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天道:永恒与现代-现代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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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正把几十年来提倡的“建设养畜”、“科学养畜”、“转变生产经营方式”落实到生产实践中,其必然结果就是实现草原畜牧业的现代化。发展至今,“细胞”层面的现代化雏形和“机体”层面的传统结构正在成为影响转型发展的基本矛盾。各种思潮都试图影响未来发展的方向。主张恢复游牧生产、主张照搬农区养畜模式、主张只要生态不要生产等各种看法和做法,都在有意无意地延缓现代化的进程。

    中央近几年的一号文件都强调“建设现代农业”,这里自然应包括现代畜牧业,但是在草原牧区并没有十分响亮的回应。最近国家召开的“全国牧区工作会议”,对建设现代草原畜牧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部署。在这种背景下,明确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路径可以起到坚定方向、消除误区、合力推进的作用。在这里,笔者根据现代化的一般内涵和草原畜牧业的现状,并参考美国游牧型“牧牛王国”转变为现代肉牛产业的历程,提出推进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作为一家之言奉献给读者。

    巩固草原永续利用的基础

    草原的可持续利用实质上也是草原的生态平衡和良性循环。在明晰草原产权、坚持草畜平衡制度的基础之上,以新型放牧制度维护低成本、大规模生产,是草原畜牧业的最大优势。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一优势不仅不能丢失,而且应得到更好的发挥。

    规范草场使用权流转,促进规模化经营。有关法律法规对草原使用权的承包和流转做出了明确规定,使每个牧户都能公平地承包(或分享)草原使用权,从而获得发展机会。因而草场使用权实质上是发展权。经营能手可以通过转包的方式获得更多的草场使用权,扩大经营规模,推动整个畜牧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准备转产或进城创业务工的牧民,可以通过转让草场使用权的报酬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因天灾人祸无力经营的贫困户、低保户,可以在保障转让草场使用权收益的基础上获得更大力度的救助,不仅可以维持基本生活,而且可以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要设计长期转让、短期转让、一次性付酬、分年付酬等多种形式,供流转双方选择。为了促进牧区过剩人口和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集中,应当明确居住地的变动不影响转让草场承包受益的延续,消除进城居住就业牧民的后顾之忧。草原监理部门应设立草场流转交易平台,确保依法流转和公平受益。

    严格执行草畜平衡责任制,鼓励集约化生产。在当前这项制度已经普及的情况下,最主要的是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把实际载畜量查实,切实对超载过牧行为依法惩处。每户牧民的草场应固定样方,定期测定草丛结构和产草量,分析植被演化趋势,作为改进和完善草畜平衡制度的基础。在严格执行法定载畜量标准的基础上,鼓励牧民自觉、主动地兼顾草原生态和畜牧业生产,通过建设的方法和合理经营的方法发展现代化生产。经过测定草场理论载畜量确有提高的,应当相应提高准许养畜的数量指标。当年繁殖的幼龄畜可以不计入载畜量,以便鼓励牧民提高繁殖成活率,尽量提高畜群的集约化生产水平,这在发达国家也是通行的做法。在这一点上,不必过分拘泥于幼畜那一点点采食量的计算。在生产实践中,当年幼畜采食多一点不会妨碍草畜平衡的大局。增加舍饲、减少放牧时间和强度的,应当放宽载畜量的限制,以鼓励草场资源特别缺乏的地区加快发展半牧半饲畜牧业。

    值得指出的是,所谓草畜平衡是指放牧而言。转为舍饲奶牛的少部分地区,可以放开饲养量的限制指标。现在国家出台的草畜平衡补偿机制,是草原永续利用的重大政策工具,应作为长期的惠牧补贴和资源补偿政策坚持下去。

    以轮牧、休牧、禁牧为重点,因地制宜实行新型放牧制度。美国的现代放牧制度可以总结出20种以上,实际生产中组合使用的类型更多。相比之下,我们提倡的新型放牧制度归纳为轮牧、休牧、禁牧3种类型有些过于粗略,但是作为自上而下贯彻的政策措施,要求简明、易于理解和监督执行,只能概括一些。而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确定更为细致的放牧规范。例如,现在牧民总结出的限时放牧、夜间放牧就应进行科学验证,然后推广。

