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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陈可文回到家里时，2008年的端午刚过，粽子还没吃完，当时他默默地吃了三个，一招手，说：“蔚洲，再给叔拿两个来。”他吃到第四个时，肚子开始疼，捂着跑到厕所中蹲了接近一个小时才出来。他几乎是从厕所中爬出来的，他已经没有站直腰身的力气了。一直在笑的是陈蔚洲，随着天气变热，他不敢把自己房间塞得严实了，开启了一些，而天一热，阳气大旺，他精神状态也好了一些，那些无来由的癫狂少了很多，他也有了些走动，就是不怎么爱说话，不怎么爱动手脚，只是抱着电视机瞪得目不转睛。时值汶川地震后不久，电视画面上闪动的，都是那些悲惨至极的画面，陈蔚洲看得心惊肉跳，脸色越来越难看，眼看就要病情加重。爷爷赶忙到县城买了一个DVD机回来，同时在地摊上买回几十部日本动画片，让蔚洲整天看动画片，蔚洲闲时太多，片子看得太快，爷爷买新片的速度远远超过盗版光碟的进货速度，引起老板的侧目，当时天涯社区海南一家澄迈版的论坛上就流传着一篇《一个爱看日本动画片的怪老头》的帖子，在铺天盖地的地震帖中，这个帖引来猜测想象无数，也算爷爷为灾时想象力拓展和人心抚慰做的一点贡献。

    由于地震波及面太大，那段时间人人脸上惨兮兮，爷爷还主动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捐款，并说，村里今年端午祭祖，有了为灾区祈福的环节，让我有空就回去看看，我终究没回。当时公司里的业务停得差不多，我得出很多空来，大多待在中学里。那些学生脸色黯淡神经过敏，对自己所在教室的牢靠程度产生了极大怀疑，每个人椅子的无意移动都引起极大的慌乱。我在课堂上，说着些鼓励的话，并让他们自由创作，结果收上来的作业，很多都是《废墟上的花》《那只钻出来的手》之类的画，并且这些学生都被一个叫几米的人毒害太深，在每幅图边上还配着诗一样的解读文字，看得人心一直下掉。叔叔就是这个时候回到家里来的，爷爷打电话过来，说：“你叔回来了，也好些年不见了，家里要告知一下祖先，无论如何也得回来。”我没有理由拒绝，加上在中学里也待得心慌，不如回来住些天，让自己平心静气下来。一回来，陈可樱就“哇哇哇”地说着她单位的人去灾区救援的事。她在海口秀英区消防队里当文员，平常没多少事，就是负责一下简报收集与编写之类。她说他们单位有个女消防员到那边救援，到了灾区，躲在车上硬是不敢下，一开车门就被消毒水也掩不住的臭味熏得呕吐，没两天就直接回来，到现在还在看心理医生，在还没展开救援前先变成了被救援对象。

    叔叔突然回到家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或许他自己也不会想到会有回来的一天，看到他的脚一瘸一瘸，家里的人最先的反应是一愣，然后才想起这脚肯定已瘸了多年了。我细细盘算，叔叔已经八年没有回到这个家来了，这是一段短暂又漫长的时间，他从当年的二十多岁变成了三十多岁，目光所投射出来的，是比年龄要更老的内心。其实家里人都知道他这八年是在哪个地方过的，只是不愿真正面对而已，那朦胧的帷幕后面的真实，足以照出我们心底最脆弱的角落。起先，家里少一个人，是很让人不自在的，可当这种不自在持续八年，这个少了的人再回来，已成习惯的不自在，会换成另外一种新的尴尬，就像从墙上硬生生扒下一块砖来，放置八年后再把这块砖塞回原处，肯定也是一个突兀的存在。叔叔后来跟我说，他回来那天，家里每个人都是一愣，嘴巴说不上是闭合还是张开。只有傻了的蔚洲，那个他离开家时还小而回来却仍然还记得他的蔚洲，脸色都不变，喊了声：“叔，怎么才回来，再慢点，粽子就被我吃完了。”叔叔的胸腔是热的，也确认了村人对蔚洲的传言。只有蔚洲，丝毫没有把他当一个外人。蔚洲拿来粽子，叔叔只能默默地吃，他在牢里萎缩的胃明显装不下，于是吃到吐。他对我说：“值！把肠子吐出来，也值。”因为这一声声“值”，他后来抄着一根扁担，拖着瘸腿追打三个笑话蔚洲的小年轻，反被摁倒在地拳打脚踢，他也一点不服，硬是扑过去从一个家伙腿上咬下一块肉来，吓得另外两个面色土青地抬着被咬得哗啦啦哭的家伙奔往医院，叔叔吐掉口中的肉，咧开血淋淋的嘴巴笑。

