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南宋方面。宋蒙战争开始七年之后，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从1242年到1252年的十一年间，由于汗位的争夺，蒙古处于相对的混乱期中，除了延续一些前期的战略决策和进攻之外，未能对南宋发动大规模的入侵。
在这段时间里，得到喘息之机的南宋立即发布了《抗蒙古檄文》：
彼蒙古者，率兽食人，茹毛饮血，无伦无礼，蛮夷之部落尔。一朝得势，逞爪牙之尖锐，纵战祸于他邦，灭大食，屠党项，绝金后嗣，中原旧地，幸免于屠刀之下者，十无一二。狼子野心犹不知足，背盟负誓，纵兵南下，侵我汉疆；攻川陕，无城不屠，尸塞水道，血染河殇，骨露荒野，堆砌成行。掠襄阳，焚烧俞月；长街空荡，失之熙熙，万人空巷，不见攘攘。若此者数，攻掠之处，已无整土，屠灭之地，再无完族。自盘古开天地以降，中华之劫难，无过于此者。蒙古所欲图者，天下也，非国家也，蒙古所欲杀者，万民也，非一姓也。此诚王侯将相、士农工商同仇敌忾，誓死以抗，求存全种之秋也。
夷狄旧邦，射雕牧马，鹰飞草长；禽兽类人，丛林为则，强者恒昌。不耕不读，无渔无商。弃诗书之教化，赖骑射之精良。与我华夏，言不通，性不入，无同书之文字，少有路于桥梁。只知蛮夷，何云友邦？斯酋长者，学儒借法，宏手足之论，惠腹心为实。然彼之道，尊夷攘汉，愚黔欺士，舍义求生，非孔孟之所谓道也；彼之法，扶强除弱，劫贫济富，分族论等，非韩商之所谓法也。斯儒，以乱我中华之正统；斯法，为败我华夏之纲常。斯论之出，乃酋惧我正气之浩然，计穷而为之，然道行逆施，何以服众？尚图扰我耳目，惑我灵台，岂不谬哉。
青天有上，其道大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苻坚狂妄，败于淝水；颉利猖獗，献舞厅堂。故知胜负之道，不在众寡，存亡有数，无分弱强。蒙古灭金屠夏，拓地万里，挡者披靡，可谓强矣。然不施仁义，终遭天弃。故远有蒙哥之诛，近有扬州之败，恃强而不能夺我寸土。况今天下一心，气愤风云，四海旗聚，誓清妖孽。东起扬州，西连巴蜀，兵甲成群，行伍相接，鼓声动而南风起，剑气冲而北斗平。万众悲歌，气吞山河。以此敌虏，何愁不催。诸君但尽人事于日下，必垂青史以永芳。圣人之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者，尽在今朝。共之，勉之，励之！
除了《抗蒙古檄文》写得冠冕堂皇，这段时期的仗，打得也是有声有色。南宋朝廷采取了加强防御、局部反攻的战略，除了少数几次大战外，主要的精力都用于巩固防线。南宋主要的损失是1246年，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汉东郡开国公孟珙病死，孟珙卒年年五十二岁，南宋朝廷追赠他为太师、吉国公。
从1240年起，蒙古改变原先的战术，集中主力沿淮河逐一攻拔宋军城池，首当其冲的就是淮河北岸的军事重镇寿春。寿春与安丰刚好隔淮河对望，互为犄角，其关系有点类似于后来的襄阳与樊城。
1240年，蒙古派张柔等进攻南宋，南宋寿春守将李敏献城投降，由于蒙古并没有守城计划，于是迁移居民、拆除寿春城。
1241年，张柔渡淮进攻安丰，安丰告急，后来靠了余玠的紧急救援，蒙军才解围而去。
1242年，张柔再次率蒙军渡淮而下攻掠扬州等地。
蒙军的多次南下，使南宋朝廷明白，淮河中游防线过于薄弱，而其中又以安丰附近最容易受到攻击和被突破，而要加强安丰的防御，就一定要控制寿春作为安丰的屏蔽。于是，南宋朝廷下令两淮派兵收复寿春，李曾伯担任两淮制置使负责这次行动。
李曾伯到任后，派曾经驻守过寿春的都统王安，抽调扬州、庐州、镇江等江淮部队两万人于1243年底重建寿春城。
1244年春，蒙古获知宋军在寿春筑城，元帅察罕亲自率兵来围攻寿春，由水路经颍河而下。寿春宋军派水军到颍河口迎战，蒙军以骑兵护卫弩炮从两岸夹击宋军，水陆协同使宋军水军三面受敌，从而击败了宋军的拦阻，进围寿春。
南宋朝廷得知蒙军进围寿春后，紧急调动吕文德等率军分路支援寿春。而此时，蒙军包围寿春后在淮河上建了一道浮桥，以隔绝宋军水军救援寿春，同时在浮桥两边的岸上构筑多层土坝，驻扎军队以防止宋军攻击浮桥，为了进一步封锁淮河，在两岸的土坝上，还安放了许多弩炮。
吕文德等部到达寿春近郊之后，便与蒙军围绕浮桥的控制权展开多次的激战，根据李曾伯上奏朝廷的报告说，双方尽力抢夺，寸土必争，每一寸的得失都要经过一番激战。可是宋军虽然多次攻到浮桥之上，却因蒙军的极力反扑而无法完全控制浮桥，因而宋军水军仍然被浮桥拦阻无法进入寿春，而蒙军对寿春的攻击也没有停止过，寿春城里的军用物资和粮食都日见减少。
宋蒙两军于寿春相持七十多天后，吕文德部终于打破僵局，他的一个部将夏贵（此人后来也成为南宋大将）命令水军每人一前一后背负两个大背囊，里面装了砖石泥土，在又一次攻近浮桥时，将背囊都扔到桥上去，终于把架起浮桥的浮舟逐一压沉，宋军终于突破了蒙军的封锁，进入寿春城。第二天，宋军的内外夹击迫使蒙军不得不撤退。
寿春之捷，是南宋一个典型的利用水军由水路救援和蒙军利用陆军架浮桥试图封锁水军的典型战例，此战之后，宋军终于完善了寿春城防，寿春成了两淮战场上第一线的坚固堡垒。
当然，蒙军并不甘心在寿春的失败，试图再夺寿春，于是在这几年里，围绕寿春近郊以及南岸的安丰一带淮河两岸，宋蒙两军多次爆发激战。其中较有名的有，1245年察罕与张柔率兵来攻，1245年吕文德率水军于寿春近郊击败蒙军，1245年寿春守将刘雄飞守城击退蒙军，1246年吕文德、夏贵等率水军于安丰近郊击败蒙军，1246年蒙古万户史权率部来攻，1247年张柔率部来攻。到1248年，吕文德击败蒙军进攻的大小战役有数十次。
在蒙宋两军争夺寿春的同时，四川战场是余玠经营巴蜀的时期。说到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孟珙的藩篱三层与宋朝时的骑兵大发展。
大家都知道，这之前的骑兵，包括匈奴骑兵也好突厥骑兵也罢，甚至整个欧洲骑兵，都是采用骑兵正面决战模式。通常这样的战斗，都是骑兵对骑兵的交战，场面是很好看，拍成大片很吸引人，但这种硬碰硬的战斗，无论是敌人还是自己都会造成很高的损失，除非双方将领水平相差太远，那某一方才可能损失得比较少一些。
到了契丹族建立辽国的时候，骑兵有了一个重大的发展。骑兵不再仅仅利用速度来偷袭，冲击步兵阵，而更多的是采取迂回、夹击、诱敌等战术，这是契丹骑兵能够横行一时的原因，跟拿破仑时代的骑兵差不多。但是这些仍然是骑兵战术，只是战术迂回、战术诱敌等等，对于整个战斗来说，仍然属于正面作战，仍然会造成极大的伤亡。拿破仑时代，骑兵通常是最精锐的力量，也是伤亡最重的军种。
到女真建立了金国，女真骑兵比起以前的骑兵又有了一个很大不同。女真骑兵更注重于战略，他们的迂回是战略迂回而非战场上袭击敌阵背后的战术迂回，他们的诱敌是战略诱敌，他们的突破是战略突破。因此北宋与女真打仗的时候吃足了苦头。女真骑兵从燕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南下，北方的太原府等地还有大批宋军在守边境呢，女真骑兵已经直接突破黄河直捣汴京，后来追击赵构时也是从黄河流域出兵，过长江直杀到浙江海上，一次重点突破可以深入半个中国。虽然说是因为当时的黄河、长江的江防不够，但是其战略大纵深理论是前无古人的，匈奴人和突厥人就算突破长城，也不会深入几百里以上，更不用说几千里了。
这种先重点突破，然后骑兵快速跟进，向敌后迂回包围进行大纵深作战的战略，熟悉军事的读者看起来可能很有些眼熟，如果把骑兵两字换成装甲，那就是在朱可夫首倡下，二战中苏联标准的战略大纵深理论。苏军的战略纵深一般为两百到四百公里，已经远高于德军的闪电战理论的纵深了，可是跟女真骑兵比起来，那还相差甚远，当然这也是因为当时北宋没有战略纵深理论。
女真骑兵之所以未能达到骑兵发展的顶峰，那就是因为过度重视于战略，而使战术发展落后。也就是说，金兵可以突破宋军防御，可以包围宋军，但是他们没法击败宋军，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击败宋军，他们没有相应的战术理论。这就使得女真的骑兵重回骑兵老路，发展出什么铁浮图、拐子马这类重骑兵，而且在面对宋军的步兵方阵时几乎无效。金兵初期在与南宋的诸大将做决战时，他们可以包围分割宋军，却在众多的决战中失败，他们无法吃下被他们包围和孤立了的宋军。因为即使包围了宋军，他们仍然是钢流与钢流的对碰的那种作战模式，所以即使胜利，自身的损失也非常大。
骑兵的最高峰出现在蒙古初期，特别是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这三代。三峰山之战还有蒙古西征欧洲之战，正是这一特征的典范。蒙古骑兵也采用战略纵深作战，包围敌军部队，但是蒙古骑兵包围敌军的目的，不是为了与敌军决战，而是诱使敌军作出错误反应，而后利用敌军的错误来达成自己的胜利，这就是蒙古骑兵与别人作战时经常假装撤退诱引敌人到不利地域，围敌时经常故意放个缺口让敌人逃跑从而在后面追杀等等战术。
正是由于这些成功的战术，蒙古骑兵在战略与战术上都达到了骑兵的巅峰。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这三代许多蒙古将领，都不在战场上与敌人做意气之争，不着眼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可惜巅峰之后无以为继，后来的蒙古将领却学不到这套骑兵作战的精髓了。
总之，蒙古军队的优势，使得蒙古军队制造了许多冷兵器时代伤亡最悬殊的战役。那么要如何来对抗蒙古的这套战法呢？
首先便是孟珙的藩篱三层，因为对于任何战略纵深突破来说，只有一层的防御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层层设防（当然要有主次之分），互为屏障，才能确保即使某个地点被突破也不致造成全线的失败。
但是只有藩篱三层还不够，因为这是纯防御的，而且也容易被敌人诱引离开有利阵地，在运动中被消灭，这可也是蒙古军的拿手好戏。那么除了严令守备部队坚守不出之外，还得考虑如何去利用防御来进攻。所以余玠自从1243年出任四川制置使，八年之间先沿长江，后逆长江各支流北上，建筑了二十个成体系的山城。
这二十个山城体系是：（括号里的地名只是今天属于哪里，而不是说就是那里）一、重庆城（今重庆），二、嘉定城及附近（今乐山），三、钓鱼城（今合川），四、大获城（今苍溪），五、白帝城（今奉节），六、苦竹隘（今剑阁），七、赤牛城（今梁平），八、神臂城（今泸州），九、大良城小良城（今广安），十、运山城（今蓬安），十一、云顶城（今金堂），十二、瞿塘城（今奉节），十三、多功城（今江北），十四、紫云城（今犍为），十五、天生城（今万县），十六、小宁城（今巴中），十七、青居城（今南充），十八、得汉城（今通江），十九、平梁城（今巴中），二十、铁峰城（今内江）。
这套防御系统的特点是，以长江为根基，沿岷江、沱江、嘉陵江、渠江四条南北走向支流成叉状向北推进，同时各点之间又利用水网构成网状防御，重点突出，防御坚固，又有强大的水军可以依赖，扬长避短。在这套防御系统的作用下，仅用当时残存的不足五万兵力，四川守军就能对蒙古大军起到有效的防御。当然这也得益于余玠出色的指挥。
山城体系初步建成后，迎接的第一次战火考验，就是1246年蒙军的四路攻蜀。蒙军的四路进攻在宋军的防御体系面前损兵折将，其中蒙军汪德臣部队在运山城下大败而归。汪德臣是汪世显的儿子，继承了汪世显的兵力和官位，也算是蒙军的重要将领和知名将领，在进攻运山城时被宋军依托山城而击败，汪德臣的坐骑给宋军炮石击毙，弟弟汪直臣也被击杀。
余玠治蜀
四川局面的扭转，加上蒙古政局的动荡，为宋军在四川的局部反攻创造了条件。从1246年起，余玠便开始着手反攻，宋理宗淳佑三年，余玠以兵部侍郎衔出任“四川制置使”。据史书上记载，“余玠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由于他所作词文雄壮慷慨，为淮东制置使赵葵所赏识提拔，数年间升为赵葵的副手。宋理宗召见余玠，这位文武全才奏对得体，理宗皇帝表示：“卿举首投足、言谈话语，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立即任命他为四川宣谕使，后加制置使，并知重庆府。余玠受命于四川危亡之际，表示“在十年之内，收复整个四川失地，还之朝廷”。
余玠入蜀之后大力改革弊政，遴选郡守县宰，在自己的帅府旁修筑招贤馆，内部陈设完全等同主帅的住所，并下令：“集众思广忠益，是诸葛孔明用来治理蜀地的办法。有策谋想告诉我的人，在近处就径直来公府，在远处可自行到所在的郡府（去谈），官府要以礼相迎。朝廷（也会）不吝惜以高爵重赏酬报。豪杰之士随时世而动建立功业，现在正是时机。”士人来到后，余玠不厌其烦接待。来者都得到余玠的真诚欢迎，所献策谋可采纳的，余玠按献策人的才能予以任用，如果不能采用，也赠厚礼对其表示感谢。
播州冉琎、冉璞兄弟俩，有文才武略，隐居在少数民族区域，前后经几任将帅征召，坚决不肯就职。他们听说余玠贤明，相互商量后前往帅府。余玠素闻冉氏兄弟之名，看到名帖后立即会见他们，施以平等的礼节，给予在宾馆休憩的待遇。冉氏兄弟以平常的心态接受。过了数月，也没有谈什么建议。余玠准备向他们问候请教，于是为他们设宴，余玠亲自主持宴会。酒喝到畅快的时候，在座的来客纷纷争着讲自己策谋的高明，而冉氏兄弟只是饮酒用餐而已。余玠以含蓄的话语引导他们，最终他们还是默默无言。余玠心里说：“他们不过是在看我，将怎样礼待有识之士罢了。”第二天，余玠让二人换住另一处宾馆，并天天派人在暗中观察他们的作为。派去的人发现冉氏兄弟终日不讲话，只是面对面蹲着，用白垩土在地上画些山川城池的图形，起身后就涂抹掉。这样，又过了十日，二人请求和余玠会面。见面后屏退了其他人，两人才说：“我们兄弟愧对明公的礼遇，所思谋的建议对您只有微小的帮助，所以不敢同众人所言相比。作为今日固守西蜀之计，恐怕是在于迁移合州城（涪江、嘉陵江合流处，今重庆合川）防务吧？”余玠听罢站起身来，拉住二人的手说：“这正合我的心意，只是我没有想到合适的地方。”冉氏兄弟说：“蜀中关隘，地势优越的莫过于钓鱼山，将合州城迁移至此，如用人得当，积贮粮食守住钓鱼山，那就远胜过十万军队，巴蜀便不难防守了。”余玠大喜道：“我始终相信先生非浅薄之士，先生的策谋，我不敢掠为己有。”于是不再与众人商议，秘密将这个计划向朝廷报告，并请求不要拘泥资历授予他们兄弟官职。朝廷诏封冉琎为承事郎，冉璞为承务郎，迁城之事，全委任他们督办。
最终建成了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共十余座城池，都依山势构筑营垒，星罗棋布，作为各州郡治所，屯兵聚粮，制定坚守的方案。又转移金州（今陕西安康）的军队到大获，以守护蜀中关隘；转移沔州（今陕西略阳）的军队到青居城；兴州（今陕西略阳）的军队暂驻合州旧城，后移守钓鱼城，共同防备内水一带的敌扰；转移利州（今四川广元）军队到云顶城，以防备外水一带的敌扰。在这种布防下，各城兵力的气势贯通。余玠又指令嘉定知府在成都辟地屯垦，蜀中因此殷实富足。
经过数年的谋划和准备以及派出小股宋军的侦察和试探，余玠终于在1250年率四川宋军反攻蒙军，进攻四川的大基地兴元（今陕西汉中）。
蒙军自从1236年开始，便以兴元作为进攻四川的大本营，当初这个提议是女真人夹谷龙古带提出的，因此窝阔台任命夹谷龙古带为兴元安抚使，后来贵由汗又任命他为知兴元行省。夹谷龙古带经营兴元十余年，把兴元建设得城高墙坚，堡垒相连，屯放了蒙军的大批物资，蒙军对四川的多次入侵就是以兴元作为后方基地的。
兴元就是三国时代的汉中，周围关隘很多，而且北有秦岭。收复兴元的话，南宋就可以前出到秦岭一带，离西安也很近了，就算不出兵图关中平原，以秦岭作为防线，也可以重现历史上的多次南北对抗的格局，那四川就易守难攻了，否则四川便只有受攻击的份。余玠的愿望就是收复整个巴蜀以还朝廷，因此进攻兴元是必然的，而且是战略重点。
经过谋划，在进攻兴元之前，余玠先派出几支宋军向川北另一侧的陇蜀边界发动进攻，以吸引蒙军注意力往西转移。之后，余玠亲率宋军主力，号称十万北伐，从金牛道北上秦蜀边界，击败蒙古利路元帅王进，接着又于罗村、西县（今陕西勉县）等地三次击败蒙军，到第二年（1251年4月），包围了兴元。同时，派出军队烧毁栈道，阻止北方蒙军南下救援兴元，然后便展开对兴元的总攻。
夹谷龙古带在兴元城里的蒙军并不多，只能闭门坚守，不敢出战。但是由于兴元的防御坚固，加上这部分蒙军本来就是专门组建来防御兴元的，因此急切间宋军也攻打不下。
北方的蒙军紧急南援，蒙古都元帅秃雪率兵到达大散关，因栈道被毁而无法南下，正在着急时却意外抓到三名从兴元地区逃跑的蒙军。秃雪赦免他们的死罪，命令他们带路，从小路绕过栈道，实现了军事史上的又一次“暗度陈仓”。
秃雪部蒙军取道陈仓，经褒谷南下，突然抵达兴元城下，增强了蒙军在兴元的防御。与此同时，蒙军汉将郑鼎率兵抢修栈道，不久也修建完毕，使得北方的蒙军源源不断地南下，扭转了兴元地区宋蒙的军力对比。
面对这种情况，余玠乘虚夺取兴元的计划已经不能实现，宋军久攻兴元不下，师老兵疲，一旦给蒙军内外夹击必然全军溃败，所以余玠当机立断率部丢弃重型军械撤退，反攻兴元到此失败。第二年，即1252年，在蒙哥汗登上大汗之位后，蒙军一来是为了报复，二来是为了打击宋军，对四川再次发动大规模入侵，蒙军从金牛道入蜀，经成都附近直扑嘉定（今乐山）。
嘉定是南宋四川镇西之根本，加上这次是从1246年蒙军四路侵蜀以来最大规模的入侵，余玠紧急向南宋朝廷求援，请求调吕文德部两万人入川。在吕文德未入川的时候，余玠便已抽调四川的精兵赶往嘉定救援。
嘉定，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四川二十山城体系中的一个，是宋军四川防御的一个基本点，蒙军的多次进攻都未能攻下嘉定。余玠率援军到达嘉定城外之后，分配各路宋军轮流作战，白天由嘉定守军去消耗蒙军的攻势，到了晚上，南宋援军便多路出击袭扰蒙军，嘉定守军大量使用劲弩恃险固守，使得蒙军损失极多，最后不得不退兵。
而在蒙军退兵的过程中，北方各山城趁机出来袭击蒙军，碰见蒙军大军则禁闭山城固守，碰见小股蒙军则趁机夜袭消灭蒙军。蒙军此次孤军深入进攻嘉定，撤退时处处受制约，损失更多，吕文德部援军尚未入川，蒙军便仓皇撤离四川，余玠的山城防御体系再次经受住了考验。而蒙古也认识到，不逐一拔除四川北部的山城，是无法安心南下的。
可惜，此后不久，余玠因官场倾轧遭诬陷，被解除一切职务，之后郁郁而终，直到死后数年才得以平反，那时的四川局势已经大大恶化了。
与长江上下游的激战不同，这几年里的荆襄战场都没有什么仗打，孟珙1246年死后，贾似道接任京湖制置使做了三年，之后李曾伯任京湖制置使做了两年，李曾伯大大增加了襄樊地区的守备力量，使襄樊成为长江中游最坚固的军事基地。
绕道大理
蒙哥的第一步国家战略，便是巩固蒙古前线，防止南宋反攻，同时靠这些巩固了的军事基地，作为入侵南宋的后方基地。同时，蒙哥检讨了蒙古从窝阔台时期以来，对宋作战的战略得失，改正了初期那种处处进攻、兵力分散、缺乏配合、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将进攻的重点放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
为此，蒙哥封亲弟弟忽必烈领治汉地（原金国领地），命令忽必烈把驻地南移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同时在原金国土地上实行行省制度。同时在靠近南宋边境的地区大量兴建军事基地和进行屯田，在四川战场有沔州基地、益昌基地等，特别是益昌基地，是蒙军在四川的第一个立足地。蒙军为了建设它、宋军为了摧毁它，双方前后打了四年争夺战，最终宋军失败，嘉陵江上游、白水江一带全部成为蒙军南下的基地和粮仓。
四川战场的基地建设，蒙军主要是靠汪德臣的谋划和坚持；而荆襄地区，就是靠谋士姚枢的谋划了。在姚枢的谋划下，蒙军设置河南经略司于汴京，专门负责河南地区的屯田，同时驻军唐州邓州建设前进基地，又修复了枣阳、光化、均州等地以之作为军事基地，与南宋的襄樊相对峙。
在两淮地区，由张柔主持修建了沟通汴京到两淮的河道，以方便军粮的运输，同时又在淮北以北沿线大量屯田，做好进攻的准备。这样，蒙哥经过几年建设之后，宋元交界的边境地带就成了一道军事基地和后勤基地的长线，从四川北部直到淮河下游。
这第一步战略实现之后，蒙哥便着手实施蒙古的第二步战略，效法成吉思汗“假道南宋、包抄开封灭金”的战略，决定远征大理，通过千里大迂回“绕道吐蕃（今川、青、藏交界地区）”，对南宋实行战略包围。蒙哥汗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忽必烈执行。
公元937年（后晋天福二年），白族首领段思平推翻大义宁国（由唐时的南诏国而来），建立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国，这就是戏剧小说中经常提到的第一代“段王爷”。其都城在今云南大理，辖今云南全境、四川西南部及贵州、越南、缅甸各一部。到忽必烈南征时，大理国已经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了。但是到了宋代，大理国势衰微，末代大理国王段兴智，为人善良但懦弱无能，以至大权旁落，由丞相高祥代摄国政，内部矛盾日益激化，趋于分裂。因为一时间将四川地区三十万蒙军抽调了二十万南下，使得四川战场上的蒙军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击，并且南征蒙军因为水土、天气、密林、疾病、战争等因素前后死亡七八万之多。但从长远来看，征服大理对整个宋蒙战场的影响，是有利于蒙军的。
