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马真专权

    窝阔台喜欢喝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毫无节制，这使得他身体日益虚弱，无论近臣们和好心肠的人们如何阻拦他，都未能成功。1241年，窝阔台终因饮酒过量而暴毙！

    由于窝阔台是猝毙，所以没有订立遗嘱和选定汗位继承者。窝阔台的孙子失烈门因年幼而无能力管理国事，于是他的皇后乃马真氏就自行于1242年春称制。

    乃马真氏为何要称制，这里有其原因。窝阔台生前与其长子贵由之间关系不很融洽，故不想让贵由继他汗位。而窝阔台最宠爱的是贵由的三弟阔出，打算让其继位。可是阔出却在1236年死去，窝阔台悲痛万分，就想让阔出的长子失烈门作为他的继承人。窝阔台一死，乃马真氏脱列哥那袒护贵由，决定等贵由回来后继汗位。

    此时，成吉思汗的幼弟铁木格欲夺汗位，便率兵开赴都城。由于“事起仓促”，乃马真氏“遂令授甲选腹心，至欲西迁以避之”。耶律楚材建议道：“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摇，天下大乱。臣观天象，必无患也。”于是乃马真氏立即遣使诘问铁木格，铁木格对自己的意图很后悔，便托词参加某人的追悼会进行辩解，然后引兵退回驻地。

    按照蒙古习俗，汗位的继承人还要经过忽里勒台（诸王大会）选举决定。乃马真氏便召集各宗王和将领赴都城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哈尔和林）参加忽里勒台以推选新汗。当时在诸王、贵戚中，西征军统帅拔都威望最高，可是他与贵由不和，因而反对贵由出任大汗，以患病为由，拒不赴会，致使忽里勒台不能如期举行，因此只得由乃马真氏摄政。到公元1246年秋天，拔都才派其弟别儿哥代他出席忽里勒台大会。由于乃马真氏的力争，大会达成协议，推举贵由为新任大汗。

    乃马真氏称制后，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和波斯女巫师法提玛等人获得了宠信。乃马真氏命他们自拟法令施行，他们对推行“汉法”的耶律楚材加以排斥，因而致使内政败坏，法度紊乱，民力困乏。乃马真氏称制期间，曾发兵进攻南宋的两淮等地。

    贵由即位后不久，其母乃马真氏就病死了，贵由于是就按自己的意志开始着手整顿朝政。首先，他授命皇弟蒙哥（拖雷之子）和斡儿答（术赤之子）调查审理铁木格图谋篡窃汗位未遂的事件，其结果是按札撒处死铁木格及其一些官员；其次，贵由杀死了乃马真氏宠信的奥都剌合蛮，将女巫法提玛沉入水中，开始起用被乃马真氏罢免的官员。

    由于蒙古帝国内部矛盾也日趋激烈，贵由登基后，便插手察合台家族内政。察合台原来被成吉思汗封于中亚地区（察合台汗国），察合台临终时曾留下遗言封地由其长孙哈剌旭烈继承，这得到过窝阔台的认可。可是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因与贵由关系密切，便在贵由上台后，迫使哈剌旭烈让位给自己，这引起了哈剌旭烈的不满。同时，贵由与堂弟拔都早在西征中就不和，后来拔都又反对贵由继大汗之位，因而双方结下了冤仇。

    1247年秋，贵由任命野里知带为征西军统帅，率兵西进，进入波斯地区，借机与拔都相抗衡。第二年春，贵由以都城和林气候不好，叶密力的水土有利他养病为借口，亲率大军离开和林而西进。此时，拖雷之妻唆鲁和帖尼察觉贵由此举后，秘密通报拔都，拔都获悉后就整军待战。1248年3月，贵由在叶密力以东（今新疆青河东南）的行军途中突然病死，从而避免了一场皇室内部的争战。

    贵由与其父窝阔台一样，大肆地赏赐，他下令打开府库，以金银财宝分赏诸王、贵戚、大臣等，仅一次就花费七万锭，大肆挥霍，企图宣扬自己的名声。可是事实上，他的业绩远不及他父亲和祖父。

    贵由即位后沉湎酒色，身体日益虚弱。在他统治的两年中，就常因病不能亲自料理政务，重大事情只得委付亲信林臣镇海、合答裁决。因此，当时一直未改变“法度不一，内外离心”的日益衰腐的局面。贵由有三个儿子，贵由生前曾与诸王、贵戚约定，死后其汗位应由他的子孙继承，但贵由死后，汗位的继承却再次引起纷争。贵由的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是蒙古斡亦剌部长之女，在蒙古贵族中有较高的地位，贵由死后便暂时由她摄政。

    成吉思汗死后，术赤和拖雷的后裔宗王为一方，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裔宗王为一方，逐渐形成两个对立的派系。拔都以王室之长的资格，在阿剌塔黑山邀集诸王选汗，术赤及拖雷系后王应邀到会；但窝阔台、察合台系的后王，以大会应在蒙古本土举行为理由，拒绝参加；斡兀立海迷失派遣使者八剌参加大会。会上，拔都提议推举蒙哥为大汗。八剌提出，窝阔台曾指定其孙失烈门为继承人，应选失烈门为汗。八剌的意见，遭到忽必烈兄弟及其他诸王的反对，他们说，乃马真氏立贵由为汗，早已违背窝阔台的遗旨；大将兀良合台、忙哥撒儿也竭力主张推选蒙哥。但是，按着传统的惯例，诸亲王不到会，选汗仍不能定议。拔都等议定，派别儿哥等率军与蒙哥一起返回蒙古本土，再邀请各系宗王在鄂嫩河畔重开忽里台，正式选汗。

    但是，反对蒙哥继汗位的亲王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除窝阔台系失烈门之外，贵由的两子火者和脑忽都企图继承汗位；察合台系的也速蒙哥也主张，汗位应属于窝阔台后人。拔都和唆鲁禾帖尼多次遣使往来商议，不得一致，前后拖延两年之久。1251年6月，拔都定议，由唆鲁禾帖尼在克鲁伦河和鄂嫩河源的阔帖兀阿阑之地，正式举行大会，承认阿剌塔黑大会的既成事实，推举蒙哥为大汗。

    选举蒙哥为大汗的大会，失烈门、火者、脑忽等拒不参加。选举之后，失烈门、脑忽和脱脱（窝阔台孙）率领军兵而来，以祝贺为名，企图在诸王欢宴时发动叛乱。他们的大胆而又准备得很好的计划几乎成功，但还是由于纯粹的偶然事件而突然暴露。为了寻找一头丢失的牲畜，蒙哥家中的一名驯鹰人偶然遇到一辆失烈门辎重车队的马车，它是因损坏而落在后面的。驯鹰人发现不少武器被秘密地藏在车中，便急忙回到大汗营帐，警告他的主人可能遭到袭击。

    蒙哥得知后，派遣旭烈兀和大将忙哥撒儿领兵二三千人出迎，随即把失烈门等王逮捕审问，杀死从叛将士七十人。贵由任命的驻波斯将军野里知吉带，也因两子参与谋乱，被处死。窝阔台和贵由的重臣镇海、合答以及他们的同僚，被带到蒙哥的大断事官忙哥撒儿面前，他们被宣告犯有唆使脑忽和失烈门叛乱之罪，需用生命来抵偿。作为窝阔台系的长期家臣，他们不能改变效忠的对象进入新的政权，因为一个蒙古亲王与他的家臣总是荣辱与共的。次年，蒙哥又处死了斡兀立海迷失和失烈门的母亲，已经处在监禁中的待罪诸王则由大汗亲自审问。忽察、脑忽、失烈门和其他后来牵连到阴谋之中被证明有罪的人，起初或被流放，或监禁在军营之中，随后全部被处死。

    大清洗

    这场血腥的清洗不仅限于皇家和政府官员，还牵涉到了其他所有附属国家的首脑，他们每个人都被要求，亲自前往哈剌和林谒见新的大汗蒙哥。那些保持中立或者支持拖雷系的人得以保全地位，而那些表示同情窝阔台系的人，则被迅速消灭。畏兀儿的亦都护撒林底被发现与斡兀立海迷失结成同盟，便根据蒙哥的命令被斩首；亦都护的兄弟和继承人玉古伦赤曾向拖雷系表示忠诚，充当了杀死撒林底的刽子手。

    受害者的总数已无法知道，但无可置疑这是个庞大的大数目：忙哥撒儿声称他亲自审问和处死了七十七个大臣和官员，根据当时包括蒙哥自己在内的目击者的证言，毫无疑问，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宗王势力的缩小相当可观。显而易见，能从蒙哥的罗网中漏脱的反对者很少，因为在他统治的其余岁月中，宗王的反抗是个别的。

    拖雷系的胜利自然导致皇族宗王间关系的较大调整。首先，蒙哥于公元1251年安排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分别管理中原和西亚地区的时候，实质上创造了两个新的地区汗国。通过这个行动，他巩固了拖雷系对蒙古帝国中大多数繁华、富饶地区的控制，而且因此加强了他对其他皇室族系的权力。

    那些屈服于新大汗的窝阔台系成员，被派遣到领土广泛而分散的中亚。窝阔台的一个孙子海都，被赐予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海押立城，他的兄弟灭里得到了沿也儿的石河的土地。结果，“顺从的”窝阔台系的成员对自己的地位下降没有什么办法，谨慎地彼此分离开来。在海都复兴家族的时机来临之前，这种情况将持续近二十年。

    关于察合台系，亲窝阔台系的也速蒙哥被废黜处死后，由他的侄子——曾在1242至1246年间掌权的哈剌旭烈兀取代他。哈剌旭烈兀是拖雷系早期的拥护者。他是一个多病的人，死在前往中亚他斡耳朵营帐的道路上。根据皇家的法令，他的小儿子木八剌沙继承他的汗位，由哈剌旭烈兀的妻子兀鲁忽乃摄政。

    这样，两个竞争的族系暂时变得衰弱，而且顺从大汗的意志。而蒙哥与拔都的关系必然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基础上加以处理。就谱系而言，拔都的术赤系长于蒙哥的拖雷系，并且拔都在争夺汗位的斗争中是蒙哥的主要支持者，因此大汗给予拔都特殊的尊敬，并对他的援助表示极大的感谢。但这并不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拔都是一个最强大的汗位拥立者，他保证拖雷系拥有汗位，从而使自己获得帝国的西半部作为酬赏。事实上，拖雷系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实力强大起来的，唆鲁和帖尼别吉是真正的汗位拥立者，而且拖雷系掌握着大部分成吉思汗的军队，这使实力的天平倾向他们一边。

