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的建筑仿佛就是一种述说，一种饱含沧桑感的历史叙事。它的浑身上下、里里外外充满了表达的欲望。从祠堂牌坊到普通民居，从建筑构成到空间陈设，从屋脊到柱础，从门楼到床花，深入古村，满目皆是它的祷告、它的絮叨、它的顾盼，喋喋不休的，喜形于色的，语重心长的。一栋老房子，俨然就是一位阅尽人间、仙风道骨的老人，或者，一位洞穿了世事兴衰、命运沉浮的哲人，优雅而郑重，从容且深沉。它的惯常的话题涉及民间信仰、生活理想、人生境界、宗族观念、生命意识等等。
以至，在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如此强烈的表达欲望是源自时代风尚和社会心理营造的浓厚文化氛围，还是源自人们普遍的精神欲求和支撑着它的才学性情？
我说过，一座古村就是一座民间艺术博物馆，就是一座民俗博物馆。镶嵌或铺敷在建筑中的具有民俗意义的符号，指向冥冥渺渺的远方，那是我们的来路。一旦读懂了它，也就理解了我们先人的生活历史和面对苦难的生存智慧和意志。
譬如，大量出现在民间古建筑屋脊上的形象诡异怪谲的神兽，被人们通过采用夸张的手段而神秘化了，从而塑造得狰狞可怖。它们古朴怪异的形象特征来自神话传说，来自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笃信和期盼。面对种种神秘无解的自然现象，人们渴望借助它们神秘威吓的形象来驱除一切逼近他们的邪祟。它们的使命是非常具体的，是有“说头”的，像雕饰在房屋正脊两端的鸱尾，是指海中虬尾像鸱的鱼，它能激浪作雨，故取其尾部形状放在房屋上，以禳解火灾。鸱尾又发展成龙首鱼尾的怪兽，称“螭吻”或“龙吻”，其目的仍在于阻挡风雨雷电、确保屋宇永固。安居乐业、人丁兴旺，这是人们最现实最纯朴的希望。
面对这些形象怪异的动物图象，我常常惊讶于人们的浪漫情怀和丰富大胆的想象力。
想象力是人们置身于生存苦难之中的精神支撑，它给人的心灵带来了莫大的慰藉。是的，人们用自己的想象来抚慰自己。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说，人的想象力其实也是人们调解与大自然的冲突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智慧的方式，它以凶兽狰狞的面目来威吓来自大自然一切凶险和灾祸，它以吉兽、灵兽祥和的表情来召唤蕴积于天地山水间的祥瑞之气。
所以，我把建筑中的某些雕饰，看作是人对大自然的一种祈祷和告知。甚至，可以说，告知和祈祷，是建筑装饰的动机之一。认定了它，才能够充分解释民间何以那般倾心于建筑装饰。
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祷告在民俗活动中的分量。在赣南的乡俗中，灯是人们最心仪的一种道具，这是因为客家话里的“丁”与“灯”同音，人们不惜倾尽心血来装饰它，美化它。乡间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彩活动，张扬的是添丁的喜悦，但在喜悦的气氛中，让我震撼的却是灯彩队伍聚集于祠堂、游走于田野的形式，以及这种形式所表达的耐人寻味的意义。
我曾看过宁都县石上村的“割鸡”仪式。所谓“割鸡”，其实是该村李氏为庆贺添丁所举行的集体典仪。大年初九，村中的马灯会邀集全村去年一年的添丁户聚首于汉帝庙，会商仪式有关事项，抽签决定进入汉帝庙“割鸡”的顺序。正月十三，亲戚们携着礼篮到来，新丁的外婆家还得送公鸡、鞭炮，请来吹打乐队，他们要在添丁户家中吃住三天。正月十四下午，仪式开始，添丁户先祭拜家祖，再祭各个房派的分祠；而后，以铳响为号，进入汉帝庙“割鸡”。在庙里神案前杀了鸡后，跑回自家将被“割”的公鸡褪毛，稍煮后抹上红色；接着，再端着烛台、提着盛有红公鸡、香烛等物的供品篮（篮子也是红的，有的上了红漆，有的糊着红纸），在村口集合，列队走河堰、穿田野，沿着正对李氏祖祠的田埂，进入总祠祭拜；祭拜过后，再度集合，浩浩荡荡游村，从村里游向村外的山冈、田畴、河边，再从村外折返回到村中。