早在1248年，蒙古大将秃懑便率军绕出四川宋境，试图从羌人部落中寻路南下攻击大理。为了打通南攻大理的道路，秃懑进攻位于今泸定县以北的岩州，兵锋直抵二郎山东侧的雅安。这位秃懑乃是蒙哥大汗麾下的一员虎将，生性骁勇，攻城拔地，无坚不摧。此役，见过大世面的秃懑将军觉得志在必得，却不想自己会在阴沟里翻船。
面对连战连胜的秃懑，南宋朝廷临事抱佛脚，临时调集了一支三千人的地方部队，由杨文率领这支部队从碉门出发，前往二郎山脉一线抵挡蒙军东进。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役。蒙军兵强马壮，士气如虹，兵力亦有数万之众；而宋军临时调集，连遭败绩，以区区三千弱旅抗拒数万常胜之师，战斗的结局似乎猜都猜得到。
可是，历史偏偏和常理开了个玩笑。在那个冬天，这支弱旅和蒙古大军会战于二郎山侧的马鞍山。正所谓“四边伐鼓雪海涌”，在银装素裹的大山之上，战鼓如雷，声震九霄，蒙古的马头弯刀划出锋利的弧线，在雕刻了貔貅图腾的宋军铜盾上碰撞出四散的火花。宋兵没有傻乎乎地去和强敌单挑，而是凭据有利地形，杀伤蒙军。狭窄的山道上，陡峭的悬崖边，都变成了他们克敌制胜的天然工事。一连三场大战，南宋三千儿郎越战越勇，将蒙古军一路向西赶，直逼至大渡河边。秃懑将军再也笑不出来，只得做了俘虏。
此一役，乃是蒙古大军进攻四川后的第一场大败。秃懑部全军覆没，迫使蒙哥大汗南平大理进而包围南宋的战略计划，不得不推迟了数年之久。
当然，忽必烈这次远征大理是蒙军主力的南下，而且绕道更远，非秃懑将军所能比肩的。1253年夏，忽必烈在大将兀良合台和诸王五十余人，还有汉族谋臣子聪、姚枢、郝经等人的协助下，驻军六盘山，准备越过四川和吐蕃地区，南下征服大理。为了顺利通过吐蕃地区，忽必烈派人到凉州召请八思巴到六盘山军营会见，他要求八思巴以吐蕃代表的身份到吐蕃地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八思巴强调吐蕃地区百姓生活贫困，拒绝执行，双方不欢而散。察必王妃亲自出面斡旋，八思巴同意收纳王妃等人为俗家弟子，并同意留在六盘山继续说法论道。于是察必王妃选择了二十四个能诚心信佛、遵守教规的人接受了喜金刚法戒，皈依了佛门，并说服忽必烈接受了八思巴为其夫妇举行的密宗喜金刚灌顶仪式，尊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同意协助忽必烈通过吐蕃地区。他一边派人作向导，一边写信给吐蕃各地的领主大德，希望他们为忽必烈南征大理作贡献。这是吐蕃归附蒙古汗国之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为吐蕃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起到了重大作用，也是元朝奉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开端。
忽必烈于1253年8月，在八思巴的帮助下，从甘肃顺利进入吐蕃境内，然后南下直趋大理。大军行至一个叫曲先脑儿的地方，忽必烈夜宴群臣，席间闲话，姚枢给他讲起北宋儒将曹彬的故事：北宋初，宋太祖派遣曹彬平定南唐。行军途中，曹彬佯装生病，部下众将纷纷前来探望。曹彬告诉他们，自己是忧虑过度致病，只有他们保证攻下金陵（今南京）后，不抢劫、不屠杀百姓，他的病才会好起来。主帅如此，众将只好纷纷表态，约束自己的部下。后来曹彬的军队攻下金陵后，果然不杀一人，金陵安定如初，“市不易肆”。听了姚枢的故事，忽必烈没有说话。但第二天大军起程之时，忽必烈在马上看到姚枢，高声对他道：“你昨天晚上说的曹彬不杀百姓，我也能做到，我可以做到！”姚枢在马上拱手贺道：“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百姓之福，国家之幸也。”
1253年9月，忽必烈督军至忒剌（今甘肃迭部县达拉沟，一说是今四川松藩县），分兵三路南进：兀良合台率西路军沿晏当路（今四川阿坝草原）而进，也只烈率东路军经茂州（今茂汶）趋会川（今会理西）以作牵制，忽必烈自率中路军经满陀城（今四川汉源北）渡大渡河，沿古青溪道南下，穿行山谷一千余公里，于11月初进抵金沙江畔，遣使赴大理国招降。大理国国王段兴智拒绝投降，并将蒙古使者处死，然后以丞相高祥率军屯戍金沙江沿线，又遣将领高通率一部驻会川，抵御蒙古军。12月初，大理军与蒙古中、西两路军对峙。兀良合台部越旦当岭（今云南中甸境）入大理境，招降么些部落（今纳西族），占领三赕（今丽江），从侧后攻击大理军主力。高祥见处境危急，匆忙退兵大理都城，凭坚固守。大理城东濒洱水（今洱海），西倚点苍山，北、南分别有龙首、龙尾两关（今上关、下关）为屏障。高祥以重兵据咽喉要地龙首关迎战，蒙古中、东路军先后渡金沙江与西路军会师于龙首关，合力攻击，全歼大理军主力，乘胜于12月15日占领都城。段兴智、高祥潜逃。忽必烈采纳谋臣姚枢建议，禁止妄杀，安抚百姓，稳定秩序，并遣军攻占附近堡寨，于姚州（今云南姚安北）俘斩高祥。四年春（1257年），忽必烈命兀良合台为总督军事，留在云南继续征讨还未归附的诸部，命刘时中为宣抚使治理大理，自率一部班师。是年秋，兀良合台率军攻占押赤城（今昆明），俘降段兴智，继以段氏领所部兵二万为先锋，攻克未附城寨，占领大理全境。
虽然此前忽必烈派去招降的使者被杀，但在姚枢等人的劝说下，忽必烈只处理了杀使臣的大理高氏，并命令姚枢制造一杆大旗，将止杀令书写在大旗上，然后巡街示众，“于是民心才得以稳定”。
回望这段历史，美国学者莫里斯·罗沙比有自己的分析，他在《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一书中写道：“根据汉文资料，这次战役中真正的英雄当属姚枢……姚枢敦促忽必烈效法曹彬模式，他认为，这种非暴力的策略肯定会使大理放弃抵抗，向蒙古人称臣。但是，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中国式的神话而已。姚枢所建议的这种战术实际上蒙古人早已用了几十年了。每当他们到达一个城镇，他们总是向当地居民保证，如果对方投降，他们就不会摧毁城镇……在他（指忽必烈）之前，他的祖父曾一再用恐吓的办法迫使外国人向他屈服。通过最残酷的方式击败所有顽固抵抗的敌人，成吉思汗希望一路所向披靡，人们望风而降。实际上，蒙古人的政策和策略与姚枢的策略是十分相似的。因此，蒙古人并不需要姚枢的策略。这个解释应该比汉文资料中的描写更可信。”
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在西方拥有众多的读者，还被不少欧美大学列为亚洲史必读书，但这位美国学者的这段论述显然出现了误读。他弄错了一段史实，当初南唐并没有“以和平手段被征服”，曹彬打败了南唐主力，围困金陵数月之后，李煜才被迫投降。此时，因曹彬约束部下，金陵安定如初。因这个常识性错误，他也误解了姚枢的意思，姚枢并不是要以不杀一人招降大理，而是希望占领大理后不抢掠、不屠杀百姓。
在误读的基础上，罗沙比先生得出的结论并不合理，所谓“蒙古人的政策和策略与姚枢的策略是十分相似”之语，完全不得要领。
蒙古贵族以武力和屠杀为后盾的“劝降”，是策略，是权宜之计，是“霸道”；姚枢提倡的却是安定天下的政策，是“一百年不动摇”的原则，是“王道”。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战争中，军队的抢掠和滥杀是很多时代都有的。在四处征讨的过程中，蒙古贵族大规模的抢掠和屠杀时常见诸史册，而在征战大理、南宋的过程中，这种情形大为减少，不能不说姚枢等人有劝诫之功。
就在忽必烈攻灭大理的时候，1254年的春天，四川北部遭遇大旱灾，嘉陵江水浅得无法行舟，当时正是蒙军汪德臣部在益昌兴建基地的时候，由于蒙军缺乏粮食，不得不提前对四川进行攻击抢粮。这时候的余玠已经被撤职查办了。
由于新任的四川制置使余晦在四川横征暴敛，弄得人心离散。4月，蒙军进入剑阁地区，宋将南永忠、高贵等献隆庆府投降蒙军，隆庆教授郑炳孙不愿随南永忠投降蒙军，先缢死其妻女，然后穿着朝服自缢而死。川北要隘苦竹隘等落入蒙军手中。余晦率宋军北上，意图抵御蒙军。
5月，奉蒙哥汗的旨意，率兵来攻打四川的蒙军都元帅帖哥火鲁赤等部到达利州，会合汪德臣部准备南攻。蒙军突袭驻扎在紫金山（今盐亭）的宋军余晦大营，宋军大败，军饷器械全部丢失，余晦逃回后方之后，便因紫金山之败被南宋朝廷解除职务，由李曾伯专职负责四川防务。6月，蒙军进入合州、广安境内，一支部队再次包围嘉定达五十天，不过仍然未能攻下嘉定。由于南永忠等的投降，苦竹隘和周围的许多山顶城寨都落到了蒙军手里，只剩下几座孤城，在宋将王佐、王坚的坚守下得保不失。叛将南永忠曾率兵围攻，给王坚骂得号啕痛哭而退。
李曾伯上任之后，宋军开始在这局部地区展开反攻，而蒙军也开始收缩退兵。8月，宋军收复安西堡。10月，宋军统制段元鑑收复隆庆堡，之后宋军以安西堡为基地，准备收复苦竹隘。12月，叛将南永忠手下将领周德荣想重新效忠南宋，密约段元鑑收复苦竹隘，不料被蒙军发现，周德荣被擒不屈而死，接应的宋将马徽、白端等也战死。不过宋军整兵之后再次攻打，经过苦战终于收复失守了八个月之久的苦竹隘。由于安西、隆庆、苦竹等地相继被宋军收复，蒙军不得不撤出剑阁地区，退回益昌基地。
但是，到这个时候，蒙军已经在益昌初步建立基地，开始在四川站稳脚跟，而大理又已经平定，蒙军拥有对四川的战略优势，于是蒙哥汗又谋划了一次对四川的三路夹击行动，来作为对大举入侵的演习。为此，蒙哥汗命令益昌基地的蒙军、兴元基地的蒙军和大理地区的蒙军于第二年（公元1255年）攻打南宋四川地区，并在四川地区的宋军防御中枢——重庆地区会师。
于是，1255年春，兴元地区的蒙古军队便开始沿金牛道南下，前锋万户刘七哥、阿剌鲁阿力等率蒙军进攻巴州（今巴中），不料反为宋军击败，被包围于巴州地区，直到蒙将速哥、忽都、扎里等率部援救，才突破包围并继续南进，这一路由于屡遭宋军抵抗，直到11月才进到重庆地区。
另一路帖哥火鲁赤的蒙军在休整几个月后，于1255年5月从益昌出发，以南宋叛将南永忠等为前锋，再次攻破苦竹隘，击败宋将孟达，截获宋军的大批物资，之后进至运山城。遭遇宋军的坚强抵抗无法攻克，于是再转道南进，于11月也到达重庆地区。
最后一路是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兀良合台是蒙军名将速不台的儿子，随同忽必烈出征大理。忽必烈于攻占大理城后先行班师，留下兀良合台部平定大理残余势力，并以云南为基地，图谋进攻南宋西南地区。1255年8月，兀良合台从大理出发，沿途征服西南各族，到10月进入南宋国境，攻破南宋边关石门关。兀良合台部原本计划直攻南宋在西南边陲的重镇叙州，但遭到宋军都统张的坚强抵抗。张实是当时四川战场上有名的宋军将领，他用各种方法从水路陆路给蒙军以打击，两军沿金沙江一带展开激战，蒙军最终无法沿金沙江前进，兀良合台便只能率军掉头东向，改变目标向重庆地区急进。
这样，到1255年的11月，三路蒙军历尽艰辛抵达重庆地区会师，师老兵疲之余，也无法对重庆地区的各坚固要隘发动攻击，到1256年2月，全部退回原地。
蒙军这次三路会师，表面上来看对蒙军不利，然而蒙军通过这次进攻，验证了战略上分路南北夹击四川的可能性，为蒙哥汗的亲征四川做了战略探路和准备。同时，南宋朝廷也通过这次入侵，察觉到西南防务的不足。其实早在十年前孟珙还在世的时候，他在提出藩篱三层理论的同时，便指出南宋防务上的几个不足，其中之一就是广西贵州到川南地区面向西南的防御不足，这样蒙军虽然因藩篱三层的抵御而无法迂回包抄荆襄战场，却可以绕道西南，从云南进攻广西湖南，做战略上的更大迂回，也即绕到宋军防御的后面。不过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未能重视这点。这次蒙军三路会师之后，南宋便不得不重视对云南的防务了。
由于蒙古军的战略重点是西征，所以蒙古第一次南侵未尽全力而草草结束，同样，南宋方面也没有做好全面防御的准备。宋蒙之间真正惨烈的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
忽必烈会见八思巴
忽必烈征服大理后，回到金莲川，又令刘秉中等营建宫城，作为驻跸之所，定名为开平府（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五十里）。蒙哥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对忽必烈的做法极为不满。这一斗争于1257年（元宪宗七年）春突然趋于激烈，“阿蓝答儿当国，惮世祖英武，谗于宪宗”。蒙哥汗下令解除忽必烈的兵权，派遣其亲信大臣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到陕西、京兆、河南等地全面清算钱谷，设钩考局，大行钩考（清查）财赋。这次钩考，表面上是检查京兆与河南的财赋，实际上是要否定忽必烈用汉人治汉地的成绩，并彻底瓦解他的势力。清查的对象集中在忽必烈所设置的经略司、宣抚司等机构的大小官员，阿蓝答儿等颁布了清查条例《一百四十二条》，几乎所有忽必烈藩府的旧臣都被罗织在内。由于姚枢献计献策，才使忽必烈躲过了这场灾难。（具体经过见前。）化险为夷的忽必烈，开始韬光养晦地信奉起佛教来，他拜了一位密宗的高僧为师，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八思巴。
八思巴（1235年至1280年）是元代第一代帝师（即元代皇帝从西藏请来喇嘛充当的一种最高神职），法名罗追坚藏（智幛吉祥贤），尊称八思巴，意为圣者。西藏佛教萨迦派第五代师祖。
八思巴十岁时随萨班（其叔父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前往内地。途经西藏时，由萨班任堪布（藏传佛教中主持授戒者之称号），苏浦哇任阿胡黎，剃度出家，授了沙弥戒，起法名为罗追坚赞贝桑布。到达凉州后，八思巴在七年中不离萨班左右，虚心求教并融汇于心。萨班临去世时，看到八思巴已经能够担任教法的重任，就把自己的法螺和钵盂传授给他，并将众弟子也托付给他，萨班教导八思巴道：“你利益佛法和有情众生的时机已经到来。”完成了向他托付教法的程序。八思巴很好地完成了超度萨班的法事，护持萨班在凉州的弟子和信徒，并像先前一样学习佛法和修习，这样又在凉州居住了两年。
公元1252年，即藏历第四饶迥的水鼠年，忽必烈率兵南征，在征服了大理（今云南省境内）后凯旋返回。公元1253年，即第四饶迥的水牛年，忽必烈与八思巴举行了会见。此后，将八思巴兄弟迎请到叫做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宫殿中。当时八思巴还不到十九岁，忽必烈向他询问许多别人难以解答的问题，他都完整答复。八思巴还谈到历史上吐蕃和唐朝之间有时交战、有时亲密和好的情况，忽必烈对八思巴道，如果真是这样，在前朝的文书中应当有记载，派人去查阅，果然相符，忽必烈更加欢喜。此后忽必烈对八思巴谈起派人到西藏征集兵差劳役和赋税的事情，八思巴说西藏是边区的小地方，田土不多，人民贫困，请求不要征派差税。忽必烈没有同意，八思巴心中不悦，说如果这样，西藏的僧人也没有必要来这里住留，请允许我返回自己的家乡。忽必烈爽快地答应了，允许他离去。当时忽必烈的一位名叫察必的王妃对他道，这样的僧人很少见，不应放他回西藏，你们应继续讲论，最好是向他请求佛法方面的问题。忽必烈听从了察必的意见，继续与八思巴谈论了许多问题。
八思巴在上都居住的几年之中，忽必烈只是跟从他初步听受过一些佛法。公元1254年，即藏历第四饶迥木虎年，忽必烈赐给萨迦派一份被称为“褒护僧人的诏书”的文书，主要内容是：“依上师三宝的护持、天命之主成吉思汗及蒙哥大汗的福德，为利益佛法，忽必烈诏曰：‘真实佛陀释迦牟尼具有不可夺移之智慧及无边之慈悲，具足福德二资粮如满月，犹如日轮破除黑暗，犹如兽王狮子战胜邪魔外道。我与察必可敦（蒙古语对皇后、王妃的称呼）对其功德、事业及教法生起信仰，在先前已担任教法及僧众之主，现今又从法主萨迦巴、上师八思巴处获得信心，遵奉教法，于阴水牛年接受灌顶，听受众多教法。尤其因为我为教法及僧众之主，看视上师八思巴的情面，故而以此护持藏地方三宝之所依处及僧众不受侵害之诏书奉献于佛法。此外，已赐给上师八思巴黄金及珍珠装饰之袈裟、长坎肩、珠宝装具、法衣、帽、靴、坐垫等，另外还有黄金伞盖、金座、金杵、金爵、宝柄腰刀，又赐黄金一大锭、银四大锭，乘驼、骡、全套黄金鞍辔。复于虎年为法缘又赐给白银五十六大锭、茶二百包、锦缎一百一十匹。总之，作为布施已赐给诏书及各种物品。你等僧人，当知晓此意，不然如何遵奉诏令。你等僧人不可争官位，官多呵不好，亦不可依恃诏书欺凌他人。你等僧人不从军、不征战，依着释迦牟尼的教法，懂得的呵讲，不懂的呵听，专力问法、诵经、修持，祷告上天，为我祈福。或有人曰，不必学经，修持即可。不学经呵如何修持，懂然后修持么！老僧们当用言语教幼僧学法，幼僧于老僧处听经。你等僧人已免兵差、赋税、劳役，此是上师及三宝之恩德，你等岂有不知乎？若你等不遵行释迦牟尼教法，则蒙古人众必曰：释迦牟尼教法真正可行吗？岂不要问罪于你等耶？你们不可以为蒙古人对此一概不知，偶然会有一次两次不知，最终也必知之。你等僧人不可做歹事，不可使我在人面前丢脸。你等应依照教法行事，告天祈福，你等的施主由我担任。’此是汗王的诏书，阳木虎年（1254年）仲夏月（5月）9日于汉藏交界之地的上都写就。”
从上述的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八思巴初次向忽必烈传授灌顶之时，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献了哪些东西作为供养。
公元1255年，即藏历第四饶迥的木兔年，众生依怙八思巴于21岁时前往汉地和蒙古交界的忒剌地方，以涅塘曲杰扎巴僧格为堪布，以觉丹巴索南坚赞为阿胡黎，以雅隆巴绛曲坚赞为屏教师，在二十名具信比丘之中接受了具足戒。此后返回上都，并在1257年前往五台山，广泛听习和闻思佛法。1258年（藏历第四饶迥土马年），上师八思巴在开平的王宫中奉忽必烈之命参加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大辩论。佛教与道教之间的这场大辩论又是如何引起来的呢？说来话长，这竟缘于一本民间流传的《老子化胡经》。
《老子化胡经》
蒙哥即位后，继续执行成吉思汗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虽然他本人信奉萨满教，但对佛教、道教、景教等也没有任何偏见。开始他任命海云和尚掌管全国佛教事务，令道士李志常掌管道教事务；后来又封出生于克什米尔的僧人那摩为国师，掌天下释教。当时道教全真派弟子凭借成吉思汗的支持，在燕京、河北及晋北地区势力迅速膨胀，欺压佛教徒，甚至将四百余所佛寺改为道观。
除此之外，全真派道士还到处宣扬一本《老子化胡经》，说什么当年老子骑青牛西游，最后到了古天竺，投胎于佛祖母亲腹中，成为释迦牟尼的化身，实际上是想借此在佛道两派之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他们不仅在民间广泛散布，甚至“上播朝廷”，“遍散朝廷近臣”。
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佛门弟子的不满。宪宗四年（1254），蒙哥令阿里不哥主持了一场宗教辩论会。当时蒙哥派了三个书记官，宣布了辩论的规则，佛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徒们联合在一起，对道士们进行批驳，鲁不鲁乞则趁机大力宣扬他有关上帝的理论，全真派道士只是迫于当时的压力，以沉默表示自己的不服与反抗。道士们自知败局已定，参加辩论已完全是为荣誉而战的表演了！
蒙哥大汗既不偏袒佛教，也不偏袒基督教，而是“酷信巫觋卜筮之术”，他认为欧洲传教士所说的“上帝”，也不过是蒙古萨满教所说的“长生天”而已。对于全真派以势压人的做法，蒙哥大汗也不认可，当阿里不哥向他汇报了宗教大辩论的结果时，他曾于1255年将道教首领李志常和佛教代表福裕等召到自己身边进行面训，“李志常等理屈词穷，奉旨焚伪经，还佛寺三十七所”。但在具体落实蒙哥的命令时，道士们又阳奉阴违，尤其不愿意交还佛门的庙产，而《老子化胡经》照样在社会上流传。
《老子化胡经》曾经是道教的一部经典，相传作者是道士王浮，南朝僧佑在他《三藏集》中的《法祖法师传》里说：“昔，祖（师）平素之日，与浮（王浮）争正邪，浮屡曲，即竟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王浮是西晋时的道士，而且是一位道教的祭酒（领袖）。最早《老子化胡经》的作者是王浮，得到了佛教文献的旁证。该书主要的内容是认为，老子出关西去之后，把他的教导传化于西域，并特别指出，所谓印度佛教乃是渊源于老子的教导。《老子化胡经》中的“化”字，包含了教化、宣化与转化的意义，“胡”自然就是洋人、外国或外国人的意思。长时期内，中国人除了中国的汉族以外，所有的外族或外国，一律广义地称之曰“胡”。最初《老子化胡经》的“胡”字，是狭义地专指佛祖释迦牟尼和佛教。
佛教最早正式从印度传到中国，是东汉明帝刘庄的杰作。有一晚，刘庄做了个梦，梦见有一个大人，驰走殿庭，正要问他话，他却飞走了。醒来尚觉惊悸，早朝时便把梦境讲述给群臣听。博士傅毅奏道：”臣闻西方有神，其名曰佛。佛有佛经，即有佛教。昔武帝时，霍去病出讨西域，休屠王曾贡金佛像一尊，置诸甘泉宫中。想来陛下所梦，莫非即是佛的幻影。”刘庄听了，十分好奇，即遣郎中秦景、蔡愔出使天竺，求取佛像佛经，于是取来佛像与佛经四十二卷，用白马驮回。刘庄看到佛像，也并不是梦中的人；那些佛经都是梵文，也没有人看得懂。明帝即命在洛阳建寺，取名白马寺，放置佛经，让同来的两个天竺沙门住宿。渐渐有人去跟沙门学习佛法，中国儒家的士大夫们首先提出反对，认为佛教是夷狄乱言，无父无君，应该废除。
