，共青团用项目推动工作，比如前面提到的青年文明号、青年志愿者以及关爱行动等等，这里包含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社会心态的因素，当然也包含价值观的因素，分析社会思潮的引领也要涵盖这一方面的内容。研究还要梳理每一个阶段，并给它做一个事实的描述。第三，我也同意重点关注大学生群体。结合上午郑老师讲的，我们研究的主体是什么，对象是谁？“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青少年，我们全书体系设计很清晰有少先队研究一块。就是7—14岁，包括团队衔接，学生团员、高校青年等等，都衔接上了。现在问题有在社会思潮引领中，某些领域、某些重点群体，共青团没办法用有效的方式、手段引领，或没有得到一个迅捷的反应，值得剖析。

    社会思潮章节是从改革开放开始。所以改革开放之前的思潮作不作梳理，今天要明晰一下。

    第四，反思还包括了青年话语体系建立问题。现在社会组织也好，青年群体也好，共青团工作有优越感或内循环这一影响因素，也有对青年有没有话语可交流，能不能同频交流，有没有平等对话空间等原因，这是我们需要突破的点。不然的话，纯粹去谈青年思潮，很孤立。共青团引领社会思潮的经验与反思，也是这一个课题关注的重点。

    胡献忠：我看《青少年研究与实践》发了你一篇关于少先队的文章，要不，你再讲讲少先队的事。

    徐峻蔚：少先队这篇，我也是很有体会。从安源儿童团诞生一直到今年总书记的要求，陈亮老师提纲里都有很清晰的脉络，然后对少先队组织特征，它的教育方式跟其他教育方式的区别都已经非常明晰。因为我们研究要求要有一个经验和反思，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有几点可以思考。当然它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的成因，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考虑。第一，最明显是教育活动中的样板化方式，队日活动也好，主题教育活动也好，少先队活动课程建设也好，你要有自己的特色，少先队教育课堂是社会大课堂，形式要多彩，但是现在往往陷入样板化设计与表演。这样的话，跟我们提倡少先队的自主教育，我的活动我作主，辅导员只是在边上进行辅导，整个设计和整个过程都是队员自己完成的等等相互矛盾。自主教育跟教育形式关系没有处理好。第二，全童入队的问题。50年代以来的入队问题，有一个发展和循序渐进的过程。之后为什么要提出全童入队？现在全童入队又存在哪些问题？还有，中学生尤其到了初三基本上是团员，也有这个问题。第三，儿童语言以及儿童接受问题。少代会报告等要求一定要使用儿童能接受的语言。这样的话，小孩子容易懂。当然这是从报告的角度。从我们少先队辅导工作方式方法上，是一种灌输式的教育，在灌输式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做到蹲下来跟儿童平视、对话，这是辅导工作的艺术。第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海等有许多宝贵经验，比如用图解释，什么是“富强”，什么是“爱国”等等，用简洁形象方式影响队员，有效果。可以总结一些经验。第五，主题教育活动开展的实际成效问题。少先队活动开展的大部队在小学、中学，在基层；辅导员在基层。从全国少工委到地方少先队组织，正三角分布。主题实践活动从上到下，包括核心价值观主题，从最起端提出要求，到最后队员的接受过程中，有多少被弱化，甚至异化，有没有把握好精神精髓，有没有达到教育目标？外是显于形了，有没有真正内化于心，让儿童内化于他的行为习惯、潜移默化的东西有多少？最终检验的还是队员的自主性创造。第六，现在党团关系讲得比较多，党团队的关系讲的比较少。

    胡献忠：关于这个，10月中旬在北京还要专门开一个研讨会。

    徐峻蔚：还有一个是，从研究的视角来讲讲少先队组织、活动、阵地和文化。其中少先队文化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联动起来。少先队一些有地方特色的东西，共青团好像少一点，统一性的东西多一些。

    徐峻蔚：好，我就补充这些。下面请宏森老师来谈谈。

    刘宏森：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理论上讲，共青团是党的“助手”，而不是“跟班”。其实从助手到跟班，距离很短。如何避免从助手沦为跟班，这是值得党和团认真对待的问题。