    实际上，蒙哥从未在外交或军事事务上，给拔都以任何皇家特权。到达拔都领土的使节通常被转送到和林与大汗直接进行谈判，大汗能够而且确实从拔都的军队中调派相当大的分遣部队，参加其他皇室族系成员获利的战役，例如在1257年至1258年旭烈兀攻击报达（伊拉克）的战争中就是如此。钦察汗国的内部事务由两者共同管理：一切主要的行政工作——实行人口调查、征集赋税和类似的事情——由大汗和术赤系的代理人共同承担。在理论上，共同管理的原则在其他地区的汗国同样起作用，但实际上，只有在钦察汗国的范围之内二者是平等的，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中亚、中原、伊朗——皇帝占据着对其辖下的汗王的统治地位。

    在加紧巩固自己势力的同时，拖雷系将很大的注意力放在权力正统的问题上。继承权明显地引起了争论，蒙哥感到有必要向全体蒙古人民证明他的即位是正当的。在关于继承权是否合法的争论中，拖雷系通过强调两次忽里勒台的合法性，巩固了蒙哥的执政地位。他们指出皇室的所有支系都曾派出代表，所以会议作出的决定是正当的；相反，他们强调，窝阔台系不讲信义地背叛了忽里勒台的决定。为使这个消息传遍各地，实行清洗的审判被当成讲坛，窝阔台系的宗王们自己在批判大会上陷入了绝境，供认了他们的所谓罪行，承认两次忽里勒台的合法性，蒙哥因此合法地拥有了王冠。为了巩固他们对汗位的所有权，拖雷系将蒙哥描绘成成吉思汗传统的化身，一位唯一不屈不挠恪守札撒的规范并具有执政资格的人。蒙哥本人自豪地主张“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简洁地概括了拖雷系这方面的情况。为进一步努力使他们自身遮蔽在祖先的覆荫之下，1252年，拖雷系开始正式地对成吉思汗表示崇拜。同时，埋葬在父亲身边的拖雷被追封为汗，并且也成为官方倡议的崇拜对象。

    设立行省

    清除异己之后要做的，当然是大封功臣。蒙哥继位后，任命亲信，更改政制，强化汗权。大将忙哥撒儿拥立蒙哥有功，被任命为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景教徒（景教即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孛鲁合掌管文书，地位仅次于大断事官忙哥撒儿，相当于宋朝“中书右丞相”，掌管宣布号令及朝内外闻奏诸事；以晃兀儿驻守和林，掌管宫廷、帑藏诸事，以阿兰答儿为副。

    蒙哥又任命牙老瓦赤、布智儿任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麻速忽等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阿儿浑任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分别管理当地财赋和民刑公事。

    蒙哥不同于窝阔台父子，“帝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虽后妃不许之过制。初，太宗朝，群臣擅权，政出多门。至是，凡有诏旨，帝必亲起草，然后行之。御群臣甚严”，“性喜畋猎，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然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终不自厌也”。

    蒙哥手下那些官员们由谙习波斯文、畏兀儿文、契丹文、吐蕃文等等的各种书记随同，以致无论向什么地方宣写敕旨，都可以用该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颁发。

    针对窝阔台以来汗廷重臣和诸王贵族以权谋私的情况，蒙哥大汗对中央政府的官吏规定了严格的纪律，禁止中央政府官吏勾结商人放高利贷，不准他们贪污受贿，也不允许他们直接逮捕人；既不允许官吏私设公堂、鱼肉百姓，又要求他们对了解到的案情及时上报大汗，将刑罚大权收归中央政府。蒙哥朝与窝阔台、贵由、乃马真氏掌权时有很大区别：第一，他不像窝阔台那样重用耶律楚材等汉法派重臣，而是重用自己上台时的支持者，或“卓有旧劳而据有权势”者；第二，他既不像乃马真氏那样重用伊斯兰商人，也不像贵由那样重用基督教徒，虽然继续执行成吉思汗以来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用人行政的偏重点则更倒向蒙古草原的萨满教；第三，由于他的“刚明雄毅”，他当政时对“群臣擅权，政出多门”的现象有所纠正，加强了中央的汗权；第四，在他当政期间，蒙古中央政权逐步从军政不分过渡到军政分工进一步明确，不同官吏的职责与权限也逐步明确；第五，蒙哥上台后，蒙古汗国军队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掌握在他们兄弟手中，从而结束了窝阔台父子掌权时对绝大部分军队只有征调权而无隶属权的状况，蒙古大汗终于成为集政权与军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蒙古汗位从窝阔台一系转移到拖雷一系，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变化，它在客观上为后来忽必烈的上台扫清了道路。

    蒙哥大汗对全国各地的统治，采取的是遍设行尚书省和亲王出镇并行的制度。以牙剌瓦赤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等佐之；以讷怀、塔剌海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以阿儿浑充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等佐之。早在成吉思汗时，就开始在被征服的中原和西域推行了行尚书省制，蒙哥当政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一是委派大汗的亲臣近臣出任行省长官。蒙哥在惩治、撤换各地反对派的同时，精心挑选了政治上可信、经验丰富、能力卓著的行省长官，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各地的有效统治；二是清理长期以来诸王贵族以权谋私的行为，加强对诸王贵族和商人的管理。

    蒙古仿效阿拉伯及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首次在中国设立行省，即今天的省级区划制度。行省制度是自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是中国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巨大革命，对后来的政治制度影响深远，行省从此成为我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至今。

    蒙哥又下令，凡从成吉思汗、窝阔台大汗以及贵由汗时代以来，从他们和其他宗王处获得的玺书、牌子，全部收回，今后宗王们未经请示，不得书写和颁发涉及各地区事务的令旨。这既是对以往弊政的改革，也是限制诸王贵族权力、加强中央汗权的一个重要措施；而规定诸王贵族和使者们乘坐驿马不得超过规定的数目，“不得沿途夺取居民的马匹”，“不得索取超过规定的供应物”，则是对诸王贵族、各级官吏欺压、掠夺百姓行为的一种限制。他还清查户口，核定税收，减轻百姓负担。早在1235年（窝阔台汗七年），蒙古政权就曾经进行过一场户口普查和登记工作；蒙哥大汗即位后的第二年（1252年），派出使者到汉地普查户口，规定“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所有人户均以现居登记入籍，与本处民户一体依例当差，违反者本人处死，财产没收。经过这次户口普查，全国户数比窝阔台时增加了二十余万户。在斡罗思，他下令让拔都之弟别儿哥也进行了户口普查；在中东地区，则由阿儿浑进行了户口普查和赋税整理工作。

    为了减少临时性的征派，蒙哥规定，汉地每户每年纳银六两，称为“包银”，后来又改为每年每户征银四两，其中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在河中地区，缴纳同样的数目；在呼罗珊，富人缴纳七个底纳儿，穷人缴纳一个底纳儿，向牧地征收的名为“忽卜出儿”的税，各种牲畜每一百头缴纳一头，不满一百头时，就什么也不缴纳。至于逋负，无论何地何人所欠，均不向居民收取。对于各地百姓多年拖欠的赋税，蒙哥则下令免征，其用意在于缓和臣民的处境，而不是增加国库的财赋。他还曾经降旨，命令收税人和文牍吏，不得徇私偏袒，不得收受贿赂。以上措施对稳定蒙古汗国的统治，减少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忽必烈开府金莲川

    蒙哥即位后，由于忽必烈在其同母弟中“最长且贤”，所以蒙哥命忽必烈“尽属以漠南汉地军民庶事”，并允许忽必烈在这里开府建衙，为将来的南下灭宋做准备，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金莲川王府。忽必烈的王府，一个是漠北王府，一个就是现在开辟的金莲川王府。在蒙哥称大汗之前，忽必烈漠北的领地禹儿惕，大体在西起杭爱山北侧的察罕鄂伦河西岸，东到忽兰赤斤东或偏南的陀山腹地三四百里处的范围内，史称“漠北王府”。忽必烈不仅统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蒙古军，而且统领原金朝统治区内的汉军几大万户，还统治大漠以南广大的中国北方地区。

    允许忽必烈开府金莲川，无疑给身处藩府、满腹权谋的忽必烈创造了一个展示自己政治才能的机会。漠南汉地丰富的出产，尤其是那一笔可观的赋税收入，是蒙古帝国的一笔用之不竭的财富。对这一点，蒙哥汗以前的帝国统治者们似乎都认识到了，但对漠南的统治经营方式，蒙古大汗们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观念变革历程。直到窝阔台时期，蒙古贵族们才完全改变了此前单纯抢掠财富的方式，在漠南设置十路课税所，征收了大笔赋税，故漠南中原地区愈益为蒙古帝国所看重。因而，这一地区的军事行政长官，非政治、军事才干特别优异之人不能担当。当时蒙古宗室中，的确也没有一个宗王比忽必烈更精通汉文化、了解中原情况了，他的优异的政治才能以及他的军事才能，都是蒙哥所了解的，因此，忽必烈出掌漠南绝非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这与他努力学习中原文化以及和汉儒的密切交往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因为忽必烈所具备的汉文化统治术，才将他推向了总领漠南之地的地位，当然，这也与蒙哥怀柔漠南汉人的政策分不开。

    雄心勃勃的忽必烈来到漠南的金莲川后，就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幕府，这无疑是他检验自己政治才干的大好时机。当幕府设置完毕后，忽必烈立即开动他的政府运作系统，使之在漠南发挥有效的作用。他着重采用了这样一个政治策略：矢志不渝地坚定地起用汉人。忽必烈招募了大批汉儒与有用人才，向汉人展示亲和的态度，以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忽必烈已看到了当时中国北方的一些军事割据政权的存在，这些军阀的势力都非常强大，能否笼络住他们，也是忽必烈能否在中原站稳脚根的关键。像益都的李擅、济南的张孝、东平的严实、真定的史天泽、顺天的张柔等汉族地主武装头目们，他们占据的地盘跨州连郡，并且都手握重兵。收服了这些汉族割据势力之后，忽必烈便可从漠南西南直接攻打四川地区，依靠四川经略西藏，又能从川陕得到充足军需，进而攻取南宋的门户襄樊，顺江西下，大举进攻宋朝，进可取，退可守，守不住也可轻易地回到蒙古草原。历史证明，忽必烈的选择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