中国在西汉全盛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是“黄老思想”，就是黄帝、老子的道家哲学思想，道教称它作“黄老道”。道教是东汉时张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的，最早称为“五斗米道”。张陵把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作了注解（《想尔注》），把《道德经》注成了宗教的经典，把老子这位哲学家供奉为教主，是道教最尊贵的神“太上老君”。道士们对于西方传来的佛教，与儒家有不同的看法。两汉以至于魏晋，道家思想、黄老哲学以及老庄哲学，在社会上具有不可抗衡的势力和影响力。佛教传入中国，思想、做法上与中国人格格不入，遭到的排斥力量很大，于是极力向道教靠拢。当时中国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的议论：认为佛教也不过是一种附属于道教的东西；它的教义理论，很多都是老子说过的；佛陀释迦牟尼讲的都是老子的理论，应该可以当它是道教里的一个分支。于是有人给它起了名字，叫做“浮屠（佛陀）道”，把佛教轻而易举地包容了进来。这种一厢情愿的看法，不仅是在道教里面，一般社会上也大多持这种看法。一种对佛陀个人颇为流行的说法是，“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佛陀）。浮屠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顾盼之。其守一（守一是道教修炼中的一种方法）如此，乃能成道。’”对佛教的一般流行看法是，“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至天竺教胡，及浮屠弟子合二十有九”。宣布吐蕃三个却喀纳入元朝统治，可见当时对佛教的态度是包容的，并没有严肃对待；对佛教的教义，碍于语言，也是一知半解，大而化之。
佛教初始传入中国，要想在中国发扬光大，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经过了很久融合，佛教不但把儒家的忠孝节义等思想掺和进去，甚至把道家的养生医术、图谶运命、阴阳五行、拳艺功法等都加以吸收。在理论上把空宗（即佛教中观派）和玄学中类似的观点，尽量发挥。将一个印度的佛教，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不太和中国人基本思想抵触的“中国佛教”。同时强调“三世因果”、“天堂地狱”，把看重实证的儒家“不谈鬼神”的态度、道家“现世现报”思想的不够周延的地方，突现了出来。佛教的“转世轮回”给了人们无边际的浪漫和想象力；“布施赎罪”、“诵经超度”给了人们贿赂天神地祇的取巧机缘；“念诵阿弥陀佛的佛号，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允诺给了人们最简单方便的高升门路。利用了“浮屠道”的掩护，佛教避开了许多不必要的排外打击，于是才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乃至到了晋代，遂造成了喧宾夺主之势，这就是佛史里所谓“汉魏法微，晋代始盛”的发展过程。就在晋惠帝时期，激出了王浮道士的一部《老子化胡经》来。虽然《老子化胡经》的内容不过是再次陈述传统中国人对佛教的看法，但由此也说明了，那时佛教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势力已经大到不再忍受那种对佛教不敬的诬谤言论了。
不过这个“老子化胡论”的真正来源，很令人怀疑。说老子出关以后，骑着一条青牛，居然翻过喜马拉雅山，到了印度。恐怕以他偌大年纪，单人匹牛，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再者所谓“化胡”，由他本人亲自去印度，用印度语言开班讲课，就更匪夷所思了。因此所谓“化胡”的意思，就是老子转化成了胡人的释迦牟尼，说白了，也就是老子的灵魂投胎转世。据说，释迦牟尼出生的当时，就马上会说话，会走路。他从母腹出来，走了八步路，并且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中说道：“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如此了不起的人物诞生，必须有一个了不起的灵魂来投胎才行，一些差一点层次的鬼魂，马马虎虎怎么能转世成为这么了不起的伟人？这轮回转世的说法，是世界人类四大发源地中，唯印度才有的“特产”。中国的儒家原本很排斥这种缥缈无稽的怪力乱神鬼话，道家也不热衷，老子《道德经》中绝对没有转世之说。印度的佛教“三世因果论”是其基本理论，没有投胎转世的理论，也根本就不可能有佛教。到现在，西藏佛教领导人的转世的“金瓶掣答”还是铁定的制度。而老子转世成了释迦牟尼，这种神话只有印度人才能说得出口。由此得知，“老子化胡论”是佛教人士在中国的杰作。中国人，特别是道教人士，糊里糊涂吞下了这个包着糖衣的毒药，中了人家偷梁换柱之计。还自以为得意，把“化胡论”拿来当做与佛教斗争的主要武器，难怪“（王）浮屡曲”。
1257年（元宪宗七年）秋天，蒙哥南下，那摩国师与蒙哥一起来到六盘山，为蒙哥出师祈祷。再次提到了道教首领李志常和张真人等欺辱佛教的情况，并说他们还在到处散布《老子化胡经》，根本就没有执行蒙哥大汗的旨意。蒙哥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那摩国师通知天下佛教首领，由燕京行省通知李志常及天下道士，于次年初，由忽必烈主持，在开平府的大安阁举行佛道大辩论。佛教方面以那摩国师为首，另有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西蕃国师、白教教主二世活佛噶玛拔稀、河西国师、外五路僧（畏兀儿僧）、大理国师、少林寺长老、五台山长老、圆福寺长老等三百余人；道教方面参加的有全真派掌门人张真人（当时李志常已经去世）、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通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二百余人。忽必烈手下谋士姚枢、窦默、廉希宪、王盘等二百余人被聘为裁判及公证人。子聪和尚因已皈依佛门，只以旁听身份参与了这次佛道大辩论。规定双方各有十七人参加辩论，如果道教胜利，十七名佛教徒要蓄发为道；相反，如果佛教胜利，十七名道士则要剃发为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老子化胡经》的真伪。
佛道两教在这次辩论大会之前，已经发生过几次大的争论。佛教教义所提出的“众生平等，大慈大悲”，被道教攻击为“无父无君，不讲忠孝”。三教之间的这些争论很多，总结起来有几争：一曰夷夏论之争，二曰白黑论之争，三曰神灭论之争，四曰报应论之争，五曰三破论之争。
“夷夏论”之争所反映的是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即中国人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夷夏论的主要论点是：佛、道原理相同，不必学佛；夷夏异俗，法教必异，则不宜学佛；道教适于华域，佛教适于夷邦，不能“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
“白黑论”之争是一场关于佛教本体论的讨论。即“物为空，空物为一”，“佛经所谓本无者，非谓众缘和合者皆空也，性本无矣，故谓之无谛”。
“神灭论”之争是讨论灵魂不死的问题。佛教主张“无我”，但又宣扬轮回和报应，认为灵魂不死，“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但这是形神不同步，神妙形粗。
“报应论”之争是讨论人的善恶行为是否会引起相应后果的问题。指出“或恶深而莫诛，或积善而祸臻，或履仁义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只因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
“三破论”之争是讨论佛教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问题。认为佛教是“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导致“国空民穷”。也有“释氏之训，备有六睦之美”。
佛道大辩论
佛、道之间的较量，在此次辩论之前可谓各有输赢、难分胜负。但如今藏传佛教的传人八思巴是忽必烈的上师，由于忽必烈蓄意偏袒佛教，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全真道教参加这场辩论会，真可谓前程未卜、凶多吉少了。
蒙古初兴时，中国道教的“全真派”很得势，因为道士邱处机很受成吉思汗的尊敬，后来在大都特别为邱道士建造了一所修养的大宅子，就是现在北京的“白云观”。全真道盛时，凭他一个教派的力量，就编辑了一部《道藏》，不仅内含《老子化胡经》，还增加绘制了《老子八十一化胡图》。这使佛教气愤到了极点，居然提出口号，与道教拼了，以死相拼，激烈到要“斩头相谢”。时逢元廷后代子孙转而媚佛，在宪宗时，朝廷已经被佛教密宗所把持，喇嘛教大兴。
其实道教逐渐不受宠的真正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识时务”，在佛教和儒士争相卖身投靠蒙古的大背景下，唯独道教不肯在侵略者面前卑躬屈膝。“全真派”虽然不公开反对蒙古，但也不愿当汉奸，而是在民族的信仰问题上，对蒙古侵略者进行看不见硝烟的顽强抵抗！
辩论开始了，道士当时或“无答”，或“不曾闻得”，或“不敢持论”。最后，他们被逼得没有办法，便像与刘三姐对歌的秀才一样，左拿一本书，右摸一本经出来，不停地引经据典。也是忙中出错，全真教三代弟子赵志敬最后一次举起来的书本，居然是《史记》。八思巴抓住机会，欲置赵志敬于死地，他问道：“汝《史记》有化胡之说否？”
赵志敬只得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没有。”
八思巴又问道：“你们那位李耳先生所写的经书是叫什么？”
赵志敬又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德经》。”
八思巴追问道：“除了《道德经》之外，李耳先生还写了什么别的经书没有呢？”
赵志敬不敢乱说，只好再次回答：“没有。”
八思巴紧接着追问：“《道德经》中，老子有提到过半点有关自己化胡的事情吗？”
赵志敬如实地答道：“没有。”
八思巴打出了他的最后一记重拳，继续锲而不舍地追问道：“最有权威的历史书籍《史记》中，没有说过化胡这么一回事；你们太上老君自己写的书里面，也是连个影子都没有提——其为伪妄明矣！”
辩论到了这里，“道者辞屈”。总裁判尚书姚枢迫不及待站起身来，当众宣布：“道者负矣！”在场的道士们脸色惨然，僧人啦啦队则是一片欢呼。
但事情还没有完，忽必烈在旁边幸灾乐祸地高兴了半天后，觉得还不过瘾。便一摆手，说了声“且慢”，然后回头向道士们问道：“你们平时常常当众夸口，说只要你们持咒，就可以‘入火不烧，或白日上升，或摄人返魂，或驱妖断鬼，或服气不老，或固精久视’。今天天气好，大伙儿都在。正好作个见证，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当众表演一下。如果真的可以做得到，没有问题，我照样判你们赢，如何？”
也许只有忽必烈会想出这样的主意，他命令道：“给我烧一堆火。多添几块木柴，烧旺一点，让我们一起，欣赏道长们表演‘入火不烧’！”
类似的故事在唐朝时候曾经上演过，当时唐太宗喜欢道教，就把佛教领袖法琳和尚关起来，唐太宗对法琳和尚道：“你们和尚不是吹嘘说，只要一念‘观音菩萨’，刀枪碰到你们的光头都会折断么？这么办吧，我关你小子七天，让你念个痛快。七天之后，我再用刀砍你的秃头，看你们的观音菩萨会不会来救你！”
七天之后，唐太宗冷笑着把法琳提了出来，刀搁在脖子上，问道：“你的观音菩萨为什么不来救你呀？是不是你没有念够呢？”哪知道法琳神色不动地说：“我一句观音菩萨都没有念，我念的是陛下您的名号。”
唐太宗诧异地道：“念我有什么用？我又听不到。”
法琳从容地回答道：“从陛下的丰功伟绩来看，已经具备了观音的品德和才能。陛下就是观音，观音就是陛下。”不用说，唐太宗听了嘴都乐得合不拢。法琳和尚利用他脑袋的一小部分——嘴巴，挽救了整个脑袋。
道教里也有不少口才好的人，例如大名鼎鼎的张继先天师，他回答宋徽宗的话，就堪称口才的经典之作。张继先幼年时，人就称其为真仙，九岁嗣位为天师，应诏来到京师时，年仅十三岁。徽宗见其面，便问道：“你住在龙虎山，曾见过龙虎否？”张继先答道：“住在山中，老虎是常见到的；龙呢，今天才见到龙颜。”徽宗大喜，让他画上符来。徽宗一边看符，一边问道：“它的灵验从哪儿来？”张继先回答道：“神气寄寓在上面，灵验也就跟着来了。”宋徽宗又问他可知修炼金丹的方术，张继先回答道：“这是山野之人的事业，陛下只要清静无为，功德同于尧舜，便已足够。”宋徽宗听后很是高兴，赐宴而出。
道家鼻祖之一的庄子，口才更是空前绝后。他与惠子的“鱼乐之辩”，可谓千古佳话：
庄子与好友惠施同游于濠梁之上，庄子道：“鱼儿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真是快活呀！”
惠施听了之后，故意跟庄子抬杠，道：“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儿很快活呢？”
庄子一听不妙，眼珠转了转道：“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很快活。”
惠施又反问：“我不是你，当然不知道你了，由此推断，你也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儿很快活。”
庄子觉得这种“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问题继续循环下去，即使几天几夜也不会有结果，于是哈哈一笑道：“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上，你刚才所说的‘你怎么知道鱼儿很快活呢’的话，就是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儿的快乐而问我，而我则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鱼儿快乐的。”庄子的意思说，你既然知道我，我怎么不可以知道鱼呢？
然而可惜的是，这些人才一个都没有出现在元朝的白云观里。参加辩论的道士们，看着面前这堆熊熊烈火，一个个都傻了眼！
被逼无奈的道士们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不会。不敢跳进去。跳进去要烧死。道书上说的都是假的。”道士们这么老实，倒出乎忽必烈的意料之外。本来他是想借机发发脾气，砍掉几颗牛鼻子老道的人头，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忽必烈多少有些扫兴，他宣布，将全真道的十七个主辩道士，押送龙光寺，落发出家为僧；将他们的道冠、道服挂在长竿之上，让远近民众知晓；《老君八十一化图》等伪经及雕板，统统烧毁；相关碑刻和塑像，予以清除；天下佛寺为道教所占二百三十七区，命归佛教所有。
道士们为了保全民族宗教（道教）的继续存在，不得已只能选择了暂时的忍受屈辱，“谁无虎落平阳日，待我风云再起时”。这便为我们后文书中的张三丰“孤胆闯少林，柳条戏群僧”埋下了伏笔！
由于“全真派”的辩论失利，后来《老子化胡经》这本书，便在世间绝迹了几百年。人们再次发现它的时候，是在敦煌的一个洞窟里。至于《化胡经》衍生出来的《八十一化图》，却好好地保留了下来。
佛道两教之争，只限于辩论和打笔墨官司，最后还是言归于好。所谓“佛道一家”，这是非常文明的作风，也是中国式的。不像欧、美和世界其他国家宗教间的争执，酿成战祸，杀人流血，极为残酷，最终变成千年不解的深仇大恨。
改变世界命运的一炮
1258年（宋宝佑六年）春，蒙哥大汗精心制定的伐宋战争计划再次付诸执行。按照战略布属，三路攻宋军队，西路军由蒙哥大汗亲自率领，由陕西进攻四川；东路军由东道诸王塔察儿率领，从河南进攻两淮荆襄；南路军由兀良合台率领，由云南出广西沿湖南北上，进攻潭州（今长沙），意在与东路军会师于鄂州（今武汉）。蒙哥汗的西路军是三路大军的主力，由大将纽邻任先锋，汗长子阿速台、亲王莫哥、万户孛里叉、大将哈剌不花、乞台不花、浑都海，汉军万户刘太平、史天泽、刘黑马，汪古部大将汪德臣其弟汪良臣、其子汪唯正等随军参战，加上已经驻守在川陕前沿地区的蒙军，总数约十万人左右。
蒙哥亲率西路军四万分三道入蜀，加上在蜀中的蒙军及从各地征调来的部队，蒙军总数远远超过四万之数。蒙军相继占据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广安大良城等，迫近合州。蒙哥汗遣汉奸晋国宝至钓鱼城招降（余玠已将合州治所移于钓鱼城），南宋合州守将王坚将晋国宝斩首。
1259年（宋开庆元年）2月2日，蒙哥汗率诸军从鸡爪滩渡过渠江，进至石子山扎营。3日，蒙哥亲督诸军杀到钓鱼城下。
钓鱼城坐落在今重庆市合川城东五公里的钓鱼山上，钓鱼城形状很不规则，城周长五千九百二十六米，设有八门，城门上建有城楼，供作战时观察指挥使用，设有城垛，估计城上没有便于戍守的骑城铺，按宋代的城制，平原地区的城池均构筑有马面，以增强城墙的防御。由于钓鱼城系依地形而构筑，所以没有设置马面。为增强城门这一薄弱部位的防御，城门多选在城墙凹入处开设，为了利于从两边城墙上掩护城门入口处，在小东门构筑了类似瓮城的建筑，使城门入口这一薄弱部位得到加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南北两面城墙中，各构筑有一字墙，与嘉陵江这一天然障碍相连，既利于掩护自合州来的援军，又可作为运输军需物资的屏障，在古代城池中尚属少见。从《钓鱼城记》可知，城墙高二十四仞，一般有三至五丈高（约9.6—16.0米），这是基于城墙下就是悬崖峭壁，东面坡度较缓，城墙就构筑得稍高，其他各面次之，有些地方则是就地改造山崖而未筑城墙。从钓鱼城本身来说，三面临江，据险设防，筑有皇城、内城和外廓三重。皇城是全城的核心，内城是钓鱼城的主要防线，外廓则是前沿阵地，外廓内还有若干堡寨，构成犄角之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纵深的、重叠设防的防御工程体系，具备了藩篱三层的作用。就整个筑城地域来说，沿岷江、金沙江、沱江一线称为外水，为钓鱼城的第一道防线；沿涪江、嘉陵江一线称为内水，为钓鱼城的第二道防线，再加上钓鱼城本身的设防，也有了藩篱三层的作用。
1259年2月7日，蒙军攻一字城墙。一字城墙又叫横城墙，其作用在于阻碍城外敌军运动，同时城内守军又可通过外城墙运动至一字城墙拒敌，与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点。钓鱼城的城南、城北各筑有一道一字城墙。9日，蒙军猛攻镇西门，不克。这日，蒙古东路军史天泽率部也到达钓鱼城参战。
3月，蒙军攻东新门、奇胜门及镇西门小堡，均失利。从4月3日起，大雷雨持续了二十天。雨停后，蒙军于4月22日重点进攻护国门。24日夜，蒙军登上外城，与守城宋军展开激战。“杀宋兵甚众”，但蒙军的攻势终被宋军打退。5月，蒙军屡攻钓鱼城不克。蒙哥汗自率军入蜀以来，沿途所经各山城寨堡，多因南宋守将投降而轻易得手，尚未碰上一场真正的硬仗。因此，至钓鱼山后，蒙哥欲乘摧枯拉朽之势，攻拔其城，虽久屯于坚城之下，亦不愿弃之而去。尽管蒙军的攻城器具十分精良，奈何钓鱼城地势险峻，致使其不能发挥作用。钓鱼城守军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协同指挥下，击退了蒙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千户董文蔚奉蒙哥汗之命，率所部邓州汉兵攻城，董文蔚激励将士，挟云梯，冒飞石，履崎岖以登，直抵其城与宋军苦战，但因所部伤亡惨重，被迫退出战斗。其侄董士元请代叔父董文蔚攻城，率所部锐卒登城，与宋军力战良久，终因后援不继，亦被迫撤还。
6月6日的下午，众将再也忍不住了，他们的焦虑心情和蒙哥汗是一样的，大家一起到蒙哥汗的斡耳朵内拜见汗王，一场没有准备的临时军事会议就这样在帐幕内召开。部将术速忽里道：“蜀川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州而已，地削势弱，兵粮都必须依靠东南，故死守以抗我师。蜀地山险，重庆、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筑之城，依险为固，今屯兵坚城之下是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与成都之兵相配合，不时困扰之，以牵制其援师。而我师应该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合州孤危无援，不降即走矣。”
