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至岁初，出版业必会烹出一道道文学大餐等读者来吃，即选家不同、品类不同、出版者也不同的各式“文学年选”。一位朋友说，文学选本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编选者以所选作品表达其文学价值观。此言甚妙。现在更妙的是，选本一出，各自的文学价值观就都要经受市场的检验了，而市场销售的数字，用句老话说，又直接地反映着“人心向背”，这对于书斋里的选家们来说，着实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对此游戏，心明眼亮者不可完全当真，也不可完全不当真。如果完全当真，其前提必须是所有受众都具有高超的文化水准和健全的文化心智，他们每个人的判断力都完全值得信赖；如果完全不当真，其前提则必须是所有受众都只有极低的文化水准和残缺的文化心智，他们每个人的判断力都完全不可信赖。由于这两个前提都无法成立，那么这两个假设便也无法成立，那么明智的做法可能就是：“权当市场是一个参照吧。”由于每个选家都是一个批评家，他们都有着自己完整稳定的价值体系，因此市场的反馈对他们来说，多半也只是一种印证而已，其影响力绝不会大到能改变他们下一个选本的面貌——尤其对那些价值立场坚定的选家而言。

    看起来花城出版社《2003：文学中国》的选家就是如此。若是翻开此书，你会吃惊不小，反正我是如此——既吃惊于它的体例的特别，又吃惊于它的作者阵容的偏僻。此书是个综合选本，涵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随笔各种体裁。每篇作品之首，都有“入选理由”，作品的道德立场和诗性灵光是选家分外强调的部分；书的最后，则是中国文学期刊概观、国内小说的出版状况、2003年中国作家的日常生活与写作行为、国外文化大事记诸种附录，阅读此书者可凭此对2003年的中国文学界有个大致的概念。主编者说：“不薄名人爱无名”，此言非虚。“名人”的比例很小，邵燕祥、高尔泰、王得后、刘庆邦、尤凤伟、筱敏、王小妮、格非诸家，若非其作品彰显了某种沉默而有力的维度，恐怕也断然不能入选；而那些在大众传媒上经常出现却不属于“纯文学界”的学者、专栏作家如秦晖、张鸣、王怡、连岳诸人，则因理性的清明和视角的独到，进入了这个“文学选本”；但更给我们独异之感的则是这样一些陌生的名字：夏榆、王寅、周伦佑、李铁、朝阳、杨永康、江飞、佩尔、孙世祥、雨田、王夫刚……他们的或小说或散文或诗歌，无不是来自大地深处的歌唱，虽然烙着生活的鞭痕和刀锋上的疼痛，却饱含着灼人的热与爱。若要评价这一选本的价值，则其对“文学新人”不遗余力地评论和引介，以期引起读者、文坛和出版家的关注，是它最令人起敬的贡献。因为毕竟，现在出版业的跟风癖与名人癖是如此势不可当，以致它竟快要泯灭了文化的尊严。

    一般来说，读者对文学选本会有不同的期待：有的人希望一个选本如同一个人，且是个与自己脾性相投的人；有的人希望一个选本是一群人，且是一群个性不同、但都很有趣的人……我有过编文学选本的经验，知道这两个期望都很难达到，但一本书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几乎完全取决于编选者的审美取向和文化目标。如果他（她）是一个超然的鉴赏家，可能会编出“一群人”；如果他是一个积极的行动家，则可能会编出“一个人”，因为他要通过这个“人”，说他自己要说的话。

    《2003：文学中国》是一本如同“一个人”的书，此人言语冰冷，内心灼热，胸怀大爱，忧愤深广。显然编选者的审美倾向于“大灵魂”——那种以强大的勇气和非凡的敏感质疑不公秩序的品性；其文化目标则是唤起人们对不幸现实和人性之光的自觉意识，标举文学的道义力量。这样一本书不会令纯然的文学爱好者满意，因为文学的妙处在于参差多态，而此书则只有“一态”——那是一副在深沉的夜色中瞪着一双不肯入睡的眼睛凝视沼泽和深渊的神态，一边凝视，还一边嚷嚷“小心！”，没完没了的。可我不能不说，它是一种“热”的文学，虽然里面似有冷嘲；它也是一种“爱”的文学，虽然那重击的姿势似乎颇含恨意。如果你懂得热与冷、爱与恨、善与恶之类的辩证法，那么你恐怕不会对我所说的存有异议。

    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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