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一生只写作杂文随笔和小说剧本，以及协助李银河做少量的社会学调查。关于如何看待王小波的遗产，在他逝世八年后评价日益多元，这可以从4月24日举行的“王小波与青年文化”研讨会上（见《新京报》，2005年4月25日）见出。但我认为再多元，也不能离开“王小波是一位作家”这一事实。如果将对思想家或人文学者的专业诉求加诸王小波，就如同要求一朵玫瑰花成为牡丹花一样不切实际。

    王小波杂文是否只传播了文明世界的普遍常识？是的。他的杂文是否因此可以被评价为肤浅的？不。王小波在杂文中创造性地使用逻辑归谬法，张扬智慧和有趣，申说平等与自由，赞美科学和艺术，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伪科学、假正经、实用功利和愚昧盲从，其价值不在于他讲的这些尽人皆知的道理本身，而是在于他讲道理的方式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德性、混沌、矫情和自满的思维习惯，而激发了一种智性、逻辑、幽默和不满的新思维，以及关于平等自由、特立独行的价值观念。王小波将人类社会的普遍共识表达得如此迷人，以至于让人觉得，不接受这些美好的事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总是习惯于将人类的正面高贵价值描述成挣扎和战斗的产物，某种令人不快和回避的负担，但是王小波让人知道，智慧、有趣、自由、平等、科学、艺术之所以是好的，乃因为它们是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的事物，人应当出于生命的本然需求去追求，而不是为了使自己在别人看起来是个好人去追求。他用自己发明的独特文体，让漂泊无依、充满怀疑的人们继续漂泊和怀疑，但却不是绝对虚无主义的怀疑，而是对摧残人之真、人之智、人之美的那些看似自古皆然的事物的怀疑，怀疑之后方能自由。在获得了充分的自由意识之时，他主张向未知的世界快乐进发，而非为回不到处女地式的精神家园愁肠百结。

    王小波的小说主要讲述了性爱、智慧和有趣在中国的奇特境遇。这是中国文学里从未出现过的主题，而他讲述这一切时所用的手法，也是中国文学里未曾有过的。王小波借鉴了20世纪的西方文学技巧，但其价值源头却来自古希腊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这是他与中国现实进行真实对话之后选择的结果。王二们的精神谱系，可以和阿里斯托芬的《鸟》、拉伯雷的《巨人传》、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苦炼》、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以及贡布罗维奇的《费尔迪杜凯》相接。这些人物洋溢着自由的人类明晰于自身价值立足点的自信，他们与世界的紧张关系，乃是由于创造和求知的冲动受到层出不穷的戕害而起。他们的确缺少现代主义以来人类拥有的分裂体验和虚无情愫，但谁又能说唯有分裂和虚无才是唯一的真理呢？迪伦马特有言：“诚然，谁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无意义，无希望，谁就会完全绝望。但这一绝望并不是这一世界的结果。相反地，它是个人给予世界的回答；另外的人的答复可能会不是绝望的，可能会是个人决定容忍这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就像格列佛生活在巨人之中一样。他也实现了时间的距离，他也退后两步来测定他的敌人，准备自己和敌人战斗呢还是放他过去。这仍然可以显示出人是个勇敢的生物。”

    毫无疑问，王小波的小说，就是那种“显示人是个勇敢的生物”的小说。当然，除此之外，世界上还有无数其他类型的小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须知王小波只是探求了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份可能性，如果到他那里寻求所有的可能性却失望而归，那不是王小波的问题，而是寻求者的问题。神也不能包治百病，何况王小波。

    200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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