我巧遇该村六十年来添丁最多的一年，也就是说，这将是最为隆重壮观的庆典。漫步于街巷之中，听得人们在美滋滋地反复叨念一个数字——四十八。第四十八个胖小子，是抽签之后呱呱落地赶来凑热闹的。
四十八声响铳，震撼了山水田园和村庄；四十八对扑扇的翅膀，惊醒了冥冥中的神灵；四十八行新鲜的血迹，铺成了一条啼血的生命之旅。
游村的队伍以五节龙灯领头，五匹竹马押阵，浩浩荡荡地穿行在暮色苍茫的原野上。重重叠叠的身影投映在水中，是祷祝风调雨顺吗？乱纷纷的脚步惊醒了冬天的田园，是呼唤五谷丰登吗？
正月十四的“割鸡”仪式，共有五个环节，每个环节要燃放一挂鞭炮，而添丁户每家都收到了几十挂鞭炮，最多者达七十二竹篙。于是，石上村便又有了元宵节下午的燃放鞭炮仪式。人们要把所有的祝贺都点燃，让它化作惊天地泣鬼神的滚滚春雷。
元宵节的傍晚，浓浓的烟雾生于每座祠堂的门前，奔涌在每一条村巷里，吞没了所有的房屋，所有的人。不知道石上“割鸡”的风俗，是否还带着慎终追远的客家人对中原故里乡风民俗的朦胧记忆，是否与昔日繁忙的码头、富足的生活有关？它应该是赣南客家添丁的种种喜俗之一了，我想，一定是炫耀的思想统率着所有的欣慰、所有的庆贺，使之成为一个宗族的荣耀，一座村庄的荣耀。
我的朋友在为这盛大的仪式震撼之余，悄悄算了一笔帐，整个活动下来，每家的开销应在数千元。每座祠堂的门前都是厚厚的一层炮竹屑。它把我在这两天所接触到的红色的意象——鞭炮，红烛，篮子，鸡冠，抹上红颜色的公鸡及血……都熔化了，浇铸在奠定本族基业的土地上。
硝烟尚未散尽，男人们又抬着喜字担灯进了分祠。灯为圆柱形，剪贴着金色双喜的灯花，每组担灯不等，有三只的、四只的、六只的，用一根杠子串起提手，由两三人抬着走。担灯旁边，还有些青年手提一只同样的灯笼，称陪送灯。正是从各个分祠汇集而来的担灯游村的队伍，让我恍然大悟，“割鸡”仪式的铺张恐怕不仅仅为了张扬添丁的喜悦。
硝烟的天幕。苍茫的烟云。担灯的队伍仿佛颠沛流离，辗转千里，来自遥远的历史。灯是他们前仆后继的希望和力量，灯是他们生生不息的祈愿和意志。
当我的思想不由自主地跻身这支队伍与之一道负重前行时，我忽然觉得，一些传统观念，诸如“割鸡”仪式所体现的“重男轻女”思想，其实也是我们认知自己民族生存发展历史的一条途径。
担灯的队伍从村口出发，这回，由五匹竹马领头。队伍行进在河堰上，然后穿过河边的田畈，攀上远处的山冈。这是两天来，添丁户们第三次如此郑重地把喜添新丁的消息告诉先人、上天和大地。马蹄得得，叩醒了江河，叩醒了土地，叩醒了山林。我想，它们应该早就被声声响铳、阵阵鞭炮惊醒了，此刻，它们大约在琢磨着喜字担灯里已被点燃的内心秘密。经历了这三天的喜庆，天、地、山冈和江河，一定和这座村庄祖先的神灵一道，完全读懂了人们的告知。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重男轻女”思想视为封建、落后的传统观念加以批判，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这种思想自然逃脱不了被摒弃的历史命运。但是，在考察了发生在田野上的民俗活动之后，我相信，“重男轻女”的思想之所以像草木庄稼一样，在广阔的乡间生生不息，是因为它有着非常厚实的历史土壤。它的厚实，能让人联想到苍茫的天穹之下，渺小的人所承载的巨大的苦难。所以，我们不能狭隘、简单地把它看作封建思想，其实，它也映照着人类在与天灾人祸、与疾病抗争的艰辛历程，体现了人类在大自然中生存繁衍的生命意识，是人类面对种种苦难时对自身力量的真切呼唤。