    叔叔从家里消失，是在2000年的初冬。不仅对我们家，对县里很多人来说，那一年都是一段不愿回忆却又常常被提起的时光。那一年，海南省澄迈县瑞溪镇三多村出了一个奇人，名叫何海妹。在那一年之前，何海妹还是一个默默无人知的村妇，千禧年刚过不久，何海妹的名声便立即传遍了整个澄迈县，甚至有不少县外的人也听闻了，若非事发后的新闻封锁，知道的人肯定还会更多。按照后来的说法，何海妹进行的就是非法集资。她向外公布集资方式的时候，很多人被其高利润所引诱，不断地把钱往里面投。她的做法很简单，她朝外宣传：“我在帮人集资投资，是一个稳赚的行业，每个月利润高达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你拿一万块给她，她当场可以给你两千块利润，一个月后，你可以来把你一万块本金领回。起先大多数人心存怀疑，但仍有些胆大的人开始拿闲钱扔进去，很快地回收到了暴利。尝到甜头的人，开始不断把钱投给她，投十万，很快可以赚两万。很多人抛下生产，四下筹钱投到何海妹那里。旧世纪刚过，新世纪刚来，这飞快的赚钱手段，让很多人觉得发财致富近在眼前，原先的疑虑很快一扫而光。三个月后，全县各个角落都有人四处把钱送往三多村，路上的摩托车烟尘滚滚，成为很多人后来的记忆。当时的县城金江镇红旗超市的老板娘名叫何小妹，跟何海妹同龄，又是三多村人，很多县城的人就通过何小妹带路把钱送给何海妹，县里人称这两人为“三多双妹”。何海妹是在开始集资半年后忽然失踪的，当时她的业务已经兴旺到不行，每天有人排队着送钱上门，除了一些小额的农民，也有生意人和开着公车的官员官太太。很多官员见过世面，怀疑其中有鬼，无奈利润太大，也忍不住卷进其中，想赚一笔就走。中秋节前，何海妹带着集来的数不清的钱，突然失踪。听到这个消息后，少部分提前抽身的，心中暗喜，大部分人则是痛不欲生，只觉世界末日快要来了。仅瑞溪镇、永发镇、金安农场这三个地方就被卷走三千多万，县城那条叫新皇马街上的生意人，也丧失千万，至于县委里面的官员官太太，有苦无处说，其数量更是不知多少，有人猜被三多妹卷走的有七八千万，也有说一个多亿的。三多妹失踪后，三多村整天围着前来追债的人，红旗超市何小妹有牵引之虞，整天收到画着刀斧的白纸威胁，超市也不敢开了，逃往外省躲避了近两年才回来。而何海妹的家人也很惨，她的弟弟流落广东打工，多年不敢回，她的家人吓死的吓死，散落的散落，成为世纪初澄迈县内的关注焦点。很多人猜测何海妹虽然参与其中，但最惨的肯定是她，她的突然失踪，说明钱已经落入幕后老板手中，而她已被灭口。“三多妹事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瑞溪镇中学校长因为在其中扔进十多万，被上级怀疑他的钱来历不明，深入查处，他贪污的事情败露；金安农场有兄弟两人，哥哥把钱给弟弟送往三多村，结果第二天何海妹失踪，哥哥怀疑弟弟没有把钱送出，找弟弟掏钱，弟弟咬死说已经送去，两人由口头上争辩上升到手脚，哥哥弟弟都互有伤残。我叔叔陈可文也卷入其中了。

    何海妹失踪后，他一度加入前往三多村寻找何海妹的队伍，一直未果，从担心到绝望，不过三天时间。到后来，他终于朝他的父亲开口要钱还人。爷爷正为奶奶生病的事急得头昏脑涨，也对他的不成器深感讨厌，当然没有给他一分钱。叔叔先是求，接着是威胁，继而倒在地上失声痛哭，说他是借高利贷投进去的，时间到了不还钱，人家会砍了他。后来叔公、我父亲都私下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去还，他得寸进尺，一直说不够，一直说爷爷那还存着曾祖父从台湾带回来的钱，让爷爷拿出给他，让他把坑给填了。当时爷爷把全家人召集来，冷冰冰地说：“别说我没有存我爸的钱，就是真存，也不可能拿一分给你这个败家子。你既然借高利贷，时间到了，你该拿手还是拿脚去还，随你便。”叔叔大感绝望，联系了他在东莞的朋友，想出去躲避风头。就在他在县汽车站买票准备赶往省城海口时，被冲出的一伙人围殴，同时他右脚脚筋被挑断。叔公和我父亲把叔叔从车站拉往医院急救，他在里面待了快一个月才出来，瘸了腿。

    他从医院出来，才知道，奶奶已经在十多天以前，在县医院另一个病房中病重去世，他把自己关在房间中整整两天，无声无息，等我父亲拿着锄头砸开门后，里面空空无人。叔叔就自此消失在我们眼前。此后，曾有一些外出的人传说在某地某地见过他，可都语焉不详，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爷爷一直坚信，肯定是他已经在外犯事，进了监狱。“陈可文”这三个字便成了禁忌，成了敏感词，成了可以引发家庭危机的咒语，在我们家被屏蔽了八年。他在此时出现，很多事已经在时间中磨去了锋利的棱角，唯有他的右腿，还留有过去清晰的印迹。

    2

    祭祖的前一天，父亲去县城“王记烤乳猪”预订了一只烤乳猪，爷爷嘟囔了一句：“杀只鸡就行了。”父亲说：“既然要祭，那就大一点吧。”次日下午，烤乳猪拿回来时，最兴奋的是陈蔚洲，他没有忘了这曾是他的最爱，尤其整整一只，有着红亮亮的皮，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母亲也早煮好了饭，正往碗里打着，饭鼓得高高的，在碗中凸起浑圆的一块，犹如放置着一个包子。叔公也早早把三轮车放好，等着祭祖开始。可樱曾多次劝他不要再骑车，可他闲得慌，不动一动，一身的毛病都赶着来，不是嗓子发炎就是头疼感冒，于是照样开着这辆三轮车在县城车站附近拉客。

    回村里祖屋时，叔叔有点生疏，不怎么敢见人，看到村人问好，他便闪闪躲躲。村子里，还有着我们家的老房子跟祖屋。其中，老房子是属于我们家的，只是现在不住人了，便荒废了，几年前一场大台风后，垮了一堵墙，就更显得破败了；祖屋是跟村里族人一块合的，里面摆放着五六代以前我们共同的先人，因每逢旧历节日都会祭祖打扫，房子看来还显得结实。在村里，自己住的房子破烂点可以，祖屋是不能太不入眼的。1996年秋，海南闹水灾，地上也变得鱼塘一般，我们的祖屋在雨水中垮了一堵院墙，在村人的诧异的目光和指点的手势中，同族兄弟都脸上无光，商量了修建祖屋之事。在这过程中，总有一些出钱出力不齐而引起的矛盾和争端，但最后还是把祖屋修补完好了，还在内院墙上刻下如下的联句：西南东北，四方瑞满，先祖恩隆佑风调雨顺；河海湖江，千水祥垂，儿孙福厚祈国泰民安；横批：承前启后。族人每每念之，精神为之一振。由于当时曾祖父已过世大半年，这联句自然出自当老师多年的爷爷之手。