    正是从金莲川开府建衙起，忽必烈逐步建立起一支独立于蒙古汗廷、并最终取代蒙古汗廷的政治军事力量，从此以后，忽必烈就踏出了蒙古草原。对这一伟大事件，当时的历史学家们还不会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而辉煌的确从此开始了。假如没有理政漠南，也许忽必烈将永远是一个蒙古宗王，即使他向往汉文化，结交了一批汉儒，也只能囿于草原的环境，不能开阔他的视野，也就不可能对中国的历史产生那样深远的影响；并且，当今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正是这一历史性的改变，将忽必烈这条潜龙推向了中原的历史舞台。

    忽必烈开府金莲川，名为“开府”，其实也就是多立了几个帐篷。十余年来，忽必烈夏季在金莲川或六盘山，冬季为了避寒趋暖，要迁到抚州或奉圣州，因此，不少汉臣纷纷建议忽必烈建造一座新城。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命令子聪师徒负责勘察地形，参照各国都城的样子，修建一座新城。子聪和尚（刘秉忠）与谢仲温认为桓州之东、滦水北岸的龙岗是一块风水宝地，宜于建城。忽必烈就任命谢仲温为工部提领，具体负责修城工作。

    新城建成后，有人建议：此城龙岗蟠其阴，滦河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可定名为“开平”，暗含“开天下太平之世”之意。当年夏天，忽必烈就将金莲川幕府迁移到这里，使开平成为忽必烈的一个参谋本部。修建开平城，这在忽必烈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标志着蒙古帝国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而且使开平成为忽必烈统治汉地的政治中心，对于元朝的建立、中国的统一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招贤纳士

    国兴则人才多，国亡则人才少，人才是国家兴衰的根本，这一古训历来为各代的明君贤主所深知。尽管当时忽必烈这条潜龙还不能名正言顺地以君主身份招贤纳士，但他的“思大有为于天下”的雄心早已是路人皆知，因而，他以学习汉文化为名，结交了一批汉人儒士和有才能的官员。这在上文中我们已有所交代，这些无疑对他以后的金莲川开府，准备了一部分骨干力量，也是他能够较好统驭漠南汉地的政治资本。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在1251年忽必烈拥有了实权后，就凭借着承制授命的特权，给那些投奔他的汉人贤士们以优厚的待遇，或者委以要职，这样就给了那些在金朝、南宋统治区无法做官的文人们以一线生机，这样，一批有识之士很快云集到金莲川幕府来了。他们当中不仅有满腹经纶、名闻天下的学者，而且有精通兵法战策、治国之道的谋士；不仅有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而且有能征善战的军事统帅。就这样，忽必烈初步完成了蒙古贵族革新派与汉人儒士以及汉人军阀之间的政治联盟。实际上金莲川幕府已经变成了忽必烈研究帝王之道的讲习所，从而为元朝的建立、中国的统一，准备了指导性理论和一批名臣名将。

    忽必烈的这一举动无疑震动了这些仕路受阻的文人们的心灵，忽必烈对人才的慷慨与大方，他的好贤之名很快在汉地传扬开来。从这一点上说，忽必烈就比蒙哥精明得多。如果蒙哥是一位稍懂汉族历史的大汗，或者他知道唐代的秦王李世民招降纳叛、广进贤能，从而登上九五之位的历史经验的话，他或许就能明白他的皇弟的良苦用心了。虽然历史不能完全雷同，但有时也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的兴衰，成功之处，可谓大同小异，而亡国之因却各有不同，就招纳贤士这一点而言，可以说，忽必烈并不逊色于中原王朝的历代开国之君。

    忽必烈大规模招贤纳士和培植党羽，是从海云和尚及其弟子刘秉忠开始的。海云俗名宋印简，金末为佛教禅宗领袖，金宣宗曾赐号为“通玄广惠大师”；后被蒙古军队俘虏，成吉思汗下令木华黎要以礼相待，并赐号为“寂照英悟大师”，居于燕京大庆寿寺。所需饮食资财，一概由朝廷供给。蒙哥即位后，曾令海云掌天下佛教。

    刘秉忠本是邢州人士，生于金代“累世衣冠”之家，少年时从学于邢台西山，十七岁为邢台节度府令史。但自视甚高又野心勃勃的刘秉忠，不满足自己刀笔小吏的生活，时逢乱世，刘秉忠感慨“大丈夫怀才不遇，应当隐居起来寻找机会”，于是放弃官职上了武安山。过了几年，天宁寺高僧虚照禅师听说他是个人才，派弟子请他下山，“不要在那里作道士了”。于是刘秉忠在天宁寺当了和尚，做了虚照的徒弟，法号子聪。其实道士也罢，和尚也罢，对于刘秉忠来说，出家是假，寻求机会是真。这期间，刘秉忠博览群书，阅读了文史、地理、数学等方面的大量书籍，极大地提高了他的认识水平，对天下事了如指掌。刘秉忠后来游云中南堂寺，“博学多才艺”，海云大师闻其名，召为弟子。

    1242年，忽必烈将海云法师召至漠北王府，海云大师和子聪和尚（刘秉忠）一起拜见了忽必烈。忽必烈向海云询问佛法大要，海云认为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尊贤使能，尊主庇民，才是佛法之要；建议忽必烈将用人的重点转向“天下大贤硕儒”，向他们询问“古今治乱兴亡”之道。忽必烈发现子聪和尚也是难得的人才，希望将他留在自己身边，协助自己干一番事业。海云答应了忽必烈的要求，子聪被任命为王府掌书记，人称聪书记。从此忽必烈对汉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准备从汉文化中去了解“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去寻求“安天下”之法，广延四方之士，积极招纳人才。早在蒙哥即位之前，忽必烈就已经在以唐太宗为榜样，开始有意识地招纳人才，这其中刘秉忠对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有极大的贡献，而且在选拔人才、使用人才方面刘秉忠也有自己特有的思路。他认为，“君子所存者大，不能尽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狭，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长”。在刘秉忠的眼中，不管是有名的饱学之士，还是无名的平民百姓，都可能是某一方面的人才。以此为标准，刘秉忠先后为朝廷举荐了张文谦、张易、姚枢、许衡、李德辉等数十人。这些人或为当时名流，或为大儒，或起自民间，都各有所长，先后成为元朝重臣。至于如何使用人才，刘秉忠在给忽必烈的上书中指出，“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随其巨细长短，以施规矩绳墨”。正是由于忽必烈在选人、用人方面深受刘秉忠人才观的影响，不拘一格，广揽人才，才使元朝初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均得到相应的发展。

    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在金莲川设置幕府，此后四方人才如潮水般涌入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忽必烈所延揽的人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藩府旧臣，一类是四方文学之士。藩府旧臣中比较著名的有燕真、贾居贞、孟速思及董文炳、董文用等。四方文学之士则以刘秉忠为首，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一是邢台集团，这是一个以邢台人刘秉忠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其主要人物如张文谦、李德辉、刘肃、李简、张耕、马亨、王恂、刘秉恕等，都是刘秉忠引荐的，多为邢州人，称为“邢台集团”。二是崇尚程朱理学的儒者，其中窦默在1249年被召，姚枢在1250年被召，杨惟中在1252年被忽必烈推荐为河南经略使，许衡则在1254年被征为京兆教授，赵复亦曾被召见。这一集团值得注意的人物是许衡，他是元代的儒宗，一生徘徊于学术和政治之间，对元初政治与学术都发生了重大影响。三是以汉地世侯为中心的金遗士集团。忽必烈在出掌漠南以前，已深知汉地世侯是安定中原的柱石，所以屡加征聘。出镇漠南以后，关系更趋密切。1252年推荐史天泽出任河南安抚使，不久藁城董氏昆仲也先后入侍藩邸，济南张柔、东平严忠济则在1259年从征伐宋。他们所收揽的文士如张德辉、杨果（原属史天泽）、郝经、杨奂（原属赵天锡）、宋子贞、商挺、李昶、徐世隆、贾居贞、刘肃（原属严忠济）等也都先后投奔忽必烈。

    此外还包括西域人集团和蒙古贵族、诸将。西域人，主要有阿尔哈雅、孟速思、廉希宪、叶仙鼐（以上畏兀尔人），也黑迭儿（大食人）、札马剌丁、阿合马（以上回回人）。这些西域人中，阿尔哈雅、叶仙鼐是战功彪炳的战将；孟速思、阿合马皆以理财著称；札马剌丁则是科学家。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当为廉希宪和也黑迭儿，廉希宪是一位汉化程度极深的西域人，他精通儒学，与中原学者并无二致，人称“廉孟子”。1254年，忽必烈命廉希宪担任京兆分地的安抚使，在关中改革政治，推行汉法。他又极力招揽儒者如许衡等人，发展教育。后来在至元时代，汉人大臣拥护他对抗阿合马，原因便在于此。忽必烈亲信的蒙古人，乃燕、霸突鲁，皆木华黎之后；脱兀脱，博尔术之弟，阿儿剌氏；忙哥，忙兀氏；阔阔等。这些蒙古人目睹中原文明的昌盛，自不免由敬畏而钦仰，由钦仰而生仿效之心，渐渐就不再留恋蒙古原来的游牧生活了。

    儒教大宗师

    早在1244年（乃马真后三年），当时北方著名的才子赵璧、王鄂等相继来到忽必烈身边，开始向他宣传孔孟之道，探讨儒家学说和“以儒治国”。在子聪和赵璧等人的影响下，忽必烈了解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儒家的平生志向。要想平治天下，就离不开有真才实学的大儒；要想治理好中原，必须实行孔孟的圣人之道。从此，忽必烈本人对儒学深信不疑，还挑选了十名蒙古子弟让他们跟随赵璧学习儒家经典，并亲自检查他们的功课。忽必烈继续网罗人才，北方的著名学者张文谦、张德辉、窦默等相继来到忽必烈身边，深受忽必烈赏识，而张德辉又进一步澄清了当时流行的“金以儒亡”的观念，使忽必烈树立了改用儒者治国的决心。在刘秉忠、姚枢等人的辅佐下，忽必烈在金莲川制定了“广招天下英俊，讲论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针。在几十年的战火中，处境恶劣的儒生们如久旱逢甘露一样奔走相告，忽必烈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迅速传遍天下，人们争先恐后地推荐自己了解的人才，一批有识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

    1252年，为了取悦忽必烈，孔府还请出大儒张德辉与元好问等觐见忽必烈，跪请他为“儒教大宗师”；并建议遵照耶律楚材的方针，考选儒士，减免儒户兵赋等负担。堂堂华夏“圣学”，竟然请得一位双手沾满无数汉人鲜血的少数民族首领来做大宗师，孔府真正实现了“以德报怨”的最高境界。

