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也许能够召唤众多文坛巨匠。他们的墨宝一旦作为牌匾高悬在建筑之上，就是古村最为高贵气派、最值得自豪的装潢了。

    建筑装饰中的书写和描绘，勾勒出江西历史上人文鼎盛的生动景象，写尽了赣江、抚河两岸乡野间俊采星驰的迷人风韵。从中我们不仅感受到普及于广阔民间的文学修养，也领略到昔时文化交流的盛况。这种盛况，在交通快捷便利的今天，反而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谁能想象，一个村庄也许能够通达大千世界甚至天子脚下，一个村庄也许能够召唤来一个甚至一批光耀千古的名字，一个村庄也许能够赢得众多文豪巨匠、达官显贵的题赠、唱赞？

    许多小小的村庄，竟请到声名显赫的人物为之撰写谱序，这颇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人们对诗书文章的尊崇、对功名仕宦的仰慕，同时，它也真切地反映了这些村庄因攻读仕进与天下才俊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显然，正是极其浓厚的崇文重教的社会氛围，培育了村庄亲近文化名人的崇拜之情。

    族谱是记述族姓来源、世系、迁徙、婚姻、名人、经济状况、丧葬祀典、族规家法等方面内容的文献资料。族谱的谱序，用极其概括的文字论述修谱的意义、修谱历史、本族源流，大都由本族名流官宦或请著名学者、政界要人撰写。在“早期客家摇篮”宁都，修谱活动始于唐，盛行于清代。一百三十个客家姓过去姓姓有谱。全县各氏族平均五十年为一届修谱期。为宁都各姓族谱作序的，有好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那些文坛巨匠、历史名人有欧阳修、朱熹、苏轼、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文天祥、解缙、吴澄、赵孟頫、董越、陈勉、魏禧、邱维屏等。有的家谱连续几修都请名人写序，比如《璜溪中坝清河廖氏族谱》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修谱序，分别由欧阳修、朱熹、文天祥、陈勉撰写。

    他们的墨宝一旦作为牌匾高悬在建筑之上，就是古村最为高贵气派、最值得自豪的装潢了。我听到它们的诉说，掩不住的窃喜仍流溢在饱经风霜的眉目之间——

    泰和螺溪镇有个爵誉村，自唐代至今已愈千年，村中有周、康、张、肖、胡五姓，近五百户人家。顾名思义，这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历史上封官受爵的多，村人以此为荣耀。历代科举考中进士的多达四十二人，入仕进爵成为人生理想和目标。康姓中，从南唐至清代，历朝都有股肱之臣，周姓中，有周矩，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进士，其避唐末战乱至爵誉，用自己的俸禄余资，创江西省最早最大的水利工程槎滩和碉石二陂使万亩农田受益，并撰文镌刻于碑上，规定此二陂供两乡九都灌溉，不得专利于周姓，他还倾尽毕生积蓄办学。该村有宗祠三十多座，宗祠内外的匾额，“相国大夫”、“相国坊”、“两省文宗”、“二京部台”、“达孝名贤”、“忠勤殚职”、“精忠大节”等，向世人昭示着爵誉二字所蕴涵的光荣。其中的“儒学坊”为黄庭坚赐该村周姓进士的手迹；

    在钓源，至今仍保留着欧阳修撰、大书法家米芾书的《昼锦堂记》石碑、苏东坡的端砚、解缙为钓源风水观题写的“安定”匾额、清代大学士曹秀先的青花嵌字联；

    赣县白鹭村则存有文天祥题撰的两副木对联，联一：“昔年韦布来章贡，今日紫袍登颖川。”联二：“苜蓿不嫌风味淡，游扬最喜道情真。”这两副对联是文天祥来赣州任知府时，重访少年时代读书所在的白鹭吉塘村“诗礼堂”，感慨之余欣然命笔写下的，同时，他为“诗礼堂”门楼题写了“文星聚奎”的横批。吉塘陈氏第五修族谱还刊有他于后撰写的《叙》和《跋》。