    助手与跟班在职能上很接近，都是辅助性的，以服从和服务为主。但两者之间又有很大的区别。主要区别就在于助手应有较大的主体性，而后者则缺乏这种主体性，更具有工具性。

    以此看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关系，理论上讲，团是党的助手，从事着党的青年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党的政治纲领为奋斗目标，以党的指导思想为行动指南，以党的中心任务为光荣使命，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是共青团工作特有的党性原则，也是党团重要政治关系的体现。”但在实际生活中，团却常常成为党的跟班。在团的历史上，这个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

    比如，1952年8月下旬，毛泽东两次主持中共中央的会议，讨论青年团的工作。会议指出，在青年团方面，尽管1949年4月团一大对青年团的工作任务已经有了明确规定，但还存在着“不善于根据青年的特点进行工作”，“工作往往一般化”的缺点。总之，党如何领导青年团和青年团如何工作的问题亟待解决；1952年8月25日—9月4日，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青年团如何工作的问题，但只是原则性地解决了一些问题，“更具体的方法仍未完全解决”，且这三条也主要侧重团保证和服从党的领导方面，对团的系统领导还缺乏认识，根据青年特点进行工作方面还未涉及；1953年1月，青年团一届四中全会，对青年团应如何工作问题仍未彻底解决；1953年6月23日—7月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的重要讲话，提出：“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他指出了青年团工作的一些基本方法。这就是要从青年的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会议指出，“至今仍有部分党委——主要是部分地委、县委及区委对青年团工作的重要意义，尚缺乏深刻的理解。它们在实际工作中，对于青年团的领导，常常陷于被动应付，缺乏应有的积极主动精神；使用多，教育少；只有一般的工作布置，而忽视青年工作的特点和青年的特殊要求；只注意党的统一领导，而不照顾团的系统领导”。应该说，这次会议对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的主体性问题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然而，1958年6月2日的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要“使各级团委在实质上成为各级党委的青年工作部”，强调“在团内担任领导责任的干部，唯一的任务，就是保证党的指示在团员和青年中贯彻执行”。这实际上就是对团的主体性问题认识上的一种倒退。

    思想认识上如此，自然难免共青团从助手滑向跟班的结局。

    所以如此，与双方面皆有关系。从党政来讲，很显然，这反映了一些党政部门缺乏“远见”。他们不能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不能立足于对未来投资的角度，看待青年和青年工作，往往只是把共青团视为一种依常规应设的部门，拨以一定的经费，安排几个小青年带着青年们玩玩，搞搞活动，不出事就可以了。党政部门很忙，要实现GDP指标的大幅度提升，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工作忙起来，还可以让共青团组织些突击队啥的，以备不时之需。至于如何按照青年的特点，教育引导青年按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健康成长，党政部门会常思常想，系统谋划，有序推进吗？

    从共青团来讲，党政是其所需资源的主要把握者、供给者，直接关系到团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青年工作的开展。共青团所需的资源，不仅包括各种财政、物质资源，甚至也包括团干部自身生涯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组织的认可、领导的赏识等等，都包含了团干部自身升迁所必须各种人脉、制度化的资源。资源乃是一切个人与组织价值关注之焦点。资源之供给必然直接影响到需求者之行为选择及情感趋向。既如此，团干部们焉能不以党政马首是瞻呢？共青团及其干部成为党政之跟班不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吗？

    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开展团的工作，这是许多团组织的响亮口号和工作方针，这是履行团的职责、争取党政资源支持的重要举措，这本身并无错，但是，实际生活中，在“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和“开展团的工作”之间，往往缺少一个必要的状语，那就是“根据青年的实际，按照青年工作的特点”。缺少这个状语，实际上就是团的主体性缺乏的体现。缺乏了主体性，从助手滑向“跟班”就很自然了。