    虽说不识几个汉字，忽必烈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出任“儒教大宗师”。心情大好之下，忽必烈蠲免了孔府和儒户的兵赋，一群儒士弹冠相庆欢呼雀跃，“君子谋道不谋食”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忽必烈经常与元好问等人探讨金朝由盛变衰的原因，以及历朝人才得失的情况。郝经对忽必烈道：“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可以为中国之主。士于此时而不自用，则吾民将成为斧钺之质，土野之粪，将会无遗类矣。”忽必烈上台前，刘秉忠、徐世隆曾向他建议道，“典章、礼乐、法制、三纲五常之教”乃“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只有推行中国原有的治国之道，才能做中国的皇帝。他们想使忽必烈认识中原文化的实质和内涵，治理汉地便必须采行汉法，因此必须创建制度，以便恢复秩序重建中原。他们不愿意把游牧制度移植于中原，但也不敢奢望征服者能全盘汉化，他们所期求的是糅合蒙古制度和中国治道，参照辽金遗制，制定一代之法。

    治理关中

    1251年，由于邢州盗匪猖獗，民不聊生，赤地千里，十室九空。同为邢州人的刘秉忠与张文谦一起向忽必烈建议道：“今民生困敝，莫邢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缓。盍择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诸侯，取法于我，则天下均受赐矣！”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先后派遣赵瑨、李惟简（或名李简）、刘肃、张耕、赵良弼等人前往整治，这些人多为忽必烈在金莲川时所网罗而来的“宿儒俊造”。他们在忽必烈的全力支持下，积极推行新政，改变以往蒙古统治者竭泽而渔的掠夺政策，他们在邢州行楮币以通民货，兴铁冶以足公用，劝课农桑，设置驿馆，整顿粮仓。不到几个月，邢州大治，户口增加几十倍，百姓乐业，被称为乐郡。邢州治理的成功，给周围地区提供了样板，于是其他郡县争相效仿。忽必烈大喜过望，开始在较大范围内推行汉法。治邢的成功为忽必烈日后统一全国、建立元朝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到了次年（1252年），蒙哥汗大封同姓，命忽必烈于南京关中，自择一处，作为他的封地。忽必烈与姚枢商议，姚枢献计道：“开封逼近黄河，水道迁徙无常，土薄水浅，不若关中深居腹地，险要可恃，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忽必烈于是很希望选关中。蒙哥汗道：“关中虽好，但人户寥落，所得财赋，你如何够用呢？我瞧河南怀孟一带地方，人烟很是稠密，如今也归你掌管，方可以调剂得平。”因此忽必烈尽有南京关中之地。

    当时的河南，与宋接壤，仍是交战地区，情形特别混乱。忽必烈有鉴于此，便请求蒙哥大汗允许他在河南、陕西“试治”，以图挽救。“壬子……帝言之宪宗，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乃置屯田万户于邓，守城以备之。”河南经略司设置的意义和邢州安抚司不同，前者旨在开斥边徼，后者意在爬梳芜秽。所以他们在河南的主要措施，也具有军事意义，但主要仍不外恢复汉法以代替扰民的习惯法。史天泽等人推行的汉法，其一是“选贤才举幕府以清其源”，即对地方管理机构的改革；其二是“置提领布郡县以察奸弊”，通过设置监察官员，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整顿；其三是调整赋税政策，减轻经济剥削，这是实行德治、仁政的主要政策之一；其四是推行纸币制度，积极发展商业，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其五是在西起邓州、东连陈州、桃源的沿边地区屯田守边，设立粮仓，以保证军队粮食供应。“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行于野民安其乐，出于途商免其露处，观民俗则庶而有教，察军志则又知夫怯私斗而勇公战。威行惠布，阳开阴肃，内外修治，略无遗策，河远流润，卫亦复承平之旧，宋为堕其北门矣！”

    对关中的富庶，其他蒙古贵族也都垂涎已久。因而，在蒙金战争时期乃至金朝灭亡以后，他们争相在关中进行抢掠、屠杀，并且舍不得关中这块肥肉，都纷纷在这里抢夺土地，建筑豪华府邸，以各种手段搜刮民财民女，把一个关中搞得凋敝不堪，民不聊生。到忽必烈受封时，富饶的关中八州十三县的户口竟然还不到一万，经济的破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既然关中成为了忽必烈的封地，这个求贤若渴的藩王并非像别的亲王、将领那样目光短浅，把关中作为享受荣华富贵的安乐窝，而是从长治久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一目的出发，对它进行了经营、治理。他利用自己的权力，首先将不法的蒙古将领以釜底抽薪的办法从京兆调到兴元各州戍守，并在京兆设立了从宣府，派自己的得力助手、时任幕府尚书的姚枢出任京兆宣抚司长官，任命杨惟中为宣抚使、商挺为郎中，前往治理关中地区，从此将自己的政治势力深深地植根关中。但不久姚枢就随忽必烈前往云南的前线，主持关中政务的实际上是杨惟中与商挺两人，这两位以儒道济世的王府幕僚也没有辜负忽必烈的期望。

    杨惟中刚到关中，便对关中地区的政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治与改革。在访察民情的时候，他看到驻守关中的将帅都骄横贪婪，以各种手段盘剥百姓，其中有一位郭千户，更是贪暴无比，不仅贪财而且贪色，竟然杀死人家的丈夫夺走了人家的妻子。杨惟中知道此事后，立即查办，将这位郭千户处死并示众，从而震慑了将帅，使关中秩序肃然。商挺也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他协助杨惟中选拔了一批贤明的官吏，同时罢黜了一批贪官污吏，再次申明上下尊卑的封建秩序，将长期积压拖延的刑事案件果断地处理干净，印发币布来促进商业贸易，又在民间鼓励农桑，减轻了百姓的赋税，使治理取得很大的成效。

    河南是蒙军进攻襄樊一带的根据地，关中则为进攻四川的大本营。当时关中混乱的情形一如河朔，“关中经过战乱，城镇萧条，不见人迹。没有被杀的大部分难民都藏匿在山谷间，吃野果充饥，以延续朝不保夕的性命。强盗四起，伺隙抢掠难民”。1253年（元宪宗三年），蒙哥“以中州封同姓”，忽必烈受封关中。当时京兆八州十三县户不满万，而蒙古驻军除杀人越货、抢劫民女外，又在城内大修府邸，经营安乐窝。既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又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忽必烈果断地分派诸将到诸州去戍守，忽必烈向汗廷要求“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即首先保证军费来源，加强边防守卫；“又设置屯田，以其收入供应军食”。又命王府尚书姚枢设京兆宣抚司，先是任命有经验的孛兰、杨惟中为宣抚使，后又任命年轻官员廉希宪为宣抚使，商挺为郎中。以姚枢为劝农使，督民耕植；许衡为京兆提学，兴办教育。立行部于秦州以任转漕，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同时废除荼毒平民的羊羔利；贯彻解放儒生奴籍的命令；延访耄宿，待以师友之礼。之后数年间，先后任用杨惟中、廉希宪，把城郭萧条、不见人迹的关中，整顿得焕然一新，改善了政治，繁荣了经济，从此“关陇大治”。忽必烈对邢州、河南、关中地区的治理，既是他用汉法治汉地的开端，也为他将来治理全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不仅使忽必烈的势力与声望与日俱增，而且对此后忽必烈战胜蒙古保守势力、统一中国，起到了重大作用。

    暗藏杀机

    忽必烈对漠南的治理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政治、经济上不可避免地会与蒙哥大汗的统治发生矛盾。忽必烈危及大汗帝位的做法，引起了蒙哥与他的亲信大臣们的不满。事实上，早在蒙哥汗把漠南的大片沃土分封给自己的弟弟忽必烈时，他们之间便悄然地埋下了“兄弟阋墙”的种子。当忽必烈受封漠南汉地时，他幕府中的汉人幕僚们都兴高采烈。也难怪他们如此喜悦，毕竟，这些围绕在忽必烈身旁的一大批汉人幕僚，他们习惯的是汉族的山水环境和生活习俗；寄身于蒙古草原，只不过是他们的权宜之计，而他们之所以从四面八方来到这荒凉寒冷的大漠，无非就是想用他们的智谋，鼓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年轻的亲王走出大漠，去统治天下，做天下的皇帝，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做蒙古帝国的一位藩王。他们之所以选中忽必烈，也正是看中了他的作为、勃勃雄心，日后可以君临天下，也可以赐给他们高官厚禄，从而封妻荫子，从而锦衣玉食。就在别的幕僚们为忽必烈建政漠南而欢欣鼓舞之时，只有那位堪称“军师”的姚枢却不动声色，并没有露出笑容，反而却面带愁容，酒也喝得很勉强。对此，冷静下来的忽必烈全都看在了眼中。

    庆贺的宴席刚刚散去，精明的忽必烈专程来到姚枢的住处，询问他道：“在今天宴会上，大家都兴高采烈，而唯独先生郁郁不乐，这是为什么呢？”姚枢等的就是忽必烈这一问，他直截了当说出心里话：“如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下子，轮到忽必烈“默然”了。接下来，姚枢又给忽必烈讲了一番与此相关的大道理。无非是“功高震主”、“兄弟阋于墙”的道理与隐患。对此，忽必烈感到心惊肉跳，赶忙向姚枢讨教补救的策略，而姚枢却不慌不忙地劝忽必烈道：“以后大汗身边的人乘机进谗言，大汗必定疑心、后悔，因此将夺了你的权。不如只接下兵权，将行政权力交回，请大汗派出相关机构掌管。这样才是明智的做法。”

    于是，忽必烈按照姚枢建议，迅速地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蒙哥汗。信中的意思是：“天下乃大汗之天下，疆土也是大汗的疆土。大汗将漠南汉地封赏给臣弟我，是大汗对为弟的一片恩德。不过，作为臣下，我有一片足够衣食供应的封地就足够了，过多的封地实在不敢领受，也不应当领受。因此，臣弟我能够奉诏统领汉地的军队，已感非常的荣幸；所赐封的土地，应当归还大汗。当然，为弟对大汗的这片恩德还是感激不尽的。”在这封信中，按照姚枢的启发与授意，忽必烈点明了他与蒙哥的君臣关系，又表明了自己的忠诚，掩饰了自己的勃勃雄心。蒙哥读了这封信后，不但对忽必烈放下了疑心，而且更加信任他了，并且于1252年，将征服大理的重任交付给了忽必烈。忽必烈听从了姚枢建议，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可谓是防患于未然，真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忽必烈这一以退为进的谦恭做法，的确打消了蒙哥的疑虑，也为自己能从容地在漠南施政争取了时间。因而，这看似不起眼的动作对忽必烈的政治生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种韬光养晦策略是十分必要的，自古君权的排他性都会产生惨烈的后果，自相残杀的事例不胜枚举。随着忽必烈在汉地站稳脚跟，声望日隆，蒙哥大汗也扫清了异己，对亲弟弟的猜忌之心，顿时强烈起来。也许是忽必烈在漠南的所作所为过于锋芒毕露，蒙哥及其亲信对他的怀疑随着他政治权力的演进而增加。有疑心与采取措施之间毕竟会有一段时日，但兄弟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蒙哥猜疑忽必烈的主要原因，第一件就是忽必烈对开平的营建。1256年前，藩王忽必烈依然遵循着蒙古草原的遗风，一如既往地居住在恒州与抚州的草地上，仍然保持着住蒙古包、冬夏逐水草而不断迁徙的生活习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在他的一帮汉人幕僚的劝说下，逐渐接受汉文化的忽必烈命令刘秉忠在恒州东面、滦水北面的龙岗地区占卜一番风水后，动工营建了开平府，也就是以后的元帝国上京。