和民俗活动一样，建筑大概也不例外，建筑依偎着山水田园而巍然耸立，本身就是一种存在的宣言；而民间古建筑中大量遗存有原始思维的怪兽形象，表达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对天、地、人关系的看法，人们以这样的方式与天地沟通，与自然协调，与山水、动物、植物进行对话和交流。
期望与天地对话、与自然沟通的情感，总是那么执拗地倾注于屋宇之中，那么真诚地融化在砖木之间，它既令建筑万般缱绻地依偎着山水，以迎合的姿态，顺应、吸纳着自然，也赋予建筑以色彩、曲线和生灵万物的形象，于是，建筑由此获得了血肉、体温和脉搏，获得了思想、灵魂和生命。
是的，那些老房子是有灵魂有生命的。通过翼膀似的屋顶，我们能感受到它负载着宗族繁衍、人丁兴旺的梦想，飞越时间，在天地之间翱翔的情状。江西古村通过屋宇的水平铺开构成建筑群落的特点，反映了中国人的天地意识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因此，我们尽可以把铺展的建筑群落，想象为一个个宗族铺陈在大地上的心愿，人们通过建筑把添丁的喜讯或渴盼告知天地告知山川田野，仿佛那些挤挤挨挨的屋宇是仰望着上天呦呦待哺的一群。
我这样比喻，好像人们有乞求上天垂怜的意思，无可否认的是，当密密匝匝的屋宇匍匐在大地上或瑟缩在群山的环抱里，我的确由这卑躬的、虔敬的形状，体悟到人们对天地、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和膜拜之意。就连流传乡间的上梁唱彩仪式，在其辟邪纳吉的意义内核之中，不也蕴涵着告知的目的吗？在宁都乡间，人们好像还不相信建新房时燃放的鞭炮能够引起天地的注意，到了迎春接福的春节、元宵期间，还要举行热闹的抬菩萨游村活动，专为去年一年间所建的新房驱邪祈福。在猎猎神旗的引导下，在吹打班子的簇拥下，端坐于一抬抬神轿上的汉帝汉母及列位将军，在声声响铳、阵阵鞭炮中受用着新屋主人的香火和膜拜。
这时的唢呐、锣鼓、响铳、鞭炮，大概就是人们振振有辞或喃喃自语的祷告吧？
房屋也在默默地祷告，用屋顶上的龙吻、脊兽，用大门上繁复的纹饰和匾额，用遍布梁枋、槅扇上的种种图案。膜拜天地、尊崇自然的情感，成了建筑及其装饰理所当然必须遵从的艺术法则。
建筑是这样虔敬地仰望着天——
为了避免建筑造型的僵硬冷峻，在江西古村最常见的是飞檐翘角的处理。在祠堂、戏台大面积的瓦檐上，飞檐翘角和龙吻、脊兽等装饰构件，构成了丰富变化的曲线，沉重的屋顶因此变得轻盈起来，仿佛翩翩欲飞；而在牌坊上，起翘的檐角又使这感觉单薄、突兀的建筑，变得丰富而柔和；住宅大门上飞檐翘角的门楼，则为端庄的大门增添了几分活泼。即便为了防火而高耸在房屋左右的封火山墙，它的垛头也是檐角飞翘，勾画出住宅墙头与天空的轮廓线；而且，为了打破高于屋顶的山墙因规整势必造成的沉闷，同时，又为防止檐距双向坡顶的屋面高差过大，人们采取了随屋面坡度层层跌落的形式，使山墙面高低错落富于变化，增加了空间的层次感和韵律美。此外，屋顶和屋身之间的斗拱、枋柱间的雀替、斜撑，不仅向柱子均匀传递屋顶或梁枋的重量，加固了柱子的支撑力量，同样也使过渡柔和。
建筑是这样温柔地体贴着地——
为了不让柱子与地面直角交接形成强烈冲撞，房屋中的柱子均有石柱础支撑，通过柱础与地面衔接，既使二者之间有了柔和的过渡，扩大了受力点，又起到了保证柱子不遭腐蚀、不下沉等作用；江西古民居的大门左右一般置有长方形的户对，讲究的人家则置有抱鼓石，牌坊柱子左右也都放置了抱鼓石，户对和抱鼓石仿佛将建筑的“气”不露声色地导入地面，使耸立的墙面、柱子与地面达成一种默契而和谐的关系，从而显现出紧贴大地的稳重、温存。
