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芳

    秦汉时期，匈奴是北方的劲敌。汉高祖刘邦在秦末汉初的楚汉相争中，逐鹿中原，削平群雄，很快就君临天下而成为一代开国之主。但一同匈奴接触，就蒙受了“白登之围”的耻辱，险些做了俘虏。自此后，高后、孝惠及文、景二帝无不甘言厚币以赂匈奴，以求得北方边境的暂时安定。汉武帝时，经过70年休养生息的汉王朝，彻底摆脱了汉初那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综合国力达到了足以同匈奴贵族一决雌雄的地步。公元前127年，汉武帝第一次派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取得了“漠南大战”的胜利。数年后，又派年轻将领霍去病于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连续三出河西，迫使驻牧于河西的匈奴休屠王自杀，浑邪王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记载：“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惶，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这段记载，基本描述了汉武帝出兵匈奴，并在河西设郡立县，移民实边，修筑亭障烽燧并驻兵戍守，通过开拓河西并进而经营西域的全过程。所谓“据两关”，即指阳关和玉门关。

    河西地区地处中西交通的孔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仅关系到西北边疆的安宁，而且还是经营和开拓西域以西广大地区的桥头阵地。汉朝及其后世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国与中亚、西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无不与河西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汉武帝要“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维护和巩固河西就成了首要的战略任务。而为了维护和巩固河西，汉王朝不仅建立了一套如同内地一样的郡县民政系统，而且还建立了一套不同于内地的屯兵候望系统和与之相适应的边塞防御体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烽火报警制度。由于史籍记载的阙略，上世纪以前，对汉代在河西地区的边塞防御体系，人们还知之甚少。随着上世纪初及30年代、70年代、90年代大批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人们不仅可以凭吊至今还屹立在河西走廊断续相连、蜿若长龙的汉代边塞和亭障烽燧，而且通过汉简提供的信息，还能了解其每一座烽燧和每一段塞垣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和历史沧桑。

    一、边塞烽链遗址

    汉代的边塞防御一般由郡都尉负责。河西四郡在西汉设置都尉的情况依次是：敦煌郡有阳关都尉、玉门都尉(分别治阳关和玉门关)、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宜禾都尉(治昆仑障)；酒、泉郡有西部都尉(治乾齐西部障)、北部都尉(治会水偃前障)、东部都尉(治会水东部障）；张掖郡有张掖都尉(治日勒泽索谷）、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后详）；武威郡亦有两都尉(一治熊水障，一治休屠城)。从出土的汉简和遗留的障塞遗址看，汉代的敦煌、酒泉两郡的边塞沿疏勒河流域，东西相距500公里左右；张掖肩水、居延两都尉的边塞沿额济纳河，南北250公里左右，而张掖南部的边塞资料和武威郡的情况尚付阙如，下面分别作以介绍：

    1.敦煌郡边塞遗址：

    19061908年和19131915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第二次、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曾将疏勒河流域西起榆树泉盆地东至北大河和黑河(即古之弱水和呼蚕水)交汇处，亦即汉代敦煌郡和酒泉郡北部边塞的烽燧进行了考察，并编号159个，还在不少烽燧遗址发现了汉简。斯坦因的报告《塞林提亚，中亚和中国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古记》详细记载了上述烽燧遗址和出土汉简的情况。斯坦因书中使用罗马数字编号，使习惯了阿拉伯数字记数的人阅读起来多所不便，因此林梅村、李均明编写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一书所附《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遗址分布图》用阿拉伯数字编了流水号，阅读和叙述始觉方便。

    玉门都尉驻守敦煌郡龙勒县北境，治玉门关(今小方盘城），下设大煎都、玉门两候官。其统辖区域西起榆树泉盆地吐火洛泉西南的大煎都候官广昌燧(图中12号燧，斯编号TCd，以下仅标燧号），东止中部都尉平望候官朱爵燧(32号燧，斯编号T19)。据新出土的玉门候官掾属编制简推测，玉门都尉还应领有玉门关、阳关之间的部分烽燧。斯坦因在这一区域内发现并编号的烽燧共有31座，（图1~31号燧），城障和仓储遗址各1座。显明燧（14，斯编号T8)以西属大煎都候官，显明燧及以东属玉门候官。

    玉门候官，根据所出汉简，可以确定的候长有显明候长、诛虏候长、临泽候长、玉门候长、虎猛候长、大福候长、西塞候长、将候候长、将候长；所属亭燧有显明燧、临泽燧、广明燧、诛虏燧、威严炉、千秋燧、临要燧、候官燧、广汉燧、却适燧、当谷燧、止寇燧、远望燧、玉门燧、虎猛燧、宜秋炉、勇敢燧、察适燧、富贵燧、受降燧、仓亭燧、止奸燧、推贤燧、者偷燧等。上述推定，虽与汉简本身的记载，如“玉门部：士吏五人，候长七人，候史八人，隧长二十九人，候令史三人”(敦806)，“0八里，亭燧廿七，戍署ZI”(敦916)等不尽相同，但不同时期的记载，有变化才是正常的。