术速忽里的建议遭到其他部将的反对，认为这是一个迂腐的意见。这些部将有的也许已经读懂了蒙哥汗的心思，有的或者认为攻城是“功在顷刻”，钓鱼城在被围困五个月后，城内应该弹尽粮绝，不可能再支持多久。像是一个赌徒，以为输掉的将会很快翻本赢回来。
7月，南宋的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率水军猛攻蒙军架设的浮桥，血战后冲破蒙军防线进入重庆，然后率领千余艘艨艟舟，溯嘉陵江而上赶往钓鱼城去支援，途中与蒙古汉将史天泽遭遇。蒙军分军为两翼，顺流纵击，对南宋水军发起凌厉的攻势，吕文德所率水军苦战不支，被打得大败而归。
8月，蒙军全力攻城。蒙军以骁将汪德臣为先锋官，汪德臣身先士卒，亲自率精卒连夜杀上钓鱼城外城墙，由于宋守将王坚死命拒守，不但未得到丝毫便宜，还险些丧了命，最后灰头土脸丢下数百元兵尸首狼狈逃走。汪德臣见强攻不成，又想出了一条破敌“妙计”，想利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南宋守军投降。主意已定，次日，汪德臣单骑立于城下，向城上高呼劝降：“王坚，我特意来救你一城军民，投降不杀！”语音刚落，数块大石从城上抛下，汪德臣胁部中了一块，慌忙纵马逃回。不久，因伤重不治身亡。
次日，新一轮的攻城战开始了。但是，简而言之，蒙军无论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规模去攻城，始终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面对固若金汤的钓鱼坚城，素以机动灵活、凶猛彪悍著称的蒙古骑兵，一筹莫展。随着夏秋之交的空气愈加炙热，蒙哥汗再也无法掩饰他那焦虑和愤怒的情绪，失去了一个汗王应有的风度和从容，每天除了骂人就是杀人，脾气变得异常暴躁，身边的侍卫人人自危，除了耶律铸外都不敢近身侍候。
对久攻不下的钓鱼城，蒙哥欲探究城内军民还有无粮水坚持，遂命将士于西门外“脑顶坪”筑台建楼，楼上接桅杆，上驾飞车，欲借此送人上楼以窥视城中虚实。城内王坚、张钰等知其意，即针对对方方向安置炮位迎击。次日，蒙哥汗亲自来到城下指挥，刚将飞车升起飞车，炮石飞矢如蝗漫天飞来，桅杆被打折，飞车上的士兵被抛掷百步以外摔死。蒙哥亲睹此景泣血而退。
第二天，钓鱼城守军在王坚的授意下，决定再给输红眼的蒙军以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在钓鱼城内蒙军可以远远瞭望到的高地上，当着蒙军的面，宰杀了从城内鱼池里打捞的两尾十五公斤的鲜鱼，然后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蒙军，对远道而来辛苦作战已经六个月的蒙军“表示慰问”，并投书蒙军，称即使再守十年，蒙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钓鱼城的军民愿意陪着蒙军周旋到底。
此时的四川，暑气蒸腾，时雨时晴，本来蒙古军兵最怕热，又赶上军营瘟疫蔓延，即使是不开战，每天也有至少数十士兵死亡，战斗力愈来愈弱。盛怒之下，蒙哥汗亲率蒙古大军于钓鱼城下督战，钓鱼城上的宋军滚木雷石、热油冷箭纷纷而下，还不时扔下几个“震天雷”，在钓鱼城下蒙军血肉模糊的尸首堆积如山。蒙哥汗心急如焚，鬼催似的离城门越来越近，忽然，宋军从城上抛下一块巨石，在蒙哥汗附近的观察台上碰碎爆裂，几块碎石瞬间嵌入蒙哥汗体内。即使身着黄金甲，也抵抗不住石块锐利的锋棱，蒙哥汗大叫一声，摔于马下。蒙古诸将疾驰会集，把蒙哥汗抬回营帐。由于创口过大，时值溽暑，感染很快，蒙哥汗没挺多久就命丧钓鱼城，时年五十二岁。蒙军秘不发丧，只得从钓鱼城下撤围。当然，蒙古人一直对蒙哥汗之死讳莫如深，日后对外宣称他是病死。
钓鱼城一战，以一城之力挽救了岌岌可危的南宋王朝，至少让南宋的江山社稷多延续了二十年。而且，蒙哥汗之死，一时清除了蒙古三次西征的巨大威胁，欧、亚、非三块大陆诸多君王终于能擦把冷汗喘口气了。至此，蒙古对外扩张的热潮终于冷却，后继统治者转而把目光投向了广袤的汉人大地。
贾似道邀功
蒙哥汗在钓鱼城下被炮石击中毙命，身在江南的忽必烈并不知晓，他正率诸路蒙军大举进犯南宋。忽必烈手下的汉人学士郝经对蒙古人忠心耿耿，力图在蒙古王朝征伐四方的战争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他针对蒙古伐宋之事，上奏一道名为《东师议》的奏折。在这篇著名的奏折里，郝经首先指出，蒙古方面尚未具备灭亡南宋的现实条件，进而指出，即使是灭宋时机成熟，也不应该是以川蜀为主攻方向。
其中，就君主取天下的方略陈述了自己的见解道：“一旅之众，奋起于漠北草原（指蒙古），东征西掠以图天下，马首所向，无坚不摧。灭金国，并西夏，破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蹂躏世界各国，征服五湖四海，今十分天下，已有其八”。接着话锋一转，指出蒙古开国五十年以来，穷兵黩武，不修内政，经常是“扩军加税，朝下令而夕出师，躬擐甲胄，巴山越岭，举国出兵”，弄的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国家元气已经大伤。
然后，郝经又对这次南征做出了前景分析，认为蒙古大军早期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主要是依靠骑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搞大规模的迂回包抄，破回鹘、灭西夏、自关中败金军、经吐蕃亡大理采取的都是这种手段，应该说行之有效。不过，这种用兵的本质是要出奇制胜，因此就要攻其不备，可现在“穷天下之兵，出动百万之师，首尾万余里，惊天动地，翻江倒海……，由于声势浩大，所以宋军早有准备，这哪里是出奇制胜，简直就是掩耳盗铃，等于是以美玉击顽石，更何况南宋渡江立国已有百年，一向“法纪严明，君臣和睦，内无祸衅，东西南北，幅员万里，非小国可比。自败盟以来，未尝大败，不可谓弱”……。
再看川蜀，“到处都是大山深谷，如果迂回包抄，蜀道崎岖，路途艰险，宋军如果凭险而守。我之乘险以用奇则难，彼之因险以制奇则易”，“由于是深入蜀地作战，我军远征而来，日久必被供给所困。若被坚壁清野以待之，我则无掳掠以为资，无俘获以备役。”这就形成了“以有限之力，冒无限之险，虽有奇谋秘略，无所用之”。最后必然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进退两难，主动性尽失”……。
最后，郝经提出了解救之法，请忽必烈遣使禀告蒙哥，用大兵压境的手段，逼迫南宋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称臣进贡，割地并派遣人质入蒙古”，南宋的生存正遭受着严峻的考验，必然会接受这种不平等的条约，蒙古可趁机“暂时与南宋议和，偃旗息鼓，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天地人神之福也。”即便这条路最后走不通，也算对南宋仁至义尽，再出兵也为时不晚。郝经这篇《东师议》大致的意思就是认为现在国家内部环境不佳，不是灭亡南宋的好时机，最好的办法是从南宋身上讹诈一些利益，然后见好就收。
在用兵方略上，郝经又为忽必烈筹划了两套攻取方案。第一套方案为“避实击虚”之策，即先以轻兵掠两淮，断绝南宋军队的粮草，使他们各部之间失掉联系，只能各守孤城。然后蒙古军队主力直抵长江北岸，沿长江上下驻防，“号令统一，纪律严整，首尾呼应”，并且各路军队都准备好战船，声言要渡过长江，直捣南宋的都城临安。这样南宋军队必然震惊，势必自起变故，待宋军“一处溃败，其余则望风而逃”，各部首尾不能相顾，蒙古军队便可乘虚而进。
郝经的第二套方案是为了存养兵力而设计的，他提出了“循序渐进，万无一失，则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战略方针。主张分兵三路，“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水陆并进；一军出寿春，乘其锐气，并取荆山，驾淮为梁，以通南北；一军出维扬，连楚蟠亘，跨过长江、淮河，邻我强对。”如此“三道并出，东西连衡”，则南宋一举可下。郝经指出，此即取国之术。取国之术与争地之术不同，诸军并力一向是争地之术，诸军分道并进是取国之术。历代统一天下者皆是如此。
忽必烈听从郝经之策，诸军分道并进，他自己率军直逼大胜关（今河南罗山），派张柔率军攻打虎头关（今湖北麻城），然后再数路追击遁逃的南宋军队。
1259年10月间，在外征战的忽必烈才接到哥哥蒙哥汗的死讯，宗室莫哥派人送信劝他马上北还“以系人望”，实际是催他赶紧回去争夺汗位。尽管心中焦急如燎，忽必烈依旧迟疑，回复莫哥道：“我奉命南来，岂可无功而返？”忽必烈手下汉人心腹董文炳知其立功心切，想在争夺汗位之前先捞点政绩，然后挟功而返就可以增加自己的竞选砝码，于是对忽必烈道：“长江天险，宋人恃之，势必死守，待臣为您一战，以夺其气！”当晚，董文炳和二弟董文用、董文忠三人，率死士百余人乘轻舟，并不理会南宋扼江的巨大战船，冲上对岸，杀向南宋众多陆军，果然把宋军打得大败，当时岸上有宋军八万，被这百十号蒙军一冲，竟然一下子惊慌溃乱，自然被跟进的蒙军打得大败。转天，忽必烈率军渡江，进转鄂州（今武汉市的武昌区）。
蒙古军队攻打鄂州，中外震动，边关报急的文书传到朝廷，而时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的丁大全却隐而不报，以致战事日益转向不利。蒙古大军由云南入交趾，从邕州攻广西破湖南，丁大全才上报理宗，宋理宗如梦初醒，不知所措。这时，南宋内部展开了一场和战之争。权相丁大全主张迁都以避蒙军之锋，而贾妃族兄贾似道，却大搞政治投机，公开反对迁都，坚持抗战，从而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中书舍人洪芹上疏：“丁大全人如含沙射影之鬼蜮，行如穿箭之道，利用奸佞，陷害忠良，堵塞言路，扰乱朝纲。臣乞陛下将其罢官远放，以伸张大宋王法，谢天下黎民。”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继上疏弹劾丁大全，监察御史朱貔孙也进言：“丁大全奸诈阴险，狠毒且贪婪、残忍，假借陛下的声威钳天下百姓之口，依仗陛下所赐的爵禄笼天下财路于一己之身。”监察御史饶虎臣也指出了丁大全的四大罪状：绝言路、坏人才、竭民力、误边防。理宗大怒，罢免了丁大全，命其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镇江府。
丁大全被罢职之后，南宋朝为解燃眉之急，宋理宗只得下诏，任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率军驻汉阳以援鄂州。贾似道，字师宪，浙江台州人，于1213年（南宋宁宗嘉定六年）8月出生在江西万安县。父亲贾涉曾经在江西万安县做过县丞，母胡氏是贾涉去万安县赴任前，在钱塘县购买的小妾。贾涉从万安离任时，把胡氏遗弃了，贾似道便跟随贾涉生活。1223年，贾涉病死，贾似道由于家道中落，无人管教，从十几岁开始便不务正业，终日在社会上游荡，以吃、喝、嫖、赌为乐，史书说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良少年。后来贾似道依靠“恩荫”（朝廷赐官职给官宦子女），在嘉兴谋得个管理仓库的职位，不过贾似道的时来运转完全仰仗了他的同父异母姐姐贾氏。贾氏在南宋理宗朝进宫，由于体若惊鸿，美若西子，竟惊得理宗魂飘魄散，于是1232年（绍定五年）贾氏被封为贵妃。
由于裙带关系，贾似道一路官运亨通。先后任“籍田令”、“太常丞”、“军器监”、“大宗正丞”等京差，在官场上厮混的贾似道，期间也完全恢复了顽劣的故态，恣意夜以继日地享乐，经常是白天在城里嫖娼，通宵于湖上泛舟。
由于宫里有人好做官，贾似道自1241年始，先后担任过“知澧州”（今湖南澧县）、“两淮制置大使”（兼淮东安抚使知扬州），1256年还加封了参知政事的头衔，次年又任“知枢密院事”和“两淮安抚大使”。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世，贾似道在“两淮制置大使”任上，找到已经改嫁给一个石匠的生母胡氏，密谋淹死了那个石匠，把胡氏给接走了，其阴险毒辣可见一斑。
就在蒙古大军兵临鄂州城下之时，国家处在生死存亡之际，南宋朝廷派出了贾似道这个本来缺德少才的社会痞子为统帅，后果也可想而知了。南宋朝廷四处招募新兵，在平江、绍兴、庆元增筑堡垒，加强临安左右的防御。贪生怕死的太监董宋臣献策，劝宋理宗逃往四明以避兵锋，幸亏被大臣劝阻：“陛下銮舆一动，则三边之将士瓦解，而四方之盗贼蜂起，绝对不能跑！”。
年底，蒙古军围鄂州几十天，攻城无望，胶着之时，鄂州守城的南宋都统张胜上城，哄骗蒙军道：“此城已是你们掌中之物，但子女玉帛皆在将台（汉阳），你们应该往那里去取。”蒙军信以为真，“将城外百姓的房屋付之一炬，准备退去。”。不料，恰值宋将高达率军赴援，贾似道又自汉阳亲率军队入鄂州，“蒙古军知道上了张胜的当，于是发动对鄂州的再次进攻”。
张柔率军会忽必烈攻鄂州城，遣一部兵趋岳州（今湖南岳阳），遇宋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自重庆来援，阻击未胜，吕文德乘夜率援军入城，城守愈坚。
忽必烈久攻不下，派遣蒙军将领苫彻拔都儿率一支军队以及数百南宋降军抵至城下喊降。张胜武将气勇，大开城门，一箭把喊降的南宋降将射死，并率数百宋军冲出与蒙军交战。可惜的是，张将军运气不好，混乱中战死，出城宋军大部阵亡。至此，鄂州之战，南宋军一方已经有一万三千余人战死。但由于守城宋军人数众多，鄂州城坚墙厚，宋将高达指挥得当，蒙军一时间也似乎攻克不了此城。
蒙军久攻鄂城不下，张柔乃命部将何伯祥造鹅车，掘洞入城，已移军鄂州城内的高达，下令命宋军沿城墙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城，以防蒙军挖通城墙而入。木栅于一夜之间筑成，入城蒙军伤亡惨重。蒙古军又招募敢死队，由勇将张禧率领，自城东南角入战，守将高达率诸将力战，张禧身负重伤而退。张柔别选勇士登城，破鄂州城东南隅，高达一面率军力战，一面组织士兵修补城墙，城屡破而屡筑，使蒙军不能得逞。忽必烈闻之，感慨地对身旁近臣道：“我怎么没有贾似道这样的人可以用啊。”还以为这是贾似道杰作，而不知真正的对手是名不见经传的高达。
虽然高达勇猛善战，但却为人耿直，总对身为使相的贾似道（总理兼国防部长）百般戏弄。每次出兵，望见贾似道骑马督战，他都笑对手下人道：“巍巾者（高帽文官）能有什么本事啊！”而且，只要是宋军出城血战，他一定非要贾似道本人出门劳军不可，否则就派大批兵士齐集军门喧哗起哄。与高达相比，吕文德很懂人情世故，常常纵马而出，呵斥军卒道：“宣抚在此，怎敢如此无礼！”然后他又会面见贾似道寒暄。守城几位主将中，曹士雄、向士壁二人木讷，凡事从未向贾似道请示过，所以，贾丞相暗恨高达和曹、向三人，与吕文德关系最为友善。
由于当时南宋诸路重兵全部在鄂州一带集结，宰执吴潜在御史饶应子建议下，以理宗皇帝名义，要贾似道本人转至黄州（今湖北黄冈）指挥军事。“黄（州）虽（处）下游，实当兵冲”，估计是吴潜等人欲置贾似道于死地。
贾似道无可奈何，只得让宋将孙虎臣率精骑七百，护送自己前往黄州。行至萍草坪，侦察兵慌忙来报，说前面有一大股蒙军，贾似道大惧，连呼“奈何”。孙虎臣把贾似道藏起来，自己率兵出战。贾似道哀叹道：“此次必死无疑，可惜没死得光明磊落、轰轰烈烈！”结果，宋兵冲至近前，发现所谓的“蒙军”其实是一大群被掳的南宋百姓，为首骑牛的“蒙将”正是南宋的江西降将储再兴，此人身边仅有数十个手拿兵器的老弱蒙古兵。见此，孙虎臣拍马而进，活捉储再兴，杀掉了押送百姓的蒙古兵，拥贾似道入黄州。当然，史书对这段事情的记载，因断句问题出现歧异：“至萍草坪，侯骑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惧，谓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战（此处也可断句为‘虎臣匿，似道出战’）。似道叹曰：‘死矣！惜不光明俊伟尔’。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还者，江西降将储再兴骑牛先之。虎臣出擒再兴（此处也可断句为‘虎臣出，擒再兴’，即孙虎臣看见对方势弱，才从藏身地冲出），似道遂入黄州。”
此时，蒙军另外由乌兰哈达率领的近两万士兵攻破横山防线，连克宾州、象州，又下长州、辰州、沅州，直抵潭州城下。
蒙宋双方战斗胶着间，忽必烈突然接到夫人察必的密信，告之和林的蒙古王公正准备拥立阿里不哥（忽必烈之弟）为汗，让他立即北还。忽必烈犹豫不决之际，便召集他的将领、幕僚商议对策，谋臣郝经等人以为争夺汗位已事不宜迟，而要灭亡南宋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建议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於未然”。郝经道：“如果阿里不哥称遗诏即位，大王您即使手握重兵也不能成事，金朝完颜亮即是前车之鉴。待阿里不哥正位后，下诏中原，行敕江上，天下正统所归，派个使臣即可到大营卸掉大王您手中军权。方今之计，大王应以社稷为念，与宋议和，定疆界岁币，同时您自率轻骑，立刻趋燕都，先取得汗位再说。”廉希宪、董文用等官员也以为汗位不宜久悬，力劝忽必烈退师。
于是忽必烈在11月28日离开鄂州，只留下一小部分兵力在鄂州城下，准备带主力经河南回开平。对外，他不说要回北边去，却装着要向东边走，去进攻临安（杭州）的样子，把军队先移到东边的青山矶。
忽必烈的东进姿态，吓坏了驻在黄州（黄冈）的贾似道。就在忽必烈即将北归之时，贾似道却鬼使神差地派人来议和，表示要割长江为界，年奉岁币银绢二十万给蒙古。此此和议，也是贾似道自作主张，事先并未向宋理宗请示，其实是他为延缓蒙古攻势的私自议和。忽必烈见宋方派使议和，正好就坡下驴，来了个顺水推舟之计。忽必烈遣学士赵璧登鄂州城与宋人谈判，嘱咐道：“你登城后，注意我的帅旗。大旗一动，你要速归。”于是，赵璧上城，与宋使讨价还价。宋使表示要以长江为界，岁奉银绢二十万。赵璧强辩道：“大军先前到濮州，还可应从你们的条件。今已渡江，这样的条件我们不能接受。贾制置（贾似道为制置使）何在，我要与他面谈。”正说话间，赵璧掉头，望见城下忽必烈帅旗移动，知道蒙军开始撤围，急忙对宋使道：“待他日复议，我回营禀命。”于是赵璧慌忙下城返回蒙古军营，随军北撤。所以，贾似道此次和议，根本没有任何结果，双方也没有任何文字上的条款。虽然是城下之盟，但优势一方的蒙古忽然撤走，不了了之。
忽必烈布置有方，他一边后撤，一边留一部偏师等候攻入湖南的乌兰哈达部蒙军。这一支蒙军正猛攻潭州，闻退兵令下，急忙解围，引兵趋北。
至此，贾似道上报宋廷鄂州围解，“诏论功行赏”。贾似道“胜利”的消息传至临安，宋理宗大喜，正好年关将至，便改元“景定”。
1260年（景定元年）3月，贾似道听从刘整的建议，派宋将夏贵追击从湖南北撤的乌兰哈达部蒙军，杀掉殿后蒙军一百七十人，以“大捷”上闻。
5月，宋理宗下诏，进贾似道为少师，封卫国公，并不吝溢美之词的褒赞道：“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不动声色便将强敌歼灭，奋不顾身，吾民赖以生存，对王室恩同再造！”简直把贾似道当成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三国周郎了。
贾似道还京时，理宗又令百官郊迎，“如文彦博故事，奖眷甚至”。至此，忽必烈为夺汗位拔军北还，倒成了贾似道“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社稷转危为安，实万世无疆之休”的大功。俨然把贾似道当成了挽救宋室江山于危难之际的大救星！
刘克庄对贾似道的这次战功更是赞不绝口，说他在“朝野失邑，凛凛有被发之忧”时，“投袂而起，倍道疾驰，身先将士，蒙犯矢石”，“以衮衣黄钹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校书郎姚勉所作的《贺丞相贾秋壑启》中，称赞贾似道有“经文纬武之略，出将入相之才。身佩安危，力侔造化”。但是，不久后姚勉知道了鄂州大捷是贾似道虚报战功，于是姚勉借与太子讲《周易》之机，针砭贾似道，遭贾似道罢黜。
参与鄂州会战的宋将也都升官，吕文德知检校少傅，高达知宁江军承宣使，刘整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夏贵知淮安州兼京东招抚使，孙虎臣知和州防御使，范文虎知黄州诸军都统制……其实，鄂州防战，高达功最高，但由于他一直在鄂州凌侮贾似道，贾似道进言宋理宗，想以“跋扈”的罪名杀掉高达。还好，宋理宗知道高达有功，未听贾似道之言，但推功时就把他列为第二。由此，也种下了日后诸将之间以及将相之间的嫌隙。
汗位之争
蒙哥身后的三个弟弟，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旭烈兀自1256年成为波斯汗后，由于远离蒙古，而没有要求继承大汗位，剩下的只有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阿里不哥作为幼子，已经成为蒙古本土上的统治者，并在蒙古都城哈拉和林扎营。作为蒙古地区的统治者，他准备在蒙古召开忽里勒台，以确保他被举为大汗。