    一进祖屋，迎面便是一块木板屏风，直立到离屋顶一米左右，上面是神龛，本地话叫“公阁”，是先人魂魄偶尔回来的临时居所。把整只烤乳猪摆放到屏风前的八仙桌上，搁好饭，倒好酒，祭祖便开始了。烧香、点烛、鞠躬……由于爷爷当老师多年，在某一大段时间内，曾把祭祖也当成封建迷信，很少参加这一类的族里事，自然就由叔公祈祷。叔公口中念念有词：“列位先祖在上，子孙陈兴江携子孙陈兴华、陈可武、陈可文、陈可樱、陈蔚然、陈蔚洲，在这晴天好日，有美酒赤肉，供先祖敬享。近来，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要是因为怠慢先祖所致，请原谅，敬请先祖保佑我家内外出入平安，工作的，日日得加薪，天天有升职；做生产的，种豆得豆，种瓜得瓜，饲猪大如牛；保佑可字辈子孙可文重新做人，早些能靠手找吃，早些立业成家；保佑蔚字辈子孙陈蔚洲精神好转，快乐顺利……”叔公嘴巴很顺，我很少见他一口气这么顺溜地一路念下，不禁斜着眼多看了两眼，可樱也极其诧异地看了看她父亲，朝我吐吐舌头，轻轻地说：“好厉害。”爷爷目光游离、焦点分散，不知道在想着什么；父亲随着叔公的话，一次一次作揖；蔚洲也有点严肃起来，却又被烛光下流动着红光的烤乳猪吸引，目光一动不动；叔叔脸色严肃，又很不安似的，时不时地抬头看看，时不时又低下。祈祷之后，是烧纸钱，燃放鞭炮，再作揖答谢一次，便算完毕。

    从祖屋出来，天有点暗，蔚洲忽地指着祖屋不远处的一大丛草说：“牛，有牛。”叔公说：“哪里有牛？乱讲的，没有牛。”蔚洲说：“有牛，以前有牛。我见过的，那牛还说话，还叫我‘洲仔’‘洲仔’。”父亲脸一黑，说：“没人看见，就你看见，就你这近视的看见了，别人都是瞎夜的，就你不瞎夜。”他拉着蔚洲，远远走在前面了，叔叔摇船人一般落在后面，叔公和爷爷低头说话，可樱一下就停住了，看着蔚洲，眼珠一下红了。我说：“又想起许飞了？”可樱愤怒地说：“你明知道不是。”“那怎么了？”“你知道的。”……是，我是知道的，可我多希望我不知道，我希望自己只是一个无知无觉的旁观者，看着家里如看的是旁人，是电视里演出的剧情，是可以倒回去播的光碟。

    祭祖后的晚饭，由于备了米酒，每个人都喝了，蔚洲也来了兴趣，抢着倒了小半碗，母亲说：“你还喝酒？”叔公笑了：“能喝，是好事，让他喝吧！”但当他看到可樱倒了满满一整碗，眼珠一下凸出来，可樱笑嘻嘻：“你说了，能喝，是好事。”她仰头喝了小半碗，筷子也不拿了，右手抓起烤乳猪的前腿，递给蔚洲：“猪腿给你，比赛我们两个谁能吃。”蔚洲“嘻嘻嘻”地傻笑。酒一下肚，话都多了起来，不过没有人醉，酒已经把头烧得很晕了，但每个人的话中都有一个界线，怕一不小心就跨进雷区。爷爷此前是滴酒不沾的，却也喝了几口，脸红得厉害，叔公笑话他：“原来就你外家福最大，原来就你外家福最大。我还以为是我呢，原来，是你！哈哈。”爷爷碗一搁：“哈哈，时代不好，不过我吃的苦是挺少的，你们拿锄头的时候，我拿粉笔，不用力。”父亲也笑了：“这么说，我脸白，最没外家福。”惹得母亲风凉话一句接一句：“对，娶到我，是你命苦，你命最苦，你还想着外家呢。我命太苦，连累你了。”可樱说：“武哥，你再说酒话，小心嫂嫂晚上不给你被子，不让你睡蚊帐里，让你养蚊子。”叔叔则一言不发，他把最多的目光放在了蔚洲身上。

    另一个不说话的人，是我。

    散席后，其余人都趁着酒劲睡了。我身上烧得厉害，脱了上衣，就跑到楼顶上吹风。现在住的这间房，面积是村中老房子的三倍，而且是两层楼，房子宽大，家中人不少，但每个人住一个房间也绰绰有余。房间在1996年夏落成时，村里很多人的目光中除了羡慕，还有些许的仇视，我们几乎不用任何劳作，而只因为有了一个台湾归来的亲人，便有了他们做梦也不敢想的新房。这房子是曾祖父陈嘉栋1995年自台湾回来后，就一直谋划着修建的，当时我们还全部住在村中老屋里。曾祖父原先计划在老屋的原址上建新房，考虑了好久，一来觉得老房里有他少年的记忆，推倒舍不得；二来要是在老房上重建，修建期间全家吃宿也是大问题。他走出村子，在靠近县城长安路的地方看中一块分别属于村中两个人的宅基地。曾祖父问了地价，那两人都不愿出售，曾祖父只能抬高价格，那两人也晓得他是从台湾带了钱回来，把价格抬得更高。爷爷最先否定了，说这价格分明是宰人。曾祖父则只是一笑，就把地给买了，并当即动工，修了这座二层的小楼。但他没能在新房住满一年便匆匆离世，死前他曾联系替他在台湾打理事务的朋友，让那边想办法寄一笔钱回来，消息石沉大海，他的遗嘱里说明台湾有什么什么归我们家所有，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遗嘱其实是一个空头许诺。他带给我们家的，除了这一栋新房，还有因为他归来而变得意洋洋如暴发户的叔叔。后来村里多人传说，曾祖父在台湾其实另有家庭，那所谓代他打理的朋友，就是他那边的家人，那边怎么可能同意把他遗嘱里说的财务交出。村人同时怀疑曾祖父还给我们家留下了一大笔的钱财，可我们家后来一直还在靠种田谋生，若真有遗留存在爷爷那的，奶奶那场大病，也肯定把爷爷的口袋掏空了。