    大煎都候官，治凌胡燧。所属烽燧，分布于榆树泉盆地东侧的戈壁边缘或风蚀台地上，共计现存烽燧遗址15座。其中据王国维考证，12号燧名“广昌燧”，11号燧名“厌胡燧”，10号燧名“凌胡炉”，9号燧名“步昌炉”，8号燧名“广武炉”，6号燧名“富昌燧”。综合马圈湾出土的汉简可知，大煎都候官所辖烽燧有广昌燧、厌胡燧、大煎都燧、凌胡燧、步昌燧、益昌燧、广武燧、富昌燧、获虏燧、序地燧、美水燧、服胡燧、破胡燧、莫当燧等。以上共计候长6人，士吏3人，候史2人，亭燧14座。

    阳关都尉驻守敦煌郡龙勒县南境，治阳关。其统辖区域大致在今南湖至敦煌县城之间。这一带现存烽燧十余座，各相距2.5公里。有的土墼间以芦苇砌筑，如墩墩山烽燧；有的夯土版筑，间以芦苇层，如北工墩。从这些烽燧的形制和构筑特点判断，大都属于汉代。解放前，有人在古董滩采获汉简十余枚，其一写有“阳嘉二年五月二日敦煌长史行”等字。这些简很可能就出在这一带的烽燧遗址中。阳关在唐代已见残毁。一般认为，阳关应在南湖西面的“古董滩”上，其确切位置仍有待今后的发掘。

    中部都尉驻守敦煌郡敦煌县北境，下设平望、破胡、吞胡、步广、万岁5个候官，治步广候贝什托格拉克官。其统辖区域西起平望候官朱爵燧(32)，东与宜禾都尉宜禾候官临介燧(70，斯编号131)相接。斯坦因在这一区域内发现并编号的烽燧有34座，城障1座。它们分布于大方盘城至酥油土北、哈拉湖南岸、哈拉湖东南至党河，越党河至西沙窝西北。

    宜禾都尉驻守敦煌郡北边塞东段，横跨汉代效谷、广至、冥安等县，下设宜禾、鱼泽、昆仑、美稷、广汉5个侯官，治昆仑障。其统辖区域西起宜禾候官临介燧，东止酒泉郡西部都尉。斯坦因在这一区域内发现并编号的烽燧共有38座。它们分布于西沙窝东北至瓜州故城西，安西以西至双塔堡，布隆吉北至疏勒河转弯处(69107，斯编号T31T41m)。上世纪90年代，在汉宜禾都尉的管辖范围内，发现汉简2万余枚，比过去发现的敦煌汉简无论就数量还是内涵，都要丰富得多。

    2.酒泉郡边塞遗址

    据《汉书地理志》和居延汉简所述，酒泉郡所辖边塞在冥水与会水之间，横跨汉代乾齐、玉门、禄福和会水4县(今玉门镇、赤金堡、酒泉和金塔等地)。

    酒泉郡下设3个都尉。《汉书地理志》记载，乾齐县有“西部都尉治西部障”；会水县有“北部都尉治偃前障”，有“东部都尉治东部障”。它们的大致位置当在酒泉太守府(今酒泉县)西部、北部和东部三段塞上。斯坦因自疏勒河经拢海到北大河畔，考察了这一带的边塞遗址，但所获汉简甚少，未能提供多少能说明这里防御组织的材料。丨西部都尉驻守酒泉郡乾齐县北境，治西部障。其统辖区域西起三道沟东北疏勒河转弯处，东至花海西北。斯坦因在这一区域内发现并编号的烽燧共有26座，城障1座，它们分布于玉门镇北、赤金堡(汉玉门县)北、营盘堡西北的北石河沿岸。东与汉酒泉郡北部都尉辖北部塞接界，西至安西县东部的三道沟镇东北疏勒河转弯处，与汉敦煌郡宜禾都尉辖广汉塞接界。据今人考察，“西部塞烽燧、城障今存30座左右。最东的烽燧为独尖墩，位于黄土湾村东略偏北12km，残高5m。北石河南岸的头墩至四墩间共有烽燧12座，沿塞墙东西方向延伸。在五墩附近越过北石河后，汉烽燧亦沿该河北岸没置。五墩西至疏勒河转弯处，即玉门、安西交界的三道沟镇东北，存汉燧15座、城障1座。大部分烽燧位于塞墙南侧，西面少数几座位于塞墙之北。其中13座烽燧组成一条东西向的烽线，两座烽燧不在烽线上。多数烽燧经过修补，即将烽台扩大并加修一重围墙。烽与烽相隔1.55km不等。城障位于十二墩西的T42d烽南9.1m处，类似敦煌小方盘城，平面呈矩形，夯土版筑，障内面积17.7mx14m，残高5.5m，障墙上建有土墼砌筑的垛墙，南开门，此障为西部塞迄今所发现的唯一城障，其大小与敦煌小方盘城(汉玉门都尉治所)类似，或即汉酒泉郡西部都尉所驻的西部障”。