    徐峻蔚：刘老师讲得很好，共青团的定位既有制度层面的又有实践层面的，两者要统一起来。下面汪永涛老师讲讲你负责的这一部分？

    胡献忠：小汪老师是咱们这个课题组里年龄最小，做的又是互联网，是最面向未来的。

    汪永涛：上午各位专家对价值观，从理论高度进行了很好的概括。我领受的任务“共青团利用新媒体培养青少年价值观的回顾经验研究”，主要从实践的层面来研究这个问题。上午几位老师也都提到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对青少年价值观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载体。我们现在发布了，就是最近7月份的时候，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一个统计报告，互联网普及率占到44.8%，手机上网的网民占到网民量的88.9%，也就是说现在更多是通过手机上网。随着手机终端大屏化，手机上网会更加明显。而且群体当中，青年群体使用网络频率特别高，可以占到78.4%。还有提到的是，中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间长达25.6小时，可以说当前青年互联网的生活方式，已经在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上，都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当前这种社会功能分化，还有个体化生存之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共青团在培育青少年价值观方面也存在个体化生存和统一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因为核心价值观是大统和的东西。而网络青年个体化生存的状态，在社交网络媒体，现在这种微博、微信，它又强调互动、共享。这种强调互动共享的方式，它有可能使得个体化的生存方式和统一价值观有可能达到统一，因为网络是个体化的生存方式，而网络上他们又强调共享、互动。所以我通过查看一些共青团网站上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网站，看他们到底在青年价值观方面，到底是怎么做的。然后总结一下发现他们主要有四个做法，不全面，我重点提炼四种做法。

    第一，通过微博、微信平台创建话题。其实创建话题也是以前的主题活动的另外一种方式，这个的设置往往需要勾连青年、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发挥青年的主体地位，动员青年参与话题的讨论。有一个例子，比较热门的，在去年的时候，“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的话题，新浪、微博的话题主要是新闻八卦，但是在去年这个话题一直很有影响。有一些想法的网民直接参与到这个话题当中，这是一个参与度非常高的话题，为什么这个青年会热衷于参与这个话题，主要是从我出发，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然后是写，他们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我应该怎么样。所以它主要强调我从日常生活实践中体会可感知的观点。我代言这种形式，让青年把自己作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主体，真正作为一个参与者，这样参与活动，更有利于核心价值观，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具体，从日常生活中感觉到可以奉行的理念。从参与过程中，青少年可以发挥自己主动创造性，涌现很多青年创意团体，创造很多生动、活泼的内容，比如自己做一些漫画。所以它这个活动举办得还是很成功。

    第二，对青年群体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问题给予及时有效引导。在中国青年网，主要是中青网也做得比较好，就是对于青年所关心的热点话题进行提问，比如前段时间有一个贾玲恶搞花木兰事件，把花木兰的形象颠覆了。中青网直接发了一条微博，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不可违背，我们应该坚持正确的导向，文艺工作者为人民大众服务。就这种方式，其实它就是一种干巴巴的评论，很难以让人服众。其实通过站在中立角度上，引导青年展开讨论，因为价值观不是自发产生，它要有一个说服的过程，要让众多接纳价值观，它要通过正方、反方碰撞的过程，增加他的共识，更能达到引导青年的作用。

    第三，回应青年诉求。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最近做的“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的建设，我们也参加了回答问题。这个东西它其实评得也是很好，在现在这种市场化、社会化的情况下，团组织和青年人离得比较远，不太理解青年的困惑，对青年的处境缺乏感同身受。现在让青年在网上，我有什么困惑，我就问你，通过网络手段连线和服务青年。为了提高这种服务能力，他们也去发动了一些成长、创业等八大服务联盟，我记得我们也参与了，有一些问题，分下去，然后你再去回答。它所采取的，我觉得它的理念上还没有转变过来，还是一种行政化的方式，青年有什么问题，收集起来，利用团组织系统分下去。

    胡献忠：这个软件正在进一步开发，“青年之声”要搞成互动社交平台。

    汪永涛：在这点上，其实“知乎”也是这样的网络平台，可能也在一个发展阶段。可能知乎做得比较好，是因为它运营了一部分时间，已经实现了一种内部化的运作。它不需要说，我通过我们共青团系统内部的专家，它是网民自身通过提问可以回答，它利用网民自身的资源去实现。而且这种运作，有一些答案达到数万，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参与率非常高的。它的答题者，因为他的点击率很高，他得到的反馈，下面有很多人评论，他也愿意进行进一步的分享，这样实现一个很好的内部互动。所以我觉得我们青年之声也需要在行政化手段方面，是不是说不仅仅是通过共青团内部的？我查了一下，现在入驻专家有两万多个，但是对于服务这么多青年来说，服务这么多青年够不够？