    在好些村庄，我都听到人们对这位“南宋状元宰相，西江忠臣烈子”的亲切记忆。

    文天祥曾为渼陂撰写《梁氏合修大宗谱序》；他首次应邀去三僚，也是为廖氏族谱作序，其时，堪舆祖师杨救贫曾托梦于他。后文天祥赴元营谈判被拘出逃后经过兴国，设立抗元都护府募兵抗元，他再次造访了三僚村。有感于当年杨公托梦灵验，他挥毫为杨公祠题联，曰：“抽爻换象堪移一天星门，避凶趋吉真乃万国神仙。”三僚廖氏颇为感激，便慷慨解囊募兵追随文天祥。此地还有一则传说，传文天祥去挤满新兵的万禄祠看望，见山蚊成群，扰得新兵难以成眠，他认为杨公灵验，便在墙上写道：“神仙显灵，大慈大悲。施之法力，驱除蚊类。保吾官兵，复宋太平。”墨迹未干，蚊子已销声匿迹，并且，自此后万禄祠成为“无蚊祠”。

    我在文天祥的家乡青原区富田文家村，听到了关于他的悲壮故事。文天祥率义军鏖战于粤东，因寡不敌众而被俘。元军劝降，他出示《过零丁洋》明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从广东押解燕京的途中，经梅岭时他开始绝食，只想魂归故里，元军便灌粥灌水。文天祥叹道：“自被俘后，服脑子（冰片）二两，不死；绝食八天亦不死。”抵大都后，四年囹圄，三年水狱，文天祥始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就义后，其好友以百金赎回遗体安葬，用密造的匣子藏其指发和文稿，历尽艰难险阻，运回故乡交给文氏。从此，忠魂长眠在距其家乡不远的卧虎山的怀抱里。

    听说，族人珍藏文天祥的手迹、遗像、诏敕、石碑，从不轻易示人，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都会把文天祥的血衣战袍神秘地挂于祠堂，供本族男丁瞻仰。

    文天祥墓于1284年立墓，当时墓前列翁仲华表，旁建亭堂，肖公像于其中，置有祭田四十亩。历代曾经几度重修。我在一个秋天里拜谒文天祥墓，看得出来，牌坊、拱桥、神道均为新修，只是不知守卫在神道两侧的那些模样古朴的石俑、石马、石彪、石羊，是不是自古陪伴忠魂直到如今的那一群。无论是与否，有了它们，陵园陡然有了肃穆的气氛。

    有时，镇墓兽所营造出来的肃穆气氛竟充满了让人敬畏的神秘感。我在宜黄的谭纶墓园从朋友口中听得这样的蹊跷事：前几年重修墓园时，民工用一种叫“油葫芦”的起重工具将倒在地上的石兽吊起来，很没来由的，石兽竟歪倒在民工身上，砸断了他的腿。按常理，怎么分析那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在墓前的言行有所不敬，遭天谴了。

    人们言之凿凿，我的朋友也言之凿凿。说话间，我们已沿着神道攀上一座山包，这座背靠高山的山包恍若巨大的坟茔，谭纶的墓就在山包顶端。在谭纶墓前，我忽然感觉他的声音变了！仿佛那声音来自遥远。来自环抱着墓地的山上，山巅的树林，树林的背面，背面的远方；来自横卧在墓园前面的河边，被古树荫蔽的河滩，随流水逝去的时空。

    会不会是我的听觉错误，或者，与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再不，是我心理紧张了？我紧张什么？我是虔敬的造访，真诚的拜谒。

    是的，他的声音失真了，飘渺而空旷。再看他的脸色，竟是非常陌生的庄严。

    我只能把目光投注在那些古老的镇墓兽身上。它们集多种动物特征于一体，格调琦伟诡谲，不仅凝聚着人的丰富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在它们身上汇聚着千古不灭的景仰，世世代代的景仰已经把它们雕琢成神兽的模样。在这些神秘的形象与庄严肃穆的牌坊、神道、坟茔共同组成的建筑环境里，敬畏感油然而生也就不奇怪了。

    文天祥陵园前牌坊上的楹联说得好：“志可凌云文能载道，生当报国死不低头。”这既是对文天祥一生的崇高评价，也反映出了人们对忠勇仁义的精神价值的普遍追求。

    所以，凡存有文天祥手迹、履痕的村庄，无不以此为荣，他的名字在建筑中、在族谱中熠熠生辉，为充满炫耀、教化意味的装饰思想，平添了一种风骨；

    所以，流坑的董德元尽管官职显赫，但因依附秦侩，甚至不能入乡贤祠。

    董德元系当时永丰县的第一位状元，与欧阳修一起成为乡人的骄傲，永丰县缘此被誉为“欧董名乡”。因此，董德元无疑是激励族中子弟科举仕进的精神旗帜。于是，流坑对他的态度表现出尖锐的矛盾。传说董德元自己因为“秦侩同党”之罪被罢官后，无颜回乡，在相邻的吉水县作“三宜堂”寓居，曾在自建的“休荣亭”上手书一联，道“闲谈休论荣枯，静坐常思得失”，人生荣辱、世态炎凉、功过得失，都倒映在形同止水的心境中。