    北部都尉驻守汉代会水县北境西段边塞，治偃前障。约东起于金塔县北境臭水墩，西至玉门市花海东、疙瘩井北。《魏志张恭传》记载了这段塞墙恭即遣从弟华攻酒泉沙头、乾齐二县。恭又连兵寻继华后，以为首尾之援。别遣铁骑二百，迎吏官属，东缘酒泉北塞，径出张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文中所说“酒泉北塞”，应该包括酒泉之北、北部都尉所辖区域内的边塞。斯坦因在这一区域内仅调查了花海东疙瘩井北一段塞墙，对这段塞墙以东地区，则派他的印度助手拉姆辛前往调查，但拉姆辛不幸陷人沙丘，匆忙中将这一地区边塞遗址的记录全部遗失。据他回忆，这一带至少还有3.6公里长的一段塞墙。今人李并成先生考察得知，北部塞范围内今存汉燧10余座，自东向西有：石梯子墩、正薛墩、五连北部墩、二十里小墩、营盘大墩，又有旧寺墩、木头井北部墩、石银子坊城障。其中7座烽燧、城障为斯坦因漏查。此外还有当年斯坦因所记录的5座烽燧。其中一座斯编号T44c炉（附图137号燧），1977年出土木简、削衣93枚，有“岁帝遗诏”(212字)和《仓颉篇》。从所出“檄到禽寇日失叫卒会郭以”(77JHS：3)等简可知，该钽即汉之禽寇燧。另外吞银子坊城障，位于西坝乡西移村正北6km的戈壁上，南北25m，东西31m，基宽3.6m，残高4.7m，夯土夹红柳、石块筑成，南开门。该障位处北部塞中部，又是此段塞垣沿线唯一城障，当即北部都尉所治的偃前障东部都尉驻守汉代会水县北境东段，治东部障，其统辖区域西接北部都尉北边塞，东连张掖郡肩水都尉肩水候官塞。斯坦因在这一区域内考察并编号的烽燧共有20座，其中4座出土了汉简。1930年，贝格曼又重新踏察了北大河下游4座烽燧，在两座烽燧中发现了汉简及一件带字木褐。他还考察了北大河与甘州河交汇处西5公里处一座古城遗址，编号A39。上述烽燧均分布于北大河北岸，组成一条东西走向的烽燧线。

    3.张掖郡北部边塞遗址

    1930年，前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的范围内发现大批汉简。根据瑞方团员贝格曼的田野记录，瑞典学者索马斯特勒姆(B.Sommarstrem)于19561958年出版了《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上、下册），报告中对北起宗间阿玛南到毛目（今鼎新)250公里和由博罗松治到布肯托尼60公里的烽燧遗址进行了详细记录。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对北大河北岸A41、A42、A43等烽台的编号和记录，正好与斯坦因所编46g.46h.46i等烽台相衔接。本文叙述额济纳河流域的障塞烽燧，仍用贝格曼等人的原编号进行转述。遗址编号前冠以A或P的，表示为汉代遗址，冠以K的，表示为汉以后遗址，T是烽台，F是小堡，H是房子。

    (1)殄北塞是居延都尉所辖地区北部的烽燧群，地处额济纳河下游，在索果淖尔之南，故居延泽之西，呈弧形布局，由1个障和5个烽火台(人1，入10，人11，反681，128，129)组成。亭障之间距离较远，最北的A1和最东北的T29，相距达27里。根据出土的简文可以看出，属于殄北候官的烽燧至少有10处。因此，这6个遗址实际上是殄北候官烽燧群的一部分。

    (2)居延区域位于殄北塞以南，甲渠塞以东，故居延泽以西，卅井塞以北的范围之内。当时，部分屯田区、居延属国、居延县城以及遮虏障和居延候官，都在这一区城之内。这一区域内的亭、障分布情况分4部分叙述：

    伊肯河东岸的北部K688，K749，K789，K778，F30，A12，A13，A15呈直线形排列，与甲渠塞北部相平行。8处之间的距离不等，多则6公里，少则2公里，障、燧相杂，属居延候官所辖范围。

    居延城即K710，位于弱水下游干涸河床的西岸，是一正方形城，城墙高1.7米，墙基厚4米，全部版筑而成。

    伊肯河东岸的南部由5个烽火台和1障组成，F82为一障，5个烽台分别为T85，T88，A16，T105，T106d黑城在城东南面有小堡1处，房子1处，烽火台2座(416，人17：18，199)。

    (3)甲渠塞A29，T3~21，从登达河与阿波因河交汇处(13)到布都布鲁克西南(T21)，约40公里长，介于纳林河东岸与伊肯河西岸之间砾石地上，有26个烽台和一个障(A8破城子），较整齐而密集地排列着，烽台之间相距约为1300米。在此线上有一半还保存塞墙遗迹，现呈很矮的凸起的两道砾石堆起的塞墙基址，宽为3米。

    (4)卅井塞1)911，11117141，入1922，从伊肯河东岸的布肯托尼（犯2)到故居延泽南端的博罗松治(P9)，有一条从河东砂碛中伸展出的东北向塞墙，约60公里长，共有32座烽台，烽台之间相距约为2000米。东段从博罗松治至牟斯山（T135)，约40公里，在北纬40°31之北，成一弧形线，其间如T126尚存塞墙残迹。西段自牟斯山西南斜行至布肯托尼，约20公里，在北纬40。41之南，保存较好的塞墙。另有两组烽台，或亦属之此塞：一是卅井官西北，T112~116和P8，6烽台列成一线；二是布都布鲁克东，T110111，二烽台孤立。