    还有一个，刚刚大家也都提到推青少年典型。青少年典型一直也是比较传统的，我看微博上也在做一个“向上向善好青年”，选了20多个向上向善好青年，他们去组成一个青年分享团，去现场做一些分享。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青年在自己团队里面推选榜样，让他们自我接受。我们现在很难产生单一像雷锋这样的青年偶像，如何使典型发挥好他的榜样作用，我认为要进一步细化他的群体。我看青年分享团有各行各业的人，既有创业青年，也有科考者，他所面临的群体，他就是到各个公司，什么财经大学、学院，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微信群里都在刷“施一公”，我们很关注，在微信群里面讨论得很热闹。我觉得通过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科研工作者，我们很关心这个人，包括它背后的学生。所以如果说他这种事例在这个群体里面产生很好的反应。另外一个创业青年，它只能在农民工，或者是一些青年人群，产生一些讨论的课题，但是都在里面关注。所以在这种分典型的时候，进一步细化这个群体，不同的群体可能需要不同的典型。

    陈卫东：分层分类引导。

    汪永涛：对。之前可能是一种全部，我一个分享，各个涉及。我觉得还有其他很多，不再说这么多。在思路上，共青团在思想引领方面，社会化运作还不够，与外部的协作还不够。部分的团属政务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分析它的粉丝群体，你会发现，它主要的群体还是团系统内部的组织和团干部，青年的粉丝，真正社会上的青年粉丝占的比例不够多。在工作的开展上，主要依靠团属阵地，一些团属社团，还有一些青年工作阵地。这一点造成共青团团属新媒体内部的循环，它的活力还是不足的。其实新媒体，它仅仅是一个载体，它的本质是互动和共享，并不是你建立一个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它就可以实现。因为它要强调互动、共享，所以它其实对新媒体的运营提出很高的条件。如果回答了，质量不高的话，他没有办法调动青年去参与提问的热情。目前的团组织新媒体上，主要靠自身团组织的力量，这导致它的人力和物力不足。新媒体运营又有很高的要求，往往会导致新媒体服务质量不高。所以在这种新媒体运营上，可能要进一步借鉴一些其他的运营比较好的，可能是其他一些商业化的，或者是民间的新媒体的运营方式，就是利用互联网的资源共享，真正调动青年网民的质量，实现社会化的运营。我就讲这些。

    刘宏森：用互联网引领青年思想，互联网它是一个工具和载体。你真正能够吸引青年的，还是内容，内容为王。我上次听过一个讲座，凤凰传媒老总讲，内容为王的时代过去了，后来这个话受到很多人的批判。实际上他的概念没界定清楚。

    胡献忠：你说的“内容”其实是一种思想、理念。

    刘宏森：是的，他把包装也当成内容，这个概念很混乱了。实际上，互联网可能能够扩大它的宣传面，但宣传面再大，如果你内容不吸引人，你还是不能引领，对不对？

    陈卫东：点对点。

    刘宏森：上海市有一个大学生“知行杯”创新项目。去年，我的学生他们申报了一个课题，跑来邀请我做指导老师。我建议他们做“青春上海”公众微信号，因为“青春上海”的老总来看过我，我对这个事情有点了解，也蛮感兴趣的。我建议学生调研6类人群，不光是机关、党员、团员，还包括很多体制外的青年，比如说城隍庙附近的福佑路，小商品市场，那些调研对象都是体制外的小青年。学生调查发现，这些青年都不知道“青春上海”这个东西。实际上还是团组织在自娱自乐。这里既有网络覆盖的问题，但更有内容难以吸引青少年的问题。

    陈卫东：互联网有自身的规律，上午讲的“互联网+”或者是“+互联网”，“互联网+”叫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是互联网工具。互联网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精神，跟你现在讲的把它纯粹当成工具不一样。就像我们的汽车一样，你说汽车是交通工具吗？是，但汽车也是一种交通方式。你要有这个思想，才能跟得上现在的汽车文化。比如说奔驰，你觉得它是一辆车吗？它是，它还有一种艺术教育，在全球领先。只要你有奔驰，你就到高雅艺术。前两天有一次在分享，我正好参加一个捷豹路虎公益发展战略研讨会，那里有一群大咖在讲，我觉得那些观点非常有益，他们讲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是怎么弄的。这些小青年们的想法，为什么微信有那么高的黏度？微信的马化腾，弄QQ这个玩意，它的商业价值、市场的估值为什么这么高，甚至超过了马云，现在这个趋势更加明显。阿里巴巴现在很明显的，股价已经下来了，已经被腰斩，从100多美元下降到60多，马云去年一年股价从2000多亿的市值跌到1400亿，已经跌了1000多亿，他讲是跌去了一个匈牙利的GDP，这是什么概念？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有冲击力的。媒体实际上代表一种新的方式，你刚刚提到的“知乎”，它就是用的这种。包括那天我们请“今日头条”讲的，因为他不是做技术的，他讲的不深入，人家都是做技术的，讲得才会非常深入。我听他讲，社会责任当中才包含小的元素。路虎现在在中国的销售是爆发式增长，很多人喜欢这个车。路虎不仅仅是一个车，还代表一种观念，一种对生活的理解。我觉得这个企业的思想太超前了，用现在时髦的话叫“脑洞大开”，所以那天信息量很大。所以，大家基本上不在外面讲，基本上在这个上面讲。