    开平府的建立，使忽必烈可以很方便地向漠南的汉地发号施令，又可以与蒙古帝国保持紧密联系。他之所以选择此地，也反映了他想走出大漠、又不想离开草原的复杂心理。这从他以后做了元朝皇帝后夏驻上京、秋移大都的生活习惯里就可以出来。对这一做法，蒙哥的近臣们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忽必烈营建开平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他尔后的称汗作准备，在他们谗言谤语的影响下，比较保守的蒙哥汗难免会产生某些想法。

    让蒙哥起疑的第二件事情是，忽必烈在河南对牙剌互刺采取了行动，牙剌互刺是帝国派出的总领汉地钱赋财粮的燕京断事官。忽必烈经向蒙哥请示后，在河南设立经略使负责屯田事务，并在各个郡县设置了提领官，以督察官员的奸弊行为。他的这些做法，直接插手了河南的地方行政。并且他还在卫州设立都运司衙门，建筑了高大的粮仓，让老百姓交纳粮食，变相地获得了收购军粮的权力。这些脱离帝国的做法，无疑会触动蒙哥汗的神经末梢。

    忽必烈在治理关中地区时所采取的缓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做法与措施，的确赢得了关中父老的欢迎。关中父老在历史的进程中，不知与多少个外来民族打过交道，饱受了掠夺、蹂躏之苦，他们所希冀的只不过是能过上安居乐业、少有战乱的清静生活而已，对他们来说，什么样的政权轻徭薄赋，劝农奖桑，他们就拥护。又因为自古以来关中就是一个粮仓，关中父老从来都安土重迁。忽必烈在关中，犹如古代任何在关中称王称霸、很有口碑的封建帝王一样，给他们历经沧桑的生活刮来一股春风，也减轻了他们重荷已久的负担。虽然在史书上没有发现百姓扶老携幼、箪食壶浆拥护欢迎忽必烈及其官员的热闹场面或感人情景记载，但他的确赢得了关中百姓的民心。因而关中民众只知有忽必烈，却不知有蒙哥汗，作为大汗的蒙哥难免在心理上不平衡。

    与此同时，忽必烈在汉地的做法，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使他一时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因而，后来的元代史家假借姚枢之口，评价忽必烈在汉地的影响时说：“诸路的民众，希望陛下治理汉地，就好像婴儿饥求母亲一样。”这种抬高忽必烈的言行显然犯了君臣大忌，一语道破了他不甘为人臣的天机。但直接点燃蒙哥、忽必烈兄弟间矛盾导火线的，是与藩王府有亲密关系的一些汉地官员，他们将本应缴纳给帝国财库的钱粮财物，私自截留并且奉献给了忽必烈，从而引起帝国派出的断事官们的极端不满。

    断事官们既嫉妒忽必烈不可遏止的权力扩张，又忌恨忽必烈的行为打破了他们搜刮民财的美梦，于是纷纷向蒙哥进谗言道：“忽必烈获得了中原的民心，将会图谋不轨。”这就使本来就很警觉的蒙哥汗不能不采取行动。于是蒙哥借口藩王府诸位大臣“擅权为奸利事”，派出了以亲信阿兰答儿、脱因、囊加台、刘太平等人为首的庞大的财税稽查团，清查忽必烈治下的陕西、河南等汉地的钱谷，并且在关中设立钩考局，进行大规模的检核。

    蒙哥发布命令进行这次检核，名义上是清算钱粮，实际上则是要对忽必烈及其幕僚官员下手，以斩断忽必烈的龙翼，使他永远不能飞腾起来。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钩考的目标非常清楚，全都集中在忽必烈所设置的经略司、宣抚司等衙门的官员身上。经过审查，总共罗列了一百四十二条罪状，藩府的幕僚全被罗织进去。阿兰答儿等人气焰嚣张，声称要杀死除史天泽、刘黑马以外的所有被审查的官员，一时形势紧张，幕府官员们人心惶惶，十分惊慌。而这时藩王忽必烈却在征讨云南大理政权的阵前，当他被蒙在鼓中的时候，蒙哥汗便下令解除了他在汉地的军权。何去何从，对忽必烈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如何解决兄弟之间的矛盾，关系着忽必烈的政治生命，对此，所有忽必烈的藩府官员们都捏着一把汗。当疲劳的忽必烈从云南前线返回关中后，才得知了检核钱谷的事情，他立即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因此，顾不上休息，赶忙召见他的谋臣姚枢问计。

    姚枢向他分析这次灾祸产生的原因道：“王爷殿下，您的为人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但是，帝国的大臣们却不像王爷您一样。您的文韬武略，以及闻名遐迩的威望，都会引起某些人的莫名嫉妒，如果他们在大汗面前说您的坏话，说天下的百姓只知道有忽必烈，而不知有蒙哥汗，大汗将会怎么想？如果他们更进一步地说您收买汉地人心，图谋不轨，大汗又会怎么想呢？”姚枢的这一番分析，的确道破了这些事情发生的诱因。接着，富有智谋的姚枢又给他策划了缓和矛盾的方案，劝他回和林去见蒙哥汗，但不必质问，也不必对此事进行任何辩驳，甚至于就当没有发生这回事。姚枢认为，只要忽必烈回和林，并且连家眷也都带上，作长久滞留的打算，蒙哥就会自动下令将钩考局撤销，兄弟之间的误会就会自动化解。后来事态的发展也正如老谋深算的姚枢所预料的那样。于是，在别无良方的情况下，忽必烈只能冒着危险，提心吊胆地前去觐见蒙哥了。

    1257年，一向呆在和林宫帐中的蒙哥汗突然一反常态，亲自率领军队来到了六盘山，并在此地驻扎了下来。这年冬天，忽必烈带着家眷前来觐见了蒙哥。对于忽必烈的突然前来觐见，蒙哥汗着实吃了一惊，他还以为忽必烈的到来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因而，他让大臣们提前作了严密的防备，并让人通知忽必烈，只准许他一人进入宫帐，以防不测。由此可见，当时蒙哥对忽必烈的疑惧是很深的。但当见到这位风尘仆仆、忧惧参半的亲弟弟时，蒙哥忽然想起了往日那失去父亲、兄弟们相依为命的艰难生活，触景生情，兄弟俩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相对无言地哭泣。一切都无需解释，毕竟血浓于水，兄弟之间的一场误会便这样冰消瓦解了。之后，蒙哥汗很快撤销了钩考局，这一事件便不了了之，但为了给蒙古贵族一个交代，还是把忽必烈在漠南汉地设立的宣抚司、经略司等机构全部撤销。忽必烈也交出了自己的权力，乐得暂时休整一下五六年来鞍马劳顿的身心。

    表面看来，似乎这次危机是蒙哥与忽必烈兄弟萧墙之内的冲突，就像历代的兄弟阋墙的做法一样，是为了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实际上，这场冲突在实质上，却是以蒙哥为代表的蒙古帝国，与忽必烈的初步联合蒙、汉地主阶级的松散小封国之间的真正的第一次激烈冲突，虽然这次冲突以和平而非血腥的方式解决了，但实际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场矛盾和冲突也清楚地表明，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汉地主集团的势力正在逐渐壮大，并且形势的发展也必将再次使这个集团接受汉法，否则，蒙古帝国统治中原的梦想就难以实现。对此，忽必烈是心知肚明的。

    这次危机，尽管忽必烈作了让步与牺牲，但他的羽翼并没有受损，他所拉拢经营的势力以及他本身的力量都在积蓄着，只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罢了。

    旭烈兀西征

    在消灭花剌子模国的残余扎兰丁后，蒙古军继续驻留在波斯，对波斯各地进行征服活动，尽管经过了二十年，却没能将波斯全部征服。野心勃勃的蒙哥大汗在1251年的忽里勒台上决定，进行两大远征，一为南进，二为西征。大汗把这次西征的任务交给他的弟弟旭烈兀，旭烈兀担负着消灭仍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残存着的两股宗教势力的任务：在马赞达兰的亦思马因派（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支，今译为伊斯玛仪派）伊玛木们的木剌夷国，和在报达（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其中木剌夷国人凶狠残暴，屡次劫持蒙古商旅，蒙哥大汗为了维护大蒙古国的权益，扩大疆土，远征波斯，以图在该地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指派给旭烈兀的任务是征服叙利亚，“从阿姆河两岸到密昔儿（埃及）国土尽头的广大地区内，都要遵循成吉思汗的习惯和法令。对于顺从和屈服你命令的人要赐予恩惠和善待他们，对于顽抗的人要让他们遭受屈辱”。

    蒙哥大汗命蒙古各系诸王从自己的军队中，各十抽其二，以近亲统率，从旭烈兀西征，其中包括一千多名从内地招来的使用火药武器的汉族军人。原在西域作战的各军，也全部划归旭烈兀的西征军之列，如：远征印度撒里的军队，正在波斯作战的军队，在呼罗珊、马赞达兰之岱儿巴图的军队，以上三支军队的兵力约有五万人。这样，旭烈兀西征军的总兵力有十万人。同时，蒙哥汗派幼弟雪别台去跟随旭烈兀，还派了术赤第五子昔班的第四子孛勒合（巴剌海）、术赤第七子不哇勒的次子明合答儿之长子秃塔儿、术赤长子斡儿答的次子忽里，参加了旭烈兀远征。

    根据蒙哥汗的谕示，旭烈兀确定了作战指导思想：首先，以蒙古军为骨干，附以藩王从征诸军，一举歼灭木剌夷国的军队，进而进攻报达、叙利亚、埃及诸国，占领波斯全境，建立一个新的大汗国。其次，先谕敌以恩威，招降绥抚为主；如遇到抗拒，立即摧毁其城堡，消灭其军队。