    和村人持有同样想法的，就是叔叔陈可文，在曾祖父去世后的两三年内，他把自己在县城经营的小五金店败完。他结交了一帮猪朋狗友，整天窝在县城的环城西路喝茶赌博，店里的生意也无心顾及，钱财便很快地被挥霍殆尽。他开始回来找爷爷要钱，给不出，就闹，还经常带着一帮人，在新家的楼顶上打牌，闹到深夜三点，家里人都被折磨得痛苦不堪。家里人和他闹过很大意见，吵过，也打过，都没什么效果，当时正是我刚上初三，正面临中考，无心顾及这些狗屁事，只好收拾包袱回村里老房子住。陈可樱则是一副不怕死的架势，爬上楼顶把正摩擦得火热的麻将桌掀翻，扔到楼下，被叔叔狠狠打了一顿。陈可樱一声没哭，她冷冷地说：“你竟然是我的哥？真丢脸，以后我不可能喊你一声哥！”那之后，她果然没有和叔叔说过一句话，也没正眼瞧过他。即使后来叔叔被挑断脚筋，她也只是在家里帮忙煮饭熬药而已，不愿去医院看。

    从楼顶往家后面远处看，是无边的庄稼地，深夜中也能看出那些庄稼的绿色。但很奇怪的，每当我从楼顶直接看地面，发觉幽深无比，只有一团黑，其实，这不过两层楼，不过八米高，为什么地面会那么遥远？而那幽深中，又有一股对我的吸引力，让人看着看着，忍不住要探个究竟。夏天的晚上，我曾在楼顶上睡过，我怀疑后来纠缠我的梦，都是随着楼顶上的星光和微风浸入我内心深处的。我满身酒气地靠在楼顶半人高的围墙边，觉得空间有时是可以跨越时间的，比如，在此时，在这个熟悉的地方，我好像一下回返了多年，我在省城、在福山中学的工作消失了，桑桑消失了，不久前在北京的事消失了，更久更久以前，我因为学画而和跟叔叔一样跟家里闹翻了的事，也消失了，我好像一下返回房子刚建好后，我在楼顶枕着夜色的情形。叔叔也上来了，他依旧摇船人一般，高一下矮一下。

    他坐在了我身旁。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我还是问他了，自从他回来，家里就没人问过他这些事，我知道他憋得难受。

    “还能怎么样，在那种地方，能活着回来，就好了。你要知道，我是瘸了一条腿的，能活着，就好了。”

    “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

    “我想确认一下。”

    “监狱。”

    “哦！”

    “你知道，我是瘸了一条腿的。”他强调后，继续说，“刚进去时，‘监祖’打得厉害，他们坐牢久了，什么招都有，我被打得很惨。你吃过大便吗？你喝过尿吗？你被人把自己的手指塞进自己的嘴巴，让自己咬出血吗？”

    “……”

    “后来，我横下一条心了，这么被打下去，必死无疑。有一天吃饭，我拿着筷子走到‘监祖’面前，狠狠地插进了他的手背，直接插穿手心。我当时跟他说：‘今天，是警告，下一次，我从你鼻孔捅进去。’那之后，就没有人再敢惹我了。谁不怕死，谁就活得好一点。”

    “坐了多久？”

    “将近六年。”

    “你离开家不止六年了，七年多了。”

    “我并不是一离开就进去的，我也不是从监里出来就回家里来的。”

    “为什么进去的？”

    “……”

    “为什么？”

    “……”

    “不愿说？”

    “知道不愿说，你还问？”

    “我不知道你不愿说。”

    “你呢？你这几年怎么样？听说你在打两份工？”

    “能怎么样？过一天算一天。当老师太闲，多打一份工，多赚一些钱，洲仔是要花钱的，动不动就要买很多药，动不动就要请师傅公来看封建，你哥你嫂拿着锄头，怎么赚得出来？”

    “也不能太累。”

    “不累，这都是我喜欢做的。”

    “嘿嘿，你什么时候带个女的回来？你也不小了吧？我也忘了，你今年是多少岁了？”

    “二十五，二十六。”

    “那还不找人结婚？”

    “你不更大？你都没结，我怎么敢带头！”

    “我不一样，我以前做错事，误了时间。”他说这话时，已有点哽咽——我宁愿把那当成酒气上涌的结果。

    “现在还来得及，我在后面守着。”

    “你说……洲仔……是……不是真……的好不了……了？”

    他的问话不深奥，可我却给不出答案，就只好不说了。

    他也靠着围墙，不知道是酒喝多了身子软还是怎么的，靠着靠着，他弯成一只虾。风很轻，但也是有声音的，酒气越涌越重，我渐渐分不清，到底那是风声还是叔叔的哽咽声，或者说，那是一种哽咽融化在风里的声音。

    3

    叔叔陈可文在家里住了大半个月，不大愿意出去见人。七年多，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十几个他熟悉的老人在这几年中去世。和他同龄的人，儿子女儿大多都上小学了，甚至很多比他小十五六岁的人，也都抱着个小孩当父做母了，他对此十分诧异。在他看来，一个人年轻的时间并不长，而这么点转瞬即逝的时光，竟然拿来结婚生子、作茧自缚而不是及时行乐，是人生极大的损失，他跟我说：“即便那几年我不在里面，我也不会结婚这么快的。”他说话时，对那段六年的监牢时光并没有多少后悔，他甚至多次炫耀他挫败“监祖”后，在很长时间内过得安逸而风光。他不主动惹别人，但绝不允许别人打到自己头上。有后面进来的人也曾想通过击垮他树立自己的权威，欺他腿脚不便，扫倒他，拳打脚踢，直到他动弹不得，那人才心满意足地拍拍手，以为地位从此确立。而就在那人放松警惕之时，在地上已一动不动的陈可文猛地扑去，一根筷子就捅进那人的左鼻孔，刺穿鼻梁，陈可文手上用力一提，把那人鼻孔撕裂，那人从此容颜可怖、说话漏风，看到陈可文便惊恐发抖，远远躲开。叔叔说：“我身边永远都带着根筷子，我想在‘监祖’身上做的事，后来用在那小子身上，你知道他后来外号叫什么？叫‘破玻璃窗’。知道为什么叫‘破玻璃窗’吗？因为漏风！他讲话，一直漏风。”