    · 轮牧。典型草原和草甸草原产草量较高,轮牧效果明显,应当普遍推行围栏轮牧。草场的产草量越高,轮牧围栏的面积应相对越小,轮牧次数应越频繁,以制止牲畜挑食造成草丛的结构性退化。荒漠草原产草量低,畜均占用草场面积大,围栏成本相对较高,一般应推广有控制的轮歇性放牧,只在分户承包的草场分界线建设围栏或固定标记。在荒漠戈壁则产草量更低,畜均占有草场面积更大,放牧场没有必要建设围栏。

    · 休牧。我国目前实行休牧的概念类似于美国的“延迟放牧”。休牧的作用在于对春季返青之初的牧草进行保护,以便增强其光合作用的能力,维持整个生长期的长势。当前作为行政措施加经济补贴的办法普遍推行已有几年,收到了明显成效。但是要成为牧民自觉主动的行为还需要有相关措施的配套:一是要把休牧的效应体现在畜牧业的收益上,使牧民在保护草原生态的同时收获实际生产成果,调动牧民内在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杜绝名义休牧、实为“暗牧”,白天休牧、晚上偷牧的行为。二是就近就地解决饲草饲料的种植与供应问题。尤其是粗饲料远距离运输成本高,如果要从外地购买,靠有限的补贴资金不可能满足牲畜营养需要,保护草原的措施无法与提高生产能力结合起来。三是休牧期应以青贮饲料为主解决营养供给问题。现在牧区大规模的青贮饲料生产模式尚未形成,大部分休牧的畜群只能喂干草、干料。牧民反映牲畜闻到青草味就不吃干草陈料了,这应当是符合牲畜行为学原理的现象。而采取饲喂青贮饲料的办法,喜食性问题也就解决了。青贮饲料保存完善的各种营养成分促使经历了漫长冬季的牲畜迅速恢复机能,特别是母畜乳汁分泌量增加,仔畜生长发育速度也会加快,为全年的畜牧业大丰收奠定基础。这样,休牧这一保护草原生态的措施同时也就成为重大的畜牧业增产措施,而不再是牺牲生产单纯保护生态的“一头热”,引导牧民形成自觉、主动执行的长期制度也就成为可能。

    · 禁牧。禁牧的目的完全在于保护草原生态。禁牧补贴,实质上是对承包者发展权的赎买。对承包人放弃承包权的应一次核定补贴标准,在法定期限内分年度拨付。下一轮承包的条件和产权形式应制定专门法律法规。对阶段性禁牧的效果应当深入研究,提供实验数据的支撑,目前只是理论预测的成分较多。要防止陷入“禁牧恢复几年—过牧退化几年”的反复循环“怪圈”。长期禁牧既是对草原生态的保护,也是对草原建设和利用的中止。因而禁牧措施应当与牧民的转移转产相配合,否则很难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在没有打破“禁牧—过牧”怪圈循环成功实例和政策工具支撑的条件下,阶段性禁牧应审慎推广。

    种畜生产分工

    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庞大种源生产与供应体系,曾经是游牧转型和畜牧业提质提效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国内外市场的冲击,原有的供应模式面临困境,新的有活力的供应模式尚未形成。种公畜的生产和供应体系面临着洗牌和重建。

    种源的困惑。建国之初,我国在小农经济和游牧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了种畜生产和供应体系,因而不可能有市场引导,只能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良种畜培育、扩繁和推广工作。这一点与美国肉牛业从一开始就具有技术市场化和种畜市场化的先天“基因”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后,种源生产供应部门仍然追求技术上高指标与生产主体追求群体产出的低成本形成了巨大反差。供应和需求“两张皮”运行的结果,出现了种源生产和供应的整体困境。

    · 种畜场的异化。2011年的金秋8月,我在走访牧区的日程中特意安排了白音锡勒种畜场,主要目的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坐落在锡林郭勒最为丰美的草原上、建国后投入巨额资金和调集众多畜牧专家、“万里赶羊”目的地,也是号称区内最大规模的种畜场,在“建设现代畜牧业”的进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看完分户经营的西门塔尔肉牛生产和乌珠穆沁肉羊生产两个高效家庭牧场后,我发现这两个品种都不是种畜场原先经营的牲畜,于是问起了几十年主打的“王牌”—内蒙古细毛羊。随行的场领导的回答令我愕然—已经没有细毛羊生产了。这样的结果意味着凝聚整整一代畜牧精英的科技成果完结了历史使命。