    (5)广地塞从布肯托尼(A22)南部沿额济纳河中游东岸，约60公里长的地带，有障1处(A24，小方城），烽台17座。小方城以北43公里长的地段，很少有残存的烽台，以南则有完整的烽台14座，间距为1500米。A27烽台，地名为查科尔帖，蒙古语意思为“燧石”，着名的《永元器物簿》就是在这里出土的。

    (6)弃他塞A2831，T154~158，T160~168，F159，位于广地塞之南，沿额济纳河中游东岸约50公里间，分布着18个烽台和1处障。这条防线就其现状而言可分南北两段，各烽燧间距离较大，一般约4~7公里。南段自T160以下，每隔15002500米有一烽台，和广地塞一样，不见塞墙的遗迹。，(7)肩水塞此塞以北，从A22到T168共长约110公里，皆失去塞墙。自T168以下，在额济纳河上游两岸，又有塞墙的遗迹。从金关(A32)到甘州河、北大河交汇处的毛目约长50公里，河两岸可复原出两条大致平行的塞墙，北交于金关。东部塞比较完整，在T192处向西北伸展一小段支墙。在毛目之南，甘州河东岸也残存三小段塞墙。沿此3条塞，共有城1，障4，烽台39。可以分为4组：第1组，东部塞，A3233，T174~176，T180182，T186188，T191~195，T197~200，计障1，烽台19座；地湾(A33)在此塞上。第2组，西部塞，T169172，T178，T183，T185，T190，T196，P12，计烽台10座。第3组，两塞间，西岸：T173，F179；东岸：A34~38，F177，T189，计城2座，障3座，烽台4座；大湾、双城子在此内。第4组，毛目南，T202~207，计烽台6座。

    (8)北大河塞有障1处，烽台9座，是疏勒河岸汉代塞墙的东端，与肩水塞相交。这条东西方向的塞墙，不属张掖郡，而属酒泉郡东部都尉的东部塞。与前述斯坦因编号相衔接。

    二、汉简所见烽燧制度

    烽火，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军事警备与通讯的制度与设施。古代凡边陲、要隘、道路等处，常常设置固定的亭燧线路；在行军、作战时，也必派出游弋的斥候四出侦察。一旦发生敌情，烽燧和斥候即刻举烽报警，飞速地传递信息。烽火制度的产生，在人类文明史上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在我国，至迟在西周时期巳正式用于国家的安全防卫，并历代沿袭不衰，达三千年之久。只是当近代出现科学的警备、通讯手段以后，才完成其历史使命。

    1.蓬火品约

    研究汉代的蓬火制度，目前主要依据居延、敦煌出土的《蓬火品约》等汉简资料。主要(1)匈奴人昼入珍北塞举二蓬烦蓬一燔一积薪夜入燔一积薪举堠上离合苣火毋绝至明甲渠三十井塞上和如品(74EPF16：1)(2)匈奴人昼入甲渠河北塞举二蓬燔一积薪夜入燔一积薪举堠上二苣火毋绝至明珍北三十井塞上和如品(74EPF16：2)(3)匈奴人昼入甲渠河南道上塞举二蓬鸡上大表一燔一积薪夜入燔一积薪举堠上二苣火毋绝至明殄北三十井塞上和如品（74EPF16：3)(4)句奴人昼入三十井降广随以东举一蓬潘一积薪夜入潘一积薪举样上一苣火毋绝至明甲渠珍北塞上和如品（74EPF16：4)(5)匈奴人昼入三十井候远隧以东举一蓬燔一积薪堠上烟一夜入燔一积薪举堠上一苣火毋绝至明曱渠殄北塞上和如品(74EPF16：5)(6)匈奴人渡三十井县索关门外道上隧天田失亡举一蓬坞上大表一燔二积薪不失亡毋燔薪它如约（74EPF16：6)(7).匈奴人入三十井诚势北隧县索关以内举蓬燔薪如故三十井县索关诚务隧以南举蓬如故毋燔薪(74EPF16：7)(8)匈奴人入珍北塞举三蓬后复入甲渠部累举旁河蓬后复入三十井以内部累举堠上直上蓬(74EPFI6：8)(9)匈奴人入塞守亭鄣不得下燔薪者旁亭为举蓬燔薪以次和如品（74EPF16：9)(10).塞上亭隧见甸奴人在塞外各举部蓬如品毋燔薪其误亟下蓬灭火候尉吏以檄驰言府(74EPF16：10)(11)夜即闻匈奴人及马声若日且入时见匈奴人在塞外各举部蓬次亭晦不和夜入举一苣火毋绝尽日夜灭火(74EPF16：11)(12)匈奴人入塞候尉吏亟以檄言匈奴人入蓬火传都尉府毋绝如品（74EPF16：12)(13)匈奴人入塞承塞中亭隧举蓬燔薪口蓬火品约官口举蓬毋燔薪(74EPF16：13)(14)句奴人即入塞千骑以上举蓬燔二积薪其攻亭鄣坞壁田舍举蓬燔三积薪和如品（74EPF16：14)(15)县田官吏令长丞尉见蓬火起亟令吏民蓬诚势北隧部界中民田畜牧者口……为令(74EPF16：15)(16)匈奴人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具蓬火者亟传檄告人走马驰以急疾为故(74EPF16：16)(17)右塞上蓬火品约（74EPF16：17)除此，目前发现的较为完整的蓬火品约，属于居延都尉的还有：

