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的《情人》

    杜拉斯，这个不可一世又自嘲自讽的女王，如你所知，她的《情人》性感至极。这种销魂的性感，是以冷酷而灼人的态度完成的。然而高妙的是，一切远不止于此。

    小说并非如电影所展现的，单单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贫穷的白人少女和一个有钱的中国男人之间的欲望故事。它极其广大，敞开了重重难以言喻的空间，罗织如许暧昧纠缠的关系：有关自由放任而无师自通地获得了个性意识的人，与个性意识被囚禁于秩序规定性的不自由的人之间的关系；有关一个已被贫穷、厌倦、仇恨与绝望浸透的残酷灵魂，与她所经历和打量的人世情感之间的关系；有关主宰与被主宰、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有关爱与欲望、爱与不爱、爱与恨的关系；有关兄妹之间隐约可见的不伦之恋及其与自由、死亡和永恒的关系……两个天悬地隔的文明世界作用于几个绞缠不清的个体身上，其间诞生的痛入骨髓的人间悲剧，《情人》悉数写出。

    杜拉斯因自由而黑暗，因伤痛而残酷，她耻笑“温情是最平庸的东西”。“爱”在她那里，绝非温情的抚慰，而是强烈的暴力。这个远离上帝的女人，她超越了人间的道德律，以她独特的文学，抵达了不朽的荒蛮。

    纪德的《伪币制造者》

    每读安德烈·纪德的《伪币制造者》（盛澄华译），都惊叹不已。技术上的匠心是好领会到的——众多的人物由预设的各种关系连接，一个作家往还穿梭其间，观察他们，参与他们的生活，并感受他们各自的疼痛、没落或邪恶。拉贝鲁斯老人是这里面最痛苦的角色。小说透露着这个时代及其文化的变迁的气息，这是一个破坏者（巴萨房伯爵、斯托洛维鲁、日里大尼索、乔治·莫里尼哀……拉贝鲁斯称之为“魔鬼”）逐渐渗透和主宰世界的时代，往日的优雅和谐的文明、人心中优美肯定、虔信上帝的气质遭到破坏者的围剿和戕贼，已无立锥之地，拉贝鲁斯和他死于非命的孙子小波利就是这往日文明的承载者，是这强大的破坏者的牺牲品。

    当这虔信者按着他所领会的上帝的旨意生活和教导他人时，他所得到的只是嘲笑、落寞、隔绝与欺蒙。他已无法再进入和跟上这个时代，他觉得这个时代粗陋、野蛮、肮脏、不可理喻，他已彻底地落魄和失败。

    纪德借拉贝鲁斯老人谈论音乐来揭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和旧的时代精神之间的差异，并在他感觉着旧的事物的柔弱和易毁的同时，也暗示着这新时代精神的令人可怕和可厌之处，它极有可能像打开的潘多拉之匣，将魔鬼和精灵一同放出，在给人类带来新鲜的认识和智力的空间的同时，也会摧毁已有的美丽、柔弱、高贵和极有价值的文明与人性。纪德在感慨那旧事物的无力的同时，也怜惜和叹赏她的不可取代的价值。在所谓的强大的新事物－破坏者面前，他竟然是更寄同情和爱于前者。而在后者面前，他貌似也有力量和自信不败给他们。他暗示破坏者的滚滚向前只会给这世界带来无尽的垃圾，如同那种描写夜壶的诗篇。他鄙弃这些貌似强大的“前卫”群体。他甚至觉得如果世界是由他们来主宰，只能是一幅更令人绝望的前景。因此拉贝鲁斯老人的悲哀被他描写出来时，就如同他的感同身受。

    看看拉贝鲁斯老人与爱德华谈音乐的段落：

    “您可注意到近代音乐最大的努力，即在使往日我们认为不调和的谐音听来可以忍受，或者竟使人感到某种愉快？”

    “对呀！”我说，“最终一切都应转入和谐。”

    “和谐！”他耸耸肩重复我的话。“在我看，这只是使人习惯作恶。以后感觉也迟钝了，纯洁也不要了，反应也差了，一切都容忍，接受……”