    感慨之余,我向在场的同志讲了两件“死保细毛羊”的事。一件是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连续几年蹲点的全旗范围内品质最优的细毛羊群面临着肉用羊的冲击,于是决定动用机关经费进行补贴性保护。牧户的主人当时高高兴兴地签订了第一期5年的合同,只要坚持细毛羊生产方向,就会得到资金补贴。但是两年过后,牧民提出要退还补贴资金中止合同,因为与邻近牧户的肉用羊品种相比,细毛羊的生产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这些成本在“大集体”时是统一开销的,现在变为由牧户自行承担,马上就显得不堪重负。另一件是20世纪90年代。听说南部的一个以细毛羊改良著称的嘎查改用乌珠穆沁羊回交,我请盟家畜改良站的负责同志专程前去处理,嘎查领导说,没有想到几只种羊的事惊动了盟长,当场将新购来的公羊去势处理。我讲这两件事是想说明市场规律是难以抗衡的,大草原上的细毛羊在长期经历了成本比较和肉毛比价的冲击后,退出历史舞台也是正常的。况且,澳大利亚羊毛具有无可抗衡的国际比较优势。现在只有乌审旗采取调整选育标准、羔羊育肥出栏等措施保留着纯粹的鄂尔多斯细毛羊品种,其他几个重要品种都已销声匿迹了。估计为此建立的国家级、自治区级、盟市级种畜场也只能同白音锡勒种畜场一样转变成为商品牧场。

    · 冷冻种源推广体系的萎缩。与发达国家畜牧业就近获得种源,以本交改良为主的方式不同,我国一直坚持在大中城市建立种牛站、在广大农村牧区层层设冷冻种源供应网,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牲畜人工授精系统。锡林郭勒盟的养牛大旗连续多年搞过“万头牛冷冻改良大会战”。依赖冷冻种源的主要原因是过去长期以来我国的种公畜主要依靠进口,数量难以满足生产需要。在这种模式坚持了几十年后的今天,除奶牛生产和畜群集中的少数生产单位外,大牧区人工授精的覆盖率越来越低。所走访的家庭牧场中只有自身拥有技术员的才仍然在自己的畜群中使用旗里专门送来的冷冻种源进行改良。大牧区的牛群大部分都已使用自购的高代杂交改良公牛(即连续杂交改良2代以上的杂种个体)。这类牛按理说根本不能用作种用,因为既没有谱系资料,也没有生产记录,遗传能力不得而知。使用它能不能提高后代品质,能提高多大幅度,只能是“撞大运”。过去把牧民不使用冷冻种源视为“保守”,但实际上这是由于每年的繁殖成活率存在着过分悬殊的差异使然。现在,越来越多的牛群在轮牧围栏内自由采食、游走,每天很少有人跟群放牧观察,公牛和母牛的分隔会造成更多的空怀。有些饲草饲料充足的家庭牧场,牛群营养状态良好,但母牛繁殖率仅有50%左右。这意味着,每年有一半左右的母牛是既不产犊又不产奶的“白吃饱”。如何补上种公牛生产体系的历史欠账已成为当务之急。

    · 主导肉羊品种遭受漠视。在广大牧区,肉羊生产使用最多的品种是乌珠穆沁羊、苏尼特羊、巴尔虎羊。这些品种成为内蒙古羊肉畅销全国的基础。但是这些品种都是在地方良种的基础上,经过本品种选育而成,与“洋品种”不沾边,因而长期以来总是觉得“土气”,只能由基层“小打小闹”选育种公羊。因而国家级、省区级和盟市级的种畜场从来不会为它们安排,资金投入、技术力量、科学研究等重要资源历来缺乏。作为羊肉主产区的草原牧区,对种畜生产和供应这一决定方向和质量的基础性工作,政府部门抓不抓、投入多大力量,全部取决于旗县级领导的“眼光”,很少能登入高层次的“大雅之堂”。这次考察过的东乌珠穆沁旗的种羊体系,已经具有现代种畜生产供应结构的雏形,但是如果没有更为规范的制度化建设,其应有的潜力和功能很难再有大的发挥和提升。

    · 外来种源引入混乱。一些鼓噪一时的品种,在中间商的不实宣传下胡乱引进。有的因适应性差造成了整体生产性能下降和经济损失,有的则直接影响了内蒙古牛羊肉的品质和信誉。错误引入外来品种导致的有害基因扩散,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除掉。