    1252年7月，怯的不花为先锋率一万二千人先行。1252年12月，旭烈兀将其封地（今山西省西南和陕西省中部）委任其次子出木哈儿管理，他令宗王孛勒合、秃塔儿率术赤系从征之军为前锋，自己与其长妻脱古思、妃子完者、长子阿八哈等人率主力西行。行至阿里麻里，宗王帖古迭儿率领的察合台系军队加入大军。1254年夏，驻扎在突厥斯坦。1255年9月，抵达撒马耳干。1256年1月2日渡过阿姆河。1256年6月到达木剌夷境内。

    木剌夷国的军队总兵力有十万余人，在库希斯坦（今阿富汗西北部和伊朗东北部）境内有六七万人，在鲁德八儿区（今伊朗北部、里海西南鲁德巴尔一带）守兵有五六万人。在旭烈兀西征军怯的不花率前锋进入木刺夷境内时，首先攻下库希斯坦的几个城堡，而后围困其要堡古儿都苦。在此期间，怯的不花部先后消灭木剌夷军五万余人，削弱了鲁克赖丁的实力，至鲁克赖丁嗣位之时，旭烈兀西征大军，已通过撒麻耳干，向其国境迫近。后旭烈兀率领西征军进驻水干城，命拜住带领军队移居小亚细亚。同时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公爵们，领军参加远征。而后，旭烈兀大军进至撒瓦。派库喀伊尔喀率部支援怯的不花，合攻库希斯坦诸堡。两位将军攻克秃温（今伊朗东部呼罗珊省费尔道斯）后，与旭烈兀大军会合。旭烈兀继续经过徒思（今伊朗东北部马什哈德），抵达尼沙不耳州哈不衫（今伊朗东北部萨布泽瓦尔），派贝克帖木克赴木刺夷谕降。木剌夷拥有重兵，凭险据守，未可即下。旭烈兀遂采取逐步消耗的策略。

    1256年6月，鲁克赖丁见旭烈兀大军步步压境，感到无力自保，故派其弟沙歆沙去旭烈兀统帅部请降。旭烈兀致书鲁克赖丁说，若鲁克赖丁毁其城堡，亲自来营谒见，可保其国不受损害。鲁克赖丁接到旭烈兀的信之后，毁其数堡，并把部分要塞削平。旭烈兀亦命拜住的帐前将军牙撤兀儿，退出木剌夷边境。但是，鲁克赖丁对出谒一事，则请宽限一年。1256年9月，旭烈兀于比斯塔姆，再对鲁克赖丁谕以恩威，命其来见。鲁克赖丁仍请求宽限，并请求除保有阿剌模特（今伊朗西北部吉兰首府拉什特）、兰巴撒耳（今伊朗北部里西南的兰加鲁德附近）、刺勒三堡外，其他诸堡一律献出，并说业已命令吉儿都苦堡和库希斯坦守将，赴营纳款。鲁克赖丁以为冬寒将临，旭烈兀大军不可能冒寒继续作战，故作口头退让，以拖延时间，等待蒙古退军。旭烈兀认为鲁克赖丁没有投降诚意，决心以武力解决。

    1256年11月，旭烈兀把全军分为三路，向木剌夷国都堡——麦门底司堡（今伊朗剑北部吉兰省与马赞达兰省交界之厄尔布尔土山中）进攻。经激战，鲁克赖丁军不支，被迫于11月19日投降。旭烈兀派鲁克赖丁到各处劝降，并乘势攻下亦思马因派所据各城。12月20日阿剌模特堡守军投降，旭烈兀将鲁克赖丁遣送蒙哥大汗处。1257年初，鲁克赖丁被蒙哥大汗派人在半路杀死，他的族人也都被处死，木剌夷被完全平定。这支教派曾令十二世纪的塞尔柱的苏丹们束手无策，曾使塞尔柱苏丹国和哈里发王朝怕得发抖，曾作为一种促进因素，助长了整个亚洲伊斯兰社会的腐化和分裂，现在终于被铲除了。

    1257年3月，驻守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的拜住将军，来波斯哈马丹会合（拜住曾两次欲取巴格达皆未成功），旭烈兀偕同拜住等继续西征。接着，旭烈兀准备攻打报达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伊斯兰教教职称谓。中国伊斯兰教俗称“海里凡”。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代理人”或“继位人”。《古兰经》中有“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的经文。穆罕默德及其以前的众先知即被认为是安拉在大地上的代理人、代治者。后该词被用于指称穆罕默德逝世后继任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他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的精神领袖和伊剌克境内一小块世俗领地的君主。9月，旭烈兀派遣使者要求哈里发投降，当时在位的哈里发穆斯台耳绥姆（又译为谟斯塔辛，1242至1258年在位）很平庸。

    旭烈兀在给哈里发的信中，采用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那种傲慢的措辞：“你知道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军队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命运？秉承天意，花剌子模王朝、塞尔柱王朝、戴拉木王朝和各阿塔卑王朝遭受了怎样的屈辱！然而报达的大门从未对他们关闭过，他们在报达建立过他们的统治。我们拥有强大的力量，怎么能够拒绝我们进入报达呢？当心不要以武力反对军旗。”

    血洗巴格达

    傲慢的哈里发，他漫不经心地听着蒙古使者宣读的旭烈兀的警告信，他选择蔑视这一庄严的警告，拒绝交出阿拔斯朝的世俗领地，这是他的祖先们从波斯的最后一批塞尔柱人手中夺回来的。他作为穆斯林世界的宗教首领，反对成吉思汗后裔的帝国。

    他在给旭烈兀的回信中道：“你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啊，才得志十日就自信已为世界之主。你还不知道从东方到马格里布，从帝王到乞丐，所有信奉安拉者，皆为我的臣仆，我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这是徒劳的恐吓。叙利亚和埃及的阿尤布朝苏丹害怕蒙古人逼近，不敢行动，旭烈兀及其萨满教、佛教和聂思托里安教的将军们对哈里发向他们发出的预言毫不理会。

    蒙古军于1257年11月开始进攻报达、即今伊拉克的巴格达。巴格达一词是波斯语，是由巴格和达德两个词组成，意为真主的礼物。巴格达位于伊朗萨珊王朝古都——泰西封附近，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根据该市的名称，巴格达城是伊朗人建立起来的。阿巴斯王朝的缔造者在伊朗人的帮助下，推翻倭玛叶王朝之后，将伊斯兰世界的都城由大马士革迁移到了巴格达，而在此之前巴格达只是一个村镇。

    拜住的右翼军经毛夕里（摩苏尔）之路逼近，与不花帖木儿和速浑察所率部队会合，在底格里斯河西岸从后方进攻报达，术赤系诸王孛勒合、秃塔儿、忽里率领的军队也划归拜住指挥。旭烈兀的杰出统帅——乃蛮部人怯的不花（他是聂思托里安教徒，是基督教的一支，即唐代传入中国的景教，总部设在波斯）、忽都孙率左翼军，沿卢里斯坦道向报达城进军。最后，旭烈兀的中军从哈马丹出发，经乞里芒沙杭（克尔曼沙赫）和火勒汪（霍尔湾）南下到底格里斯河畔。到1258年1月18日各路蒙军已经重新会集，旭烈兀在报达东郊扎营。哈里发的少数部队在企图阻止蒙军围城时，已于前一天被击溃。

    1258年1月22日，蒙军将军拜住、不花帖木儿和速浑察移军占据底格里斯河西郊阵地，而在河的另一边，旭烈兀和怯的不花逐渐向前缩小包围圈。哈里发企图与蒙古人媾和，派宰相阿勒卡米到蒙古军中，他是一位热情的什叶派教徒，可能在感情上与蒙古人有共通的地方。哈里发还派了聂思托里安教徒马基哈去到蒙古军中。但是，为时已晚。经过猛烈的攻击（2月5日和6日），蒙古军已经占领了东部的所有堡垒，被围攻的市民们除了投降外，别无选择。守城士兵们企图逃跑，但蒙古人俘虏了他们。

    至于哈里发，旭烈兀强迫他交出了他的财宝和说出他所有埋藏宝物的地方，阿拔斯朝五百年的积蓄全部落入蒙古人之手，旭烈兀故弄玄虚的指着一堆黄金问哈里发道：“你认识这是什么吗？”哈里发道：“知道的黄金。”旭烈兀问：“喜欢吗？”哈里发道：“喜欢。”旭烈兀继续问：“你现在饥饿吗？”哈里发道：“很饿。”旭烈兀接着道：“既然喜欢（金子）又很饥饿，为什么不吃金子呢？”哈里发道：“这又不是肉，如何能食？”旭烈兀讽刺道：“既然金子不能吃，为什么不把金子分给军队而自守，为什么不把藏金银珠宝的铁门熔为箭镞？否则，你将进至阿姆河，与我争夺天下了。”哈里发无奈的道：“这都是天意”。此刻哈里发心里的个中滋味，谁能体会？人生命运，几人能知？

    哈里发知道大限已到，他此时后悔不已，如果有来世的话，他会吸取教训不再死守报达，而是躲到提克里特的地窖里，或许可以逃过一劫。

    但是，旭烈兀似乎是尊重他的身份，没有让他流血而死，把他和他的长子和太监共五人缝入一口袋中，在瓦加夫村附近驱马踏死（2月20日），哈里发享年四十六岁，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帝国）经历了五百零三年终于灭亡。

    对东方的基督教徒来说，蒙古人夺取报达似乎是上天的报答。此外，在蒙古军队中也有许多聂思托里安教徒，如乃蛮部人怯的不花（更不用说卡希底亚的亚美尼亚－谷儿只王哈森·布鲁希统率的谷儿只辅助军了），所以，蒙古人在洗劫报达城时坚持赦免城内的基督教徒。

    亚美尼亚编年史家基拉罗斯写道：“攻占报达时，旭烈兀之妻脱古思可敦（她是一位聂思托里安教徒）为聂思托里安教派基督教徒讲话，或者另一种说法，她为基督教徒们的生命求情。旭烈兀赦免了他们，并允许他们保有财产。”事实上，正如瓦尔坦证实的那样，在攻城时，聂思托里安教的大主教马基哈命令把报达的基督教徒们集中在一个教堂内，教堂及教民皆获赦免。旭烈兀甚至还把哈里发的一座宫殿（即副掌印官的官邸）给了大主教马基哈。