    胡献忠：小汪，咱们的研究中要一个历史经验、教训、启示的梳理，要有史的东西，要有时间的长度和跨度，包括卫东那部分。关于共青团与互联网的关系演进，2010年长沙论坛上鸿雁书记在讲话中作过一个梳理，可以拿来参考。一开始共青团是把互联网当成工具，后来怎么逐渐成为引领青年的主阵地，而且不仅仅是阵地，还有共青团对网络的认识、互联网思维等，总之它有一个过程，要把这个东西讲清楚，而不是简单弄一个横断面就行，这个东西是我们要的东西之一，不是全部。你要把历史写出来，肯定也要有理论的分析，但一定要有史的东西。

    我这里面说明一点，因为刚才做标题的时候，定的是核心价值观，后面包括大家谈的这么多，谈得很好，我就把“核心”两个字拿掉，但里面该写核心就写，这个价值观应该是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经验与反思，而不仅仅局限于核心价值观，所以大家在写的时候，不要在“核心”里面一个劲围绕，不要辩这个到底是不是核心，在这个上面不要多下工夫，但是可以点。尤其说是湘明老师这儿，你一开始没提核心价值观，最后慢慢出来一个东西，你就这个可以做。包括李艳老师做的17年里面，那就没有说是核心价值观，你不能自己编出一个来。

    我承担的有一个总论，是关于共青团育人功能的，其实和培育青年价值观是一个意思，不一定是“核心”的，但是逐渐我们把核心浮出水面，但一开始它还是从整个塑造社会新人、培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从这个层面慢慢走出这样条路。我这个是非常宏观，其实对共青团这个团体，这个组织，这个机构，它本身的定位或者功能的发挥，是一个综述性的东西，是一个概括的东西。我大概也分了三块，在前言里面我写了，从中共的执政地位以及共青团历史方位的变迁，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争取把这个东西说得明白点。后面分了三块，第一块还是说定位，就是共青团在青少年价值观塑造总格局、总系统里面的定位。上午俞中校长也讲了，我非常赞成，大家都知道，一个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既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有其他各方面的组织、单位的再教育、再社会化这种过程。其实这里面，我想说一下，在整个执政党培育公民道德这个系统工程中，共青团的地位是什么？也就是马克思讲的，未来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什么是自由人？我觉得自由人是文明素质很高、道德水平也非常高的现代公民，这个公民不是说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你说经济发展了，道德素质就高了？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道德滑坡。这就需要政府作为，政府的宏观引导，执政党的引导，尤其我们作为助手，你的共青团的位置在哪儿，就在这儿。我当时用了一个定位，什么定位？就是共青团处于培养青少年价值观的第一线，但你不是第一位，你不是首当其冲，你是第一线，包括学校，它也是第一线，就是一个定位。