可见，在人们的观念中，直线对环境形成的强烈冲撞是建筑中的大忌。为此，人们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种种应对的办法，出现在建筑中的雀替、斜撑、柱础、户对和抱鼓石等构件，不仅体现了人们在建造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经验，也反映出人们质朴的审美习惯，同时，它们也为建筑装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有意思的是，一些建筑构件为了强调人们的这一观念，其原本具有的实用性功能反而蜕化了。比如斗拱。斗拱用于柱顶、额枋和屋檐或构架间，本来以斗和拱的逐层纵横交错叠加，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起着传递梁的荷载于柱身和支撑屋檐的重量以增加出檐深度的作用，而到了明清以后，其结构作用变得并不重要了，成为柱网和屋顶构架间的装饰性构件。又如柱础。每座古村的柱础大小、厚薄不一，特别重视柱础的地方，想必不是为了强化它的实用性功能，而是为了突出它所具有的观念意义。宜丰县天宝乡的辛会村，也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它的古老恰恰体现在散落在各处的柱础上。老房子几乎腐朽坍塌净尽，却留下一个个硕大的坚固无比的青石柱础，柱础上的雕花似乎带着无奈的自嘲。由此，我想，辛会村对柱础的强调，显然是和民间对磐石的钟情相吻合的，这是坚固永久的象征。
可能正是因为这些构件本身附着了强烈的天地意识吧，雕饰于其上的图案总是更加具有原始、古朴的民俗宗教意味，其形象多为来自传说中的祥禽瑞兽，如麒麟、凤凰、鳌鱼等。作为远古的图腾，龙凤是中国图案的典型，尽管历史上被朝廷严令禁止民间使用，在江西古村中仍时有所见，但一般使用得很隐秘，尤其是龙，使用更加小心谨慎，或藏匿于藻井等处，或变化形体只暴露出局部，公然亮相于大庭广众的，大抵都有来由，或有得到恩准的传说，或有相应的如何攀龙附凤的说法。那些说法是否为胆大却心虚的人们杜撰也未可知。可见，龙凤的高贵，叫人敬畏，又令人神往。民间对龙凤的喜爱，还因为龙游走的躯体、凤变化的体型线所具备的丰富曲线和优美旋律，与自然契合，充满生命感；而且，可伸可缩、可繁可简的形体，又使它适合任何形状的装饰空间。
浏览江西古村的装饰艺术，我们能强烈感受到古人拥抱自然、亲和自然的情怀。人们不仅通过天井、庭院、透窗千方百计让建筑吸纳自然，将自然迎进自家的厅堂，而且，还那般痴迷地将自然雕镂描画在家居的里里外外，自然形态的鸟兽动物、花卉树木成为雕饰的最为重要的图案。但是，它们的客观形象虽然表现为自然形态，其内在却寄寓了人们充沛的主观精神。这是因为，人们在把自然引入建筑时，是有取舍的，只有那些被视为祥瑞的形象，才能得到人们的钟情；而积淀着民间理想的自然形象，总是能够通行于广阔的乡间，成为广大人群普遍喜好的图案。这是因为这些图案的母题，已经为人们所知所见、心领神会，其含义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审美意识和普遍的生活理想。比如，鸟中的鹊与鹤，兽中的鹿与猴，花卉中芙蓉与牡丹，树木中的红梅与青松。充斥于家居环境的这些有着情感温度的自然形象，甚至深入到供奉着祖先灵位的厅堂，深入到雕花的大床上，与人们昼夜相对、朝夕相处，温暖着人们安居乐业的渴望和飞黄腾达的梦想。这些吉祥图案必求完整、和谐、圆满，力戒冲撞、残缺、突兀，总是在方与圆中求变化，显得温和内敛，大方安稳。
形形色色的纹样，也是江西古村建筑装饰的重要手段和最常见的内容。而且，各地都会偏爱于某些纹样，并通过不同的处理，形成自己的装饰特色，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各地建筑受不同文化浸淫的结果。赣县白鹭村特别重视大门上的纹样装饰，在气势恢弘的门楼、门罩上，大面积的“万”字回纹锦绮丽繁复，甚是抢眼，其中点缀着动物灵兽、人物、花篮、扇面、葫芦、书卷、渔鼓、盘景等丰富的图案；而在婺源乡村，虽也重视纹样，以致于“万”字回纹锦、“富贵不到头”、缠枝花、卷草等纹样举目皆是，但这些纹样总是作为图案的边框修饰出现在建筑构件上，婺源突出的是图案画面。