    基拉罗斯谈到了报达城陷时，所有的东方基督教徒欢呼胜利的情景：“自该城建立以来，五百一十五年过去了，在整个霸权时期，它像吸血鬼般地吞噬着全世界，现在它归还了它所占有的一切。对它所吸的血和它所干的坏事，它已受到了惩罚，它恶贯满盈。穆斯林们的暴虐持续了六百四十七年。”在聂思托里安教徒，以及叙利亚的雅各派和亚美尼亚派教徒的眼中，可怕的蒙古人似乎是基督教世界的复仇者，被看成救世主，他们来自戈壁深处，从后方攻击了伊斯兰世界，动摇了它的基础。

    横扫中东

    旭烈兀攻占报达和灭掉哈里发之后，立即踏上了哈马丹之路去攻取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像在他之前的蒙古将军绰儿马罕和拜住一样，他的王朝驻地设在该省北部。以阿哲儿拜占境内的桃里寺（又译帖必力思，今伊朗阿塞拜疆省的大不里士）和蔑剌合（今伊朗阿塞拜疆省的马腊格）两城为都，所谓都城，仍是驻扎在城镇附近的游牧宫廷。旭烈兀在乌尔米亚湖地区建起许多房屋，他最喜欢的停留地是，“蔑剌合以北一座小山上的瞭望台，以及阿拉塔黑的一座宫殿和忽伊的一些异教寺庙”。从报达带来的战利品存放在乌尔米亚湖中一个岛上的城堡中。阿兰和木干草原是旭烈兀及其后继者们的冬季驻地，像绰儿马罕和拜住一样，他们在此牧马。夏季，旭烈兀系宗王们又向北去亚拉腊山嘴的阿拉塔黑山中。

    报达的陷落使穆斯林世界陷入恐怖状态。毛夕里的阿塔卑别都鲁丁卢卢（1233年至1259年在位）已年过八旬，他奉命不仅仅把报达大臣们的头颅挂在城墙上，而且还亲自到蔑剌合旭烈兀营地朝觐旭烈兀。接着，法尔斯的阿塔卑阿布·巴克尔派其子赛德，去祝贺旭烈兀攻占报达城；同时抵达当时设在桃里寺城附近的旭烈兀营帐的还有小亚细亚的两位塞尔柱苏丹、互相敌对的凯·卡兀思二世和乞立赤·阿尔斯兰四世两兄弟。凯·卡兀思二世很害怕，因为他的部队在1256年时曾企图抵挡蒙古将军拜住，被拜住在阿克萨赖击溃了。他竭尽阿谀奉承以使旭烈兀息怒，让人把自己的像画在一双靴子底下，将靴子呈献给带有怒气的旭烈兀说：“你的奴仆斗胆期望他的君王将他可敬的脚放在奴仆的头上，以此抬举奴才的头。”！

    为了完成蒙哥委托给他的任务，现在旭烈兀要去征服叙利亚和埃及了。当时，叙利亚被法兰克人和穆斯林的阿尤布王朝瓜分。法兰克人占有沿海地带，该地带又分为两个地区国：北部的安条克公国和特里波利伯国，它们都属于波赫蒙德六世；南部的耶路撒冷王国，早已失去了耶路撒冷城，未能实施有效的统治，实际上，它是由一些男爵领地和法国的小政区所组成的联邦。安条克－特里波利统治者波赫蒙德六世，是其北部邻国亚美尼亚（即西里西亚，在今土耳其共和国东南部。不是今天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也不是波兰的西里西亚）国王海屯一世的亲密盟友，他娶了海屯的女儿为妻。他效法海屯，很快加入了蒙古联盟。与这个基督教的叙利亚对峙的是包括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城在内的叙利亚内地，这一地区属于阿尤布王朝，阿尤布王朝是由伟大的萨拉丁创建的库尔德人的王朝，但现在已经完全具有阿拉伯特征。当时的统治者是纳绥尔·优素福（1236年至1260年在位）苏丹，他胆小无能，于1258年对蒙古人表示臣服，并于该年把其子阿尔·阿吉兹送到旭烈兀处。

    尽管有这些臣服的表示，旭烈兀还是决定从阿尤布朝手中夺取西部美索不达米亚和穆斯林的叙利亚。以对迪牙巴克尔的蔑牙法里勤异密国进行地区性远征而开始战争，该异密国属于名叫卡米勒·穆罕默德的阿尤布朝王公拥有。旭烈兀以一支蒙军分队包围蔑牙法里勤，他得到由谷儿只首领哈森·布鲁希率领的谷儿只和亚美尼亚兵团的支持。在这次围攻中，一个亚美尼亚王公、卡城的塞瓦塔被杀，或者像瓦尔坦的亚美尼亚编年史所说：“他赢得了永远忠实于上帝和伊儿汗的不朽桂冠，他将分享那些为基督流血者的胜利。”应该记住成吉思汗的旗帜与十字架的这种联合：东方的基督教徒们感到，在与蒙古人一起向穆斯林的叙利亚进军中，他们正在参加一种十字军运动。

    当围攻蔑牙法里勤时，在旭烈兀与其忠实的属臣——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的一次会晤期间，蒙古人的作战计划就已经拟定了。“汗要求海屯率领在埃德萨的全部亚美尼亚军参加他的征服，因为他希望到耶路撒冷去，把圣地从穆斯林手中解放出来，归还给基督教徒。海屯听到这一消息很高兴，召集大军，前去与旭烈兀会合”。瓦尔坦告诉我们，“亚美尼亚大主教还来为汗祝福。于是，由旭烈兀指挥的这次远征具有亚美尼亚-蒙古十字军的形式。在某些方面，它甚至具有法兰西-蒙古十字军的外貌”。因为，如前文所述，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在与蒙古人的关系上，所考虑的不只是为他本人，而且还是为他的女婿安条克国王、特里波利伯爵波赫蒙德六世。这一点已经由提尔的圣殿骑士在《奇普洛瓦故事集》中证实：“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为其女婿波赫蒙德的利益，与旭烈兀谈过话，此后，波赫蒙德在旭烈兀的心目中处于最受优待的地位。”

    蒙古大军于1259年9月从阿哲儿拜占出发向叙利亚进军，乃蛮部聂思托里安教徒怯的不花那颜率先头部队出发，由库尔德斯坦南下进入阿勒贾兹拉省，旭烈兀占领努赛宾（尼西比斯），接受了哈兰和埃德萨的投降，屠杀曾经反对过他的塞伊汉城居民。在攻占了比雷吉克之后，旭烈兀渡过幼发拉底河，洗劫了门比杰，围攻阿勒颇。纳绥尔素丹不是在阿勒颇城内组织抵抗，而是继续留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的雅各派大主教、历史学家巴赫布拉攸斯前来会见蒙古人，并向旭烈兀表示效忠。

    1260年1月18日，旭烈兀率领的蒙军与海屯和波赫蒙德六世分别率领的亚美尼亚和法兰克援军，开始围攻由原阿尤布朝王公图兰沙驻守的阿勒颇城。“他们把二十门弩炮推入阵地，1月24日他们进入该城。他们是在一次大胜后占领了除城堡以外的阿勒颇城的，城堡一直坚持到2月25日”。他们按成吉思汗的方式，对该城进行了彻底的、系统的大屠杀，屠杀持续了整整六天，直到1月30日旭烈兀才下令结束。亚美尼亚海屯王放火烧大清真寺，而雅各派教堂自然幸免。旭烈兀把一些战利品分给海屯，并把阿勒颇的穆斯林曾经从亚美尼亚境内夺去的几个地区和城堡归还给他。旭烈兀把自萨拉丁时代以来就被穆斯林占有的、属阿勒颇公国的土地给了波赫蒙德六世。

    整个穆斯林叙利亚一片恐慌，一些穆斯林王公未等蒙古人到来就前来表示归顺。在阿勒颇城前，旭烈兀接见过霍姆斯亲王、阿尤布朝的阿什拉夫·穆萨，他已经被他的人民推翻，现在旭烈兀又使他复位。阿勒颇城陷落致使哈马城不战而降。纳绥尔素丹像在阿勒颇一样，没有努力保卫大马士革，在听到阿勒颇失陷的消息后，他逃往埃及，被守城军遗弃的大马士革提前投降了。1260年3月1日，怯的不花率领蒙古军、在海屯王和波赫蒙德六世的陪同下到达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行政移交给一位蒙古长官，并由三位波斯文官协助。曾坚持抵抗的城堡于4月6日投降，怯的不花按照旭烈兀的命令，亲手砍下城堡长官的头。

    以后的三个星期中，怯的不花完成了对穆斯林叙利亚的征服。蒙古军进入萨马里亚，把纳不鲁斯驻军全部处死，因为他们进行过抵抗。蒙古军长驱直入，直达加沙。纳绥尔素丹在比勒加斯被俘，怯的不花用他去迫降阿杰伦驻军，然后把他送到旭烈兀处。在巴尼亚斯实施统治的阿尤布朝幼支，重新集结在征服者一边。

    对当地的基督教徒来说，无论是叙利亚的一性论异端派，还是希腊教派，蒙古人进入大马士革似乎是对遭受了六百年压迫的基督教徒的正当报答。他们列队上街游行，在行进中唱着赞美诗，拿着十字架，强迫穆斯林在十字架前肃立。他们一直来到倭马亚朝清真寺，“在清真寺内，他们打钟、喝酒”。提尔的圣殿骑士谈到海屯王及其女婿波赫蒙德六世，在帮助蒙古人征服了大马士革后，怯的不花允许他们把一座清真寺改为俗用，或者说把一座穆斯林用来作拜功的原拜占庭教堂归还给基督教徒们使用。穆斯林们向怯的不花抱怨，但是，他却凭他的爱好行事，参观教堂和主教们主持的各种基督教徒的忏悔仪式，没有满足穆斯林的任何要求。

    此时旭烈兀再次分兵，汉将郭侃受命率领一万五千蒙古军团分兵北上，负责肃清富浪一带大量的十字军和突厥小公国的要塞城堡。军团所辖多为汉军及随征的中亚各族步兵，与另一位负责野战准备远征埃及的蒙古军怯的不花分兵，怯的不花所部多为蒙古和突厥裔的骑兵，其中还包括亚美尼亚随征的重装骑兵。郭侃将所部千余唐山和契丹骑兵也都重新编入了怯的不花的骑兵军团。

    与十字军的狭路相逢

    中国的武将与十字军的骑士展开了激战，这并非魔幻故事，而是实际存在于史实之中。在攻打叙利亚之时，旭烈兀便遣汉将郭侃去分兵攻打富浪，所谓的富浪，指的是当时占据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的欧洲基督教徒之骑士团或是小国家群（今塞浦路斯岛）。这时的西方世界正处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