    构建种畜生产供应体系。根据国情和区情,解决种源问题应采取冷冻种源和种公畜生产并重的方针。现有冷冻种源的生产和供应能力已十分强大,在推广使用不存在问题的奶牛生产和采用舍饲形式养畜的地方应继续着力发挥其潜力。在冷冻种源覆盖率低的畜种和地区,应借鉴区内乌珠穆沁羊种羊生产和美国肉用种公牛生产的经验和做法,建立覆盖全部畜牧业的种公畜生产推广体系。美国的普通种公牛供应半径一般不超过150公里。而在我国应是多大范围的供应半径,则需要进行合理规划。初步设想供应给普通畜群的种公羊不出村(嘎查),种公牛不出乡(苏木)比较适宜。对种公畜的培育方法和出场标准,应按照不同生产对象分级制定技术法规:

    · 原种场。凡是生产中使用的肉牛、肉羊品种都应建立原种场,主要任务是保持品种的质量不退化,而且能稳定提高。原种场的基础母畜和种公畜都应是本品种的最优个体,通过采取人工授精逐头进行个体选配的方法,生产出谱系清楚、生产记录齐全、后裔遗传性测定成绩优良的种公畜,供下一级扩繁场使用。

    · 区域性扩繁场。根据种公畜的需求量合理布局。主要任务是为基层扩繁场提供种公畜。生产原则同原种场,但在条件不具备时可以省略后裔测定环节。

    · 基层扩繁场。原则上设在村(嘎查)。主要任务是利用上两级种畜场提供的优良种公畜和本区域最好的核心基础母畜群,进行种公畜的生产、供应与管理,为牧户提供数量充足、生产性能优异、遗传性稳定的种公畜。供应形式采取出售、出租、委托管理均可,与牧户通过合同约定。在基础生产畜群改良程度不太高的地方,如果个体选配条件不具备,也可以采用群体选配、表型选种的办法扩大种畜生产规模。

    经过上述三级种畜场的系统化建设,种公畜的生产供应就可以从普通畜群生产中分离出来,与原有自上而下的冷冻种源生产供应体系相结合,构成全品种、全覆盖的服务网络,畜牧业现代化就有了可靠的遗传物质基础。届时,发达国家能够迅速提高牲畜质量的技术方法在广大牧区的生产中同样能够发挥作用。

    育肥业分工

    20世纪90年代,内蒙古曾经以“北繁南育”为口号,组织牧区繁殖、农区育肥的区域化分工。10多年后回头看,在肉牛生产中效果初显,但在肉羊生产中尚未形成规模,总体上肉牛肉羊育肥都需要进行再组织、再提高。

    育肥潜力的再认识。这可以用几个事例来说明。

    例证1。美国肉牛生产的理想周期是18月龄出栏,其中1/6的时间即3个月为育肥期。育肥开始前的活重一般为700~900磅,育肥结束进行屠宰时的活重一般为1100~1300磅。3个月的育肥期增重相当于之前15个月生长期增重的50%左右。换言之,如果没有育肥这一专门环节,要么损失1/3左右牛肉产量,要么需要再延长饲养期两年左右才能出栏。

    例证2。乌珠穆沁羊羔在3月龄时生长速度最快,平均每日增重 300~400克,到4月龄即急剧下降。牧民在大群放牧时一般在6月龄出售上市。如果4~6月龄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育肥,至少每只可多增加三四公斤肉,相当于提高产肉量30%左右。但是牧区缺乏饲料,运到农区育肥又存在运量大、费用高的问题,所以至今未能形成规模化推广之势。

    例证3。20世纪70年代,国外友人将一小批安格斯牛作为国礼赠送给我国领导人,放养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进行保种和繁殖。这种牛初生个体较小,但生长发育快,适合在1~2岁时育肥出栏。十几年后,这一美洲肉牛生产的主要品种,以超强的适应性在当地已繁殖成几大群。但是由于当时缺乏育肥业的支撑,牛的产肉性能好和牧养成本低的优势无从表现。按当地牛的传统生产周期养到4~5岁出栏时,个体大小和产肉量与欧洲引进的大型肉牛品种差了一截。结果“国礼”安格斯牛的商品价值和固有优势完全都被湮没了,后来这批牛就销声匿迹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自治区一家公司出面,与加拿大的几个牧场主合作,引进了一批安格斯牛和海福特牛,而且引进了配套机具和技术。下的工夫可以说是到顶了,但是同样因为缺乏育肥业支撑,加之缺乏优质优价的牛肉品牌上市,致使雄心勃勃的引种扩繁计划只能不了了之。