万字，即“曲水万字”，如水网河道四通八达，寓意吉祥富贵绵长不断，民间称“路路通”。在黎川洲湖，它不仅被人们用鹅卵石拼贴在十字巷口，还被雕刻在地漏上，频频出现在天井里、屋檐下，时时向人们传递吉祥的祝福。
民间古建筑的装饰，不乏远古流传的纹样，它们正是天地意识的图象化。如民间称为“富贵不到头”的方回纹和阴阳反复的八吉纹，由太极图演变而来；而太极图以最简单的结构揭示出宇宙万物的变化节奏，相反的两极相抱相逆，相生相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黑白对峙，融为一体，似静欲动，充满生命意味。这看似更为简单的一线运动，其实蕴涵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人们把尊崇自然的情感，种植在房屋之中，于是，江西古村普遍选择砖木作为建筑材料，尽管各地石材资源非常丰富，石料在房屋建筑中也只能用在需加固的地方，充当基石、墙裙、门框等。这是因为石头坚硬冰冷、棱角分明，容易与人的视觉心理产生对抗；而砖木触感温暖，具有吸纳自然的质地，造物艺术总是渗透了人的理想、观念和美感，具有资生、安适、美目、怡神的作用，因此，古村中的民居建筑多为砖木结构，符合特别重视以物表情的中国造物传统。即便具有防御意义的赣南围屋，其高大厚实的外墙一般也只在墙裙部分用花岗石，大面积的墙体为三合土中混合着卵石夯成，在赣南众多围屋中，惟有龙南的龙光围是石围，一色的花岗石到顶。这唯一的例外大约就是为了反证人们对建筑材料的苛求。在古老的砖墙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屋主人当年和泥烧砖时，在每一块砖头上留下的印记。它不仅寄托着主人对宗族的心意，也述说着人们对泥土的温馨记忆。
取于自然的木材，为自然所容纳，而且，木材在建筑中的大量使用，为装饰艺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各种图案纹样生长其上，宛如攀缘和悬挂在树木上的藤蔓、花朵和果实。
吉水县尚贤乡栗下村的彭家大宗祠，用红心杉木和木板为构架材料，据说花费一人合抱、长十米的房柱一百根，直径一米的横梁八十根，其它木料不计其数，仅动用运输木料的大船就多达二十余艘，从赣江岸边搬运到栗下村耗时五个月。在把自然引入建筑的同时，人们没忘记精心呵护村庄的自然环境。令人诧异的是，尚贤乡一带多荒山秃岭，连绵起伏的丘陵上树高不盈尺、粗不过拳，惟有栗下村周围古松、古樟、古枫、古柏和桂花树有近千株，或虬干曲枝，或蓊蓊郁郁，其中有一棵古樟浓荫遮亩，甚为罕见；而与宗祠正门相对的山头上，一株古柏历经数百年树不见长高、叶不见脱落，年年岁岁相似，被当地人敬作神树。建筑装饰和建筑环境的呼应关系，大概可以由此窥斑见豹。
就是在这个栗下村，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亭、桥、塔、庙、古井等标志性建筑。这些建筑集中于村子的西南方。这是因为栗下村的地势东高西低，水流向西，按照风水学说的讲究，村人在溪流上筑一道人工堤，沿堤向东开挖出一条水道，改变水的流向，当年在堤上栽种的树木，如今已成为参天古树，堤的对面则修建有凉亭、砖塔、牌坊、庙宇，构成藏风蓄气的重重屏障。跨溪流而建的风月亭边，同治皇帝赐造的牌坊已经被毁，却留有一座高十余米、五层、六角玲珑的惜字塔，此塔既为镇邪，又是全村人焚烧字纸的地方。要知道，在昔时乡间人们的意识中，一切笔墨都是有灵魂的，即便废弃的字纸也是神圣之物，不可随意糟践，它们只能在惜字塔下化作袅袅青烟。
想象一下，当人们满怀敬畏之情把字纸付诸火，当片片纸灰围绕着古塔翩翩飞舞，那些字纸是化给先人的纸钱呢，还是供奉神明的香烛？