    然而，念及在流坑千年历史上，数他科名最高、仕宦最尊、爵位最崇，朝廷对其上辈的封赠之多、其子孙荫补之众，也是流坑历代官宦所不可相比的，族人便把对他的尊崇倾注在建筑里了。流坑的状元楼，就是为纪念董德元而建，除了状元楼，还建有“宰相状元坊”、“文武魁元坊”、“子男封坊”和“三元坊”等。这意义冲突的两件事，不得入乡贤祠与为其大兴土木，既体现了鲜明的是非观，也表达了人们非常现实的功利观。

    状元楼位于古代流坑村落的制高点，在楼上凭栏远眺村外，群峰竞秀，云岚缭绕，鸟瞰村中，鳞次栉比的瓦檐尽收眼底。神阁里，放置着董德元的牌位，董氏其他四位科宦显赫人物也立牌从祭于此。神阁前的门楣上挂着朱熹题写的行楷书牌匾，“状元楼”三字让我们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每年“天中节”必去永丰恩波亭放生，以排遣内心愧悔的那位老人。

    流坑的“翰林楼”既是一座关启防御的望楼，又是一座纪念明初才子董琰的建筑。董琰为宰辅杨士奇等人推荐，入朝为翰林院编修，并参加了《永乐大典》的纂修，他是流坑经历了百年衰落后迎来科宦复兴的第一位显赫人物，自然倍受族人的尊崇。小小的望楼因此成为村中有名的建筑，名人的题书，更为翰林楼平添了许多光彩，即便如今已斑驳古旧，岁月仍不能湮灭它的得意。其门楣“少司成第”的砖刻横匾由杨士奇题书，门旁砖刻楹联“国史总裁望重一时锁闼，英才乐育名高天下宗师”为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所题赠，此外，还有江西学政邹学柱题书的“盛世丝纶”的砖刻横匾。

    北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流坑董氏一门五人同中进士，时称“五桂齐芳”，“五桂坊”就是纪念这一盛事而建。当时的云盖乡以此为荣，曾奏请朝廷改乡名为“五桂乡”，文天祥对此也有文句赞叹：“名耀贴金，以一门而五董。”五桂坊初建于永丰县治的报恩镇前，流坑划归乐安县管辖后，董氏为显示这般荣耀、激励子弟，便在状元楼附近建起了五桂坊。该建筑虽然仅遗存几块花岗岩基石，但徐霞客却在他的游记中为它记了一笔：“其处圜阓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

    除了大旅行家徐霞客、民族英雄文天祥外，在流坑，还有宋代参知政事真德秀、明代兵部尚书聂豹、国子祭酒邹守益等到此游历的记忆，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明代宰辅杨士奇、大学士金幼孜、状元罗洪先、吏部尚书曾同亨、清代礼部尚书汪守和、状元刘绎等人为流坑题书了匾联。为董氏作像赞的就更多了，有梅尧臣、欧阳修、周必大、江万里、胡铨、杨万里等一大批历史名人。

    他们的手迹、足迹一并镌刻在流坑的记忆里。我惊讶于他们的纷至沓来，惊讶于他们对一个村庄的倾情。那些渗透光阴的墨渍，深入灵魂的刻痕，是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唱酬，也是对一方土地的褒奖。我想，大概正是流坑及众多江西古村“家家生计只琴书”的儒雅之风，呼应了他们的人文理想和精神追求，因此，激发了他们的闲情雅致、翰墨情怀。