    爷爷看不得他的小儿子无所事事，一如当初问我一样，问他：“想好做什么没？”叔叔有点茫然，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我以为他其实还没从下狱前的生活中抽出身来，他肯定还在觉得，他出来后，应该跟入狱之前一样，喝茶打牌饮酒寻乐，过得悠然自得。他去找过那些旧友，可那些人都是有家室的人了，兴趣在老婆孩子或者情人流莺身上，没人愿意和走路都有困难的他多有交涉。唯一一个和他出来喝了一次茶的，是因为街上见到后被他拉着无法脱身，那人硬塞给他两包烟，在喝茶后，电话号码都没留便回到了省城打理生意。爷爷对叔叔说：“校警你愿不愿意当？”叔叔眼睛都直了，估计爷爷的话让他对自己前几年的人生产生彻底的怀疑，让他觉得其实自己一直都在当卧底。他笑了：“你让一个刚从牢里出来的人去当校警？”“你说你愿不愿意就是，外面没人知道就行了，你说你在外面打工刚回来就是。”“你能弄成？”爷爷淡淡一笑，果然发挥了他在县内教育界的影响力，把叔叔安插进我们博潭村小学当校警。

    时逢汶川地震后不久，县内对各中小学加强了管理，博潭小学虽小，校领导却也尽量让管理正规起来，至少是显得正规。正规的标志有好几个，其中有一点和服饰仪表有关。相貌堂堂、风度翩翩是天生的，不能强求，但所有老师要衣服整齐，不一定要皮鞋但至少要是运动鞋，严厉打击穿拖鞋进教室的老师；还有就是尽量让学生穿校服；还有另一个是校警也要穿上正式的保安服。从叔叔对制服的仇恨程度，可以想象让他穿上那衣服目光无神地端坐在小学门口的工作对他有多折磨，他一定从这山寨的警服上想起了过去的水深火热，他一定在看着学生进进出出时，想到世事的荒诞。当然，山寨警察比真警察好的地方就是不需要办案，只每天坐在校门口的小房间里看着外面就行；比真警察不好的地方在于，看着外面看久了，极度犯困却不能睡。本来一个乡村小学，虽说是沾了县城的光，教室也还擦了新灰，篮球场上的铁框也还没锈完，但摆设一个校警，实在是大炮打蚊子，过于小题大做了。而爷爷如何说服校长以及校长的上级增加这么一个职务好把叔叔安插进去，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

    叔叔当了校警几天，没有保护到学生，还差点把几个学生给打了。那天有几个学生进校时指指点点，有人问：“这保安是谁啊？”另一个说：“那‘走神州’家的。”还有一个说：“哦，走神家的啊！那呆子，上次被我拿石子扔都不知道疼，皮真厚。”……一直昏昏欲睡的叔叔操起一根棍子就朝那几个学生扑去，几人见他气势汹汹，哗啦逃散了，他苦于腿脚不便，只能看着几人的背影长叹。打人虽未遂，他却受到了校领导的严厉批评，并告到爷爷处。爷爷不多说话，只去买了一把新锄头回来，哐当扔地上：“你不想当校警，明天锄田挑粪去。”叔叔向学校做出检讨，塞给校长和教导每人一条芙蓉王，才得到校长“下不为例，再犯，滚”的批示。

    博潭小学离我们家两百多米，横着走过长安路，斜着向东走一段，就是掩映在茅草中的学校南门；北面是新建几年的南渡江防洪堤，堤坝外是静静流淌的南渡江，当年曾祖父雄姿英发写下打油诗的地方；东边是茂密的树木和竹丛、过人高的茅草；下课铃响后，是叔叔最安逸舒服的时候，他野兔一般，不断往那些茅草里钻，或者拎着张破网，爬过防洪堤去网鱼。偶尔周末回来，我拿着篮球到小学的篮球场乱投时，总会看到他的身影在高草间闪烁，本想招呼他来一起投，看到他的右脚，想这无疑是对他自尊的强烈打击，也就算了。

    那些浓密的林木茅草间，好像埋进了他很多新的秘密。

    我不清楚叔叔对博潭小学的心情，可我越来越喜欢这个村中的学校。我上小学时，爷爷在县里一个叫大丰华侨农场的中心小学当副校长，顺理成章，我的小学时光就是在那个学校度过的。现在想起，那是一个奇异的学校，除了教学，大丰农场中心小学还担负着种田任务，学校耕种的是可榨糖的白甘蔗，到了开学，除了要交学费，家长还需交上二十根甘蔗苗、十斤袋装磷肥或三十五斤有机肥。五六年级的学生负责把甘蔗种上，定时锄草施肥。甘蔗收获是学校的大节日，师生全部出动，我三年级时第一次参加砍甘蔗运动，实在经不起诱惑，问班主任：“可以吃不？”班主任说：“可以，但被校长抓住，别说是老师教你的。”我没被校长抓住，被副校长陈兴华抓了，他不顾爷孙情，罚我值日一周。更离谱的是，我交学费，爷爷也要去找来甘蔗苗跟肥料。到老师那登记时，那些老师都相当尴尬。由于在这么一个爷爷的看管范围内，我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在下课后，到农场的茶园摘茶籽，或者去钻一钻学校边上芦苇林中那条神秘的地道。博潭小学下课后，空荡荡一座校园，都是我的，围墙圈住的天空、校园东面的荒凉地、茫茫茅草、越过北墙的沙地和南渡江，都是我的。

    是我的。

    4

    地震后的全国默哀日，福山中学自然也降旗哀悼，当鸣笛不知从哪个角落冒出来后，从早上便一直阴沉着的天准时在三分钟默哀开始时落雨，好像有人开启了按钮，真比《新闻联播》还准时。当然，由于事先没有准备，默哀后不少学生淋雨感冒了，每个教室的喷嚏声此起彼伏。或许由于感冒头晕，有个学生老是觉得教室在摇晃，在课堂叫了几次，惹得老师同学都有了“狼来了”的无所谓，但他还是时不时找借口跑到教室外，最后他的同桌研究出其习性，每见到他额头冒汗、嘴唇发青，就先举手说：“老师，我同桌想小便。”很快邻近学期末，美术课很早便停了，给其他主科做出让步，把时间腾出来变成自习课，让学生备考期末考试。这对我来说，自然是要轻松很多，我可以提前放暑假了。天气越来越闷，变得十分怪异，加上人人都内心脆弱，感冒很快在校园里流行起来，说话都带着鼻音，听来个个像周杰伦——由此可见，周杰伦的流行，是有着医学根据的。