但是，忽必烈此时兵权在手，岂肯将汗位拱手让人？1260年初，从蒙、宋前线匆匆北返的忽必烈抵达燕京。他在燕京附近驻扎了将近三个月。蒙哥汗亲征时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竭力诱使忽必烈回到漠北，然后逼其就范，再名正言顺地登上大汗宝座。忽必烈则清楚地意识到，在阿里不哥鞭长莫及的情况下，自己在控制和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古军及汉军方面，拥有莫大的优势与便利，因此他不肯轻易离开经营有年的中原而贸然北上。双方间使臣往返，交涉不断，矛盾日趋激化。1260年4月中，忽必烈拘禁阿里不哥派往燕京的心腹脱里赤，先发制人，在新筑成不久的开平城宣布即大汗位。
拥戴忽必烈最积极的宗王，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的孙子、在东道诸侯中居长的塔察儿。他曾因攻宋无功而返，受到蒙哥汗的严厉训斥。早在事态还相当微妙时，忽必烈就派廉希宪到军前结欢于塔察儿，相约“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这为日后由塔察儿诱逼在场的其他宗室“相继劝进”安排了最关键的一着，合辞推戴的诸王，还包括移相哥（合撒儿之子）、忽剌忽儿（合赤温之孙）、合丹（窝阔台之子）、阿只吉（察合台之曾孙）等。一度滞留于汉地军中的蒙哥之子阿速台，这时已北投阿里不哥，没有与会。
次月，忽必烈以《即位诏》颁行天下。诏书明确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它表明了新政权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局面的决心。又次月，复以建元中统诏天下，更明确地强调新政权之为中朝正统、“天下一家”的地位。
建国之始最早的新行政机构，是统辖中原汉地政事的燕京路宣慰司。翌月，以王文统、赵璧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但这时候的“中书省”似乎还不像是国家正式的中枢机构，建制也极不完备。倒是燕京宣慰司所属的各路宣抚司则渐次创置，不久就进一步完善为十路宣抚司的建制。主持各路宣抚司的官员，大多是汉人（包括祖居中原的契丹人）出身的政治家，少数是汉化程度很高的色目人如廉希宪、赛典赤等。中统元年7月，升燕京宣慰司为燕京行中书省，王文统、赵璧并以中书省平章领行省事，它实际上承担了当时朝廷临时行政中枢的职能。中统二年，敦促南宋履行鄂州城下之盟的移宋三省牒文，就是以燕京行中书省的名义颁布的。
与此同时，忽必烈又毫不迟疑地着手征调和组编忠于他个人的精锐部队，用以保卫大汗、戍守北方各地，尤其是燕京、开平一线心腹地区。由于蒙哥的怯薛大军在扶柩北归后大都滞留于漠北，忽必烈便在潜邸宿卫的基础上迅速扩充、重建大汗的怯薛部队。此外他还多次征集各地兵员，很快组建起拱卫京畿的侍卫亲军。统领侍卫亲军的，是多年跟随他出生入死的亲信董文炳等将领。立国之初，“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为防范阿里不哥，朝廷亟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至漠南沿线，很快完成了扼守大漠南缘、伺机渡漠远征的战前部署。为了集中力量首先征服阿里不哥，忽必烈在中统头两年，对南宋的背约行为也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他虽在蒙宋交界线“置江淮、江汉两大都督，东则李璮，开府益都；西则史权，开府邓州，与宋扬州、襄阳两别帅犄角”，但他的意图只在镇边，并不急于攻宋。国信使郝经被拘，不过遣官诘问而已；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甚至当南边将士求战心切，“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时，忽必烈也只是下一纸诏文，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借以慰抚军心。
忽必烈在漠南抢先即位，完全打乱了阿里不哥的预谋。后者只得匆匆于1260年夏季，在驻夏据地阿勒泰山中，召集留守漠北份地的诸王宗戚，举行大会，并在会上被拥立为大汗。出席大会的，有察合台子哈剌旭烈的寡妻兀鲁忽乃妃子、察合台孙阿鲁忽、窝阔台孙覩尔赤（合丹子）、海都（合失子）、术赤孙忽里迷失和合剌察儿、蒙哥子阿速台和玉龙答失、塔察儿子乃马台、别勒古台之子等。这样就出现了两大汗相抗衡的局面。站在阿里不哥一方的有影响的东道诸王似乎很少，但他从西道诸王那里获得的支持，又要多于忽必烈。尽管当时正在经营西亚的皇弟旭烈兀，和立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拔都后王别儿哥，态度都不无暧昧之处，然而替旭烈兀留守漠北份地的他的儿子药木忽儿，最初是支持阿里不哥的。而别儿哥冲制的钱币上刻有阿里不哥的名字，更表明钦察汗国在阿里不哥失败前一直认为，只有后者才真正代表了蒙古大汗的统系。
成吉思汗直系各支宗王的政治态度，对忽必烈颇为不利。为改变此种局面，忽必烈先派支持自己的察合台后王阿必失哈（阿只吉长兄）急驰西北，企图用他控制察合台兀鲁思的政局，使之与中原汉地势力为犄角，拑制漠北。阿必失哈一行在途经河西时为阿里不哥的军队截留，察合台兀鲁思落入阿里不哥派去的阿鲁忽之手。不久，阿鲁忽和旭烈兀渐与阿里不哥生隙，忽必烈抓住时机，以明确承认二者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既有权益为条件，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他宣布，自阿姆河西至马木鲁克疆界的塔吉克地面当归旭烈兀统治守卫，自阿勒泰山至阿姆河之地则由阿鲁忽镇守。至此，除术赤后王早已分治于钦察草原之外，突厥斯坦西部及河中地区、波斯和呼罗珊，也正式从大汗直接领有的国土中分立出来，成为中央汗廷的藩卫之国。建国次年，忽必烈与西道诸王的关系基本和解，遂使他得以全力对付阿里不哥。
1260年秋，阿里不哥兵分两路，大举南下。东路军由旭烈兀子药木忽儿、术赤后王合剌察儿统率，自和林逾漠南进。西路军由阿兰答儿统领，直指六盘山，意在接应从四川前线退屯该地的蒙哥攻宋主力。这支军队在蒙哥死后曾归阿速台节制，阿速台投奔漠北后，一直控制在阿里不哥的大将浑都海和哈剌不华手里。阿里不哥的左路军以宗王为帅，而且直接威胁汉地政治经济中心燕京，因此忽必烈亲自领军逆之，而以移相哥、纳邻合丹（当为合赤温孙）为其前部。移相哥军击溃药木忽儿和合剌察儿，阿里不哥难以继续立足和林，匆匆退到由他继承的拖雷分地吉里吉思。忽必烈大概是循帖里干道，顺利进至和林。其时约在当年初冬。当时和林城的残破或许相当严重，所以到达不久，忽必烈便南至汪吉河（今翁金河）冬营地，以为短期休整。阿里不哥深恐忽必烈乘胜追击，乃遣使假意求宥，并称待马力稍复，再赴阙谢罪。忽必烈深以汉地政局为念，遂留移相哥镇漠北，自己冒严寒逾漠南返。
南指六盘山的西路军虽为偏师，但它牵动川蜀关陕，使那里本已化险为夷的形势又紧张起来。原来早在廉希宪受命宣抚京兆、四川时，屯兵观望于六盘山的浑都海就企图联络阿里不哥遣往关中的刘太平、霍鲁怀及川蜀军中亲阿里不哥的将领发难。廉希宪当机立断，捕杀刘太平、霍鲁怀，以处于弱势的秦巩世侯汪家的军队拒阻浑都海，“但张声势，使不得东”。浑都海果然中计，“闻京兆有备，遂西渡河，趋甘州”，采取了“重装北归，以应和林”的下策。关陕之危竟得安然解脱。可是当阿兰答儿提兵与北归途中的浑都海会师之后，这支军队重又折返东向，并派人约结陇蜀诸将，一时“人心危疑”，朝士至有捐弃两川、退守兴元之议。两军兵锋初接，朝廷方面又先失利，遂愈使“河右大震”。这时候，忽必烈增派的诸王合丹（窝阔台子）、哈必赤（合撒儿子）等率师与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复战西凉，大败之，俘斩略尽”。阿兰答儿、浑都海被擒杀，关陇遂安。
1261年（中统二年）2月，诏命燕京行省及各路宣抚使北上开平，会议军国大政。3月末，燕京省官毕集开平。当年夏季，除检核钱谷、充实省部、擢用辅弼外，朝廷还为中央和地方官府制定了若干具体的行政条款。行政中枢既经调整扩充，更明确地分为两个班子，以史天泽、张文谦等人留中，王文统、廉希宪等行省事于燕。秋，又置大司农官，并置十道劝农使司，“为之使者，皆取于故国老人、君子长者，亲行田里，谕以安辑，教之树艺”。
溃败远遁的阿里不哥，歇息于吉利吉思。至1261年秋天，元气稍有规复，又举兵东来。他事先遣使向移相哥伪称率众来归，使移相哥疏于防备，因而突袭成功。移相哥大军溃散，和林城再次失守。10月，忽必烈率诸路汉军与蒙古诸王所部再度北征。两军相遇于昔木土脑儿之西，阿里不哥先因所部外剌军队溃败撤兵；待阿速台率领的后继部队赶到，阿里不哥回军再战。其右翼被击败，左、中两翼与忽必烈军鏖战至夜仍不分胜负。自是双方引军后退，相峙于大碛南缘。是年冬末，忽必烈师还，“诏撤所在戍兵，放民间新签军”。形势似乎缓和下来。1262年，据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因粮饷不继，而由他派往察合台兀鲁思的阿鲁忽又拒绝听命，截留他征集的货物，因此愤而移兵西讨阿鲁忽。阿里不哥自知一旦挥兵西指，和林终将不守，所以临行指令和林城诸长老，许其举城归降忽必烈军。阿里不哥西徙后，忽必烈部果然不战而收复和林。
阿里不哥被迫在伊犁河流域与阿鲁忽作战，由于被两军拑住，最后于1264年投降忽必烈。忽必烈宽恕了他，但是，处死了他的一些主要支持者，包括聂思托里安教丞相孛鲁合。为谨慎起见，他把阿里不哥作为重要俘虏囚禁起来，直到1266年阿里不哥去世。
埃及之战
旭烈兀观察着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为争汗位爆发了战争。旭烈兀排行第四，他远离蒙古，无论如何，关于选举有足够的规定，他没有被提为候选人，而他对忽必烈表示同情，他的支持，或者说他的调停也许是需要的。旭烈兀还明白，他的堂兄弟、钦察汗的别儿哥，正在高加索边境上对他造成威胁，别儿哥偏爱伊斯兰教，而旭烈兀偏爱基督教，别儿哥谴责旭烈兀对报达的屠杀。由于这些原因，旭烈兀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留下一支占领军，由怯的不花统率，自己返回波斯。怯的不花统率的这支占领军只有两万人。
埃及马木路克苏丹忽都思（1259至1260年在位）得到了旭烈兀东归的消息，然而他并不知道大马士革有多少蒙古留守部队，因而不敢轻举妄动。当时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除蒙古军和穆斯林外，还有十字军东征之后留驻的法兰克人。怯的不花力图维持法兰克-蒙古联盟，他十分倾向于该地的基督教徒，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是聂思托里安教徒，还因为他意识到这样做对法兰克-蒙古联盟双方有好处。遗憾的是，阿迦的男爵们仍视蒙古人为野蛮人，甚至他们宁愿要穆斯林，也不要这些所谓野蛮人的统治。于是，十字军骑士们的一次军事行动，为忽都思展示了怯的不花的实力。西顿的儒连伯爵和贝鲁特的圣殿骑士团将领约翰，率军袭击蒙古巡逻队，战斗中怯的不花的侄儿被杀。怯的不花大怒，率军反击，彻底打垮约翰的圣殿骑士部队，然后攻陷西顿，将其洗劫一空。蒙古人的惩戒行动其实得不偿失，不但彻底同十字军政权决裂，而且将自己的兵力暴露无余。法兰克人与蒙古人之间的联盟，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暗中的，到此结束了。
这一破裂使穆斯林鼓起新的勇气，因为尽管阿勒颇-大马士革的阿尤布王朝苏丹国已经被征服，但那儿仍保留着一支强大的穆斯林军队，即马木路克军，以及埃及苏丹国的君主们。马木路克是雇佣军，主要是突厥人，他们组成了埃及阿尤布王朝苏丹们的军队，1250年他们推翻了阿尤布王朝成了埃及的主人，他们的将军们成了埃及的苏丹。当时在开罗进行统治的马木路克苏丹忽都思意识到，形势正在朝着对他有利的方面转化，旭烈兀与蒙古主力军已经起程回波斯，怯的不花若无沿海法兰克人的援助，靠两万人的驻军维持征服地区防务将是不可能的。因此，忽都思决心趁此机会同怯的不花决战。
1260年7月26日，马木路克先头部队在异密拜巴斯的统率下，离开埃及前往巴勒斯坦，击溃了加沙一小支由拜答儿指挥的蒙古军。阿迦的法兰克人不但未帮助蒙古军，反而允许马木路克军过其境，并在阿迦城下补充粮草。虽然忽都思手下的马木路克骑兵不足五万，但他以伊斯兰圣战的名义召集北非所有穆斯林部队，最后组成一支十二万人的联军。这些应召而来的轻骑兵来自埃及腹地和利比亚沙漠的游牧民族，他们由于消息闭塞，对蒙古人的军威一无所知，因而士气反倒比马木路克军队高昂。忽都思大军借道十字军控制的加沙地区，向叙利亚进发。怯的不花此时的可用之兵包括两万蒙古骑兵，和一些叙利亚地方部队，亚美尼亚（蒙古盟邦与属国）两千铁甲骑兵，这样艾因贾鲁特战役中参战的蒙古军队约为二万五千人。
1260年9月3日，两军在纳布卢斯附近的艾因贾鲁特相遇，艾因贾鲁特附近有一个大约六公里宽的山谷，这是忽都思精心选择的战场。忽都思将大部分马木路克骑兵部署在山谷深处，而北非轻骑兵藏在两侧的群山中，组成一个巨大的U形战阵。然后忽都思派遣得力战将拜巴斯领军一万到谷口列阵。
蒙古军队几十年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已经患上了“胜利病”，其症状是骄横狂妄，轻敌冒进。蒙古军队的野战能力威名远扬，旭烈兀西征大军一路势如破竹，阿拉伯人被蒙古军威所震慑，不约而同地选择固守坚城，避免野战，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蒙古军队大大低估了阿拉伯军队，特别是马木路克骑兵的野战能力。怯的不花虽然是旭烈兀麾下的头号悍将，但在艾因贾鲁特战役开局显得盲目自信，他引军仓促上阵，并率先发动进攻。
拜巴斯军团的任务就是佯装退却，将蒙古军队引诱进忽都思设下的陷阱。这一万马木路克骑兵稍作抵抗，就向山谷内撤退，而蒙古军队紧追不放，冲进山谷。如果怯的不花细心的话，他应该能发现后撤的马木路克骑兵秩序井然，根本不像是战败的模样。可惜怯的不花和他手下的蒙古将士一样，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毫不起疑地闯进忽都思的包围圈。拜巴斯军团迅速回归本阵，这样，马木路克阵营的全貌展现在怯的不花眼前。五万马木路克骑兵排成六公里长的阵线，中间厚两边薄，呈内凹的新月形，目的是充分发挥弓箭的密集火力。忽都思在中央指挥全局，拜巴斯统领右翼。部署在两侧群山里的七万北非轻骑兵这时也冲了出来，形成对蒙古军队的三面包围。
发现自己被包围以后，蒙古军队出现了短暂的慌乱，仆从的叙利亚部队更是逃离了战场。怯的不花不愧是久经沙场的宿将，他迅速判断战场上的形势，立刻命令蒙古军队的两个万人队各以一千亚美尼亚铁甲骑兵为先锋，向马木路克阵营薄弱而突出的两翼冲击。怯的不花亲率一个万人队，向马木路克阵营的左翼猛扑过来。冲锋的蒙古军队遭到来自前方和侧面遮天蔽日的弓箭齐射，损失惨重，蒙古骑兵体现出高度的战术纪律，不顾伤亡向前冲击。马木路克阵营两翼的骑兵看到蒙古骑兵舍生忘死，迎着一波又一波的弓箭冲了过来，有些蒙古骑兵身中数箭依然狂呼向前，不禁胆战心惊。眨眼间蒙古军队就冲到跟前，亚美尼亚铁骑组成的前锋以楔形突进马木路克阵营两翼，而蒙古轻骑兵跟在后面飞快地放箭，重骑兵则拔出马刀左劈右砍。本来就缺乏信心的马木路克骑兵逐渐丧失斗志，拜巴斯统领的右翼还能勉强支撑，而左翼面对怯的不花亲率的蒙古骑兵，在极大的压力下已经开始溃散。两翼骑兵战斗意志的动摇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到中央，整个马木路克阵营都开始后退，局势危在旦夕。
忽都思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大军已经接近崩溃。根据波斯的史料记载，忽都思脸涨得通红，气急败坏地将头盔掼到地下，大呼着“为了伊斯兰”单人匹马冲进蒙古军阵中，挥舞着大马士革弯刀大力砍杀，所向披靡，至少有十几个蒙古骑兵死在他的刀下。忽都思孤注一掷的英雄主义行为唤起了马木路克骑兵的勇气，他们只犹豫了片刻，就狂呼着冲了上去，用弯刀同蒙古骑兵进行激烈搏斗。事实证明，马木路克军队先前的败退纯粹是怯战的心理在作怪，一旦他们恢复了自信心，立刻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蒙古轻骑兵实在不擅长于近距离格斗，和马木路克骑兵较量刀法时占不到任何便宜。
这一场混战从清晨打到下午，马木路克大军的人数优势渐渐发挥了作用，蒙古军队伤亡渐增，开始现出败像。怯的不花的随从劝他撤退，被他高傲地拒绝了，他保住了成吉思汗旗帜的荣誉。
怯的不花道：“宁死不退，若有能见旭烈兀者，可告诉他，怯的不花不愿可耻地撤退，宁愿以身殉职，希望可汗不要为丧失一支蒙古军而悲伤。让他这样想：就当士兵的妻子们一年未曾怀孕，他们马群的母马一年未曾怀驹。祝可汗幸福！”
在信仰和勇气的驱使下，怯的不花亲率自己的卫队发动反冲锋，拼命砍杀左右之敌，继续与上万的敌人作战，最后由于力战已久、精疲力竭，战马跌倒而被俘。
怯的不花双手被绑带到忽都思面前，忽都思想侮辱他：“你打倒了许多王朝，现在你落网了！”
怯的不花回答道：“如果我死在你手中，我认为这是天意，而不在于你。别为片刻的胜利而陶醉。当我死的消息传给旭烈兀汗时，他的愤怒将像沸腾的大海，从阿哲儿拜占（今阿塞拜疆）直到埃及大门口的土地将被蒙古马蹄踏平！”
怯的不花在最后一次表露他对蒙古大汗的忠诚时，他嘲笑这些靠阴谋当上王的马木路克苏丹们，谋杀前任王通常是他们夺取王位的途径，“我终身是君主之臣，不像你们是君主的谋杀者”！
接着，捉到他的人砍下了他的头。
失去主帅的蒙古军队军心涣散，开始夺路而逃。马木路克骑兵追出十二公里，在一个叫贝珊的地方将蒙古残军团团围住。蒙古骑兵全部下马，用盾牌组成环形防线，以强弓精准地射击敌人，马木路克军队伤亡很大。蒙古骑兵弓箭用尽以后，被马木路克骑兵冲破了盾牌防线，全部力战而死。
怯的不花大军覆灭的消息传到大马士革，留守的蒙古将士很快全部撤退，没过几天忽都思就率领大军胜利开进大马士革。该城的基督教徒为他们的前蒙古感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远至幼发拉底河的整个穆斯林叙利亚，都归并入埃及的马木路克苏丹国，城里的穆斯林立即反攻倒算，大肆扑杀基督徒和犹太人，搞得大马士革一片腥风血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斯兰世界的救星忽都思还没能享受几天胜利果实，就被他的得力干将拜巴斯暗杀，然后拜巴斯成为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的新苏丹。
李璮之乱
怯的不花大军在中东折戟沉沙，山东的李璮降而复叛。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1262年（景定三年）3月，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判蒙附宋。李璮，小字松寿，潍州人，李全之子。也有人说李璮本是衢州徐氏之子，其父曾担任扬州司理参军，后过继给李全作养子。金末，李璮随父母参加红祅军起义，转战山东各地。
1233年（绍定六年）杨妙真死后，李璮继承了李全、杨妙真的全部军事力量和辖区，据有山东东部40余城以及沂、涟、益都三支军队。沂、涟两军是李全旧部，两万余人，久经沙场，勇猛善战。益都军是李璮亲自招募和训练的，号称勇悍难制。
李璮在山东，“尽专兵民之权”。他利用一切机会，制造假象，甚至谎报军情，向蒙古统治者要钱粮、要兵权。蒙古大汗屡次调他出征，他都托词不听调遣，还亲自到蒙古大汗蒙哥面前说“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军非便”，并向蒙哥进言，要独自带兵攻取南宋州城。
当时，由于蒙古军队正在西征，无暇灭宋，还需要李璮守卫山东，牵制南宋。所以，蒙古人一再迁就李璮。李璮遂发兵攻打南宋的海州，获取涟水等四座城池，并大肆张扬他的战功，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和赏赐。
1260年（蒙古中统元年），忽必烈继位，加官李璮为江淮大都督。李璮趁机进言：“最近捕获宋人奸细，得知宋朝调兵遣将，要攻取涟水。而且侦察到许浦、射阳湖战船众多，看来宋军要进攻益都，请修缮城堑，预作准备。”忽必烈信以为真，下诏嘉奖，赐银三百锭，并命令驻扎益都的蒙汉军队，都听从李璮节制。李璮趁机发兵修青州城堑，“修缮城墙，储备军粮”，作坚守益都的准备。
李璮占领山东三十余年，前后共向元朝廷上书奏事数十件，都是“挟敌国以要朝廷”，“危言耸听，谎报军情”，扩充力量，拥兵自重，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力量，成为割据山东的武装集团。久之，蒙古朝廷对李璮也产生戒备，派蒙古人到益都任达鲁花赤，又派阔阔不花率探马赤军驻守益都，监视和威慑李璮，并令李璮把他的儿子李彦简送到京城做人质。
1262年（元中统三年），李璮自以为筹划周密，兵力强盛，便秘密把儿子李彦简从京城接回，派人向南宋表示归顺，联宋起兵反元，并把涟水、海州等三城作为礼物归还南宋。