    众多文坛巨匠跋山涉水游走在山野村舍间的行迹，正是描绘昔时江西人文鼎盛的佳句妙联。

    还有不少古村，因为承接着文坛巨匠的血脉和文脉，它们的建筑里天生就活跃着儒雅风流的文化基因。

    比如，吉安县的卢家洲村卢氏，为江西第一个状元卢肇的后裔。卢肇在吉州刺史任上过世后六百余年，他的后代为纪念他从袁州举家迁居至此。该村卢氏宗祠因为大量使用汉白玉石料，被喻为“玉祠”。“玉”的门楣、门槛、“玉”的门蹲、条柱，乃至门臼，整条的汉白玉墙角石，遍布祠内的汉白玉柱础。最叫人吃惊的是，面阔三间的明厅阶石还是整块的汉白玉，其中中厅阶石长达近六米，比故宫最长的汉白玉还长一米多。阶石下面雕有双龙履于地下，意为龙脉永存。祠堂大门门楣深雕神态各异的九仙童子，门础刻竹节、瑞兽，门柱石饰竹节棱边，柱础呈六边形，面内开光，刻灵花异兽，福主庙门楣刻双龙戏珠，象征圣洁与权贵。依仗着先贤的功德声名，卢家洲人在建筑装饰中竟可以表现得如此肆无忌惮；而他们对装饰的讲究，却是倾情于汉白玉石材，好像惟有这高贵、晶莹的材料才足以表达他们内心的骄傲和迷醉。

    丰城白马寨杨氏则为宋代民族英雄杨邦乂、大诗人杨万里的后代，于明朝初年由吉水迁至丰城。“父子符卿”、“世联科甲”等门楼傲然耸立，凹凸的刻痕间流露出无愧杨氏宗族的得意；“施于有政”、“惟怀永图”等匾额端庄高悬，踌躇满志的笔画之间依然继承着杨氏先贤的风骨。尽管，这是一个放下书本走马西南依靠经商而发达起来的村庄，但是，我相信，诗书传家、攻读入仕的理想永远占据着他们心灵的一隅，成为心灵中最敏感、最多情的一部分。上百块匾额上的文字，就是他们的心跳和脉动，就是他们对宗族历史的深情回眸和对自我的温情抚慰。

    是的，他们把儒雅镌刻在匾额上、雕琢在额枋上，呼应着来自并不遥远的祖居地的期冀，呼应着自己内心不曾被财富湮没的对诗书功名的向往。

    而杨邦乂、杨万里的故乡吉水湴塘村，自古以来是“有田可耕，有桑可采，流水潺潺，莲荷茂盛”的鱼米之乡，也是生长诗歌的沃土。如今，村中尚存数十幢青砖黑瓦的古民居，已是斑斑驳驳，看上去，这些建筑要比别处的老房子低矮窄小，因此，封火墙起翘的垛头显得格外密集，甚是惹眼。村中珍藏着一套杨万里诗文全集的木刻模板，据说，还是明代的。模板码在栅栏式的一只只木箱里，堆了半间屋子。文件柜虽摞着几叠用宣纸拓印的篇章，但若索取，村人似乎有些为难。其不肯轻易予人，不知是吝惜纸张呢，还是有所顾忌？

    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一生作诗二万多首，创造了重视观察自然、从日常生活中取材，富有自然和生活的盎然生机且充满理趣，语言自然流畅、风趣活泼的“诚斋体”。为官清正廉洁的杨万里，因当时奸相当国，政见不合，隐居家乡十五年不出，最后忧愤成疾而终。

    杨万里的墓园也隐居着，它平凡而简朴，藏在村西莲花形山的马尾松林里，默默地谛听着八百年的萧瑟秋风。秋风不老，墓前仅有的几尊石俑、石兽却掉了脑袋，无奈的今人只好给它们安上水泥疙瘩或在脖颈处放上石块。有一石兽通体遍布的纹饰如口如唇，不知它是否想作口舌之辩？

    在杨万里墓前，我心中充满感伤。如果说，白马寨的高墙与湴塘的矮屋所形成的强烈对比，正好说明经商活动造就了绚丽的古村建筑艺术的话，那么，杨万里墓园那番被人遗忘的景象，让我联想到杨氏后人在富丽堂皇的建筑中极力标榜的儒雅，二者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则是耐人寻味的。它至少令我坚信，建筑装饰中的炫耀意识，在屋主人的心目中，与文化纪念意义无涉，而是非常现实和功利的，这一功利的企图关乎人们在宗族、在村中的地位、名誉以及各种利益关系；其次，我惊讶地看到这样的事实：一个文豪如果没有成为金戈铁马的英雄，或叱诧风云的名宦重臣，也就没有可能成为民间的神明，充其量也只是个文人而已，哪怕他的功名才学为族人、为后代所尊崇，当世俗的人们在张扬这份荣耀时，总觉得少了应该有的眉飞色舞，应该有的气宇轩昂。何况，杨万里是个郁郁不得志的归隐诗人！