    第二个问题，分析它的实现程度。先说共青团育人功能实现的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它要实现育人功能，外部必须具备哪些因素，内部具备哪些因素，光有外部好的环境也不行，你自己做不好，照样这个功能实现不了。详细不讲，其实有些时候有些东西，还是很值得探讨和研究。就是今天上午我讲的，改革开放30多年，物质条件好了，反而工作没做好，条件艰苦的时候，反而这个工作能做得好。这里面什么道理？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是大一统，我们强动员体制？是一个单一制的社会？有这个原因，我们试图看能不能找出更根本的，或者说更有启发性的观念出来。育人功能实现的标准是什么？怎么样算育人功能实现了？从哪几个方面能体现？要在这里面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第三个就是共青团育人功能的手段，它通过哪些手段实现育人功能。我个人认为，在革命年代，革命的党、团是通过实现他人利益来获取其信仰的，这是根本手段。工人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闹罢工可以增加工资福利，所以他跟着你。你看1922年团一大提出的纲领是怎么写的？是要改善青年工人、青年农人的生存状况，为实现、青年学生、青年妇女的利益而奋斗，然后你再讲共产主义也好，你讲新社会也好，打倒军阀，你讲共产党这一套，它才值得有人信。新中国成立初期，我觉得反而强调更多的是集体利益，也是集体主义。这时候是另外一种方式，个人的利益反而说得少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2年之后，市场经济激活了个性的活力，个性的利益诉求也在多元化，也在逐渐凸显出来。这时候又有意思了，我觉得好像又回归了。又不信你，你这个党也好，或者说团也好，你的宣传又不占绝对优势了，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没有了。你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它。但市场化以后，你不占绝对优势的，这时候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实现青年的利益，来获取他的信仰，当然一些具体的手段不再说了。从宏观上讲，应该是这样的路子。

    但实际上我们的情况是什么？实际上还有一个分析，我们总体上共青团育人功能是在逐渐弱化，今天上午很多老师提到这一点，它是在逐渐弱化的趋势。为什么会弱化？我对弱化的过程也做了一个分析，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当然责任不是一方，有主观、客观，有团自身，我觉得更多是大环境。实际上接着这个问题，剩下第三部分，就是育人功能的局限性，跟前面的弱化功能相互关联。整个青少年成长的环境，包括共青团工作的环境，以及共青团被重视的程度，这个都是有关系，党政不太重视你的工作，为什么不重视你？是自己的分量不足，他不重视你，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育人功能的欠佳。实际上，要让别人重视，这个事开个会发个文件管用吗？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重要会议和相关文件，最后都要来一小段，大意是“党和政府要重视青年工作，重视共青团工作”。每次这么讲，讲完了也就那样。另外就是团自身的问题，就是宣传方面的形式主义，自己的与时俱进，或者说自己这种思维。我经常讲，现在似乎形成了一种城堡政治或者叫政治城堡，这实际上是官僚化固化的倾向，其实在党的执政队伍有，团这块现在已经是党政一个不可分割的部门了。在这种大背景下，现在中央提出要改革，群团工作会议之后，整个群团的工作状态、机构设置、运行机制要有一个大的变化。其实我理解，应该是要破解“政治城堡”，你自己在这个城堡里有比较充裕的保障，在某种程度上享有一定的特权，草根群众都在外面，你主动联系、服务的积极性不够。这是我讲的育人功能的定位以及实践程度，这是一个宏观的东西。

    另外一个专题也是宏观的。我们的研究要有一个总的东西，就是在大家分报告的基础上，有一个总的经验和反思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一个跳出来的东西，既有具体的，又非常宏观，这篇文章不好做。你说是滞后，怎么滞后了？我们想把这篇东西，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总的东西，可能要上报一下。当然得先看看有没有价值，挖出有价值的东西再报，没价值的东西报它干吗，咱们争取从历史的角度去挖掘东西。这是第二篇大的文章，我想可能要下工夫。

    我觉得大家今天谈得都很好，都从各自的角度，都有进展，都有启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发言，这是我写的那两部分的内容。

    徐峻蔚：好，今天下午的讨论很充分，大致告一段落，看看各位还有哪些问题。如果没有，咱们请课题组组长胡老师作下总结。

    胡献忠：我想对整个课题的研究和进度提五点建议：

    第一，阅读对象。也就是文章是写给谁的？作为团中央的智库课题，这个当然是写给团中央的，写给全团的，是立意非常高的课题，给领导提供决策参考。书中有的地方写得很具体，可以为团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参考。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共青团未来发展。党要求你干什么，青年期待你干什么，这是你的定位。今天中午长忠跟我说，他自己要根据上午的发言，整一篇东西加到咱们的课题里面。我说好，我承担的两部分也是要指向未来的，既有谈过去的经验，谈过去的不足，那么它对于未来的启示是什么，对于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工作的启发是什么？这是一个不好写的东西，我说你多贡献智慧。