2月，李璮乘忽必烈平定阿里不哥之机，在海州发动兵变，尽杀蒙古戍卒，率五万余人自海上北归登岸，攻打益都。很快歼灭驻守益都的蒙古军队，大开府库，犒赏部下，又分兵四出，攻占蒲台、淄州等地。
李璮完全错估了形势。他以为当时忽必烈正忙于对阿里不哥的战争，无力调兵和他交战，不料阿里不哥败得很快，忽必烈迅速抽调主力南下镇压。李璮以为北人汉族军阀都和他一样，心怀异志，起兵后即可一呼百应，结果响应者寥寥。1262年（中统三年）二月初一，在发动兵变前，他又匆忙与南宋联系，献涟海三城约降，当南宋还在将信将疑之际，他就在初三那天占领益都，发动兵变，不久占领济南。
李璮联宋完全是出于一种策略考虑，并非真心实意，尽管南宋给了他保信宁武军节度使、咨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的封号。李璮对南宋有杀父之仇，对南宋的作战他从来是不遗余力甚至“杀宋师殆尽”。这次兵变，只是到了事件即将来临时才约宋，以免受蒙宋夹击，结果南宋只给了他一个虚衔，并未真正支援。李璮反蒙后，并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是“民闻璮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虽然李璮曾四出联络，远至山西太原，除了太原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等少数几人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响应。忽必烈得知李璮发动兵变后，立即杀了王文统，发蒙古汉军讨李璮，命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干及万户严忠范会东平，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阳波、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会滨棣，命济南路军民万户张宏、滨棕路安祅使韩世安，修理城堑，作出应战准备，命请王合必赤总督诸军，不久又派史天泽增援。前往镇压李璮的许多汉军头目都是李璮以为会响应他的诸侯，结果这批军阀反而成了他的镇压者，因为他们知道忽必烈的统治十分牢固，李璮是不会成功的。
3月，蒙古中枢阿术带领的蒙汉军队首先到达济南附近，李璮率军出城迎战，抢夺元军辎重；回城时，遭到蒙军截击，大败，被杀四千余人。5月，蒙古十七路大军先后抵达济南，中书省右丞相史天泽负责全权指挥，督战各路军马。史天泽采取围困战术，开三河，筑三城，将济南围得铁桶一般。李璮无力出战，只好困守济南。
李璮不得复出，日夜困守四个多月，粮尽援绝。为稳定军心，李璮竟“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且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不足，则家赋之盐，令以人为食”。东西都吃掉，最后竟然就着盐巴吃人肉。这些残暴行为，使李璮更加失去民心，将士也沮丧之至。
7月，“军心溃散，完全失去控制”，军士纷纷缒城出降。李璮见大势已去，城已不保，便亲手杀死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太浅没有淹死，被蒙军俘获，绑至蒙军帐前，史天泽问之曰：“何不投拜？”李璮不答。又问曰：“忽必烈有什么对不起你之处？”李璮回答道：“你写书信约我起兵，为什么不遵守约定？”。李璮临死还不忘咬史天泽一口，想拉他做个垫背的，真是要将小人做到底。史天泽闻言大怒，立即命刽子手对李璮施以酷刑，然后才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
李璮被杀后，传首山东各地。史天泽带领大军向益都进发，未至，益都守将开城投降。蒙古朝廷任命董文炳为山东路经略使。董文炳至益都，留兵于外，带领数骑衣冠而入，住进官府，不设警卫，召集李璮故旧将吏，好言相慰。益都军民大悦，安定了下来。不久，李璮故将毛璋占据益都反叛，很快兵败被杀。至此，李氏父子占据山东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遂告结束。
至于李璮所说史天泽约其起兵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不过是李璮临死咬了史天泽一口而已。这却使史天泽平添了许多顾虑，生怕他的蒙古主子对他有所怀疑。于是在平定李璮后，史天泽为表忠心，向忽必烈上奏道：“在藩子弟尽专兵民之权”，此举很危险，请忽必烈从他史家开始，削夺汉人大族军将的兵权，如此“慎始慎终”，真可谓用心良苦。
忽必烈正求之不得，于是欣然应允了史天泽的请求，主要措施有：削弱私家权力，除本人为官外，其兄弟子侄之为官者罢；解除地方军阀兵权，真定董氏除外；严格执行地方兵、民分洽制度，管民官理民事，管兵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罢诸侯世袭，行迁转法；实行易将制，使将不控兵，置万户府监扮选宿卫士监汉军；取消汉人官僚的封邑。这些措施连同枢密院的设立和中书省的加强，使中央集权制大大牢固起来。李璮事件也进一步加深了蒙古统治者对汉人的疑惧心理，色目人（随着蒙古向西方的侵掠，西域和中亚一带的各族人陆续随军东来，也有些人径来汉地经商。他们原属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来到汉地后，统被称为“色目人”，即“诸色名目”人）作为蒙古统治者帮手的地位进一步加强。1265年（至元二年），忽必烈正式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国人充问讯，永为定制”。
忽必烈此举以和平的方式达到了集权的目的，对汉军组织进行了较彻底的改造，并使蒙古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些汉军世侯在蒙元的复杂心境，通过张弘范在南征中写过的一首《述怀》诗，可以看得出是何等的纠结和矛盾：
磨剑剑石石鼎裂，
饮马长江江水竭。
我军百万战袍红，
尽是江南儿女血！
吐蕃的历史
吐蕃在历史上是一个位于青藏高原的王国，由松赞干布到达磨延续两百多年，是西藏这片土地有史以来创立的第一个政权。虽然有资料说明西藏早期已经建立了一个政治实体，但关于六世纪末以前的情况还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西元六世纪时，一个名叫囊日论赞（570年至620年）的部落酋长企图用武力兼并其邻近的部落，后来他的儿子松赞干布（620年至649年）完成了这项使命。西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先后征服、兼并苏毗、羊同、白兰、党项、附国等古羌人部落，建成强大的吐蕃王朝，建都逻些（suò）（今拉萨），这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统一了西藏的人。
吐蕃王朝时期的西藏，一直处于本土的苯教与新传入的佛教两股势力的争斗之中。公元841年赤祖德赞被反对佛教的大臣暗杀，其兄朗达玛被扶上王位。朗达玛代表着反对佛教传播的势力，843年他下令禁止佛教，杀害僧人首领，强迫僧人还俗，关闭寺院，毁坏佛像、佛经，史称“朗达玛灭佛”。846年，朗达玛被僧人拉隆贝吉云丹射死。朗达玛的两个儿子在父亲死后又为争夺王位爆发内战，掌握军权的将领也随即发生混战，长达二十多年。统治集团的混乱又在869年引起平民百姓的反上之乱，877年起义军发掘赞普王陵，逐杀王室和贵族，吐蕃王朝彻底崩溃，西藏二百多年的统一局面到此告终。后来的西藏形成许多部落、土邦等。
唐朝，西藏人自称为“博”，吐蕃一词最早见于《新唐书·吐蕃传》。开始是指现今的西藏地区，后来随着吐蕃王朝的扩张，青海西康等地区也成为吐蕃的一部分。“博”一方面代表地方名字，另一方面也代表民族的名字。唐代，吐蕃王朝把现今西藏地方称为“博隅”，把吐蕃统治下的整个青藏高原称为“博布青”，把吐蕃统治下的人民称为“博巴”。
唐朝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和赤德祖赞联姻，促进了唐朝和吐蕃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二公主嫁入吐蕃的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陆续传到吐蕃，为吐蕃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吐蕃的畜产品及装饰、游艺等，也传入中原地区。
松赞干布曾接受唐朝官位（驸马都尉）和封爵（西海郡王、□王），这奠定了吐蕃与唐朝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唐朝与吐蕃之间虽然长期处于和战不定的局面，但双方交往密切，民间接触更为频繁，“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是唐蕃关系的主流。
元朝建立后，对藏族地区的称谓仍然沿用唐朝时的称呼，叫“吐蕃”。吐蕃扩张最远的地方，除了本土西藏外，还控制了青海和西康地区，以及现在的甘肃南部、云南东北部。藏语里面，对这些地区总称为“曲喀松”，意思是“三个方面的”。哪三个方面？上阿里三郭，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其中，上阿里的“三郭”，就是现在的阿里地方，中卫藏四如，就是现在的前后藏地区，下多康六岗，即是现在的青海、甘南、川西北、甘孜地区和昌都地区以及云南的迪庆地区。
1260年，即藏历第四饶迥的铁猴年，忽必烈登上了汗位，“此后前往大都宫中，八思巴给薛禅汗（忽必烈）及其皇后、皇子等人传授了密法三部大灌顶。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作为接受灌顶的供养，向八思巴奉献了乌思藏十三万户及难以计数的物品。”
忽必烈即大汗位后，又释放了藏传佛教噶举派中噶玛噶举派第二世活佛噶玛巴。1253年，忽必烈南征云南大理，看到噶举派在西藏的势力较大，派人召他到川西北的绒区色都地方会晤。会晤后忽必烈要噶玛巴长期随侍自己的左右，噶玛巴未遵忽必烈之命而前往宁夏、甘肃、内蒙等地说法去了。在今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有他建立的一座褚囊朱必拉康寺。1256年，噶玛巴准备动身返回西藏时，接到宪宗蒙哥召他会晤的诏书，他欣然随使臣到达和林，受到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宠信。蒙哥赐给他金印、白银，还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这就是噶玛噶举派得名黑帽派的来源。1259年，蒙哥去世，忽必烈于次年即大汗位，不久又战胜了与他争位的阿里不哥。这时他想起了噶玛巴不愿留侍身边的旧事，又因噶玛巴有帮助阿里不哥的嫌疑，于是下令将噶玛巴逮捕入狱。但最终考虑到他在西藏的影响，又将他释放了，并遵其意愿，让他回到了西藏故庙。
据说这位噶玛巴能自主控制气脉，获得大成就，因此宗教声望很高，事业广大。他在楚布建造了被称为“赡部洲严饰镀金大铜像”的释迦牟尼像等许多佛像，扩建了寺院，使噶玛噶举教派有很大发展。噶玛巴的有根器的弟子很多，主要的有成就者包括邬坚巴、意希旺秋、仁钦贝等获得证悟和瑜伽自在的上师。从噶玛巴开始，出现了历辈以转世灵童的方式不断承继的例规，历辈噶玛巴都成为西藏有声望的高僧。到明代，噶玛噶举成为西藏最为兴盛的教派，其基础是噶玛巴奠定的。噶玛巴于1283年即藏历第五饶迥水羊年去世。在世俗的政务方面，由于他违背了忽必烈的心意，没有大的建树，不过噶玛噶举在汉地、蒙古、西夏各地都有重大的宗教业绩，和元朝皇室的一些成员建立了联系；在增进西藏和祖国的关系方面，噶玛巴也是一个有贡献的人。
忽必烈对西藏地区的统治
1260年，忽必烈派遣大臣答失蛮带领军队前往西藏，主要任务是，宣布整个藏族地区都纳入忽必烈的统治之下。由于藏族地区经历过长时期分裂割据，加上宗教派别的偏见等，使得止贡噶举和噶玛噶举等大的地方僧俗势力，不愿意承认萨迦派的统治。他们依靠在蒙古皇室中的各自靠山，希望在藏族地区内部像以前一样保持各自的势力范围，因此也存在各种阻力。为了缓和这些矛盾，实现藏族地区的统一，忽必烈提出了宣布整个藏族地区纳入薛禅皇帝的统治之下，以及为了上师八思巴返回西藏时道路安全畅通而设立驿站的两项任务。“驿站是接待和迎送以金字使者为主的过往旅客的机构，在各个大站负责的区域中又设有若干小站，各小站之间的距离，大约为骑马者一天的行程。为各个驿站划有一部分差户，他们在各站范围内支应乌拉差役。”
忽必烈吩咐答失蛮道：“答失蛮听旨！吐蕃之地，人民勇悍。先前吐蕃有国王统治时，在唐代宗皇帝时期，许多吐蕃军队曾到达五台山，在巴府定府地方，留下了许多称为噶玛洛的军队驻守。现今吐蕃之地无王，仰仗成吉思汗皇帝之福德，广大国土俱已收归我朝统治。萨迦喇嘛也接受召请，担任我朝的上师。上师八思巴伯侄，如果是一方之主，则其学识广大，我等不及，如今也在我朝管辖之下。答失蛮，汝品行良善，速前往萨迦一次，使我听到人们传颂整个强悍的吐蕃已入于我薛禅皇帝忽必烈治下、大臣答失蛮已到达萨迦的消息。”
答失蛮启奏道：“臣谨遵陛下之命前往。然则，吐蕃者，其民凶悍，彼等毁坏自己之法度，又不遵汉地、蒙古之法度，又不立边哨巡守。我等来回之经费物资，以及大事如何完成，请颁明示。”
忽必烈再次下旨道：“汝等如能使朕听到整个强悍的吐蕃已纳入治下的赞颂即可。路上所需各处物品，俱由御库官员拨给。直至萨迦以下的地方，可视道路险易，人民贫富，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仿照汉地设立驿站之例，建立驿站，使上师八思巴前往吐蕃之时，一路平安顺利。另一方面，你受任宣政院之职，如能详细了解吐蕃地方之情势，对所掌之大事及众人必有利益，汝其前往。”答失蛮接受了上师的法旨、皇帝的札撒（诏书）等，带领许多随从，携带来往路上所需物品，以及从大小御库领出的对吐蕃各地大小僧俗首领颁发赏赐所需的物品，前往吐蕃。
1265年，忽必烈又派遣八思巴喇嘛去吐蕃，帮助他说服当地人民接受蒙古人的统治。八思巴喇嘛的弟弟恰那多吉喇嘛，也是在蒙古宫廷中被抚养大的，此时也戴着蒙古人封的“全吐蕃之首领”的头衔到达了吐蕃。两兄弟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是很清楚，或许忽必烈想让掌天下释教的八思巴喇嘛呆在自己身边，而让他的弟弟作为他的代理人驻守在吐蕃。忽必烈这样做，似乎授予了两兄弟相互重叠的吐蕃司法管辖权。不管当时忽必烈是基于什么考虑而做出这种安排的，这个计划因恰那多吉喇嘛于1267年突然死亡而很快发生了偏差。萨迦派的主要对手止贡派趁机发动叛乱，反对他们的对立佛教派别和蒙古统治。忽必烈立即派兵征讨，并于1268年在那里重新恢复了蒙古人的统治。也是在同一年，忽必烈才真正开始对吐蕃行使主权。他命令在吐蕃进行人口普查，并建立站赤系统。虽然现有资料没有详细说明吐蕃人是否还承担了其他义务，但是看起来忽必烈曾经为他们设计了一个税收体系和兵役体系。忽必烈在1268年建立的行政结构是这样的，他设想由萨迦派的一个成员担任国师（当时是八思巴喇嘛），此人将住在汉地，监督全帝国包括吐蕃的佛教徒；另外，蒙古人将选择一位吐蕃官员，藏语叫本钦，在吐蕃居住并治理吐蕃。
此后不久，上师八思巴经过藏北前往朝廷，一路上广利无量众生。当他抵达京城附近时，忽必烈的长子真金太子、察必皇后、大臣等众人，带着飘扬珍贵锦缎缨穗的伞盖、经幡、旌旗以及盛大鼓乐前来迎接，八思巴在盛大的仪仗队的引导下进入都城。八思巴在朝见薛禅汗忽必烈时，献上他新创制的蒙古文字的字样和音韵著作，使忽必烈非常欢喜。在他三十六岁的公元1270年，即藏历第五饶迥阳铁马年，忽必烈再次向他请求传授灌顶，并将西夏甲郭王的印改制为六棱玉印，封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创制文字、化身佛陀、辅治国政、诗章之源、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并赐给专门的诏书以及众多供养物品。
忽必烈希望八思巴喇嘛和他的佛教徒投桃报李，也向自己提供他所需要的宗教权力。这位吐蕃僧侣的确履行了他们的协定。八思巴设计了一个世俗统治者和宗教领袖之间的适当关系，以便区分宗教和国家各自的权限。八思巴喇嘛把他们的角色区分如下：“世俗拯救和精神拯救是……所有人都想设法赢得的东西。精神拯救包括从痛苦中完全解放出来，而尘世间的福利便是世俗拯救。二者都取决于双重秩序，宗教秩序和国家秩序……宗教秩序由喇嘛维护，国家秩序则由皇帝维护。喇嘛必须以教导宗教为业，而皇帝则须保证统治有方，以使大家都能和平相处……宗教首领和国家首领的地位是相等的，然其作用是不同的。”
八思巴喇嘛回报他的恩人忽必烈的方法之一，是把他和佛教万神殿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忽必烈成了文殊师利菩萨，即智慧菩萨，并被看做是“觉者”的化身。蒙古史料在谈到同一问题时，则称忽必烈为“薛禅汗”（智慧的汗）。八思巴喇嘛和其他吐蕃僧侣神化忽必烈，把他描写成一个佛教传统中的转轮王。在当时写成的一本书中（作者可能就是八思巴喇嘛，后被翻译成蒙古文，叫《白史》），忽必烈被描绘成了佛和伟大的君王。
为了进一步加强他的宗教派别和皇帝之间的联系，八思巴喇嘛提议把元朝宫廷仪式与佛教联系起来。每年在2月15日组织驱魔护国游行活动，每年的1月和6月还举行礼乐、仪式和游行等活动。对八思巴喇嘛来说，举行这些仪式的目的在于同儒家宫廷仪式竞争，或提供另一种选择；但是对忽必烈来说，这些仪式可以作为儒家仪式的补充，但不能代替儒家仪式。忽必烈可能显示出偏向佛教的倾向，因为在后来一个颇能反映当时人们态度的史料中，有这样一首献给他的赞歌：
于是他（忽必烈）使宗教之光照耀在蒙古黑暗的土地上，
他从印度请来四王所尊奉之佛像，菩萨遗物、佩塔碗和檀香木苴，
他以十大英明原则管理政府，稳定世界，
他安定寰宇，使人们幸福生活在其中，
他以其睿智享誉天下，
成为转动千只金轮……睿智的转轮王。
八思巴在忽必烈身边又居住了约八年后，再次请求准许他返回西藏，忽必烈在要求他允诺尽快再次来京城的条件下同意了他的请求。八思巴启程时，忽必烈心中恋恋不舍，亲自送行。结果送行的时间从几天增加到几个月，一直送到青海玛沁蚌拉（亦称阿尼玛卿山，在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山下的黄河河曲，并从那里又派皇子真金率领随从一直把八思巴护送回萨迦寺。经过长途跋涉，1276年，即藏历第五饶迥火鼠年，八思巴抵达萨迦寺。
次年（1277年），由皇子真金担任施主，在后藏的曲弥仁摩（在今日喀则市境内）地方的曲德钦波（大寺院），八思巴举行了大法会。藏区上下各地的七万名僧人、精通数部经典能担任讲经的善知识大德数千人，加上普通众生总共十万人以上参加了法会。在半个月的法会期间，八思巴赐给了大众难以思量的教法和物品供养，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曲弥大法会。
由于这些活动，忽必烈的“薛禅法王”的声名，传遍了西藏的各个地方。
八思巴后半生主要从事讲经、辩论和著述等宗教方面的活动，他的著作有很多种；另一方面，由于他对蒙古、西藏的贵贱人等以及不同的教派，都能不偏不倚地协和护持，赐给对众人有利的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教导，所以他对国家安定、民族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八思巴在他四十六岁的铁龙年（1280年）的11月22日，伴随着诸种奇异的景象，在萨迦寺的拉康拉章圆寂，不过关于他的去世存在有重大的疑问。由于八思巴的大侍从和本钦贡噶桑波争权不和，侍从一再在八思巴耳边进挑拨，制造八思巴与本钦之间的矛盾，还假冒上师的名义向皇帝奏报本钦的罪过，于是皇帝立即派遣一名法官率领大批军队前来查办。当法官和军队快要到达乌思藏地区时，侍从害怕自己的谎言会被揭穿，于是在上师的饭食中下了毒药，害死了八思巴，后来这名侍从也因悔惧而服毒自杀。
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后，忽必烈又赐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蟋蟀宰相
家族内部的纠纷结束之后，忽必烈从容地恢复了他征讨南宋的计划。蒙古在1260年（景定元年）5月，已经派出郝经为使，在向南宋通知忽必烈即位消息的同时，索要贾似道私许的岁币。南宋方面，贾似道还朝后立刻派手下枪手们撰写《福华编》大册子，极力吹嘘他守鄂退敌的“丰功伟绩”，谎称忽必烈是他运筹帷幄打败的。南宋举国上下皆不知与蒙古有“议和”之说，都认为是贾少师手摇羽扇指挥有方赶走了蒙军。而贾似道与忽必烈签订丧权辱国议和，是背着朝廷私自干的，他撒了个弥天大谎，把自己吹嘘成抗敌英雄，从而加官晋爵。郝经一来，他的谎言就会被戳穿，救国功臣将变为卖国罪人。
宋理宗听说有蒙古使节来朝，便对宰执大臣们道：“北朝使来，事体当议。”贾似道一面派人到真州秘密扣押了蒙古使团郝经一行，一面上奏理宗道：“既然蒙古人派使，肯定是来讲和，怎能这么容易就让他们的使臣入朝面圣！”此时理宗皇帝正陶醉于鄂州“大捷”余响中，于是很快便将此事忘于脑后了。郝经在江南做囚徒，一做就是十六年，一直到伯颜大军渡过长江，大举攻宋，宋朝到了亡国的边缘，才把郝经送还。