    本以为放了暑假，可以在公司全职干三个月，多赚点钱。可公司的所有业务几乎都因地震停下了，办公室里死气沉沉。老板本想裁掉一些人，估计考虑到地震救援的热度一过，便是奥运了，之后的业务肯定会大增，只得牙痒痒地白付薪水，为了对得起他的钱，他组织公司员工帮他编写论文、学术专著并批改作业。而且此君未卜先知，在学校通知我停美术课的当晚，他就给我打电话：“你学校的事应该完了吧？该多多挂心公司的事了吧？”我“挂心”地回到公司，发现每个人都借口查询老板新的学术专著资料，坐在电脑面前上网。我们倒是无所谓，免费的午餐没有，有免费网吧也是让人高兴的。

    同事坐在电脑前，时不时发出惊叫：“好惨。好惨。”大家就猜测，肯定是灾区哪个学校除了旗杆外其他东西全被掩埋了。每个人心中都忐忑不安，这场地震震垮了大家身体内某些看不见的东西，连脚下的大地都不安全了，也不知该信啥了，说不定明天一觉醒来，太阳都没按时上升。同事们时时有末日临近的感觉。

    这种感觉随着徐晓洛的出现，达到高潮。答辩完之后，徐晓洛并没有当即到徐绍俊任职的学校报到，因为距离下一学年开学还有两个月。她也没有去旅游，即使她父亲给了她足够数额的钱给她散心，她觉得在灾情严重时去旅游太残忍，瞒着徐绍俊把钱捐给了红十字会，还找个借口骗说钱丢了。她对设计组人员说这些时，有一股施舍后的得意与炫耀，惹人生厌。她的办公器材很快置备完整，看来她准备在设计组待一段时间了。组里其他人心中都暗暗叫苦，心想她被原先的组长所欺，肯定会在日后的工作中慢慢地把不满加倍还给我们。

    为了打发时间，我就在办公室画画。这里不仅是免费网吧，也免费提供纸笔。徐晓洛围过来，翻看着那些随手涂下的速写，那些速写过于凌乱，我自己也不清楚在画什么。她抽出一幅：“这个，送给我。”那是十多张画中最凌乱的一张，盐水树被风吹歪了，贴着破旧的院墙，画面上也没人，那棵树是从塌了一半的院墙中露出歪斜的树干的，风本来是画不出来的，可我用粗线条涂满了大半张纸，把淡得几乎看不见的院墙遮掩得若有若无，好像这一场风之后，便被吹没了。我说：“你真想要？你是不是想拿回去贴墙上，等没信心时，就看两眼，树立信心和勇气？我乱画的，你别笑话，知道你是美术学院的高材生。”她笑嘻嘻地：“你说的‘高材’是指我身材很高吗？这个，我承认。不过，我没耐心，画得不好，以前做作业，都是找人画的。到了考试，我就找任课老师去，见到他便哭，哭到他主动承诺给我及格，我大学几年是哭过来的。”……

    5

    抵不住陈可樱的央求，我还是去见了陈可樱的男朋友——许飞给她介绍的那个在《下南洋》中担任重要角色的琼剧演员。

    在去见他之前，我觉得许飞是个冤大头。许飞介绍那演员给陈可樱认识，是在一个偶遇的场合，碰到了，开玩笑似的提起：“上次我们都去看了你的戏了，就是《下南洋》，很不错，你唱得好。”琼剧演员说：“客气，客气。”许飞不断朝陈可樱使眼色，怕她直肠直肚说起他曾很不屑这部戏的话来。陈可樱不理他，笑着对琼剧演员说：“你演得真好，我是你的粉丝。”——她对任何人都喊粉丝，使得别人最先成了她的粉丝。琼剧演员说：“我演得不好，关键还是戏好，这部戏刚在全国的戏剧大赛中拿了奖，在竞争那么激烈中拿到奖，真的太不容易了，真的是戏好，和我关系不大的。”

    陈可樱问：“是全国二等奖吧？”琼剧演员说：“你怎么知道的？你猜得真准。”陈可樱说：“一等奖是什么戏啊？是不是豫剧啊？我觉得你的戏应该要拿一等奖。”琼剧演员说：“客气，客气了。拿二等奖就不错了，满足了，满足了。一等奖叫什么名我不太清楚，但据说就是一部豫剧。你真是对戏剧很了解啊！”陈可樱低声对许飞说：“你的头不用当凳子了。”她又转头大声对琼剧演员说：“不了解，不了解，只是感兴趣，就多多关注了。我认识的一个算命先生也对戏曲很感兴趣很了解，他在很久之前就猜测说豫剧能拿一等奖的。”她看着许飞，暗自发笑。琼剧演员说：“哦，算得那么准？有机会一定要介绍我认识认识那位算命先生，我很信算命的。”

    “一定一定！”

    “算命先生”给两人介绍：

    “这是陈可樱。”

    “这是张元庆。”

    ……

    当时估计三个人都没料到，此后，陈可樱会频频跟张元庆联系。张元庆演出任务不少，全省各个地方有大型活动，都会有演出安排。幸好由于这部戏是省内文化界的重要收获和文化符号，代表着一种文化形象，不能降低身段去参与省内各地方的军坡节表演，否则演出会更加频繁。而就是这么一个大忙人，陈可樱能完整地掌握着他的行踪和安排，他每次回海口，都会抽出时间和陈可樱见面。陈可樱后来告诉我，她和张元庆确定关系，是听说许飞有了女朋友之后。我听到许飞的说法是，他是见到陈可樱与张元庆约会频繁，才打算找个女朋友的。这让我更认定了她和许飞之间像在过家家，也就不再有干涉的热情。许飞的女朋友我是见过的，人长得一般，不过声音很勾魂，有当广播电台午夜聊天节目主持人的天分。