    例证4。20世纪90年代我曾受命在一个旗蹲点抓秋季经济工作。看到屠宰场每天有大量的1岁半幼牛和当年羔羊未经育肥就屠宰掉了,失去了很大一块增加产肉量的潜力。旁边的制酒厂每天有大量剩余的玉米酒糟,这本来是育肥牛的绝好饲料,但却因无畜可喂,只能埋到地下。现成的解决方案是,酒厂和食品公司合作搞肉牛育肥。这两家都是国有企业,协调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因为贷款问题卡了壳。找到同为国有的商业银行协商,能否把食品公司的收购牛贷款转为制酒厂的育肥牛贷款,答案是在贷款计划控制很严的情况下,基层银行无权变更上两级银行才有权决定资金用途的指令,因而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牛肉和饲料都在年复一年地浪费下去。时至今日,牛的育肥虽已形成农区、牧区之间区域性衔接关系,但交易环节尚缺乏规范,效率仍有待提高。肉羊育肥则尚未找到规模化发展的路子。草原优质肉类的生产潜力年复一年地流失掉多少不得而知。

    肉牛育肥业的制约—标准和市场。2010年,我国消费市场上牛肉的价格有可观幅度的上涨,而在牧区却出现犊牛的价格不升反降的反差。这里的原因有饲料粮价格上涨的因素,但其影响不会如此之大。合理的解释就是,犊牛和架子牛的交易环节出了问题。在既没有标准,又没有公开市场的情况下,农区和牧区之间远隔几百公里的交易全部靠成百上千个“牛贩子”,这种交易方式无异于老百姓所说的“隔山卖牛”。每到秋季,“牛贩子”们开着汽车走家串户,一拨一拨讨价还价,不仅使信息失真,而且一次性成交率低,交易成本无形中被抬得很高。此外,缺乏便利的交易渠道,架子牛饲养阶段的特殊性难以体现。这一阶段正常的生产要求应是维持低速增重。在架子牛饲养阶段体重出现负增长或过快增长,都不利于产肉量的增加和成本的降低。这一点在牧区传统的“越冬保命”式牧养和农区过早进入育肥场时,都难以掌握。在这方面,美国对犊牛和架子牛大多都按标准在拍卖市场交易的方式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肉羊育肥业的出路—节粮型育肥。内蒙古推行“北繁南育”后,对肉羊育肥虽然一直有人在试验,但至今未形成规模。牧区每年出栏的两三千万只肉羊中大部分未经育肥而直接屠宰,造成产肉能力的极大浪费。草原牧区的肉羊不宜像肉牛那样运到农区育肥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一是认为肉羊的育肥增重潜力有限,长途运输经济上不一定合算;二是羊对环境的应激反应较为敏感,活羊运输后的恢复和适应期相对较长,影响育肥增重效果;三是羊的育肥场占地面积较大,一般在农区建设有困难;四是农区历来就有牛的舍饲习惯和交易市场,而对羊则历来认为只适于放牧,特别是牧区的羊在农民看来属于“半野化”性质,如何饲养育肥更是缺乏经验;五是在农区狭小的羊舍内饲养育肥,有可能失去草原肉类的风味,难以保持牧区优质羊肉的价格水平。

    把饲料从农区运到牧区开展肉羊育肥也是很多人曾经进行过的尝试,但大多效果不佳,不得不半途而废。主要原因可能有:一是饲料运输、加工成本高;二是干草、干料饲喂时营养素很难配制完全,无法保证羔羊在放牧条件下的生长高峰;三是缺乏规范的交易方法。牧民现在出售商品羊一般都是在屠宰场以宰后的胴体计价,而活羊交易中,过去曾经维持多年的估肉计价方法,在牧民中已毫无信用。如果真正实现了大规模育肥后,牧民和育肥场以何种方式计价交易就成了现实的难题。