贾似道入朝之后，趁宋理宗因立储及迁都等事把吴潜罢相的机会，痛打落水狗，最终把吴潜贬至岭南的循州，并派人下毒毒死了这个政坛对手。同时，贾似道大权在握后，对朝中的丁大全、吴潜党人逐个清算，贬逐一空，领导钓鱼城抗战的王坚，也被贾似道解除兵权，以至于郁闷而死。
贾似道进而又清除了后族外戚势力，完全把持了朝政。真可谓对外御敌无方，对内倾轧有术。其实，贾似道上述政治手腕，也无可厚非，政坛污秽，仔细算算谁也不是什么好人；清除异己，党同伐异，任谁当政都少不了来这套。缺德的是，贾似道与宋理宗卸磨杀驴，大行“打算法”，“打算”一词的含义，参诸宋人文献，其意思为核算、会计。可见，贾似道实行的“打算法”，是在蒙古退军、形势暂时缓解的情况下，对在外诸军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财务审计。当然，南宋军队虚报兵员、占用公帑等等事情确实严重，贾似道的“打算法”名义上是严核军队支出费用，其实是想通过在军中搞运动清除异己，即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一时之间，曾经得罪过贾似道的赵葵、高达、李曾伯、杜庶、向士璧、曹世雄、史岩之等将领都被指控为有贪污的嫌疑，列为“打算”的对象。赵葵、高达因理宗保驾才免予追究，李曾伯、杜庶、向士璧、曹世雄、史岩之等都遭到拘禁，最终连向士璧这样在潭州与蒙军浴血奋战的人都被斩首。可怜这些抗蒙英雄，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却丧命在自己忠心保卫的南宋朝廷手里，一腔热血换得厄运临头。奸臣误国更甚于敌人万马千军。
最糟糕的是，身在泸州的宋将刘整由于与其顶头上司四川制置使俞兴以及吕文德不和，也被诬贪污军款。刘整惶恐愤怒之下，竟以手下十五州之地为资本，裹胁南宋百姓达三十万户之多向蒙古投降。刘整的投降，不仅仅使南宋在蜀地失去一大块战略要地，最重要的是这位高级将领深谙宋军虚实，向元军献水陆并进之策，并在日后的灭宋过程中充当了军师的角色，成为元朝灭南宋的“大功臣”之一。
在打击外将势力的同时，贾似道与理宗大力“弘扬”程朱理学。在全国上下尊儒的风气下，置危亡在即于不顾，士大夫个个正襟危坐，大谈孔孟之道，官僚机构日益庞大，一百余郡的财赋，竟拿来养活两万四千多冗官。更为甚者，南宋末期，理学已经浸透到儿童教育，《三字经》这部童蒙教材即成书于此时。身逢乱世，正当蒙古少年纵马驰骋于草原、弯弓射雕之时，南宋子弟却在背“人之初，性本善”。由此，南宋君臣万事不理，终至丧身亡国。
经济方面，贾似道又大行“买公田”，即按官员品级限定占田限额，两浙、江东、江西等地官户有超过限制的田地，皆从中三抽一，由政府买回，然后当作公田来出租。当然，“买公田”的愿望是良好的，希望“可免和粜，可以饷军，可以住造楮币（停印纸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确实，此法使南宋政府得到一千万亩公田，收租米六百多万石，全部纳于临安的咸淳仓储积。但是，由于各级官员贪污腐败，舞弊弄权，大批小地主破产，农民受剥削情况更加严重。按照现代的经济学理论，就是使当时的南宋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于是，南宋国内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老百姓怨声载道。特别是在理宗皇帝死后，贾似道发行第十八界会子（交子），称“金银关子”，废止先前十七界会子，命令民众以三比一的比例来折换新币。由于没有足够的现银作储备，滥发钞票，致使物价飞涨，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原本繁荣的南宋各种工商业遭受惨重损失，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不仅如此，由于南宋军士待遇极低，腹空身弱，军容不整，战斗力大大地降低了，让这些人去抵拒如狼似虎的蒙军，显然是勉为其难。
1264年，南宋景定五年，宋理宗驾崩，“由其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宋理宗崇理学，天天嘴上仁义道德，私下荒淫无度，朝廷内外也皆是这样言行不一的无耻士大夫，所以，天下之亡，已见征兆。
由于宋理宗本人无子嗣继承帝位，嗣位的赵禥是他的侄子（理宗同母弟赵与芮之子），也就是传说中的“白痴皇帝”宋度宗。宋度宗于1240年（嘉熙四年）4月9日出生，乳名德孙，母黄氏。黄氏名叫定喜，是赵与芮夫人李氏陪嫁而来的侍女，地位十分卑贱，后被赵与芮看中，二人有了夫妻之实。黄氏怀孕的时候，担心由于自己的地位影响孩子的未来，曾服药物堕胎，但没有成功。度宗极有可能是在母腹中受药物影响，发育迟缓，手脚发软，智力也低于正常孩子。史臣记载的很有意思，说这位宋度宗“资识内慧，七岁始言”，也就是说，把一个七岁才会说话的低智儿，说成是内秀的天才。
当时曾流传很多度宗出生时的神话，赵与芮的母亲全氏说夜晚梦到神仙对她道：“帝命汝孙，然非汝家所有。”也就是说，上天虽然给你送来一个孙子，但却不能继承本家香火，言外之意自然是要成为别人的孩子。这显然是骗人的把戏，赵与莒、赵与芮兄弟均为全氏之子，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赵与芮的夫人钱氏曾梦到日光照亮黄氏居住的屋子，黄氏则说有彩衣神仙抱着一条小龙放到自己怀中，随后怀孕，度宗出生的时候，屋内有红色光芒发出。这些神话大概是度宗被选为皇子以后编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向世人表明度宗继承皇位乃天命所定，这是历代以来，君权神授观念的必然结果。
由于赵禥的先天缺陷，当朝大臣多反对将他立为皇储。理宗为了说服大臣，甚至以完全虚幻的梦境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说曾梦到神人相告“此（指度宗）十年太平天子也”。理宗此举表明，立储之事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只好采取这种无奈而带有欺骗性的手段。然而，理宗自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说出的话竟然在若干年后成为现实，度宗后来果然做了十年天子，只是天下并不太平，而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宋度宗继位时，虽然已经二十五岁，但孱弱无识，凡事对贾似道言听计从，晋升贾似道为太师，封魏国公。贾似道大权在握，还得便宜卖乖，隔三差五的闹着要退休“乞退”，就在1265年（咸淳元年）度宗皇帝即位不久，便故弄玄虚地上奏请求辞去相位，返回绍兴私邸“撂挑子”；同时，他唆使心腹大将时任京湖制置使的吕文德谎奏蒙军来攻下沱。宋度宗为了挽留这位权相，竟然流着眼泪和鼻涕对贾似道下跪挽留，而贾似道仍装作不为所动、去意已决的样子，真不愧是一位可以逢场作戏的表演天才！
贾似道欲擒故纵的无耻行径，激怒了同知枢密院事江万里，他劝宋度宗道：“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言去。”由于贾似道对自己有拥立之功（吴潜曾反对理宗立度宗为皇储），度宗皇帝对贾似道每朝必答拜，言必称之为“师臣”，满朝文武也很会看脸色，皆呼贾似道为“周公”。
贾似道总揽大权后，见度宗软弱，每每以“乞退”相要挟。咸淳三年刚刚过完春节，贾似道又上书“乞归养”，一方面表示自己不恋权，一方面又显现自己有大孝之心回家奉养老母。此时憨傻、愚痴的宋度宗竟然信以为真，完全被贾似道玩弄于股掌之中而浑然不知。度宗开始时一天四五次派侍从“传旨固留”，后来，一天之中竟然十多次派中使到贾府门前，赐钱物无数。就这样，还怕贾太师跑了，一大帮内侍夜间在贾府宅外露宿，唯恐贾太师连夜回老家。此次“乞退”的结果，贾似道获赐西湖葛岭豪华别墅一座，“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之书就第呈署”，至于大小朝政，全为贾似道的幕僚廖莹中和堂吏翁应龙二人签决。到了咸淳六年，贾似道“又称病假意要退隐山林”，竟然吓得宋度宗再次流下的愚蠢的鼻涕和眼泪加以挽留，最终，“诏（贾似道）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大概宋度宗心中还觉不踏实，很快又下诏贾似道“十日一朝”，并“入朝不拜”。每退朝，宋度宗一定要起立避席，目送贾似道出殿庭，然后才回来落坐。比起对待太上皇，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值国家危难，南宋襄阳、樊城被蒙军重兵围困，情势急迫。危在旦夕之际，主管军国大事的贾似道却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作“半闲堂”，并将自己塑像于“半闲堂”中，取宫中美女叶氏及媚尼为妾，肆无忌惮的花天酒地、歌舞生平。而且与赌徒日夜豪赌。
半闲堂落成后，马上有文人献词《唐多令》：“天上谪星班，青牛夜渡关，幻出蓬莱新院宇，花外竹，竹边山。轩冕倘未闲，人生闲最难。算真闲不到人间，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与公闲。”贾似道闻之捧词大笑。
西湖是贾似道的游乐之地，当时就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的民谚。有一天，他与众姬游西湖，一姬见到两个少年男子，赞叹了一声：“美哉，二少年！”似道就说：“你愿嫁他，我就让他们来聘你。”不久，他召集众姬，说是少年送来了聘礼。大家打开一看，大惊失色，竟是那姬女的头颅。这个故事就是后来《红梅阁》与《李慧娘》的蓝本。
贾似道所享的荣华富贵，可说到了顶点。可是他的内心却十分空虚。就在咸淳十年（1274年）寒食节（清明前一天），他曾写了一首七绝：“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时。人生有酒须当醉，青冢儿孙几个悲？”意思是说：春天来了，家家户户都插柳枝，想留住春意，可是春天的时间并不长：人的青春也同样不长，所以人生在世，应当今日有酒今日醉，及时行乐，人死之后，有几个子孙会为你悲哀？这首诗充满着没落情绪，表述了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腐朽人生观。而这也正是贾似道醉生梦死和倒行逆施的思想根源。
此外，贾似道还有一大癖好，酷爱斗蟋蟀，还曾专门写了一本《蟋蟀经》（一说为《促织经》）讲述自己养蟋蟀和斗蟋蟀的经验。此书据传还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第一部关于蟋蟀的专著。一日他又与群妾一起趴在地上斗蟋蟀，身边有个狐朋狗友开玩笑逗他道：“此军国重事耶？”由此得名蟋蟀宰相。贾似道的出现，为奸相辈出的南宋平添了一缕喜剧色彩。
贾似道有时几个月不上朝。以太平宰相自居，这位贾大人虽胸无点墨却喜欢附庸风雅，周围一帮无赖文人终日簇拥，吃酒品茶吟诗作赋，并纷纷呈上谀词，其中一首《声声慢》尤为贾似道所喜：“捷书连画，甘雨洒通霄，新来喜沁尧眉。许大担当，人间佛力须弥。年年八月八日，长记他三月三时（贾似道逃黄州时所谓的萍草湖“大捷”正值三月初三）。平生事，想只和天语，不遣人知。
一片闲心鹤外，被乾坤系定，虹玉腰围。阊阖云边，西风万籁吹。齐归舟更归何处？是天教家在苏堤。千千岁，比周公多个彩衣。”
贾似道对词文一知半解，见词中把自己比为圣尧，比为周公，比为佛力护佑的宰辅，满心欢喜。但他并不知晓“老莱子彩衣娱亲”（寓其孝顺老母）的典故，佯作谦虚地对门客道“此词作的虽然好，但就是太幽默了，那有穿彩衣的周公？”许多读书人闻之而笑。
贾似道此人，贪图逸乐，罢斥正人，却也无秦桧之大狡巨奸之心，无史弥远阴险凶戾之情。虽是无能之辈，但无卖国之意，可谓是误国而不卖国。在其晚年当政时，为收买士人之心，他还想出“置士籍”这样的“文治”，把读书人的乡里、姓名、年纪、三代、妻室等严加勘察，“于科举条例无碍，方许纳卷”，显示出贾似道近乎愚憨的小智。“时边事危急，束手无策，而以科举累士人，其悖谬至此！”
1274年（咸淳十年）春，贾似道之母胡氏病死，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贾似道不仅不积极组织抗元，反而乘办丧事之机，大摆排场，炫耀自己的权位。朝廷赐他水银、龙脑各五百两，银、绢共一万匹两，田六干亩。度宗亲往祭奠。太后以下之皇亲国戚以及朝中大臣，也家家设祭．有的祭台搭到数丈高，为装祭品，还跌死了好几个人。贾似道回台州治丧，动用皇帝的仪仗送葬，山陵的规模甚至超过度宗的寿坟。下葬那天，整日大雨，山洪猛涨，送葬的百官立在大水中，连动也不敢动一下。可以说上上下下对贾似道敬畏到了极点。贾母安葬后，度宗三番五次的诏贾似道还朝。如果贾似道趁母死之际真的留于家乡守孝，或许还能逃避日后的政治责任。权力的滋味，一经品尝，就绝不可轻易遗忘，度宗君臣迫切的目光，葛岭多宝阁中眩人眼目的宝藏，西湖间柔和轻风中盛大的排场，以及仙堂秘阁中四方佳丽的迷人眼波，不能不让贾似道魂牵梦绕，于是迫不及待的从无锡奔返杭州。这一去，凶多吉少。
大举进兵
早在1267年（宋度宗咸淳三年）年底，忽必烈在消除了蒙古诸王的反抗势力后，采纳汉人郭侃的建议，准备大举兴兵灭宋。灭宋的关键第一步，就是先要攻取南宋最重要的军事堡垒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于是，忽必烈派大将阿术负责攻打襄阳事宜。
忽必烈下定灭宋的决心，最主要的策划者倒不是郭侃，这位秀才的建议只属纸上谈兵的范畴，南宋降将刘整，才是忽必烈幕后出谋划策者。本来，蒙古内部多事，众大臣廷议，并未通过伐宋之谋，正是这位刘整以言相激：“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耶？”一席话，说得忽必烈雄心大起，大呼“朕意决矣”，定下灭宋之略。“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降将刘整。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四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
通过这位南宋降将刘整，忽必烈“尽得（南宋）国力虚实，并制定了灭宋计划”。刘整不仅仅向蒙古群臣详细通报南宋的山川形势和内政详情，还给忽必烈献计道：“南人（南宋）唯恃吕文德这位将领能战，然此人可以利诱。请主上派人向他贿以贵重玉带，争取能在襄阳城外置榷场。”
吕文德，南宋末安丰（今安徽省寿县）人，樵夫出身，守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有威名。后总统两淮军事，败蒙古兵于五河，转领湖北军事，又转四川制置使，兼湖北安抚使。如此大将，竟贪图小便宜，得到价值连城的玉带后，又贪图从与蒙古人交易中取利，同意蒙方在樊城附近设置榷场，这无异与虎谋皮、开门揖盗，一时间全然忘记南宋与蒙古处于准战争状态。蒙军不敢怠慢，趁宋人不设备，在鹿门山（今湖北襄樊东南）筑土墙，“外通互市，内筑堡垒”，实际上不费一将，便一举在襄阳与樊城之间，设置了有阻碍作用的军事堡垒和工事，“由于敌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经常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势日盛。”待吕文德“醒”过来，为时已晚了。
见一计已成，刘整又向忽必烈献策：“攻宋方略，应先从襄阳下手。本来我军先前已得襄阳（南宋于1239年收复襄阳），弃之勿守，使南宋得以筑为强藩。如得襄阳，自可浮汉水入江，定能一举平灭宋国！”刘整此计，真乃釜底抽薪之策。襄阳对于整个中原战局的影响至关重要，是鄂州的屏障。襄阳失守，鄂州必失；而鄂州位于长江中流，一旦失守，南宋的千里防线就从这里断开，首尾不能相顾：往西，南宋朝廷与四川的联系被切断；往东，则有顺江之势；往南，使得南面的湖湘门户洞开。正因为如此，襄阳才突显出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元人刘一清评论襄阳时说：“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
蒙古大将阿术率大军于白河口（今襄樊东北）设置堡垒，用以断绝南宋增援的粮道。吕文德之弟吕文焕闻讯，大惊失色，忙遣军卒化装，持蜡书驰报吕文德。
吕文德大怒，对弟弟派来的送信人骂道：“你不要妄言敌情以希功赏，即使蒙军真派人在二地筑城，也是虚筑的假城。襄阳、樊城城池坚深，兵储粮草可支持十年，有何可惧！你回去告诉吕六（吕文焕），但坚守樊城，假若刘整狂妄发军来攻，待春水一至，我自将大军攻之。恐怕我本人未到，刘整届时率早已蒙军遁逃！”吕文德如此昏庸短识，被当时很多有识之士多耻笑。
其实，在白河口筑城，是刘整与阿术两人一拍即合的“妙计”。刘整认为：“我们精兵突骑，在陆上所向无敌，唯水战不如宋军。如果我们造战船，练水军，则敌失所长，必为我擒！”因此，在赶筑白河城的同时，刘整还为蒙军督建五千艘精舰，练水兵七万人，日夜操训，“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尤其是刘整提出的水陆协同三面夹击的战术技高一筹，使蒙古水军的战斗力迅速超越了南宋水军，成为蒙古军的主力部队。后来蒙古军会攻临安，以及最后的厓山之战中，蒙古水军均发挥出超强战力，战败了舰船数量超己方数倍的对手。
1269年（咸淳五年）春，蒙古军包围樊城，在鹿门（今襄樊东南）筑城，以为长久相持之计。这一年中，宋将张士杰率兵与蒙军战于樊城的赤滩圃，宋将夏贵在新郢进袭蒙军，宋将范文虎在灌水滩与蒙军交战，但三人均遭败绩。张士杰乃范阳人，与蒙古的汉将张柔是同族，并在其手下做事。张柔叛金投蒙后，张士杰跑到南宋，为吕文德所荐拔，在鄂州守战中跟随宋将高达屡建战功，又随贾似道入黄州，在萍草坪一战也出过死力，后来与陆秀夫、文天祥并称为“宋亡三杰”。
至于范文虎，其实是一个酒囊饭袋之辈。常谬传他是贾似道的女婿，也有谬传他是吕文德的女婿的，皆是以讹传讹。其妻为陈氏，范文虎与其妻陈氏的合葬墓位于今安徽省安庆市棋盘山（1956年考古发掘确认）。
襄阳宋军主帅吕文德因接受贿赂，同意蒙古军开设贸易市场，常有遗恨，经常自责道：“误国家者，我也。”不久忧郁成疾，背上疽发而死，其弟吕文焕接替他守襄阳。转年，即1270年（咸淳六年），宋廷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军赴援襄阳、樊城。本来，夏贵、范文虎接连大败，听闻新帅上任，范文虎怕李庭芝破敌立功，自己脸上过不去，忙备厚礼并写信给贾似道说：“我将兵数万入襄阳，希望不要让我受李庭芝节制指挥，如此，大功成后，则全归恩相您一人！”贾似道竟为一己之私，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出诏命让范文虎一军横亘于中，不给李庭芝与蒙古军交手的机会。而范文虎呢，并非真想打仗立功，“以圣旨未至为借口，故意拖延不肯出兵，整日与妓妾饮酒高歌、寻欢作乐，风流快活”。可惜李庭芝空有一腔热血，却被范文虎生生地与蒙军隔开，此时范文虎变成了拦路虎，与岳飞同样壮怀激烈的李庭芝可谓壮志难酬、有心杀敌，却奈何不了范文虎。
国号大元
国号来源很早，《史记》就有“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的记载。元人王恽《秋涧集》则云：“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首建国号，以明肇基之始。”蒙古统治者初起北方时，虽在漠北建立过大蒙古国，但这只是以族名为国名，并未像中原“有天下之君”那样“首建国号，以明肇基之始”。
忽必烈在1260年即位称帝、建元中统之后，接着便于1271年（至元八年）11月因耆宿刘秉忠等之请，按照儒家经典《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曰“大元”。忽必烈称为元世祖，并追封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窝阔台为元太宗、贵由为元定宗、蒙哥为元宪宗。忽必烈把蒙古汗国的历代大汗追封为皇帝，但在当时大汗与皇帝的区别是很大的，人们仍把成吉思汗、窝阔台等人称为大汗。为此忽必烈还专门发布了一个《建国号诏》：
“我遵从上天的命令，因此在四海之内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要有高雅的名称，以继承历代帝王对国家的统治。这是从远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不是我今天才有的独创的制度。况且在远古的唐时，人们说那时动荡不安，后来的尧就给他确定了一个恰当的名称。远古的虞时，人们说他快乐幸福，后来的舜就因此给取了一个相应的名称。到了大禹兴起的时候，后来的汤就给他恰当的评价。从夏朝到殷朝时期，随着时世的变迁，社会都在进行不断的变革，并不是完全仿照古代。