    (18)虏守亭障不得燔积薪昼举亭上蓬一烟夜举离合苣火次亭燔积薪如品约(《居延汉简甲乙编》，以下凡不注书名者皆引自此书）（14.11，甲117)属于肩水尉的有：

    (19)匈奴人入塞及金关以北塞外亭燧见匈奴人举蓬燔积薪五百人以上燔举二蓬(288.7，甲2409)属于敦煌郡中部都尉的有：

    (20).望见虏一人以上入塞燔一责（积）薪举二蓬夜二苣火见十人以上在塞外燔举如一人须杨望见虏五百人以上若功（攻）亭障燔一责（积）薪举三蓬夜三苣火不满一千人以上燔举如五百人同品虏守亭障燔举昼举亭上蓬夜举离合火次亭遂和燔举如品。

    属于敦煌郡玉门都尉的有：

    (21)敦煌郡蓬火品约（敦520)另外，居延、敦煌出土的残简中，可归入蓬火品约者，尚有：

    在综合对比上述资料后，发现居延、敦煌等不同地点出土之蓬火品约，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如上引（18)简，属张掖郡居延都尉，规定“虏守亭障，不得燔积薪，昼举亭上蓬一烟，夜举离合苣火”；而上引(20)简，属敦煌郡中部都尉，亦规定“虏守亭障，燔举(此处似有脱字——引者），昼举亭上蓬，夜举离合火”。又如（19)简，规定“匈奴人入塞，及金关以北塞外亭燧见匈奴人”，“五百人以上燔举二蓬”，但无燔积薪数；而(20)简，有“望见虏五百人以上，若功(攻)亭障，燔一责(积)薪，举三蓬，夜三苣火”；（14)简，有“匈奴人即人塞，千骑以上，举蓬，燔二积薪，其攻亭障坞壁田舍，举蓬，燔三积薪”。18~20三简虽分属张掖郡肩水都尉、居延都尉和敦煌郡中部都尉，但可互为补充，即：匈奴人入塞，五百人至一千人，燔一积薪，昼举二蓬，夜二苣火；若攻亭障，燔一积薪，昼举三蓬，夜三苣火。一千人以上，燔二积薪，昼举三蓬，夜三苣火；若攻亭障玛壁田舍，燔三积薪，昼举三蓬，夜三苣火。这种内容大致相同或互为补充的情况，给我们一个启示，即至少张掖、敦煌两郡的蓬火品约，是共有所本的。历代中央政府均有专职烽候之官，汉代亦当无例外。破城子《塞上蓬火品约》中的所谓“如品”，似可解释为按中央颁发之《塞上蓬火品》的规定执行；“和如品”，即按《塞上蓬火品》规定的办法予以应和。

    又据上引(21)简，敦煌郡有《蓬火品约》，此品约当为太守府所颁发。如上弓丨（20)、(28)、(29)等简，品约内容未涉及郡属各部都尉的名称和地望，其规定应普遍适用于敦煌郡的玉门、阳关、中部、宜禾等四部都尉辖境。

    综上所述，汉代边塞蓬火制度，为汉代蓬火制度之一种，由中央、郡、部都尉等三级逐级颁发。中央颁发者，称《品》，郡、部都尉颁发者，称《品约》。目前发现的蓬火品约，有敦煌郡太守府颁发的《敦煌郡蓬火品约》，有居延都尉府颁发的《塞上蓬火品约》，和肩水都尉府颁发的蓬火品约残简。对比各个地点出土的蓬火品约残简，可以发现，郡的《蓬火品约》，内容多根据中央的《蓬火品》制订；部都尉的《蓬火品约》则根据其辖境范围、隶属单位和地望条件，补充规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各部都尉府颁发之蓬火品约，其内容具有很大的差别。

    2.烽火种类

    汉代烽火的信号标志，据新旧居延汉简所载，粗分之应有：烽、表、烟、苣火、积薪5类；细分之，每类又包括若干不同品种。

    此5类烽号，烽是草编或木框架上蒙覆布帛的笼形物；表是布帛旗帜；烟是烟灶高囱所升烟柱。以上3种主昼。苣火，乃举燃苇束火把，主夜。积薪为巨大草垛，昼燃视其浓烟，夜则熊熊大火，日夜兼用。故各具特点，绝不混滑。即是同类的各品种，也因种种差异而易于识别。

    烽类

    烽的原型的命名，最初或如逐风旋转的蓬草，象征烽火信息的迅速传递，故汉简烽字写作煑、蓬等。所谓兜零、米笑，约如今之半球状笆斗、篮笼之类。今日海港、内河的船舶、信号台上，发布信息时犹使用一种竹编笼球或单块，外敷鲜明醒目的色彩，有时也用蒙覆色布的竹木框圈代替，一次可连缀数枚，升悬至竿顶，这无疑是古烽制的孑遗了。