    我一直认为牧区肉羊育肥应采取“节粮型”的方法,即就近开发饲料基地,种植粮饲兼用的玉米品种为主,兼种一些禾本科和豆科牧草。过去种植的青贮玉米只是秸秆高产,而籽实产量很低,因而历来被视作“粗饲料”。而现在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种植的粮饲兼用玉米品种籽实和秸秆兼高产,用其制作青贮,已不是传统意义的“粗饲料”,本身就已经是精饲料和粗饲料的混合配制。当前中等水平的粮饲兼用玉米种植效果可达每亩产玉米1000斤以上,产鲜湿秸秆1万斤以上。这样的玉米带籽实青贮后,等于精饲料和粗饲料1∶10,可以作为羔羊育肥全价营养日粮饲料的调制基础。大麦带籽实青贮与玉米也有相似的效果。同时,种植一部分高蛋白牧草,如苜蓿、籽粒苋、沙打旺等,与青贮玉米混合,经过按比例调制,基本可以满足羔羊对各种营养成分的需要,不必要从农区大量调运饲料粮。“节粮型育肥”至少有几大优点:一是就近获得饲料,降低运输成本;二是育肥成本与粮食市场价格脱钩,只取决于饲料的种植成本;三是青贮饲料营养成分完全,配以少量的干草和精饲料,育肥效果好;四是育肥场办在牧区,牧民可就近入股经营或委托育肥,兼顾各方利益;五是从饲料和环境两方面为保持草原羊肉的风味创造条件,维护肉类产品的“草原品牌”特点。“节粮型育肥”的想法形成已久,而且也做过宣传,但至今未见到有规模化典型示范的出现。只能在这里写出来供有意者参考。

    青贮饲草料生产规模化

    到国外参观考察现代化畜牧业,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青贮饲料必不可少,而且作物种类和制作方法多种多样,所用机具之大之全在没有亲眼所见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近些年,国内推广青贮饲料的结果是奶牛生产方面较好,肉牛、肉羊方面较差,特别是在牧区的推广应用还相当滞后。究其原因,主要是一家一户种植的模式不易在大多数牧区形成规模,小农经营式的小型机具不适合牧区的大规模生产,适宜的制作方法和使用方式还有待完善。

    青贮必不可少。饲草饲料青贮是效率最高、损失最少、成本最低的“饲料加工厂”。推广青贮饲草料生产,对发展现代草原畜牧业来说是一项绕不开、省不掉的基础性工程。

    · 草原休牧制度持久落实的基础。作为高纬度内陆草原,春季休牧是保证草原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措施。现阶段,作为启动激励措施,以行政动员和资金补贴的形式从外地调来干草、干料饲养牲畜是必要的,但要把这一措施变为牧民自觉的长期行动,则必须要过青贮饲草料这一关,即以“青饲”取代“干饲”。只有通过饲喂青贮饲草饲料使牲畜在停止放牧期间体现出复壮增膘快、仔畜生长发育快、饲喂简便而又成本低廉的优点,才能使牧民在没有约束和动员及资金补贴的情况下也能长期自觉地坚持下去,休牧制度才能真正成为解决草原生态问题的治本之策。

    · 羔羊幼牛育肥的基础。羔羊的最佳育肥期是断乳后至屠宰前,即 4~6月龄阶段。这时草原上正是牧草最为繁茂之时,如果把羔羊与草原隔离开来喂以干草干料进行所谓的育肥,无论从营养学角度还是家畜行为学的角度看,都是不合理、低效率的,而只有饲以搭配合理、营养完全的青贮饲草料和少量的能量饲料,羔羊才能够尽快完成从放牧到饲养的适应期,达到应有的生长速度,才是真正的育肥。

    · 架子牛补饲的基础。美国肉牛产业的架子牛为断乳至育肥期开始前,一般为6~15月龄的幼牛。其生长要求既不出现体重负增长,也不出现过早进入育肥期的过快增长,而是维持低的增重速度。这样,有利于提高从出生到屠宰整个生长期的产肉量,同时降低成本,因而架子牛一般都是采取放牧加补饲青贮饲草饲料的方式。在我国肉牛生产的现实中,尚无架子牛饲养的规范要求。有的留在牧区放牧过冬则掉膘减重现象严重;有的运到农区饲喂作物秸秆则难以满足增重的营养需要;也有的过早进入育肥场则拉长了育肥期,抬高了成本。最佳解决办法就是,借鉴美国的经验以放牧加补饲青贮来达到低速增重的要求。

    · 母牛多产犊、多产奶的基础。在过去没有冬春补饲的条件下,草原上母牛因营养不足使繁殖成活率只有50%左右,即每两年内有一年产犊,有一年既不产犊,也就不会产奶,白白消耗一年的牧草和经营费用。现在,大部分牛群有一定量的干草或精料补饲,可以达到每三年产两犊的水平,即繁殖成活率可以达到60%~70%。美国肉牛业的平均繁殖成活率为90%以上。也就是说,大部分母牛在生育期内每年都能产犊,很少有“白吃饱不产犊”的浪费现象。其实,我们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把冬季补饲的干草干料改为青贮,母牛的繁殖潜力很快就可全部发挥出来。