    “我想至少您并不主张把音乐减作唯一表现沉静的工具？如果这样的话，一个谐音就成，一个连续的纯谐音。”

    他握住我的双手，出神地，目光消失在礼赞中，几次重复地说：

    “一个连续的纯谐音，是的，正对，一个连续的纯谐音……”可是又黯然加上说：“但我们整个宇宙却在不谐和的淫威之下。”

    当拉贝鲁斯的孙子被日里大尼索捉弄，开枪打死了自己以后，他绝望地对作家爱德华说：

    “您有否注意到，在这世间，上帝总是默然无言？说话的唯有魔鬼。或者至少，或者至少……”他又说，“……不拘我们如何专心，我们所能听到的永远只是魔鬼的声音，我们的耳朵不配听到上帝的语声。上帝之道，您曾否问过自己这究竟能是什么？……啊！自然我不是指常人言语中的‘道’……您记得《福音书》上那第一句：‘太初有道。’我常想‘上帝之道’，即是指整个创造。但魔鬼霸占了去。如今他的喧嚣淹没了上帝的语声。啊！告诉我，您不相信最后一个字仍须归于上帝？……而如果人死后‘时间’已不存在，如果从此我们立刻踏进‘永恒’，您以为到那时我们能听到上帝吗……直接地？”

    “不！不！”他慌乱地叫喊说，“魔鬼与上帝原是一样东西；他们狼狈为奸。我们竭力想把世间一切的丑恶信为是由于魔鬼，因为不然我们如何能再有力量去原谅上帝。上帝捉弄我们，正像一头猫捉弄着老鼠一样。……而这以后他还希望我们感谢他。试问可感谢的是什么？是什么？……”

    然后又靠近我说：

    “而您知道他做得最狠的是什么？那就是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来拯救我们。他自己的儿子！他自己的儿子！……残忍！这是上帝的第一种面目。”

    张若名（她是周恩来留法时期的女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入党、脱党，50年代周为免其挨整，设法施以援手，但反右期间她终难忍受巨大的精神折磨，投水自尽）在《纪德的态度》里论纪德，说得极清晰深入，摘引如下：

    纪德不甘忍受非常确定的存在，他的生命消沉在了解他人的生活之中。但了解也是一种占有形式，在占有中消沉意味着重获新生，耶稣教义的一条箴言这么解释：凡要保存性命的反要失掉它，要失掉性命的反要得着它。从他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中，也可看出纪德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深受耶稣教义的影响：基督教的谦逊以及放弃自我深入他的灵魂，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远非把基督教的这种态度视为弱点，而是从中发现了战胜个人主义的秘诀。在他看来放弃个性，自我才完善。真正的个人主义包括生命的个体性和宇宙性，一方面，表现出某种人格的个人的存在构成了个人的价值，另一方面，这种存在是按逻辑序列组合起来的，因而也具有宇宙价值。包含个体性和宇宙性之个人主义人格的形成与小我（moi）和大我（je）的分离相一致，因为小我与大我在行动中一开始就交织在一起。大我表现为行动的小我的一种内在的思想。但随着大我变为一种沉思，小我与大我之间也就产生了矛盾：然后这样的沉思不断变化，变得公正起来，它抨击小我，最后发现了支配小我以及小我的同类的规则；而后这种主宰了自私之我的沉思把小我作为人类的一面镜子，使小我变得高大起来。它逐步以牺牲小我取胜；与拒不接受它的惩戒的那个人性反抗的小我斗争。当这种公正的沉思权力至高无上时，服从它的小我远非失去自身，反而充实强大起来。纪德解释道：“个人主义的胜利在于个性的放弃之中。”这也是基督教的态度：“要失掉性命的反要得着它。”他把这种深入他灵魂的态度推向极端，创作了《伪币制造者》。在这部作品中，他消沉在对社会生活的了解中。并且消散在被他创造的人物里。他既是一也是多，作为思维主体他是一，作为那些行动的人物他又是多，因此他的人格高大无比，绚丽多姿。

    200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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