    居延汉简的烽，质地有草、布二种，颜色有赤、白等色，并附属一些器件：

    草烽(胡笼、放篓）：汉简之草烽，仅莫当燧簿(EJT37.1537~1538)-例，时代为新始建国二年，出土地点金关。顾名思义，当用草茎、枝条编制，形如笼篓或箪状，但无确证。大湾簿(506.1，甲1991)时代与莫当簿相当，独不记草烽，其原因不明。又居延都尉范围之简亦无草烽，但有胡笼、放娄(篓)。此二物，分别与烽、烽布索、鹿栌等烽号、烽具同列一簿，要求其颜色“鲜明”，与对烽的要求相同，故知二者必属烽号，且必定作烽使用。因夜间信号只需火光，有无颜色，无关紧要。胡笼形制，1931年罗布淖尔古墓曾出土数枚，半卵形，草编，上设系，为古时楼兰人生活用品。放篓，放字谓纵、发、送，唐兵部《烽式》燃举烽火皆曰放烽、放烟。盖胡笼、放萎(或兜零)或为俗称及代用品，草烽是正式名称，其装备数量不多，仅一枚已足。

    布烽(缯烽，具木烽）：简例最多，最常使用。烽如果需燃火，决不至用布帛制作，仅此一点，即可证烽是不燃的。布烽由烽茔、烽布、烽布索等组成。茔，同巩字。《说文》巩，衮也”；“衮，衮也”。又“巩，以围束也”。褎衮与怀抱乃古今字。烽蛩当指布烽的木框架，周围如怀抱形，再用索绳将烽布缚于茔上。翌框低矮一尺便受到考稽责难，知烽号制作等必有程式规定，不得任意而为。垩户，似指垩框如门户状，盖布烽约呈方形。肩水都尉地段之烽燧多南北排列。垩户向西，不合要求，想是南北方向上无法分辨向东西向的烽，那么，布烽十之八九是个扁平的方架，升举时，需将最大面积朝向应和之燧。当然，也可能是立方体形。而草烽如为笼状，则无需定向。

    汉简举烽数，每次最多3枚，莫当、大湾二簿皆记布烽3枚，与“品约”册等举烽极数吻合。居延、肩水都尉平时所举之烽皆布烽，3枚为每燧的标准装备额；但个别也有6枚的，多1倍，见简227.18.

    缯烽，汉简仅一见，是偶尔以缯帛代布，应属布烽，无特殊含义。具木烽，亦一见，具字解作具备，或具木即烽垩木，也是布烽，非全以木制者。

    烽的颜色：简例曰赤、白者，为布烽。草烽不明。草、布烽在大小、色泽、作用上当有区别。不然，莫当簿无需分列为两项。赤、白色于晴空旷野中颇为明显、醒目，如边塞亭障坞壁全以白垩涂墙。烽皆白，乃指缺少赤色之烽，赤色或代表更紧急重要的含义。前引赤白缯烽一例，过去多以为一烽同具二色，或谓表是赤、白色相间，实非是。汉时谓色调常以多色及色调程度形容之，如《说文》谓：绛是大赤，洙是纯赤，紫是青赤，绿是青黄，红是赤白。赤白为浅淡之赤，即红。实际上，多色相间，于远方视之未必能一目了然。

    旁烽，对堠上而言，似指堠旁坞中之烽，烽竿约立于地面，亦使用辘轳，举法同堠上烽。简中见记旁烽则不记地烽，反之亦然，因疑地烽即旁烽。果如此，则每燧中至少应设烽竿枚，与莫当簿所记“烽干二”吻合。旁、地烽与堠烽的位置关系，似以垂直烽燧线为最宜。金关烽台遗址东北和东南，发现不同时期筑移的烽竿柱穴，从南北向此了望，均能判明堠烽与旁烽。罗布泊土垠发现的烽竿南北排列，正与东西大道垂直。该处未发现烽台。其5枚烽竿或兼有多种用途，与居延方面不同。

    此外汉简中还有直上烽、累举烽、居延烽、居延地烽的记载。

    表类

    《墨子旗帜篇》曰帜，竿长二丈五，帛长丈五，广半幅”；《备城门篇》城上千(按，或为“七十”)步一表，长丈”；《号令篇》迹者……各立其表，城上应之……遮(斥)坐郭门之内、外，立其表”；《杂守篇》斥坐郭内外，立旗巾只”。是先秦之帜、表同类，表可称帜，帜大于表，皆长方形帛旗。但表又分城上表、斥候表，前大而后小。汉简每见有“缇绀胡”，长可达4丈(1)，疑为官吏驻节标识。又有“靳干、幡”，为戍卒迹候所持赤色信号旗。此二物与帜和斥候之表相当，而汉表当由先秦城上表发展而来。

    表以布帛制作，见于守御器簿者皆曰布表。有小表、大表之分。后者皆称坞上大表，用于敌警，尺寸较大。此外，简中往往只说“坞上表”而不称大小，也属敌警。表布上也有垩，见简EJT23.765。垩木短小，表布或歪斜不展，设想其上下约各贯一垩木，可使表展垂，亦便于悬系升降。表的颜色，目前仅知“亡人赤表”为红色，是紧急信号。

    汉简无堠上、累举、直上表之名。堠顶只一席地，兼设或同时并举烽、表似有局限。故地表用地烽竿的设施升举，而地表之于坞上表，犹地烽之于旁烽，可能是同物异名所以，堠上烽与坞上表的不同位置，是它们的又一重要区别。汉简中不见记地烽竿高度，因此不知烽(堠上)、表所举高度有何差别。居延简曰：“坞高丈四尺五寸，堞高六尺，俾倪高二尺五寸，共高二丈三尺五寸。”（175.19)地烽竿如髙三丈，则露出坞上不逾丈。估计地烽竿会比堠上烽竿髙大些。有几种用途明确而性质特殊的表：