    贵溪耳口曾家村曾氏，与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同宗；东乡浯溪村为王安石之弟第四世孙所开基，村中“奕世甲科”牌楼上记载着王氏家族迁居至此八百年的荣光；与欧阳修同宗的钓源人，索性尊欧阳修为宗，在村中建起文忠公祠堂，至今高悬着题写“文行忠信”的牌匾……宗族的繁衍分支、迁移卜居，将灿若群星的江西籍历史文化名人的光辉辐射到全省各地，在广袤的山野间布置了一个个流光溢彩的村庄。

    值得寻味的是，在那些名人的故里，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找到古老而完整的建筑以及装饰其中的才学性情、精神气质了，相反，倒是与他们有着瓜瓞关系的那些村庄，通过大量的古建筑，保全了人们对宗族历史的文化记忆。

    回味我走过的古村，一座座“进士第”、“大夫第”、“司马第”在记忆里接踵而至，翩翩而去，其间，不经意闪现脑海的“理学名家”匾额叫我不忍放过。它出现在深深的村巷里，弯曲而狭窄的长巷似乎因此充满了玄奥。

    江西古村的儒雅，不仅在于它们无不富有诗情，还在于它们常常满怀哲思。宋明理学非常自如地出入于一座座村庄，非常潇洒地在村中登堂入室，著书立说，坐而论道，或者，讲学传授。置身乡野环境中的那番倾吐宏深的情景，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流坑的“理学名家”宅，为明代中宪大夫、刑部正郎董燧故居。董燧继承先祖董德修理学之脉，先后师从一批理学名人，倾心研究陆、王理学，一生用了大量时间游学、讲学和著述，成为明代后期的理学名士。吏部尚书曾同亨所书的“理学名家”匾上，那端庄丰润的墨宝就是对他的热情褒扬。曾同亨还题赠一联，云：“理学常存德义门，名家自有儿孙福。”此木刻门联已散失；而门廊正前方影壁式砖坊上，为吉水状元罗洪先所书的“高明广大”匾和“文章辉列宿，冠冕重南洲”联，则较为具体地称颂了董氏在理学研究中的地位。

    “理学名家”宅系明代后期建筑，内里有前置天井的小厅堂，门楣上题写“大夫第”，天井照壁上刻有“共徘徊”砖额，这是当时屋主人休闲、读书、会友的场所。想必，来董燧创建的南洞书舍、他开设的圆通会参加会讲的聂豹、罗洪先等“江右王门”名人，都曾徘徊此中，是这间厅堂的座上客吧？

    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集大成者朱熹、学派首领陆九渊及许多重要人物都在江西。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态，它是在继承以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思想的基础上，吸取佛、道思想而重新建立的儒家意识形态的庞大体系。从外在方面说，它将宇宙起源、结构及其天然合理性与道德秩序、伦理纲常、社会结构对应起来，形成一个解释体系；从内在方面说，是将“天理”与人心互相对应，凸显人心对秩序、规范的自觉，从而为儒家道德伦常找到宇宙论和心性论的依据，把外在伦理规范对人的行为、思想的整顿约束变为内在心性自觉的协调和修养。宋元时期，理学形成、发展而最终由朱熹建立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并成为官学一统天下；明及清初时期，由朱学统治发展至明中期王（阳明）学崛起和广泛传播，使理学进入一个新阶段。

    婺源的文公山如今已被一些旅游宣传文字称作“理学名山”，其实，这里不过葬着朱熹四世祖之妻，并有朱熹首次来扫墓时亲手栽下的杉树，据说杉树布局为八卦图形，每棵都有卦名。朱熹先祖均葬于婺源，至于他及朱氏后代为何格外重视这座墓葬，民间是有说头的。一说在下葬前，风水师见出现了好时辰，便在墓中摆下了北斗七星图形，朱熹出世后，人们发现他的右眼角有七颗砂痣恰似那图形；一说风水师路过此山闻得异香，断定非美女脂粉香，“此乃翰墨之香，必有圣贤出”，于是，他上山找到宝地把它送给了有恩于己的朱家。

    对传说，可以一笑了之，但民间那出神似的崇仰却是真切可信的。婺源既为朱熹故里，众多的村庄自古崇尚“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也就毫不为怪了。建村于北宋末年的理坑村，原名理源，这一得名正是因村人好读成风，且尊崇朱子，被文人学者誉为“理学渊源”。“天官上卿”宅的主人、明天启年间吏部尚书余懋衡，就是当时程朱派理学名家，他在北京首善书院讲学时，听众竟达五千多人。汪口村的俞氏宗祠内，高悬着数块牌匾标榜宗族的荣耀，其中，“程朱一脉”、“道学名家”匾则是对本族理学名士的表彰。