    完善适合牧区特点的种植与推广方式。饲草饲料青贮技术并不算什么高科技,而是一种实用的生产技术,然而推广几十年后的现状仍然是中国比外国、牧区比农区、分散牧户比大型农牧场差距大。在草原牧区推广青贮技术和措施,是一场带动生产经营方式大变革的“营养革命”,必须改变小打小闹的做法,从体制、装备、技术研究等方面进行改革和重构。

    · 建立集中种植、分散利用的体制。过去在牧民一家一户草库伦内建设的小型青贮饲料基地只能解决抗灾保畜的问题,无法适应高产高效的社会化大生产。解决畜群正常生产日粮的饲料供应,必然是规模化的种植、加工、贮存、运输和饲喂,不可能依靠小农、小牧的思维定式所能够解决。考察发达国家的家庭牧场,无论规模大或小,都有足够的青贮饲料作为畜牧业的物质基础。但是我国牧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人文条件,决定了在很多地方依靠一家一户的种植方式难以达到规模化要求和应有的种植水平,因而应当由政府出台组织和扶持政策,依托集体经济组织和牧民合作组织,开展专业化分工,在规模化种植的基础上,提高效益,降低成本。

    · 完善大型配套机具装备。目前,牧民使用的拖拉机大多为十几马力,指望用这类机械大规模进行青贮饲料种植、加工和运输根本没有可能。国外家庭农场的青贮饲料种植一般使用100~200马力甚至400多马力的大型拖拉机,配套大型机具,可以有效地提高耕作水平和作业效率。刈割牧草青贮则以一两吨一捆的规格进行塑料拉伸膜包裹青贮,相应规格的机具能够很快研制出来并加以推广。采用大型机具不仅仅是为了节省人工,减轻劳动强度,关键是能扩大规模,提高作业效率,满足大群牲畜的大量需要。国外的大型机具对大公司、大牧场来说可以自备自用,而对于中小型牧场来说,需要专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我国的牧区在起步阶段更需要由政府部门组织的专业化机构(或专业户)承担购置、管理和作业服务。

    · 健全饲草饲料青贮技术的科研推广体系。欧美发达国家大规模推广青贮技术已有百年历史,至今仍在不断研究新工艺、新技术。相比之下,我国特别是牧区的青贮技术推广进展缓慢,方式方法和原料来源单一,营养成分也有很大的提高潜力。很多现实问题缺乏专业研究,因而也无法得到解决。现在青贮饲草料制作的成败以直观感觉是否发生霉变为标准,实际保留了多少营养成分无人监测,即使存在不适当的操作也难以发现和改正。

    · 美国测定和评价青贮质量的技术相当规范,而且对青贮添加剂的研究也相当活跃,以求通过饲喂青贮饲草料使牲畜获得尽可能完全的营养成分。发达国家始终跟踪研究青贮技术进步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标准化和品牌规范

    20世纪90年代初,活畜和肉类的计划调拨体系已逐渐让位给市场交易多渠道流通,草原上各类牲畜“贩子”满天飞。肉类供销渠道也从过去国营食品公司一家独办,变为多渠道自由买卖。在放开市场的条件下,为了规范生产和流通行为,保护主产区肉类的信誉,制定商品畜和肉类标准的必要性开始显现。

    锡林郭勒盟曾经组织生产、流通和标准化主管部门进行研究,大家共同认为,制定这类标准既无上边的文件依据,又无惯例,地市级机构也无权制定,因而曾经提出的动议不了了之。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我国各有关行政部门职能交叉、权力分割的现行管理体制下,即使有文件依据,也难以制定和有效地执行成套的标准。现在很多农产品和食品原料都已有了标准,但是唯有肉类和商品畜的交易仍无标准可循。有些科研机构参照欧美同类标准曾经起草过某些肉类标准,但由于权力部门未纳入议程,真正出台还不知要拖延多久。因而时至今日,市场信号还必须通过牲畜贩子才能传递到牧户;肉类销售任凭商家“忽悠”;一些受到广泛赞誉的草原产地品牌经常被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劣质肉冒充……市场信号失真制约生产的现象比比皆是,建立在标准化和信用体系规范之上的生产、流通、消费调节机制无从发育,高产、高效、高质量为特征的产业化无从发展。