    郭侃字仲和，其祖父郭宝玉是郭子仪的后裔、成吉思汗手下大将（前文曾有过介绍）。郭侃年幼时为丞相史天泽所器重，史天泽把他留在自己家教养。成年后被封百户，智勇兼备。1252年，郭侃随旭烈兀西征，一路上过关斩将，所向披靡，颇受旭烈兀赏识。经过慎重考虑后，1260年，旭烈兀命郭侃带领签军（指被强行抽调的丁壮组成的外族军队）渡海去攻打富浪。

    郭侃兵临富浪，首先采用了和平攻势，向敌军首领兀都算滩劝降。不知道是兀都算滩为投降找到的借口，还是出于对大汉民族的畏惧，郭侃劝降，兀都算滩道：“我昨天所梦到的神人，就是将军啊。”随即归降。

    郭侃兵不血刃就获得了首战胜利，于是又想如法炮制，诱降石罗子的主帅换斯干阿答毕算滩，但是他的如意算盘这次落了空，换斯干阿答毕算滩在石罗子已经集结了重兵和五十头战象，正准备与郭侃决一死战！

    郭侃得知石罗子早有防备，想必要有一场硬仗要打。于是在当地收集了五百头牤牛，准备以牤牛阵大破十字军。

    当太阳又一次在东方升起，它却被浓密的乌云所掩盖，两只着装奇异的军队出现在石罗子城前，双方势均力敌，一场神秘而又充满悬念的战斗开始了！

    随着换斯干阿答毕算滩一声令下，五十头战象整齐地向蒙古签军的阵地直扑而来，而几乎与此同时，蒙古签军的前排骑兵左右一闪，五百头牤牛从签军阵中呼啸而出。这对双方而言都是前所未见的阵势，象牛之战恐怕不只是两军阵前，即使是在动物世界中，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闻所未闻！

    很快战象群和牤牛阵遭遇了，当牤牛看到这些长鼻巨牙的非洲大象时，心里有些恐惧，企图从大象的两边绕过，但都被驱赶它们的骑兵用皮鞭劈头盖脸地挡了回来。惊恐的公牛卷着尘土向象群疯狂扑去，遭到冲击的非洲巨象愤怒地发出咆哮！它们扬起巨鼻砸向了牤牛，被激怒的牤牛则拼命地顶向象群，一时间战场上飞沙走石，象仰牛翻。

    双方的士兵都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他们发出了阵阵的惊叹之声。经过一场恶斗，五十头战象和五百头牤牛瞪大着惊恐的双眼，大部分倒在战场上的血泊之中，其他少数未受伤的牤牛则不顾一切地夺路而逃了。

    嘈杂的战场又暂时恢复了平静，但更加残酷的战斗又要开始了，惊魂未定的签军，透过战场上久久不散的烟尘，看到了对面十字军那神秘而古怪骇人的重骑兵战阵！

    郭侃麾下有一个唐山兵李富贵，一面扫视着敌人那奇异的装束，一面悄悄地问旁边的燕州兵姜戎道：“敌军这些兵长得也忒吓人了，你说这可咋办呢？”身后的河南兵李铁柱也突然插嘴道：“咱们连敌人从啥地方来都不知道，这可咋弄？”燕州兵姜戎道：“还是打吧，我们不砍丫的，蒙古主子不管饭。”

    随着一阵鼓响，签军在郭侃身先士卒的带领下，呐喊着冲向敌阵，而十字军身披厚重铠甲的重骑兵也迎面扑来。两支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军队，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绞杀在一起，这些士兵来自几十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和信仰，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莫名其妙的时间与这些莫名其妙的敌人，打一场莫名其妙的仗。

    只见战场上人分黄、白、棕（签军中有少量的印度人和日本人），马分红、黄、黑、白、青，五颜六色煞是好看，闪烁着寒光的奇形怪状的各式武器更是耀眼夺目。只听得：上帝保佑、万能的主啊、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腾格里哦啊撒吗、唵嘛呢叭咪哞、鸟人休走、看你丫还来劲、八格牙路等各种语言的呐喊声、咒骂声、祈祷声嘈杂在一起，与各种兵器的碰撞声和惨叫声混成了一片。

    虽然十字军重骑兵的正面冲击力很强，但是郭侃避其锋芒而掠其两翼。两翼是重骑兵战阵的软肋，十字军由于阵形被签军迅速冲垮，加之重骑兵每人都身披笨重的盔甲，不适合单兵作战，所以很快被身经百战的签军杀得人仰马翻，剩下的残兵败将则被分割包围。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李富贵和一名十字军战士在厮杀中双双滚落马下，十字军战士使出了罗马古典式摔跤，李富贵则以从中原民间学来的猴拳迎战。姜戎也正以“岳家枪”与一名希腊角斗士杀得难解难分，而一旁一位法国游侠则正在迎战一个日本忍者。

    换斯干阿答毕算滩见大势已去，只得下令投降。他被签军五花大绑押到郭侃马前，换斯干阿答毕算滩对郭侃道：“我们十字军东征是由于信仰，你们战争则是为了财富，我们两国相隔万里，将军何故发起争端？”换斯干阿答毕算滩话音未落，李富贵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左右开弓就给换斯干阿答毕算滩两记耳光，口中骂道：“不许呜哩哇啦的说鸟语，赶快给我整出几句唐山话。”

    郭侃一鼓作气拿下了石罗子，又乘胜率军进攻宾铁，守卫宾铁的加叶算滩准备凭城死守，他向士兵们道：“上帝不会抛弃我们，宾铁将成为蒙古军的坟场！”

    可怕的瘟疫

    神奇的汉族战将郭侃，仿佛在宾铁城前失去了魔力。坚固的城防和守军的顽强抵抗，使驰骋纵横的蒙古大军一时也难以攻克，围困整整持续了一个月。这时传说中的恐怖瘟疫开始在蒙古军队里爆发，士兵们纷纷倒下，蒙古军阵营里再也听不到那种剽悍狂野的喊杀声。面对部下空前的疲软状态，郭侃被迫决定终止进攻。

    宾铁的守军并不知道蒙古军营中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很奇怪，为什么一向攻势凌厉的蒙古人会忽然变得沉静起来，有好些天都不见进攻了呢？难道说蒙古人久攻不下已经放弃了？还是说他们在积蓄新的能量，准备发起更强势的进攻？在纷纷的猜测中，已经筋疲力尽的宾铁守军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日子。

    然而，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宾铁的守军吃惊地发现，蒙古人又在城下摆开了攻城的阵势。而且这一次，他们似乎改变了战术，不再使用云梯，也不再无谓地让成千上万的士兵蚁附城墙强攻，而是在城墙外架起了一排排三人多高的巨大的木质抛石机。他们要向城里发射炮弹！宾铁守军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不知道即将降临到头顶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随着郭侃一声令下，无数致命的新式投射弹向宾铁城飞来。刹那间，宾铁守军一个个全都惊呆了。上帝啊，那些炮弹……全都是人！

    宾铁守军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一具具被瘟疫感染、正在腐烂的士兵尸体就已被猛然抛入空中，飞进宾铁城内，宾铁城就这样堆满了死尸。这些腐烂的死尸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化武器，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细菌战！

    不久，这些对宾铁守军来说不知如何处理的腐尸就开始污染空气，毒化水源。人们终于明白了蒙古军的用意，因为宾铁城里也开始爆发那种令人恐怖的瘟疫——黑死病。患这种病的人开始时出现寒战、头痛等症状，继而发热、谵妄、昏迷，皮肤出血，身长恶疮，呼吸衰竭。快则两三天，慢则四五天，就纷纷死亡，死后皮肤常呈黑紫色，这种可怕的疾病因而得名“黑死病”。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就是鼠疫，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不到几天，城墙内的宾铁人便纷纷丧命，城里街道边上到处是身上长满恶疮、黑斑的死尸，宾铁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侥幸活下来的人一个个蒙着黑纱，惶惶然地逃向城外。加叶算滩不得以开城向郭侃投降。

    而宾铁城中幸存的意大利商人则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们上了帆船，准备返回意大利老家。然而，这些人哪里知道，与他们随行的还有传播黑死病的罪魁祸首——老鼠和跳蚤。被跳蚤传染的老鼠爬上泊船缆绳，藏进货舱，随着帆船驶向地中海。

    意大利商人的船队还在海上的时候，宾铁城被黑死病笼罩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欧洲一下子变得人心惶惶。船队长途跋涉回到意大利，但没有人同意他们靠岸，因为船行驶在海面上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感染了致命的病菌，水手们正纷纷死去。这批商人最终抵达了西西里的墨西拿港。惊恐不安的港口负责人对船只进行了隔离，可惜为时已晚。就在第一根泊船缆绳连接到岸上时，老鼠已经率先登陆，简短的停靠已足以使黑死病登陆欧洲。

    从宾铁城里逃出来的，当然不只意大利商人这一批船，他们停靠的港口也不止一个两个。因此，逃亡者很快把黑死病带到了整个欧洲，不仅欧洲大陆，连英伦三岛和北非国家也都无一幸免，欧洲历史上开始了最骇人听闻的恐怖灾难。当时的欧洲人口过剩，灾难不断，战争、农业歉收、饥荒和其他流行病的爆发已使孱弱的欧洲举步维艰，新的瘟疫恰逢此时登门造访。在短短的两年内，黑死病就把欧洲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送入地狱，两千多万人消失。

    众所周知，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是与教会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而黑死病带来的大毁灭成了历史的转折点。这次大毁灭使欧洲人口骤降，变得满目疮痍、面目全非。许多幸存下来的人因此质疑旧制度，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动摇。因此有人说，正是黑死病的流行，客观上摧毁了旧有社会体系，使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的黎明。也许这是事实，不过，即便这场恐怖灾难过了一百多年，劫后余生者背负的深重的苦难，还仍然难以走出灾难的阴霾，其代价之惨痛令人不胜欷歔。甚至在今天，你依然能从幼儿园孩子们所唱的歌谣中，感受到那股迷漫的恐怖气息：“一圈圈玫瑰花开，花束装满口袋。阿嚏，阿嚏，我们全都死去……”

    接着郭侃又一鼓作气破兀林游兵四万，阿必丁算滩大惊，前来归降，向西南走到乞里弯，忽都马丁算滩来归降。郭侃一共攻陷了一百二十座左右的富浪城池，在地中海岸策马，然后北上侵入了小亚细亚半岛。这些征服似乎永无休止，直到一件意外事件的发生才结束，原来是蒙哥大汗于1259年8月11日在攻打南宋时，命丧钓鱼城！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