    亡人赤表：又称赤表、亡赤。此为告示各塞警戒逐索逃亡者的红色表号，亡人多指在逃罪犯与亡越塞徼的吏卒百姓。

    兰入表：见EJT23.765，兰同阑。《汉书成帝纪》：“阑入尚方掖门。”应劭注：“无符籍妄人宫曰阑。”因此，兰入表是发现敌迹的警告性信号，表示敌人已经或正在侵犯塞防。

    诟表：垢，作斥责、辱骂解。用表号垢责，并需传递，约是警告、责问某种违法行为，最可能是对烽火滞留失误的督责、催促。

    烟类以灶、囱升烟，约始于秦汉之际。《墨子》诸篇所言之火，其装置与汉烟近似。《杂守篇》曰筑邮亭……亭一聋灶、鼓。寇烽、惊烽、乱烽，传火以次应之，至主国止。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举，辄五鼓传，又以火属之，言寇所从来者少多，旦弇(暮)还去来，属次烽勿罢。望见寇举……烽，夜以火如此数％《备城门篇》广城上三十步一砻灶……三十步置坐候楼”；《号令篇》“屯陈、垣、外街、衢街皆楼，髙临里中。楼一鼓、聋灶，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止；夜以火”。以上之聋灶、砻灶即发火装置，设亭堠、候楼上，亦即“城上烽燧”之燧。聋、砻，前人考订为垄、垅，即垅丘。又《史记滑稽列传》垅灶为椁。”是城灶周高而中空为火膛，内常蓄火种，夜遇警，投薪草即燃火发号。

    汉代发烟装置，曰灶、荣灶、烟灶。楽同垅、聋等。烟灶的形制，下部约同《墨子》聋灶，上部加筑一高囱。囱口在埤块之上，通高接近于堠楼高度，约12米左右。简言囱在堠顶，燃烟之灶必在堠下。烟灶遗迹，居延至今犹存例证。一是1974年发掘甲渠塞第4燧烽台西南角，发现利用堠、坞夹角，露天筑一灶，灶台髙1.1米，方70x60厘米，中有圆形火膛，后方于烽台壁上挖出宽60、深30厘米的沟槽作囱，残迹高1米，外敷草泥，沿台壁通向上方。另一在金关遗址F1西北角，亦贴堠壁与坞墙夹角筑一灶，灶前高60、后高110厘米，台面向前倾斜，下有火口、火膛，后部依壁角向上筑囱，径60厘米。此二灶皆可定为烟灶，烟囱都是紧贴烽台筑起的。与此类似的遗迹，都可能是烟灶。

    举烟方法：汉简举烟必曰举堠上、亭上烟，明证出烟处在堠顶。如堠下灶膛内充塞薪柴粪草，燃火后，火烟藉抽吸之势，拔髙十余米，冲出国口，故远方得见堠顶孤烟直上。过去或以为放烟之灶、皆筑于堠顶；或以前述之灶为炊事灶；或袭旧说，以为烟柱聚而不散乃燃狼奖所致，皆非是。堠顶如设灶，难免烟火弥漫，且需多蓄薪草。炊灶依烽台散出炊烟，易与堠上烟号相混。又居延现存烽台大半毁圮为矮土堆，不经发掘，实难发现烟灶遗迹。

    汉代烟号对后世烽火颇有影响，惟因烽、表二号逐渐减省，故烟数及灶図数逐渐增加。《通典守拒法》引“古制烽台“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按此文所记似有讹误。其台上3所当为囱(突），台下之3所为灶，总共为3所。《隋书长生晟传》一次放4烟，灶数增至4所。唐兵部《烽式》之烟，于台下地面另立4灶，灶曰“乌炉”，囱曰“土筒”，高一丈五，半腰以下方形，向上渐锐收分，但囱、炉皆独立，不依烽台。炉中燃苣，筒上升烟，同时可放4烟。筒口覆瓦盆，用以启闭管制，作用略同汉时之幂板。以上乃魏晋隋唐制度。唐以后，烟灶亦废。

    苣火类

    汉代苣的实物，甲渠第4炉所出2枚，残长82、径8厘米，芨芨草把束绳4道，分5节，中3节贯小木板，原长约1米。敦煌汉塞，据甘肃省博物馆的调查，皆芦苹扎制，一种长110、径10厘米(出斯坦因T6b)；-种长过2米，径15~16厘米(出T4a)，用来垒筑积薪。罗布淖尔之苇苣，全长63，径8厘米。

    汉简之苣有大苣、程苣、四尺苣、小苣等。

    苣火在堠上燃举，每次最多3火。唐《烽式》记苣火之举法，于4烟灶间立4土台，台上立木撅，橛上插苣把长5尺，“干苇作薪，苇上用干草节缚，缚处周回插肥木”，一次可放4火。此法当起源于汉代裎苣。裎为直立(或横连）的主木，如伞盖中柱曰裎。裎柱插在苣的一端或中腰。升举时列竖于堠顶，如唐之橛苣火。小苣等，则先用木橛钉在某物上，保持燃火的角度，然后升举竿顶。莫当、大湾簿将小苣、裎苣分为两项，知二者在应用上有区别。