    第二，结构问题。整个文章里面，要包括这么几个方面：一是要有现象的描述。这是从史的角度，一定要从史的角度。现象的描述，这个描述中要有分析，而不是简单地把东西往那一放，有的时候你堆一堆也行，但是还是要有一个方法论、理论框架的东西，按照你自己的思路，要有适度的分析。二是经验的分析。这也是一大块，但是经验的分析中又有描述，而不是完全抽象的东西，包括你的东西要落地，要有具体的例子，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叫分析中有描述。三是不足之处有反思、教训。这个大家都做得非常好，说不足也行，说反思、教训也好，如果能写几点启发也行，你觉得有话可说，你就往上写。这个是启示，你觉得自己自然而然得出这个东西来，你就往上写。四是原因的分析。其实原因的分析可能包括在现象描述、经验分析里面，可能包括在这里面，但是这块的东西不可少，一定要找出来不足的原因，刚才有些老师其实在研究过程中都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这里面不仅仅围绕团的工作做分析，要有，但不一定全是，反正要有一个大的视野，当然共青团自身的毛病该点的还是要点上。他有经验咱们也说，他有不足咱们也说，在整个社会外围的大环境，经济的、政治的、青年多元的、流动的，包括党的政策性的东西，要适当加入，适当灌注到里面，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叙事方式、叙事的风格。这个一定要有高度。举具体例子的时候没高度，但是整个落笔、起笔的时候要有高度，最好能够跳出共青看共青，这样反而能够把有些事情看得更清晰，尽可能运用一些大思维，大的外围的社会逻辑、政治逻辑这方面做一些分析，其实这个也是跟第二块的分析相关的。再一个，一定要有历史的纵深，这个一定要有，这个不是横断面的东西，横断面的东西也可以，但是你分析到这个点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横断面，一个切面的分析，但是这个理下来，还是一个历史的脉络、线索，你可以看出来，共青团它哪一段有作为，哪一段没作为（比如“文革”期间），哪一段工作比较好，哪一段出现新特征，要体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团中央想要的东西，而且是各级团干部最缺乏的东西。描述现实的东西，大家都能说几句，但是你从历史的角度一说，别人就很难插上话，但你一定要说准。这个取向，恰恰是学者弥补了实务工作者的某些不足，也是研究的定位。

    第四，成果形式。现在正跟出版社联系，这个书我想在今年年底出来，这是一个任务。另外一个，其实咱们整个研究分两块，一块是综述，综合性的研究，包括新中国成立17年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包括卫东的，其实你也是综合性的，你是60多年干下来的，包括我写的那部分也是这样的。第二块就是方法与路径的历史梳理、研究，如果有可能，想搞上两组文章，到时候在期刊上发两个专题，这个不急，先把书稿整出来，文章也可以在后面发。大家的成果都搞成两个版本，一个详细全面的，在书上用；一个精炼的，在期刊上用。初步这样设想吧。

    所以这涉及到第五个问题，截止时间的问题，我想今天是18号，再用一个月的时候把它做完，到10月20号完成，还要统稿，争取最迟11月初交到出版社。这需要大家辛苦，截止时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吗？

    陈亮：可以。

    陈卫东：主要是资料太多。

    胡献忠：资料过少更难写。

    陈卫东：我写的提纲，干货在里面。

    胡献忠：还是要多写，写充实，写透彻，主要还是写观点。还有小汪，你多动脑筋，看看能找到多少，每个时期互联网对青年的影响，这三年、五年有什么变化，大概需要这个东西，现在做得好的，逐渐逐渐做好的，要有过程，把网络平台建起来，要有自己的团队，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的演变，是这样的东西，逐渐寻找自己在互联网上的地位。

    我基本上说这些，再次表示向浙江省团校表示感谢，非常支持我们工作，特别是陈亮老师，做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我的总体感觉是合作愉快，比预期的效果还要好，所以非常感谢！本来这次邀请了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两位副馆长叶学丽老师、李静老师到会指导，她们确实很忙，难以抽身。领导虽然没来，但是我把领导的信任和关怀带来了。临行前我向义军主任汇报，他说你们的会好好开，回来之后能不能搞一个东西？这是对我们的要求、期待和鼓励吧，关键我们是能不能把鲜明的观点提炼出来。

    好！到此为止，我们的论证研讨会圆满结束，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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