那般珍惜文字的历史早已灰飞烟灭。然而，幸存的这座惜字塔却落寞地回望着古人笔墨崇拜的动人情景。毫无疑问，如痴如醉的崇拜，只能来自接近信仰状态的人们。但是，我以为，如果仅仅把这种文字崇拜看作是人们对知识的尊崇，恐怕是难以解释它流行于民间并被仪式化的全部原因的。我觉得，在人们眼里，文字也是能够驱邪纳吉的，因此那些将要废弃的字纸便具有了符咒的性质，焚烧字纸的过程也就成了驱邪祈福的仪式。
既然民间对字纸都如此重视，赋予它耐人寻味的精神寄托，那么，尽情挥洒在建筑上的笔墨，理所当然地要承载更多的民俗思想。或许可以说，书画艺术被用于建筑装饰的最初动机，正是源自人们对笔墨的崇拜。
是的，用于建筑装饰的书法、绘画、雕刻等艺术，同样具有符咒的性质，表达着人们驱邪祈福的强烈愿望。因此，它们出现在建筑中，总是显得那么铺排张扬，那么繁缛奢华。
人们信奉文字和吉祥图案纹饰的心态，和见庙就烧香、见菩萨就拜的心理是一致的，体现在建筑装饰中，那就是力求把祈愿表达得完整、全面，哪怕堆砌、重复，哪怕令人眼花缭乱，以致在许多地方，门楼、门罩、梁枋等重点部位的雕饰繁复眩目，集威猛美、庄严美、祥和美于一身，形成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这是人的心气，想来，心气成势，是可以震慑一切邪祟的。走进古村随处可见的诸如“太平万象”、“福如东海”、“福寿双全”、“双凤朝阳”、“双龙戏珠”、“麒麟送瑞”、“瓜瓞绵绵”等图案，既是人们发自内心的祷告，也是人们对自我心灵的一种抚慰。这类取自民俗题材的绘画和雕刻，把民间最朴实的生活理想表现得形象生动，活泼可爱。吉安诸县古村建筑中常见的檐头画，最能说明装饰艺术所蕴涵的驱邪祈福的民俗思想。涂抹在高高檐头上的一幅幅墨书和绘画，抄录的文字是古诗，描绘的画面是吉祥图案，其中当然也包含着炫耀于族人、教化于后人的用心，但是，无论是从檐头画所处的并不利于观瞻的位置来看，还是从墨书和绘画之间毫不在意呼应关系的内在联系上来看，都可以认为，它的炫耀意味和教化意义其实被弱化了；尤其是，檐头画并不讲究书品、画技，大部分是信手涂鸦之作，人们对技艺的漫不经心，也许恰好反证了对笔墨的虔诚笃信。
一如对字纸的敬畏。
于是，在我看来，装饰在檐下的风流儒雅的墨书、彩绘，以及遍布房屋内外的书法、绘画、雕刻，和画在门扇上的形象凶恶丑陋的门神、挂在门楣上的怪谲神秘的镜子、剪刀、野艾一样，在潜在的观念意义上，都具有镇邪安宅的作用，人们借重它们以共同庇佑自己吉祥安康的心愿。
正如辟邪的桃符，经过长期的历史，逐渐演变为人们炫耀门庭身世、表达人文理想的楹联，我想象，辟邪纳吉的民俗思想应该是人们装饰居家环境的原动力，它作为一种风俗习惯沉淀在人们的意识中，因此人们在建筑装饰中总会自觉地撷取那些吉祥图案。然而，置根于儒家文化的深厚土壤，“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心理和以诗书传家的社会风尚，理所当然地会借助强大的宗族力量，深刻影响作为百年基业的建筑的装饰艺术，事实上，正是有耕读为本、诗书传家的人格理想注入江西古村建筑的装饰，才使之获得了澎湃的激情，获得了感召族人的艺术魅力。
用刻刀雕琢着“马上封侯”的迫切期待，用墨彩描画着登科及第的美妙梦想，用笔砚传递着光宗耀祖的亘古渴望……建筑装饰竟成了人们抒写心志、寄寓理想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成为彰显宗族、凝聚人心的美妙形式。所以，留连于文化底蕴厚重的村庄，有时，在几经易主的老房子里，仰望梁上空空的燕巢、檐下空空的眼神，恍惚之间，我会觉得人与燕都是寄人篱下的匆匆过客，从而忽略了建筑用于安居的物质性意义，忽略了建筑空间的功能，凭着丰富精美的装饰艺术，极端地认为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炫耀于世人、教化于族人，就是告慰先祖、面向恒久的表达。