    反观美国肉牛产业,从犊牛、架子牛、育肥牛交易,到屠宰后的胴体、分割肉块都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因而才发育出规范而发达的拍卖市场、期货市场和批发零售网络,以灵敏的市场信号引导生产,规避风险,开发新产品,真正起到了产业化纽带的作用。我们的产业化口号已喊了近20年,但一直寄希望于某些“龙头企业”主宰整个产业链条,结果是有的企业形成了利益垄断,也有不少“龙头”企业享受完优惠政策即消亡了,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却并未形成。可以判断,什么时候形成依托标准和品牌的市场化,什么时候就可以宣告“产业化”走上正确的轨道了。那时,草原畜牧业的现代化也就会驶上快车道。

    【阅读材料】一个市的现代化示范

    —鄂尔多斯市现代草原畜牧业示范建设标准(摘要)

    按:在网上搜索资料时发现这个称为“建设标准”的文件后,自然联想到了该市主管农村牧区工作的白玉岭同志。在他担任副市长的10年间,鄂尔多斯市经历了四年连旱的打击、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和草原生态明显改善等阶段性变化。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及时启动了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示范建设,这在荒漠草原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999年和2001年,我与主管畜牧业的盟市长参加国家外专局批准的畜牧业培训项目时,分别赴美洲和欧洲培训考察。那时他就电脑和相机不离身,白天搜集资料,晚上及时整理,尽量多地把可用的信息带回来。经过10来年坚持不懈地创造条件,终于开始把欧美现代生产经验成套地在鄂尔多斯高原进行创造性地借鉴组装,为我所用,开创草原式的辉煌。根据该“建设标准”所包含的内容,达标牧户的物质生活、生产方式与发达国家的一般家庭牧场已基本没有什么质的差距。不幸的是,这一计划实施两年后,白玉岭同志因积劳成疾,倒在了农业发展项目的第一线。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勇于开拓创新、为草原的兴旺繁荣而拼搏不懈的蒙古族领导干部,以丰富的实践成果和精神财富为后人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在此谨以此寥寥数语纪念草原畜牧业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实践者白玉岭同志。同时把他所主持制定的“标准”一文摘要附在这里。

    总体目标和建设原则

    在大力转移牧区人口的基础上,按照“用现代科技成果装备农牧业、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升农牧业”的发展思路,引进、汇集、组装国内外现代化农牧业元素,建设现代草原畜牧业示范户。项目建设区为牧区范围内的优化发展区和限制发展区,不得在禁止发展区内选户建设。以水资源为中心区域布局,无水草场及其经营户不得列入项目建设。总体分为沙区、软梁区和硬梁区三大类。通过5年左右时间实现全部达标。

    建设规模和进度

    2009~2012年每年建设示范户800个,每年新建中型农机服务队(具有服务能力的农机大户)37个。到2015年,探索出一条具有鄂尔多斯特色的现代化草原畜牧业发展之路。

    建设内容和标准

    (1)农机服务队:配备60~80马力拖拉机及牧草和农作物灭茬、中耕、植保、玉米收获、青饲收获、打草及拾捆、饲草粉碎等作业机械。农机服务组织设置标准为:人口居住较集中的区域25~30户示范户拥有1个服务队,常规服务半径为15公里。

    (2)示范户:每户人均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沙区每户经营水浇地300亩,草场5000亩;软梁区每户经营水浇地200亩、草场7000亩;硬梁区每户经营水浇地100亩、草场10000亩;在划区轮牧、草畜平衡的前提下,牲畜饲养量达到1200个绵羊单位以上,出栏600只以上;农机具配套有拖拉机、拖车、双圆盘牧草收割机、喷灌机、简易搂草机、悬挂犁、旋耕机、播种机、小型饲草料粉碎机;全部实现以草定畜、草畜平衡、划区轮牧;通过封育补播等方法,促使草场原生植被达到60%以上;每年划出20%的草场禁牧,5年草牧场全部轮歇改良一遍,植被密度及优质牧草比例均有明显提高,草场质量显著改善;水浇地必须全部喷灌,优质牧草、籽实玉米和青贮玉米种植比例达到4∶4∶2。

    (3)建立和完善全方位的服务体系,为示范户和农牧民提供优质服务。

    (4)到2015年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户户通电;人均居住面积35平方米以上;彩电、冰箱等家电齐备;道路状况有较大改善;有电话或手机等通讯工具,70%的家庭实现家中上网;每户有小汽车或客货两用车1辆以上;每户有洗澡、卫生设施;每户有沼气池一座;无适龄学生辍学现象;环境整洁、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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