“虽然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是时代需要而建立了国家，都不是因为个人和朝廷的利益而制定出相应的称呼。秦朝之所以为秦朝，汉朝之所以为汉朝，都是根据发起的地点而命名的。隋朝之所以为隋朝，唐朝之所以为唐朝，都是根据当时接受的封地命名的。他们都是遵循当时百姓见到和听到的习惯，采取权宜之计而制定的，如果真正公正地评价，那些名称都不无缺点。
“我们蒙古的太祖圣武皇帝成吉思汗，掌握着大权而从朔方发起，以他的威武勇猛而登上皇帝的宝座，威震四方，攻城略地，占领了广阔的土地。国家版图的广阔，历史上绝无仅有。
“因此许多王公大臣朝拜宫廷，郑重提出请求，说明既然我们已经成就了建国的大业，就应该早日决定一个高雅的名称。从自古以来的典章制度来说，完全是理所应当的，我怎能够违背呢！因此我们可以建立国号为“大元”，就是采取中国古代重要典籍《易经》“大哉乾元”的意思，从此全国臣民，不论高低贵贱，都知道名称的真正意义。
“我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天下所有人的意志，因此你们一定要体谅我仁慈的内心，万事都是在不断变革的，时代的变迁完全是为了适应民众的需要。哎呀！根据意思而决定名称，固然并不是为了过于显示虚名。我们考虑的是便于永久的流传，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来之不易的建国大业。我再次祈求上天，保佑我们共同享有美好的朝代名称，国家从此永远兴旺发达，蒸蒸日上！”
元文宗时官修的《经世大典》比《元史》所记载的《建国号诏》讲得更清楚：
我国家之有天下也，上配邃古之圣神，继天立极，非若后世之兴者也。尧以唐侯兴，虞夏禅殷周，由契稷起，盖有所因而进者也。三代而下，莫盛于汉、唐、宋。汉起亭长，则已微矣。唐起晋阳之谋，宋因陈桥之变，得国之故，其亦未尽善者乎？其余纷然。窃据一隅，妄立名字，以相侵夺，历年不多者，何足算哉！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盖闻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号而为大元也，以为昔之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
在这里，《经世大典》的编纂者也是把元世祖忽必烈改“易大蒙古”为“大元”，与“邃古（远古）之神圣”，从唐（尧）虞（舜）至殷周一直到两汉、唐、宋相提并论的，进一步阐明了其正统的地位。而其所谓“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则是讲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改“大蒙古之号而为大元”时，已即位称帝达十余年之久，对偏安江南之南宋，已责其失信，“数道而举之，致四海之混一。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霫、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伏内向”。所谓“四方未禀正朔之国，愿来臣属者，踵相蹑于道，十余年间，际天所覆，咸为一家，土宇之广，开辟以来未有也”。这与郝经所提到的：“有汉唐之地而加大，有汉唐之民而加多”是一致的。从中国汉、隋、唐、宋至元的疆域发展变化来看，元朝相比汉唐时期，既有继承同时又是空前发展的。总之是对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认同。
纵观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中国的指导性理论和治国方略，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是积极寻找适合当时需要的治国之道，即寻找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结合点，“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即用武力夺取天下，用儒学和汉法治理天下。其二是战略重点由对外战争转向对内战争、统一战争，故而此后战略进攻的重点为大理、吐蕃和南宋。其三是依靠力量，由主要依靠蒙古千户军变为依靠多种力量，包括汉族儒生、汉军万户、蒙古改革派和西域人士，由主要依靠草原经济变为主要依靠农业经济和商业支持。其四是学习榜样，以成吉思汗、周公、唐太宗、金世宗为学习榜样，目的是统一中华，再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五是用人政策，广延四方之士，不拘一格选人才。
襄阳之战
1271年6月，忽必烈下诏进围襄阳，并命令诸道蒙军水陆并进以牵制宋军援军。诏令一下，蒙古秦蜀行省的主帅赛典赤瞻思丁率诸将三路并进，郑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庆，札剌不花出泸州，“所至顺流纵筏，断浮桥”，沿途连败宋军，俘获不少战舰、兵卒。
7月间，范文虎率宋军十万水陆兵卒及千艘战舰进至鹿门，很想凭借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蒙军主帅阿术命军队东西夹江为阵，又派出一支敢死队直趋会丹滩，攻击宋军前锋。蒙古“诸将顺流鼓噪”，范文虎没有任何严密的军事部署和预备方案，逆战稍稍失利，范将军便再现饭桶本色，“弃旗鼓、铠仗，乘夜遁去”，蒙军大胜，获兵卒、战船、甲仗无数。也就是在同年年底，蒙古改国号为“大元”，“盖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所以，行文至此“蒙古”则以“元军、元将、元帝”来加以称呼。
延至1272年（咸淳八年）夏，一直受贾似道、范文虎掣肘的李庭芝终于下决心率军进发，准备救援襄阳被围的宋军。此时，襄阳已经被围五年，主将吕文焕（吕文德之弟）一直竭力拒守，“幸城中稍有积粟，所乏者盐薪布帛耳”。
樊城守将张汉英为了求援，招募了一个善于泅水的人，将救援信藏在发髻上，人藏在积草下，打算从江面浮水而出。守卫江面的元军看到水中积草很多，就想钩起来焚火用，结果送信人由此被发现，救援信也被搜出。救援信中写道：“鹿门已被敌人占据，现在只能通过荆州（今湖北荆州）、郢州（今湖北钟祥）来救援了。”于是，元军又刻意封锁郢州、荆州的通道。南宋朝廷生怕元军就此顺流南下，立即诏令李庭芝率部进驻郢州，将帅都带兵驻扎在新郢和均州等河口。
1272年（咸淳八年）5月，屯驻在郢州的李庭芝见元军将襄阳围困得如铁桶一般，南宋的援军难以靠近，便想另寻他法。经过探访，李庭芝得知襄阳西北有条清泥河，于是他命人在当地遣轻型战舟百余艘，三舟联为一舫，左右两舟“虚其底而掩覆之”，只在中间的船上装载兵士，两边船装载物资。并出重赏招募到勇敢善战的三千壮士作为民兵，由智勇双全的张顺（绰号矮张）、张贵（绰号竹园张）率领。张顺、张贵均为当地农民，因智勇双全，成为民兵领袖。出发前，张顺激励士卒道：“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任务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如果有谁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三千民兵群情振奋，没有一个人退缩，于是张顺、张贵率队出发。船上不但装备有火枪、火炮、巨斧、劲弩等，还载有大批食盐、布帛等物资，沿江顺流而下。
当时元军严密封锁江口，根本没有任何缝隙可以通过。张顺等人不得不强攻，“乘风破浪，径犯重围”，先用强弩射向敌舰，然后用大斧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战斗十分激烈。一直转战一百二十里，才冲破了重重封锁，杀出一条血路，于黎明时分到达襄阳城下。城中宋军被围困五年，第一次看到援军突破元军的包围圈到来，不禁欢呼雀跃，士气倍增。
不过收军时，却不见了张顺，四处寻找不见。数天后，才看到张顺尸体从河中浮起，身中四创六箭，手中仍然紧握弓箭。据史书记载，张顺虽死，“怒气勃勃如生，诸军惊以为神”，见者无不动容，吕文焕特以隆重之礼安葬。
张顺、张贵率三千民兵突破元军的重重阻击，入援成功，导致襄阳战局形势为之一变，带来了解围的一线希望。对比之下，坐拥精锐大军的宋援军统帅范文虎却屡战屡败，不由得让人怀疑到底是宋军的战斗力有限，还是范文虎根本就无心援救襄阳。
张贵领民兵入援襄阳成功后，又派能泅水的战士二人，泅水到郢州，给范文虎投书送信，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到郢州的交通线。按照计划，由范文虎率五千精兵到龙尾洲接应，张贵率军前去会师。到了约定的日子，张贵辞别吕文焕，发舟出战，顺汉水而下，半路清点人数时，张贵发现军中少了一名犯过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当即意识到这名亲兵也许是叛变投敌了，不禁大惊失色，对部下道：“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只有迅速出击，敌人或许还来不及得到消息。”于是果断地改变了行动计划，乘夜放炮开船，杀出了重围。元军中阿术、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赶来阻截。
张贵边战边行，快到龙尾洲时，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的接应部队，立即举火为号。对方船只看见灯火后，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张贵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原来由于张贵亲兵叛变，元军已经事先得知了消息，并抢先占领了龙尾洲，设下埋伏，以逸待劳。而本该来接应张贵的范文虎不但没有如约出兵，而且还引兵后撤三十里，将防地拱手让给了元军。张贵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又是孤军奋战，身上受伤多达数十处，最终力尽被生擒。阿术劝张贵投降，张贵不屈被杀。龙尾洲一战，张贵全军覆没，宋军也从而失去了最后一次增援襄阳的机会。
张贵死后，元兵有意将他的尸体抬到襄阳城下，以此招降襄阳守军。城上宋军望着张贵的尸体，均忍不住哭泣。吕文焕拒绝了元军的招降，将张贵葬在张顺墓旁，立双庙祭祀。
张顺、张贵并非宋军将领，能以农民之身，行国士之举，这种慷慨赴国难的行为在南宋苟且偷安的大画面上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人有诗赞道：“忠臣张顺救襄阳，力战身亡庙祀双。此是忠臣非盗贼，休将《水浒》论行藏。”
襄阳被围五年有余，以至穷途末路，弹尽粮绝，城中军民不得已，竟然到了以小孩之肉为食、以人骨为薪的悲惨地步，实际上已经处于最危急的关头。吕文焕每次巡视城楼，都南望恸哭。完全可以想象他心中是何等绝望与无奈，主帅如此，宋军官兵的士气便可想而知了。
襄、樊如此危急，大宋三百年的江山存亡系于一发，值此国家兴亡、危在旦夕之时，度宗皇帝和宰相贾似道及满朝文武官员们却忙着斗蟋蟀，全然不顾大难临头。后宫里更是歌舞升平，玩蟋蟀成风，“论功周、召，粉饰太平”，正应了前人所谓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当时有个姓杨的佥判（幕职官），耳闻襄樊前线的惨况，目睹临安贾似道权奸当路，拍案而起，作了一首《一剪梅》道：
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
试问如今事若何？
金也消磨，谷也消磨。
《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
朱门日日买朱娥。
军事如何？民事如何？
贾似道不但不发兵救援，还不准别人谈及前线的战事。有一天，宋度宗突然问贾似道道：“襄阳之围已三年矣，奈何？”贾似道故作大惊失色道：“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宋度宗竟信以为真道：“一个宫女这么讲的。”贾似道立即探出那宫女的名字，用别的罪名把她逮捕，秘密处死于监狱。此后，前线战事虽越来越危急，无人再敢告诉宋度宗。襄阳将士虽忠勇，但难奈奸相误国，正如后人所言“北宋缺将、南宋缺相”。
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个叫金履祥的奇才，字吉父，号次农，自号桐阳叔子（即仁山先生），从小好学，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无不精研。初受学于王柏，后受学于何基，何基为朱熹二传弟子，因此，金履祥进步很快。时值南宋末年，政治动荡，奸佞当权，金履祥虽绝意仕进，但未忘忧国。元兵围攻襄樊时，金履祥上书朝廷，进牵制捣虚之策：主张发重兵，由海道直趋河北，抄断元军后路，则襄樊之危将不战而解。他还详细画出了海运所经的远近难易，极为详实。这确实是一条上上之策，可惜南宋朝廷置之不理。
1273年（咸淳九年）正月，襄樊被围第六年。张柔之子张弘范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的毒计，襄阳的局势因此而急转直下！
张弘范为人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经他苦思冥想，并详细地实地考证之后，向阿术献策道：“我们大军包围襄阳，一直围而不攻，本意是想坐待襄阳粮绝人疲使其自毙。但江水有规律地上涨，宋将夏贵时时可以排遣战船乘涨水时运粮入襄阳，况且襄阳通往江陵、归州、峡州等地的通道畅通无阻，宋兵可以往来轮休，困毙之策显然不成。现在，我们应该在万山（今湖北襄樊西）筑城以断其西，在灌子滩（今襄樊南）立栅以断其东，截断江道，断绝宋军外援，切断襄阳和樊城之间的交通，这样，两城将会孤立无援。”
张弘范确实是一语中的，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唇齿相依。咸淳中，宋军植木江中，联以铁索，架造浮梁，互为声援，共同坚守。两城相依互存，所以蒙军围攻襄阳四五年之久，一直未能破城。
阿术、刘整听从张弘范的建议，派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断绝了樊城与襄阳的联系，放火烧毁了襄阳江岸宋军的战船。随后，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回族人亦思马因所造的巨炮运抵樊城，这种巨炮就是后世所称的西域炮，巨石炮，襄阳炮。是一种以机抛石，用于战争攻守的武器。这种抛石机不过是在古代抛石机的基础上改良得更加先进、威力更加巨大罢了。这种当时的超级大炮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一炮便能轰碎城楼，声如百万霹雳俱发，元军立即投入战斗，终于以襄阳炮攻破樊城外郭。张弘范虽然胳膊中箭，由于贪功心切，他刚包扎好伤口就去面见元军统师阿术，张弘范建议道：“襄阳在江之南，樊城在江之北，我们对樊城进行陆攻，襄阳会从小道派舟师来救，这样下去根本不能攻克樊城。如果我们截断江道，断绝襄阳方向的援兵，水陆夹攻，樊城必破。樊城破，襄阳也就随即能被攻下。”
于是，元军先派人拼死命烧毁连接襄阳、樊城的军事浮桥，由此襄阳宋军不能由桥上赶至赴援，又出锐师遍布江上，堵住襄阳水上援军。接着，元军集中优势兵力猛攻樊城，范天顺率守军拼死抵抗，但终因孤立无援，樊城被攻破。守将范天顺见大势已去，仰天长叹道：“生为宋臣，死为宋鬼！”亲手杀死数名元兵后，跑入城楼自缢殉国。副将牛富将军拼死抵拒，城破后仍率死士百余人与元军巷战，杀死元军不可胜计，“渴饮血水，转战而进”，最终因身负重伤不能再战，以头触柱，赴火而死。其手下兵将悉数赴火自焚。
樊城一失，襄阳岌岌可危。不久，元将阿尔哈雅等人把攻克樊城所用的全部攻城器具调至襄阳城下，重试襄阳炮的威力。“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震雷，城中洶洶，诸将多有逾城降者”。此种抛石机，巨石中又嵌火药，给宋军以极大心理威慑，让守城守军肝胆俱碎。
参与围城的宋降将刘整，先前劝降时曾被吕文焕所设伏弩射中，怀恨于心，一心一意想攻毁襄阳，抓住吕文焕千刀万剐以快其心。元将阿尔哈雅工于心计，他单骑至城下，以忽必烈名义向吕文焕宣诏：“尔等据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何不顾数万生灵性命。如能投降，大元悉赦不杀，且对诸将加以擢迁！”吕文焕犹豫不决，阿尔哈雅向城折箭为誓。
于是，吕文焕终于出降，“先献筦钥，次献城邑”，特别令人慨叹的是，一刻前还是大宋忠臣，归降元朝后吕文焕却立刻判若两人，马上向元军献进攻郢州（今湖北钟祥）宋军的计策，并自告奋勇愿做先锋。
阿尔哈雅受降后，移军入襄阳，南宋最重要的防御体系终于被攻破，南宋腹地的沦陷，只是迟早的事情。当然，元军并未马上任用吕文焕为先锋，而是派阿尔哈雅与他一起北上燕京朝见忽必烈。忽必烈果然赦而不杀，并升迁了吕文焕的官职。
襄阳失陷的消息传至杭州，贾似道还惺惺作态地向宋度宗抱怨道：“为臣我屡请帅兵行边，陛下不许；如早依臣所谏，何至今日！”身在庐州为官的吕文焕的三个哥哥，以及在静江府为官的吕文焕的侄子均“上表待罪”，为贾似道所庇护，对吕氏一族的上表置之不理，仍在原地留任。这些人日后皆纷纷降于蒙古，完全成为一个汉奸家族。有诸多大臣弹劾范文虎，认定襄、樊之失皆由他怯懦逃避所至，请斩之以儆效尤，但是由于贾似道的百般庇护，只象征性地予以降一级，仍令其知安庆府。
襄阳失陷后，李庭芝暂被罢官，但在年底又被任命为淮东安抚制置使，任老将夏贵为淮西安抚制置使。
8月间，宋度宗因酒色过度暴崩，时年三十三岁。度宗当太子时就以好色闻名，登基后，创有夜御三十余女的记录，（宋朝宫制：嫔妾进御，早晨诣阁门谢恩，宦官记录年月日以备日后怀孕有据可查）“帝（度宗）即位之初，一日谢恩者三十余人”。除了具有超凡的性功能外，宋度宗其他方面显得极其平庸。
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皇帝，度宗赵禥都是幸运和不幸的复合体。作为一个人，其母亲地位低下，怀孕期间服用堕胎药，使他成为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人，这是他的不幸；而这样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人，却仅凭着与理宗的血缘关系，登上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这又是他的幸运。作为一个皇帝，他却始终受制于权臣贾似道，被贾似道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哀；而虽然他昏庸无能、荒淫无度，在他统治期间内宋朝的灭亡已近在眼前，却最终得以寿终正寝，没有成为亡国之君，这又是度宗作为一个皇帝的幸运。
度宗驾崩，遗有三个幼子，全皇后所生的赵显四岁，杨淑妃所生赵昰七岁，俞妃所生赵昺三岁。谢太后召集群臣商议立帝，众人以为杨淑妃所生赵昰年长当立，但贾似道和谢太后都主张立嫡子，于是赵显被立为帝，是为恭帝，改元德佑。恭帝此时年纪尚幼，由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但朝廷实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宰相贾似道手中。
大权在握的贾似道不思救国之策，天天忙于欺上压下，并于秋天罢免了上任不久的京湖制置使汪立信。本来，汪立信忧国忧民，写信给贾似道，言辞中肯，语意沉痛。
现在天下已失去了十之八九，而君臣还是照样寻求逸乐，不考虑对策。这样下去，会完全失去天下。因此，现在要做的是，君臣要互相接触、共同考虑对策。假如还在深宫之中沉湎于歌乐，或者游山玩水，那么，读书人拜师无门，老百姓的怨愤不能解决，想求得天下太平，让老百姓自愿进贡物品，并且听从指挥就很困难了。由此，他认为有三条路可走：内地的郡县无战事不要安置很多兵力，应全部开到沿江守备，以充实外御力量。现在南宋兵员还有70多万人。除掉老弱病残，可挑选50余万人。而沿江所需守备的总共7000多里，假若每隔百里设屯，每屯有守将，十屯设立一府，每府有总督，一些要害处则守军增倍。“无事则泛舟长淮，往来游徼（巡查），有事则东西齐备，战守并用”。晚上派人巡更，各屯之间互通信息，保证联络畅通；粮饷保证供应，各地互相救援。同时，选派能干的宗室亲王及忠用之大臣，任命为统制，使每人能适得其任，以形成严密守御的气势，这是上策。另外，长期扣留对方派来的使臣，对我方毫无好处，只能给敌人提供攻打我国的借口。希望能向使臣赔礼道歉，让他回去，许以纳币，这样，经过二三年时间，使得边防据地得到休整，工事得到加固，有生兵力得到增加，可战可守，这是中策。假如这两种策略都行不通，那么我军失败就是天意了，只好等死或投降了，请作好准备吧。
贾似道阅毕大怒，掷之于地，大骂道：“瞎贼，竟敢如此狂言乱语！”汪立信一目微眇，故贾似道以“瞎贼”辱之，当即下诏罢免了汪立信的官职。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