著名的历史文化古村流坑，曾出过三十三个进士、七十八个举人、文武两状元，还有副宰相、尚书、侍郎、翰林、御医等人物，在它尚存的二百六十多栋明清建筑中，存储着无比丰富的文化信息，起居常伴“雀鹿蜂猴”、芙蓉牡丹的雕刻，出入但见“步云舒啸”、“鲲化南飞”的匾额。大量精美的书法、绘画、雕刻，装点在族人的视野里，闪现在缭绕的香烟里，它们与建筑一道，塑造了一个村庄的历史形象，显示出一个宗族令人自豪的文化风度，并共同经营着凝聚族人、催人进取的精神氛围。
许多文化古村深藏在偏僻的山野间，茫然地眺望着古樟下的来路，似一位位落尽铅华的白头宫女。青春不再。风流不再。所有的记忆都被收藏起来，尚存的建筑就是她们的妆奁，其中的雕饰就是她们的玉镯银簪。由这些环佩首饰，我们尽可以想象她们当年的风姿、当年的心思、当年的顾盼。如今，步入古村的深巷，如同走进她们深深的皱褶，深深的感伤。
遍访古村，我注意到，江西古民居的建筑历史，其实也是一部经商的历史，大多古村都有经商致富的光荣，尽管它们极力标榜“耕读为本”、“诗书传家”，真正能够让它筑起煌煌基业的，还是从事工商贸易带来的滚滚财源，只是碍于儒家重农抑商的思想，人们不便张扬罢了。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日进斗金的主儿反而会更加用心着意地通过建筑显耀才学、追慕功名；而建筑装饰的精美、奢华，往往能够反映出他们按捺不住的财大气粗。所以，在许多村庄，端详建筑的装饰艺术好像也是在玩味那些豪门巨贾的传奇人生，玩味他们用财富来反哺文化的独特心态。
不少古村受益于村中某位富商，他慷慨地为家人甚至族人统一兴建大小、风格、式样、规制一致的住宅，形成恢弘壮观的建筑群落。栗下村的建筑历史，就与一个叫彭佐庭的百岁公有关。这位百岁公在年轻时被人唤作“猴子精”，想必是精明过人，他在湖北汉口的一个钱庄做徒工，后被老板赏识掌管钱庄新开的分号。一个偶然的机缘，使这个人精通过开采钨矿成为名震汉口的大老板。同治年间，他衣锦还乡后，为兄弟叔伯建造住房二十四座，又捐建了大宗祠等建筑。而晚于彭佐庭的另一位生意人彭嘉中，则靠从事布匹织造、印染发迹，也先后为族亲建造十六座住宅，并为本族子弟留下了一座叫作“锡明别墅”的学馆。
如此一座靠工商发达的村庄，在它的建筑装饰中竟也赫然以“诗书传家”为标榜，以“行仁行义，学圣学贤”为律条，自命不凡地敞开了“迎人爽气远山青，入我澹怀秋月白”、“家藏凤阁鸾台谱，人对琼林宝树枝”的襟抱。
当追求功名以光宗耀祖的思想，宣泄于建筑之中，装饰艺术其实也就成了人的精神盛装、情感花饰。
它刻意雕琢的美丽，有些自恋，又有些多情，有些浪漫，又有些夸张，充满了蛊惑人心的力量。
时时面对着这种力量生活，免不了负载沉重的精神因袭，我相信，在过去了的时间和空间里，浸润在建筑装饰中的种种传统观念，一定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的心灵发生着作用，引导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而在时过境迁的今天，虽然那些建筑依在，装饰于其中的思想观念却不可能感染依然生活在那些建筑中的居民了，甚至已经很难为人所读懂了。建筑装饰不过是古村的文化记忆而已。
打开这部记忆，那般儒雅的日常生活，那般精细的生存技艺，那般缜密的内心情感，极为考究地布局在建筑空间，雕琢、描画在人生的祈望之中，这在今天看来不无作茧自缚的压抑。但是，随着现实生活的日趋表面化、肤浅化和内在价值的丧失，浸透砖木的历史也许能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温馨抚慰。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