    许飞在省内一家门户网站上班，主要工作是组织策划一些摄影采风活动，写一些活动稿件，发一些活动照片；闲时他会和在海南省音乐广播当录音师的朋友一起写一些原创歌曲发到网上，打发无聊的时间。偶尔也有房地产商找上门，他们会写一写商业歌曲，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更多是自娱自乐。于是许飞粉丝虽不少，也有些街头卖盗版碟的人刻录过他们的歌曲来卖，甚至省电视台也在某个节目中把他们的一首歌作为节目主题歌天天播放一分半钟，可他们没在其中赚过一分钱。有时还要赔钱，因为请某些网络歌手录音，也要花钱的。许飞的女朋友之所以变成他女朋友，就是他囊中羞涩，为了省钱造成的结果。许飞写过一首叫《哆咪哆咪》的歌，用细节刻画海口的风情和市井，被网友称为海口美食地图。之后，他和录音师决定突破，决定写一写有历史背景的“定安娘子”。海南定安县的女人以温婉多情著称，那里又是琼剧之乡，有“无定安不成剧团”之称，于是寻找一个会唱琼剧的定安女成了他们这首歌成败的关键。他们在海南广播电视台的一个琼剧选秀节目上物色了一个定安女，长相虽然一般，却声音甜美。联系上之后，那女的说不拿一分钱，也很愿意参与到《定安娘子》的录制当中。当然，这首歌的录制过程，也是许飞和“娘子”的互相勾搭的过程。我在网上听过那首《定安娘子》，演唱果然勾魂，不出三句就酥软了男人的骨头。我很快理解了，为什么许飞会那么快找了一个女朋友，并且还长得很一般——关上灯后，声音的诱惑力是远远超过相貌的。

    许飞和勾魂女在一起，陈可樱当然不能输给他，她就和琼剧演员张元庆变成了情侣。

    说是见面，其实我并没有见到张元庆的本来面貌，他已经涂抹上厚厚的脂粉了，正在给自己画眉。他穿的是素白色的内衬长衫，厚底鞋；戏服和帽子是上台前才要穿上的——这一次，张元庆演的是一部古装戏。这是演出前的后台，陈可樱拿到的赠送票比较靠前，因为演出没开始，她就拉扯着我，让我跟她去后台见见张元庆。她在戏台边角处的幕布处藏着，手指朝正在化装的一群人中一个魁梧的身材一指：“就是他。”我极力想看清脂粉和戏服下的原来面貌，无奈眼力有限，没有紫外线的穿透能力，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将要在戏台上流袖飞舞的生角，一个为小姐所救的落难书生，一个将要中举归来光耀门楣的状元。我很佩服陈可樱，她到底如何能清楚辨认出装都化成这样的那个人？

    清场的工作人员过来，扯了扯幕布，对我们说：“观众，请到观众席坐好，不要到后台来，影响演员化装。”说着挥手让我们离开。陈可樱说：“我认识张元庆的。”清场人员笑了：“我还认识省委书记呢，我还认识国家主席呢！”陈可樱不理他，喊起来：“元庆，元庆！”张元庆回头，走了过来，清场人员才去打理别的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身躯，腰板浑圆，脸相端庄，有着状元郎的正气和庄重，但这，感觉和我太遥远，我觉得这么一个人和陈可樱，隔着千重山万条水，隔着古代和现代，隔着茫茫几百年。

    张元庆说：“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想见你了。”陈可樱毫不掩饰。

    张元庆却有点尴尬，左看右看，好像害怕被人发现。

    他的注意力终于转到我身上，因为陈可樱一直扯着我的衣角。他说：“你是？”

    “这是我小哥，我跟你说过的。”

    “对，对，你说过的。你去坐好吧，对票入座，别占了人家的位置，这表演，很正式的。别影响布置舞台，去坐好吧。”

    “我就在这看看你化装咯！不影响的。”

    “你不怕人家占了你位？”

    “不是有票吗？”

    “……”

    “我带我小哥来认识认识你。”

    “有机会的，我现在正忙着呢！”

    “那散场了，我来找你。”

    “再说吧，我给你电话。你等我电话就是。”

    他朝我挥挥手，就回到化妆箱前，对着镜子继续描眉补粉。回到观众席坐好，陈可樱一直闷闷不乐。坐了好一会，她好像为了调节气氛，说：“小哥，你觉得他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长得怎么样？合不合适我？”

    “长得怎么样？我又没看清楚，他化那么厚的妆，我认不出来。”

    “哼，给你化更厚的，你也没他好看。那你说适不适合？”

    “不适合。”

    “为什么？”

    “不清楚，我就是觉得不适合。”

    “那你觉得谁适合？许飞吗？”

    “他更不适合，你要找老公，这两个人都不是好选择。”

    陈可樱头就低下去，想了好久，她说：“小哥，其实，我也觉得不合。可是我爸赶得很紧。”

    “叔公那，我跟他说，他又不是不讲道理。”

    “小哥，你不知道的。”

    “我又不知道什么了？”

    “反正你就是不知道。”

    她又是那种说不出的眼神，又是遗像上曾祖父流动的眼神——说实话，我对曾祖父这样的眼神，已经充满了恨意，家人都在这目光的笼罩之下，不得安生。幸好幕落灯灭，她的脸消失在黑暗中。戏台上再亮起灯时，她又显出特别的兴奋，不断地期待每一个角色上场，期待着即将上场的，就是那个不适合她的张元庆。我的心根本没在戏上，台上才子佳人走马观花，我却在音乐响起时就开始犯困。这几乎是我的臭毛病，在人声熙攘时，我最容易沉沉睡去，而全无声息时，我反而焦躁不安。这毛病是在大学养成的。