    离合苣火：是一种特殊举法。离合指反复地分合往来，大约是水平状地来回运动，与累举烽的垂直上下不同。苣火用烽竿、桔槔难以做出离合的效果，疑由戍卒手执之左右摆动、交挥一定次数、时间，但火数不详。

    居延苣火、诟火：分别为居延烽、诟表的夜间对应信号，含义相同，也应有其独特处，如特征、数量、举法、应用范围等，但目前均无可论定。

    积薪类

    积薪燃烧时，烟浓、火烈，为了安全，又不致遮蔽、混同其他烽号，皆于坞堠较远处存放、燔燃。金关遗址残存的积薪，在堠台东北十米处，底径150、高60厘米，内杂草稭、树枝、残简等。甲渠第4燧遗址东20米，为积薪燔燃处，现遗留极厚的灰烬层。敦煌西部汉烽燧，积薪有远距坞堠百米以上的，彼此间距亦远，排列方向多垂直烽燧线，便于候视应和。最典型如T12a南50米的16堆积薪，南北行为组，每组4堆，堆距20米，东西组距为14米，呈方阵状。T13南70米，共4堆，底1.9x2.5，高13米，以长苣把交互垒砌成方体，共16层。

    积薪分大、小二种，约属日、夜的不同规格，似别无意义。每燧装备量，大、小积薪似呈三、三或四、四的比例。前举T12a燧的16垛积薪，每组为4垛，多余的3组或为备用品。轵薪久积会颓圮变型，需定期更换曰“更积”。为防风雨、失火，其外表皆涂泥或白垩，后者使积薪于旷野中目标更为显明。又有埒、染等附属物。埒为矮垣，荣，今释垔。此二物或指保护积薪的短墙、笼架之类，积薪发号，每次最多燃3堆，二般由戍卒持火种出坞前往点燃。汉简之“取火遂”（甲1977、1991)、“取火椎钻”(305.2)及“苑”(见莫当、大湾簿），分别为取火工具、引火物，备火种熄灭时取火用。如坞燧被敌围困，次炉、旁燧可代其燔薪。或本燧改发信号，以免信息中断。

    3.边塞绛火的运用和传递

    发现敌情与发出警报

    居延塞防在太守、都尉治下，设作战、军需、民政、水利、屯田、迹候(包括邮驿交通)等系统。迹候系统地处外围，或险要、道路附近，筑起障塞坞燧，平时谨慎迹候，战时举烽火报警，为塞防之耳目。迹为侦察敌迹，候为候视敌情、传递烽火，二者紧密联系。其事于边塞诸防务中最关紧要，故督烽诏令中每每三令五申，严厉教饬。

    迹的设施为天田、柃柱、悬索。天田是塞墙外侧修治的长条软沙地带，人马一过，必遗痕迹，即知人数、方向，唐代称为“土河”柃柱、悬索设在天田或其它处，用木柱、绳索拦截示警。每日按时检视天田、塞防，称为“日迹”，由候长、候史以下吏卒轮值，当值的筹牌为“日迹祷”，符信称“日迹符”，记录文书曰“日迹簿”。日迹范围不仅限天田，有时还需越界追踪。行迹时远离塞燧，为虞防遭遇敌人，多半是武装执行任务。汉简戍卒装备中，必设靳干、幡一项，应即《墨子》之所谓“斥候表”。斥候，通迹候。戍卒用靳干、幡向本部随时报告动静，如果隐瞒或失误，则要受到严厉惩处。

    候望岗位在堠顶，亦轮流值候，监视敌情，候视烽火并予以应和。敦煌简“二月庚辰卒四人，其一人常候，一人斥(迹），二人积薪”(《流沙》戍役13)。居延塞大致亦如此。除卒以外，候史、燧长、助吏也亲自值候、应和。轮值所用之时间，昼长而夜短，白日每卒或一日一轮，或十日一换，夜晚则仅值戍五分之一“夜”。到了非常时期，“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其艰难情形可想而知。

    烽火，通过各炉对信号的收、发运行下去，烽火记录称之为受、付。受，是上一燧举号后依样升举；付，是次燧见本燧举号再依样升举，意味其信号已付出。故受烽时即本燧举号时，付烽时为次燧升举时；此燧之受即上燧之付，次燧之受又为此燧之付。每次受、付，必涉及3个燧，渐次传递下去。

    烽火的速度与燧次

    烽火报警，事关重大，故务求迅速、准确。汉代烽火每时行百里，昼夜约达千八百汉里。汉时计时，据陈梦家研究，昼夜约分十八时至十六时，每时十分。汉一里约四百公尺强，每时百里，昼夜行今千三四百里。在两千年前，这可算是高速了。

    总之，敦煌、居延的数万枚汉筒，为我们研究汉代的烽燧制度和边塞防御体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通过近些年的研究，它们巳能够为我们展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在本文编写过程中，除文中注明者外，笔者还参阅了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居延汉简甲乙编》，初师宾《居延烽火考述》，吴扔骧《汉代蓬火制度探索》，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岳邦湖等《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考察报告》，甘肃省博物馆等《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等论着，在此一并向有关作者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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