    资溪县的三口村为北宋著名理学家李觏的故里。村中的李觏家庙以青砖砌成，外墙巍巍然，看上去完整无缺，倚门探看内部，却已是荒草没膝，庙内木结构均腐朽坍塌，不过，其中悬挂的一块镏金木匾尚保全完好，上题“理学开宗”，据说此乃出自乾隆皇帝御笔。村中尚存的古建筑还有儒林书院、祠堂和民居，以及九百多年前用鹅卵石铺设于地面的八卦图形。

    李觏一生不慕荣利，不求闻达，但他“博学通识，包括古今，潜心著书，研极治乱，江南儒士共所师法”。有人称道其著作影响之大，言：“一时名公巨卿及有道之士莫不知其名，下至农工、负贩、老释，尽能诵其文章，服其教化；所学以推明圣经为本，不泥于汉唐诸儒，其所论礼、论演、庖义之精，奥发经曲之微，文至于井田学校。”他创办了盱江书院，从学师之者恒达数百人，后又居风林龙马书院教授生徒，曾巩就是他的高徒。在他的影响下，三口村出过六十多位进士。遗存于村中的功德碑以及清晰可见“乾隆”字样的七十块旗杆石，默默无言地证明李觏不愧为“一代之名儒，后世之师表”。

    金溪县的青田里，是陆九渊的故里，村中尚存“百世大儒”牌坊和三陆祠，村外东山上有他的墓葬。陆九渊因血疾卒于荆门，其灵柩运回故乡安葬时，远近乡民数千人前往送葬，有祭文称：“仰观乎上，先生确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颓然示人简矣。学者之所日诵，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复知？”

    联系人们对李觏影响的评价，可见，宋明理学不仅是儒学精神的复兴，而且是儒家教化精神的复活。在“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的社会环境中，理学家们要争取的是社会大众，启发他们“复归本心”，南宋以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书院和社会讲学，便体现了理学家们对这种教化的重视。陆九渊经常直接面对社会大众传教，“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其教育方法则讲究简易功夫，以致“不问大人、小儿、官员、村人、商贾、男人、妇人，皆得入其门”。

    既然宋明理学如此广泛地普及于民间，那么，古村建筑中以“理学名家”为匾额装潢门面，或以渗透理学义理、精神的楹联、家训来教诲后人，也就是非常自然的反映了。譬如，我已经提及的流坑“应宿第”的砖刻格言“随处有天凛乎？曰明曰旦。因物俯理，坦焉，何虑何思？心上存仁，奚必焚香吁帝？念头无我，自然与物皆春”，以及别处“种心为产业”之类的楹联，无不辉映着理学精神的光芒，它们应该都是屋主人接受理学思想的内心体悟和阐发，和理学强调内在心灵对道德自觉的追求，是一脉相通的。

    不妨穿越时空，想象一下宋明理学普照于江西大地的如火如荼的生动情景。用今天的话来说，那简直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大到1175年分别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两大阵营各执一端“华山论剑”于鹅湖书院，小到流坑的董燧“无一年不远出会友，亦无一日不讲学”，“浮两浙，泛五湖，访天真，寻白鹿，大会同志”，年迈后遂在家乡聚徒讲学，“每月逢初二、十六会同诸公讲于圆通阁”，众多理学大家、名家为了教化大众，游走于乡野村落，穿梭于学馆书院，不辞辛劳地赶着场子，他们的身影投影在建筑中，难道仅仅表现为那些点缀其间的文字吗？

    显然，单凭那些文字来探究风靡于民间的宋明理学对古村建筑及装饰艺术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我以为，标榜的文字只是其表，理学的影响其实深入了建筑装饰的内里，成为它的骨髓和精血，成为它的灵魂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弥漫在建筑装饰中的教化意味，与那般热衷于教化大众的社会氛围，是息息相通的，是复活的儒家教化精神之滥觞。它与民俗信仰水乳交融地相结合在一起，获得了线条、笔画和颜色，以雕刻、书法、绘画等等艺术形式呈现在乡村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人们的心灵，从而唤醒人们协调、修养内在心性的自觉。

    甚至，由古村建筑及其装饰艺术中所表达的天地意识与人心的对应关系、所体现的秩序和规范，我们也能够很清晰地看到理学精神的脉络乃至细密的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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