    大学四年里，我几乎每晚失眠，而白天上课时，我却总是在上课铃响后犯困，在老师讲课五分钟后准时入睡。当时的邓论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为了显示她的学识渊博，常给我们讲一些时事政治。有一次讲到巴以冲突，她说，说到这两个国家冲突的起源，和一本古老的书有关，有谁知道那本书吗？她让知道的人举手回答，两百多个人的大班里，已经有人回答了十几个答案，全不沾边，教室里静悄悄，有股紧张的气氛把我逼醒了。为了破坏这安静，我从迷糊中举手，女老师自然叫我回答。我站起来后，脑子空白，旁边的同学掩嘴笑，也有的低声说：“愿主保护你。”他的话提醒了我，我决定死就死得荒谬点，喊：“《圣经》！”这个回答太过跳跃，班上的同学笑声四起，不料老师却在那些人停下来后，说：“不错，正是《圣经》，你叫什么名字？”由于这一回答，我的邓论成绩在两百多人中名列第一，成为我大学唯一的光荣。而现在，我发觉，我每次都能在琼剧的乐曲中重返大学课堂，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前在课堂上从不做梦，而现在，梦从没断过。我仔细想过区别的原因，结论是，当时她就坐在我的左前方。这里的“她”后来成为了我大学最后两年的女朋友，也就是那个我亲自送她上车去深圳，她很快嫁人并且要给我看她儿子照片的那个人。当时在课堂上睡着前总觉得，有个你喜欢的人，就坐在你左前方，你斜靠着脸睡的时候，一睁开眼总能看到她的背影和长发，是多么让人睡得心安的事。现在，视线之内永远是空荡荡的，视线之内永远少了一个让我心安的人，多了一块空荡荡的“空”。

    或许我扯得太远了，从剧院说到了几年前的教室，这是因为，我在剧院里睡着后梦见她了。我在梦中就清楚是在做梦，可我竟然坚信我醒来后，睁开眼，还能看到她，看到那个已经和一个转业军人结婚生小孩的她。

    我睁开眼，看到的，是陈可樱。她已经安静如一尊雕像，舞台的光打在她脸上，她安静地看着，张元庆已经在台上了。我记忆中她这么纯净的形象，已经是她婴儿的时候了。当时我三岁多，看到她在摇篮里，觉得那该是世上最清澈的东西了吧。她现在有这么一副看着别人的神情，我知道，在某种意义上，她跟陈蔚洲一样，深深陷入了某种不能自拔的东西里，将要远远离我们而去，她也将是我们家永不回头的浪子。陈可樱又在帮我捏着后颈，指尖冰凉，那是一双要给台上那个人牵住的手。

    散场后，我陪可樱在剧院门口一个小卖部喝水，她在等张元庆的电话。她不说话，我也不好说什么，我刚睡醒，精神很好，一瓶接一瓶地喝着。一个小时后，我说：“你打去问问。”她掏出手机，拨了个号，递给我：“你来问，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接过来，听了三秒，还给她，站起来：“你回去睡吧。”

    “怎么了？”

    “关机了！”

    陈蔚洲的日记 三

    2007年5月18日 星期五 天，空落落

    无用的愁闷销蚀了我的斗志。我甚至以为：一切皆空。

    我才多少岁啊？

    但我总是有写的欲望，可，在高考临近时，这胡言乱语的自我涂写，无疑是一种变相的自杀。我想把痛苦和爱写尽，赠予你。每天的南风实在太猛，午睡的欲望也吹没了。真是的，午睡居然是一种可怕的行为，临近那个决断日子的时候，每一个浪费光阴的举动，都让人胆战。歆，你也午睡了吧，何时养成的习惯呢？在太阳热烈时，慵懒地睡去，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符合水的流动和星辰的运转。想来的确有趣，为什么我的心总是向着你，动作和语气总是学着你，发觉后，我又不断否定着这行为。你是不是觉得很可笑？

    歆，你倾听：要行动，就不必考虑行为的好与坏；要爱，就不必顾忌这爱是善还是恶。

    歆，我要教会你爱，教会你热情奔放。

    歆，我不要休息，但我求逝者长眠。唯恐在世时未能实现的愿望、未能耗散的精力，在我故世后又去折磨我，我希望在人世间，内心的爱和期望尽情表达，真正心满意足了，才完全绝望地死去。

    忧伤无非是低落的热气，悲剧无非是执着的激情。

    对于家人，我自私到了极点，无以为报。这些天，我希望家人不要也因为我即将临近的高考而受折磨，我的父亲、母亲和祖父，叔公一家，挂在墙上的曾祖父母，他们都在为我而担忧。我一生无所成就，这是命中注定的事。这也是你不愿接受我的原因吧。我认命，但我那颗心过于坚硬，可也正因为坚硬而易碎，不似橡皮筋一样柔软随性。

    还记得我几天前提到的那头牛吗？

    那头在我身后喊我的牛。此后的好几个夜里，我在睡梦中，都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从没应过，也不知道喊者是谁。这是让人伤心的折磨，我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纠缠上了，我几乎快要疯了。或者说，我已经疯了，只是我不承认而已；再或者说，我已经承认我疯了，但我不愿让我的家人知道，所以我装得一切如常。你会理解这样的感受吗？你会理解吗？你无法知晓的东西，就在纠缠着你，让你无法摆脱。我梦到了那头牛，它对我说，它爱上了它身为人类的主人，在其他人对自己的牛不断挥鞭和诅咒时，它的主人待它极好。但它逃跑了。没人能懂它的心，包括它的主人。可是，它知道我是懂的，便来找我了。这个梦是不是太过怪诞了？事实上，我后来再回了几次村里，也从来没有发现有那头牛，那头陌生的牛。

    这一切不过是我虚幻的想象，不过是我神经过敏的产物。

    歆，我该怎么跟你说这么一种苦痛呢？当月光照到井中时，我都在想，月光落到水面，会不会惊起“扑通”的一声，会不会在水中，泛散它的辉光？一个人想得太多，而且还不由自主地想，那种纠缠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我越来越无法忍受了。可，能怎么办呢？我有对我期望极高的家人，我有对我希望极高的自己，我还要为你，把自己修炼成不败之身，我能和谁人说纠缠呢？我一开口，就是伤害，就是往家人的伤口抹盐，是刺破家人希望气球的那根针，是压垮骆驼身躯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多愿，我有一天能用忍受把这一切给消化没了。

    有那一天吗？我不会在那天到来前就掩饰不住，变成一个衣衫破烂的疯子吗？

    我不能跟任何人说，在日记本里写下的，有一天，你终会看得到的是吗？要是你看到的那天云淡风轻，多好；要是你看到的那天，江水泱泱波光银，多好。总会有那一天的，是吗？

    若是想得极端点，正常人与不正常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总会有死去的一天，人生出来，不过是为了化为灰尘的那一刻。难道不是吗？一切皆空，甚至，连空，都是空的。

    可，为何要这么想呢？我才多少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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